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日星期五

韩寒:儿童的“节”还是“劫”

 

韩寒:儿童的“节”还是“劫”

  这些天人在南方,忙着准备各种赛事,猛然发现儿童节快到了。想想十几年前自己还盼着过儿童节收礼物,如今却惦记着自己的女儿要过儿童节了该送什么礼物,有些恍惚。围场里不少同年代家境又普通的车手在比赛之余都去全国各地做各种汽车活动,赚点外快,只为给自己的小孩提供最好的一切。干车手这行的花花公子也挺多,以前在珠海比赛,完事了就去澳门赌博,大家有了小孩以后都改去香港买奶粉了。因为这国家隐约间给他们的回答就是,这里什么都不靠谱,多赚钱,然后能移民就移民。

  这些年也写了不少文章,看了不少新闻,有一个最深的感受,这个国家最对不起的其实就是儿童。从计划生育到三聚氰胺,从嫖宿幼女到克拉玛依,从食品安全到应试教育,从小悦悦到校车,无论城市,无论山区,这个号称正在盛世的国家一直没有能够给予儿童足够的庇护,就连出个天灾,最倒霉的也是在校舍里念书的孩子。以前就是愤慨,自从自己有了小孩以后,每每看见这些新闻,总要情不自禁的代入,气的满屋子打转。作为一个新晋的父亲,在这个节日里,除了祝愿天下所有的孩子都快乐,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兴不得不扫:

1:必须要取消嫖宿幼女罪。这是在十几年前新增的一个罪名,适用范围非常广,看见频率特别高,往往用于为他人脱罪。幼女就是幼女,强奸就是强奸,什么叫嫖宿幼女,强奸完,塞点钱,你就从强奸犯变成嫖客,人家幼女从受害人变成妓女了?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就算人家幼女是被组织被忽悠的,符合人性的处理方法就是强奸罪,并且重罚组织者。这是恶法,必须取消。就在两天前,浙江一地又将少女被凌辱事件定性会嫖宿幼女,而在今天,我们要迎接来六一儿童节。此刻在微博上搜索相关事件的关键词,你会发现搜索结果被屏蔽不予显示。这就是这个国家保护幼女的方式?我将和这条恶法死磕到底。

2:取消一个恶法,增加一个善法,要规定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身为一个车手,对汽车碰撞后所产生的冲击力最了解不过。很多人坐在车里,怀抱婴儿,以为一旦发生事故,自己臂力无限。甚至我身边的不少朋友都没有把儿童安全座椅当一会事,我百般劝导,他们只回答你一句话,唉哟不要紧的呀,开的慢点就好了呀。这是重大误区,没有儿童安全座椅的保护,就算三十公里每小时的撞击,小孩都可能受伤,更可能被甩到车外。类似悲剧层出不穷,国家应出台相关法律,3岁以下儿童坐车出行,未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都应给予警告或处罚。

  我们可以为儿童做的事情有很多,以上两个建议仅仅是当务之急。对于儿童节和那些礼物们,穷有穷的过法,富有富的玩法。但玩具会玩腻,节日会过去,有毒的牛奶,有毒的食品,有毒的空气,被拐卖的儿童,看不起病的孩子,被当成道具的学生,都活生生在我们的周围。这节日要是哪个学校去个领导视察,风里雨里,估计孩子们还要站成两排敲腰鼓摇红花。

  所以,在这个保护儿童做的不够,伤害儿童却罪无应得的地方,在这个除了六一是儿童节,其他很多时候都是儿童劫的地方,除了建议废除嫖宿幼女罪,强制使用儿童座椅以外,我还建议将下个月的一号,下下个月的一号都改为儿童节算了。以前我常觉得,我们所有的努力,是为了自己能够看到光辉岁月的到来,而现在,只要我们的后代生活在一个更好的环境里,我就满足了。如果当我的女儿有了孩子,世道依然如此,我只能说,四个月后的一号,也没啥可庆的,索性一并改成儿童节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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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朝鲜三个著名美女特务的不同下场(组图)_王南方_新浪博客

 

揭秘朝鲜三个著名美女特务的不同下场(组图)

(2012-01-04 23:29:50)分类: 名人明星:绝秘档案

揭秘朝鲜三个著名美女特务的不同下场(组图)
金秀琳 最美丽的时代牺牲品

朝鲜战争时期,“金秀琳”这个名字是邪恶的代名词。战后,韩国政府每次发布黑名单、“邪恶轴心名录”,金秀琳都是惟一上榜的女性。她貌美如花,是上层社会有名的交际花,被认为是为朝鲜情报机构服务的“第一女间谍”。直到今天,韩国和美国都在重复一个故事:金秀琳勾引一个美国军官,窃取了重要军事情报给朝鲜,是挑起朝鲜战争的罪魁祸首。然而,随着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资料一一解密,人们发现,金秀琳并非间谍,她只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甚至是受害者。

1950年7月下旬,朝鲜军队逼近汉城(今首尔),韩国军方下令处死交际花金秀琳,称她是“非常恶毒的国际间谍”。此后,金秀琳更加声名狼藉。美国《皇冠》杂志评价说,金秀琳是“背叛美国的韩国狐狸精”。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当时还在好莱坞打拼,他主持引进了一部电视剧,把金秀琳描述成亚洲版的玛塔·哈莉——西方世界最着名的十大间谍之一。美国政治家德鲁·皮尔森甚至认为,金秀琳“挑起了朝鲜战争”。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金秀琳和她复杂的感情生活、“间谍生涯”被历史封存。近日,美国国家档案馆一份标注着“绝密”的文件被打开,金秀琳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份文件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金秀琳被控从美国一名上校那里取得了情报,通报给朝鲜军方,而事实是,这名美国上校本人都不知道这个情报,金秀琳根本没有情报可以泄露。

真相来得太晚了,金秀琳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35岁。

揭秘朝鲜三个著名美女特务的不同下场(组图)

金贤姬亲手炸毁一架载有115人的韩国客机

金贤姬,作为朝鲜劳动党的“工作员”的名字是“金玉花”、“金花玉”,1964年1月生于平壤,生就一副美人坯子。其父是朝鲜外交部官员,曾作为外交官携眷常驻古巴,妹妹贤玉和弟弟贤洙就出生在哈瓦那。金贤姬上小学时,就曾作为童星演过电影;中学时代,曾作为青少年代表向出席南北和谈的南方代表献过“金达莱”;曾就读于金日成综合大学(生物)和平壤外国语大学(日本语);1980年3月,被朝鲜劳动党“调查部”选中,远离家庭,在若干“特殊机构”里长年接受包括外国语能力在内的旨在培养一流“工作员”的各种训练,可以熟练使用日语和中文(包括广东话)。

策动了1987年汉城奥运前夕的大韩航空的空难事件,原本想服毒自杀,却失败被捕。后来在南韩接受审问时,一直用标准的日本语与南韩沟通,并捏造了可怜的身世,企图掩盖她是北朝鲜人的身分。直到她在电视上看到南韩人的生活,并不如她在北朝鲜时的水深火热,得知她以前根本就是被洗脑时,终于突破她的心防,承认了一切。

1990年3月27日,金贤姬被汉城地方法院判处死刑。后蒙卢泰愚总统“特赦”,于一年后被释放。后在安企部的保护下从事着述和讲演。其后来出版的题为《现在,作为女人》的手记,在韩日两国都成为畅销书,后又被拍成电影,据说仅版税一项就高达10 亿韩元。1997年12月,与当时曾参与她的调查工作的原安企部官员秘密结婚,现在韩国过着“普通主妇”的生活。

揭秘朝鲜三个著名美女特务的不同下场(组图)

袁正华 色诱韩军官窃取情报

袁正华1974年出生,1989年—1992年间,她在朝鲜接受对韩间谍训练,因训练途中受伤而退役。之后,她因偷盗百货商店,在6年中辗转各地。1998年,袁正华在亲戚的帮助下了结了盗窃事件,并成为朝鲜保卫部的成员,然后被派往中国,在吉林等地经商。在1999年—2001年期间,袁正华先后参与了对100多名“脱北者”及韩国商人的绑架活动。2001年10月,袁正华接到“上级”潜入韩国的指令,遂伪装成朝鲜族与韩国男子崔某结婚,之后前往韩国定居,并获得韩国国籍。

袁正华在进入韩国后又伪装成“脱北者”,并于2001年11月向韩国国家情报院自首。在这一身份的“掩护”下,袁正华往返于中国、韩国、朝鲜和日本,开展间谍活动。

2002年10月—2006年12月,袁正华先后14次向朝鲜保卫部报告韩国国内情况并进一步接受指令。2003年,袁正华掌握了韩国对朝情报人员的活动细节,还收买了同韩国情报机关有联系的企业家。2004年,袁正华还接到暗杀对朝情报人员李某和金某等的指令,并以毒药和毒针进行事前准备工作。

韩联社称,2006年,袁正华与“脱北者”团体的干部和军队情报人员接触,搞到了前朝鲜劳动党书记黄长烨等人的居所。黄长烨原是朝鲜劳动党书记和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1997年在北京进入韩国领事馆要求政治庇护,后来逃亡到韩国。在此过程中,袁正华通过婚介公司接近管理军事机密和“脱北者”信息的陆军大尉黄某等三四名政训军官。韩联社报道称,袁正华以美色进行引诱,同黄某同居,从中获取军事机密。黄某于2007年9月得知袁正华是间谍后,非但没有举报,还帮她隐瞒事实,帮助袁正华销毁了向朝鲜保卫部报告的传真文件。2008年5月,黄某向袁正华提供了“脱北者”出身的军队安保讲师名单。

韩国联合调查本部27日表示,根据《国家保安法》于2008年7月15日拘捕了袁正华。联合调查本部还逮捕并拘禁了指使袁正华从事间谍工作和转送情报至朝鲜的间谍金某(63岁)。据报道,金某是袁正华的养父,他与朝鲜保卫部间谍进行紧密接触,并向袁正华提供间谍活动所需的资金,同时操纵袁正华的间谍工作。

朝鲜女间谍袁正华2008年10月在首尔被判入狱5年。(摘编自红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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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诗创作的一个新范本_陕西梦野_新浪博客

 

乡土诗创作的一个新范本

(2012-05-30 17:51:30)分类: 梦野时分

乡土诗创作的一个新范本(摄影青青)

乡土诗创作的一个新范本

——梦野组诗《神木》暨诗集《在北京醒来》座谈会纪要

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鲁迅文学院,中共神木县委、神木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梦野组诗《神木》暨诗集《在北京醒来》座谈会,近日在京举行。高洪波、李敬泽、雷抒雁、胡平、成曾樾、邱华栋等与会专家对梦野的诗歌创作给予肯定,认为他在乡土诗创作中有了新的发现和新的创造,丰富了当代诗歌的版图,是乡土诗创作的一个新范本。座谈会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主持。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忠实表示祝贺。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雷涛因参加全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不能进京,代表省作协党组、主席团对梦野诗歌座谈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贺信

梦野诗歌座谈会主办方:

欣闻梦野组诗《神木》暨诗集《我在北京醒来》座谈会召开,我因事不能赴京,特表示热烈的祝贺!

在陕西的青年作家中,梦野是更为年轻的一代。他以自己的才情和品格创作出了极具艺术个性和地域特色的诗歌,叫响诗坛。他含隐而凝重的诗歌,时间愈久,愈能显示其价值来。本次座谈会对推动人文神木建设,繁荣陕西青年作家创作将起到促进作用。

祝座谈会圆满成功!

贾平凹

二O一二年五月八日

(贾平凹: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梦野:

祝贺组诗《神木》暨诗集《在北京醒来》研讨会在京举行!

对于南方的我看来,你生长的那片土地遥远、广渺而神奇,因你的诗歌深切而动人而刻骨铭心。你是如此热爱你的家乡,你的创作处处可见这份炽热,你的朴实无华你的诚挚敦厚你的根深叶茂,正是家乡的回赠。

你的诗歌就是那块土地的一株神木。

舒婷

二O一二年五月八日

(舒婷: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福建省文联副主席、厦门市文联主席)

中国作协创研部、鲁迅文学院等主办单位:

  组诗《神木》暨诗集《在北京醒来》座谈会召开,我因学院事务不能亲临,特代表榆林市文联、作协和我本人,表示热烈的祝贺!

  梦野是榆林对外获得广泛认可度的诗人。他的诗有很好的质地和创意,经多年的探索,诗的个性突出。在故乡和北京间,他以多种艺术手法,关注的是社会环境和人类的终极命运。在榆林建设文化大市的今天,培育文化名人使命重大,梦野的出现,无疑能给我们一种有益的启示。

  预祝座谈会圆满成功!

  龙云

二O一二年五月八日

(龙云:榆林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榆林市文联主席、作家协会主席)

评论

高洪波(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诗刊》主编):

刚才读了这么多贺信,我觉得最让我感到敬意的是舒婷,她很少给人写贺信,而且写得这么好,说明南方的诗人舒婷,对陕北的诗人梦野,评价的非常准确,很难得。鲁院是我的母校,也是一个滋养了无数作家的圣殿,给神木的诗人开这么一个高规格的研讨会,我觉得意义非常大。

梦野的这组诗,让我们认识了神木。这个组诗,写麟州、写杨家将、写范仲淹,写陕北红军黄云爱三妯娌,为保全村民带头把敌人诱开,她们跳入悬崖。我觉得他这组诗的精髓和神韵在里面。第一个他特别真诚,我和白描能感觉到这点。梦野这个真诚反过来影响了别人,诗也体现了一种真诚,对土地、对父辈、对乡村,诗歌里面的情感是遮掩不住的,尤其是有过阅读训练的人,一眼就能感受到,不浮泛,不浮夸,不假模假式。第二个就是他这种非常浓郁的情怀,就是质朴中有一种像地火在地下涌流的这种情感。包括他写的《和你犯点错误》等,这些诗都很真诚,可能是另外一种情感,还有他对老父亲皱纹的描写等,我觉得都有一种特别浓郁的情感使我感动。第三我觉得眼睛很毒,就是说他的一些细节的捕捉是很难得的。我觉得梦野的成功之处还有一个就是,他所处的位置,是一个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不断争夺的一个地方。他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农耕文明和汉族这种立场,来展示了他诗的文化背景,我看了以后,觉得非常有意思。

在地域方面,他有自己的独特性。为什么舒婷,一个典型的南方诗人,对他的地域诗在贺信里面那样称道。因为一般南方的人写不出来,当然可以有一次采风中的文化反差,但是真正的要往深处写,还是自己本土的诗人写得会更好一些。所以我觉得梦野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新范本,一个年轻的诗人,用自己的创作丰富了我们当代诗歌的一个版图。

雷抒雁(中国诗歌学会会长、诗人):

梦野让我想起年轻时的李季,我没见过年轻时的李季,但我看见那个照片,我觉得他像,或者说像陕北走出来的柳青。梦野是一个非常质朴的人,白描说他外表看不像一个诗人。

我读了梦野的诗以后,觉得他确实是一个诗人,而且是有创造性的这么一个好诗人。陕西有一个青年雕塑家,把陈忠实小说《白鹿原》里的人物都捏成泥人。我看了梦野的诗以后,就立即想到这个。他把人物突出,写他母亲的左手、右手,写他父亲的左眼、右眼,他把人物形象一下子给突出来了,从这个突出来的形象再进入他的精神。我想这样的写法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就事实或者人物形象的那种平面叙述,就是把人立体化了。闻一多当年在谈诗时,讲究诗歌的建筑美、绘画美、音乐美……我想这种类似于雕塑,对人物的这种刻画,对情感的这种突出表现,打破了一般对于这个具体的事实或者是事件的描述。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写法,是梦野独特的一个方面。

无论是写陕北的人情,陕北的事情,他都让我感觉到的是一种天赖之声。他这个是原生的,他的情感就是他的血肉,他的创作是从情感里真挚流露出来的,这一点是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他已经成了一张神木的文化名片。陕西的名诗人、作家是陕西的文化名片。比如一说陈忠实、贾平凹就想起这个陕西,一说陕西人家就必然想起他们,所以他们的重要性就在这儿,就是陕北不仅出煤,它出文化,出创造文化的人,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的。

梦野最深刻的,最能打动人的,最富有感情的,还是他写神木农村的诗。农业、农村、农民,碰撞着他,激发着他,冲击着他,这样创作的诗歌有力量,有厚重感。它包含的能力就像神木的煤一样,里头的热量比较高。像他这样一个本色的诗人,乡土的诗人,尊重自己的生活的阅历和情感是非常重要的。

我很欣赏他这样的诗人,觉得他的潜质是很好的。他比较年轻,前途还是很大的,希望能吸收一些地方文化的好传统。他的语言也有一个特点,节奏感比较强,但是有一些类似于词汇罗列。这种看似很丰富,看起来很丰满,实际上有一些并不是形象,而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我说这些,因为我觉得梦野是我们陕北值得骄傲的一位诗人,也是我们陕西值得骄傲的一位诗人。我希望他能够有更好的作品出来,更大气的作品出现,他有这个能力。

雷达(中国作家协会原创研部主任、评论家)

神木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给我很大的震撼。看了梦野的诗以后,有几点突出的感受。

第一我觉得梦野的诗,是用黄土的颜料来写成的。而且我觉得他有一种内在的、自然的先天优势的结构,他基本原料和色调是黄土。他的精神资源来源于大地,来源于我们民族的伦理、道德、激情这些东西。构成他这个诗歌动人的部分主要还是来自我们民族的这种生活深处、大地深处的这种诗意,这个东西我觉得资源很深厚,所以非常感觉到,非常受冲击。他的诗本身有一种天然的感动人的东西确实是原生态,但这种原生态本身也涵盖了大量的我们民族精神的元素和风土元素。他的诗,给人一种非常充沛的东西,使人感觉到浑厚、质朴,也比较深邃,有一种大地,源自大地的这么一种力量。这是一个突出感觉。第二我觉得他的诗歌创作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比较注重叙事元素。叙事元素就是说,他的小说,不是小说,就是他的诗歌里面有着叙事元素。这至少是一个特点,有的运用的非常好。第三我觉得他的诗歌,就是说他很能抓住时代敏感的特点,诗歌《在北京醒来》其中后半部分也写到了现代化对古老土地的冲击带来的感想。我觉得还有很大的东西可以挖到。他的诗歌很浑朴,这种浑朴我非常喜欢。

他依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诗人,还是打动我的,我个人是喜欢的,因为我本身也是西北人。我觉得土地那种苍茫之感被他写出来了。

韩作荣(《人民文学》原主编、诗人):

梦野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诗作,对亲人与黄土高原深切的情感,对节气的敏感与农耕的描述,都有着不同的感受与生动鲜活的表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的诗多生活的实感,而这样的深刻只有生于思,长于思,活在其中。生命与生境溶于一体的人才写得出来。他最好的诗中,那种环境与心境切合,个体的独特感受。与俗常事务中新的发现与揭示,深入地理解,对诗的内在形式的把握,让作品生成了意味,是给人印象深刻的诗歌。

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新诗研究中心主任)

能有机会参加这个座谈会,使我认识了一位很有才华的,也是对诗非常执着的诗人梦野,我感到很兴奋。那么我们衡量一个诗人,确实看他的诗。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把他放到一个历史的坐标当中,一个大的范畴之内,我觉得就要看他给乡土诗带来了什么?他是一种信息的重复,还是在一种实际当中能够有新的发现?能够有新的事情?我个人觉得,我在梦野的诗歌当中,确实是看到了他对乡土诗的写作,有他的新的发现和新的创造。

梦野诗歌具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扎根于养育他的土地,这就是神木。每个诗人都有自己这样一个,专心营造的这样一个抒情的境遇。我觉得,梦野实际上没有局限在一个小小的村庄,他的范围扩大了,立足于神木。我觉得他更突出的成就是反映在《在北京醒来》这部诗集当中,这是近年来他诗创作一个精选。

北京是他一个抒情的参照物。梦野确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地之子”。在他的诗歌当中,我感到他给我们呈现了一种现代意义的乡土,就是那种浓重的历史感。他立足于乡村,他这种思考相当慎重,结合的是农民的命运。

梦野诗歌,特别是在乡土诗写作当中他的这种贡献,我认为是一种非常优秀的诗人做出的重要贡献。他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诗人,而且他对诗这么热爱,这么执着。我今天和他第一次见面,觉得很喜欢他。他这种性格,不张扬。不像某些诗人,太轻浮,太有意识地去炫耀,或者是如何炒作自己。

阎晶明(《文艺报》总编、评论家)

梦野自然的呈现,我觉得就很好,包括写神木这一组诗,我个人认为也挺好的。对乡土、乡村、亲人的描述,深含着一种眷恋、一种回味,我觉得都是写的很好的。八辑中,我觉得写的最好的是《和你犯点错误》,这是他的一组情诗,我觉得写的特别好。他表达的是一种别人不可以替代的爱情的一种感觉,因为他写的非常有细节,非常有意象。这整个几组诗里,只有一个共同的意象就是一个叫妹妹或者什么,但他表达的那种感情,爱而不得的那种感情,我觉得特别好。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在陕北或是像神木这样的一个地方继续生活下去,继续写诗的诗人就应该开掘这样的资源。就是他的感情必须是真切的,具有当代人的这样一种真切的表达。他很多的意象,很多东西又是和那个地方的生活,和他那地方的人与人之间密切的关系,我觉得他找到了,而且在那组诗里面,他的语言也是非常的有特点的,是有个性化的,是更具个性化的一种诗意表达。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员、评论家):

我能从作品中能感觉到梦野是一个执着的,坚韧的,强劲的也就是说很有力量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从实际上他这个人其实看起来的话是有点土,还有点本分,甚至于说他还是一个腼腆的人。

他的作品我读了之后,印象特别深刻,他得以赢人或者说他在这一群人中成为“这一个”,我认为是他的诗作呈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意境与气韵,这就是把写作始终与神木联系起来,这个印象特别深刻。我觉得他无论写什么,其实都是在以个人角度和层面去写神木。从他的诗歌来看,我觉得他几乎是一种全身心的拥抱,跟一般写家乡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我能感觉到就是他那种热忱、热烈、热切、热血的程度是少有的,是在我看到的,读到的青年作家、诗人的作品是比较少见的。我觉得他几乎是带着神木的一种东西,神木给他注入了一种东西,在诗歌中燃烧。这是他给我特别突出的印象。

《在北京醒来》我觉得他其实写的是家乡和他的一种生命的精神联系。这个作品里头,他有很多诗句,把家乡拟人化,甚至人格化。就是他思念家乡,家乡同时在注视着他,而且满含热泪,就这个意象我觉得那确实是诗人的,而且不是一般诗人的,包含了一种敬仰的身份在里头。我认为,他不是一般的写家行为,可以说他和神木是相互的馈赠,是彼此骄傲。

李小雨(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诗人):

梦野这两本书中的好多作品,是经过《诗刊》发的。他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了很长时间,途中进入鲁迅文学院,诗里面也可以看出来他有好多新的元素在里面。就是他的那种镜头感,有些诗像叙事的情节把他融入在里面,他有很多新的元素在里面。

梦野是一个非常勤奋,创作量很大,但又很严肃的诗人。《在北京醒来》我觉得很有分量,前面写乡土,写他的那种故土的生活和回忆。后面写城市,写他乡土的变化、变迁。我觉得他的乡土,和那么多写乡土的诗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写出了生命的痛感和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是最可贵的。他很多细节的捕捉,感情细节的捕捉,我觉得很难得,有他自己的独特的感受。没有经过这个生活,神木的、高原的这种贫困的生活之后,历练之后不会写出来。

梁鸿鹰(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评论家)

我觉得梦野的诗还是挺新鲜的。就是说反映西北这种生活的,它历来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的主题和素材,但是我看他的诗,还是觉得很踏实的,他是一种从大地中来,这种乡土的东西很亲切。有一个国外评论家曾经说过, “诗歌实际上是生活的表现,或者更确切点的说,就是生活本身”。我觉得梦野的诗是一个很好的引证。他的诗歌确实是生活之歌。我们能够在这里看到最多的,就是诗人对生活状态,对过去的生活,对农村的生活以及是我们这个大的时代里面村庄的生活的反复吟唱。他有一次上坟,他说自己上了多少次坟,他不记得,多少次都没有这次深刻。他说他想再往下走一走,找准死后下葬的位置,看时光如何将他一点点挖空,像这种句子都给人一种非常好的感觉。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评论家)

我很同意刚才各位对梦野的肯定,确实可以用很多个关键词来概括他的一些特点,比如说,纯朴。我觉得梦野的诗写的非常质朴,不装,没有矫揉造作的东西,这个是原自他性情的优点,再有一个就是安静。这个安静我觉得现在的诗歌大部分的文本特别躁动。那么在梦野的诗歌里面我更多感觉到的是一种沉静的、人性的、温暖的东西。那么还有一个词我觉得可以叫做诚实。我觉得他一直把他自己的内心情感和经验,袒露给读者,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比如说,刚才大家都提到了,认为那首诗不错,叫《和你犯点错误》。

总的来说,我就觉得梦野的诗歌经过了一个成长的过程,就是有早期的朴素而相对的有一些直露到逐渐的深厚有弹性,到最近一两年他的诗歌我注意到有点陌生感了。所以我去年作年选的时候我还选了他两首诗,我觉得他的诗歌确实进步很大,他句子的提炼和诗意的把握包括意向的构造、味道的传达渐入佳境,有了很大的提高。

商震(《诗刊》副主编、诗人):

梦野的乡土的诗,这与伪书情者有所不同,首先他是把自己的心灵与情感稳固在他生活的乡里面,并与这种稳固来获得诗意。其次,他始终保持了对他自己的乡土的敏感,不断的使之陌生,不断的动用出新意,并以这种顿悟来展示才情。他的乡土诗有着普遍的时代的精神和的个人化情绪。他笔下的乡土是他生命经验和情感经验的综合反映也是他激情释放的主要通道。他在他生活的乡村里捕捉人物、景物和事物,捕捉思想和诗意,然后按他的自己的所思、想、所悟在以诗歌的方式表述出来,这些表述无论是妥贴的还是过分的,都是他自己,他的诗是他自己的创造。

梦野也游历过许多城市与名山大川但在他的笔下诗中各个异地城市和名山大川都要与他生活的乡村进行比较,这些比较都无一例外的表现出对家乡的眷恋,也就是他走到何地、何方,他心里的温暖都是生他养他的乡村给予的,这是他诗中的高贵,也应该是诗人本身的高贵。他的诗有着感情丰沛而不张扬,词语朴素而不乏饱满,表述稳健,真挚内敛的特点。任何一首和一部经典作品并不一定要依赖大胆创新带来的冲击而成为经典。像了这样坚持老黄牛精神,坚持忠实于自己的精神,他在创作,同样释放着诗歌的魅力。

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员、评论家):

读梦野诗很有感慨,一种非常内在的感动,很激动的一种心情。

那么在他的诗里面,我能看到作为一个陕北之子,虽然他比我小很多,但小时候他也一定体验过陕北人生存的艰辛,生活的那种苦难。我不奇怪,感觉这些诗都写的很好。写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写老有所养,这些诗我觉得都是有真情实感的。那么像《在北京醒来》我同意刚才白烨说的,其实他是唱给陕北的,也是陕北在他心中那种萦绕不去的乡情,深深的对故乡的一种爱恋,把它都抒发出来了。

信天游对梦野的诗是有影响的。但我觉得这种影响是远远不够的。

唐晓渡(作家出版社编审、评论家):

我和建军不一样,他有一份陕北的感情,我只是直接从文本进去。在地铁上我带着《在北京醒来》一看有点意思。我觉得有意思主要是前面,《不敢看母亲流泪》以及后面的《在北京醒来》。

他给女儿的那首诗里,写到身上的三颗痣,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因为我从痣的意象就想到指纹。他的诗里刚才清华教授也讲,他故乡带来的那点泥土,里面带着父母的体温和指纹。这个指纹很有意思。我试图找一找三颗痣是什么痣?因为他说女儿如果迷失的话,他可以凭着三颗痣去找她,也将会照亮她的人生道路。我想了一下,梦野也有他的三颗痣。这三颗痣是什么?第一个是一往情深,梦野是一个一往情深的人。说实在,这本诗集说到底其实写的就是亲情、爱情和乡情。第二个就是黄土神木,这个里面我是从他的一种文化遗传和生命密码这个角度去看的。第三个就是伤痛,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梦野的整个的成长道路深含着一代人的疼痛。这样的三颗痣,还有我说了一种和神木互相辨认的指纹,那么使我想到了,从形式上看梦野的诗,这个意识还是比较自觉,因为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说这个形式对诗人的这种指导,有时候很有意思。

梦野基本上的调子是叙事的,有了叙事文学,用诗歌来叙事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他在破这个叙事性。就是他采用的一个就是刻画,第二就是特写。就是用很多特写的蒙太奇剪接来使得叙事本身的那种惯性或者说他可能导致的一个平面化完全把他破了。第三个是节奏,梦野诗的节奏感是很强的,尤其是在后面的就是《在北京醒来》尤其是《在北京睡去》里面大量的使用并列。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的毛病,因为对梦野来说这种本身带有特别意味的东西,能够对叙事性本身造成一种间断和颠覆,至少他能平衡住这个东西。

敬文东(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文学传播学院教授、评论家):

  我在梦野的诗里,读到了很多挽歌的性质,尤其是第一、二集里面,有着对乡村那种,说哀悼可能重了一定,说挽歌性质是没有问题的。在读这本书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想的问题,就是咱们的诗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如何把握这个物。刚才晓渡老师到叙事的问题。

  梦野的诗里面用到了很多乡村里边的那种意象,实际上我们如果从物的角度来说,他属于悟的范畴,就语言如何把握这个事物,我们的诗是如何去把握悟的,这个问题我到今天为止没有答案,但是,我看了梦野的诗时,觉得这种把握的方式很亲切。

  刚才晓渡老师说到叙事的问题,就是他其实隐含了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在叙事的过程中间其实应担负起每一首诗发明一个新形式的意思。我要说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重新在词和物之间,建立一个我们没有见过的那种联系。

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评论家):

  我讲的比敬文东还要短。关于各位对这个诗集的讨论的观点我很同意。

  我读了他的诗感觉是到处都有诗,我觉得诗人的这个诗的触角非常发达。我觉得是提炼诗兴、诗意的能力我觉得也很丰富,有真情实感,刚才多位先生所谈到的很多的包括他的意象的提炼,细节的提炼等,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同意,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能够证明生活和诗歌关系的一个作品。

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评论家):

梦野从节令解读故乡,并找到了他自己的涵纳诗心的入口;从大的方面看,诗人置身于现实的城乡之变,节令带动的记忆又使他依此找到了历史与今天和未来的联结。节令在诗意表达上具有伸缩功能,小到时序,大到时代,都是节令这一中间区域的延展部分。韩作荣老师称许《城里买回一把锁》,我深深赞同,可以说,有了这首诗其他很多诗就可以不用写了。

他的诗集叫《在北京醒来》,诗人确实聪慧有趣,《在北京睡去》是非常出色的一组诗。整部诗集读下来,会感觉出独特的诗风和习调。他有一颗柔软的心,沉浸在故乡的诗心。

郭艳(鲁迅文学院教研部副主任、评论家):

  因为时间实在太紧张,我简单的讲两句,我对《在北京醒来》这部诗集的感受,也写了一个小稿子,简练说几句。我觉得他节令的意向,对于农村的意向,从乡土经验一路走向对于现代城市的触摸,北京巨大意向的惊醒,是对于乡土经验和情感包括对于都市现代精神体验的一种梳理、感知和呈现。

  我对他的第二辑的《矮下去的村庄》的意向比较感兴趣。因为对于新的乡土诗写作来说,这组诗歌的意向很有意思。他的诗充满的这种精神的焦灼,但他的诗能够飞升起来,这是我对他第二辑这个诗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还有一句话就是从第五集开始,其实梦野是写了他这颗从神木生长出来的树,他没有办法不遭遇现代性的这样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从乡土当中出走来,就是从故乡带来的泥土,这首诗的非常精彩,最后他还是感觉到天冷了,一个人在异乡的夜里,在方言织成的布里,寻找逝去的那一点暖。那么这种寻找,我认为可能是梦野诗歌的进一步呈现,从而达到陌生化的一个阅读效果,更具有象征性的诗境。

李敬泽(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评论家):

首先是祝贺梦野诗歌研讨会的召开和如此认真和漫长的进行。现在是十二点半,这是我所开的研讨会中时间最长的了,这个也充分反映了大家的热情。

梦野写了这么一个组诗《神木》,我觉得写的也很好。读了这个诗,我等于是到了神木一趟,等于是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正在经历着巨大的蓬勃发展的地方,它的历史,它的现状和它的精神风貌。我觉得这样的诗也还是有价值的,起码神木人民是很喜欢的,很爱读的。一个诗写出来,让全国人民都爱读其实也不容易,但是我们能做到让神木人民爱读这就已经很了不起。所以这样的诗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他的整个这部诗里我其实最喜欢看,说老实话,我也可以像朋友们一样,高度地肯定一下他的乡土诗。一个来自神木的深深的在精神上具有自己根性的这样的诗人,他是如何应对、表达和容纳我们这个时代如此复杂的经验。我想即使是身在神木,这种经验也同样是复杂的,如此复杂需要我们有强有力的语言和形式,当然也有我们强有力的思想力量去把握他,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梦野已经做了很多,做的很好,但是我们可以给他提出更高的期待。

梦野答谢词

感谢主办方,感谢与会者,感谢祝贺人,没有你们的关爱和主持,就没有今天这个座谈会的举行。

  诗歌是我文学中的故乡。其他的文体就是我的邻乡。我是一个耕者,诗歌里的庄稼,将养育我的故乡复活,投射着社会变迁和人间百态。各位专家赐予我新的阳光、节令、雨水、养分,我深感幸运。相信在文学的秋天,在故乡与邻乡,我会收获更多的精美的粮食。

  谢谢大家。我会用新铭记你们的恩情——生生世世!

本次座谈专家提到的主要组诗有:

《和父亲上坟》

《我不敢看母亲流泪》

《矮下去的村庄》

《乡村:神的记忆》

《你是最爱》

《和你犯点错误》

《在北京醒来》

《在北京睡去》

《神木》

(鲁迅文学院,根据录音顺序整理,全文共四万余字)

乡土诗创作的一个新范本_陕西梦野_新浪博客

神木诗界的青春方阵

 

神木诗界的青春方阵

来源: 榆林神木民政  时间: 2012-05-29 11:25

  神木是我国历史上的边陲重地,也是民族英雄杨家将的故里,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神木凝重的人文资源和丰富的地下矿产资源,决定了它无可替代的新世纪国家能源化工基地和全省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地区的特殊地位。神木也是诗歌的沃土。从古至今,这里多有俊贤雅士,每出名篇佳作,王维、范仲淹、文彦博等,都曾在这里留下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句。进入新时期,文艺事业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一大批年轻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优秀作品不断涌现,诗歌创作更为活跃,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青春方阵。

  2009年11月,随着神木诗词学会的成立,又为神木诗界注入了充满活力的青春气息。三年来,神木诗词学会会员创作的300多首诗词作品在中、省、市以上报刊、杂志发表。其中2009至2010年,先后有16位诗词作者的150多首诗歌在省级以上报刊、杂志发表。2010年,梦野荣获第二届陕西省“柳青文学奖”新人奖。梦野的诗集《在北京醒来》、马慧聪的诗集《守候》、青柳的诗集《城市暗语》、慕颜潇潇的诗集《篱笆外的行人》、郭强的诗集《安放幸福的日子》由陕西出版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2010年11月、2012年4月,神木县文联、神木诗词学会联合主办了两次“神木诗会”。100多名来自榆林各县(区)的诗人欢聚一堂,共同探讨交流榆林诗歌的发展和走向,并为神木创作了不少诗词作品。

  2011年,神木诗词学会所属会员在《神木县文学艺术创作成果奖励办法》的鼓舞下,狠抓精品创作,继续推动文艺的繁荣和发展,先后有20多名会员,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其中有多篇作品获奖。如肖峰的诗集《神圣的煤》荣获第六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单振国创作的《神木赋》在陕西省委宣传部举办的“陕西百县赋征文”活动中荣获二等奖。2011年10月21日至28日,神木诗词学会副主席、青年诗人梦野参加了《诗刊》社举办的第27届青春诗会,并在《诗刊》发表组诗《神木》;神木诗词学会副主席闫秀娟的诗歌在《诗刊》上连续发表多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她的诗集《手影子》由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得到了一致好评;还有北城、破破、马慧聪等人的诗词作品相继在《诗刊》《西部》《延河》《草原》等刊物发表,显现出了非常强劲的势头。

  2011年11月,神木诗词学会创办了诗报《诗界》,为广大诗歌爱好者提供了很好的阵地。在培育新人方面,神木诗词学会紧紧依靠县文联,通过《神木》杂志、《校园》报、《诗界》以及各中小学、职业技术学院、大中型企业的报刊、文化园地,培育和扶植了一批诗词爱好者。现在,神木县各中学都有文学社、诗社,他们不定期的举行诗歌创作比赛、诗歌朗诵会,很好的激发了诗词爱好者的创作热情。

  2012年,神木诗界捷报频传,创作势头强劲:梦野的诗歌《城里买回一把锁》入选《2011年中国诗歌精选》;诗歌《我租到的是每夜的梦》入选《2011中国诗歌年选》。同时梦野的诗歌《春天》在《人民日报》2012年1月28日发表;组诗《和父亲上坟》(6首)发表于2012年《朔方》第1期;闫秀娟的组诗《你用花的声音开放爱情》(3首)在《延河》2012年第1期发表。

  诗歌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有效传播途径,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方面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神木诗词学会充分发挥联络、协调、服务功能,把全县广大诗词作者和诗歌爱好者紧紧团结在学会周围,讴歌新时代,反映新生活,用美好的诗篇,繁荣文艺事业,推动神木文化大县建设,促进神木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神木诗界的青春方阵

易中天:文人原本是怪胎——“文化人的分野”

 

[转帖] 易中天:文人原本是怪胎——“文化人的分野”

  易中天:文人原本是怪胎——“文化人的分野”之一
  一孔子的分类有问题
  把作家、学者、媒体人、知识分子等等,都简称或统称为“文人”,实在很扯淡,也很糊涂。比如,你能说顾准先生是文人么?那简直就是亵渎!
  文人从来就不是“荣誉称号”。“文人相轻”,“文人无行”,也都不是什么好词。所以,要简称,得称“文化人”。最好,是细分。这事孔子老早做过。他老人家的主张,是分为君子与小人。这两个概念,可以区分“品类”,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也可以区分“品级”,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品类是类别,品级是级别。这种区分,在孔子那里是普适的,可以用于所有人。但如果加个“儒”字,称为“君子儒”和“小人儒”(《论语·雍也》),则特指文化人。可见,文化人不但能分类,还能分级。
  但这个分法,有问题。因为君子与小人,原本指不同的“阶级”。君子即贵族,小人即平民。其形成,则源自宗法制。宗法制规定,家族的血统、财产和地位,原则上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为君。天子的嫡长子为天下之君,诸侯的为国君,大夫的为家君。所以,君子就是“诸君之子”。做不了君的次子和庶子,分出去成为“小宗”。大贵族的小宗,起先也是贵族。天子的小宗是诸侯,诸侯的小宗是大夫,大夫的小宗是士。但分到最后,一无所有,啥都不是,就成了平民。所以,小人就是“小宗之人”。这就是阶级。
  到了孔子那里,这两个概念,又指“品级”,即君子“三高”(高贵、高尚、高雅),小人“三俗”(粗俗、低俗、庸俗)。再后来,阶级的意义没有了,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变成了“品类”:君子是好人,小人是坏人。或者说,君子道德高尚,小人品质恶劣。阶级讲“地位”,品级讲“品位”,品类讲“品质”,都是君子高,小人低。
  这就越来越说不清。比如小人,是无德还是缺德,是德薄还是德寡?然而“寡德之人”,可不是谁都能自称的。呵呵呵,“寡人”不是“小人”,反倒是“大人”。正所谓:尊贵是王侯,偏偏称孤寡,你说是谦虚还是自夸?事实上,简单的道德判断,最不靠谱。谁都可以轻易地说自己是君子,别人是小人。那么,到底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更何况,君子又怎样,小人又如何?比如周扬,是不是君子?是。整不整人?整。挨不挨整?挨。而且,正因为是君子,后来他忏悔。但不忏悔的,也未必就是小人。事实上,小人整人,君子也整;君子挨整,小人也挨(比如偷鸡摸狗的梁上君子)。历朝历代,还有搞政治运动那会,都这样。
  二我的主张,是区分类型
  显然,以道德标准为文化标准,是不灵的。一笔糊涂账,统称“文人”,更不行。分类才能见分野。因此我的主张,是区分“类型”。类型有品类的意思,也有品级的意思,还有型号的意思,标志着不同的气质和味道,甚至人格特征,所以叫“类型”。
  文化人的类型,主要有四种:士人、学人、诗人、文人。前三种,大约相当于“君子儒”;文人,大约相当于“小人儒”。大约而已,不完全准确。另外,还有两种次要的类型:哲人和艺人。之所以次要,是因为哲人数量极少,艺人又往往被认为“没文化”。这种分类,表面上看似乎带有“职业标签”,其实无关乎“职业身份”。比方说,并非学哲学、搞哲学、讲哲学的都是哲人。真正的哲人,凤毛麟角,千载难逢。大多数,则不过“哲学工作者”,甚至“吃哲学饭的”。
  同样,并非写诗的都是诗人,做学问的都是学人。比如乾隆皇帝,诗写得倒多,难道也算?又比如,现在某些官员,为了解决级别待遇问题,转岗文联、作协、社科院,今天主持一个项目,明天主编一套丛书,其实胸无点墨,事无寸功,也算诗人或学人?
  就连专业作家和学者,也不好说。事实上,有人写了一辈子诗,也不是诗人;做了一辈子学问,也不是学人。为什么?或无诗人之灵气,或无学人之锐眼,只好算作“诗匠”或“学匠”,无妨统称为“匠人”。这就只能算是“写诗的”和“做学问的”。好比有些人,只能叫“男的”,不能叫“男人”。
  舞文弄墨的也一样,有文匠,有文人。文匠只会写陈词滥调、新老八股、官样文章。这就像学匠,只会写“教材体”;诗匠,只会写“朗诵体”。八股文面目可憎,教材体味同嚼蜡,朗诵体令人肉麻。稍微像样一点的文人,也不屑。
  文人肯定是有才气的,叫“才子”;也是有才情的,叫“情种”。所以,才子每被佳人心仪,正如美女常为英雄所爱。但这不是鉴别文人与否的标准。真正的诗人,都有才气和才情。真正的学人则必有才气。是不是“情种”,因人而异。
  不看职业,也不看才能,看什么?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但可以肯定,文人作为“类型”,有特定的含义,并不等于“文字工作者”或“文化工作者”。因为人家写文章,就管人家叫“文人”,是没动脑子,含糊惯了。
  三所有类型,都是士的变体
  什么是“文人”?文人是士人的变体。当然,其他类型,除了艺人,也都是。艺人在古代,多由“**”充任。社会地位,与士人不可同日。这当然是歧视。但艺人不是士(士人),而是庶(庶人),总归是事实。
  士在春秋战国,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他们没有封建领地,但有学问本事,或一技之长。其中,有文化的是“文士”,有武艺的是“武士”。这是最早的分野。但这是“分工”,不是“分类”。文士和武士,都要靠自己的本事找饭吃。
  这就跟后来所谓“知识分子”一样,也是“毛”,必须依附在一张“皮”上。不过那时皮很多,毛也值钱。几乎所有的皮,都希望拥有更多的毛。稍微有点头脑的诸侯和大夫,都争相“养士”,甚至不计成本。比如“战国四君子”,便都是爱才如命,求贤若渴,网罗天下,执礼甚恭。
  反过来,士人则可以挑肥拣瘦,朝秦暮楚,爱理不理,爱来不来,端足了架子摆足了谱。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于是,他们不但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工作者”,也是中国最早的“自由职业者”。
  但从秦汉开始,士就不自由了。因为这时,“皮”只剩下一张,就是皇帝或皇权。出路,也基本上只有一条,就是“读书做官”。所谓“士人”,也一般不再包括武士,而主要指文士,即“读书人”。读书而做官,由士而大夫,所以叫“士大夫”。
  不过,做官这事,也非人人有份。有的做不了,也有的不愿做,还有人心里很想偏说不。这些人,便有的去做学问,这就是“学人”;有的去吟风月,这就是“诗人”。所以,学人和诗人,都是士人的变体。士的分野、分流和分类,自此开始。
  士人做了官,就是“官人”。官人是“帮忙”的。部分学人,修官史,设教席,注经典,搞意识形态,也算帮忙。偌大一个王朝和帝国,总要有人做事。这也无可厚非。何况士人来做官,总体上要比其他人好。外戚专政,宦官擅权,藩镇割据,都是“祸源”。
  于是从秦汉到明清,“文官制度”就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成熟。官员的主体,必须是士人(读书人);读书人的“正道”,则是做官。甚至还有世世代代读书做官的大家,叫“士族”;而某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读书人,即便还没做官,也叫“士大夫”。总之,官人,是秦汉以后士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只不过,不能算作文化类型。
  四文人是士人演变的末流
  然而皇帝或皇家,不但要有人帮忙,还要有人帮凶、帮闲、帮腔。这不仅是帝国政治的需要,有时也是皇帝本人的需求,比如附庸风雅、装腔作势、显摆卖弄。
  帮凶的,有打手,有鹰犬,有厂卫,有酷吏。帮闲和帮腔,则不是他们的活,也干不了。靠艺人同样不行。旧社会的艺人,并不像新社会这样受到尊重。所谓“王八、戏子、吹鼓手”,哪里上得了台面?没有话语权,如何帮腔?帮闲都难。
  于是所谓“文人”,便应运而生。文人,最早指“有文德的人”。这是古意,见于《书经》和《诗经》,后世不用。汉代的说法,是“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王充《论衡·超奇》)。但这是“文秘”,不是“文人”。而且,也应该算是“帮忙”的。
  汉魏以后的“文人”,俗称“笔杆子”。他们是为皇权或当局服务,帮闲、帮腔甚至帮凶的读书人。歌功颂德,是帮腔;吟风弄月,是帮闲;为文字狱提供“证据”,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则是帮凶。没有文人,单靠皇帝,根本就实现不了“文化专制”。《韩诗外传》说,君子要“避文士之笔端”,并非没有道理。
  显然,文人这一品种或类型,实乃古士演变之末流。事实上,有士人“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学人传承文化延续文明,诗人(包括一切真正的艺术家)创造文艺作品,再加上哲人启迪智慧,艺人丰富生活,也就够了,要文人做甚?可见是怪胎。
  帮腔和帮闲,也有等级或品级。高级的舞文弄墨,中级的插科打诨,低级的溜须拍马。但无论哪种,都是“御用”。有人主张分为“御用”和“非御用”的,这是犯糊涂,或想当然。其实,凡文人,皆御用,只有“在岗”和“待岗”之别,顶多再加“求之不得,恼羞成怒”的一种。
  文人也一样,几乎无不盼望“上书房行走”。就连某些诗人,也如此。否则,何必抱怨“不才明主弃”,说什么“奉旨填词”?可见吟诗作赋,原本退求其次。如果连这条出路都没有,便只好“落草为寇”,给“山大王”去当“狗头军师”。
  所以,文人其实有多副面孔,或为“文丑”,或为“文痞”,或为“文贼”,或为“文匪”,甚至“斯文扫地,泼妇骂街”,我们以后再说。那些从来就不想御用的,则决非文人。因此,有风骨的文化人,千万别以为文人称号是桂冠,随便戴在自己头上。
  总之,秦汉以后,士人就分化了,产生出各种类型。其中,学人和诗人是“正变”,文人是“异变”,哲人是“异数”。还有“匪人”,则是“异类”。匪人也有两种。原本是匪,然而儒雅,是“儒匪”;毕竟是儒,但有匪气,是“匪儒”。儒匪的特点,是“君子动口也动手,该出手时就出手”。匪儒的特点,则是离经叛道,呵佛骂祖,非文武而薄周孔,比如嵇康和李贽。这也是极少数,故不列为一种类型。
  后面的文章,便分而论之。
  刊载于2012年5月29日《南方都市报》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这样,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也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质言之,共同情感、个人体验、独特表现,缺一不可。 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是。因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那么,他传达的,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是。因为忧愁,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都能看到自己,这才引起共鸣。至于表现形式,不用说,非常独特。因此,李煜作为君王,虽然很不怎么样;作为诗人,却相当不错。 显然,强调情感的个人性,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诗人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表达人民的欢乐,人民的悲痛,人民的愤怒。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比如“代人寄远”之类。只不过,这些情感,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也就是说,诗人的情感,可以“关于他人”或“关于集体”,但必须“自己体验”。自己体验的,才是真情感。所谓“愤怒出诗人”,其实是“真情出诗人”啊! 因此,诗人几乎无不敏感,甚至孤独。这种心态,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甚至自行了断。这是诗人气质所致,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因为“情到深处人孤独”。 文人却很少孤独。因为他们的情感,原本是造出来的,是“为文造情”。他们当然也敏感,但那多半关乎面子,或脸色,尤其是在“作秀走台”或“颂圣应景”的时候。那时,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紧崩着的。 说起来,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也都有这样的所谓“作品”,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是阿谀奉承,有的是应付场面,还有的是由衷赞美。比如杜甫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就多半是真心话;何况这首诗的后面,还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事实上,真正的诗人,是一定会有“士人风骨”的。至少,不会总是“颂圣”,总是“应景”。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但下一篇文章,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刻,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唱出了“同一首歌”。但那是遇到了非常事件,而且是全国人民真正“心往一处想”。如果像上了闹钟似的,一到钟点就莺歌燕舞,便很可疑。一见“大雪纷纷落地”,就说“都是皇家瑞气”,也很可疑。 总之,历史上,现实中,有两种作家或作者,两种写作或创作。一种是真情实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才发言为诗;另一种则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没话找话,言不由衷。这个分野,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就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看出。他在《文心雕龙》的《情采篇》,把前者称之为“为情造文”,后者称之为“为文造情”。而且,他的态度也很明朗:“为情造文”是真艺术,应该肯定;“为文造情”是伪艺术,必须批判。 更有意思的是,刘勰也分了类型,贴了标签,管前者叫“诗人”,后者叫“辞人”。其实刘勰所谓“辞人”,就是我说的“文人”,用词不同而已。有人看不懂我的分类,认为牵强附会,或者多此一举,甚至故弄玄虚。哈,那是因为学问不够,没读过《文心雕龙》。 三 验明正身有点难 然而,当真要区分诗人与文人,又很难。 在文化人的各种类型中,诗人与文人,是最为接近,也最难区分的。第一,他们都写作,甚至都以写作为生,或者都有创作的冲动。第二,他们也都有才。一点才华都没有的,只能叫“诗匠”或“文匠”。第三,他们甚至都是“性情中人”,至少看起来是。诗人固然“风流倜傥”,文人同样“放浪形骸”。文人游山玩水,诗人也游;文人泡吧泡妞,诗人也泡。诗、酒、山水和女人,一般地说,都是他们的最爱。 这就很难“划清界限”。比如,你总不能说,诗人的浪漫就是“多情”,文人的风流就是“无行”;诗人喝酒就是“寻找灵感”,文人喝酒就是“放纵自己”吧? 我不知道刘勰是否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提出了鉴别的方法和标准,那就是区分情感的真假。他说,“辞人”(文人)的特点,就是人格分裂,表里不一,口是心非。比如,明明“志深轩冕”(极想做官),却“泛咏皋壤”(扬言归隐);明明“心缠机务”(勾心斗角),却“虚述人外”(假装超脱);开口“淡泊”,闭口“宁静”,其实比谁都在乎功名利禄、票子风头。总之,他们的性情是假的,叫“真宰弗存”(《文心雕龙•情采》)。 例证也有,比如潘岳(字安仁)就是。此人的一些作品,比如《秋兴赋》,表达的情感是很高洁的。对脱离官场,走向自由,也是很向往的。然而实际为人呢?每天站在路旁,等待权臣接见。高官的车子远远扬起尘土,就拜倒在地,叫“望尘而拜”。谄媚如此,其清高自然可疑。所以,后来元好问就讥讽他,说“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绝句》其六)。潘岳,也就成了言不由衷的文人典型。 但这事其实不好说。因为人都有两面性,文化人就尤其性格复杂,内心冲突,充满矛盾。比如那位最为放荡不羁的大诗人李白,不也很想入朝做官吗?为了满足唐玄宗,不也为杨贵妃写了“云想衣裳花想容”吗?何况想做官,也未必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富贵荣华,甚至以权谋私。也可能是为了践行政治理想,施展政治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然而官场有如江湖,毕竟凶险。饱受打压排挤之时,难免有归隐之心。而且,正如范文澜先生注《文心雕龙》时所说:尘俗之缚愈急,林泉之慕弥深。所以这一条,还真不好鉴别。 但,诗人“为情造文”,文人“为文造情”,是不错的;诗人性情是真,文人性情是伪,也是不错的。问题是:何以知之? 四 一念之差 我的主张,是看体验。说得再明白一点:但凡真有体验,而且那体验是个人的,为真情感,也是真诗人。反之,没有体验,装模作样;或表面上有体验,却其实不过看别人的脸色,替别人涂脂抹粉或自吹自擂,充当“肉话筒”的,是文人。 这样讲,似乎跟前面的说法有矛盾。诗人传达的,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吗?没错。但这种传达,又必须是个性的和独特的。这就决不仅仅只是技术问题,或形式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体验。体验不属个人,表现岂能个性?也就是说,情感是共同的,体验却必须是个人的,是“共同情感的个人体验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先说诗人。

”。这样,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也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质言之,共同情感、个人体验、独特表现,缺一不可。 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是。因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那么,他传达的,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是。因为忧愁,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都能看到自己,这才引起共鸣。至于表现形式,不用说,非常独特。因此,李煜作为君王,虽然很不怎么样;作为诗人,却相当不错。 显然,强调情感的个人性,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诗人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表达人民的欢乐,人民的悲痛,人民的愤怒。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比如“代人寄远”之类。只不过,这些情感,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也就是说,诗人的情感,可以“关于他人”或“关于集体”,但必须“自己体验”。自己体验的,才是真情感。所谓“愤怒出诗人”,其实是“真情出诗人”啊! 因此,诗人几乎无不敏感,甚至孤独。这种心态,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甚至自行了断。这是诗人气质所致,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因为“情到深处人孤独”。 文人却很少孤独。因为他们的情感,原本是造出来的,是“为文造情”。他们当然也敏感,但那多半关乎面子,或脸色,尤其是在“作秀走台”或“颂圣应景”的时候。那时,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紧崩着的。 说起来,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也都有这样的所谓“作品”,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是阿谀奉承,有的是应付场面,还有的是由衷赞美。比如杜甫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就多半是真心话;何况这首诗的后面,还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事实上,真正的诗人,是一定会有“士人风骨”的。至少,不会总是“颂圣”,总是“应景”。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但下一篇文章,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刻,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唱出了“同一首歌”。但那是遇到了非常事件,而且是全国人民真正“心往一处想”。如果像上了闹钟似的,一到钟点就莺歌燕舞,便很可疑。一见“大雪纷纷落地”,就说“都是皇家瑞气”,也很可疑。 总之,历史上,现实中,有两种作家或作者,两种写作或创作。一种是真情实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才发言为诗;另一种则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没话找话,言不由衷。这个分野,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就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看出。他在《文心雕龙》的《情采篇》,把前者称之为“为情造文”,后者称之为“为文造情”。而且,他的态度也很明朗:“为情造文”是真艺术,应该肯定;“为文造情”是伪艺术,必须批判。 更有意思的是,刘勰也分了类型,贴了标签,管前者叫“诗人”,后者叫“辞人”。其实刘勰所谓“辞人”,就是我说的“文人”,用词不同而已。有人看不懂我的分类,认为牵强附会,或者多此一举,甚至故弄玄虚。哈,那是因为学问不够,没读过《文心雕龙》。 三 验明正身有点难 然而,当真要区分诗人与文人,又很难。 在文化人的各种类型中,诗人与文人,是最为接近,也最难区分的。第一,他们都写作,甚至都以写作为生,或者都有创作的冲动。第二,他们也都有才。一点才华都没有的,只能叫“诗匠”或“文匠”。第三,他们甚至都是“性情中人”,至少看起来是。诗人固然“风流倜傥”,文人同样“放浪形骸”。文人游山玩水,诗人也游;文人泡吧泡妞,诗人也泡。诗、酒、山水和女人,一般地说,都是他们的最爱。 这就很难“划清界限”。比如,你总不能说,诗人的浪漫就是“多情”,文人的风流就是“无行”;诗人喝酒就是“寻找灵感”,文人喝酒就是“放纵自己”吧? 我不知道刘勰是否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提出了鉴别的方法和标准,那就是区分情感的真假。他说,“辞人”(文人)的特点,就是人格分裂,表里不一,口是心非。比如,明明“志深轩冕”(极想做官),却“泛咏皋壤”(扬言归隐);明明“心缠机务”(勾心斗角),却“虚述人外”(假装超脱);开口“淡泊”,闭口“宁静”,其实比谁都在乎功名利禄、票子风头。总之,他们的性情是假的,叫“真宰弗存”(《文心雕龙•情采》)。 例证也有,比如潘岳(字安仁)就是。此人的一些作品,比如《秋兴赋》,表达的情感是很高洁的。对脱离官场,走向自由,也是很向往的。然而实际为人呢?每天站在路旁,等待权臣接见。高官的车子远远扬起尘土,就拜倒在地,叫“望尘而拜”。谄媚如此,其清高自然可疑。所以,后来元好问就讥讽他,说“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绝句》其六)。潘岳,也就成了言不由衷的文人典型。 但这事其实不好说。因为人都有两面性,文化人就尤其性格复杂,内心冲突,充满矛盾。比如那位最为放荡不羁的大诗人李白,不也很想入朝做官吗?为了满足唐玄宗,不也为杨贵妃写了“云想衣裳花想容”吗?何况想做官,也未必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富贵荣华,甚至以权谋私。也可能是为了践行政治理想,施展政治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然而官场有如江湖,毕竟凶险。饱受打压排挤之时,难免有归隐之心。而且,正如范文澜先生注《文心雕龙》时所说:尘俗之缚愈急,林泉之慕弥深。所以这一条,还真不好鉴别。 但,诗人“为情造文”,文人“为文造情”,是不错的;诗人性情是真,文人性情是伪,也是不错的。问题是:何以知之? 四 一念之差 我的主张,是看体验。说得再明白一点:但凡真有体验,而且那体验是个人的,为真情感,也是真诗人。反之,没有体验,装模作样;或表面上有体验,却其实不过看别人的脸色,替别人涂脂抹粉或自吹自擂,充当“肉话筒”的,是文人。 这样讲,似乎跟前面的说法有矛盾。诗人传达的,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吗?没错。但这种传达,又必须是个性的和独特的。这就决不仅仅只是技术问题,或形式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体验。体验不属个人,表现岂能个性?也就是说,情感是共同的,体验却必须是个人的,是“共同情感的个人体验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刻,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唱出了“同一首歌”。但那是遇到了非常事件,而且是全国人民真正“心往一处想”。如果像上了闹钟似的,一到钟点就莺歌燕舞,便很可疑。一见“大雪纷纷落地”,就说“都是皇家瑞气”,也很可疑。

总之,历史上,现实中,有两种作家或作者,两种写作或创作。一种是真情实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才发言为诗;另一种则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没话找话,言不由衷。这个分野,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就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看出。他在《文心雕龙》的《情采篇》,把前者称之为“为情造文”,后者称之为“为文造情”。而且,他的态度也很明朗:“为情造文”是真艺术,应该肯定;“为文造情”是伪艺术,必须批判。

更有意思的是,刘勰也分了类型,贴了标签,管前者叫“诗人”,后者叫“辞人”。其实刘勰所谓“辞人”,就是我说的“文人”,用词不同而已。有人看不懂我的分类,认为牵强附会,或者多此一举,甚至故弄玄虚。哈,那是因为学问不够,没读过《文心雕龙》。

”。这样,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也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质言之,共同情感、个人体验、独特表现,缺一不可。 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是。因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那么,他传达的,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是。因为忧愁,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都能看到自己,这才引起共鸣。至于表现形式,不用说,非常独特。因此,李煜作为君王,虽然很不怎么样;作为诗人,却相当不错。 显然,强调情感的个人性,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诗人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表达人民的欢乐,人民的悲痛,人民的愤怒。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比如“代人寄远”之类。只不过,这些情感,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也就是说,诗人的情感,可以“关于他人”或“关于集体”,但必须“自己体验”。自己体验的,才是真情感。所谓“愤怒出诗人”,其实是“真情出诗人”啊! 因此,诗人几乎无不敏感,甚至孤独。这种心态,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甚至自行了断。这是诗人气质所致,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因为“情到深处人孤独”。 文人却很少孤独。因为他们的情感,原本是造出来的,是“为文造情”。他们当然也敏感,但那多半关乎面子,或脸色,尤其是在“作秀走台”或“颂圣应景”的时候。那时,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紧崩着的。 说起来,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也都有这样的所谓“作品”,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是阿谀奉承,有的是应付场面,还有的是由衷赞美。比如杜甫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就多半是真心话;何况这首诗的后面,还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事实上,真正的诗人,是一定会有“士人风骨”的。至少,不会总是“颂圣”,总是“应景”。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但下一篇文章,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三 验明正身有点难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然而,当真要区分诗人与文人,又很难。

刻,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唱出了“同一首歌”。但那是遇到了非常事件,而且是全国人民真正“心往一处想”。如果像上了闹钟似的,一到钟点就莺歌燕舞,便很可疑。一见“大雪纷纷落地”,就说“都是皇家瑞气”,也很可疑。 总之,历史上,现实中,有两种作家或作者,两种写作或创作。一种是真情实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才发言为诗;另一种则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没话找话,言不由衷。这个分野,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就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看出。他在《文心雕龙》的《情采篇》,把前者称之为“为情造文”,后者称之为“为文造情”。而且,他的态度也很明朗:“为情造文”是真艺术,应该肯定;“为文造情”是伪艺术,必须批判。 更有意思的是,刘勰也分了类型,贴了标签,管前者叫“诗人”,后者叫“辞人”。其实刘勰所谓“辞人”,就是我说的“文人”,用词不同而已。有人看不懂我的分类,认为牵强附会,或者多此一举,甚至故弄玄虚。哈,那是因为学问不够,没读过《文心雕龙》。 三 验明正身有点难 然而,当真要区分诗人与文人,又很难。 在文化人的各种类型中,诗人与文人,是最为接近,也最难区分的。第一,他们都写作,甚至都以写作为生,或者都有创作的冲动。第二,他们也都有才。一点才华都没有的,只能叫“诗匠”或“文匠”。第三,他们甚至都是“性情中人”,至少看起来是。诗人固然“风流倜傥”,文人同样“放浪形骸”。文人游山玩水,诗人也游;文人泡吧泡妞,诗人也泡。诗、酒、山水和女人,一般地说,都是他们的最爱。 这就很难“划清界限”。比如,你总不能说,诗人的浪漫就是“多情”,文人的风流就是“无行”;诗人喝酒就是“寻找灵感”,文人喝酒就是“放纵自己”吧? 我不知道刘勰是否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提出了鉴别的方法和标准,那就是区分情感的真假。他说,“辞人”(文人)的特点,就是人格分裂,表里不一,口是心非。比如,明明“志深轩冕”(极想做官),却“泛咏皋壤”(扬言归隐);明明“心缠机务”(勾心斗角),却“虚述人外”(假装超脱);开口“淡泊”,闭口“宁静”,其实比谁都在乎功名利禄、票子风头。总之,他们的性情是假的,叫“真宰弗存”(《文心雕龙•情采》)。 例证也有,比如潘岳(字安仁)就是。此人的一些作品,比如《秋兴赋》,表达的情感是很高洁的。对脱离官场,走向自由,也是很向往的。然而实际为人呢?每天站在路旁,等待权臣接见。高官的车子远远扬起尘土,就拜倒在地,叫“望尘而拜”。谄媚如此,其清高自然可疑。所以,后来元好问就讥讽他,说“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绝句》其六)。潘岳,也就成了言不由衷的文人典型。 但这事其实不好说。因为人都有两面性,文化人就尤其性格复杂,内心冲突,充满矛盾。比如那位最为放荡不羁的大诗人李白,不也很想入朝做官吗?为了满足唐玄宗,不也为杨贵妃写了“云想衣裳花想容”吗?何况想做官,也未必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富贵荣华,甚至以权谋私。也可能是为了践行政治理想,施展政治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然而官场有如江湖,毕竟凶险。饱受打压排挤之时,难免有归隐之心。而且,正如范文澜先生注《文心雕龙》时所说:尘俗之缚愈急,林泉之慕弥深。所以这一条,还真不好鉴别。 但,诗人“为情造文”,文人“为文造情”,是不错的;诗人性情是真,文人性情是伪,也是不错的。问题是:何以知之? 四 一念之差 我的主张,是看体验。说得再明白一点:但凡真有体验,而且那体验是个人的,为真情感,也是真诗人。反之,没有体验,装模作样;或表面上有体验,却其实不过看别人的脸色,替别人涂脂抹粉或自吹自擂,充当“肉话筒”的,是文人。 这样讲,似乎跟前面的说法有矛盾。诗人传达的,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吗?没错。但这种传达,又必须是个性的和独特的。这就决不仅仅只是技术问题,或形式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体验。体验不属个人,表现岂能个性?也就是说,情感是共同的,体验却必须是个人的,是“共同情感的个人体验

在文化人的各种类型中,诗人与文人,是最为接近,也最难区分的。第一,他们都写作,甚至都以写作为生,或者都有创作的冲动。第二,他们也都有才。一点才华都没有的,只能叫“诗匠”或“文匠”。第三,他们甚至都是“性情中人”,至少看起来是。诗人固然“风流倜傥”,文人同样“放浪形骸”。文人游山玩水,诗人也游;文人泡吧泡妞,诗人也泡。诗、酒、山水和女人,一般地说,都是他们的最爱。

”。这样,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也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质言之,共同情感、个人体验、独特表现,缺一不可。 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是。因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那么,他传达的,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是。因为忧愁,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都能看到自己,这才引起共鸣。至于表现形式,不用说,非常独特。因此,李煜作为君王,虽然很不怎么样;作为诗人,却相当不错。 显然,强调情感的个人性,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诗人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表达人民的欢乐,人民的悲痛,人民的愤怒。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比如“代人寄远”之类。只不过,这些情感,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也就是说,诗人的情感,可以“关于他人”或“关于集体”,但必须“自己体验”。自己体验的,才是真情感。所谓“愤怒出诗人”,其实是“真情出诗人”啊! 因此,诗人几乎无不敏感,甚至孤独。这种心态,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甚至自行了断。这是诗人气质所致,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因为“情到深处人孤独”。 文人却很少孤独。因为他们的情感,原本是造出来的,是“为文造情”。他们当然也敏感,但那多半关乎面子,或脸色,尤其是在“作秀走台”或“颂圣应景”的时候。那时,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紧崩着的。 说起来,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也都有这样的所谓“作品”,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是阿谀奉承,有的是应付场面,还有的是由衷赞美。比如杜甫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就多半是真心话;何况这首诗的后面,还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事实上,真正的诗人,是一定会有“士人风骨”的。至少,不会总是“颂圣”,总是“应景”。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但下一篇文章,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这就很难“划清界限”。比如,你总不能说,诗人的浪漫就是“多情”,文人的风流就是“无行”;诗人喝酒就是“寻找灵感”,文人喝酒就是“放纵自己”吧?

我不知道刘勰是否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提出了鉴别的方法和标准,那就是区分情感的真假。他说,“辞人”(文人)的特点,就是人格分裂,表里不一,口是心非。比如,明明“志深轩冕”(极想做官),却“泛咏皋壤”(扬言归隐);明明“心缠机务”(勾心斗角),却“虚述人外”(假装超脱);开口“淡泊”,闭口“宁静”,其实比谁都在乎功名利禄、票子风头。总之,他们的性情是假的,叫“真宰弗存”(《文心雕龙——“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情采》)。

例证也有,比如潘岳(字安仁)就是。此人的一些作品,比如《秋兴赋》,表达的情感是很高洁的。对脱离官场,走向自由,也是很向往的。然而实际为人呢?每天站在路旁,等待权臣接见。高官的车子远远扬起尘土,就拜倒在地,叫“望尘而拜”。谄媚如此,其清高自然可疑。所以,后来元好问就讥讽他,说“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绝句》其六)。潘岳,也就成了言不由衷的文人典型。

但这事其实不好说。因为人都有两面性,文化人就尤其性格复杂,内心冲突,充满矛盾。比如那位最为放荡不羁的大诗人李白,不也很想入朝做官吗?为了满足唐玄宗,不也为杨贵妃写了“云想衣裳花想容”吗?何况想做官,也未必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富贵荣华,甚至以权谋私。也可能是为了践行政治理想,施展政治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然而官场有如江湖,毕竟凶险。饱受打压排挤之时,难免有归隐之心。而且,正如范文澜先生注《文心雕龙》时所说:尘俗之缚愈急,林泉之慕弥深。所以这一条,还真不好鉴别。

但,诗人“为情造文”,文人“为文造情”,是不错的;诗人性情是真,文人性情是伪,也是不错的。问题是:何以知之?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四 一念之差

刻,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唱出了“同一首歌”。但那是遇到了非常事件,而且是全国人民真正“心往一处想”。如果像上了闹钟似的,一到钟点就莺歌燕舞,便很可疑。一见“大雪纷纷落地”,就说“都是皇家瑞气”,也很可疑。 总之,历史上,现实中,有两种作家或作者,两种写作或创作。一种是真情实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才发言为诗;另一种则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没话找话,言不由衷。这个分野,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就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看出。他在《文心雕龙》的《情采篇》,把前者称之为“为情造文”,后者称之为“为文造情”。而且,他的态度也很明朗:“为情造文”是真艺术,应该肯定;“为文造情”是伪艺术,必须批判。 更有意思的是,刘勰也分了类型,贴了标签,管前者叫“诗人”,后者叫“辞人”。其实刘勰所谓“辞人”,就是我说的“文人”,用词不同而已。有人看不懂我的分类,认为牵强附会,或者多此一举,甚至故弄玄虚。哈,那是因为学问不够,没读过《文心雕龙》。 三 验明正身有点难 然而,当真要区分诗人与文人,又很难。 在文化人的各种类型中,诗人与文人,是最为接近,也最难区分的。第一,他们都写作,甚至都以写作为生,或者都有创作的冲动。第二,他们也都有才。一点才华都没有的,只能叫“诗匠”或“文匠”。第三,他们甚至都是“性情中人”,至少看起来是。诗人固然“风流倜傥”,文人同样“放浪形骸”。文人游山玩水,诗人也游;文人泡吧泡妞,诗人也泡。诗、酒、山水和女人,一般地说,都是他们的最爱。 这就很难“划清界限”。比如,你总不能说,诗人的浪漫就是“多情”,文人的风流就是“无行”;诗人喝酒就是“寻找灵感”,文人喝酒就是“放纵自己”吧? 我不知道刘勰是否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提出了鉴别的方法和标准,那就是区分情感的真假。他说,“辞人”(文人)的特点,就是人格分裂,表里不一,口是心非。比如,明明“志深轩冕”(极想做官),却“泛咏皋壤”(扬言归隐);明明“心缠机务”(勾心斗角),却“虚述人外”(假装超脱);开口“淡泊”,闭口“宁静”,其实比谁都在乎功名利禄、票子风头。总之,他们的性情是假的,叫“真宰弗存”(《文心雕龙•情采》)。 例证也有,比如潘岳(字安仁)就是。此人的一些作品,比如《秋兴赋》,表达的情感是很高洁的。对脱离官场,走向自由,也是很向往的。然而实际为人呢?每天站在路旁,等待权臣接见。高官的车子远远扬起尘土,就拜倒在地,叫“望尘而拜”。谄媚如此,其清高自然可疑。所以,后来元好问就讥讽他,说“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绝句》其六)。潘岳,也就成了言不由衷的文人典型。 但这事其实不好说。因为人都有两面性,文化人就尤其性格复杂,内心冲突,充满矛盾。比如那位最为放荡不羁的大诗人李白,不也很想入朝做官吗?为了满足唐玄宗,不也为杨贵妃写了“云想衣裳花想容”吗?何况想做官,也未必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富贵荣华,甚至以权谋私。也可能是为了践行政治理想,施展政治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然而官场有如江湖,毕竟凶险。饱受打压排挤之时,难免有归隐之心。而且,正如范文澜先生注《文心雕龙》时所说:尘俗之缚愈急,林泉之慕弥深。所以这一条,还真不好鉴别。 但,诗人“为情造文”,文人“为文造情”,是不错的;诗人性情是真,文人性情是伪,也是不错的。问题是:何以知之? 四 一念之差 我的主张,是看体验。说得再明白一点:但凡真有体验,而且那体验是个人的,为真情感,也是真诗人。反之,没有体验,装模作样;或表面上有体验,却其实不过看别人的脸色,替别人涂脂抹粉或自吹自擂,充当“肉话筒”的,是文人。 这样讲,似乎跟前面的说法有矛盾。诗人传达的,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吗?没错。但这种传达,又必须是个性的和独特的。这就决不仅仅只是技术问题,或形式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体验。体验不属个人,表现岂能个性?也就是说,情感是共同的,体验却必须是个人的,是“共同情感的个人体验 我的主张,是看体验。说得再明白一点:但凡真有体验,而且那体验是个人的,为真情感,也是真诗人。反之,没有体验,装模作样;或表面上有体验,却其实不过看别人的脸色,替别人涂脂抹粉或自吹自擂,充当“肉话筒”的,是文人。

这样讲,似乎跟前面的说法有矛盾。诗人传达的,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吗?没错。但这种传达,又必须是个性的和独特的。这就决不仅仅只是技术问题,或形式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体验。体验不属个人,表现岂能个性?也就是说,情感是共同的,体验却必须是个人的,是“共同情感的个人体验”。这样,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也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质言之,共同情感、个人体验、独特表现,缺一不可。

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是。因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那么,他传达的,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是。因为忧愁,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都能看到自己,这才引起共鸣。至于表现形式,不用说,非常独特。因此,李煜作为君王,虽然很不怎么样;作为诗人,却相当不错。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显然,强调情感的个人性,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诗人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表达人民的欢乐,人民的悲痛,人民的愤怒。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比如“代人寄远”之类。只不过,这些情感,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也就是说,诗人的情感,可以“关于他人”或“关于集体”,但必须“自己体验”。自己体验的,才是真情感。所谓“愤怒出诗人”,其实是“真情出诗人”啊!

因此,诗人几乎无不敏感,甚至孤独。这种心态,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甚至自行了断。这是诗人气质所致,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因为“情到深处人孤独”。

”。这样,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也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质言之,共同情感、个人体验、独特表现,缺一不可。 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是。因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那么,他传达的,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是。因为忧愁,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都能看到自己,这才引起共鸣。至于表现形式,不用说,非常独特。因此,李煜作为君王,虽然很不怎么样;作为诗人,却相当不错。 显然,强调情感的个人性,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诗人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表达人民的欢乐,人民的悲痛,人民的愤怒。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比如“代人寄远”之类。只不过,这些情感,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也就是说,诗人的情感,可以“关于他人”或“关于集体”,但必须“自己体验”。自己体验的,才是真情感。所谓“愤怒出诗人”,其实是“真情出诗人”啊! 因此,诗人几乎无不敏感,甚至孤独。这种心态,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甚至自行了断。这是诗人气质所致,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因为“情到深处人孤独”。 文人却很少孤独。因为他们的情感,原本是造出来的,是“为文造情”。他们当然也敏感,但那多半关乎面子,或脸色,尤其是在“作秀走台”或“颂圣应景”的时候。那时,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紧崩着的。 说起来,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也都有这样的所谓“作品”,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是阿谀奉承,有的是应付场面,还有的是由衷赞美。比如杜甫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就多半是真心话;何况这首诗的后面,还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事实上,真正的诗人,是一定会有“士人风骨”的。至少,不会总是“颂圣”,总是“应景”。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但下一篇文章,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文人却很少孤独。因为他们的情感,原本是造出来的,是“为文造情”。他们当然也敏感,但那多半关乎面子,或脸色,尤其是在“作秀走台”或“颂圣应景”的时候。那时,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紧崩着的。

”。这样,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也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质言之,共同情感、个人体验、独特表现,缺一不可。 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是。因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那么,他传达的,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是。因为忧愁,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都能看到自己,这才引起共鸣。至于表现形式,不用说,非常独特。因此,李煜作为君王,虽然很不怎么样;作为诗人,却相当不错。 显然,强调情感的个人性,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诗人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表达人民的欢乐,人民的悲痛,人民的愤怒。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比如“代人寄远”之类。只不过,这些情感,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也就是说,诗人的情感,可以“关于他人”或“关于集体”,但必须“自己体验”。自己体验的,才是真情感。所谓“愤怒出诗人”,其实是“真情出诗人”啊! 因此,诗人几乎无不敏感,甚至孤独。这种心态,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甚至自行了断。这是诗人气质所致,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因为“情到深处人孤独”。 文人却很少孤独。因为他们的情感,原本是造出来的,是“为文造情”。他们当然也敏感,但那多半关乎面子,或脸色,尤其是在“作秀走台”或“颂圣应景”的时候。那时,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紧崩着的。 说起来,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也都有这样的所谓“作品”,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是阿谀奉承,有的是应付场面,还有的是由衷赞美。比如杜甫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就多半是真心话;何况这首诗的后面,还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事实上,真正的诗人,是一定会有“士人风骨”的。至少,不会总是“颂圣”,总是“应景”。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但下一篇文章,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说起来,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也都有这样的所谓“作品”,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是阿谀奉承,有的是应付场面,还有的是由衷赞美。比如杜甫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就多半是真心话;何况这首诗的后面,还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事实上,真正的诗人,是一定会有“士人风骨”的。至少,不会总是“颂圣”,总是“应景”。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但下一篇文章,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

”。这样,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也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质言之,共同情感、个人体验、独特表现,缺一不可。 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是。因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那么,他传达的,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是。因为忧愁,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都能看到自己,这才引起共鸣。至于表现形式,不用说,非常独特。因此,李煜作为君王,虽然很不怎么样;作为诗人,却相当不错。 显然,强调情感的个人性,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诗人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表达人民的欢乐,人民的悲痛,人民的愤怒。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比如“代人寄远”之类。只不过,这些情感,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也就是说,诗人的情感,可以“关于他人”或“关于集体”,但必须“自己体验”。自己体验的,才是真情感。所谓“愤怒出诗人”,其实是“真情出诗人”啊! 因此,诗人几乎无不敏感,甚至孤独。这种心态,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甚至自行了断。这是诗人气质所致,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因为“情到深处人孤独”。 文人却很少孤独。因为他们的情感,原本是造出来的,是“为文造情”。他们当然也敏感,但那多半关乎面子,或脸色,尤其是在“作秀走台”或“颂圣应景”的时候。那时,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紧崩着的。 说起来,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也都有这样的所谓“作品”,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是阿谀奉承,有的是应付场面,还有的是由衷赞美。比如杜甫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就多半是真心话;何况这首诗的后面,还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事实上,真正的诗人,是一定会有“士人风骨”的。至少,不会总是“颂圣”,总是“应景”。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但下一篇文章,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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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是否表达歉意_stmzzx_新浪博客

 

[转载]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是否表达歉意

(2011-11-21 16:02:10)

陈毅是毛泽东钦定的右派和好同志。

原文地址: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是否表达歉意作者:金汕博客

[转载]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是否表达歉意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非常轰动也非常出人意料。这条特大新闻让人们仿佛看到一种信号,以为几个月前林彪坠机,毛泽东终于要对被“误伤”的老人发出信号了。因为林彪做副统帅时所有老帅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最终一度最受信赖的林彪采用了走人的异常手段,让毛泽东很被动也很后悔。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在这之后不久让邓小平复出。可最终的结局还是把邓小平再次打倒,直到几个月后毛泽东本人去世,邓小平还戴着“走资派还在走”的帽子。毛泽东晚年最上心也最不放心的就是文革,在这个事情的取舍上,只能重用“血浓于水”的人才放心。

父亲陈士榘在陈老总去世前几个月到301医院看病中的陈老总,父亲激动地见到了多日不见的老上级陈毅。陈毅身患直肠癌,陈毅给人们的印象是个胖子,如今显得比原来瘦多了。陈毅饱受磨难又见到战斗多年的老下级分外高兴,可陈毅身患癌症刚做手术,来日无多确让父亲感到伤心和震撼。陈老总与父亲握手久久不放,然后问了父亲近年来的情况。在那个老干部像打倒像家常便饭一样的年代,父亲因受到毛泽东信任始终有惊无险,而且还有上升的趋势,经验丰富的陈毅说:“你一直平安无事,这很好,以后你可能还有安排,不论到了哪里,心胸要宽阔,我们的军队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不要像林彪那样,把军队做搞成帮派的工具,你要起个好作用,各个野战军各个山头的都要用……”。

父亲点头称是,并表示决心按陈老总的建议去做。让父亲感到意外的是,陈老总对这几年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没有发什么怨气,甚至对把他整的很苦的林彪也没有多提。他只是告诫父亲,未来的路并不平坦,要学会应对复杂情况,并且说只要自己出以公心,哪怕受到误解和错误处理,也无怨无悔。

陈老总说一个高级干部不能仅仅看眼前的处境怎样,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陈老总还和父亲回忆起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岁月,只有这时疲惫的陈老总才露出轻松的笑容。父亲怕陈毅累,讲了一个小时就要起身告辞。

陈老总说:“陈士榘,我们合个影。”父亲和他的老上级以及张茜在病房一起合了影,后来张茜同志把冲洗好的照片派人送给父亲,还赠送了陈毅与张茜在病房的照片,父亲一直保留着。

父亲没有想到,探望陈老总后十几天,他的病情就急剧恶化了,他转到了日坛肿瘤医院,进行了第二次大手术,进行胃肠吻合,其过程非常痛苦。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不幸去世,1月10日,他的追悼会举行。1月中旬,我在南开大学读书放假归来,父亲对我讲起了陈毅追悼会的盛况。由于陈毅不是政治局委员,所以起初规格不准备高,张春桥、姚文元只想登个小消息了结,很多老同志对此非常不满也无力扭转。

先是文革一直隐居的宋庆龄提出要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参加追悼会,而且说国家的会她经常请假,陈毅的追悼会她一定参加。追悼会开始前几个小时,周总理紧急电话通知,毛主席决定要参加。所有本来想参加和不想参加的也都紧急赶往八宝山。

主席在人搀扶下缓缓走进休息室,张茜扶着主席说:“主席,您怎么也来了?”毛主席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陈毅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了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的嘛。”

张茜怕主席年龄大,让主席回去,主席说:“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你们把黑纱套在我的袖子上。我今天是穿着白衣服,为陈毅同志致哀。”

在从休息室到灵堂的途中,一幅书法精美、作词超群的挽联引起主席的注意,这是中国文物收藏大家张伯驹所作。主席问:“张先生现在在哪里?”周总理说:“下放农村后回到北京,他要求到中央博物馆工作。”

毛主席说:“快办,快办。”接着主席进入灵堂,毛主席一进去,整个会场都震惊了,因为大家平时也很难见到主席啊。不少人都哭了,都为陈老总受的冤枉哭啊。

文革结束后,父亲有一段时间受到审查,有些错误他是承认的,也有些错误是夸大的和不存在的,父亲颇为失落地说:“可惜陈老总去世了,他是个有胆量的人,敢为自己的下级仗义执言,他要是还在世,出面的话很多事情就清楚了,绝不会搞成这个样子。”

(本文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由陈士榘将军的儿子陈人康口述,由金汕、陈人康、陈义风合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转载]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是否表达歉意

[转载]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是否表达歉意_stmzzx_新浪博客

李承鹏:文风犀利,文笔粗疏

2012年6月1日

李承鹏:文风犀利,文笔粗疏

咬文嚼字
  今年《咬文嚼字》"围观名家博客"活动,6月围观的是李承鹏。李承鹏曾是某报的足球记者,因揭露中国足球及相关领域中的"黑幕"而深受社会各界关注。

  照理,记者在文字上应该有优势,但在已经"围观"的六位"名家"中,李承鹏名列"差错排行榜"第三位。参与"围观"的专家对他的评价是:文风犀利,文笔粗疏。

  首先是博文中存在大量低级差错。如《我爸是武钢》中把"日理万机"误成了"日理万基"、把"维稳"误成了"为稳",《敌情观》中把"散会儿步"误成了"散会儿布",《药》中把"自由"误成了"自游",《我是一只有情绪的鸡蛋》中把"瞌睡"误成了"嗑睡",等等。可见,李承鹏对待语言文字的态度,与郭敬明、韩寒有一拼。

  另外,语文运用中的高频差错,在李承鹏的博文中也随处可见。如《我不会被打假呼叫转移的》一文中说:一个涉嫌赌球的足球界大佬得到地下赌盘"操盘手顶力支持……"其中的"顶力"是"鼎力"之误。相传古代夏禹铸有九个鼎,后成为夏商周的传国重器。后世遂以鼎指王位或国家政权。词义引申,鼎又可指显赫、盛大。"鼎力"即"大力",不能写作"顶力"。在其他文章中,李承鹏还把"既"误成了"即",把"连坐"误成了"连座",把"神州"误成"神洲",把"蛰伏"误成"蜇伏",等等。这类差错偶尔出现,可以说是笔误;大量出现,反复出现,则暴露了文字功力还欠火候。

  从博文中可以看出,李承鹏有意追求潇洒幽默的文风,但正由于欠火候,句子常常经不起推敲,不经意间就闹出了笑话。他许多文章的标题似通非通,让人哭笑不得。2010年12月黄山风景区民警张宁海因救援登山遇险的复旦大学学生不幸坠崖牺牲后,李承鹏写了《复旦之下,岂有完卵》一文。这个标题显然是仿拟成语"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而来。"覆巢"与"无完卵"存在因果关系,二者连在一起文理通顺,而"复旦"是一所大学,哪有什么"卵"?"复旦之下"想说什么?这样胡拼乱凑的标题,只能说是不伦不类。

  作为"新锐知识分子",李承鹏的新闻敏感度是值得称道的,政治锐气也是让人钦佩的,但"知识"似还存在缺陷,不时会露出破绽。如《应诉官二代张澎并辞职》一文中说:"该轮到法庭的拍槌出场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秋后算账。"法庭上有"拍槌"吗?没有,法庭用的是"法槌"!拍槌是拍卖行所用之物。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施行的《人民法院法槌使用规定(试行)》对"法槌"的使用做了详尽规定,李承鹏显然没有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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