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2日星期六
2012-04 亞洲週刊
拒絕偽善政治的網羅
中國政治改革，從拒絕偽善政治開始，落實法治與媒體開放，揮別謊言的權力與權力的謊言。
薄熙來事件是中國改革的反面教材。它承載巨大的歷史諷刺，也展示了中國政治語境中的偽善，在「政治正確」的口號中，卻深藏著陰謀詭計，以謊言為經，以權謀為緯，編織一張最終讓自己深陷其中的網。
這張網也曾經深深吸引了中國的左派。這使他們想起了文革與毛澤東的榮光。尤其是一些左翼的理想主義者，他們長期以來對中國的「走資」現象極度不滿，對於重慶所推動的「唱紅打黑」計劃，都有「若大旱之望雲霓」的感覺。
但如今他們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薄熙來不僅辜負了他們，也使左翼的政治光譜塗上了負面的色彩。似乎主張左翼理想的平等社會，嚮往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主義的政策，就和殺人與下三濫的伎倆搞在一起。
但諷刺的是批判左翼的方式，也展現左翼的列寧主義風格。調查薄熙來和谷開來事件，也是要以黨內的雙規和雙停來進行。薄熙來當年對付文強、李莊的司法方式，沒有依循程序正義，完全靠長官意志。今天薄熙來卻是面對「現世報」——他面臨種種嚴重罪名的調查，甚至可能被判死刑，但他卻沒有可靠的律師可以為他的合法權益辯護。
這也使所有參與中國政治辯論的不同派別，都悚然驚覺，中國必須落實法治，超越左右。在法律之前，在憲法之前，每個人的政治權利都要受到保護，避免未審先判，未判先決。
而更深層的反思，就是中國要如何超越虛假的「政治正確」語境，回到核心議題的探索，不要再用那些「紅色詞彙」來包裝，而骨子裏卻是自欺欺人的把戲。打黑本來就是任何城市都要做的事情，不要再乞靈於毛澤東和馬克思，更不能藉此來沒收民間的財產。
但另一方面，消除城鄉差距，義務教育人人平等，不要再用戶籍制度將農民工變成了「二等公民」，本來就是政府的責任，不要再拿出市場機制和「國情不同」來作藉口，也不要再端出什麼「新自由主義」、弗里曼和亞當斯密來作遮羞布。
也就是說，中國要回歸常識，回歸普世認同的價值，不能再將公共政策「泛政治化」，上綱上線，變成了意識形態之爭，以路線的名義，成為權力鬥爭的籌碼，也使老百姓淪為芻狗。
薄瓜瓜往何處去，也意外地和中國往何處去緊密相連。他的去向，肯定和薄案的發展緊密互動，不僅因為他身上藏有不少薄案的線索，也因為他成為中國高層偽善政治的見證。當他父親在重慶唱紅時，他卻在開紅色法拉利；當他母親說只是在做家務時，原來卻和他遠赴英倫，並牽連巨資出境；當他說不認識海伍德的時候，卻被揭露海伍德是他的監護人、關係密切。
薄熙來案暴露了中國政治的巨大謊言。而謊言的半徑，其實涵蓋了不少的高官，也折射多少的偽善。中國的政治改革，就從拒絕偽善政治開始，落實法治與媒體開放，建立防止偽善政治的機制，揮別謊言的權力與權力的謊言。■
邱立本 Asiaeditor@gmail.com
2012-12 亞洲週刊
1942效應拒絕信息不透明惡果 ．張倩燁
《一九四二》重現國民黨統治時河南三百萬人餓死的歷史，令觀眾聯想到一九六二年共產黨統治下逾三千萬人死亡的大飢荒，希望導演馮小剛能拍《一九六二》。兩場悲劇的關鍵原因是信息不透明，官僚層層瞞報，自欺欺人，災難源頭是人禍，也是公共政策與公共利益在信息不透明的黑盒子中被扭曲、被犧牲的結果。《墓碑》作者楊繼繩呼籲習近平敢於面對歷史，不再禁絕一九六二年真相公布。
在二零一二年行將結束之際，中國導演馮小剛以一部《一九四二》的電影，送別了這個好戲連台的中國政治年。「大飢荒」這個在中國公共輿論中長期冰封的話題，被《一九四二》以文學的形式激活融解。儘管影片關照的年代是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一九四二年，但飢荒、政治、幾百萬人死亡這樣的關鍵字總會令看過這部電影的觀?想到另一場飢荒——在共產黨統治下，發生於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死亡人數超過三千萬的全國性大飢荒。這個數字，十倍於一九四二。
儘管影評界對這電影有不同的評論，但對中國的苦難史有著深刻理解的觀?與媒體都向這部影片獻上了敬意。在《新周刊》雜誌評選的二零一二年「中國新銳榜」上，導演馮小剛獲得年度新銳人物大獎，《一九四二》也獲得了年度電影大獎。知名媒體人、香港衛視執行台長楊錦麟在青島頒獎晚會上對《一九四二》大加稱讚，並表示應該不要忘記一九六二的悲劇。不少在這頒獎晚會上出現的公共知識分子都有同感：追念一九四二，就不應忘記一九六二。許多看過《一九四二》的觀?，都在馮小剛的微博上留言：「下一部，拍《一九六二》吧。」
其實，莫說七十年前的一九四二，就連五十年前的一九六二，被遺忘的速度也那?快。今年四月，《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社長林治波公然否認發生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大飢荒，震驚了中國民間，引發了二零一二年中國民間對於大飢荒話題的第一次全民討論。
有一個網絡段子是這樣說的：假如你生在河南，在一九四二年的大飢荒中餓死，轉世投胎，「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到了一九六二年，再來一次大飢荒，又被餓死了。更可悲的是，到了二零一二年，你的墳墓在河南平墳運動中還要被平掉。
這個段子以這電影的原著作者劉震雲式的幽默，嘲諷了中國近代史中止步不前的一面：歷史的教訓並沒有被記取，因此人為的災難才會一次次重現。
如果說一九四二年的大飢荒由於日本侵華戰爭與自然災難，那?在一九六二年的和平時期與全國統一、風調雨順的年景裏，發生一場全國範圍內、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飢荒，實在不可思議。關鍵就是信息的透明化，為何官僚層層瞞報，自欺欺人？
因而比災難本身更無法令後人釋懷的，恐怕是這個國家面對災難的態度。災難的源頭原來就是人禍，也是公共政策與公共利益在信息不透明的黑盒子中被扭曲、被犧牲的結果。
歷史是怎樣被遺忘和遮蔽的？記述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大飢荒的《墓碑》作者、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周恩來命令當時的國家糧食局局長陳國棟、國家統計局局長賈?允、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給各省打電話，統計災情，統計出的死亡人數有幾千萬。下屬們把材料報告給周，周令其馬上銷毀，不要擴散。過了一個禮拜，周又打電話問，銷毀了沒有，他們說，連版都銷毀了，三個人一起銷毀的。後來我又找周伯萍，老先生不說，他問我，你問這個幹什?？」
儘管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家統計局曾經承認過一千六百萬的死亡數字，但當年的真相已永遠湮沒在被銷毀的歷史灰燼裏。如今的中國大陸中學歷史教科書中只用「三年困難時期」將那一場人為的災難一筆帶過，就難怪會有林治波等人的無知言論屢屢出現。
遮蔽歷史等於二次謀殺
在林治波否認大飢荒後，有評論稱，當年由於層層瞞報、遮蔽信息，導致了慘絕人寰的大飢荒。如今要是繼續遮蔽歷史，就等於是對當年死去的幾千萬人在史書裏的二次謀殺。如果大飢荒的真相不能被公開、三千多萬人命的慘痛教訓不能被記取，造成大飢荒的制度性頑疾無法被根除，大飢荒式的民族災難就總像潛伏在這個國家記憶裏的病毒，總有再次發作的可能。
為何真相不能公諸天下？楊繼繩表示：「一九六二年，沒有戰爭、沒有瘟疫，餓死了幾千萬人，這個問題太大了。這個歷史負擔太重了，他們（中共）沒有勇氣來承擔，可能影響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怕人清算。」
楊繼繩認為：「共產黨應該趁目前執政比較穩固的時候主動放下（歷史包袱），比（以後）被動清算要好得多。」
借電影《一九四二》颳起的輿論風暴，五十年前的這場大飢荒的真相有沒有重見天日之時？「習近平有沒有可能大膽一點，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我的書有沒有可能在中國內地不被禁呢？」楊繼繩說：「我有這個期待。」
楊繼繩認為，毛澤東時代的領導集體，「與習近平今天的領導集體已經沒有太多關係了」，承認這段歷史，對習近平來說，「是一張好牌：主動承擔責任，向天下請罪，這是多少的分量、多少的信譽啊！」
「我對改革還是有期待的」，楊繼繩說，「儘管改革缺乏權威人物，但是權威很容易建立，你做兩三件大事就建立起來了。對黨內民主也有期待，黨內派別可以合法化、公開化，開展政治競爭，這是多黨制的雛形。黨內民主的空間很大，首先是黨內的不同意見可以公開發表，第二個選舉制度，總書記可以選舉產生，最後就要達到黨內派別的合法化。」
楊繼繩：一九四二與一九六二有何不同
四年前在香港出版、至今仍在中國被列為禁書的《墓碑》，作者楊繼繩曾走訪了中國十幾個省份、參閱了無數黨史與地方誌資料，親自走進農村採訪，將五十年前的大飢荒盡可能真實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按他的計算，那一場全國大飢荒，中國的死亡人數約為三千六百萬人。對照過去，才看得出歷史前進與否。在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楊繼繩講述了一九四二年飢荒與一九六二年飢荒的不同，以下是楊繼繩口述：
一，大飢荒產生的原因不同。四二年大飢荒主要是天災、旱災造成的大麥小麥秋收時大量減產。而且在戰亂和天災情況下，而五九年大飢荒，河南也有旱災，但不是特別嚴重，主要是人禍，包括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食堂，政策原因。但制度原因還是極權制度。毛澤東時代權力的擴張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儘管古代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還是做不到的，還有化外之民。但在毛澤東時代，權力的擴張到每一塊田野，每一個班組，每一個家庭，甚至每個人的大腦和腸胃，每個人都在組織的控制之中。糧食局部地方欠缺，我的書《墓碑》裏面講，那三年是（氣象上的）正常年份，主要是制度和政策原因。
二，飢荒的規模不同。五八年到六十年代初的飢荒是全國性的，一九四二年只是河南一個省。
三，大飢荒中媒體的表現不同。《一九四二》裏講媒體沒有缺席（當時《大公報》有報道），看到這一點我非常震動。六十年代，媒體也沒有缺席，但幹的是反面的事情，媒體跟著造勢，「放衛星」，畝產五千、一萬、三萬到十萬斤。但當時吹牛是納稅的，畝產十萬斤的話就得按十萬斤的糧食納稅的，所以糧食徵購非常重。平時徵百分之三十農民就受不了，但那時候百分之四十、五十都有的。在餓死人的時候，媒體還在說形勢如何大好。六零年河南餓死人的時候，《河南日報》發表元旦社論：《開門紅，春意濃》，繼續鼓吹大躍進和毛的錯誤政策。
當時有位原新華社河南分社的記者在信陽，九八年我到信陽去調查，我說你當年看到餓死人怎?不報道啊。他說哪敢報道啊，我寫完了也發不了。我說你寫內參也可以嘛，他說彭德懷一個元帥說了句話就被打倒了。
高層對下面的情況是不了解，權力只對權力來源負責任。省委書記只要說讓毛澤東高興的話就可以了，不管下面老百姓怎?樣。所以極權制度不僅封鎖了信息來源，也封鎖了自己。後來六一年定為「調查研究年」，毛自己不出來，讓警衛員、親友去調查，他的確不知道情況。知道餓死人，不知道這?嚴重。
四，農民的處境不同，自由度不同。四二年可以逃荒，可以吃大戶，六零年不能逃荒，逃荒叫盲流，要抓起來的。我在信陽看到逃荒的人用繩索一個人串一大串，遊街、挨打，被關起來，勞動，不給飯吃。被關起來的人有三分之一就被餓死了，見糧庫更不敢搶了。逃荒也是一種自由，是求生的一種方式。我管的地方，有人逃荒就丟了我的臉。我向上面彙報這裏形勢很好，逃荒就洩露了我的機密，影響我的政績，跟現在截訪一樣。
五，政府的態度不一樣。儘管當時白修德報道後蔣介石也很不高興，但還是盡量減少影響，給錢、救濟糧食，做好這些工作，是一個挽救農民的態度。蔣介石的兩次日記裏寫到過，把大飢荒當作很大的事情來看待的。咱們的政府（中共政府）一是信息不是很了解，在困難時期，糧食儲備最多的時候，信陽餓死一百萬人，當地糧庫就有大量的糧食。把信陽當地的糧庫打開，信陽就不至於餓死人。當時是糧食出口最多的一年，不僅是糧食，雞蛋、肉，都大量地出口。如果少出口一點、進口一點糧食（也會少死人）。起碼作為一個執政者，不管從皇帝到專制者，至少都是你的子民嘛。古代還有開倉放糧嘛，但當時都沒有。為什?不開倉放糧呢？主要是信息，他不知道這?嚴重。政治體制非常僵化、行動遲緩。
特供的情況存在，但不是造成飢荒的主要原因。各級領導人層層剋扣糧食，甚至生產隊長、公社這一級多吃多佔，揮霍農民的糧食，是造成死人的重要原因。高級幹部是為了享受，基層幹部是為了自己和家人吃好，有點權力都想多佔食品，這是很厲害的。到食堂吃飯，飯勺——農民的生存權——就掌握在領導手裏。如果你不聽話，偷吃莊稼，就扣你的飯，有人餓死在食堂門口。
六，走出大飢荒的原因也不同。一九四二年走出大飢荒的原因是下雨了，另外政府的救濟也來了。而六十年代走出大飢荒的原因還是各級農民自救。當時不允許搞包產到戶，安徽的曾希聖明確跟毛澤東提出包產到戶，講了幾次，試試看。當時大面積的包產到戶，農民可以自己尋找食品。當然氣候也好一些。自由度放開一點，農民就不至於餓死。但放開了一兩年，到一九六二年，打成反革命坐牢的就不少了。
七，政府的高層不同。蔣介石時期議員可以批評政府。六十年代大飢荒不同，彭德懷說了一句很溫和的話，就被打成右傾。
八，民間組織救濟。蔣介石時還有民間組織，包括教會，可以救濟。六十年代沒有民間組織，沒有地主，大家一樣窮。社會狀況不一樣。
九，大飢荒過後的認識不一樣，我們先是隱瞞，不讓講，農民餓得不行了，上面來調查，農民餓得走不動，要拄拐棍，但不讓拄拐棍，要裝作沒有餓到的樣子。要是向上反映的話就封鎖信息。信陽公安局扣下了一萬兩千封向上求助的信。不是郵局，是公安局查信。寫信向外求助的就挨整了。沒有反思，壓制輿論。基層就向上隱瞞情況，高層在九屆一中全會上，一九六一年說是天災、蘇聯逼債。到了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劉少奇講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還惹毛不高興，成為後來文革的動因之一。
蔣介石時期是有反思的，而且媒體也有報道。六十年代媒體也有報道，怎?報道呢？指定地點安排人去看，當時外國專家去安徽的逍遙津公園去看，安排女子穿著很漂亮的衣服在河上划船，擺滿了食品，好像一片很好的景象。外國專家，包括斯諾，寫出報道說中國沒有飢荒，一個英國記者寫了本書，叫《無知的內幕》，也說中國沒有飢荒。這些外國人寫了之後，新華社翻譯過來，說外國人說中國人沒有飢荒，用來統一思想，控制輿論的方式。■《墓碑》國際譯本迴響
楊繼繩的《墓碑》今年推出英、法、德、日譯本，在國際上引起轟動。
前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撰寫過一本關於「大饑荒」的書，名為《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作者從九十年代開始對這段歷史進行調查研究，做了大量的採訪。書中描述了當時中國各地的災情、估算了死亡人數，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約三千六百萬。作者還揭露了災難時期國家的各項決策，以及分析災難背後的制度問題，還原了這段被人遺忘的歷史。
這本書於二零零八年香港出版，已再版十次，在二零零八年被亞洲週刊評為年度中文十大好書之一。但在中國大陸一直被視為禁書並無法出版。《墓碑》今年相繼推出了日文版、德文版、法文版和英文版。英文版由斯泰茜·莫舍(Stacy Mosher)和郭建可翻譯。
《墓碑》各國譯本一經推出，在國際引起轟動，楊繼繩表示：「這不僅是中國的一場災難，也是人類的一場災難。這樣的教訓不僅中國人需要總結，全人類都需要總結，為以後永遠不要發生這樣的事情。」
作家米什拉（Pankaj Mishra）在《紐約客》寫道：「《墓碑》一書在記錄饑荒方面是空前絕後的，也很好地記述了那一時期領導層的內部決議，呈現出在嚴格的意識形態結構下的社會經濟操縱情況。書中展現的細節和研究分析令人震撼。」
書評界的權威刊物《紐約書評》評價《墓碑》時說：「人們總在質疑中國人，為什?他們不可以像俄國人、德國人和柬埔寨人那樣正視自己的歷史。《墓碑》是中國人在努力面對自己歷史時一座重要里程碑，即使在共產黨依然執政的時期，作者楊繼繩也揭露出體制內最黑暗的部分。」
德國法學博士、中國近代史專家韋唐仕認為：「這本書的德文版的出版，對德國和歐洲社會了解認識中國問題有重要的意義，認為今天的中國的政治狀況比八十年代還要惡劣。」
法文版的出版社法國塞伊在介紹本書時寫道：「這是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在十多年的實地調查和數千頁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之上，對中共政權在一九五八至六二年造成的大饑荒所作的最全面的歷史記錄。」（楊超）■改變歷史的美國記者
美國記者白修德當年關注河南飢荒，對國民政府造成壓力，賑濟災民。
美國記者白修德在華經歷是影片《一九四二》重要的一條劇情線。跟隨白修德的腳步，電影視角得以在重慶官場和河南災場之間切換，讓觀眾體味「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對比和悲涼。
現實中的美國記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是出生在美國的猶太移民第二代。在哈佛大學念書時，曾師從著名漢學家費正清，作中國研究。他大學畢業後在重慶國民政府任宣傳部顧問，後來受僱於剛創刊不久、聲名大噪的《時代》週刊。
一九四一年冬，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宣布參戰。白修德結束在老家波士頓的假期重返亞洲。當時的駐華記者大都集中在重慶，將國民政府的戰報和電訊稍作修改發回總部。白修德則獨闢蹊徑前往河南，關注那裏的災荒。
《一九四二》重現了很多白修德在回憶錄中提到的細節，比如逃荒中有婦女穿上了出嫁時的鮮艷紅衣，在黑壓壓的逃荒災民中格外耀眼；災民爬上火車後，夜裏手指凍僵失去握力，從車廂頂上掉下來斃命；還有野狗食人等。白修德採訪了當地農民和官員後得出結論，戰爭和旱災固然是飢荒的主要原因，但國民政府的災後無為和沉重戰時稅賦將河南農民推入了鬻兒賣女的絕境。
根據當時重慶政府的新聞審查制度，白修德的電訊理應先傳往重慶宣傳部，而新聞審查官十之八九都會把這種負面報道斃掉。也許是洛陽電報局職員有意無意的疏忽，這篇電訊居然被直接發往了紐約。當時的《時代》週刊老闆亨利．魯斯是在中國出生的傳教士之子，對基督徒蔣介石在中國的統治十分支持。縱然如此，他還是默認了稿件的發表。
宋美齡曾要求開除白修德
報道登載後，美國輿論一片嘩然，讓身在美國進行政治遊說的宋美齡尷尬萬分。她要求魯斯將白修德開除，遭到了魯斯的拒絕。在強大國際輿論壓力下，國民政府不得不採取行動賑濟災民。
影片中，白修德的角色由著名演員艾德里安·布洛迪(Adrien Brody)飾演，他最為華人影迷熟知的角色是《鋼琴家》（The Pianist）裏的主角。（范含之）■專訪原著小說作者劉震雲：一九四二?發中國人追問歷史
他要讓中國人拒絕遺忘 ．張倩燁
為了寫作《溫故一九四二》，劉震雲研究了東周以來的河南旱災。電影和小說引起國人極大關注，也讓他發現河南人的麻木與幽默；他要讓中國人思考，要拒絕遺忘和深究根源。
在談到《溫故一九四二》創作動機時，編劇劉震雲回憶起當年一幕：當時供職於《中國減災報》、現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研究計劃主任的錢鋼找到了他。
「（一九）九零年的時候，錢鋼特別想編一部中國災難史。他從二十世紀入手。九零年嘛，找了九十個（災難），一年一個。一九四二年旱災，共死了三百萬人。」劉震雲是河南人，是作家，又是災民的後代，於是，一九四二就這樣與他相遇了。
「當時錢鋼說的這個事並沒有引起我的重視」，劉震雲說：「因為我不知道一九四二年河南有旱災，也不知道死了三百萬人。」
死亡三百萬人是什麼概念？劉震雲說，如果是自己身邊的親友去世了，會感到難過，但「三百萬，這個數字太大了」，超越了他的想像力。
「錢鋼給我做了一個比較，說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納粹迫害猶太人，才迫害了一百萬人多一點，就等於一九四二年，河南有三個奧斯維辛集中營。」奧斯維辛集中營死亡一百多萬人，是由於戰爭和民族偏見，而河南——自己的故鄉，死亡三百萬鄉親卻是由於自然災害。若不是缺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河南和奧斯維辛有什麼差別呢？
想到這裏，劉震雲覺得「這事兒有點嚴重了」。
於是，當時還是《農民日報》記者的劉震雲就「帶著嚴重事情」回到了河南，採訪由身邊親人開始。回憶起近五十年前的災難，鄉親們迷惑地問：一九四二是哪一年？
「餓死人那一年。」劉震雲回答。
「餓死人的年頭太多了，你到底說的是哪一年？」
「遺忘，比這三百萬人對我的震撼，更進了一步。」劉震雲說：「你再往前追究，是什麼導致了三百萬人的死亡，它絕對不是旱災，是因為戰爭和政治。」劉震雲認為，造成這場災難的原因是日軍與國軍，「所以兩邊都不管，成了個政治真空，這三百萬人在政治真空中死掉了」。
但這還不是寫一九四二最終的點染。「真正（重要的）是河南人對待自己死亡的態度。」
餓死三百萬人會怎樣？劉震雲說，如是歐洲人或美國人，會追問：誰把我餓死的，為什麼要死？但換作河南人老張，他要死時會想起三天前餓死的老李。他不會追問羅斯福和斯大林、邱吉爾和蔣介石。他說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
「他為什麼會採取這樣的態度，包括遺忘，為什麼會遺忘？」劉震雲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不重要。還有一個是這種事發生得太頻繁了。
為寫作《溫故一九四二》，劉震雲研究了東周以來的河南旱災，「三五年準有一次旱災，還不說水災、冰雹這樣的」。劉震雲說，古書裏寫的「大饑，人相食」、「易子而食」這樣的字眼比比皆是。
當一個古老的民族面對不盡的苦難，是選擇不屈不撓的抵抗，還是將其化作面對命運無奈的苦中作樂？在劉震雲看來，這種生存態度是中國人特有的：用幽默態度來對待自己的生死。日前劉震雲在香港朗廷酒店接受了亞洲週刊專訪，以下是專訪內容：
《溫故一九四二》這部原著讀起來更像是新聞採訪而非文學創作，是怎樣決定把它翻拍成電影的？
一九九三年的時候，小剛要把它（原著）改成電影。其實這個原著不具備任何改成電影的元素。一個電影必須有故事、有人物、有起承轉合的結構，（這些元素）都沒有。不單我認為不可能，把好多專家召集到一起開個會討論，也都認為不可能。十九年了，小剛不時在提起這個事。為什麼要把它拍成電影？一個導演把一個沒有電影元素的東西拍成電影，他一定看到了電影元素和電影之外的東西和背後的東西。是什麼？小剛說，特別喜歡這個小說的味道，特別喜歡裏邊幽默的東西。這種幽默的東西不是我，是裏面災民的態度。他說要是拍嚴肅的電影，你就不用拍了，《辛德勒名單》就可以了。但是用幽默的態度來對待這樣一場災難的電影還沒有過。我覺得這就找著魂兒了。他就一定認為這個魂比電影的元素重要。
電影《一九四二》中有許多溫暖的東西，比如結尾時老東家讓小女孩叫聲爺爺，兩人就算認識了，許多觀眾特別感動。但這樣溫暖的東西在原著中沒有，與原著調子是相反的，改編時怎樣考慮的？
你看最後的那個老東家，他是要死的，他就想死得離家近一點，這個時候他碰到了小女孩。他說叫我一聲爺，咱爺倆走吧。兩個陌生人，瞬間成為親人，這是在一九四二年發出的微弱的人性的光芒，照耀著民族延續著未來。是這樣的東西，而不是別的，是這個民族生存的秘笈。最深處的人性善良的溫暖的光芒。所以我看到最後，所有人都被那個鏡頭感動了。
這部劇雖然沉重，但劇中有很多笑點。
幽默被人認識了，這點我的心裏特別的寬慰。老舍說過一句話，他特別想寫一部作品沒寫成，他特別想寫一部悲劇裏面充滿了笑聲。當然這個笑和其他的相聲、小品的笑特別不一樣的。
河南人特別幽默，這對我的創作是有影響的。現在的中國媒體總在說，我是中國最幽默的人。我不幽默，我不生產幽默，我只是生活的搬運工。還有說我是中國最繞的人，說話特別繞，那是因為河南人曲裏拐彎。河南人見面，兩個人說話像開玩笑一樣。我覺得河南人特別適合競選美國總統，選美國總統的話要是整天板著臉念文件，你絕對當不上。
可是在笑過之後，對這個民族感到更悲哀。你會不會承認有「民族性」這個東西？
更悲涼。這是民族性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我們要把它拍成電影、包括最初寫成小說的最大的動力。當然，它不怪民族，因為太多了。所以就遺忘，用幽默的態度來對待他。找到這個原因，怎麼辦？這是另外一部作品，這個作品我也寫過，叫《我不是潘金蓮》。
幽默是麻木之後的另外一種清醒。一個人臨死的時候，不問把自己餓死的人，就說明不願意搭理他。因為你們覺得我是不重要的，所以我也覺得你們是不重要的。他想起的世界上唯一重要的是他餓死的朋友。就證明他對整個世界是失望的。這個大和小之間的概念。在一九四二年，所有人都覺得世界上最牛逼的人是羅斯福、邱吉爾、斯大林跟蔣介石，如果是有的導演，他在寫的時候完全可追問中國政府。
今年在中國，關於大饑荒、關於反日等話題，有許多激烈的爭論，這部電影都涵蓋到了。在創作時你有想過觀眾的反響會這麼大嗎，創作時有沒有想過會有些啟發作用？
這個啟發作用確實是創作之外的事情。但《一九四二》從小說到十九年之後的電影，引起中國人這麼大的關注，確實出乎我的意料和想像。
所有的中國報紙，拼命的攆著我們，一個版、兩個版、三個版……你知道《河南商報》做了多少個版嗎？你肯定想不到。一百二十個版。打開中國的網站，現在看電影的人，形形色色，林林總總，我看微博上還有人給我發信：一般看電影到結束出字幕，人都走了，但看《一九四二》，沒有一個人走，一直到字幕拉完，音樂完，還不走。證明觀眾一定是越過了作者和導演，直接跟電影裏的人物發生了情感關係。
比這個更重要的是，他（觀眾）一定是通過《一九四二》這件事，引起了腦中的思考。如果一個民族這麼多人都在思考，是一件好事，證明這個事是要改變的。中國可怕就可怕在麻木和都不思考，就一個人思考。中國人不是特別習慣一個人思考，其他人緊密地團結在這個人周圍嗎？現在大家都在思考，它不就使這個民族改變一部分？
當然作為一個作者也好，導演也好，不是你本來想達到的這種效果，卻達到了，起碼對社會不是壞事。錢鋼每天做的是什麼啊，他就想達到這樣一種效果。他是有擔當、獨立思考的，而且能看到別人沒看到的角落的一個知識分子。我覺得他是中國知識分子裏特別優秀的代表，我建議你把我說的這個話寫出來。
如一部電影能讓每一個人都思考，它對這個民族是功德無量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覺著我跟小剛很欣慰。■
2013-01-01 亞洲週刊
香港拒絕內耗超越倒梁挺梁漩渦 ．江迅
香港倒梁和挺梁陣營在元旦舉行大遊行，短兵相接，而被視為「沉默大多數」支持政府陣營也上街，主要是不滿香港被少數激進派所劫持。近年香港民粹主義泛濫，政治生態惡化，陷入內耗深淵，導致民生經濟施政阻力重重。梁振英被一些人視為「中共地下黨員」而背著「原罪」，他推出的打擊炒樓印花稅措施被地產霸權財團到北京告狀。但香港必須超越「倒梁」「挺梁」政治漩渦，才能走出困局。
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催。踏入元旦，包容的香港，湧動著多股示威大遊行。新特首梁振英上場之後，一個接一個政治炸彈接連爆炸，繼二零一二年四月、七月，特首任上僅半年，第三度被萬民喝喊下台。「反梁，反政府」、「挺梁，挺政府」成了大遊行中對立的兩大主題。數百團體分成兩大陣營短兵相接、唇槍舌劍。香港「倒梁」、「挺梁」格局形成。倒梁陣營自稱十三萬人遊行（警方稱高峰時二萬六千人），挺梁陣營自稱六萬人遊行（警方稱高峰時八千人）。挺梁陣營雖不及倒梁陣營一半，卻挺身上街而針鋒相對，無疑是以往抗爭浪潮中很少見的一大特色，「沉默大多數」一般不會上街遊行，即使上街的挺梁陣營中，不少人並非挺梁振英，卻也不同意扳倒他，只是不滿香港被少數人劫持，更被反對派激進行為激怒而變為上街撐政府。
包容的香港理應和諧，香港卻充斥內耗。香港回歸十五年來，泛政治化傾向衍生數不清的爭拗，價值顛倒，是非混亂，由政治符號左右而彼此指控。諸多政黨和社團利用市民對政府管治和施政的一些不滿，製造矛盾，分化社會，社群撕裂，政治成了非黑即白的零和遊戲。喧鬧的民粹吶喊掩蓋理性的聲音，令香港折騰不休，陷入內耗深淵。持續無意義爭論，消耗著一座城市、一個社會的資源。民粹主義泛濫，政治生態惡化，社會難以和諧，政府動輒得咎，無法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外圍經濟惡化與香港社會內耗交織，戾氣充斥下，市民憂心前途，年輕一代徬徨。
其實，建制陣營並非滿意政府當下的施政，一項調查顯示，二零一二年七月到十月，香港各大政團共發起一百三十二次遊行抗爭請願和聯署表達訴求，其中六十二次，即接近一半，是由建制派發起，他們不是反對政府宣洩不滿，只是促使政府施政。
梁振英被一些人視為「中共地下黨員」，成了他的「原罪」。他施政半年，在極其困難的氛圍中有所建樹，長者生活津貼因爭議拖了三個月終於在立法會闖關，樓價打擊泡沫十招，買樓印花稅，建立扶貧委員會、經濟發展委員會、金融發展局，長者生活津貼，為方便行人出行新建百多座無障礙行人電梯……
政府的每一項利民新政都頻遭一些人公開反對。買樓印花稅激起地產商和利益集團不滿，有人去北京遊說、告狀，要北京給香港政府施壓，但北京對此不發一言，放手香港政府自行解決。梁振英說聽到大家意見，但還是堅持推行。香港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說：「他不知道這樣會得罪很多地產商嗎？他肯定知道，他不知道這樣堅持，有些地產商會在往後政府的具體事項反對他的施政嗎？他也知道。但他優先考量的是民眾利益。」
幾個月來，香港主流媒體死揪著特首梁振英的住宅僭建問題不放，輿情卻不等同於民意。新近的特首兩次活動，令政府看到了輿情的另一面。十二月十六日，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組的《眾言堂》電台節目上，梁振英與近百名市民直接對話，聽取各界對新一份施政報告的意見，並作回應。現場觀眾由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以電話隨機抽樣選出，樣本目標為貼近全港人口的特質分布，包括性別、年齡、社會階層等。節目分別就經濟、民生、政治三大範疇進行討論。每名觀眾預先就每個範疇遞交一條問題，再在相應的討論時間，由主持即場抽出，市民親自提問。令人們訝異的是，全場竟然沒有市民提問關於梁振英僭建問題。之前一天，一年一度的香港工展會在維園開鑼。梁振英偕同夫人在工作人員陪同下進場參觀，他們在售賣健康食品的社企攤位和由少數族裔開設的攤位，與市民交談，也沒有民眾抗議、質問他住宅僭建問題。
大部分市民關心什麼？住房、貧富、長者、教育、環境。新近多個民調顯示，梁振英的民望支持度至少高達四成七以上。放眼亞洲諸國，沒有一地一國的一位最高領導人的民望如此之高，在世界上也很少。當下，要他下台，又有誰的滿意度能超過他？不過，新力量網絡主席、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撰文認為，環顧社會上較有組織的利益集團、社會力量，會全力支持現屆特區政府者，並不顯眼。從市民角度看，新政面目模糊。政府嘗試打出「民生牌」，以圖爭取市民大眾的支持，困難在於他們並沒有足夠的政治能力，去推行突破性的民生政策。
在香港政壇鬧哄哄的氛圍中，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經民聯）甩脫政壇內耗，破繭而出，正是：「海棠不惜胭脂色，獨立濛濛細雨中」。這一聯盟的理念是「經濟就是政治的核心，民生就是民主的基礎」。經民聯要遠離政壇吵鬧，減少無謂內耗，尋找改善經濟民生環境的「良方妙藥」。十二月十八日，經民聯成立酒會上，立法會議員、經民聯主席梁君彥致辭時開篇第一句：「在一個價值顛倒、是非混亂的世代，香港社會茫然無出路，年輕一代徬徨不安。」話音未落，博得現場數百嘉賓的笑聲和掌聲。
梁君彥說，「民粹的喧鬧，蓋過理性溝通的聲音。香港這艘小船，經歷了十五年的奇幻漂流，似乎到今日還未見到海平線上的涯岸。香港經民聯的成立，就是為了迎接時局的挑戰」，「衝突無論有多激烈，共識是最終的依歸。少數人喜歡譁眾取寵、出位搏掌聲，但大多數市民還是講道理。正如漂流過海，風雨之後終必有旭日，而落日之後終必有黎明」。
酒會上時時響起經民聯會歌《跟你同行》，歌詞末段反覆吟唱：「經濟牽引、關懷為民、擁抱公允、跟你同行。」兩個月前的十月七日，一群理念相近而愛香港、關心香港人士籌組成立經民聯。來自專業、工商、金融界別的專才，加上長期在地區工作人士，以「工商帶動經濟，專業改善民生」的行動準則，為香港長遠發展出謀獻策，「以經濟為本，以民生為綱」，兼顧投資與就業，推進民主，創造商機。經民聯成員能發出的聲音，其實在香港社會相當響亮，但長期來較為沉默。由此，經民聯決定「走得更前」，代社會沉默大多數發聲，多做些實事，為中小企吶喊，為中產謀利，為平民著想，在經濟民生方面，向政府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提升香港的經濟民生競爭力。
經民聯是香港一個建制派政治聯盟，創會成員梁君彥、林健鋒、劉皇發、石禮謙、盧偉國、張華峰及梁美芬皆為立法會議員。經民聯由梁君彥擔任主席，林健鋒、張華峰出任副主席，林建岳出任監事會主席，李大壯等出任監事會副主席，劉皇發則任榮譽主席。手握立法會議席七票的經民聯，是立法會內繼民建聯十三席後的第二大勢力。經民聯顧問團星光熠熠，有馬時亨、施榮懷、黃友嘉、陳永棋、胡定旭等。經民聯大批成員，在特首選舉時是唐英年陣營（唐營）舊部。唐英年被視為「捧不起的阿斗」，敗選後，舊部紛紛離散。其實，其中不少人原本都是梁振英好友，也非唐營核心人物，如今身在經民聯，活躍在「香港營」。
麗新集團主席林建岳是經民聯重要支持者，他投入時間、精力，負責牽頭長遠策略研究，提出各種可行的發展方向。據悉，早前他已率先完成一份協助青年人北上拓展事業的研究報告。有「梁粉」說，林建岳是唐英年好朋友，他就是想為香港做些事情，相處一起都是很理性的，他們就是希望香港再好一點。林建岳表明，經民聯不是「反梁」而是支援特區政府施政，「倒梁」無異於「倒米」。
說起政府施政，香港市區重建局主席張震遠說，政府做事要有原則，有堅持。不是今天有人說反對，就馬上放下而擱置。他說：「這個政府會有所作為的，我有信心。因為有一支有承擔的公務員隊伍。早先在特首競選前社會盛傳公務員不支持梁振英，但他就任後，政府的效率非常高，公務員確實展現中立，只要給他們一個清晰目標，最怕政府今天說這個，一有壓力就馬上變換，對他們來說這是最不幸的。有什麼問題引發社會反響，問責官員不見了，還要公務員去擋，在這屆新政府肯定不會。社會上有疑問和質詢，幾乎都是問責官員去應對質問提問，面對立法會質詢，以前往往是派常秘去應付。」
據多位公務員反映，與上一屆特首相比，最明顯的是梁振英要做事，目標明確，要求高，明天的事，最好昨天就做了。梁振英做事從容，說某件事有五方面需要解決，公務員說只能解決前面四方面，後面第五方面做不了，梁說好，後面這個就暫時放下，前四方面按部就班解決，公務員心裏就很明確。梁振英七月甫上任就部署長者生活津貼開展工作，九月就完成所有細節，兩個多月的驚人效率，如果是在以前，政府至少兩年幹成。長者出行無障礙電梯，一百多台升降機，兩個月建成。有人說，公務員現在做事都跑起來了。
張震遠說：「梁振英行事果斷。現時行政會議開會時他聽的多。以前行會開會之前就知道結果怎樣，現在不一定，有些方案開會討論後可能就先放著，也可能推翻。他認可公務員的能力，如果之前公務員對他有誤解的話，經歷這幾個月的合作肯定改變很多。因為他們有清晰的目標，特首肯定是支持他們的。特首要求很高，要做很多事，又要盡快落實。公務員也都有壓力，有這樣的公務員，所以我對政府施政是樂觀的。」
政府要順利施政，在立法會常常要呈現博弈過程。一位政府官員說：「在立法會我們有一個大多數保證的支持度，現在需要的工作，其實不是針對反對派，而是團結建制派，能團結好建制派議員，多作溝通，很多事情就暢通了。七十個議員，建制派四十三票，這樣的比例全世界哪兒找？當然其中有些靠不住，撇除工業界的林大輝，再撇除自由黨的五票，還有三十七票，再不計算立法會主席，還有三十六票。要與立法會達到共識很難，尤其是與反對派。涉及廣大市民的民生新政，明明是德政，他們要反對，回去就會面對選民作解釋。」
香港新力量網絡理事房吉祥認為，行政立法關係持續陷於僵局，政府團隊就習慣將問題歸咎於政黨不願意妥協、建立共識。但一隻手是拍不響的，特區政府本身整個是行政主導、強政勵治，非到萬不得已的關頭，絕對不會向議會做出讓步，也是雙方關係陷入僵局的一大因由……要打破僵局，特區政府就應該採取主動、放下身段，將友好的政黨納入管治體系，切實分權合作，令政黨得到實質利益，才可以扭轉局面。所以前不久委任民建聯的劉江華做副局長，是正確做法。
不少建制派人士認為，反對派打梁、倒梁、反梁，其中有些人指桑罵槐，針對的是北京，他們要的是一國兩制失敗，梁振英工作得有聲有色就是一國兩制成功，一國兩制成功是香港人的基本利益，一國兩制失敗不是香港人的利益。前港區人大代表團長吳康民認為，泛民主派、「港英餘孽」、利益集團，三股力量結成統一戰線，在新特首上任之前後，小動作不斷，為新一屆的政府施政製造種種障礙。
中央獲悉倒梁三波大潮
中共十八大前夕，香港社會從多個角落傳出中央要實施更換特首的「B計劃」，令北京相當震驚。十二月下旬，亞洲週刊從北京獲悉，港澳辦和國家安全部已從香港獲得風聲，「倒梁」將有三波大潮：元旦「倒梁」大遊行，數萬人上街表達民意；一月梁振英發布施政報告，泛民陣營群起抨擊特首施政，欲令特首民望跌至最低；三月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換屆，政府、人大新領導層執掌，要讓「倒梁」的聲音傳去北京，由北京依據民意，實施撤換特首「B計劃」。
香港人民力量副主席、前線召集人甄燊港接受採訪時說：「我們倒梁就不管中央政府怎麼考慮了，如果要考慮中央政府，那不就變成民建聯了，民建聯才會考慮中央究竟怎麼想啊，中聯辦怎麼想，我們不會考慮，這個不要人民的政府就該打倒，就這麼簡單。香港怎麼走下去，有兩個途徑，第一盡快換一個特首，這個恐怕很多人不想見到；第二就是中央政府出手，讓梁振英明白，當然中央政府自己首先要明白，管治香港不用這樣，香港永遠不是祖國的禍害，從來不是也永遠不會是。」
甄燊港認為，中央政府可能有兩手準備，要梁振英下台是其中一個選項。習近平也不是太適應一個人有這麼多麻煩。一個董事長看到分公司經理搞得亂七八糟，總會有撤換他的考慮。他說：「如果中央要換掉香港這個特首，最好的時機是四、五月，不要過七月一日。四、五月的話，還可以再觀察幾個月。梁振英本來在香港的民望不低，因為唐英年很不堪。另外他是弱者，選特首初期，他連入場券都差點拿不到，很多人都同情弱者的嘛，他走失了一個黃金的機會。六個月以前我對他還是看好的，沒想到現在變成這樣。」
其實，「倒梁」關鍵在於建制派。正如呂大樂所言，「建制派的取態才是有可能扭轉局勢的主要因素」。在一波又一波的「倒梁」風潮中，有一批被視為「自己人」的政客，時時興風作浪。港區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就是其中較典型的一位。她在國人眼中，是「以香港為家的政治明星」，她「特立獨行，鐵面無私，從不服輸，穩健平和」。不過，在這一屆特首選舉時朝三暮四，聰明反被聰明誤，令人對其評價大打折扣。她曾多次轉彎抹角批評梁振英，在二零一二年三月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期間，遭港澳辦高官批評，隨後她對香港傳媒澄清自己的言論。不過，幾個月後，她一再為「倒梁」推波助瀾。在「反國民教育」事件中，她說：「你（指特首）沒有才能就不要怪別人，無才能如何管治香港。」南丫島海難發生後，中聯辦副主任李剛第一時間趕去探望傷者，觀眾從電視畫面看，李剛講話，梁振英在側，引發港人不滿，指責中聯辦是「第二權力中心」而「干預」香港事務。范徐麗泰說：「如果你去聽人家（指中聯辦）講，然後跟著人家叫你怎麼做就怎麼做，你後果自負。」
指撤換特首是無稽之談
十八大期間，中聯辦副主任李剛高調表明中央無意撤換特首，撤換是「無稽之談」。之後，十一月九日，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一天內三度「挺梁」，稱撤換特首之說是「胡說八道」。中央「挺梁」資訊明確，十一月十二日，范徐麗泰對傳媒說，不明白為何出現更換特首的說法，換特首是很嚴重的，不會貿然發生。所謂中央要換特首，機會根本是微乎其微。如此引發建制派陣營不滿，有人發表文章，指她「賊喊捉賊，欲蓋彌彰」；有人說，「別人可以『倒梁』，你怎麼可以『倒梁』」，有人說她「時不時陰陽怪氣發表談話，是渾水摸魚，混淆視聽。」；有人認為她此舉是「為換特首謠言造勢的失誤補救，以保住其連任港區人大常委的勝算」。在十二月十九日港區人大代表選舉中，人們對她抵制，她由當年的「票后」，跌至「尾八」，得票排名位居二十九。事後她聲稱自己始終說實話，「心裏想到這句，說的就是這句」，或因此不被欣賞。一位港區人大代表對亞洲週刊說：「難道別人得票高，說的是假話嗎？她當年成為『票后』也是說假話嗎？亂發言論罵特首，『抽水』是要付出代價的。她這樣的人還能幫助特首施政？」
十二月二十日，梁振英進京述職，這一天民主派二十七名立法會議員聯署啟動彈劾特首程序。在京城，習近平、胡錦濤、溫家寶紛紛高調「挺梁」，不過，「倒梁」聲浪繼續推高。年末，有港澳辦官員參加的京城港澳學者一次活動上，這位官員傳遞了中央對香港局勢和對梁振英的評價，「倒梁」背後是要給新執政的習近平、李克強體制製造麻煩，干擾中共十八大確定的國家發展戰略，梁振英面對「倒梁」和「去中國化」，沉著應對，處亂不驚，在歷史關鍵時刻，有魄力有能力帶領香港走出困境。他上台僅半年，在極其困難的逆境中，依然樹立民生經濟政績，有目共睹。只要他繼續堅持力拓，他在普選中連任是有希望的。
剛過去的二零一二年，香港社會湧動鼓吹「全民公投」、「城邦自治運動」、「寧要英國統治，不要中國統治」、「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等思潮，引起中南海高度警惕，認為這是有違「一國」原則的言論。原港澳辦主任魯平、原港澳辦常務副主任陳佐洱紛紛表示，國人對港獨勢力要「提高警惕，嚴正應對」。
前不久，北京港澳辦的一位官員談到香港與北京的關係時，借用釣魚島作例子。他說，釣魚島的歸屬本來是模糊的，「我說是我的，你說是你的」。我現在不跟你爭，我不承認是你的，但我可以讓一點給你，你的船經常去那裏，我就不去了。我避開，不跟你爭。你不搞事，我就尊重你。你現在要「國有化」了，非逼得我吭聲，我就跟你爭。爭了之後，再不會退回以前那個情況了。你的船可以到，我的船也可以到，漁船可以到，漁政船可以到，將來某一天軍艦也可以到。釣魚島從本來就是日本可以自由進出的海域，變成中日都可以進出的海域。你要爭，你不是損失了嗎。這位官員接著說，香港對北京，你好我好，大家和諧，雙方模糊，香港還可多佔一點，我讓一點給你無所謂。但是你要爭，爭「兩制」，那就講清楚，我就認真了，嚴格執行，我就是這裏，你不要過來。事情就是這樣，本來可以你好我好，重要的我就爭一點，其他的我多讓一點。以前江澤民不是說「悶聲發大財」？你現在爭爭爭，爭了不如不爭。
北京開始「認真」了，對港思維要調控收緊。正是這樣的氛圍下，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撰文《《基本法》規定了中央政府對港有十項權力》，批評香港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鏗撰文，給人一種中央對港權力只有外交國防的說法。十項權力包括：修改《基本法》的權力，國防和外交事務，任命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解釋《基本法》，違憲檢查權，全國性法律適用於香港，緊急狀態，審查原有法律，國家行為與司法管轄，禁止叛國等行為的立法。
新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是中聯辦一九九七年成立以來，首名從北京直接「空降」的主任。他履新之前，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北京發表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輔導文章《豐富「一國兩制」實踐》。他在文章中說，「一國」是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和派生於「一國」，並統一於「一國」之內，並指出，「某些人以普通法制度下解釋法律由法院負責為由，排斥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權力，甚至危言聳聽地攻擊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至今仍在宣稱特別行政區法院有權判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解釋和決定違法，這恰恰是無視《基本法》的規定、不尊重中央依法享有的權力的表現」。
中央可為香港立國安法
他認為，堅持「一國」原則，最根本的就是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而不能做有損於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事情。為此，《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澳門已於零九年制定了《維護國家安全法》，香港「應當履行應盡的憲制責任，適時完成這一立法」。最近，甚至有北京學者說，諸多香港人都沒有認真研究張曉明那近四千字的文章，如果香港對《基本法》二十三條遲遲不立法，那就等待中央決定全國性法律在特別行政區香港實施了，中央有這個權力，要你自己立法，你不立，我就通過一個全國性的法律，特別聲明，適用於香港。不要以為這不會發生。中央一些高官最近頻頻說「港獨」勢力，說「外國勢力滲透」，要「高度警惕」，絕不是空穴來風。
四十九歲的張曉明，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原港澳辦副主任，空降香港接任中聯辦主任一職，統合北京的港澳辦和駐港的中聯辦兩大機構，避免以往的對沖，消弭以往的矛盾，他成為中央駐港澳機構最年輕的一把手。他是法律專家，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後在中國人民大學攻讀法學碩士。早在一九八六年，就入國務院港澳辦，長期擔任港澳辦主任廖暉秘書，後歷任政研司司長、綜合司司長，四十一歲當上港澳辦副主任，是當時中央機關最年輕的副部級官員。港澳辦是他學成之後，唯一工作過的公務機構，歷時二十六年。熟悉他的人都說，他為人行事低調，性格溫和內斂，具親和力，思辨清晰，是學者型官員，年輕時曾駐港，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處任職，及香港特區籌委會預委會工作，見證香港回歸過程，熟悉香港事務，與香港各界有廣泛聯繫。據悉，張曉明的工作頗獲兩任中央港澳協調小組組長曾慶紅、習近平認可。
張曉明履新後，香港人關注他從北京帶來什麼治港新思維。香港在二零一三年和二零一四年，特區政府將啟動政制改革討論；二零一五年有區議會選舉；二零一六年有立法會選舉；二零一七年有首次特首普選……一連串政治大事等待解決，考驗著梁振英和香港人的睿智。■
2013-01-10 亞洲週刊
南週風暴延燒呼喚新聞自由開放報禁 ．張倩燁
廣東《南方週末》新年特刊疑遭省委宣傳部長庹震刪改，引發媒體與公民抗爭，風暴更延燒到北京，中宣部點名《新京報》等媒體轉載《環球時報》批判《南方週末》「抗旨」的評論，引發新一輪媒體反抗，知識界和媒體界期望中國取消新聞審查，開放報禁、落實民主憲政。南週事件對近期試圖改善形象的中共新領導人造成損害，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在中央高層授意下積極處理事件，化解危機。
廣州《南方週末》新年特刊事件引發的媒體抗爭風暴，從廣州延燒到北京，中共宣傳部門以高壓手段意欲維持形式上的「黨管媒體」原則不動搖的表象。在南週事件原本漸趨平息之際，中宣部點名要求全國都市類媒體轉載《環球時報》評論，引發新一輪媒體反抗。《新京報》高層以辭職抗拒轉載命令，無奈面對更高壓的政策。中國宣傳部門的僵化思維，使更多民?對新一屆中共領導集體剛剛樹起的政令新風，表示懷疑甚至失望。媒體界期許《新京報》事件成為壓垮新聞審查制度的最後一根稻草。
消息人士向亞洲週刊透露，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在中央高層授意下積極介入事件，緩解局勢，並通過路透社釋放有關信息，為自己形象加分。據接近南週的人士傳出的消息，《南方週末》編輯部與廣東省有關部門商談的最後決定是：《南方週末》總編輯黃燦將被調離；取消《南方週末》事前審查、對南週編輯記者不秋後算賬、庹震半年或一年內調離現任職位。但南週內部人員沒有對此證實或否認。
一月七日，中宣部通過各省宣傳部下令，全國都市類報紙轉載《環球時報》當日評論《《南方週末》「致讀者」實在令人深思》。次日，《南方都市報》、《新京報》、《瀟湘晨報》、《華商報》等多家媒體未聽令轉載。一月八日深夜至九日凌晨，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嚴力強前往《新京報》社，要求《新京報》轉載《環球時報》批判《南方週末》的評論。據《新京報》員工消息，北京市委宣傳部本意是對《新京報》拒絕轉載一事「息事寧人」，但受到「更高層次領導的壓力」，無奈向《新京報》施壓。
《新京報》社長戴自更、總編輯王躍春以辭職相抗，但報社將同時面臨停刊危險。九日凌晨，有《新京報》記者在微博上稱，考慮到報社生存問題，最終決定轉載該篇評論。報社許多員工都為此哭泣。當晚，位於湖南的《瀟湘晨報》也遭到來自宣傳部門的壓力，被迫轉載《環球時報》文章。據兩地媒體人稱，中宣部點名要求這兩家媒體轉載該文。
抗拒宣傳部禁令、要求新聞自由的媒體行動力，已從南方向北蔓延。這一次，中國有良知的媒體人紛紛讚賞《新京報》的報格。「新京也是南方的血脈」，一位資深媒體人說。創立於二零零三年的《新京報》，最初由《光明日報》與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南方日報》主導，其中南方報業控股四成九，因此許多最早加入《新京報》的老員工都自豪地稱，自己是「四成九」的南方人。
不僅是《新京報》，中國目前頗具影響力的騰訊、新浪、網易等門戶網站、《瀟湘晨報》、《雲南信息報》、《時代週報》等都市平面媒體，以及中央電視台，都有前南方報業員工的身影。南方報業多年來堅持的價值觀，已滲透至中國媒體的每一個角落。許多媒體也紛紛以抗拒轉載，或是以官方微博發言的方式，向《南方週末》表示支持。
中國媒體此次與宣傳部門的抗爭風暴，始於《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一月二日晚，《南方週末》部分編輯記者在微博上表示，三日即將出版的《南方週末》新年獻詞原文《中國夢 憲政夢》遭到省委宣傳部以及總編輯黃燦的多次刪改，最終成文《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夢想》。在簽版後，頭版也被省委宣傳部官員越過責任編輯，直接授意增加了一段包含錯別字與事實錯誤的導語。改後的新年特刊被?多讀者評價為「一片歌功頌德之聲」。
對《南方週末》的幾位責任編輯和各版編輯來說，這是一種專業恥辱。在當期的《南方週末》頭版上，沒有一位編輯署名。
此消息一出，微博上一片譁然。有南方報業員工寫道「總有一坨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暗示南週受到來自省委宣傳部部長庹震的壓力。當晚，因南週採編人員也未被告知新年特刊出刊過程的真相，一些採編人員認為，此事與一貫實行嚴格新聞審查制度的庹震有關聯。
其後幾天裏，《南方週末》編輯部連發聲明，要求徹查此次事故，但廣東省宣傳部門一直未有正面回應，只通過《聯合早報》放出消息稱，此事與省委宣傳部長庹震和廣東省委宣傳部無關。
由《南方週末》新聞職業倫理委員會一月七日發表的聲明稱，一月一日，新年特刊在五位責任編輯簽字、《南方週末》常務副總編輯伍小峰簽可出片後，正常編輯流程結束。採編團隊開始休假。這一天也是中國的公?假期。但一日上午，《南方週末》總編輯黃燦與副總編輯伍小峰被召至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楊健與新聞處處長對新年特刊提出多項修改意見。在經過多次刪改後，一日夜，黃燦接到宣傳部官員要求再次將專題名稱由「家國夢」改為「追夢」。二日，黃燦與伍小峰在出版室臨時加班，終成刊出版本的《南方週末》新年特刊。南週新聞職業倫理委員會在聲明中稱，「以上所有程式均未經過正常報紙出版流程」。
新年獻詞具標誌性意義
新年獻詞是《南方週末》有標誌性意義的年度欄目，其中以一九九九年的《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最為經典。對許多讀者來說，《南方週末》是一代人的?蒙報紙，而風格溫暖的新年獻詞，總能在艱難時世中帶給讀者些許希望與力量。「被勞教的村官」任建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在勞教期間，讀得最多的就是《南方週末》的新年獻詞，以此度過人生中的低潮與苦難時期。
著有《霧鎖中國——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一書的學者何清漣撰文指出，支持《南方週末》，「不是因為它是最優秀的報紙，也不是它每篇都是精品。而在於以南週為核心的媒體人反對的是現行的媒體監管體制」。
三日凌晨開始，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新浪、騰訊兩大微博，聲援南週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南京大學金陵傳媒學院是第一家發表聲明支持《南方週末》的獨立學院，隨後，來自重慶、江西、廣東等全國十幾個省份的高校學生，或以個人名義、或以學生社團名義發表聲明，聲援南週。
擁有百萬、千萬「粉絲」的「大V」，也開口力挺南週，從房地產界素來敢言的任志強，到「微博女王」姚晨，從「青年導師」李開復到意見領袖李承鵬，「南週事件」成為接下來一週內中國最熱門的公共話題。連中共官方媒體新華社、《人民日報》的官方微博，也以不同方式表達了對廣東省宣傳部門的譴責。
一月四日，由《南方週末》前編輯、記者聯署的一份聲明，提出三條明確訴求：一、根據《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第十四條規定，庹震部長不宜再擔任現職，需要引咎辭職並公開道歉；二、對於提出抗議的《南方週末》編輯記者，認同其榮譽感與責任感，不予處罰，立即回復他們的微博賬號，解除因為這次事件而被禁言的微博賬號；三、《南方週末》編委會恢復正常運轉。
當天，逾百名南週前實習生發表聲明、南方報業下屬《南方人物週刊》、《南都週刊》、《南方都市報》、《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等近百位原、現職採編人員聯署發表的聲明，也呼應以上三條訴求。
聯署聲浪還在擴大。周澤、浦志強、富敏榮等多位律師也發表聲明，願為南週編輯部提供法律援助；來自內地、香港、台灣的部分知識界領袖也聯署呼應上述訴求。
西安交通大學新聞學院院長王天定在微博上表示：「《報紙出版管理規定》第四十七條：報紙出版管理實施報紙出版事後審讀制度、報紙出版質量評估制度、報紙出版年度核驗制度和報紙出版從業人員資格管理制度。按這個規定，我國目前報紙管理是典型的懲後制，報紙出版前沒有送宣傳部審查的道理。誰對報紙做事先檢查，就是違法，也就是給執政黨抹黑。」
就在微博輿論幾乎?口一聲支援南週之際，南方報業大院裏，集團黨委、南週編委與編輯部，連續幾天不眠不休開會研判應對局勢的策略。一月六日，據接近南週編輯部成員的人士表示，南週編輯部與省委宣傳部本已達成內部共識：宣傳部對此事不會事後清算、今後放鬆審查管理。但當晚，《南方週末》被省委宣傳部要求在其官方微博上道歉。在向上級管理層交出微博賬號與密碼前，負責《南方週末》網與官方微博操作的吳蔚在個人微博上表示，「本人已向協助分管《南方週末》新媒體業務的總經理毛哲上繳新浪微博賬號@《南方週末》 的密碼，對此賬號即將發布的聲明以及今後所有內容，本人將不負任何責任。」此後，南週官微就新年特刊事故向讀者致歉。
當晚，一份由《南方週末》編委與採編人員聯署的聲明表示，南週官方微博賬號已不代表編輯部。當晚，《南方週末》多位原記者、編輯通過個人微博，將過去一年中《南方週末》遭到的部分新聞審查公之於?，微博輿論再次被推向高潮。
據接近廣東省委宣傳部的人士表示，省委宣傳部內部對南週事件的處理方式也有不同意見，部分宣傳部人員堅持可以與南週編委會談判，但一位備受南方報業員工敬重的資深傳媒人透露，省委宣傳部最高層對南週是否罷工、報紙是否正常出街「根本不在乎」。
一月八日上午，《南方週末》一位原記者向亞洲週刊表示，南週同事已經在準備新一期的報紙內容，無論事態結局如何，「總要對得起讀者」。
一月五日，《南方週末》編輯部發表的聲明稱，「三天前的事故，只是一個導火索」。在新年特刊事故背後，令南週採編團隊積怨已久的，是嚴重侵害新聞自由的審查制度。新聞審查在中國早已有之，但將這一套制度推向極致的，還要數《南方週末》以及廣東省各媒體的「大BOSS」——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庹震。
去年五月調任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的庹震，一九八二年畢業於武漢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曾任《經濟日報》記者，後歷任《經濟日報》總編輯、新華社副社長。一九八三年，庹震寫出了一系列批評報道，引起強烈反響。一九八四年，年僅二十五歲的庹震就獲得了「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稱號，就在那一年，《南方週末》誕生，當時許多中國媒體人還心懷理想，媒體生態也沒有當下中國般壓抑。
但這樣一位原記者出身、「履歷輝煌」的媒體管理者、宣傳部官員，卻在赴粵後，令廣東媒體界怨聲載道。
「我在廣東幹新聞二十年了，庹震是最壞的一任宣傳部長」，一月七日上午，在廣州市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大樓前，一位報章負責人這樣講。當天，他和他的幾位同事手持白桔梗花來到廣州大道中二八九號，以示聲援《南方週末》。
庹震落實事前審查
一位備受南方報業內部採編人員敬重的審讀員在微博上表示：「庹一到廣東就分別找各報老總單獨談話，說黨把輿論陣地交給我們，大家都要守土有責，有些陣地丟了一定要奪回來。於是，連出幾道殺手?：粵媒體不准跨省搞輿論監督；不准評論外省負面事件；及時轉登人民、新華評論文章；《南方週末》每期選題須報省宣批准才可操作，重點報道和文章要送審才能上版。」
新聞「事前審查」的制度化，在庹震赴粵後得到落實。據南方報業現職員工透露，在庹震赴粵前，《南方週末》送審的慣例是事後審查，雖偶爾也會被要求事前送審，但多數事前審查只發生在重大政治事件新聞期。庹震任宣傳部長後，《南方週末》與《南方人物週刊》被要求事前送審。這兩份報刊會在每週的選題會後，將重點新聞事件選題送審省委宣傳部有關部門，「敏感」或「負面」新聞常常在這一關就被否決。幾位來自南方報業不同報刊的編輯都表示，久而久之，各報刊自己也會形成「自我審查」，編輯認為哪些選題一定過不了宣傳部的關，也就不會主動上報。
在宣傳部把過選題關後，記者採寫的文章會經過編輯、部門主任∕責任編輯、副主編等常規修改或把關，還要經過審讀員的一道「政治檢驗」。審讀員是按照省委宣傳部要求，報社內部成立的審讀小組成員通常由報社選派已退休或從業多年的資深媒體人員擔任，也有宣傳部「空降」的審讀人員。但審讀員通常情況下沒有「斃稿」的權力，會提出對文章的修改意見或政治風險評估給總編輯，由總編輯最後決定修改刊發或撤稿。
據多位南方報業媒體人透露，庹震任宣傳部長後，南方報業各重點報刊的主要負責人常常在報刊簽版的最後關頭等待庹震的指示，這位記者出身的宣傳部長對重要評論和深度報道，會親自改稿。中共十八大期間，廣東省多家媒體被要求在省委宣傳部開選題會，現場報選題，不符合宣傳部要求的選題常被當場斃掉。
「廣東只有一位總編輯」
「廣東省只有一位總編輯」，一位廣東媒體人這樣形容庹震。
某資深傳媒人透露，由於宣傳部人員疲於高強度審查，十八大結束後的兩週裏，事前審查制度稍有鬆動，南方報業的《南都週刊》趁機推出了策劃已久的專題《起底王立軍》，受到極高讚譽。但這也給《南都週刊》招致更嚴厲的審查：自此之後，《南都週刊》不僅要向宣傳部報告選題，還要在成稿後上報PDF版雜誌供審查。
此外，現任南方報業集團黨委書記楊健也飽受非議。楊健二零一二年從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一職兼任南方報業集團黨委書記，此任命打破了南方報業重要領導由內部提撥的多年慣例。
《南方週末》總編輯黃燦曾供職於《南方日報》。一位曾服務於《南方日報》的記者表示，在黃燦掌管《南方日報》要聞部期間，「人還是不錯的，大家對他的評價也還可以」。但調任《南方週末》後，黃燦的表現令許多熟悉他的人驚訝不已。
一位曾任職於《南方週末》的媒體人透露，二零一零年，廣州市主辦亞運會，一位中宣部副部長到廣州視察宣傳工作，在向這位副部長彙報工作時，黃燦向宣傳部領導表示，在他調任南週之前，以為南週的問題是「個別員工」問題，現在看來，是整個團隊的問題，「這等於是陷害了南週」。
一月七日，亞洲週刊致電黃燦提出採訪請求，但被他婉拒。
「廣東向來以改革先鋒為榮」，一位報業人士如是評價，「習近平上台後第一次出京考察也是到深圳，說明中央是支持改革的，廣東省宣這樣搞，等於是逆改革潮流！」
在幾乎令南方新聞人窒息的新聞審查制度與報業部分管理層對新聞官員意志的堅決執行條件下，南方報業在過去一年重大新聞事件中，因缺席或報道不夠深入、全面，經常受到讀者批評，記者編輯也常在微博上叫屈抱怨。一二年七月，北京「七二一」暴雨，幾十人遇難，《南方週末》多個版面被撤，對遇難者及家屬報道的內容被大幅刪改。
一月七日中午，《南方週末》新聞職業倫理委員會發表的《二零一三年《南方週末》新年特刊出刊過程》稱，新年特刊在出刊過程中多次遭到總編輯黃燦與省委宣傳部官員改動。部分被刪除的內容包括：
「中國夙夢」部分不許提毛澤東等偉人；歷史上的法治人物要求替換、縮減；「夢想照進現實」板塊中的任建宇、反日遊行中的理性愛國者、錢理群；「開年十大猜」欄目中，二零一三年是否會全國範圍內開放二胎政策、會否有其他省市跟進財產公開試點、勞教制度會否鬆動、中國護照的免簽國會否增加等四個話題被刪除；歷屆「中國夢踐行者」集萃部分不許出現白岩松、劉吉等多人；在「記者行動」板塊，「什邡九十後」、夏俊峰之妻張晶這兩篇報道被撤。
經《南方週末》編輯部不完全統計，二零一二年，《南方週末》被改、撤稿件達一千零三十四篇之多。有人算了一筆賬：每篇文章按平均五千元人民幣（約八百美元）的採編成本計算，過去的一年被改撤掉的稿件，成本就達五百萬元。對報社來說，無論如何都是重大損失。
受到審查制度箝制的遠不止《南方週末》一家。在南方報業集團，《南方人物週刊》在二零一二年五月，因報道「大饑荒」專題，負責人被迫向宣傳部門寫檢查，該刊在中共十八大期間原預計推出習近平的封面人物報道，在記者已派出採訪並成稿的情況下被否決，無奈用李莊人物專題做為備選，被再次否決。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南方人物週刊》舉行年度魅力五十個頒獎慶典，編輯部最終確定的兩位獲獎者——被勞教的村官任建宇，以及促進廢除勞教制度的律師浦志強，皆榜上有名。在《南方人物週刊》已下廠印刷之際，重慶宣傳部門與廣東宣傳部聯手施壓，迫使《南方人物週刊》將這兩位獲獎者從榜單中取消，同時被迫銷毀了十幾萬份已印刷的刊物，重新排版下廠。
「戴著鐐銬跳舞會跳得更好」，時常有人這樣鼓勵新聞審查制度下的中國媒體，但對許多心懷夢想的年輕新聞人，愈發收緊的新聞環境正侵蝕著信念。談到南週事件時，一位進入南方報業不到一年的編輯遺憾地說，與其有一天，《南方週末》這個曾經輝煌一時的品牌因缺乏競爭力、經營不善而倒閉，倒不如現在就被宣傳部關掉，起碼保留最後的尊嚴。另一位年輕的前記者說，告別新聞行業的想法不時冒出來。他迷茫地問媒體同行：我這樣算是逃兵?？
有新華社員工稱，南週事件最終被內部定性為：意識形態鬥爭；嚴重挑戰黨管新聞工作的底線；有境外勢力參與。要加強對微博的管理，廣東的事廣東自己解決。
一月九日，亞洲週刊致電廣東省委宣傳部辦公室，對方稱不了解情況，無法證實。
對此，有媒體人分析，在中共新領導集體正試圖展現改革意願、塑造新形象之際，南週事件自然會被低調處理，但表面上宣傳部系統仍要維持黨管媒體的形象，不可開媒體成功反抗宣傳部的先河。
在南方報業的媒體人幾乎失望之際，《新京報》的相似遭遇卻給了中國媒體界一個期盼「觸底反彈」的契機。有網民甚至開玩笑：庹震是不是得罪了高層領導，惹得中宣部非要把事鬧到北京，拉庹震下台？《新京報》一役，媒體人認為宣傳部門的愚蠢將會加速僵化的體制走向崩潰，並且期許這是中國新聞審查制度不能承受的最後一根稻草之輕。（實習生范含之、盧麗君對此文亦有貢獻）■
張倩燁：南週事件掀起公民運動
各地支持者紛紛到廣州的南方報業大樓前聲援，以獻花、演說、唱歌、辯論等方式，展開一場自發的公民運動，以示對《南方週末》以及新聞自由的支持，包括中學生和九零後，喊出中國的希望。
只要擁有敢於發表演說的公民，任何一塊水泥地都可以是一個廣場。一月七日晚，《南方週末》官方微博被「搶佔」，引起關注南週命運的所有網民與讀者的憤怒。一月八日，來自各地的支持者來到南方報業門前，獻花、演說、唱歌、辯論……以一場自發的公民行動表達對《南方週末》以及新聞自由的支持。
上午十點剛過，當天第一位獻花的支持者出現了。手執白菊的宋先生來到南方報業大院門前，面對南方報業的幾幢辦公樓，他在手機攝像頭前舉起白菊拍下照片。「菊花也可以代表對逝者的追緬。」對他來說，《南方週末》象徵著自己曾經對自由的追求與夢想，這束花「是獻給自己的，我認為有些東西已經死掉了」，以這種方式來祭奠。
上午十一點前，報社外，圍觀的人群還沒有集中起來，敢於在眾目睽睽之下走向報社大門前獻花的人也不是很多。一位獻上白玫瑰的廣州律師表示：「中國的南方一直是改革的標誌，《南方週末》一直是改革聲音的發出者。現在他（廣東省委宣傳部門）要掐住改革的喉嚨，我相信是從（一九）七八年以來，所有從改革開放中受益的中國人都不會同意的。」
著名微博ID「染香姐姐」也終於現身，中午，她戴著寫有「避言套」三字的口罩，手捧一大束黃色菊花，向在場的民眾免費發放。一位警察走來舉起相機向她拍照，或是作為備案可查，她立即摘下口戴：我戴口罩不是因為怕你！圍觀的男士們用掌聲與喝采附議了這句話。
一個剛好路過這裏的中年男子，此時站到了兩輛自行車後座上，穿著土黃色夾克衫與深藍工作服褲子的他對「染香姐姐」喊：「給我一枝花！」拿著黃色菊花，他向在場的民眾說：「為什麼要避言哪？！有話就要說出來！我姓羅，叫羅昌，中國公民！」
一句擲地有聲的「中國公民」，把報社外狹窄的磚鋪人行道點染成了一座廣場，周圍的人群集體給他喊了句：「好！」接下來，一位又一位公民演說家紛紛「登台」。
「大家好，我叫葉澄江，我是中國公民！」又一位演說家上台了，他大聲向在場的人群宣告，中國應實現新聞自由，公民應爭取自己的自由權利。
一位名叫劉四仿的市民站在人行道旁大樹下的低矮的水泥台上。這位穿牛仔褲、背斜挎包的年輕男子將手中的牌子高高舉起，「新聞解禁聲援南週言論自由 我是公民」十六個字在人群中格外顯眼。「在我出來之前，我的家人勸我，別出來了，多危險啊，為妻子女兒考慮考慮吧」，他說，「但我正是為了我的女兒不再過我這樣的生活，為她能在一個自由的環境裏長大而努力」。
就在演說家附近，一群人唱起了歌，《東方之珠》、《國歌》，在香港每年維園集會中都會被傳唱的《自由花》的歌聲也在廣州響起，然後再次《國歌》：「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
報社門外，短短一天時間裏，許許多年年輕的「九零後」一代贏得了圍觀人群的掌聲與喝采。
「雖然南週也有一些缺點，它一直以來相較其他媒體都算是比較開放、好一點的。」來自廣東海洋大學文學專業的女生小吳說：「就像一個人已經死去了，它像一個里程碑，如果連南週都被逼淹沒的話，其他媒體就更難做出更自由的新聞。通過對它的支持來表達我對新聞自由的一種支持吧。」
一位記者模樣的女孩子一邊記錄小吳的發言，一邊問她：「你不害怕嗎？」許多圍觀的人都理解這個問題的潛台詞：擔心她如此勇敢的發言會令「有關部門」找她的麻煩。
小吳說：「你剛剛問我名字的時候其實我有點害怕。」但轉而決絕地說，「我在這裏不出事不代表在其他地方不會出事，反正我總有一天會死掉，我覺得應該做一些有價值的專業。」那位不斷記錄筆記的女孩子並不是記者，而是中山大學傳播設計學院的大三學生小陳，她同時也是一個民間NGO的負責人之一。
午飯時間，南方報業大院內的工作人員陸陸續續走出門外，一些員工默默地站在人群中，聽著支持者的演說，或是用手機拍下門前那一束束菊花與玫瑰。三位女生走來了，手持鮮花，其中兩位身穿校服。她們是華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高一的學生，趕在學校午休的時間來到報社前，表達對南週的支持。她們低調的行動卻引爆了人群中一陣熱烈的掌聲。有人問，為什麼要來獻花呢？其中一位用網絡流行語回答：「你懂的」；另一位女生告訴記者，自己以後也想做媒體行業；第三位女生說，因為都是中國公民。
傍晚時分，天色漸暗，一位佩戴口罩的女生來到報社外的街邊。在她的手裏，一份當期的《南方週末》新年特刊舉在胸前，特刊的頭版位置被一張極簡約的自製海報覆蓋，上面是用鉛筆端端正正描出的「自由」二字。還有一張細長的粉紙紙條：公民卡樂。
她也是一位九零後。問她，你是南週的讀者嗎？
「其實我並不喜歡《南方週末》」，卡樂說，「尤其是去年方韓大戰裏，在已經有那麼多證據顯示韓寒造假的時候，《南方週末》還在挺韓寒。但我今天站在這裏，是要捍衛《南方週末》自由說話的權利」。
有支持者就註定會有反對者。當天上午，兩名男子來到南方報業門外，在人群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任何新聞自由都要在憲法下進行，憲法規定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你們這是資產階級新聞自由！」一位年紀很大的男性在人群中大聲喊道。這個「異質」聲音很快就引起了前來聲援南週的人群的注意。也有人說，他們是「五毛」，被「有關方面」派來故意轉移視線的。
這位年長男子不願向記者透露他的姓名，只說他的網名叫「社會主義小兵」。一群年輕的八零後、九零後與他展開了論戰。「社會主義小兵」說，他在新浪的微博上無法發言，但在「烏有之鄉」網站就可以發文章，還說「我們的五十幾家網站」被關閉。有人問他「我們的」三字指誰，他又改口轉移了話題。
「社會主義小兵」說：「你們要言論自由，我們的言論都沒有自由，難道我們就不能享有言論自由了嗎？」
圍觀的人群隨即回應：我們爭取的言論自由是每個人的言論自由，當然也包括你的言論自由。但「小兵」仍不依不饒，堅稱是國務院新聞辦而非中宣部下令關閉他們的網站。當天下午前來聲援他的另一位老人「馬到成功」稱南方報業是「漢奸媒體」。
入夜，一男一女手持大幅標語牌站在南方報業門外，上寫「支持共產黨、支持毛澤東思想、支持打擊漢奸媒體」。剛一出現，就遭到在場人群一陣噓聲。一位南週支持者隨即舉起手中「愛南週 護南週 用我們的良知力挺南週」標語針鋒相對地站在了這對男女身邊。人群中有些小小的衝突，一位激憤的男性市民出手把「漢奸媒體」的標語牌丟倒在地，對方將要還手時被人群拉開，一群年輕的男性聲音高喊：「理性！理性！理性！」
被打掉標語的男子離開人群，不久後再次回來。他是第一個勇於向記者出示真實姓名的「少數派」。圍觀的人群要求他解釋南方報業為何是「漢奸媒體」，他又稱「沒有點名」說南週就是漢奸媒體，拒絕對標語做出解釋。
朗讀憲法捍衛自由
不久，這位男子終於離開，此時已是晚上九點多，氣溫漸漸降下來，廣州大道中二八九號大院門外的人群仍然遲遲未散。一位中年男子從門前堆成一團的花束與來信中撿起一本白色小冊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他建議，我們一起來讀憲法第三十五條吧！在場的人們紛紛同意。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在他的領誦下，近百人跟隨他高聲宣讀了這一句。在寒冷的冬夜裏，憲法中的公民權利一字一句地在「《南方週末》」霓虹燈微弱的光暈下響起。■楊超：專訪《南方週末》前常務副主編錢鋼 新聞自由要靠憲政實現
錢鋼曾因「南週」報道「惹事」而自己遭到撤職，他說，要「徹底結束黑暗，也就是還新聞自由於公民，最終要靠憲政，兌現憲法」。
作為曾經歷《南方週末》重大變故的老「南週人」來說，錢鋼對《南方週末》的這次抗爭感觸頗深。在接受亞洲週刊專訪時，錢鋼結合自己對中國媒體的多年觀察，談論了這次《南方週末》新年獻詞被強改事件以及中國的新聞審查制度。錢鋼認為，要「徹底結束黑暗，也就是還新聞自由於公民，最終要靠憲政，兌現憲法。」
目前擔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的錢鋼，曾於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一年任《南方週末》常務副主編，親歷各種新聞審查。他提到當時的審查方式主要是「事前禁令」與「事後追懲」，即事先告訴你什麼不許做，出報後他們會進行嚴格的「閱評」，發現所謂的「違規」便進行處罰。但在出報的過程中，還沒有那麼多的直接插手干預。《南方週末》過去十幾年的新年獻詞都可以自主編發，事實上，也沒有一篇獻詞遭到過事後的懲罰。
錢鋼說自己也是因為當年的一篇調查報道「惹禍」而被解職。二零零一年《南方週末》報道了搶劫銀行殺人罪犯張君一案，其中記者深入張君的家鄉湖南，探究產生張君現象的社會深層原因，為此激怒了湖南地方當局。據稱，在當年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湖南省宣傳部門領導向廣東投訴，說把犯罪的根源歸咎於湖南省的社會環境，矛頭直接指向了湖南省委、省政府。隨後其他省市也群起攻之，「怒責《南方週末》長期以來大量刊登揭露當地黑暗面的報道，給黨和當地政府『抹黑』，嚴重影響黨和政府的威信和聲譽，並強烈要求中宣部和廣東省委宣傳部嚴厲處罰該報」。敢說敢言的《南方週末》因此遭到中宣部的整頓，錢鋼及其他記者部主任、若干骨幹記者被撤職或留報社觀察。
錢鋼認為，最近十年，尤其是最近五年，廣東的媒體環境迅速惡化，管制者加大了「事前審查」的力度。他透露在這次「南週事件」中，有一位派駐南週的審讀員老先生憤然揭底，說出庹震到廣東任職後，對報紙的管控更加嚴苛，禁令越來越多，對《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的管制和監控，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特別要求《南方週末》每期選題都要上報省委宣傳部，批准後才能採寫，重要報道和社評都要上報審閱後才能出。有一次報紙已開印才通知撤稿，結果印了十幾萬份的報紙作廢。
「對這種『事前審查』，南週員工已吃盡苦頭，這也是廣東各報和全國新聞界面臨的共同問題。這次『南週事件』，中國媒體人只是要求廢除事前審查，但未提出更高訴求。中國的新聞管制，已淪入十分黑暗的時期，必須從這一步開始，走出黑暗。」錢鋼表示希望中國新聞能盡快走出這種最壞的境地。「我們不幼稚，都知道即使沒有『事前審查』，嚴苛的新聞審查依然存在禁令、追懲等等。但目前能做的，是要『減掉一個最低分』，把『事前審查』先廢止。」
「徹底結束黑暗，也就是還新聞自由於公民，最終要靠憲政，兌現憲法。」錢認為目前中國新聞制度中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違背憲法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等多項自由。「江澤民時代強調『輿論導向』，胡溫時代講的是『輿論引導』，對媒體沒有大的放鬆。但二零零三年非典事件後，國務院出台了《信息公開條例》，有助信息流動，信息技術的發展，特別是社交媒體的快速發展，更為信息的開放帶來空間。『習李新政』開始，大家寄予期待，希望他們從善待百姓、善待媒體開始，逐步啟動政治改革。但『南週事件』發生，特別是這一事件的後續｜｜『強令轉載事件』，更令人們大失所望。」
由於「南週事件」不斷擴大，事件的後續及最新發展是在北京的《新京報》拒絕轉載《環球時報》評論，社長向北京市宣傳部長辭職抗議。錢鋼表示：「《新京報》了不起，雖然最終沒有頂住，但是該報員工捍衛了報格，捍衛了尊嚴，寫下了中國新聞史的重要一頁。《環球時報》的社論是基於謊言的，中宣部強令各地媒體轉載，在第一天受阻後又再次發飆，暴露了打壓媒體的真實面目——不管有多少媒體能夠公開表態反對，施暴者已經成為媒體公敵。」■錢鋼小檔案
生於一九五三年，杭州人，報告文學作家及記者，著有《唐山大地震》等作品。現為港大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上海大學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錢鋼於六九年入伍，八四年進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八六年後任《解放軍報》記者，並成為中國作家協會的成員。在九八年至零一年間，於《南方週末》任常務副主編。■
咼中校、陳珣：專訪《新京報》創辦人、《南方都市報》前總編輯程益中 習李改革的天賜良機
程益中認為，南週事件的意義堪比當年的西單民主牆，是中國改革的重大機遇，也考驗習近平、李克強的智慧和勇氣。
作為《新京報》創辦人，程益中對現在《新京報》同仁的表現感到欣慰。他說，媒體人起來抗爭，爭取新聞自由空間，其意義堪比當年的西單民主牆，不僅是中國公民的歷史性機遇，也是中國新一屆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推動中國進步的天賜良機。但是，程益中對事態發展不表樂觀，懷疑習、李是否有這樣的智慧和勇氣。
一月八日晚，在《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尚未平息之際，北京宣傳部門要求《新京報》必須轉載《環球時報》對南週事件的評論，遭到《新京報》社長戴自更、總編輯王躍春以及全體採編人員一致拒絕。《新京報》雖然最後被迫刊登，但抗爭中表現出的氣節和風格為人讚賞。對此，程益中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表示，為《新京報》同仁的抗爭感到欣慰，認為他們對得起這份報紙的讀者，對得起作為新聞人的良心。
程益中說，儘管中國媒體人在與宣傳部門的抗爭中處於弱勢，但與其屈辱地活著，還不如衝出來，站起來。他認為，中共宣傳部門實際上是權貴代言人，早已搞得天怒人怨，已經成為阻礙中國走向公平正義的絆腳石。他說，如果習近平、李克強想拯救這個制度、這個黨，必須從中宣部下手，「在言論自由與箝制言論之間，是沒有討論空間或中間地帶的，是不能調和的」。
程益中把這次抗爭與當年的西單民主牆事件相比。西單民主牆是七十年代後期，在北京西單體育場的外牆上逐步形成的大字報空間，當時上面出現許多不同政見的大字報，因此民主牆被視為中國民主運動的開端。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凌晨由魏京生張貼的大字報，公開要求中國共產黨結束一黨專政，還權於民。
程益中認為，當時西單民主牆就為鄧小平利用來破除「兩個凡是」，從而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奠定輿論基礎。為此，程益中認為這次爭取言論空間的行動，又是一次歷史性機遇，「這不僅是擺在每個公民面前的歷史性機遇，也是習近平、李克強的天賜良機」，就看習李敢不敢、願不願利用這個機會。程益中說，習近平、李克強上台後所釋放的善意和開明態度，有著正面積極的意義，但是只有這些是不會對改革有實質作用的，「沒有自由，就談不上改革」。儘管如此，程益中對未來發展還是比較審慎，懷疑習近平和李克強是否有這樣的智慧和勇氣。
《新京報》創辦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是《南方都市報》北上拓展的重要一步，由時任《南方都市報》總編輯與《光明日報》駐廣東記者站站長戴自更（也即現任《新京報》社長）醞釀催生，最後由光明日報報業集團和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共同出資主辦，光明日報報業集團提供刊號資源和辦公場所，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旗下的《南方都市報》則提供版面資源和經營資源，成為中國首家獲正式批准的跨地區聯合辦報試點。
當時《新京報》採編部門負責人以《南方日報》人員為主，骨幹採編人員均來自《南方都市報》，戴自更任社長，程益中任總編輯。由於《南方都市報》在當時新聞界是異軍突起，風頭甚健，因此該報自稱「一出生就風華正茂」，備受矚目。不過由於「南都案」的爆發，二零零四年三月九日，程益中被迫辭去《新京報》總編職務，離開《新京報》。
二零零三年《南方都市報》關於SARS、孫志剛事件的報道，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但給廣州地方當局造成極大壓力，激怒了廣州市主要領導。廣州當局事後展開報復，對《南方都市報》領導展開調查，但查來查去也查不出問題，最後把報社公開和合法的五十八萬元人民幣（約九萬三千美元）分紅，認定是南都領導班子私分的公款。
二零零四年初，時任《南方都市報》總經理喻華峰、編輯程益中等四人被廣州當局以經濟犯罪之名逮捕。經過法院審理，喻華峰因犯貪污、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編委李民英犯行賄罪被判有期徒刑六年；程益中被捕後因「證據不足」被釋放；副主編鄧海燕被關押七個月後，同樣因「證據不足」被釋放。
儘管程益中被釋放，但是在國內一直受到打壓，直到二零一一年七月來到香港，才開始新的人生旅程。■丁多：專訪中國新聞史學者傅國湧 中國須揮別黨管媒體
中國當局需走出「通吃」控制思維，學習台灣朝野雙贏之路。
南週事件持續發酵，從廣州延燒北京，引起更多深層的思考，眾多有擔當的知識界人士紛紛站出來聲援。中國新聞史學者傅國湧長期致力於言論自由問題的研究，他在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稱，發出獨立聲音的覺醒者，是未來文明社會的基礎。以下是訪問摘要：
如何評價《南方週末》以及整個南方報系在中國新聞史上的意義？
放在整個百年中國言論史來看，《南方週末》或南方報系仍從屬於黨報體系，並非獨立的民間媒體，不能誇大其意義。但從一九四九年迄今的六十三年來看，它還是具有相當意義的，它們好像一片沙漠中的一個小綠洲。但是，最近十來年，由於不斷整肅、換人，它的報道空間已被壓榨得越來越小，言論的尖銳性每況愈下，逐漸淹沒在官方允許的聲音之中。就算讓它喊幾句「憲政夢」，也只是一句空泛的口號，只不過現在連抒情的權利都沒有了。在言論史上看，《南方週末》的貢獻還不如南週人的抗爭意義更大，後者關乎底線倫理，關乎職業尊嚴和人的尊嚴，直指言論自由本質。
台灣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放報禁，對現在的中國大陸是否有借鑑意義？
台灣道路應該是中國大陸未來發展的方向。這是一條朝野良性互動、雙方共存共贏的道路，它較好地實現了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和平轉型，代價最輕，犧牲最少。但問題在於，大陸官方至今仍走不出暴力控制的思維，依然籠罩在「通吃」、「全贏」的主導意識之下，寸步不讓。而和平轉型的前提是掌權者必須向社會讓步，逐漸還政於民，包括把表達自由的權利還給公民，開放報禁需要時間，更需要勇氣。無論如何，黨管媒體那一套早已過時，註定要成為被翻過去的一頁。
在中國，為何艱難獲得的言論自由總是被專制扼殺？
可以肯定的是，所有先行者的犧牲，以及所付出的種種代價，都是有作用的，它們不斷積累，把血汗一點點融入這個土地，總有一天要開花結果。這一次南週事件，我們看到有很多網友、廣州市民站出來，發出他們獨立的聲音，這樣的覺醒者會與日俱增，他們就是未來文明社會的基礎。言論自由是一個文明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標誌，沒有言論的社會無疑不是一個文明社會。我深信，歷史背後有一隻看不見的手，那是上帝的手，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我知道它掌管著明天，不管如何，我們更要努力！■炎黃春秋冷靜應對網站被封 ．江迅
《炎黃春秋》網站突然被封，引發風波，官方迅速解釋因「技術出錯」所致。社長杜導正表示，現在「貪腐力量過分強大，甚至和黑社會、武裝力量抱成一團」，有關部門既然給了台階，事情就不要鬧大。習李新領導也有難處。
乍暖還寒，最難將息。邁入元旦，接連傳來《南方週末》事件、「炎黃春秋網站」事件。多年來竭力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呼籲實施憲政的北京《炎黃春秋》雜誌，多番傳出遭當局禁止出版的消息，最後都安然闖關，依然茁壯立足。一月四日《炎黃春秋》官方網站突然被註銷而封閉，激起關注，引發一陣風波。官方解釋是更換服務商和備案問題所致。一月十日，網站又開通。九十歲的社長杜導正患感冒剛剛康復，一月六日在北京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說：「據我們的了解和分析，《炎黃春秋》網站被關閉，不論是服務代理商的技術問題，還是工業和信息化部下屬的某個部門問題，還是北京市政府的通信管理部門的問題，可以說絕對不是習近平和李克強的主張，我可以用『絕對』這個詞，絕對與習近平、李克強無關，也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流力量的主張。」
《炎黃春秋》常務社長、總編輯吳思至今都說不清網站被封究竟問題在哪兒。一月八日，他對亞洲週刊說：「我們也鬧不明白。他們說我們沒有信息備案，不備案是不能辦網站的。然後他們說我們更換過服務代理商，我們的網絡總監說，是有這回事。北京市通信管理局（通管局）就我們的事找了代理商，說他們有問題，代理商又承認有錯，據說通管局還要罰他們的款，他們也認罰。但是服務代理商有問題，也應該是兩年前的事了。為什麼兩年前不處理，現在忽然又處理了呢？我們也不懂。按照規定，要封網站的話，有幾個條件。說你們有問題了，你們要作出改正，如果拒不改正，那才封網。現在是通管局既沒有跟代理商說，也沒跟我們說，就把網站給封了，這不合乎流程規定。究竟是什麼原因？他們說是技術問題，技術問題好像也沒錯，現在把責任扣到服務代理商頭上了，代理商也都承認了。」
一月七日，《炎黃春秋》編輯部召開內部會議，就此事作了通報。吳思說：「我們最初都備過案的。既然他們承認是『技術問題』，需要我們重新信息備案，我們就按手續辦，他們說十個工作日辦妥。代理商需要我們提供什麼，我們就配合提供什麼。究竟是通信管理局的責任，還是服務代理商的責任，我們只清楚的是，《炎黃春秋》沒有任何責任。」
據悉，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屬於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北京市政府雙重領導。《炎黃春秋》主要記述重要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創刊二十二年來頂著陣陣逆風，堅守理論陣地，展示推進政治改革的決心。《炎黃春秋》的顧問、編委和作者是一大批退下的部長和部級領導，《炎黃春秋》屢屢發表說了真話而引發社會巨大思想衝撞的文章，至今沒有被當局成功「收拾」，這在中國無疑是新聞出版領域的奇蹟。當局的中宣部、國家新聞出版署等一些部門多次要對《炎黃春秋》作出嚴厲整頓，最終都不了了之。
一月四日，《炎黃春秋》網站被封，旋即成了境外媒體和網絡的關注焦點，釀成一場政治風波，當局迅速回應是「技術問題」，憤怒的人們紛紛支持《炎黃春秋》，挺直腰板，據理力爭，要求有關部門道歉認錯。不過，「得理讓人」也是一種生存方式。
政改共識已經存在
人們普遍認為，當局封閉《炎黃春秋》網站，是因為二零一三年第一期上的新年獻詞《憲法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共識》一文。這篇獻詞說，「政治體制改革的共識已經存在。這個共識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雖然現行憲法並非十全十美，但只要把它落到實處，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就會前進一大步」，「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一套對權力制衡的制度體系，就是要切實保證公民權利。《憲法》中有很豐富的保障人權、限制國家權力的內容。將《憲法》和現實對照，就會發現現行的制度、政策、法令和很多政府行為，和憲法的差距十分遙遠。我們的憲法基本上被虛置」。
這篇新年獻詞還說，「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憲法的權威至高無上，依照憲法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不會、也不應當有爭議。既然憲法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共識，我們就應當行動起來，將虛置的憲法變成現實的制度體系、法律體系，就應當將現行一切違反憲法的制度、法令、政策改變過來，使其與憲法一致。在這個意義上，政治體制改革實質是一場『維憲行動』」。
網站被封，但這一期的《炎黃春秋》雜誌依然在市場上出售，頭條文章是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的長文《從歷史視角看十八大》。這篇文章引起政壇與學界關注，文中闡述了中共十八大最大的熱點、亮點、關注點，即中國進入一個新時代，這個新時代是以總書記、軍委主席胡錦濤裸退，習近平一步到位，全面執掌總書記與軍委主席為特徵的時代，即「開啟了我國常人政治的時代」。
周瑞金的文章描述了新一代領導集體的新特點、新思維，十八大報告給習近平時代預留了哪些施展空間……
談到網站被封外傳是因為雜誌刊登的新年獻詞時，杜導正說：「我對這篇新年獻詞評價很高。是我們這幾年的元旦獻詞中寫得最好的一篇，有法律根據、有現實依據，很有分寸，既現實，又尖銳。是楊繼繩寫的，我們對一些字詞作了改動。可以說，這篇新年獻詞，一個字的缺點都沒有，一個字的錯誤都挑不出來。誰要是對這篇新年獻詞有意見，可以舉行公開辯論，公開地幹，而且幹到底。對這篇新年獻詞，我們《炎黃春秋》，一個標點符號都不後退，要幹就狠狠地幹到底。」
杜導正說：「這二十多年，基本上是一個小作為、不作為的時代，經濟上還是有發展的，但問題很多；政治上總體上看進步不大。看看習近平上任後能不能有某種程度的進步。我還是那種體制內和平的、積極的、建設性的聲音，我身邊這批人也多數是這麼一種情緒。」
他認為，中共十八大以來的五十多天，習近平發表了這麼多講話，作出這麼多行為，總體上比原先預料的好一些，因此又燃起老幹部和知識分子對黨中央的希望之火，希望習近平、李克強向民主法治各方面邁進得更好，人們是謹慎樂觀，比前一個時期確實樂觀了一些。
他說：「習近平任總書記後，我看好他的兩個動作，一是紀念八二年憲法三十週年時他的講話；一是他上任後沒有拜訪西柏坡、拜訪延安，而首先去的是深圳，向鄧小平銅像鞠躬獻花，他在深圳發表了講話。我覺得這兩個是大動向。加上他最近連續發表的講話，可見他大體上能跟上潮流、順應人民意願，傾聽民間呼聲。當然，現在的中央是集體領導，集體裏是各種政治成分，有主張民主政治的，也有主張保守的，也有中和的，黨內高層內部意見不很一致。」
杜導正說，《炎黃春秋》網站被封，與習近平、李克強的中南海主流的聲音是不一致的。習近平、李克強他們絕對不會同意這樣做，是下面的部門，或者北京市，甚至北京市下面的什麼部門機構，或者是工業和信息化部的哪個單位，還是中共十八大前的思維。或者他們可能知道了一點什麼信號，於是採取這種封網的手段。應該從大局考慮，支持習李體制執政。既然當局給了這樣的台階，說是技術問題，那就不要把它鬧大，不要把這事情與《南方週末》事件扭在一起。這樣對政府、對習和李繼續往前進，並不有利。
百姓容忍貪腐背後
杜導正說，現在保守勢力、貪腐力量過分強大。他們甚至和黑社會、武裝力量抱成一團，習李要推進改革，實在不容易，十三億人經不起再折騰。更可怕的還有一個現象，即相當部分百姓對官場貪腐現象不以為然，認為他們貪污他們的，只要平民過得還可以就行，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你不要欺負我太甚，我絕對不作反。老百姓這種情緒，又增加了改革難度。（實習生陳珣參與採訪錄音整理）■南方報系十三年來被整肅大事記
2000年1月，《南方週末》靈魂人物、主編江藝平被調離，其後分管南方週末旗下的「21世紀報系」。
2001年5月，《南方週末》因調查報道張君案被大規模整肅，常務副主編、代理主編錢鋼被調離，副主編陳明洋被撤職。
2003年3月13日，創刊不久的《21世紀環球報道》突遭停刊，江藝平再被打壓。
2003年3月，《南方都市報》率先曝光SARS疫情，事後總編輯程益中被降職處理。
2003年4月，《南方週末》因朱鎔基專版被整肅，第1000期被迫「開天窗」。廣東省委宣傳部新聞處處長張東明出任主編，報社出現編輯記者辭職潮。
2003年4月，《南方都市報》報道孫志剛案，收容遣送制度終被廢除。
2004年1月，《南方都市報》總經理喻華峰、編輯程益中等四人被廣州執法部門以經濟犯罪之名逮捕，喻等人被判刑，「南都案」轟動一時。
2005年12月，參與創辦南方報系的總編楊斌和兩名副總編孫雪東、李多鈺被免職（三人均來自南方報業），約一百名報社員工罷工抗議。
2008年4月，《南都週刊》主筆長平因發表評論《西藏：真相與民族情緒》被免職，調任研究員。
2008年12月，江藝平再次被剝奪權力，調離《南方都市報》。
2009年11月，《南方週末》對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獨家專訪內容疑遭大幅?減，報紙再次「開天窗」。
2011年1月，長平被南方報業解聘。
2011年3月，《南方週末》著名評論員笑蜀被南方報業除名。
2011年9月，《新京報》被北京市委宣傳部接管。
2012年5月，庹震出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加強審查和監管南方報系。
2013年1月，《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爆發。（陳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