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圖： PERCY CHUNG
集體的蠱咒
2011年09月01日港大「八一八」風暴，誰也沒想到，竟然成為「百年盛事」、「慶典」的大壓軸。校長「遺憾」特府警方，特府的保安局長又說一切其實由校長作主，幾個猛男警察把一個白淨小男生，粗獷地關進樓梯底的密室，一小時裡，發生了什麼事，無人得悉，只知道受害人出來之後，哭喊如梨花帶雨，好似身心受了重創。
這一幕，不但有所謂戲劇象徵：小男生即是港大，警察代表強權。百年處子之身，就此瓜破。當然，有人還會記得上任校長鄭耀宗時代的「干預民調」風波，但那一次，是董特首公公家臣進校操着一副太監喉宣旨的「文侵」，這一回，是帶槍的警員如狼似虎動粗的「武辱」，上一次只是摸手揩腳的非禮，比起這一次，實是小兒科。
最駭人之處，是這場風暴，並非突如其來，而是早經預知；而且參與的各路人物，全部是香港一向誇誇自傲的「中環價值觀」的代表：特府的政務 AO、港大校長、坐在禮堂聽訓的工商精英、學者和專業人士——這幕活劇，與天水圍的貧民、維園阿伯、睡劏房的老弱殘一概無關，全由香港所謂「港人治港」的核心勢力自導自演，也就是馬會廂座、香港會所、鏞記酒家貴賓房、山頂南灣豪宅主人等的代表勢力。他們理應是「港人治港」的大腦中樞，幹出來的竟是這種水準的「危機管理」，真是 Oh my God。至於慶典的官方文件，前港督 衞奕信的「前港督」銜稱給偷雞摸狗的刪除，身份「淪為」一家叫鴨巴甸大學的校監來主禮上台演說，應該排在不當眼的邊緣。有人辯說，是 衞奕信本人要求「自我審查」為免觸怒中方，勿提前港督的身份，如此一來，更證明英國外交部「中國通」的軟弱，更顯見馬卓安當年怒炒 衞奕信之正確了。但堂堂大學府，不是大嶼山那具天壇大佛——天壇大佛本來刻有當年主持開光的嘉賓芳名，包括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但當許氏在「六四」後叛逃美國，寶蓮寺當局即刻把許家屯的名字鑿掉，協助信眾失憶——寫大學論文，是資料引據，是要巨細無遺的，這一招，又搞成一場內訌，港大受責。又會不會是老謀深算的 衞奕信，又暗中給中國人一塊香蕉皮？
這下子搞得百辭莫辯，是何因由？從行政管理學的學術角度，「八一八事變」是典型的「中國集體決策思維殘障症候」（ Chinese group-thinking Inadequacyes Syndromes）。這個學術名詞，要逐步解拆——首先是「集體決策思維」（ group-thinking）：這是美國管理學首創的課題，研究一個辦公室裡，雖然精英雲集，但一起「集思廣益」起來，每易形成責任推諉的官僚習氣。譬如四十年代的美國，羅斯福是精英，白宮幕僚也是高才生，中國通如費正清、謝偉思、馬歇爾，都是精英，但對八年抗戰之後的中國形勢，產生致命的誤判，致使美國失去了大陸，令中國淪為蘇聯附庸。還有以後的豬灣入侵，都是「集體決策思維」誤判的悲劇。美國行政管理學重要的一課，就是比較集體決策 group-thinking和「個人決策」 personality）的優劣，譬如，邱吉爾主戰納粹，許多大事就是由邱翁一個人決定的，有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如盲俠決鬥用心棒，只是邱吉爾和希特拉兩個人的戰爭。
特區的什麼「港人治港」，不但是「魯賓遜」的英國人培訓出來的一批土著「星期五」，強行坐上決策座位的角色錯配（這一點，中國的王光亞終於有所領悟，可喜可賀），更要命的，是中國式集體決策思維症候的交叉感染。美國白宮精英，是哈佛耶魯畢業的白人，天生沒有三千年帝制主奴的基因，他們不必揣摩哪一個主子的喜好，美國戰後的外交，尚且多有災難，何況中國宮廷這個陰暗的甕缸養出來的草？「八一八事變」是中國式 group-thinking的經典教科書案例：大學校長、警務處長、保安局長、特首辦，還有另一支太上皇的「第二管治隊伍」，一起交叉互動，各自「出謀獻策」。中環、西環、南區、北域，各有各的利益小算盤，大學校長是理工出身的科學家，不識中國宮廷政治之險惡（這一點，正是中國人的教育一貫重理工輕文史種下來的禍因，活該之至），毫無政治頭腦，加上下面一伙平時慣於飲食 lobby的高薪「公關」，或七嘴八舌，或袖手旁觀，中國人如果各自以小農攤販的身份賺錢謀生，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則炒股票，算利潤，連一個橫頭磡師奶，都比日本東京新宿街頭的一個日本銀行家精明，但幾個中國人加起來，集體決策，則 ABCDE五個「方案」。如果 A是最好， E是最蠢的那個「辦法」，中國人一定挑選最蠢的那個 E，絕不例外。你看什麼替補方案、沙士之亂、八萬五，十四年來特府的決策，不論名稱改什麼花樣，「精英團隊」也好、「政治問責」也罷，一字形排開一個陣，公布什麼九招十七式之類，不論什麼政策組、集思會，只要是 group-thinking的產物，必定是最蠢最災難的解決方式，不可能有什麼聰明的辦法，「三個中國人走在一起是一條蟲」，日本人早有定論，此之謂也。
Group-thinking是低 IQ決策的必然保證，如此則中國人更適合強人專制一言堂的統治了，怪不得鄧小平對中國人的集體智商十分不屑，不耐煩拍桌子：「不要爭論」，第二代核心，「由我說了算」；第三代，「由江澤民同志說了算」。這種由一人家長的「說了算主義」，固然出了大幹瘋行的毛澤東；但一旦「權力下放」、「集體領導」，則又出現今日胡溫弱勢中央、地方板塊坐大的僵局，完全動彈不得。此一「中國病」，正合了英語說的： Damned if you do, damned if you don't。不論強人獨裁，還是什麼西方海歸精英集思廣益的班子決策，都是死路，造物主真是神奇，這才是上帝為中國人種基因的最冷酷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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