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障
中國發表「香港白皮書」，香港嘩然。「白皮書」明顯是宣判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死刑。雖然「一國兩制」理論上還保留，但由今日開始將會實現沒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新一國兩制」。
「白皮書」是中國式語言幻術的展覽大全。發表之後，親中愛國陣營看見發生大火，各級各層人等，包括梁班子的律政司司長飛身撲火，聲稱「一國兩制」並無變化，「白皮書並無新意」。一份中國政府以七種語言公布的全新文件，如果與本來的政策方針並無兩樣，則為何浪費紙張？「白皮書」內處處有絞殺包括梁振英在內的香港「治港」主體的「高度自治權」的新意。
首先「白皮書」的開頭即刻強調：「一國兩制作為一項新生事物，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開拓前進」。香港的「高度自治」早在基本法訂明，國防外交由中國政府管，其他概由香港處理。既然一切現狀不變，則為何「不斷探索、開拓前進」？「前進」兩字，認識共產黨九十年的人，都知道就代表「變化」或者「革命」。一項物體在一條直線上前進，其位置改變了。香港的現狀如果不變，則「開拓」什麼？又「前進」何來？
「白皮書」生怕香港人生得蠢，在結尾再提一次：「不斷豐富和發展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是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國兩制」如果不變，又何須「不斷豐富和發展」？「開拓」、「前進」、「豐富」、「發展」就是「變」的同義詞。這個「變」字，決不是「高度自治」從此像服了「偉哥」一樣，「變」得更大、更強，而是「變」得更萎小，甚或「變」至無形。還說沒變？親中派是傻仔還是自欺欺人？
「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是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句尤為「精警」。香港自一九九七年以來，經歷過中國大陸的「三個代表」江澤民時期，以及「科學發展觀」的胡錦濤時期，「白皮書」為何不說「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胡錦濤已經下台，「科學發展觀」也已經成為泡沫。今日中國大陸，人們再不必知曉「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為何物，主人更換了，今日變成「中國夢」治國。人亡政息，連「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這等空泛抽象的「治國理念」，也被「中國夢」所取代。香港的什麼「一國兩制」又怎會仍是鄧小平死前的那一套？「白皮書」除了下令香港的法官必須「愛國」，還公然閹割梁班子及其以後的特區政府所餘無幾的行政權：行政長官在行使職權時，「須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香港基本法有關事項發出的指令」，這一句在基本法並無。「基本法」只列明中國人大常委會在香港終審庭或高院法官提請之下，對基本法發出解釋，而中央人民政府「依法」執行香港的國防與外交，並無片言隻字規定中國「就香港基本法有關事項」能夠發出「指令」。所謂「基本法有關事項」，有關什麼事項？這就是中國人政治在曖昧模糊之中布下殺機之處。「有關事項」不是由梁振英團伙決定的，而是由中國隨心所欲，隨時可以命令梁振英站立、下跪或爬行。
香港的大律師公會長期受英國理性邏輯思維開化，對於這等「有關事項」、「開拓發展」、「豐富進步」之類中國式無厘頭詞彙，自然一個字也不收貨。但是這是中國人頭腦思維的基礎。毛澤東在奪國之初，就已經用這套政治語言下聖旨：「各地反革命，情節特別嚴重者，可以大殺幾批。」何謂「情節特別嚴重」？此一解釋權交由各地共幹憑一己喜好，可以公報私仇，任意決定。「可殺可不殺者，堅決殺」，鄧小平在「嚴打罪案」運動之中，也使用這類模糊詞彙。這是中國人社會遺傳專制的基因。中國語文用來制定法律，只會「得啖笑」。受過英文、法文、德文訓練，再回頭看「中國」此一語言文化，只會覺得中文可以用來作詩，中文是人治的語文。但沒有國際視野的農民，世世代代在他們的文字醬缸裡翻滾，則又覺得樂趣無窮。中國人有資格實行議會民主嗎？我認為他們使用中文一天，則一天無此資格，意思就是 Never。
「白皮書」對於了解中國的人，毫不感到意外，只是無知的香港知識分子大驚小怪而已。也難怪，二十年來，他們一直在做着「港人治港夢」。英諺說得好：「悲觀主義者從來不失望」（ Pessimists are never disappointed）。對於了解中國的人，「白皮書」真無新意矣。
半公審
香港商界與前高官世紀巨貪案，高院法官下令組成陪審團。豈知按照前英國「殖民管治」的抽籤決定陪審團方式，叫香港人出任陪審團，慘過當年國軍「抓壯丁」。中了籤的紛紛擺手搖頭，逃避履行責任，理由幼稚可笑：出外旅遊者有之，去韓國追星有之，總之「咪搞我」。
此一新聞，已引起國際笑談，暴露了香港這個所謂「亞洲國際城市」的水準。陪審團制度是英國人帶來香港的，今日香港由「中國人當家作主」，中國人的思維缺乏邏輯理性訓練，香港自從淪為特區時代，陪審團這個制度，早就應該廢除。
由中國人組成陪審團，必定是一場災難。首先，何謂「社會責任」？中國人怕事，你看這一宗，明顯是出於恐懼。其次，中文使用的語言，延伸出不一樣的文化思維。《基本法》就是由中文構想和寫成的，而且當年據說由中港幾十名「精英」而不是農民和文人「集思廣益」、「千錘百煉」而成，結果寫出來漏洞百出，一兩年就要「釋法」。足見中國文化本質，不適合法治。
英國人創立的現代陪審團制度如何能由中國人來繼承？中國動不動就「情節特別嚴重的，應判處死刑」：中文的思維「情節特別嚴重」並無客觀標準，毛澤東或鄧小平皇帝御旨，下面層層奴才揣摩，寧緊毋鬆，一定加碼，可見中國七十年代，以這種「法治」，不知添幾多枉死鬼。
白人可行陪審團制度，亞洲人不可，就是這麼簡單。你說這是「種族主義言論」？隨便你。
即使英國的陪審團制度，今日也備受質疑，為什麼？戰前英國陪審團流行一時，因為那時遵守嚴格的等級制度。到五十年代，英美的陪審團明確局限只准由男性出任，而且必須是富裕、教育背景良好的男性。英國認為窮人沒有機會受教育，則無資格出任陪審員，因為教育水平低的人，無法推理思考複雜的邏輯與是非。英美早年也不准女性出任陪審員，覺得女性是感性的動物，判斷情緒化，譬如審理強姦案，陪審團到底應該有幾多女人，幾十年來都有爭議。
半世紀前，英國陪審團制度行之有效，這個制度為紳士而設。英國紳士善於壓抑情感，處事公正，而且秉持良心與公義，音樂劇《窈窕淑女》裡的希根斯教授，即為紳士的典型，也是理想的陪審員。
今日英國的皇家檢控署開始質疑陪審團制度，因為昔日的紳士正在消失，「社會流動力」增強，今日的英國不再是英皇佐治六世、羅蘭士奧利花、彼得奧圖形象的那個紳士英國。階級界限打破之後，有許多閒七雜八、教育程度有問題、思維方式脫離理性的人，以「平等包容」的理由，參與抽籤而坐進了陪審團。英國司法對陪審團今日的功能早已打上問號。
譬如一宗強姦案是否應用陪審團審理？多年調查發現陪審員對強姦各有偏見：強姦通常在黑夜的窄巷裡發生、婦女穿著暴露導致強姦、男人強姦偶爾是過分激情、女人在性愛之後覺得後悔或欲報復，才以強姦為借口……凡此種種，陪審團都有主觀想像或看了太多影視自小形成的一套看法。英國最高檢察官桑德思，最近講話，對陪審團制度諸多質疑，表示不再相信陪審團對強姦或風化案的判斷。
輿論壓力所致，工黨在野領袖文禮彬，承諾將來上台，會全面檢討陪審團制度。英國司法界精英近年有許多建議：譬如性罪行只須由一個大法官、兩名區域法官三人組成特別法庭。商業欺詐罪則由有會計師參與的特別法庭審理。地方法院司法權限擴大到暴力襲擊和盜竊罪，因為地方法院無陪審團。陪審團既然信不過，不如權力割裂下放，讓地方法院一名法官盡量兼判。
陪審團制度有種種缺點：陪審員不受質詢，在庭上沒有答話的義務，陪審團的裁決也不能推翻。所以殺人疑兇上庭受審，律師一定教他穿著整齊西裝，裝扮成經理或學者，以騙取陪審員的「第一印象」。人性本來是不理性的，也充滿偏見，連經過多年思維訓練的法官，也有偏狹之處，何況在社會各階層抽籤選出來的十二個人？
但是陪審團制度在英語世界，缺陷雖多，卻有人維護，認為像普選一樣，不是理想的辦法，卻是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相對最公正的制度。陪審團的存廢，未來十年當有結論，那時香港和亞洲國家自然會抄襲。但今日像香港一場亂局與鬧劇，大陸式的腦殘，傳播污染，你信「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陪審團水準嗎？對不起，我不信。
決戰前夕
敍利亞亂局、俄中軍演、克里米亞危機、南中國海亂局，章法見亂的奧巴馬急了，釋放三名恐怖分子，換取「雷霆救兵」一名，忽然又發豪言：美國在未來一百年，仍是世界的領袖。
此言出自小奧子之口，實在令人奇怪。奧巴馬當時競選，其理念之根本，不就是對美國這個世界警察角色深惡痛絕嗎？奧巴馬代表的，不是美國東岸一般左翼自由知識分子的政見：美國不能再做霸權，應該將世界讓給多元，因為列根代表的「窮兵黷武」思想，是二十世紀的罪孽之一。奧巴馬上台代表對「美國霸權」的懺悔。但是捱了幾記耳光，今日終於明白這個世界之複雜、狡詐、陰險，不是幼稚的東岸知識分子一廂情願就 Change得了。
也不能盡怪奧巴馬。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出現重大問題，事情由二○○七年華爾街海嘯開始。美式資本主義像切爾諾貝爾一樣，發生核電廠石墨反應堆的內部溶解，因為美國資本主義制度自蘇聯東歐垮台之後，被華爾街一小撮貪婪的銀行信貸大盜暗中奪了權。這伙富貴蝗蟲——他們是真正的蝗蟲——從中蛀空了美國的金融資本，與財政官員裡應外合，將垃圾信貸瘋狂對外推銷，自己飽食遠颺，將債台高築的美國，留給選民。馬田史高西斯的「華爾街人狼」雖然拍得尖酸刻薄，對這群美國賊的深切批評，倒也痛快淋漓。
蘇聯垮台，美國和西方患了飄飄然輕敵之病。福山的「歷史之終結」，一九九二年出版，得意洋洋地預示蘇共的垮台，證明自由民主的西方資本主義的終極勝利，從此人類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極權與自由，也就是貧窮與富裕之間的衝突。雖然還有其他問題，但以後人類文明會一帆風順。
日裔美國學者福山的論著，當年竟在美國東岸的學院奉為經典，相比之下，享定頓的「文明衝突論」卻指出：美國和西方尚未獲全勝，中國和伊斯蘭會相繼崛起，成為西方的對抗者。享定頓的學說被左派嗤之以鼻，認為危言聳聽，美國在一片歡騰之下，克林頓上台，從此開了一個仙履奇緣的舞會。
福山以為，時鐘是不會在午夜敲響的。二十年來，民主的南韓，確實經濟增長了兩倍半，但在「六四天安門」之後，倒退回更甚的極權的中國，經濟增長卻超過五倍。
戴卓爾夫人逝世之後，英國歷任政府無從應對網絡和廉價中國貨品的挑戰，英國的經濟二十年來只增長百分之三十六，而歐洲的經濟龍頭德國卻平均百分之二十七不到。
對於西方選民，自由代表一切，加上議會民主，可以解決經濟任何弊病。他們的盲點正是誤以為天下各民族，特別是東亞的中國和其他第三世界，追求的人權和民主，人的慾望與西方人相等。
二十年來的龜兔賽跑，西方像半途睡懶覺的小白兔，以為白兔一定比烏龜高明，哪知道一覺醒來，發現世界變了；廉價的中國貨品，反攻歐美市場，令西方的生產實業迅速蒸發。中國人對新車、歐洲名牌、飲食和金錢的追求，極其量加上他們的子女，在英國名牌寄宿學校的學籍，凡此種種，遠遠超過了西方白人想當然的自由與人權。
歐美左派政府大開中門，推行「文化多元」，開放新移民入境，令本身耶教文化的價值觀遭受嚴重侵蝕。歐盟淪為如同當年蘇聯一樣的社會主義大家庭，只懂增加稅收，派放社會福利。另一方面，不必開放民主人權的新加坡卻在東亞異軍突起，今日新加坡的生活指數已高於西方大多數國家。
最後，西方剩下了什麼？如同英國歷史學家費格遜指出：西方民主機器開始失靈，因為出現了大堆泡沫機構（ Institutions）。由於權力互相制衡，機構淪為官僚部門，譬如三權之外，還有社工、人權組織、反歧視機構，這一大堆用以「制衡」政府的山頭，由大量左派口水分子把持，獲得政府公帑，而公帑又來自中產和企業遭受懲罰般的稅收。機構膨脹，不但削弱了歐美經濟復甦的能力，而且令行政效率疲乏笨拙，滯後不前。
當然，中國的快速經濟增長，是因為缺少這等機構的制衡，而得力於瘋狂的貪腐，這又是權力絕對的另一極。今日世界高度對立分歧，沒有了中間地帶。本來二十世紀頭八十年，英國是平衡左右兩極的一個最佳緩衝：當西方的社會主義過分膨脹，英國會有戴卓爾夫人力挽狂瀾，但近二十年，連英國人也失去了指南針。加上華爾街大盜，中國固然腐敗不堪，西方這艘船經濟也千瘡百孔。
論復元的能力，西方有。至少有思想和言論自由的國家，有自我治療的能力，這是極權國家沒有的。十年之內，可見真章。
鐵鈎傳奇
歐洲濫收新移民，左膠政府濫稱「包容」，終於引起反彈。英法和歐洲地方選舉，右翼愛國政黨抬頭。法國愛國的國民陣線之父勒龐，以八十五歲高齡發表講話，一語驚人，指要解決文明世界的移民問題，現在只能倚賴「伊波拉先生」（ Monsieur Ebola）。
勒龐的意思，是非洲的伊波拉病毒，是上帝的天譴。唯有祈求伊波拉病毒蔓延，勒龐的意思是：由自然界之力降低他所認為的劣質人口，方可有效防止法國文化的陷落。
愛國的勒龐，只是想保全巴黎的傳統本色。事實上，今日的巴黎，有品味者，不願再去。法國南部的馬賽由於地臨非洲北岸，亦早已成為北非伊斯蘭非法移民的犯罪天堂。整個法國，只有西部的波爾都和鄰近意大利的尼斯康城，還有中部的鄉間未受污染。巴黎之「陷落」，則眾所周知，單土豪自由行之喧嘩，已經令巴黎形象掃地，但這又不會是壞事。因為伊斯蘭北非移民無所事事，近年專向中國土豪下手搶劫，在愛國人士勒龐眼中，應該像希特拉當年攻打史太林的蘇聯「以毒攻毒」吧？法國警方當然愛理不理，邀請大陸公安前來巴黎「執法」。論幽默感，法國人原來不在英國之下。
近年英國和歐洲，極度錯誤的移民政策，終於自食其果。英國最近三十五名本土出生的巴基斯坦裔伊斯蘭青年移民，離開英國，前往敍利亞，協助阿撒德政權使用化武。英國最近終於遣返全國厭惡的「獨眼鐵鈎船長」——恐怖分子阿布哈姆薩（ Abu Hamza）。這個首領瞎了一隻眼，炸掉了兩隻手，但卻是倫敦一家清真寺的教長。哈姆薩長期在清真寺以英語宣講阿蓋達的仇恨理論，主張在英國本土發動聖戰。講到像維園阿伯一樣的激情處，揮動雙「手」，但卻又忘記那對手已經炸飛了，終是一明晃晃的鐵鈎在英國記者的鏡頭前揮舞，加上瞎掉一隻的死魚眼睛，英國報紙喜歡捕捉此一神情，放大刊登，讓英國人看看，這就是所謂「包容」之下、恐怖主義仇恨的面孔。
但英國政府受制於歐盟人權法，無法將哈姆薩拘捕。哈姆薩一九七九年移民來英國，在一家理工學院讀工程，他很喜歡英國的「自由」，指英國像天堂，可以為所欲為。「九一一恐怖事件」哈姆薩領導激進教徒歡呼，倫敦街頭時有激進分子示威，要求將全國伊斯蘭化。
哈姆薩在英國的活動，得到左膠把持的社工和人權團體庇護，有一段時間，並得到英國用納稅人的錢資助，以「包容」多元文化。後來政府見到此人已入魔道，愈來愈不像話，才勉強成立一個「慈善委員會」，對哈姆薩這類仇恨基地，予以規管。哈姆薩被逐出清真寺，在街頭組織演說，不只「得個講字」，而且與也們恐怖組織建立關係，參與綁架一名紐西蘭科學家，並在混戰中在當地殺死六人。哈姆薩全過程在英國做參謀，十年前因「煽動種族仇恨」被捕，判入獄七年，兩年前釋放。
哈姆薩曾與英國婦人結婚，其妻婚後入伊斯蘭教，生了三個兒子後離婚，又與中東婦女結婚，再生了七個。英國社會福利好，無論生幾多子女，都有免費教育、房屋、醫療，然後這張單，又由納稅人找數。
哈姆薩一個兒子在倫敦行騙並偷車，被判入獄兩年。另一個兒子又在一場反以色列示威中製造騷亂，被判入獄六月。前年又有一個兒子持械行劫珠寶商，真是虎父無犬子兼英雄出少年。
英國政府對「鐵鈎」極為頭痛，但受制於講人權的歐盟——然而很奇怪，歐盟中的德國和奧地利，卻又比英國排外——美國向英國要求引渡，因為鐵鈎與阿蓋達有往來。英國內政部長想把他踢走，但歐盟國內的左膠社工律師拼命反對，說哈姆薩到了美國，會受到「不人道對待」。哈姆薩也捶胸頓足，指摘英國壓迫他的「人權」。
今年四月是世界和平一個勝利的日子，哈姆薩在美國被判罪名成立，面臨終身監禁。哈姆薩餘生將會在一個窗口封閉的囚室內度過，一生將不會再見到陽光，只有水泥天花板的一個燈泡。
西方最大的敵人不是哈姆薩。「鐵鈎」在英國橫行二十年，納稅人和政府輸送養料。西方最大的敵人是國內的所謂新左派，以及為殺人屠夫講「人權」的偽知識分子。他們「包容」滋長罪惡。這些人罔視常識，且以為全人類都是白痴。於是法國愛國之父勒龐——有人說他是「極右」，但請問大陸前年反日燒車，砸日本商店的暴力遊行，到底是「愛國」，還是「極右」呢？——終於發話了。世界愈來愈像三十年代的德國：一邊是共產黨和極端的無政府主義，另一邊是納粹勢力的抬頭。這樣下去，怎會沒有大戰？
市場最大
電視播映由大陸買來的特技劇集「西遊記」，其水準遭到全民聲討。我看過幾集，發現以中國市場的大角度而言，這套劇集，沒有問題，因為十分適合十四億中國人觀看。
適合中國人看的，不等同我本人喜歡，但我會尊重十四億中國人的市場意願——中國人的感情很脆弱，時時會覺得受迫害，所以對他們你要時時記得「尊重」兩字——而今日香港，有大量中國新移民。自一九九七年以來，每日一百五十名配額，香港已經多了八十萬大陸新移民，連同十六年來他們生殖的子女，加上一些老人和本地師奶，「西遊記」收視約二十點上下，即一百三十萬人左右，剛好折射了香港的中國人品味。
「品味」這回事，如果你站在英法和歐洲的文明角度，遙望遠東：莫扎特的二十一號交響曲和「費加羅婚禮」，品味當然優越過印尼的鬼面舞和中國延安的扭秧歌。但是一旦加入了「市場」，就是另一套遊戲：「市場」無所謂優劣：五十年代台灣的潮閩歌仔戲，是給台灣四百年前渡海至此的漁民看的，六十年代香港的陳寶珠呂奇，是給香港製造業興旺時的工廠妹看的。七十年代台灣的「包青天」劇集，是給戒嚴時期蔣介石逝世後大陸省籍之國軍眷屬及其子女看的。不同的時期，這些不同玩藝，一以貫之，都是為小農性格的腦袋製作的——亞洲人的小農性格，是缺乏進取、並無激情的，只甘於一生一世各守住自己門前一塊可耕作的土地，對遠山外的世界缺乏興趣，並無遠征探險的好奇心，於極權逆來順受。
文化性格決定了市場取向，於是今日荷李活的編導終於明白了：打入中國市場，要與中國「合作」，製作的電影，以特技硬件取勝，如「變形金剛」之類。將來「西遊記」也會有荷李活版，像日本的「哥斯拉」一樣，當然由美國人來「做莊」，主掌創作權，再迎合中國人口味，只要計算在大陸可以收幾多，加一點北美洲低知識階層或墨西哥黑人移民市場，有合理的利潤，自然會有新作。
中國電影市場也在轉型，因為用美國 iPhone一代的中國九十後漸漸長大，而用 WhatsApp的「○○後」亦將加入消費市場。這個世代的中國人，親美崇洋固不待言，還加上是韓劇殖民地的忠實子民。由於美國高科技和中共的聯合洗腦： iPhone令這一代中國人缺乏思維的推理組織力，而共產黨教育令這一代中國人失去記憶。美中聯手洗腦，令中國人沒有靈魂，乃至沒有感性。
中國的影視產品，亦必追隨此一市場轉型。譬如張藝謀的「歸來」，還講文革時代中國讀書人的辛酸，是「活着」的遙距續集，但可以肯定，也是年逾花甲的張藝謀最後一齣講那個時代的「人文電影」，因為十年之內，「○○後」長大，他們的父母像香港六十年代的工廠妹一樣，一一老死，變成「九十後」成為父母，這二十年的中國 iPhone小農觀眾，將會主導中國的影視產品，而「西遊記」正是此一轉折現象。
香港年輕一代厭惡大陸版「西遊記」，也很自然。現代中國的一切，他們認同而接受幾多樣？律政司前司長梁愛詩惱羞成怒，大罵香港人受英國「洗腦」，兼而一九六七年所謂「反英抗暴」和後來的「六四」造成隔閡——梁愛詩在跺腳之餘，倒也沒有說錯：戰後七十年，所謂「港英」，一直代表人類文化自由、進步、正確、光明的一方：英國人沒有製造大量五花大綁的浮屍，英國人沒有對南來的上海商人沒收財產而批鬥，即使在一九六七年，可能包括著白衫藍褲的梁愛詩在內的「愛國同胞」去港督府前集會叫罵，英國人沒有動用坦克清場：今日中國由農村來的上訪賤民，去新華門前像六七左仔一樣貼大字報試試看？英國人不必為香港人「洗腦」，反而馬列和蘇聯為梁愛詩一早洗清腦了。
退一萬步，或許這真是一個洗腦的時代。美國人洗腦，中國也在洗。但香港人硬是接受西方的洗腦，不接受梁愛詩和張志剛的嘮叨，這就是市場。與大陸人民擁抱「西遊記」一樣，梁前司長即使恨得銀牙咬碎又如何呢？
一滴血
藍田家庭小風波，釀成大命案。二十一歲已婚港男，遭友人之妻踢爆其風流史，「外面大把女友」，還有「在外欠債一千餘元」，其同歲之妻子，怒帶八個月大幼嬰離家出走，去了藍田投靠死黨。
港青氣極，與一幫「朋友」踩上大廈逐戶拍鐵閘踢門尋妻。保安下逐客令，同時報警。港青在電梯大堂喧譟大罵，並在保安崗位奪刀，挾持保安員，聲稱「將件事搞大，老婆至現身」。後來的事廣為報導，警察到場將港青兩槍爆頭擊斃。
香港傳媒和輿論，只集中爭論警方有無使用「過分武力」，而無人剖析此案經過之荒謬。
首先，二十歲已經結婚，生了個八個月大幼嬰。脾氣火躁，這是當代許多九十後港青的共同特點。缺乏獨立能力或家庭收入未足以成家，在這個時候應該殷勤工作。但當前九十港青時興「生個 B出來玩吓」。許多人生育嬰兒當做養一條小狗寵物。
死者已矣，其父母傷心一世，當然令人同情。香港半自閉式青年，並非「孤立事件」，我認識或見過的，至少類似有三五個，脾氣暴躁，隨時是計時的人肉炸彈。
在狂躁之時，凌晨三點，竟有一批「朋友」陪同他踩上大廈。這些是什麼「朋友」呢？二十歲出頭，應該心智成熟，如果真是朋友，應該叫他回家冷靜，萬事明晨再理論。看來這批「朋友」應是推波助瀾之徒。至於死者欠下友人一千多元，並不是欠大耳窿數十萬，區區小數，有何值得大吵呢？
警察有沒有過分暴力，難以評論，如此處境，警察拔槍亦不無道理。但香港九十後有一個普遍的階層，缺乏獨立經濟和人格成熟的能力，這一點與英美吸毒和打機的一代，十六七歲，許多單親媽媽，推着一架嬰兒車，在超級市場用政府派的綜援金購買食品，也算「地球一體化」大一統的現象。
英國和歐洲有這種人，尚有豐厚社會福利網，但香港沒有。近年經濟學家有所謂「人口紅利」（ Population Dividend）之說：譬如中國大陸九十年代十三億人口，大量勞工湧入城市謀生，有令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全球獨有的人口紅利——你叫英國的十七八歲單親媽媽到工廠去車衣，她們會以「人權」來抵制，還有許多社工教她們如何上街示威——但中國好在獨裁，人民如奴隸，甘心做牛做馬者甚眾， Made In China即基於龐大的人口紅利。到了今日，勞工成本逐漸增加，農民的知識水準上升，獨生子的生命比二十年前珍貴，有論者指出中國的「人口紅利」優勢逐漸消失，正轉化為「人口包袱」（ Population Hangover）。
香港六十年代擁有人口紅利。陳寶珠的工廠妹即為其中之表表者。一九六九年，香港的製造業人口為整個勞工人口的六成半，服務業人口佔三成半。電子業、玩具、膠花、假髮，剛好消耗了大量翻山越嶺逃避共產饑荒的新移民人口紅利，香港經濟得以起飛。
今日香港的人口紅利早不復再。雖然各區九十後躁狂閉青為數甚眾，香港的經濟結構，再無與這類年輕工作人口對得上號的工種。已經沒有製造業，地產經濟，造就大量建築工人職位，修橋開路，但這些工人，你開車經過，就見到是南亞入境的廉價勞工。至於服務業，大量非知識、無技術的勞工人口，則為每日一百五十名配額放進來的新移民大量掃光。
今日香港，除了五星外資大酒店，接待的櫃枱必請英文流利的港女，酒店執房阿嬸、食肆女侍應，全部是平均年齡四十歲的大陸新移民。香港從前的人口紅利，今日變成了人口負擔。經濟只靠建造和消費服務型兩條支柱撐着。九十後港青，前不巴村，後不着店，這兩大經濟體系都不會加入，除了在街頭做電腦或手機的營業推銷員，如果父母不是億萬富翁，可謂前路茫茫。
一葉知秋，一宗藍田血案，像醫生為病人檢驗身體。抽一滴血，就驗出糖尿、肝炎、膽固醇等叢生的百病。七十年代，香港年輕的人口紅利，即使在油尖旺加入黑社會，還有泊車、睇場、夜總會保鏢等勞力大軍。今日，黑社會和製造業一齊絕跡，人口紅利不再，中國和特區政府背上了香港這個人口包袱。
二○一七年，香港要普選，九十後更是滿腔躁憤，有許多話要說。他們要投票實踐自己的權利，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罷，他們已經二十一歲，不要逼他們拿出刀，然後由解放軍出來「協助」港警，向他們的頭逐一開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