“这是第一次有媒体人进我们家拍摄。”韩寒说。家里略为杂乱，看来让记者进门也是一个临时决定。他明显没有刻意修饰外形，尽管是事先约好了拍照。
2012年2月8日中午时分，坐上由韩寒赛车搭档开的房车，去韩寒在上海郊区的家里接他，前一天约好要在他的母校松江二中拍几张照片。韩寒家所在的小区巨大而且形似迷宫，离地铁终点站莘庄还有半个小时的士车程。
没过多久，韩寒湿着头发从远处走来，开口说：“王老师你好。”然后有点紧张地问：“我们能不能不去松江二中拍？可以直接在我家拍（之前我提过这个请求），最近正好要去二中有个演讲。”我猜测，他是怕现在在学校露面会引起围观。“要不我们迅速地在校门口拍几张就撤？”我征求他的意见，他略微思忖下同意了。
松江二中的校门古朴典雅，很像围城中的城门，门口的保安当然认得他。韩寒随意地换了几个姿势。下午时分，学生们都在上课，行人稀少，但仍然有几个路人认出了韩寒，他们跑过来要求合影签名。韩寒很放松地和粉丝们聊了聊，其间还被一个老教师叫住，老人用力拍着他的肩膀说：“我们都支持你的！”
校园的大路上挂着各种励志条幅，尽头是毛泽东书“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照壁。我问韩寒要不要去那里拍一张，他笑了笑拒绝了。
韩寒说话声音温和，相处随意，目光清澈，经常像个羞怯的男生；同时他又很坦然，不回避任何个人问题和政治问题。他说他手稿干净是为了投稿给编辑好印象，包括从小练字也是因为这个。在房车里谈起方舟子，他总是大笑出来，做捶地动作。韩寒有一种第一次见面就让人喜爱的能力。偶尔他会看着窗外发愣，或对着手机乐。他明显没有刻意修饰外形，却自有一番风流态度。头发很久没有理了，嘴角任意长出髭须，尽管是事先约好了拍照。“我从不收拾，拍照通常是洗个头就出来了。”后来的几天，他一直穿着那身衣服。韩寒妻子跟我说，他脚上的那双鞋也穿了六年了。
韩寒的书房也就十平米大小，书架的小一半是各式头盔和奖杯，书的门类很杂。我说你要不要先整理一下？免得有什么不适宜曝光的被拍到了。韩寒立刻故作紧张地巡视了两秒钟，说：“对啊！我得看看有没有毛片。”
外间有他的女儿，家里略为杂乱，看来我被允许进来拍照也是临时决定。进门时他的父亲韩仁均正在上网。我希望父子俩拍张合影，结果韩叔叔比儿子更为羞怯地很快闪开了。韩寒坐在电脑前，电脑桌面是他的女儿。“这是第一次有媒体人进我们家拍摄，”韩寒说，“那是因为是你们报啊，我在中学时就看这报纸。”
韩寒的工作室也在同一个小区，他租了一套住宅，《独唱团》就是在那儿生下来的。办公室里有一种轻歌曼舞的气氛，都是年轻人。韩寒和他们嘻嘻哈哈，更像个同事，据说他经常被恶搞，拍合影时，他是坚决不坐中间那把唯一的椅子的。
时间衔接挺紧，某杂志的一班人马正在摄影棚等着拍他的封面大片。韩寒自始至终温和地配合，从不高声讲话，偶尔会迟疑地嘟囔几句：“我不太适合这个造型吧？”化妆期间杂志摄影师与他聊赛车，他才略微兴奋，语气专业且严肃。也聊摄影，他对徕卡等很多器材也挺熟悉。
拍照时，妻子在一边笑着打趣他：你能不能别笑得那么陈冠希？他笑答：“不是有人说过么？冠希老师的摄影境界不是你们能理解的。”等待布光时，妻子在沙发上跟朋友分享手机中的女儿照片，他一个人在背景布前低头踱步，影子在后面拉得很长很大，前面是在为他忙碌的十数人等。
今年，韩寒就要满30岁了。
差生韩寒
2012-02-16 14:02:22来源:南方周末
韩寒从未承认，在随性和天才的姿态背后，以差生形象出场的他承受过巨大落寞与压力。十余年来韩寒努力证明自己：2000年《三重门》出版；2008年介入公共意见空间。挖掘两个成名点前的经历可以发现：说服更多的人，同时引发更多质疑批评——这似是“差生”韩寒难以改变的人生戏码。
《三重门》的结尾像是韩寒对自己的预言：故事的主角林雨翔走出校门，“一张落寞的脸消融在夕阳里”。
退学走出校园的那一刻，作为一个以仅有的方式一直努力证明自己的差生韩寒，“不会承认，但他一定是那样的心情”。
出道逾十年，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但如果回到十多年前的起点，韩寒的出场更像是一个笑话。
1998年9月份，秋季开学的那天，如果你在上海松江二中的校园里头，刚好路过高一（7）班，就有机会看到这样一幕——
松江二中校门口的韩寒，他曾是这里最出名的差生。成名多年之后，正在经历风波的韩寒似乎又回到了当年：他需要更努力更艰难地证明自己。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一个又黑又瘦、头发蓬乱的高一新生站起来，轮到他向全班作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韩寒。韩是韩寒的韩，寒是韩寒的寒。”底下笑成一团。接着，他又郑重其事地说：“从今往后，松江二中写文章的，我称第二，就没有人敢称第一。”
教室里一片欢腾，笑声中有嘲弄的味道。
他的确不像个“写文章的”。来自金山区的少年韩寒，晒得黝黑，像刚从难民营走出来，他入学是以体育特招生的身份，这意味着在这所知名重点中学，韩寒的“地位”相当地不高；这也意味着一整个夏天，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跟着田径队在炎炎烈日下一圈一圈地跑。
听到韩寒自我介绍的时候，新同桌陆乐，还有隔两排远的沈宏伟也都笑起来，他们不清楚这小子凭什么这么狂；那时候是三好学生的陆乐回忆：“一般来说体育特招生成绩都不会好，谁相信他会写‘作文’？”
但接下来沈宏伟和陆乐很快就相信了，在短暂的同校时间里韩寒迅速证明了自己。但如今，沈宏伟、陆乐，以及当年那些同样被信服的同学们发现，韩寒再一次需要向更多的人证明自己——十多年时间中，韩寒一直在做着同样的一件事，但至今似乎仍未完成。一夜之间，韩寒就像又回到了那个笑话一般的起点。
会写作文，也是会写作文的差生
1998-1999年秋季学期开始了，在陆乐的观察里，这个体育生的懒和不听话很快就露出马脚，他除了上语文课，其他课程几乎从不听讲。他在书桌上码了一大堆书，砌成一道墙来遮挡老师的视线，自己在底下看一些稀奇古怪的书，一本接一本。不看书的时候他就不停地写东西，晚自习的时候他也在不停地写，作业也不做。这看起来完全是人们在学校里经常看到的不听话的差生。
但晚上回到宿舍，他经常和同学聊起某某作家的某某作品，这是他情绪最高昂的时候，他对睡在对面铺的沈宏伟说：“全世界用汉语写字的人里头，钱锺书是第一，我是第三。”那时候的沈宏伟听得一脸茫然：“钱锺书是谁？”
开学后不久，几次测验考试的成绩很快就下来了，韩寒毫无意外地考得一塌糊涂。可是看起来韩寒并不在乎，只是继续沉到那堆民国作品和历史古籍中。“他的性格总是慢悠悠，不着急，无所谓。后来因为在宿舍不讲卫生连累大家被扣分，有同学建议要把他赶出去，他也不生气，还是乐呵呵。”沈宏伟说。在韩寒的推荐下，他也开始翻《围城》。
金山少年的优点是认真的时候一手字写得非常漂亮，语文老师戴金娜把班级的黑板报交给他去写。同班同学潘超安也是寄宿生，有时韩寒课后或周末写黑板报的时候他也在教室里。他发现别人是抄黑板报，而韩寒却是真的“写”黑板报——手上什么东西也没有，想到什么随手就写上去，居然也是一篇很棒的文章——如果不去理会那些错别字的话。
陆乐也发现，韩寒会写文章并非吹牛，有时候韩寒把一些刚刚写好的文章直接拿给他看，文字妙趣横生，看得他乐不可支。
这种急智和文才其实很早以前就显露出来了，只是刚到松江二中的时候无人知晓。初中时候韩寒刚进罗星中学，写的第一篇作文《我》就被当时的语文老师彭令凤赞赏不已。彭令凤如今已经退休，住在上海市区，她在电话里头说，在教学生涯里从来没见过这么早熟的学生。“初中开始写作文风就很老练、诙谐，而且他看问题的角度跟同龄人完全不同。”彭令凤发现，闭卷考试的时候其他学生花半小时才能写好的作文，韩寒通常十分钟就写好了，而且接题就做，下笔成文，基本上不做改动。
写作才能几乎是少年韩寒身上唯一值得一提的“亮点”，他的初中三年实际上过得并不愉快，更多时候他的少年生涯是作为“差生”被其他人见证着——上课走神，不守纪律，不交作业，生活邋遢，有时候甚至连作业本都能不翼而飞。如今老师们自然不再说他“坏话”，但是实际上有一段时间，作为一种惩罚，少年韩寒被老师单独拎出来，一个人坐在讲台边上，背后是整个班众目睽睽的目光。
韩的父亲韩仁均为了照顾他读书，把家从亭林镇搬到了离初中较近的朱泾镇，他母亲每天在朱泾和亭林之间挤公交车来回奔波。
这对父子有十分亲昵的一面，在一张老照片里，儿子捏着父亲的脸，两人笑得脸上只剩两排白牙。从初中开始，由于学业的问题，韩寒和家人的关系逐渐显露出紧张的一面，有一次因为韩寒没交作业，韩仁均被老师喊到办公室，父亲对着儿子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在很长时间里韩寒被视作两面：写作上的令人惊喜和传统意义上的坏榜样。新概念作文获奖、《三重门》出版，都难以改变这一点。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坏孩子的舞台在萌芽
1998年是赵长天到《萌芽》杂志社任主编第三年，那时候杂志社还没搬到现在巨鹿路这个别致的小院落里。
赵长天清癯，说话的时候喜欢伸出细长的五指，有老式文人的有条不紊，但1998年做这个主编其实焦虑不堪，时常要低声下气地四处找上海的大企业要钱。
当时他在寻找一个机会，要把这本文学杂志拖出泥潭。巅峰时期《萌芽》的发行量是30万份，而到了1995年赵长天接手的时候，只剩下1万份。所有文学杂志都会对那段时期记忆深刻，“全民经商了，作家都下海了”，《萌芽》剩下的读者都是一些已经进入中年的铁杆读者。
那年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刚开始热播；四通利方摇身变成新浪网，网易搜狐开始崛起，网络时代隐约在望；作家李敬泽跟朋友在北京聚到一起，商量的还是怎么推出一批“70后”作家，最后作者登出来的照片都是女孩们的艺术照，眼看着严肃的文学活动变成了选秀。对文学杂志来说，这是那个年代的基本背景。
赵长天开始大力改造这份杂志，刊发了大量的纪实作品，甚至在这本文学杂志上登足球明星范志毅的大块头文章。但是杂志始终没有大的起色。
1997年，赵长天和他的同仁开始新的努力——要寻找一批年轻的创作者。一开始找中学教师推荐，收到的都是当时学校里的“优秀作文”，内容千篇一律，毫无朝气，赵长天决定由《萌芽》自己来找，李其纲提议举办一个面向学生的作文大赛，声势要大，要获得高校的支持。赵长天和李其纲一起拜访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常务副校长王铁仙，找到了复旦大学人文学院的陈思和，很快谈妥了上海本地的这两家高校。
在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的追念活动上，赵长天见到了陈伯吹的儿子，当时的北大校长陈佳洱，聊起了筹划中的“新概念作文大赛”，陈佳洱当即表示北大要全力支持。后来在南京，在谢晋的电影《鸦片战争》剧本讨论会上，赵长天又遇到了南京大学副校长董健，董健也表态支持。
到了1998年，“新概念作文大赛”已经有了眉目，但彼时没有人可以预见这项赛事的未来。那一批后来成为80后作家领军人物的孩子们还淹没在人海当中。
被邀请来当评委的作家叶兆言当时心头始终悬着一个疑问，“这个事情靠不靠谱？当时我、铁凝和方方其实心里都在担心，很可能办这么一届就黄了。”当时的赛事总干事李其纲甚至做好了心理准备，最后很可能一篇像样的稿件也找不到。
80后这代人那时候看起来极为平庸，“好孩子”中规中矩，死气沉沉，“坏孩子”染了头发，忙着学“古惑仔”，报刊上开始用“垮掉的一代”这样的外来词汇形容成年人对他们的担忧。
灰头土脸与招人喜爱
赵长天、李其纲在大江南北的高校四处奔行的时候，那个又黑又瘦的少年韩寒还在二中的操场上一圈圈跑步，课上课下一刻不停地读老师们都没读过的“怪书”，写一些民国腔调的文章。
松江二中的宿舍生涯让“问题少年”韩寒有机会更放肆地看书和写作——起码不用像在老家，考砸了的时候，他在前面逃跑，韩仁均在后面追，邻居在后头拉。
宿舍是两室一厅，报到当天，沈宏伟在宿舍里第一次见到韩寒。那时候韩的母亲帮他整理床铺，像所有不厌其烦的母亲一样絮絮叨叨地交待学习和生活，韩寒在一边默不作声。
后来在《那些人那些事》里面，韩寒提到了对松江二中寄宿生活的无比神往。对别的孩子来说可能面临着生活的不适，对韩寒来说倒更像是一种自由和解脱。
在一份韩寒向韩仁均索要的书单里，可以看到，那个年纪的韩寒已经在翻阅绝大多数成年人不会去看的书，书单上包括《榆下说书》《西溪丛语》《分甘餘話》《东坡志林》《芦浦笔记》……韩寒准备了一个小本子，专门用来摘抄读到的各种段落，经常刻意用到文章里头炫耀学识。
寄宿生活起码有一点与少年韩寒的期待相符，松江二中这个学校在当时的确有着很多内地学校不及的开明气氛，这是一所诞生于1904年的老学校，初次到这里参观的人会以为走进了一个古香古色的大学，图书馆的外墙是条纹细腻的红砖，校门出人意料的是一座始建于千年前的古城门。
松江二中的老师们组织学生开办文学社、戏剧社、诗歌社，当时的文学社指导老师是邱剑云。他如今年纪已经很大，退而不休，时常还在学校帮忙，戴顶圆帽，头发贴着脑门，说话沉稳，是一位敦厚的长者。和记者见面时，他站在松江二中那个古城门做的校门下，像是民国人物穿越而来。
和同学们一开始看到的那个学习糟糕的体育生韩寒完全不同，1998年邱剑云第一次读到高一新生韩寒的文章，看到的是那个成熟老练的睿智少年。前一个韩寒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后一个韩寒才华横溢招人喜爱。
韩寒进松江二中不久，买了一本邱剑云写的新书，三天后他读完那40多万字，对人说：“这本书还可以，将来我会比邱老师写得好。”这话后来传到邱剑云的耳朵里，他感到十分高兴，锐气十足的少年在那个时代已经不多见了。
当时进入文学社并不容易，整个学校社员只有24名，需要先自己报名，再经班级语文老师推荐，最后参加考试，通过之后再由邱剑云亲笔写通知吸纳入社。
韩寒由于功课成绩严重不平衡，并没有获得老师推荐，他自己又去找到了邱剑云要求参加，邱剑云最终答应韩寒来参加考试，之后给了他一个“特殊编外社员”的身份。
韩寒给文学社写了不少文章，现在找得到的有两篇，一篇是《戏说老鼠》，一篇是《三轮车》，后来都被邱剑云收录到一本二中学生优秀作文集锦里，书名叫《山阴道上》，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少年韩寒对钱锺书的崇拜在这两篇文章里到处可见，《三轮车》开篇第一句就是“我有个和钱锺书先生一样的毛病”。《戏说老鼠》里面则学着钱锺书吊了很多书袋，引用了《诗经》、《三国志》、《史记》、《挥尘新谈》……这两篇文章也深得高一（7）班班主任、语文老师戴金娜的赞赏，她给的评语是：“老练辛辣”、“见微知著”。
当时的韩寒还去参加了诗歌社的课程，指导老师是吕玉萍。她对韩寒的才华印象极深，有一次诗歌课上大家写诗，韩寒很快写了一首，横着读意思庄重，竖着读却是恶搞。
1998年12月的一天晚上，教室的电视机里播放《新闻联播》，一则消息说钱锺书去世了，正在教室里晚自习的韩寒突然激动地站起来，走到电视前，他盯着电视机良久，转身对班上的同学说，以后这个世界上写文章，我就是第二了，排他前头就剩个李敖。
这一次，教室里没人笑。
无可救药和孤注一掷
这个口无遮拦，自以为是的“差生”很快就在校园里出名了，会长跑，会写文章，还能在联欢会上唱歌，性格极为随和，说话妙语不断，他赢得了很多同学的崇拜。
有一次在食堂，韩寒指着碗里的饭跟同班同学说：“就吃饭这个事情，我马上就能写出5000字。”和开学时候大家一阵哄堂大笑不同，这次同学们毫不怀疑。
除了写文章，韩寒在所有科目上的表现都是极为糟糕。邱剑云不时听到其他老师议论起韩寒：很多卷子他不做，只是在空白处对卷子本身作一番让人哭笑不得的点评，甚至连语文试卷也不好好做，数一数差不多赚够60分就停笔了。
邱剑云曾经在文章里用六个字形容了那时候的少年韩寒：才气、狂气、勇气。他特别强调了勇气——“为了写作，放弃了数理化，不求走遍天下，只顾驰骋笔下。”
听起来十分潇洒，但放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一团乱麻。韩仁均越来越多地被学校喊去松江，他乘坐一辆公共汽车，又转乘另一辆公共汽车，只是为了到学校听老师对韩寒的批评，然后又匆匆赶回金山。
有一次韩仁均请了假，花了一个下午赶往学校，发现仅仅是因为韩寒一条毛巾没挂好，导致宿舍被扣了分。韩仁均怒火中烧，抓住韩寒一顿暴打。
“差生”韩寒在当时给家人带来的更多是无尽的压力，在朋友和邻居那里抬不起头来，家里有个上课不听讲，考试不做题的“小流氓”从来不是件风光的事。
韩寒的生活更是随心随性。沈杰是当时的寝室长，十几年后说起韩寒依然大摇其头，那时候宿舍卫生评比扣分都是扣在韩寒身上。沈宏伟冬天打水回宿舍，用半壶水夜里泡脚，剩半壶第二天刷牙，第二天一早经常发现水壶里的水一滴不剩，然后韩寒就会嬉皮笑脸地站出来承认是他喝了。
只有一件写作能让韩寒专心致志。十多年后的今天，再说起韩寒，他的同学们对细节的记忆已经模糊，但有一幕场景出现在他们共同描述的回忆里，就是在教室一角，那个永远都在埋头看书埋头写作的少年。
松江二中的教学楼是三座上世纪前半叶的建筑，每座楼都有一个门洞。高一（7）班的门口有个走廊，陆乐发现，有一段时间韩寒经常坐在那里发呆，背靠廊柱，从那个位置望出去刚好是高一、高二、高三三座教学楼的三重门洞。后来，韩寒向死党们秘密宣布，他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
十三年后，陆乐、沈杰、沈宏伟、潘超安有的成了城管，有的成了电信职员，有的成了医生，他们偶尔还在一起踢球，但人生轨迹已经截然不同。他们在各自办公室的电脑前，在手机上，看到了韩寒“代笔门”事件。在互联网上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已经很清楚答案，因为他们是《三重门》这本书写作的见证者。
韩寒每写完一部分，就把稿纸递给陆乐，陆乐看完又传给周围的同学，有时候韩寒还在宿舍里得意洋洋地念给沈宏伟、沈杰一干人等听。这是一个关于“林雨翔”的故事，里面处处有韩寒和这帮死党们生活的痕迹。小说里提到一个词“尿崩”的英文翻译，陆乐还记得这是当时他们一群少年课下无聊中探讨的话题。
陆乐有时候也翻看韩寒的“小本子”，里面记满了各种书名、段子、英语和拉丁文，陆乐相信这些内容后来都被用到了《三重门》里。对陆乐来说，《三重门》从来不是突然冒出来的，韩寒也不是横空出世的天才，他只是普通的高中生，所有人在用功准备考试的时候，他永远在勤奋地看闲书和勤奋地写东西，一刻不停。
后来人们为那个写《三重门》的韩寒感到惊奇，并没有留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每一个年轻人汇聚的校园里都会有类似的“才子”传奇，他们是痴迷文学的少年，写一手同学间四处传阅的好文章，有的“迷途知返”之后“全面发展”考进大学，有的转舵无力被时代的浪潮淹没。一个偏才少年首先面临的是压力，而非人所艳羡的名望。一本小说除了满足创作的愉悦感，在当时实际上无法兑换成任何东西。
韩寒的朋友们知道：这个传统意义上无可救药、给家庭带来无穷压力的差生，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证明自己。只是在当时，韩寒的证明方式显得绝望、疯狂、孤注一掷。
韩寒埋头写到后来，上课时老师们不再点他名，也不干涉他。“有一时间实际上已经放弃劝他了。”潘超安说。
“一张落寞的脸消融在夕阳里”
时间进入1999年，经过长时间的准备，《萌芽》杂志的努力有了结果，新概念作文大赛终于办了起来。初赛收到了四千多份稿件，这个参赛数跟现在比十分寒碜，但却已经足以打破当时所有组织者和评委心头的担忧。
十多年后人们再讨论这届作文比赛时常会忘了，那一届的少男少女们拿出的作品，并不仅仅是韩寒的《求医》和《书店》，还包括陈佳勇的《来自沈庄的报告》、刘嘉俊的《物理班》、宋静茹的《孩子》和一个初二女生丁妍的《东京爱情故事》等，这些作品很长时间里在学生间争相传阅和模仿。而评委对80后释放出来的创作能量表示难以置信，王蒙当时激动地说：“我们可以就此搁笔了。”
但是在运作上，这届大赛尚处在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新概念作文大赛工作委员会总干事李其纲回忆，整个大赛只在《新民晚报》作了点宣传，外地学生能不能知道这个比赛完全靠运气。虽然杂志社给各个外地的中学寄去海报，但事实上很多海报就一直躺在学校的收发室里了。由于宣传乏力，这个比赛的初赛收到的稿件大部分来自上海。
当时河南一个高三女学生、后来获得一等奖的王越就是在自习时偷看《中国青年报》，读到了一篇关于赛事的报道才去报了名。从报名，到获奖，再到保送南开，当时简直是一系列意外。“第一届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比赛，谁会把宝押在上面？”王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对已经“无可救药”的韩寒来说，这几乎就是他孤注一掷的押宝。
但意外是，身处上海的韩寒并没有收到复赛通知。
1999年，3月28日上午，大赛的评选在上海青松城大酒店举行。所有工委和评委坐在一个大房间里评阅稿件，在场的作家包括：王蒙、铁凝、方方、叶兆言、叶辛，大学教授包括：时任南京大学副校长董健，北京大学中文系程郁缀、中文系曹文轩，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等人。
在确定一二等奖名单后，叶兆言发现韩寒没来考试，他提议是否通知韩寒前来补考。据叶兆言、方方、赵长天、程郁缀等人回忆，在场的所有作家和教授一致表示同意。
等韩寒赶到考场的时候，他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房间补考。那是一个标准间客房，正中间摆两张床，床的对面摆一个电视柜和一张书桌。韩寒就在书桌上应考。
李其纲受评委们委托负责出题，他把一张纸放进水杯里，随后离开。而另一位编辑林青则奉副主编桂未明之命给韩寒监考。
韩寒面前的杯子里，一团纸缓缓展开。“我想到的是人性，尤其是中国的民族劣根性。”他拿起笔写下了第一句。
现在人们很难说清楚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给了韩寒机会，还是韩寒成就了这项赛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二者轨迹交叉的时候，一个正在低谷，一个默默无闻。而如果没有后来的韩寒，自然也就没有后来人们对他的一切热捧、抨击、崇拜和质疑。但当时他几乎失去了这个机会。
在那个房间里，少年韩寒纹丝不动地写了一个多小时，既没喝水，也没上厕所。林青将房门关好，坐在房间里盯着韩寒，一个多小时也纹丝不动。林青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回忆，整个过程中韩寒只说了一句话：“老师我写好了”，然后离开房间，林青就起身将试卷卷好交给了桂未明。
再后来发生的事情已经广为人知，这篇《杯中窥人》流传甚广，偏科少年韩寒引起媒体关注，随后一年，《三重门》出版，韩寒七门功课挂科，最终不得不退学。
沈宏伟如今越来越觉得《三重门》的结尾是韩寒对自己的预言，故事的主角林雨翔走出校门，“一张落寞的脸消融在夕阳里”。
退学走出校园的那一刻，“韩寒不会承认，但他一定是那样的心情。”
2000年《三重门》的出版并没有让“差生”韩寒证明自己，反而让他在学校里面临着更大压力。以前在课堂上互不干涉的老师开始不断出言讥讽：“出了名就不用听课了”，同龄人之间实际上也互不服气，文学社社员的一篇批评文章里写道：“大家都知道韩寒这样发展下去绝对成不了钱锺书，甚至当个自由撰稿人或当个报刊编辑都存在许多困难……”
当那个差生韩寒走出松江二中的时候，内心动荡，性格倔强，他对抗成人世界的态度更像是要确信自己的道路。对未来实际上他一无所知，当他从郊区走进城市，他第一次紧张地坐上飞机，他不知道电梯按向下的箭头是要让电梯向下走，还是乘客要向下。
在松江二中巍峨的校门背后是一个少年的世界。此后他的所有荣耀都奠基于此。他离开的时候，难称愉快的少年生涯从此结束，而后来巨大的辉煌与争议还远未来临。
【一家之言】韩寒失策的诉讼
2012-02-02 17:35:51来源:南方周末
言论自由是思想花朵得到生发的土壤。没有对手，你和谁磨刀论剑？何由生长、开放？
我在微博上写篇短文，说当年梁实秋被鲁迅骂作“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也未见梁实秋起诉。文人之间的笔墨官司，应当笔墨打，提起诉讼是不智之举。有人指我为法盲。其实我的这种思想，并非专为韩寒炮制。早在2003年，我就在《检察日报》上发表“梁实秋是条狗吗”一文。文中说：“掐住媒体的喉咙就是掐住自己的喉咙。鲁迅没有倒在梁实秋的笔下，我们不希望他倒在判官的笔下。”这一论断，至今不悔。
韩寒认为他人侵犯名誉，当然有权起诉。但有权利，并非一定要行使。是否诉讼涉及策略选择。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如果不进行诉讼，韩寒只要让大众而不是方舟子相信，文章是自己写的，即为已足。如果涉讼，则必须论证方舟子的言论，超出言论自由的范畴，这个就难了。
我一向以为，文人笔墨之争，有如骑士决斗，应当以笔当戈，直接将对手斩落马下。借助官府之手，胜之不武。韩寒起诉，在我看来是一种示弱，如同孙悟空，打不过妖怪就去请大神。此外，赢得名誉并非一定要借助司法。名誉是社会的判断，相信只有法官能够还你清白，是变相地不相信大众自有火眼金睛。当然，法庭有其便利之处，可以将证据验实，让事实更清晰。但韩方之争，在我看来，自韩寒将书稿展示以后，事实即已明朗。愿意明白的，已经明白；不愿意明白的，即便法官判决，依然不愿意明白，何必多此一举？更深的问题是，如果方舟子不服，即便法庭判令道歉，一个不发自内心的道歉，有意义吗？强令道歉是我国民法上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但法理上，如果本人坚不道歉，法院无法强制，只能由法院写文章，以被告名义登在报刊上。美国法上，认为强令道歉，违反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保护言论自由和良心自由，法律上无此制度。韩国宪法法院认定其违宪，但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不认其违宪。
律师陈有西先生认为：方舟子对韩寒的质疑，不属于文艺批评，也不是文艺理论的百家争鸣问题，更同学术批评无关。而是对韩寒的基本人格的一种否定。不是说他的《三重门》写得好不好，属于什么流派，水平差不差，而是说根本不是他写的，是枪手的作品。这对于韩寒来说，就是一种毁灭性的诽谤。
陈律师的观点值得怀疑。言论自由保护的不是文艺批评的自由，是保护“言论”的自由，包括对他人人格质疑的自由。因此，判断此案必涉言论自由。当然，言论自由不是空穴来风，诽谤他人的自由。“诽谤”的文义是“以不实之辞毁人”。在法律上指“以书面、口头形式诋毁、诽谤他人名誉”。我查阅了方舟子的言论，是从网络上搜集韩寒公开发表的言论，进行分析和判断，并未自己捏造事实。问题的要害在于，如果方舟子依据的资料不实，或者方舟子分析错误，是否构成诽谤？或者方舟子是否借质疑之名，行诽谤之实？
这涉及质疑与诽谤的界分。我知道，法律上有无限的学说，试图界定。但这些学说都模糊不清，最终在于法官的内心判断。无论在互联网时代或者前互联网时代，我们都不能强求作者将每一个资料核实清楚以后，才能发表高论。更不能强求评论客观，因为评论总是主观的，否则言论自由就不存在了。微博上如潮般言论，有几多亲自核对过事实？路金波说方舟子的微博是“由一个话语权巨大的心理疾病患者控制”，这是公允理性的评论吗？
判断本案，关键在于：一、事实之陈述，有无合理材料；二、对资料的分析和推断，是否沦为猜测？从网络公开的资料来看，方的事实依据是网络上韩寒的文章和言论，并非捏造事实。其分析判断，也未超出合理怀疑的范畴。比如，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发表小说，是超出常规的。对超出常规并且有其他疑点的韩寒，进行质疑，属于合理怀疑。韩寒作为公众人物，应当接受比普通人更为严厉的质疑。问题在于，当韩寒将文稿展示以后，方依然质疑，是否沦为抵毁？个人看来，此时质疑似无必要。但方舟子在没有亲眼验证之前，说不能排除韩寒将他人著作抄写一篇的可能。这是方舟子性格使然，但我依然不认为其超出合理怀疑范畴。君不见，假古董经常使国家一级专家走眼？其实，方舟子的质疑过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使韩寒浴火重生、化蛹成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看到韩寒声誉的再一次升起，而不是名誉的衰落。
言论自由向来不是保护正确言论的自由，更不是保护好人言论的自由。它是思想花朵得到生发的土壤。没有方舟子，没有对手，韩寒们和谁磨刀论剑？何由生长、开放？梅花香自苦寒来！
我对本案拟判是：方舟子称韩寒的文章系他人代笔，无事实依据，但文章未超出言论自由的范畴，驳回韩寒的诉讼请求。此判决，还韩寒以清白，给言论以自由。
对话韩寒 “不和单个人打架”
林楚方 更新于2010年08月14日
本刊记者 徐臻 写作整理
和韩寒的对话是在7月23日进行的，他从香港书展回来的第三天，台湾名嘴陈文茜在香港骂了他一顿，他说，“不跟女生争辩。”
上海书展，陈文茜批韩寒，是关于这个作家的最近的话题，然后是在这些事情之前，他的杂志《独唱团》第一期面世了。就在《独唱团》的编辑部，跟本刊记者林楚方闲聊了两个小时，本刊摘要发表。
（注：更少内容见上一期《VISTA看天下》）
关于杂志
“我以后出钱做慈善的时候，就搞一个‘二基金’”。
林：最近关于你的信息太多了，想跟你谈些什么都挺头疼的。
韩寒：对的，我也觉得很苦恼（笑）。
林：你说过不想接受采访，但前些天我看《xx周刊》刚采访了你。你不想接受采访，实际上已经很高曝光率了。
韩寒：那个快一年了。那哥们很有意思，当时没放（网络）上，后来他女朋友出国了，他也不想干了，打算把这个报道作为出国前的最后一篇，所以就存在那。说实话，我一般接受我喜欢的媒体采访。
林：（笑）比如《看天下》。
韩寒：（笑）对，《看天下》我很喜欢，从去年开始，我每期都在机场买你们杂志，但一直以为是个月刊。
林：可能你一个月只坐一次飞机，后来发现每个月的内容还不同，所以当即判断，这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本刊（笑）。
韩寒：（笑）对的。后来我看朋友拿的好多本跟我拿的长不一样，我就问，你这是哪儿来的，才知道你们一个月有三期。
林：信息爆炸时代，未必很多人像我们一样天天关注海量信息，但如果你把杂志当做一个产品，设定好标准，在信息海洋里找到适合产品标准的东西，解决好知识产权，集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好看而且很有性格的东西。
讲一个笑话，世界杯期间，我问一些球迷，巴塞罗那队如果碰上巴西国家队谁更厉害？好多人说巴塞罗那队厉害。我就想，可能因为巴塞罗那是根据自己的球队风格寻找找队员，就像我们这样，而巴西球员都是自己原产的。
韩寒：按理来说是这样的，你看现在得《xxxx周刊》（某知名杂志），以前我很喜欢看，但现在感觉就像养老看的，挺可惜的。
林：我不想评价同行，但我坚信，就像中国的很多杂志，理论上都有人在读，几个人我不知道。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的媒体是针对韩寒这类人，那怎么检验成功？就是看韩寒看不看，如果他看你就成功了，不论你叫高端还是叫低端，叫《看天下》还是叫其他名字，如果他不看，你叫宇宙也没用。
韩寒：你们为什么叫《看天下》呢？
林：这个….一直都这么叫。这个名字也挺好的。我们前段时间发现好几本杂志，都在学《看天下》，甚至也叫什么“天下”，让人哭笑不得，真想让他们改个名字叫《二天下》。
韩寒：你跟我（想得）倒挺像的，我以后出钱做慈善的时候，就搞一个“二基金”。（以上为未发表部分）
关于道歉和唐骏
“犯了错不要承认，捉奸在床都不能承认”
林：聊点热点话题吧，方舟子最近的打假你看了吧？听说你也改了学历？
韩寒：是…我造假。其实我是初中学历。挺奇怪，虽然我不大喜欢唐骏说话的调调，但我觉得上升不到民族诚信的高度。
林：但好多人很期待他道歉。
韩寒：当然。如果是我就会选择道歉，处境会比现在强一万倍，但你知道他为什么不道歉？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假设唐骏学历造假是由媒体揭露的话，他有可能选择道歉；但恰好是方舟子跳出来，唐骏的目光已经聚焦到另外一个指向上，他可能觉得如果道歉就等于输给另一个男人。
林：我第一次听到从性别角度来分析道歉的。我以前向很多男人道过歉，当时都挺真诚的，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你错了然后真诚地说“对不起”，心理是很舒服的。我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取向。
韩寒：是吗？（笑）我一般只向异性道歉。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生活中）犯了错不要承认，捉奸在床都不能承认，因为女性都有种心理，他觉得你不能自己把事情说出来，如果你告诉她，“有件事情真不好意思，昨天我什么什么来着，请你原谅”，那她就崩溃了，但只要你说这事绝对没干，就算捉奸在床也可以说就是搂搂。其实有的人宁愿在潜意识里相信这一点。所以，唐骏可能会觉得，如果自己死不道歉，至少还能让一部分喜欢他的人心里有个位置，至少信仰不会彻底崩塌。
你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有个媒体朋友昨天发来一个道歉短信，说“韩寒对不起，我诚挚地向你道歉，我是一个记者，写了一篇关于你在香港的稿子，写错了一个字。”我觉得一个错别字算什么。然后他说，“是这样的，你回答一个问题，‘两岸三地，挺多人喜欢你，你觉得怎么样，然后你说你觉得自己受之有愧，但我写成‘受之无愧’了”，我当时差点喷饭，给他发了一堆省略号。
林：我看你以前还向诗人道过歉。
韩寒：对，我老觉得中国很多问题出在排他性上，而且事实上，他们（诗人）都怀有力量，虽然那个文艺载体我不太认可，但他们真有不少写的是不错的，而且说到底，很多你喜欢的歌词，不就是诗歌吗？
林：所以你选择道歉，“为了……你们知道的”。学历的事情你倒提醒了我，你说你是假学历，但我的学历更有问题，大学四年根本没怎么听过课，居然把学历骗来了，骗比造假还可恶（笑）。方舟子你接触过吗？
韩寒：没有。我觉得他是个挺轴的人，但他打的那些架中，大部分没问题，无论从观点还是其他方面，可能有些小的部分稍微偏执了些。
林：有可能吧，可能人家的罪过就是够判一年两年的，他直接就给枪毙了，以后发现这人还没死，就再补几枪。我在想，如果有一天他跟你辩论是什么场面？
韩寒：我就直接道歉，甭管他说什么。我越来越觉得，我现在不愿跟任何个人打笔仗，个人打笔仗最终都打成口水仗。很多时候你发现两个打仗的人，性格中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当然这句话套在哪里都行，我的性格跟你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林：你是说都是男人？那你以后是不是就不和个人打了？
韩寒：嗯。不面对一个具象的人，而是面对一个群体或一堵高墙就不一样了，他很可能是一个永远保持沉默的群体，但一旦想做点什么就有两个可能，一是你可能完了，另外是觉得你有价值，可以拿来用一用。这是和个人打仗的区别。
不和单个人打架
林：说起打仗想起一个人，前几天在北京见过许知远，聊起和你有关的那个文章，《庸众的胜利》。我觉得他很真诚，读完以后觉得有些道理，后来想想又不对，许知远是精英，问题是如果觉得大众有问题，不反求诸己却批评大众，我有些不同意，不过好像没有看到你有什么回应。
韩寒：当然，这是他的观点，我不是特别难接受的一个地方是，第一，我和很多读者，不是教主和教徒的关系。我也不觉得有些人是躲在后面，只是每个人声音大小不一样，因为很多人错爱，所以我随便说一声就显得声音比较大，他们可能声音小，但不能因为声音小，就觉得他们没有说话。
还有，你不能够要求别人看完了就要怎么样。我没有选择跟他争什么，我说过我尤其不喜欢跟个体争。我要和他争，估计越说越糊涂，但当我跟一堵高墙说话的时候，可能只听到回声，也许我一直在那里听回声，但会越听越清醒。
林：所以你办了独唱团（笑）？
韩寒：有可能，我喜欢听回声，而不是互相去争执，事实上中国一些知识分子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事情还没弄好先乱成一锅粥了，不用别人做什么大家自己就被消解了。
林：《唐山大地震》会去看吗？你之前批评过张艺谋的电影，这次会去说冯小刚吗？
韩寒：我昨天刚看过（唐山大地震），不喜欢他的结尾，也不喜欢当中插的汶川地震那段，完全是多余的。但除此以外，我个人觉得他算是一部从节奏上来讲还会不错的电影。从头到尾看完，而且看完以后，基本上不觉得受骗上当。
林：是。他的电影确实有很多想法，我说的不是技术上的，甚至不是表达方式上的，而是一种思想上的，就说《集结号》，因为以前总是有影视作品把战争当做史诗来拍，但《集结号》我看完以后觉得，战争太残酷太残酷了，战争真不是好东西。总的来说，冯小刚的电影和张艺谋很不一样。
韩寒：张艺谋《活着》也挺好。
林：原著好。
韩寒：倒也是。
关于《独唱团》
“任何喜欢文艺的人，总想有点存在感”
林：从网络作家的角度，影响力够了，现在做一个纸媒，是个人爱好还是有其他考虑？
韩寒：是这样的，很多东西不是被杂文给击垮的，但文艺能改变很多东西，文艺文学是所有东西的大宗，这是当时想办《独唱团》的初衷。可文艺又不适合网络呈现，比如长篇小说、中篇小说，一些散文就更难通过网页上传，没人看。所以我才想到这么本刊物。我当然知道纸媒跟网络不一样，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不像看网络文章那样犀利，我觉得既然你知道网络文章犀利，上网去看就行了。
林：想看战争片，打开一看居然是文艺片，接受好了。
韩寒：对。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中国的文艺土壤经历了各种运动的洗刷，已经不行了。所以我想提供一个平台，让各种各样写得好的人在上面发表文章，然后这个平台也可以推出更多好作者。我肯定不想办个网站，你要办个文艺期刊，只要你第一期出来了，就不会轻易被停掉，一停掉就是大问题，而关一个网页只是个技术问题；另外一方面，任何喜欢文艺的人，总想有点存在感。
林：现在越来越少的人在想文艺的事，文艺正变得越来越久远。
韩寒：所以我想把它拉近。
林：能吗？
韩寒：挺难吧。很可能是这种状态，有一个大趋势在那里，所有人都往这个趋势里面跑，我就截住一两个人过来聊聊，也许聊完了他们还是往趋势里跑，你也没办法让整个队伍往另一个方向走，这是队伍的选择，再说，你的方向也未必正确。
林：你也可以安慰自己，为什么要承担那些责任？满足个人爱好也可以？
韩寒：对，不过中国人口多嘛，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还找不出几个有这癖好的？我看到有人评论说，（《独唱团》）可以让你回到以前阅读时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不错，挺好的。
林：你已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要领导一个团队，我也很感兴趣，你怎么管理这么多人？发行怎么样？
韩寒：我们这里连我八九个人，没什么考核，内部管理极其混乱。说到发行，就是收入这块吧？成本五块钱吧，每期稿费要发掉40万，然后人员办公成本，一期大概20万，如果每本挣2块5到3块钱，得卖20万册才能保本，第一期卖得确实不错，有80万吧，但我明白，是因为大家有起哄成分。所以我不会用第一期的销量做计划，但我比较有信心卖到20万，从长远看，稳定在四五十万不成问题，这样再往后发展就都有可能了。
说实话，想挣钱并不难，包括这个杂志放不放广告的问题，第一期没放以后，之后就有点尴尬，而且这种排版方式很难放广告，左边是摄影作品，右边来个广告，读者会接受不了。就好像你跟一个女的相遇很久，你也知道她的套路，有一天晚上她全变了，你会觉得不爽，就这么回事。
媒体的影响
“时尚杂志就告诉你什么是LV什么是GUCCI呀，但这些都是很土的东西”
林：来之前我就想和你说，你看起来像那种见到就想拍拍肩膀说“小伙子，不错！”的人，人的认知能力和所谓教育程度或社会经历关系好像不大。
韩寒：资讯已经发达了，这是其一。其二呢，我本身也特别喜欢阅读。其实从学校出来，我觉得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就没什么大的改变，但是之前要稍微隐藏一下，否则太嫩了，特别容易被搞掉。
林：去年你当选《南方周末》年度人物，看到你有句感言，大意是“14年前在同学们看《红领巾》报的时候，你每周都用可调配资产的十分之一来买《南方周末》，是这份报纸给了你最初的启蒙。14年后，就是这样了。”那时你才13岁，我和一个朋友开玩笑说，“看来报纸对人的‘腐蚀’性蛮大的”。
韩寒：是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南方周末》肯定是份很好的报纸，当时的《中国青年报》（插话：还有《南风窗》、《读书》杂志等）也不错，还有不少丛书，很多都是社会批判类的，其实我觉得批判只是一个表象，更多的是启蒙或者让人思考，包括一些可读性很好的书。包括一些可读性很好的书，贺雄飞当时就做了一堆书。
林：贺雄飞不错，推出了好多人……包括张悟本（笑）。
韩寒：（笑）对的，这种影响不仅对每个人，还影响了媒体走势，你看，很多时尚杂志也开始做时政社会类题材，后来我发现，这种改变是因为很多广东媒体人去了之后发生的。这种改变是对的，因为时尚杂志就告诉你什么是LV什么是GUCCI呀，但这些都是很土的东西，现在稍微有点精神时尚了。
林：但你没有发现，现在有些时政媒体却开始介绍LV了？有个事情挺好玩，我有一个做社会新闻的朋友，可能一直觉得时政新闻比社会新闻时尚，后来去了一家奢侈品杂志，他和我说，要把时政元素注进去，我觉得难度挺大的，你除非调查下买奢侈品的人都送给哪些人，但这难度太高了。我就劝他，你别毁了人家杂志，但后来发现他做得也挺好。
韩寒： 我也很感兴趣，为什么广东或者说南方的媒体有这种相对的传承，因为离香港近？还是他本身有一个传承？
林：你觉得你的成功可以复制吗？（笑）广东离政治中心远，改革也好开放也好，毕竟先从这开始，媒体和媒体人受传统力量的干预要少很多，这很重要，比如当时的地方领导人对媒体的态度，认为改革开放吗，胆子可以大一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当年广东有很多，无论是能力还是品质都非常出色的媒体人。香港只是一个次要因素。总的来说，有很多偶然因素，也可说因缘际会。
领导喜不喜欢韩寒
“是不是哪个老板的小蜜被我泡了，我数了一圈，都没有泡过”
林：今年《南方周末》的中国梦晚会请你了吧？
韩寒：我去年当选了他们的年度人物，后来还接了一堆的什么人物吗，其实从2007年的时候就总有杂志给我什么人物，但我全部推掉了，但2009年的时候他们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有个“中国梦”决定要颁奖给你，开始我也是拒绝，后来因为是南方周末颁的，我就接受了，接受以后别的媒体都知道了，我只能说都接受，去年接了一堆。
但最惨的是其他都颁成了，“中国梦”却没有颁成。因为他们和SMG旗下的媒体合办晚会。我都到现场了，但SMG认为有我就不行，后来就没成，我说无所谓。今年他们又要给我颁奖，但SMG对我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去年，所以又不行。
林：你和SMG有什么矛盾？
韩寒：当时我就在想，我拼命想……
林：是不是你在文章里经常出现“SM”把G给丢了?
韩寒：（笑）我当时第一反应，是不是SMG哪个领导的小蜜被我泡了，我数了一圈，确定都没有泡过。
林：可能有人觉得韩寒出现在上海，让人感觉，怎么出了这么一个麻烦制造者？
韩寒：当然。其实我还是很爱上海的，某个大城市有个什么人才引进计划，说给我房子，我说不要，我觉得被说成一个其他城市的作家很奇怪。但上海，怎么说呢，比如领导出去会有人问，你觉得上海出了个韩寒怎么样？他可能会说“我们欢迎任何批评”，没准下来就把手下人骂一顿。
说说比自己年纪小的人
“我赶紧夸人家，岁数不大政治觉悟很高”
林：你以前对“六九”圣战的那个批评开始很尖锐，后面却很柔和，那些小孩其实年龄和你差不多大。
韩寒：我特别受不了，我不认为那些小孩对武警有什么真正的感情，他们是为了建立自己的政治正确，然后拼命拉武警到他们队伍里来，然后替那些武警说话，让学生给武警道歉。
林：其实家乐福那个事情之后，你的文章指向就很清晰了。
韩寒：其实之前我还写了一篇文章，想看看我的读者处于什么水平。我看一个美剧，看到第七季，就在博客上说，“在中国居然还受到了中国军人的虐待，写了中国很多不好的形象，如果他们继续这样拍，我要坚决抵制美剧”，结果留言里有特别多的人支持。我一下子快崩溃了（笑）。前阵子我还去过一次我们学校，学校文学社安排小记者给我提问，问了很多问题，我都如实回答，但说到一些尖锐问题的时候，他的笔就不动了，然后就问一些无关痛痒的，他又拿起笔来记，我赶紧夸人家，岁数不大政治觉悟很高。
关于文风
“我拿我的××发誓，还真没看过王小波的一篇文章”
林：你受欢迎和你的话语方式有关吧，其实和你有同样观点，当年被追捧的人，慢慢销声匿迹了。
韩寒：还是因为人的性格问题。每个人写法不一样，我写文章的时候总是担心人家能不能把这一两千字读完，所以我拼命在这两千字里找点乐子，但有些人内心有安全感吧，觉得哪怕写两万字，写再臭，都能被人读完。我从来没有放弃过的，就是把文章写得更好看，所以想用很多办法。
你看很多报告呀，很多时候引起人反感的是他们嘴巴里说出来的话，那些排比句和空洞的陈述，我们假设一下，他们的观点没任何改变，反正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但要换一个说话有魅力、风趣的人会怎样？
林：估计很多人观点就改变了，还可能会接受他。说起文风，你受到过谁的影响？比如王小波？
韩寒：说句非常非常诚实的话，我拿我的××发誓，还真没看过王小波的一篇文章，王小波是我唯一一个——因为大家都说他好，我只能说王小波真好——的人，我看过他的一些片段，可能六七百字吧，觉得还不错。
我也觉得很奇怪，一方面他很复杂，另一方面，你看他的几百字看语感或者从报纸上了解到他的观点，哦，这个人至少不会有什么大错，所以我只能跟着说，哦，王小波写得不错，实际上根本没看过，这是我要道歉的地方，因为虚伪，但我为什么不敢说我没看过王小波呢？主要是怕人家觉得太装×了，你作为一个写东西的人，怎么没看过王小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