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余杰对话饶有余味

 

余秋雨余杰对话饶有余味

杨瑞春

被批评者与批评者能够心平气和坐下来对话，消释不快，甚至探讨新的问题，这在当今中国文坛实属少见。不过，著名学者余秋雨和新锐作家余杰做到了这一点。

    余杰日前在其新书《想飞的翅膀》中撰文，用犀利笔锋诘问余秋雨为何不反思“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并直接用了《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的醒目标题。余杰这篇文章，言辞十分激烈，文章中甚至指余秋雨为“文革余孽”、“才子加流氓”，让人纷纷猜测余秋雨将会以什么方式反击。联想到前段时间文坛的王朔和金庸之争，不少人预测将会有一轮新的文坛攻讦战就此开锣。
　　“二余”的见面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占尽。本来余杰在北大上学，余秋雨在上海居住，可以说是天各一方。但恰巧前段时间余杰回四川家中筹办婚事，并来成都参加成都市文联组织的一个研讨会，而此时余秋雨也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的车队来到成都。两人的时间空间重叠到了一起。
　　记者闻讯赴四川采访并与双方取得了联系。
　　记者将余杰一文的复印件带给余秋雨，他的反应出乎记者预料。
　　按照以前的传言，本以为他会对“文革”往事躲躲闪闪，没想到他却爽快接受采访。余秋雨说，从文章来看，余杰是不懂“文革”的，特别是对那时文章的署名状态、创作状态都有误解，论据上余杰的指责站不住脚，而文章的逻辑链条更是存在问题。
　　尽管余秋雨有些生气，但他说自己以前读过余杰的文章，认为“这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所以愿意与其讨论问题。余秋雨特撰文《答余杰先生》，用坦诚、平和的语气回了余杰一封信。信中对余杰文章中的一些问题作了回答，对一些谣传作了澄清。另外，也指出自己对文章逻辑的看法。
　　采访结束后，记者委婉地向余秋雨提出，现在余杰也在四川，而且要来成都，如果可能愿不愿意见面，当面谈清楚这个事情，没想到余秋雨当即回答可以。
　　余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强调他的文章是“对事不对人”，只是将余秋雨作为一个分析知识分子局限性的个案，“没有人和人之间的利益纷争”。记者于是又向他提出见面的建议，经过考虑，余杰也同意与余秋雨见面。
　　在这个过程中，家在成都的著名剧作家魏明伦做了许多沟通工作。
　　余秋雨和余杰都是魏的朋友，所以余秋雨致余杰的信就委托魏明伦转给余杰，进一步强化了两人见面对话的基础。
　　1月22日晚上8时15分，余秋雨和余杰在成都状元街四川省川剧院魏明伦住所见面。“大余”、“小余”经过寒暄之后一度陷入有点尴尬的气氛，但还是慢慢切入正题，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对话。
　　最初的讨论自然与“文革”和余杰的文章有关。余秋雨用比较长的时间讲了自己在“文革”中的基本经历和“文革”最考验人的几个要害之处，特别指出“文革”大批判那种可怕的“无限上纲”的方式。
　　他说，忏悔是个人化的，而强迫别人忏悔可能会造成人人自危，却背离了忏悔的初衷。特别是在事实不清的基础上强迫他人忏悔，实际上是以反对“文革”的名义回到了“文革”。
　　余杰说，看过余秋雨的信后自己对余秋雨的认识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消除了一些误解，并且作为个人也佩服余秋雨的胸襟。但是对于文章涉及到的某些内容，他的态度还是有所保留。余杰认为，余秋雨作为90年代在中国文化界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如果能够带头反思，将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和典范，有助于改善中国文化生态现状。他说自己可能还会再写一篇文章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当问题从一些具体的事情中脱开，两人的谈话显得更为放松、愉快。关于忏悔意识在中国是否可行，两人充分交换了意见。余杰讲，他所说的忏悔不是针对个人，也不是让个人完全承担历史责任，而是“从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出发，为中国营造一个民主自由的精神平台”。
　　而余秋雨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自相毁损中救助已经很脆弱的文明力量和创造群体，让他们不要受到野蛮无知的侵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造新文化，才可以包容忏悔意识和民主自由。对两者的因果先后，两人的看法不同。
　　在谈及保护文明和走向社会的话题时，余杰和余秋雨则一拍即合。
　　余秋雨说，中国当务之急是实现文化转型，所以需要更多的学者投身社会的现实文化中去，发展民间的文化良知。余杰非常赞同这一点，他说自己将从坚持乾嘉学统的北大走出来，走向社会。而且像余秋雨一样，认为应该和媒体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他说，现代知识分子与古人不同，应该通过媒体把思想向民间传播。法国思想家福柯等人也是每个星期要在电视上露面，对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评论。
　　谈论到后来，现场气氛已经比较活跃，但受时间所限，不可能对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最后，双方都表示对对话的结果感到满意，甚至希望如有可能，对于有关话题还可作进一步的探讨。
　　“干戈”未起就化为“玉帛”，这件事情发生的变化极富戏剧性。
　　特别是在当今文坛频频打笔墨官司的今天，因余秋雨的大气、余杰的真诚而成就的这次对话，可以说提供了解决此类问题的新范例。

余秋雨余杰对话饶有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