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2日星期六
張鳴：踩着三個雞蛋跳舞的老兵——讀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
早就聽說傅高義（Ezra F. Vogel）先生在為鄧小平寫傳，這樣一位國際漢學界泰斗，寫的又是當今中國最著名的人物，理所當然會為人所關注，想這部著作早點問世，先睹為快的，恐怕不止是學界中人。然而，先生的《鄧小平時代》英文版問世之後，雖然不乏好評，但爭議也不小。如我這樣的土包子，英文版倒未必不能讀，但耗神費力太多，幸好，《鄧小平時代》中文版即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得友人之惠，我拿到了這部由馮克利先生翻譯的大作。
雖然，《鄧小平時代》是一部學術著作，但卻是一部能讓人一口氣讀完的書。一如既往，傅高義先生的著述，平實，紮實，立論堅實，同時又引人入勝。不可否認，雖然傳主三起三落的經歷頗為傳奇，但鄧本人卻不像毛澤東一樣，具有那麼強烈的戲劇色彩，所以，給鄧寫傳，很少能討好。應該說，傅高義的這部巨著卻平中出奇，讓人看得津津有味。
傅高義先生在中文版的序言中，回應批評者批評的時候說，「盡量理解鄧小平為什麼做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一個研究鄧小平的學者的職責。」也就是說，他的工作，是努力找出鄧小平行為的邏輯，而非一味地加以道德評判。無疑，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時代》的作者，已經抓住了他想要抓住的東西。
我注意到，傅高義的書中多次提到，鄧小平反覆強調自己的身分，是一個老兵，一個軍人，甚至開玩笑說，自己是一個丘八。我們知道，丘八在鄧年輕的時代，是個貶義詞，是人們罵大兵的話，當然，有的大兵也會用來自嘲。比如，五四運動的時候，上街攔阻學生的軍警，就會說，「我們是丘八，而你們是丘九，比我們大一輩兒，求求你們回家去吧」。而一個跟鄧小平有過職業關係的軍閥馮玉祥，也自稱自己的詩是丘八詩。
在人們的印象中，鄧小平雖然也有過指揮作戰的經歷，但人們更多地感覺他其實是一個文官。筆挺的戎裝，似乎跟他相當的不搭。以至於說起他那段看起來還挺輝煌的戰爭經歷，人們也往往只把他視為一個「政委」，一個思想動員工作者，而將戰爭的業績，更多地歸結到他的搭檔，著名的軍事家劉伯承身上。但是鄧本人，卻更樂意說自己的本色是個軍人。顯然，人們日常的認知，跟鄧自己對自己的評價，有了很大的反差。
最愛讀金庸的老兵
說起來，中共具有文官形象的高級幹部，大多具有幾分文人甚至儒者氣質，而且出身多半是學生。但是，鄧小平卻不愛讀書，留法勤工儉學期間，大家都知道，他們都沒進學校讀書，但蔡和森、鄭超麟這樣的人，至少馬列經典著作，還是會讀幾本的。鄧小平雖然有「油印博士」的美稱，卻不愛讀書，只喜歡打撲克。所以鄭超麟回憶說，當年他動不動就教育年紀小的鄧小平，要多讀點書。然而，一直到晚年，人們都大張旗鼓地闡釋有鄧小平理論了，但真正的鄧小平，最愛讀的，居然是金庸的武俠小說。在那個我們都只能讀粗陋盜版的年代，鄧小平卻能讀到金庸親自送的精緻正版的「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依碧鴛」。我曾開玩笑地對某些鄧小平理論專家說，鄧小平其實不知道鄧小平理論是什麼，你們知道。應該說，鄧小平的自我感知很準，他就是一個老兵。
見血太多意志無比堅強
二戰和二戰之前的世界，是一個烽火連天的世界。那個時代的禍害是大兵，那個時代的英雄，也是大兵。從那個時代混出來的牛人，有幾個不是帶過兵打過仗的人呢？一手攻克天京掃平太平天國的曾家老九（曾國荃），說他一生快意之事，就是殺人如麻，花錢如水。連那個喜歡跟文人詩酒唱和的徐樹錚，都感到「以殺止殺」是一件得意的事情。殺人，對於老兵來說，不算什麼。不是說他們個個嗜血成性，而是說他們見識了太多血，神經和意志，非尋常人可比。
毛澤東曾說，鄧小平開了一家鋼鐵公司。鄧的意志，的確像鋼鐵一樣，這其實就是軍人的意志，身經百戰的軍人的意志。這樣的意志，曾經讓有鐵娘子之稱的戴卓爾夫人，差點在記者面前，失神失足摔了跟頭。這樣的意志，也讓比鄧更強的政治強人毛澤東，雖然對黨內同志毫無情義，但卻也要讓他三分，兩次拿下，兩次都留有分寸，保留鄧的黨籍。至於鄧的同僚、部下，就更是對這個鋼鐵公司印象深刻。說要你做替罪羊，你就得做，說要拿下你，就會拿下。在鄧小平最後的輝煌，南巡之際，在電視裏，人們看覑鄧小平熱情洋溢地跟楊尚昆敘交情，但是過了沒多久，楊氏兄弟就從權力的頂峰滾落。
沒「鋼鐵公司」開放改革難實現
這樣的鋼鐵公司，只有在碰上美國人的時候，會打折扣。中美建交談判，美國就是在武器售台問題上不讓步，最後，兩國還是建交了。因為，中美建交，是開放的大局。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對美國日本開放，對歐洲開放。不開放，改革則無從談起。甚至，1979年的對越動武，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對美國送的「大禮」（據說是李慎之的建議）。
開放，是鄧小平後半生事業中的大局。即使六四之後，整個國家向左轉，鄧小平選擇總書記，還是首先想找一個沿海開放城市來的人，以示儘管鎮壓發生了，開放的格局不變。如果說，毛澤東的業績，是創建了一個共產黨的國家，那麼，鄧小平足以讓人記得住的事業，就是改革開放，如果沒有了改革開放，鄧小平就會跟他眾多的同事一樣，被淹沒在毛的陰影裏。而開放，則是改革的前提。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在經歷了多年毛式的極權主義統治之後，如果沒有鄧小平這樣的人物，即使能夠啟動，也步履維艱。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改革，比當年晚清的維新還難。畢竟，晚清不管多麼落後，市場還是存在的。做生意的人，不會被視為洪水猛獸。而改革之初的中國，讓農民自己種地，讓人們自由經商，都是大逆不道的背叛行為。一個年廣久賣瓜子發了點小財，居然會鋃鐺入獄，得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親自批示，才能暫時放出來。廣東、福建僅僅做了一點市場化的改革，領導人的頭上就烏雲翻滾，做檢討還是小事，項南等人還因此丟了烏紗帽。在一個女孩子穿樣式新一點裙子、男孩子穿條牛仔褲都會當成資產階級思想捱批的時代，改革開放的艱難，絕非今天的年輕人所能想像的。
傅高義先生將改革之初一系列中國領導人的出訪，比喻為日本明治時代的岩倉使團出遊歐美。然而，當年的岩倉使團回國，就做出了市場化改革的規劃，但是此番走出國門的中國領導人，卻只看到了人家精美的器物，先進的技術。也就是說，改革之初的多數中國領導人，即使走出了國門，其見識，也就是洋務運動初期洋務派的水平。儘管說，有文革的反面刺激，但是真正推動改革，沒有鄧小平和他的鋼鐵公司，估計也難。
三個雞蛋﹕改革開放黨領導政局
然而，即使像鄧小平這樣具有堅強意志的強人，推動改革事業，也必須維持政局的平衡。我們不知道，主持晚清新政的慈禧太后，在保中國還是保大清之間，有沒有做出最後的抉擇，如果她晚死幾年，會不會像後來的少年權貴一樣，在保中國和保大清出現碰撞的時候，選擇後者。鄧小平也一樣，他沒有在黨的事業和國家命運面前，做過選擇。也許，在他看來，兩者沒有矛盾。抗戰時的閻錫山，說他是在三個雞蛋上跳舞的人，一個老蔣，一個是共產黨，一個是日本人，哪個雞蛋都不能踩破。而改革中的鄧小平，實際上也是在三個雞蛋上跳舞，一個是改革開放事業，一個黨的領導，一個是政局。三個也都不能踩破。改革和黨的領導不必解釋，所謂政局，實際上就是三種平衡，一是陳雲的鳥籠經濟和市場化改革的平衡，一個是前台年紀較輕的操盤者和後台元老的平衡，還有意識形態中，左和右的平衡。有哪個平衡被打破，在鄧小平看來，政局就亂了。
當然，在我看來，也許是局面更加複雜的緣故，鄧小平遠沒有閻錫山舞技高明，三個雞蛋雖然沒有踩碎，但破倒都是破過了。不僅前台操盤手接連兩任落馬，還發生了六四風波，中共不得不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出動軍隊開槍鎮壓和平示威的民眾，不僅讓自己的國際聲譽跌到谷底，甚至對自己以往的意識形態，也是一種深深的傷害，讓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基本上損失到了最大限度。
六四論述成敗筆
談到這兒，我不得不說，有關六四的論述，是本書的敗筆。傅高義先生把鄧小平六四前的價格闖關視為敗筆，其實並不確切。市場化的改革，價格闖關，是早晚的事。儘管引起了震盪，民眾的不滿，但這種不滿至少在當時，沒有動搖中共統治的危險，作為改革的領導者，其實正好藉此推行政治體制改革，打掉那些阻擋改革的人，迅速建立市場體制，改變政治結構。事實上，六四民眾的改革呼聲，也恰好集中這方面。正像後來趙紫陽所說的那樣，事實上只有政治強人鄧小平，有資格推動這一改革，然而，他卻按兵不動，刻意小心怕踩碎了某個雞蛋。
可惜的是，傅高義先生對此卻沒有任何批評。雖然他比較客觀地陳述了鄧小平在六四前後的作為，點明了他對六四鎮壓的責任，但卻對此沒有過多的譴責，反而強調了鄧的所謂不得已。有意無意地，還把六四鎮壓後的中國經濟20年的繁榮穩定，跟鎮壓聯繫起來。他寫道﹕「在天安門事件後的20年裏，中國人享受覑社會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快速增長，甚至是奇蹟般的增長。小規模的抗議不計其數，領導層為發生更大抗議的可能危險而緊繃覑神經，但是中國在『六四』之後的20年裏避免了更大的騷亂。今天，億萬中國人的生活要比他們在1989年時舒適得多。與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相比，他們都得到了更多的國際資訊和觀念。教育水平和人均壽命也在繼續迅速提高。由於諸如此類的原因，中國人對民族成就的自豪感遠超上個世紀。」事實上，六四之後，中國馬上進入了嚴重的衰退，政治上的倒退，幾乎堪比晚清戊戌維新失敗後的情形。沒有招來義和團，已經萬幸。以至於鄧小平要重新啟動改革，居然需要採用「非組織手段」，自下而上的倒逼。傅高義先生所說的經濟奇蹟和繁榮，跟六四鎮壓無關，恰在於鄧小平南巡之後，局部地開放了政治，確立了市場經濟體系。
政改沒啟動繁榮帶來瘋狂貪腐
然而，即便如此，中國的政改仍然沒有啟動。連晚清那種預備立憲，諮議局的選舉都沒有，民間精英的參政，都沒有做到。所以，在經濟繁榮之後，無節制的政府擴張，瘋狂的貪腐，幾乎把經濟迅速成長帶來的民眾幸福感吞噬乾淨。被經濟高速發展激化的社會矛盾、官民矛盾、貧富矛盾，環境問題迅速惡化。中國社會結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不平衡過。精英的大規模出逃，堪比當年廣東的大逃港，而官員的瘋狂掠奪，也舻近歇斯底里。也可以說，鄧小平的改革，一方面製造了中國奇蹟，一方面也把中國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危險境地。
「人民」只是抽象的符號
鄧小平跟台灣的蔣經國曾經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班同學，他們都是二戰留下來的打過仗的強人，但是，蔣經國開啟了台灣的政治改革，但同樣是強人，鄧小平卻把難題留給了後輩的庸人，平白增加了改革的風險，很大的風險。當然，在鄧小平的字典裏，沒有動搖黨領導的政改，他不是戈爾巴喬夫，更不是蔣經國。這就是鄧小平自己的局限，一直到死，他都是一個黨化的獨裁者。其實，他並沒有理解他所親手啟動的改革開放的真實意義。他自稱是人民的兒子，但這個人民的兒子對於對手無寸鐵的人民開槍，卻毫不手軟。說到底，鄧小平這個共產黨的老兵，他心目中的人民，還是抽象的符號，並不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
《鄧小平時代》來了，在這個似乎又要重啟改革的時候，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好事。給我們一個機會，讓我們再一次一起走過從前，那改革歲月的從前。
傅高義（Ezra F. Vogel）：《鄧小平時代》——治國之術 之一
「我寫這部關於鄧小平的書，心目中的讀者首先是西方讀者。作為一個研究中國事務長達半世紀的人，我深知如果中國人和西方人能處理好他們之間的關係，世界的未來會變得更好，而這又要求雙方達成更深的理解。」 ——《鄧小平時代》作者 傅高義
編按: 數中國近代改革開放的風雲人物，每個人、尤其是中國人必定想到一個名字——鄧小平。從鄧小平的出身，到三起三落的傳奇事迹，又或是他推動改革開放，到九十年代初南巡—— 一步一路，均牽繫着每個中國人的命運。
傅高義的巨著《鄧小平時代》，對鄧小平一生走過的每個歷史場景、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奇險崎嶇，均有嚴謹獨到的透徹分析。
全書共分為六大部分：一、鄧小平的背景和經歷；二、曲折的掌權之路（1969-1977）；三、開創鄧小平時代（1978-1980）；四、鄧小平時代（1978-1989）；五、鄧小平時代的挑戰（1989-1992）；六、鄧小平的歷史地位。
充分運用個人聲望
鄧 小平無法忍受令毛澤東感到陶醉的個人崇拜。與毛時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公共建築裏基本不擺放鄧小平塑像，人們家中也幾乎見不到懸掛他的畫像。很少有歌頌他成就的歌曲和戲劇。他也從未擔任過黨的主席或總理。學生們確實要學習鄧小平的政策，也會引用他的名句，但並不需要花時間背誦他的語錄。
然而，儘管不搞崇拜、也沒有令人敬畏的頭銜——他的職位不過是黨的副主席、副總理和軍委主席，鄧小平卻對權力的各個重要層面行使着有效的控制。他充分運用個人聲望，大膽地創建了一套運作良好的體制，把一個國家建設得強大繁榮。
善於區分大事小事
鄧小平自早年起就享有一種聲譽——他善於區分大事小事，將精力集中在能給中國帶來最大變化的事情上：制定長期戰略、評價可能決定長期目標成敗的政策、爭取下級幹部和群眾的支持、宣傳能體現他想實行的政策的典型。在一些重要但複雜的領域，例如經濟或科技領域，鄧小平依靠其他人去思考戰略，然後向他說明不同的選 擇，最後由他拍板。在另一些問題上，例如國防、與重要國家的關係和高層幹部的選拔，鄧小平會花更多時間摸清情況以便親自制定戰略。
自1952年就擔任鄧小平機要秘書的王瑞林，在向外界說明鄧小平的意見時十分慎重，避免加上自己的理解。很多幹部認為毛遠新剛好相反，他在1975年末到 1976年初向外界解釋毛澤東的意見時，往往用自己強烈的成見去渲染甚至補充毛澤東要他向其他幹部傳達的意見。王瑞林對任何事關黨或政府的事都避免作出自己的解釋，儘管他與鄧小平悠久的關係使他更像是鄧家的一員。王瑞林不添油加醋這一點對鄧小平來說很重要。有時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為使外界準確知曉他的想 法，他會寫下主要觀點，讓王瑞林傳達他的書面意見。
受整體政治氣氛限制
總書記胡耀邦是黨務的執行官，總理趙紫 陽則是政府事務的執行官，他們將所有重要問題交鄧小平最後定奪，但多是以書面形式，很少親自面談。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例會（但主要是書記處會議），趙紫陽主持國務院的會議。陳雲和鄧小平很少參加這類會議，均由機要秘書代為出席。趙紫陽在其口授的回憶錄中說，他和胡耀邦更像是大秘書而不是決 策者，但他們要負責抓落實。
鄧小平確實保留着拍板的權力，但通常他不會事必躬親；他定大政方針，讓胡耀邦和趙紫陽以自己認為最好的方式去落實他的指示。在作出最後決定時，鄧小平會考慮政治氣候和其他主要領導人的意見。雖然他做事獨斷而果敢，其實也受到政治局成員中的整體政治氣氛的限制。
特別看重國家權威
像其他高層領導人一樣，在最寒冷的一、二月份，鄧小平一般會去較溫暖的地方住上幾周。夏天他會去海濱城市北戴河避暑，那裏是高層領導人休假並進行非正式交談的地方。但是對鄧小平來說這些「休假」其實也是處理黨務的機會。例如1984年他在廣東和福建的經濟特區過冬時，肯定了它們取得的成就，把它們確定為沿海 發展的樣板。在1988、1990、1991和1992年，他視察上海時，推動了加快上海市發展的計劃。
作為有十二年戎馬生涯的軍事領導 人，鄧小平很看重權威與紀律。置身高位、參與治國後，他更看重國家的權威，因為他知道自鴉片戰爭後的一百年裏，中國領導人在維護治國所需的權威上是多麼艱難。1950年代擔任領導人時，他對毛澤東神一般的權力有親身感受，他知道這種權力能成就什麼。然而他也看到，當這種權威在文革期間被消耗掉之後，再想做 成事又是多麼困難。
領導人要聽「建設性意見」
鄧小平就像中共領導層的其他同事一樣，認為群眾不僅需要在學校，而且需要在一生中不斷接受宣傳，要對他們進行「教育」，使之理解為何要遵守一定的規矩。而這種「教育」，需要輔之以人們對最高領導人一定程度的敬畏，以及對於膽敢蔑視權威可能給個人和家庭帶來的後果的懼怕。
鄧小平知道，他絕無可能讓群眾對他產生像對毛澤東那樣的敬畏。但是，他對如何維持自己的權威也心中有數。他在擔任頭號領導人時已經享有個人威望，其基礎是他有五十年擔任中共領導人的資歷、他過去的功績、毛和周曾把他作為可能接班人的培養，以及他為國家作出正確決策的能力。直到1981年，毛澤東的形像一直有着強大的影響，為維護自己的權威，鄧小平必須表明對毛主席的尊重。但是，在1981年他把毛的基本思想定義為「實事求是」而被人們接受，還作出了承認毛澤東1958年以後所犯錯誤的黨史決議。這樣一來，即便他在某些問題上背離了毛的觀點，鄧小平也足以維持自己的權威。
他支持「黨內民主」的觀點。對此他的理解是：領導人要傾聽「建設性意見」，以減少犯嚴重錯誤的危險；但根據「民主集中制」原則，一旦作出決定，黨員就要執行。
鄧小平認為，發展經濟可以加強黨的權威和他個人的地位，這種估計被證明是正確的。當1983年至1984年經濟迅速平穩發展時，鄧小平的權威幾乎不可撼動。當經濟問題嚴重時，例如1980年代後期，中國陷入嚴重通貨膨脹，社會上人心惶惶，鄧小平的地位也因之受損。
大題和小題為本報所加
《鄧小平時代》（撮自〈鄧小平的治國術〉）．之一
傅高義（Ezra F. Vogel）：鄧小平時代的挑戰——六四民運 之二
「也有一些外國評論家認為，我對鄧小平太客氣了，對他在毛澤東手下做過的一些事，對他在1989年6月對示威者的鎮壓，對他拒絕給民主化改革更多支持，我應當有更嚴厲的批評。……但是我相信，盡量理解鄧小平為什麼做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一個研究鄧小平的學者的職責。」 ——《鄧小平時代》作者 傅高義
編按: 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門的一聲槍響，為中國的歷史多添一道難癒的傷口。《鄧小平時代》的作者傅高義，對這一段歷史，有以下的描述。
戈巴卓夫訪問北京
5月16日是鄧小平會見戈巴卓夫的日子，政府在凌晨1點作了最後一次清場的努力。廣場上的大喇叭廣播說，政府正在與學生代表對話。官方的廣播敦促學生考慮國 家利益，停止絕食，返回校園。但他們仍然拒絕離開廣場，而且有愈來愈多的人群前來支持他們。政府別無選擇，只好取消原定在廣場舉行的歡迎儀式，改在有重兵把守的機場舉行了一個規模很小的儀式。
戒嚴令和趙紫陽離職
4月25日，鄧小平決定發表警告學生的社論的當天， 就下令解放軍進入戰備狀態。後來，當戈巴卓夫訪問結束、外國媒體的最重要人員也都離開後，鄧小平準備採取行動。5月17日下午4點，鄧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 （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和姚依林）和他在中央軍委的聯絡人楊尚昆，決定下一步的行動。與會者都可以表達自己的看法。趙紫陽解釋說，局勢很嚴峻，每天仍然有30萬到40萬人在示威。他認為除非撤銷嚴厲的「四二六社論」，學生們不會自願離開廣場。
5月17日被迫決裂之後，趙紫陽對計劃戒嚴的會議不再知情，他也拒絕向公眾宣布實行戒嚴。5月19日趙紫陽致信鄧小平，再次試圖勸說他軟化「四二六社論」的立場，儘管此時他已經知道幾乎沒有成功的機會。
戒嚴失敗
進城的士兵大多是農村青年，學生們很快就組織起來，同被堵住的卡車上的士兵交談，試圖讓他們相信學生們在從事正義的事業——他們要爭取更多的自由，結束腐敗。有印刷機可用的圍觀者很快印出了反對戒嚴的宣傳頁到處散發。有些士兵既不瞭解情況又準備不足，顯得有些同情學生。
準備武力鎮壓
5月20日一過，鄧小平讓軍隊暫時撤退的同時，立刻指示楊尚昆準備坦克、裝甲運兵車、卡車和足夠的武裝部隊，以便克服一切抵抗。這時北京的最高領導人已十分擔心軍隊和高層在面對市民反抗時能否保持堅定的立場。5月20日，八位在實施戒嚴時未被徵求意見的退休將軍交給鄧小平一份反對使用武力的聲明。鄧小平和楊尚昆派了兩名最高層的軍事領導人逐一拜訪這些將軍，向他們解釋實施戒嚴的原因。
籌備新的領導班子
為了重新贏得民眾支持，鄧小平需要與天安門鎮壓無關的新領導人，並在軍隊佔領天安門後向社會公布。實行戒嚴的前一天即5月19日，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就已選定江澤民做總書記，他們打算在四中全會後立刻宣布對他的任命。
鎮壓
沒有證據表明鄧小平在決定向天安門派出武裝部隊時有任何遲疑。6月3日凌晨2點50分，他命令遲浩田「採取一切手段」恢復秩序。據鄧小平的家人說，不管鄧小 平受到多少批評，他從未懷疑自己作出的決定是正確的。很多觀察者看到五月底廣場上的人愈來愈少，認為不使用暴力清空廣場也是可能的。但鄧小平不僅擔心廣場上的學生，而且擔心國家權威的普遍弱化，他斷定為了恢復政府的權威，必須採取強硬行動。
6月3日各集團軍司令也在北京軍區司令部開會，研究了進攻計劃的細節：將用機動車把士兵分三批運進北京，每一批部隊都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同時行動。士兵要在黎明前清空廣場。
6月4日即星期日凌晨1點，軍人們開始從不同方向到達廣場。在廣場四周、長安街和人民大會堂前，士兵開始朝着向他們謾罵、扔磚頭並拒絕離開的平民開槍。抗議者沒有想到士兵會用真槍實彈對付他們，當一些被打死或打傷的抗議者被抬走時，剩下的人才變得恐慌。
據 一些目擊者說，廣場上有人中彈，但政府發言人否認凌晨4點半到5點半之間廣場上有任何人中彈，這是含蓄地承認了此前和此後可能有人遭到射殺。政府也不否認廣場附近的長安街上有人遇害。很多人想弄清楚那天晚上的死亡人數，但各種估計數目出入極大。中國官方在6月4日幾天後說死了200多人，包括20名軍人和 23名學生，大約2000人受傷。
遇害人之一的母親丁子霖後來試圖搜集當晚所有遇害人的姓名，截至2008年為止她總共搜集到近200個姓名。認真研究過這一事件的外國觀察家所作出的最可靠估計是，遇害的示威者大約在300人到2600人之間，有數千人受傷。
假如？
這場造成如此嚴重的人道災難並被全世界所見證的巨大悲劇，使所有關心人類福祉的人都會提出一個問題：這場大災難是否可以避免？尋找悲劇直接原因的人將其歸咎於鄧小平採用一切必要手段清空廣場的決定。
批評鄧小平的人說，假如他在1989年4月26日沒有以如此強硬的態度對付「動亂」，假如他更願意聽聽學生的意見，或者，假如他能夠用盡一切非暴力手段，那麼天安門清場就不會發生如此嚴重的暴力，造成生命的喪失。
批評趙紫陽的人認為，假如他對學生少一些鼓勵，以更果斷的方式對待他們，假如他不那麼關心自己的「開明領導人」形象，最後的悲劇也許能夠避免。
批評李鵬的人稱，假如他沒有如此頑固地拒絕與學生對話並體諒他們的關切，如此急迫地譴責他們，如此斷然地推出「四二六社論」並給學生貼上「動亂」分子的標籤，如此僵化地輕蔑學生且缺乏起碼的同情心，那麼悲劇可能就不會發生。
批評陳希同和李錫銘的人則說，假如他們向鄧小平等老幹部彙報時沒有誇大事態的嚴重性和外國勢力捲入的程度，鄧小平等老幹部也許不會覺得必須作出如此強硬的反應。
《鄧小平時代》（摘錄自〈鄧小平時代的挑戰〉）．之二．明天續
傅高義（Ezra F. Vogel）：鄧小平時代的終曲——南巡 之三
「我在書中記述了鄧小平的積極貢獻——他努力讓所有中國人過上富裕生活，維持與其他國家的良好關係，大力削減軍費……；我希望這對致力於改善中國人的生活、維持中國與外國良好關係的人們有所助益。」 ——《鄧小平時代》作者 傅高義
編按: 傅高義把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形容為一把更大的火——鄧小平以八十七歲高齡，乘專列南下，先去武漢，然後是深圳、珠海和上海，在這些地方成功點燃了擴大市場開放和加快發展的大火。
以下是關於南巡部分的摘要。
點一把更大的火
一 代人之前的1965年，毛澤東對自己不能全面控制北京的「資產階級」政策而感到不悅。他無法在中央黨報《人民日報》上傳播自己的觀點，便在上海的《文匯 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然後，71歲的毛澤東乘專列去了南方的杭州、韶山和武漢等幾個城市，為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點 火。
這個故事在1991年又重演了一次。當時鄧小平對北京保守的經濟政策也感到不快，可是他對這些政策又不能完全說了算。他無法在《人民日 報》上表達自己的觀點，便把它登在另一家報紙——上海的《解放日報》上。可是1991年這把火並沒有點着，決心已定的鄧小平在1992年又點了一把更大的 火。
鄧小平受挫
1990年2月，鄧小平會見了朱鎔基和上海其他黨政軍幹部，與他們討論如何為當地的發展點火。
2月回到北京後不久，鄧小平對李鵬總理說：「我已經退休了，但有一件事還是要給你講一講，你要更多地關心一下上海浦東的發展。」兩周後的3月3日，鄧小平把 江澤民、楊尚昆和李鵬叫來，向他們宣講國際形勢和國內經濟：「人民現在為什麼擁護我們？就是這十年有發展。……假設我們有五年不發展，或者是低速度發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會發生什麼影響？這不只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他然後又說：「要用宏觀戰略的眼光分析問 題，拿出具體措施。……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條件更好，可以更廣大地開源。比如抓上海，就是一個大措施。上海是我們的王牌。」
遺憾的是，1990年，北京的領導人對鄧導師上的課和上海的領導人加速經濟發展的願望無動於衷。
陳雲擔心外國租界死灰復燃。可是鄧小平對陳雲的遲疑已經失去了耐心。雖然沒有點名批評陳雲，但他在1990年2月說，上海的發展落後於廣東。圈裏人都知道，他這是在表達對陳雲反對開放上海的不滿。
陳雲和鄧小平都避免公開鬥爭，但他們各自的擁護者卻在公開替他們說話。1991年底，當幹部們為即將召開的黨代會作準備時，戰線變得明朗起來。保守派在11 月25日至29日的八中全會上仍佔上風，於是鄧小平拿出了他的慣用手段：不把時間浪費在爭論上，他要採取行動爭取支持。
鄧小平南巡
當鄧小平的專列於1992年1月17日駛離北京站時，北京的其他中央領導並沒有收到通知，甚至連江澤民也不例外。這次出行完全由武警部隊一手操辦。北京的其他領導人和南方負責接待他的幹部只知道，鄧小平夫妻、他們的四個子女（只有小兒子鄧質方沒有隨行）及其配偶和孩子，一行17人，要出門散心觀光，進行「家 庭度假」。誰能反對這個老領導的家庭去度假呢？
1月19日星期一上午，鄧小平在廣州短暫停留後，與陪同他的省級領導一起，開始了對最有活力的特區——深圳和珠海——為期11天的視察。
鄧小平來訪的消息不脛而走，每當他從工廠和辦公樓走出來時，都有大批普通市民在等着他。他在53層的深圳世貿中心旋轉餐廳俯瞰了這座城市的新建築，當他走出大樓時，有大批群眾向他鼓掌歡呼。
在乘車時的私下場合，他憤怒批評了北京的保守派。他說，左的政策會造成可怕的後果，甚至會葬送社會主義。他警告說：「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亟 欲得知珠海會議確切內容的江澤民，說服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賈慶林給了他一份會議錄音；此後不久官方就宣布賈慶林入選政治局。江澤民並沒有在春節給鄧小平打電話的習慣，但是在2月3日，即鄧小平離開珠海五天後，江澤民打電話給他拜年。他後來承認，這次通話並非隨意而為。此後江澤民便成了更大膽的改革派。
江澤民的反應
當 鄧小平踏上回京的列車時，他有理由期待自己的南行達到了目的，現在江澤民要加快發展與改革了。確實，從2月20日鄧小平離滬回京到3月6日，《深圳特區 報》的人對鄧小平會取得最後的勝利相當樂觀，大膽發表了八篇詳細報道鄧小平南行的系列文章。雖然北京宣傳部門的領導試圖阻止這些文章進入北京，但最終仍無法避免它們被全國的讀者看到，當然也包括首都北京的人。
2月中旬，鄧小平回京前幾天，江澤民已經在公開說，他擁護鄧小平進一步改革的呼籲。 江澤民通過從珠海得到的報告認識到，鄧小平已經下定決心，假如他不大膽推進改革開放，鄧小平就會讓他靠邊站。江澤民從鄧小平的南行中，能夠看到他爭取到了北京和地方重要領導人的很多支持。後來江澤民也承認，當時他斷定鄧小平的觀點會佔上風，他的明智之舉就是支持這些觀點。
氣氛的變化
隨着鄧小平南行的消息得到全面報道以及政策開始發生變化，鄧小平的講話也成了著名的「南巡談話」。「南巡」是帝制時代皇帝巡視南方（指長江流域，不像鄧小平南下那麼遠）時使用的說法。為了消除鄧小平像個皇帝的印象，官方的說法換成了更為中性的「南方談話」。
南行後的幾個月裏，鄧小平並沒有同江澤民見面，告訴他如何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也沒有明確表示支持江澤民。實際上，據江澤民說，他覺得鄧小平仍在考驗他，潛在威脅猶在：假如江澤民不全力支持改革，得到軍隊擁護的鄧小平有可能用喬石把他換掉。
江 澤民決心在鄧小平的最後考試中過關。春季，在公開場合，他變成了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大力鼓吹者。他仔細擬定了6月9日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學員畢業班上的講話。 在這篇題為〈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同志講話的重要精神，把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講話中，他全面說明了貫徹鄧小平南巡講話精神需要做些什麼，總結了鄧小平自1978年三中全會以來的貢獻。江澤民說，要加快改革步伐，把增長目標提高到每年9%至10%（當時五年計劃的官方目標仍是李鵬在全國 人大所說的6%）。
6月12日，在作了這次重要講話三天以後，江澤民這位後輩抱着希望去問師傅，是否同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說法，顯然它是被打算用來取代陳雲的「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鄧小平說他喜歡江澤民的講話，這讓江澤民如釋重負；鄧又說：「其實深圳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江澤民的考試過了關。隨後，鄧小平仿佛仍然是最後的決策者那樣，他讓江澤民把中央黨校的講話在內部傳閱，如果反響好的話，可以作為十四大的主題。不出意外，反響果然不錯。
在考慮自己的思想遺產時，鄧小平說，領導人不能誇大本人的作用，要實事求是。推動改革開放是一個宏大而複雜的過程， 沒有哪一個或幾個領導人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例如，誰也沒有事先深入思考過依靠鄉鎮企業，它們卻成了中國發展的重要因素。1978年以來中國取得的成功，是來自廣大人民群眾的經驗。他本人的作用只是把這些發展作了總結，向更多的人推廣。
鄧小平審閱並批准了江澤民將在十四大上做的報告。報告的核心內容是他南行時表明的觀點：加快改革開放。
《鄧小平時代》（摘錄自〈鄧小平時代的挑戰〉）．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