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古语云“盖棺定论”，但当事涉政治风云人物时，此语却未必尽然。自蒋介石1975年去世，迄今已近40年。而随着近些年来海峡两岸政治生态环境渐趋良性，这位昔日的民国领袖也被今人大胆研究和解构。被誉为“蒋介石研究权威”的杨天石教授就曾说过：“在大陆，蒋介石的评价是由鬼到人；在台湾，蒋介石则从神被打成鬼。” 虽然蒋介石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囿于史料和政治立场的局限，蒋介石的真实面目仍掩映在历史阴影中，对他的评价至今仍无定论。
历史上的蒋介石究竟是何面目？他到底是“独夫民贼”还是“抗日英雄”？我们应如何评价他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术有何特征？多年以后，如何检讨对日抗战中的蒋氏战略？蒋介石意识到国民党贪污腐化的重大弊病，但为何无法解决？
这些疑问，正是杨天石教授在其研究中所极力解答的。他不空泛地论蒋介石之短长，而是选择具有历史意义的特定事件或历来有争议的疑题细加考察，长期深入阅读蒋介石日记、大溪档案等众多珍贵史料，耐心地进行史料爬梳，努力还原一个被遮蔽已久的真实蒋介石。
杨天石教授的研究得到了多方人士的认同和赞誉，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解和愤怒。然而正如台湾史学家吕芳上所言：“只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一个重要又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如蒋介石，才能真正走下神龛、走出政治的牢笼，真实的面貌才会呈现。”而对于杨天石教授来说，他曾写过一句诗“直笔难能千载贵，文章留与后人评”，这便是他作为秉笔直书的史家的初心和担当。
杨天石：我的题目是“毛泽东1936年致蒋介石函引发的思考”。讲完以后，欢迎诸位提出问题来一起讨论。请先看毛泽东致蒋介石函原文的一部分：
毛泽东书信劝蒋抗战：“馨香百世”或遭千秋辱骂
“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人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
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
这封信由毛泽东起草，写于1936年12月1日，署名者有中共领导19人，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和《毛泽东书信选集》里都可以找到。信中讲的是绥远形势一天比一天糟糕，在前线的中国军队人数太少。在这以前，中国军队跟日本打过两仗，一次是长城抗战，一次是上海“一二八”抗战，两次都是因为中国军队人数少而失败。今天停止内战，明天我们红军就和您的军队从互相残杀的战场开赴抗日前线，绥远的国防力量就可以增加好几十倍。显然，此函的目的在于动员蒋停止内战，到绥远去抵抗日本侵略。
毛泽东等告诉蒋介石：只要您的想法转变一下，就国仇可报，国土可保，丢掉的土地可以收回来，您蒋先生也就可以成为光荣的抗日英雄，今后会“图诸凌烟”。“凌烟”是唐太宗为了表扬立下战功的将领而修建的高楼，相当于纪念馆。毛泽东说：只要您抗战，将来会把您的画像挂在纪念馆里，“馨香百世”。“馨香”就是烧香致敬。烧多少年？一世是三十年，百世是三千年。毛泽东跟蒋说，只要你抗日，我们就在你的画像前烧香致敬三千年。蒋先生干吗不干？
毛泽东等人接着给蒋介石指出两条道路：抗日或降日。毛泽东说：我们不希望蒋先生将来因不抗日而挨中国人骂，希望将来普天后世之人都认为你是“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这是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劝告书，也是对蒋介石的许诺。
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共已经长征到达陕北，处于继续被国民党围攻的艰难境地。当时，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日本正准备进攻绥远，想在“满洲国”之后再建立第二个傀儡国家--“大元国”或者叫“蒙古国”，之后再建立一个“大夏国”。中国古代有元朝，所以日本人就想搞一个傀儡国家叫“大元国”；中国古代有一个国家叫西夏，日本人就想搞一个傀儡国家叫“大夏国”。这时候，国共两党已经打了近十年内战。从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到后来围剿中央苏区和中共在各地的苏区，中共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已经积累了血海深仇。
毛泽东等人的这封信体现出中共秉持民族大义的精神，将国家、民族的利益看得很重，把党派、团体利益看得比较轻；同时，也体现出中共不念旧仇的广阔胸怀。自1927年起，蒋介石和国民党开始反共，杀共产党，杀了快十年，但毛泽东等人仍然不念旧仇，愿意联蒋抗日。
蒋介石怎么回答呢？第一，在毛泽东等写信之前八天，蒋介石已经指令傅作义部队主动攻克绥远的百灵庙。百灵庙是日本人企图建立的“大元国”的首都，蒋介石下令打下百灵庙，从而，粉碎了日本建立“大元国”的阴谋。第二，毛泽东等人写信之后的十一天，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接受中共建议，停止内战，“联红抗日”。第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15日，中共向国民党递交周恩来起草的《国共合作宣言》（“共赴国难宣言”）。前几天，台湾的郝柏村将军参观卢沟桥抗战纪念馆，还问馆长，馆中怎么没有展览“共赴国难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接受《国共合作宣言》。也就是说，蒋介石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的要求，国共实现第二次联合，爆发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不管蒋介石在其他问题上有怎样的过错，他领导抗战是大功
不管蒋介石在其他问题上有怎样的过错，也不管他在对日问题上曾经一度妥协退让，但是，在卢沟桥事变后，他没有投降卖国，而是对内联共，对外组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坚持抗战，直到胜利，从而打赢了中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过的全面胜利的战争，挽救了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亡国危机，收回失土，废除不平等条约，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自然，这是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但不可否认，其中也有蒋的功绩。
今天，我们在国际斗争里，特别是和对日本右翼的斗争中，仍然继承了当年蒋介石和国民党人的成果，例如我们经常提到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应该说都和蒋介石密切相关。蒋介石是开罗会议的主要参加者，是《波茨坦公告》的三个主要签字国的领袖之一。
毛泽东等在给蒋介石的信件中说：“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家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蒋介石做到了没有？应该说做到了。不过，好像多年来我们没有人授予蒋介石“抗日英雄”这个称号。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新华社破天荒公布了一批国民党将领，称之为“抗日英雄”，包括李宗仁、白崇禧等，其中并没有蒋介石。2002年，我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的第一本关于蒋介石的书--《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有人化名名“老红军、老八路军、老新四军、老解放军战士”，给胡锦涛同志写信说：“总书记，现在中国社科院有一个研究员叫杨天石，他居然吹捧蒋介石是民族英雄。如果蒋介石是民族英雄，那么我们老革命岂不成了反革命了？“他们要求治我以叛国罪，还要求开除我的党籍。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一个无党派人士。那时，有关机构已经准备罢免我《百年潮》主编的职务。我当时“有恃无恐”。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写蒋介石的书出了四本，书里蒋介石的名字下绝对找不到“抗日英雄”这四个字。
毛泽东和周恩来1949年以后对蒋介石仍有肯定
1956年毛泽东曾说：“我们现在已经不骂蒋介石了”，“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有三个可能的人选，一是陈诚，一是胡适，毛泽东表示：“我们都是‘拥蒋派’。至于总统，还是他当好。可以给他饭吃，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应当做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
1956年，毛泽东还表示，“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在大陆，可以派代表回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马上补充了一句话：“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
1956年这一年，周恩来还对一名即将赴台访问的英国人说：“你可以向他们说，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认识毛主席，也认识我。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1958年又说：蒋介石“不愿意完全受美国的控制。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蒋找到了共同点，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反对美国。”
从上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言论可以看出，即使在1946-1949年第二次国共内战之后，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从来没有对蒋介石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
时代变了，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认识应该有新变化
廖承志和蒋经国在莫斯科是同学和朋友，两个人好到可以夜里共盖一件大衣。1982年，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信，引用了鲁迅的两句诗：“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中共方面第一次用“兄弟关系”来形容国共关系和两岸关系。前些年，温家宝总理也曾经提出，国共两党应该“面向未来，捐弃前嫌。”他特别引用了一句古语：“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就是说，虽然有矛盾有冲突，但我们还是一家人，是好亲戚。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时提出：“终结两岸对立，抚平历史创伤。”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也曾说：“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习总书记用这个成语表示，只要两岸团结，国共两党团结，就像锋利的钢刀可以砍断任何金属。
这些年，在肯定蒋介石和国民党人的抗战功绩上，我们正在不断进步。原来，我们对国民党抗战的评价是两个“八个字”——“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有一年，北京的一家博物馆根据胡乔木的意见开辟了一个展区：正面战场。在我们的国家的博物纪念馆里把国民党军抗日的成绩公开展览了。但很快就有中央负责同志讲话：国民党叫正面战场，难道共产党是反面战场吗？他不知道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相对的概念，只知道有正面战场就有反面战场，共产党当然不能是反面战场。还有当年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了《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接着就有领导同志讲，“你们二档馆是用共产党的钱给国民党保存档案，替国民党做宣传”。二档馆的领导一时很紧张。
如果大家有时间，到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参观一下，原来有一个展区，标题可能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现在换成了“正面战场，继续作战”。日前郝柏村参观卢沟桥展览馆时给馆长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抗战是谁领导的？郝很直率：“抗战是蒋委员长领导的。”我不知道馆长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沉默还是反驳？第二，郝柏村问，你们馆里怎么没有展出“共赴国难宣言”？我没有去纪念馆调查，是否展览这份宣言，但“共赴国难宣言”是不可以不展览的重要文件。在这份文件里，中共明确表示承认“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所必须，本党愿意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中共表示，要停止暴动推翻国民党的政策，同意改编红军。我认为郝提出这个问题是对的，如果不展览这份宣言是不对的。
这些年，大陆对国民党人的抗战功绩的认识在逐年进步，但是离还原历史真实还有距离。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里，中共打胜了。打胜以后，我以为应该表现出胜利者应有的风格和精神面貌：一是不要互相否定。前一段时期，新华社有三位记者专门找我，说他们是为纪念抗战70周年做准备，要听听大家的意见。他们问我，为什么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抗战估价始终比较低，这是什么道理？我说是因为互相否定。国民党骂共产党游而不击，共产党骂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我们自己都在那儿互相否定，西方人还会说你们抗战伟大，抗战了不起吗？二是不要争功。抗战到底是谁领导的？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最初的提法是：抗战是中共领导的。后来改了一个说法：抗战是中共思想领导的。到了2005年，中央党校郭德宏教授写了一篇文章，讲抗战的领导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在重庆，一个在延安。也就是说，国共分别领导。这个稿子送给有关机构审查，被“枪毙”了。后来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胡锦涛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做报告，说抗战中，“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分别承担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共同构成了对敌斗争的态势”。胡锦涛同志讲了两个战场、两支部队，实际上讲了两个党分别领导，而且胡锦涛同志还把国民党放在前面讲——“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这下，我拿到了“尚方宝剑”，跟郭德宏说，按照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口径写，两党分别领导。什么叫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什么叫新四军？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都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领导。所以从形式上讲，国民党是领导，而且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周恩来都承认抗战的领导者是国民党和蒋介石。只是后来国民党领导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不听国民党的领导，于是就形成了分别领导，各自为政的局面，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郭德宏按照我的意见改了文章，第二次送审仍然通不过。
今年7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卢沟桥抗战纪念馆时发表演说，我特别注意习总书记怎么讲这个问题，发现习总书记没有就这一问题表态，没有讲抗战是共产党领导还是国民党领导，只讲了一段话——“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呼吁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说法，符合历史实际。所以，我们不要重复过去互相否定、彼此争功的状况，应该努力还原历史真实。第一，要体现实事求是的精神，历史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写。第二，要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胜利者的广阔的胸怀和气度。在国共内战中，中共已经胜利了，已经是中国大陆名正言顺的领导者了，要有相应的胸怀和气度嘛！第三，如果我们能够严格还原历史真相，敢于肯定一切抗日有功人员，我想定将广泛赢得民心，特别是赢得台湾同胞和广大海外侨胞的心。近年来，我们很注意向台湾“释放好意”，敢于肯定国民党中一切抗日有功的人员就是很大的一种“好意”嘛！
实事求是研究蒋介石，不是“历史虚无主义”
最近，网上有一个网友表示，杨天石出版这本书不容易。对此，（张）海涛总编很清楚。这本书有关部门审查通过了，广电总局也通过了，但最后还差一步，即书号还没有拿到。书号还没有拿到，这本书就还有被枪毙的风险。那几天，正好北大有一位教授发文批判我的蒋介石研究是“历史虚无主义”。海涛总编和我个人都很紧张，万一到最后一关卡住了，书就出不来。我打电话给海涛总编辑，问要书号一般是几天，海涛说7天。我很高兴的是，到了第三天海涛就告诉我，书号拿到了。这表明实事求是地研究蒋介石，中央有关机构、宣传出版机构是支持的。没有这些支持，这本书出不来，大家也不可能坐在这儿开这个座谈会。最近有人借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之机，企图否定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在民国史和蒋介石研究方面的进展和成绩，这是错误的。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根据中央精神，否定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伟大成绩才是“历史虚无主义”，我的书从来不批评共产党和毛泽东，为什么把我和“历史虚无主义”扯在一起了？我想不通。
借这个机会，我发表个人的一点希望：
第一，我希望蒋介石的研究能够不再是“雷区”、“险学”，不再有被批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恐惧，我的研究蒋介石的著作能继续得到出版的机会。
第二，我希望有的学者要“抛弃内战时期的情绪”。“内战时期的情绪”是毛泽东同志批评过的一种不健康的情绪。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上有一个报告说，“共产党内有一种不正常的情绪——内战时期的情绪”，他举例说：“现在有的共产党员连孙中山都不要了，孙中山的旗帜我们要永远高举，要把孙中山的优点、思想里好的部分一点一点摘出来，让子孙后代永远继承。”今天有人把实事求是地研究蒋介石也说成是“历史虚无主义”，这正是典型的“内战时期的情绪”。他们只记得内战时期我们骂蒋介石“蒋光头”、“蒋该死”、“头上长疮，脚上流脓”、“头号战犯”、“人民公敌”，根本不记得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写给蒋的那封信里所说，蒋如参加抗战就将是“抗日英雄”。这些同志的问题在哪里？我认为就在于他们还是抱有“内战时期的情绪”。不了解时代已经变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任务也变了。这些年，胡锦涛同志、习近平同志给国民党领导人打电报时，都称“贵我两党”，是朋友关系、友党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现在我们跟台湾的国民党应该是共同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友党，所以要抛弃“内战时期的情绪”，面对史实，百家争鸣，不再“扣帽子”。要把蒋介石研究看成是必要的、正常的学术研究，看成是为了促进两岸和平关系发展，化解历史恩怨工作的一部分，也看成是大陆对台湾“释放好意”的一部分。近年来，我们对台经济上让利，如跟台湾签订服贸协议等等。但我觉得，我们重新研究当年的历史，国共关系史、抗战史，科学地、正确地评价国民党和蒋介石，这个也是我们向台湾释放好意的一部分。明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如果我们在评价蒋介石上有所前进，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想讲的就是以上几点，讲得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本文摘自2014年7月16日九州出版社《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出版座谈会，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