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之女向文革中受伤害师生道歉 数度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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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1月13日03:01
来源：新京报 作者：朱柳笛 张寒
新京报讯 （记者朱柳笛 张寒）昨日，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
这些经历过文革的学生，会上，有的对文革中身为学生运动领头人深怀歉意，有的为副校长卞仲耘被部分学生殴打致死时的“不作为”懊悔痛苦，有的因批斗过老师而渴望当面道歉。
在道歉的学生中，66届的刘进和宋彬彬最被人熟知。前者是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师生代表会”主席。后者则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因登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献红袖章，被人称作“宋要武”。
“为贴第一张大字报伤害老师道歉”
昨日，不到10点，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一间狭小的会议室挤满了50多人，除学生外还有20多名老师。
会议室的一角，放置了卞仲耘的半身塑像，她两手交叠在一起，表情和善温柔。塑像是女附中校友于2007年倡议，由500位师生捐款建成，于2011年安放在此的。校友们希望能以此表达对卞校长的纪念。
1966年的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在部分学生发起的游斗中，被殴打折磨致死，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难的教育工作者。昨日，女附中几位“老三届”学生给卞校长雕塑鞠躬默哀。
刘进第一个发言。“48年前发生的劫难，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我的内心充满懊悔痛苦。”话音未落，刘进哽咽，摘下眼镜擦拭泪水。
她的情绪有点激动，大声说：“我要向老师们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道歉，为了40多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校友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道歉。”
刘进的最后一个道歉对象，是同班同学宋彬彬，“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们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在见面会上，宋彬彬也数度落泪。她做了约1500字、题为《我的道歉和感谢》的发言。宋彬彬首先向当年在校的所有老师同学道歉。她称卞校长被“暴力致死”前，自己和刘进曾两次阻止，看到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就走了。“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装。”
宋彬彬还表示：“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女附中曾参与批斗校领导和老师的几个同学也临时发言，说自己做过很多错事。
“如果我曾批斗过的高老师今天来的话，我也会当面道歉，她90多岁了，再不道歉，真来不及了。”66届王思梅说。
“母亲生前说学生都是好孩子”
这一天到场的女附中老师，有的也发言表达了对道歉学生的宽容和理解。当年的教师储瑞年认为，情况超出了学生处置的能力，他为学生的诚恳道歉感动，理解她们做过的事情。
女附中文革时期的校长胡志涛的女儿丁东红也来到了见面会。在1966年的8月，校长胡志涛同样被学生批斗。胡志涛在挨打时，仍然在记挂其他老师的安危。
丁东红说，母亲经常提起那些批斗她的学生，有的不止一次点名道姓，说这些学生都是好孩子。在丁东红的记忆里，母亲是一个讲原则的人，很多问题宁死不弯。唯独这个问题，特别宽容。
这一次，可以说陈小鲁的道歉是一个催化剂，我们也看到社会上对他的道歉很认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时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北师大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的“师生代表会”主席、“革委会”副主任刘进
对话
宋彬彬：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
“最感动老师的宽容”
新京报：来参加这次道歉会，首先想说些什么？
宋彬彬：北师大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新京报：前一天晚上想的最多的呢？
宋彬彬：我想的终于有一个机会跟老师道歉了。对这个机会我盼了很久。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今天你们也看到了，老师很多都80多90多了，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我希望我们的道歉老师都能看到。有的老师已经走了，我不想留下更多的遗憾。
新京报：怎么想到道歉的？
宋彬彬：从我个人来说，2003年回国，和几个同学一起参与了对学校文革初期及八五事件的调查。在和大家不断交流中不断受到教育。我希望有一天有个机会，向老师表达歉意，也促进大家对文革进行反思。
新京报：道歉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宋彬彬：最感动的就是老师们的宽容，尤其是听到胡校长的女儿说，胡校长生前多次说过，女附中的学生都是好孩子。我非常非常感动。
新京报：你希望这次道歉达到怎样一个效果？
宋彬彬：引起大家的反思，只有真正的反思才能走得更远。
“40多年两个宋彬彬”
新京报：你在道歉信里说，40多年了，一直有两个宋彬彬？
宋彬彬：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
新京报：你有没有改名叫“宋要武”？
宋彬彬：从来没有。8月18号之后，有很多人写信给宋要武收。很多很多信，我从来没有拆过，因为我不承认宋要武是我。
新京报：你说“宋要武”成为文革的一个符号。你怎么看待这种符号化？
宋彬彬：这么多年，作为一个符号，我经历很多，我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在很多语境下没有办法去澄清这个事情。
但我也会想，其实文革时，“右派”也是符号，老师们未必不是符号，他们被当做黑帮被打骂、被侮辱，而他们因为这个符号，有的生命都消失了。这样想，我个人的委屈也就不算什么了。
所以我想如果不从根源上认识，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整个文革的思维和基因进行认识。
“没准备好不会站出来”
新京报：有人将卞校长的死和你联系在一起。你之前写文章，也引来很多质疑。想没想过这次道歉可能会有更多质疑？
宋彬彬：如果没做好准备，我就不会站出来了。
新京报：可能有人会说你的道歉只是对自己的洗刷。你们也说过，有人称你们“假道歉，真反扑”。
宋彬彬：无论我走到哪里，身边只要认识我的人，都对我特别好，无一例外，特别保护我，给了我一个保护壳。这是我走到现在的原因。
新京报：这是一次个人的道歉，还是一个群体的代表去道歉？
宋彬彬：其实我们这次站出来的是一个群体。八五事件作为文革中的标志性事件，必须反思。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宋彬彬：我的道歉和感謝
作者： 宋彬彬
更新於︰2014-01-13
開放雜誌按：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打死副校長卞仲耘，是文革學生打死老師第一案。因該校紅衛兵頭宋彬彬在事發後上天安門受到毛澤東的嘉獎，對紅衛兵乃至整個文革的暴力泛濫產生極為惡劣的影響。最近宋彬彬、劉進在母校集會，公開向當年受害的老師及後人道歉。由共識網發布消息。本刊曾多次報導與評論卞仲耘事件，特此轉載宋彬彬的發言全文。
●宋彬彬在師生會上發言。左為劉進。
【共識網編者按：2014年1月12日， 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原北師大女附中）東一樓會議室，50多名當年的學生、老師以及老師的後人聚在一起。其中最引人注意的莫過于開國上將宋任窮之 女宋彬彬。因在天安門城樓給毛主席帶上紅袖章，宋彬彬一舉成爲當時最有名的學生，48年後，在安放著卞仲耘副校長銅塑雕像的會議室裏，宋彬彬向當年的老 師、同學以及老師的後人道歉。以下爲道歉全文，共識網經授權刊發。】
今天我特別激動，很早就盼望有這樣一個見面會了，但沒想到會這麽快。我還不到70歲，在座的老師都比我年長，許多老師年高體弱，如朱學西老 師都近90高齡了，還冒著嚴寒來參加會議，我非常感動。謝謝老師們，給我這樣一個機會和老師同學們見面，謝謝你們能聽我在四十多年後說的一些心裏話。
女附中的文革，是從1966年6月2日我參與貼出第一張大字報開始的，大字報不僅破壞了學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幷傷害了許多老師。所以，我首先要向當時在校的所有老師和同學們道歉。
我是工作組進校後任命的學生代表會負責人之一，在工作組撤走一周後，校園裏發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長的8-5事件。我和劉進曾兩次去大操場和後 院阻止，看到圍觀的同學散了，以爲不會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對卞校長的不幸遇難是有責任的。當時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組犯了錯誤，我們也跟著犯了錯 誤，擔心別人指責自己「反對鬥黑幫」，所以沒有也不可能强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們的武鬥。
二是 我們欠缺基本的憲法常識和法律意識，不知道公民享有被憲法保護的權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對人權、生命的集體漠視，釀成了卞校長遇難的悲劇。
請允許我在此表達對卞校長的永久悼念和歉意，爲沒有保護好胡志濤、劉致平、梅樹民、汪玉冰等校領導，向他們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 這是我終生的傷痛和懊悔。
文革是一場大災難，對此我也有切膚之痛。1966年8月18日，我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主席獻了紅袖章。毛問我：「你叫什麽名字啊？」我說叫 宋彬彬。「是文質彬彬的彬嗎？」我說：「是。」毛又說：「要武嘛。」事後光明日報記者來學校采訪，要我寫文章，我說就那幾句話，沒什麽可寫的，當時還有別 的同學在場。
沒想到，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報》轉載 此文，立即家喻戶曉。短短幾天內，暴力橫掃全國，不但造成無數的家破人亡、生靈塗炭，還帶來了國家精神、文化、經濟上的慘重損失。而真實的歷史是我從來沒 有改名叫宋要武，我們學校也從來沒有改名叫「紅色要武中學」。
40多年來，有兩個不同的宋彬彬：一個是老師同學們認識、瞭解的宋彬彬，另一個是成爲文革暴力符號的「宋要武」。我想借此機會，在瞭解我的老師們面前再說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沒有組織、參與過任何暴力活動，包括抄家、打人、故意傷害老師和同學。
我是2003年回國的。回來後，參與了劉進、葉維麗等對學校文革初期事件的調查。在這十年中，見到和拜訪過梅樹民老師、劉秀瑩老師、李松文老師，我的班主任趙克義老師和多位文革時在校的老師和同學們。這個過程促進了我對文革的反思。
我們曾在不同場合對老師和校領導表達了道歉，而老師們的寬容體諒又讓我深深受到教育。譬如在反右和文革中都深受迫害的朱學西老師，曾對我們 說：「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她沒有做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麽負擔，否則我們一輩子受害，你們一輩子也受害了。」李松文老師在8-5當晚，爲了讓醫院儘快搶 救卞校長，帶頭簽名作保，四十多年後，爲了澄清事實，再次作證。劉秀瑩、梅樹民二位老師對我們既有嚴厲的批評，也有真心的愛護，對於我們的調查文章逐字逐 句審核批改，這份關愛一直持續到他們生命的盡頭。如果他們能參加這個見面會，該會有多高興啊。我希望九泉之下的老師，也能聽到我們真心的道歉和感謝。
我是1960年考進女附中的，從少年到青年，我人生中最關鍵的六年是在女附中度過的，老師和母校給我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這六年中，老師 們循循善誘的教導，樹立了我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綫。文革之後，母校堅守原則證明了我的清白，老師們更是鼓勵我要實事求是，正直坦蕩地度過晚年。反思我 的一生，雖然坎坷曲折，有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我可以負責任的告慰老師告慰母校：我沒有辜負你們的教導，一生都恪守「認認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 則。
今天，我能面對當年的老師和他們的家人說出多年來我一直想說而又沒有說的話，是因爲我覺得，我個人受到的委屈、痛苦都算不了什麽，重要的 是，一個國家走向怎樣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取决於她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如果忘記了過去的悲劇，忘記了過去的錯誤，悲劇還可能重演，錯誤還可能再犯。沒有真 相就沒有反思。同樣，沒有反思也難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傷害過老師同學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諒、達成和解，我相信這 是大家的願望。
我要再次說聲，對不起！
再次說聲，謝謝老師們，謝謝母校！
宋彬彬：我的道歉和感謝
卞仲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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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仲耘
卞仲耘
出生
1916年
中華民國
逝世
1966年8月5日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
职业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長
卞仲耘（1916年－1966年8月5日），女，安徽省无为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長。1966年8月5日，她被该校的女学生们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文革時期，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据卞仲耘生前所写的一份自传，她父亲出生贫寒，先在钱庄做学徒，而後自己开了间小型钱庄，后来又当上了该县商会会长。1937年，21岁的卞仲耘高中毕业时未能考上大学，就当上了小学教员，并利用业余时间补习功课，准备再考大学。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春，她随芜湖女子中学迁移长沙，参加了当地的战地服务团。1941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1945年毕业。1941年，卞仲耘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垚一起去了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1949年，卞仲耘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历任学校教导员，副教导主任、主任，校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副校長。由于当时该校没有校长，在文革开始时，卞仲耘实际上就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最高负责人。1966年夏，被红卫兵（实际上都是自己的学生）打死時，50岁的她，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17年。同时，她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丈夫王晶垚，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
遇害经过[编辑]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简称“师大女附中”）建立于1917年，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是该市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由于学校离天安门广场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加以文革前該校即為北京重點中学之一，很多中共高级幹部的女兒都到這所中学讀书。毛泽东的兩個女兒李敏、李讷文革前都從這所中学毕业；文革開始時，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邓小平的女兒邓榕正在該校就读。在文革開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中，高級幹部的子女占了一半。這一特點，不幸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當的关联。
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编辑]
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學的被毛泽东“赞扬”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除攻擊北京大學的負責人之外，又號召“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個學生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也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宣稱要“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對該校領導作了類似的攻擊。在這張大字報上署名的學生为“刘进、宋彬彬”。6月3日，由共青團中央派出的“工作組”取代了原校領導，开始掌管学校。6月6日，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成立，教师代表二人：李松文（数学老师）、陈大文（生物老师），学生代表五人：刘进（河南省委书记刘仰峤之女，高三学生）任主席，宋彬彬（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記宋任穷之女，高三学生）、耿丽兰（高三学生）、尹斐（高二学生）任副主席等。此后，师大女附中形成了工作组－革命师生代表会－各班核心小组三级领导体制。
工作組進校之後，學校停課，用全部時間搞文革，也就是開會、貼大字報以及學習毛澤東著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學校的老師和負責人都成了被“揭發”的对象。學生對老師，先是直呼其名，進而咒駡喝斥。整個學校貼滿了大字報攻擊學校原領導人和教師。幾乎每個老師都被大字報攻擊。
卞仲耘的“罪状”[编辑]
在大字報上，卞仲耘的第一條“罪狀”是參與彭真领导下的前中共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即便是由這麼一个军事政变，那也不可能讓一個中學副校長知道。在当时，沒有人敢質疑，没有人能辯解。
第二条“罪狀”是“反對毛主席”。證據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鄰近地區發生地震，爲學生的安全，學校告訴學生，若地震發生，要趕快離開教室。有學生問是不是要把教室裏挂的毛主席像帶出來，卞仲耘未正面回答這個問題，沒有說要也沒有說不要。
类似这样荒诞的“罪名”还有許多，例如反毛澤東思想、诬蔑党的方針政策、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三面紅旗、反對黨的政策、破壞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學率、反對和工農結合、精心培養修正主義苗子、培養資產階級教師隊伍、反革命暴動和與黑幫聯繫、低級趣味等等。
有一張貼在她的臥室門上的大字报写道：
狗惡霸，卞毒蛇，你他媽的聽著，你再敢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耀武揚威，我們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頭。你他媽的別妄想東山再起，我們要斷你的孫，絕你的種，砸你個稀巴爛。
死亡“前奏”[编辑]
1966年6月23日，工作組主持召開對卞仲耘的“揭發批判大會”，全校師生員工皆參加、卞仲耘受尽凌辱和摧残。會後，卞仲耘給上級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寫道（引自原件底稿）：
在群情激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裏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
“黑幕”终降临[编辑]
不久，毛泽东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派出工作组的做法进行批评，工作组于7月30日撤离师大女附中。1966年7月31日，北京師大女附中原反对工作组的该校“红旗”派学生宣布成立紅衛兵組織“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原在工作组领导下成立的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的人员一时成了“保守派”。由于最高领导机构工作组的消失，校内秩序发生混乱。
8月5日下午2時左右，高中一年級一些学生發起了“斗黑帮”行動，其他學生紛紛湧來。因是學校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所謂“黑幫頭子”，卞仲耘被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的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臺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学生对她进行殴打、辱骂、扔穢物。
当有人发现卞仲耘“已经快不行了”的时候，群情激昂的学生却怕影响不好，干脆将卞仲耘放在一辆手推车上，身體用大字報紙、竹掃帚、雨衣等杂物掩盖起来。直到晚上七点多钟，才将卞仲耘送到了附近的邮电医院，而此时卞仲耘的尸体早已僵硬。
當時丈夫王晶垚買了一部相機，為她拍攝血跡斑斑的遺照。30多年后，王晶垚在接受香港有線電視“神州穿梭”节目采访时表示：“当时，北京正值夏天，最热的时候，不要说是一个饱受摧残和虐待的人；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也要捂出事儿来。”卞仲耘死亡后，邮电医院醫生開出“死因不明”的死亡證明書，王晶堯最终將卞仲耘的屍體送去了東郊火葬场火化。
当时也是该校女学生的章詒和在《伶人往事》一書中，提及曾親眼目睹卞仲耘被殺害的情景，指行兇者用腳踢卞仲耘的頭部，致令卞仲耘致死。章詒和暗示行兇者是某前領導人的女兒，更在電視清淡節目中亮相，替自己的父親在文革受到的對待而鳴冤。据王晶尧接受澳大利亚SBS电视台纪录片《As It Happened: Mao - A Life, Mao Is Not Dead》访问时，明确表示邓榕参与行兇。 有两个敢于作证的目击者，女附中退休教师林莽（陈洪涛）是其中之一，另一位老师在案发当天用左手给王晶垚先生先生写了一封匿名信，证明卞校长是被活活打死的。2006年，卞仲耘遇难40周年之际，林莽先生挺身而出，在胡杰的纪录片《我虽死去》中为这场惨无人道的凶杀案作证，并撰写《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详述卞氏遇难过程，虽然没有指出具体人名，但描绘了一个个红卫兵的行为，比如，“有一个女将个子又高又大，腿又长，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只穿着军靴的大脚。” 还有那个红卫兵命令卞仲耘干什么，命令他干什么，哪个红卫兵对卞仲耘施加了哪种暴行，等等。林莽先生于2012年9月21日去世，据其生前挚友透露，林莽先生离世前用左手写下证言：1966年8月5日最后一脚踩死卞仲云校长的是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女儿刘亭亭。
讨还公道[编辑]
1971年，林彪死後，文革領導人開始緩和對被整的幹部的政策。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個“沒有問題”的“結論”。她的死被當作“在工作時死亡”處理。學校的“革命委員會”依照有關規定，給了卞仲耘家人400塊錢。1976年，毛澤東死去，江青等四人幫被逮捕。一年後，開始了審慎緩慢的平反過程。1978年，北京市西城區委員會給卞仲耘開了追悼會，爲她“昭雪”。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400塊錢在卞仲耘曾經工作和被打死的學校裏建一塊碑或者種一排樹表示紀念。而他的努力一直沒有結果。
同时，王晶垚也開始設法通过法律的途径，为妻子討回公道。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訴書。除了要求調查和處理直接的殺人兇手；并控告一個曾因私怨而在鬥爭卞仲耘大會上製造僞證的校外人員袁淑娥（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师，师大女附中英语教师丁某的前妻），后者在斗争卞仲耘大会上声称卞仲耘和其前夫有男女關係問題，还在卞仲耘生前带领师大女附中学生上卞仲耘家贴大字报。然而，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检察院却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理由是“追訴時效期限”已过。198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決定“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应予维持”。
在卞仲耘被打死27年之後，面對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決定，王晶垚的申冤之路似乎已經走到了头。
2009年，一些原师大女附中学生为其建造了一座铜像，原拟题写“殁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文革暴力中”，后因前红卫兵们反对，最后只写上”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201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举行了铜像揭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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