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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秋说，那时他才慢慢明白：言论的笼子并非如想像般密不透风，他开始试图扭转「神经过敏、政治性太强」的头脑，让字典重回「小改」的轨道上。
然而不幸的，他接着发现了另一个事实：「大家当时都疯了。 」
安平秋回忆，编到「茹」字时，举了一个例子「茹毛饮血」。有个张编辑就说：「这个很敏感，不能要呀，删掉！ 『茹』是吃呀，『毛』是毛主席呀！ 」魏建功先生惊诧莫名：「你怎么能这么想？ 」她更火了：「你是不是攻击我，想攻击我想歪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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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承刚
写在前面的：
在南瓜泡沫实习的一年，最大的收获是遇见了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无论是否出现在新闻纸上，都让我重新打量这个世界。最近整理了几个故事，来自于《新话字典》这篇报导的边角余料，俺想探讨的是：人在面对所谓体制时，为何总不能Hold住？
就像俺在搜罗1971年版《新华字典》的修订时所看到的，这是一本如此怪诞并成功将怪诞传播于世的字典，但它的怪诞却并非源于严令。更多的，是草木皆兵下读书人的自我催眠与自觉作恶。
11970年，文革已有四年，接到修订《新华字典》的任务，北京大学青年教师安平秋很紧张，就像「流放已久的战士重新被征召」。
当时，欧洲最小的国家——摩纳哥的国王访华，赠送给中国一部多卷本的《摩纳哥百科全书》，周恩来总理则只能尴尬地回赠一本小小的老版《新华字典》。
这般「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深深刺痛了党国的自尊与骄傲。更让人难堪的是，就算是周总理送出的这本1965年版《新华字典》，也因文革的冲击遭到了被封、被毁的厄运，平民老百姓甚至无缘得见、无书可读。
为了来日有一本更「像样的书」送给外宾，也受困于当时中小学没有字典可用的窘迫，周恩来下令重新修订《新华字典》。
小小字典的修订，成了「国家工程」。一个30余人的修订组迅速成立，成员均来自北京大学、北京第一师范学校等单位。那时安平秋已做了多年的中文系「黑帮爪牙」，其他编撰人员也大都属于「反革命小集团」。修订组的总领导，是工宣队、军宣队派来的两个「工农兵代表」。安平秋的老师、时年69岁的教授魏建功，则作为北大「反动学术权威」，成了「最为幸运的一个」。
魏建功是1953年第一版《新华字典》的编撰者。 1948年，国民党败局已定。语言学家魏建功邀请金克木、周祖谟等人，商讨编撰一本属于「新中国」的字典。金克木如此讲述那时的情境：「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城外传来的炮声彷佛给我们打击节拍。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然而，魏建功在文革中因「反对鲁迅」而历经多年批斗，患了严重胃下垂，余生每餐只能吃软烂的面条。
更让学生安平秋有「莫名的悲哀堵在心间」的，是当重被召回修订字典，魏建功仍像「一个老儿童」那样的认真和得意。安平秋回忆，魏先生听惯了直呼其名的训斥，会因为在修订组里听到一声「老魏」，而「十分满足和高兴」。
于是，这群暂离了牛棚与批斗的教师们，就这样背负起了如「国家形象片」般盛大而艰钜的字典修订工作。周总理批示，国务院科教组领导，张春桥、姚文元、郭沫若等「重要领导」校正——安平秋有时半夜惊醒，会感到「喘不过气」。
2在修订1971年版字典的日子里，魏建功和安平秋师徒俩常会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漫步。有时，魏建功会喃喃地对学生说，对他的批判有些很有道理，「自己从旧社会过来，因袭太重，该当扫荡扫荡」。
事实上，从1953年第一版《新华字典》问世开始，每一版的编撰者们就已主动作别旧时代的「老语言」，转而拥抱崭新的「社会主义语言体系」。布尔什维克、三反运动、单位、合作社等国家新词登堂入殿，大获褒扬；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民党、蒋介石等词，则是每一个解释及例句猛烈抨击的「靶子」。
比如「惨」字的例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生活太惨了」。 「苦」则被排除在社会主义新生活之外，因为它多指「在旧社会压迫下所受的痛苦」。我们也不能再相信「命」，那是「剥削阶级骗人说人的贫富、寿数等生来就注定的……」甚至要严格区分「爱」，因为「爱是有阶级性的。」
当时十分流行的四角号码查字法，就被视作「污秽」而摒弃了。因为发明此法的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后来成了国民党的官员，叛逃去了台湾。
1962年版的字典上，还进行了一场「字面上的抗美援朝」——《各国面积、人口、首都一览表》上，美国被列在倒数第三，朝鲜则被排在前列，并注明有两个首都：一个是汉城，一个是平壤，并用括号提示是「临时首都」。翻遍字典，找不到「韩国」一词。
过往传下来的词，如绅、儒、丞、伶，也都在字典里戴上了「旧社会」、「封建时代」、「剥削制度的产物」的帽子。
3字典修订初期，曹先擢和同事们都是「待罪之身」。当时曹先擢的脑子里就一个声音：「知识分子算什么？臭老九，扫厕所的，需要被工农改造教育的，大家都唯恐自己在思想上达不到高度，跟不上工人阶级的思想境界。
因为没有标准和规范，于是「拼命往左靠」成为唯一安全的堡垒，「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词条上」的原则，也迅速被每个组员所遵循并恪守。
那时，修订组每一天的工作是这样的：将1965年版新华字典一页页剪开，贴在中文系教研室的墙上。面对着满墙字词，大家开始逐个找「封资修」，并「事无钜细地作政治检查并加上政治套语」。
一切以「去封资修，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为准绳：「清官」不许要，要改成「清廉」，因为「清官」是吴晗提出的；例句里提到的「外号称『二诸葛』」也要删掉，这是赵树理小说里的人物；「利人利己」不符合主流价值观，要换成毛主席语录里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当然也有「难办」的时候：在修订《化学元素周期表》时，有两种元素在命名上有争议，一个是「苏修」命名「美帝」不承认，另一个是「美帝」命名「苏修」不承认——美国历来反动，老大哥也不那么亲了，怎么办？辗转反复，修订组最终采取了「在表上列出但暂不写名」的「两全办法」。
修订组也想请一些专业领域比如科技、经济界的学者参与，但「不讲专业性、只讲政治性」的门槛还是将其阻隔其外。整本字典关于「业务」的修改，仅有两处：一个是改了一个生僻字「炁」，另一个则是请人重画了「头」的示意图，好使其「眼睛更坚毅，眉毛更浓密」，这样更符合当时「典型的工人阶级的模样」。
字典的初稿，最终修订了「接近一两千处」。但当70年11月修订组将初稿递交中央后，意想不到的情况接踵而至——周总理看到字典，有些气恼，要求的是「小改应急需」，怎么成了这番模样？
安平秋说，那时他才慢慢明白：言论的笼子并非如想像般密不透风，他开始试图扭转「神经过敏、政治性太强」的头脑，让字典重回「小改」的轨道上。
然而不幸的，他接着发现了另一个事实：「大家当时都疯了。 」
安平秋回忆，编到「茹」字时，举了一个例子「茹毛饮血」。有个张编辑就说：「这个很敏感，不能要呀，删掉！ 『茹』是吃呀，『毛』是毛主席呀！ 」魏建功先生惊诧莫名：「你怎么能这么想？ 」她更火了：「你是不是攻击我，想攻击我想歪了？ 」
类似事件接连发生，安平秋总会搬出「总理的要求」来解释。有一次，一个教授怒了，大叫：「我管它周总理还是李总理！就是要突出政治，就是要删！ 」
而最让安平秋唏嘘的，来自于被囚禁的一群人。当时他拿着修订好的字典，来到一所五七干校，请那里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分子提提意见。一个在新闻出版系统从事了几十年文字工作的干部，指着「屈」字下的「屈原」一词，拍着桌子，怒吼道：「怎么能把屈原放进字典里！屈原哪里是好人了？ 」
4多番争论，修订组确立了折中的规则：「尽量做减法，减去封资修，尽量不多加法，言多必失。 」当时很红的词条，如大跃进、大字报、三面红旗等词条，都未收录。曹先擢说不是不想收，而是不敢收。「谁敢给这些字词下定义呢？这是要报中央政治局批准的。 」
然而，当我们今天翻开这本字典仍会发觉，政治话语犹如生长在每一页纸的癣症，依附在每一个字词上并角化结疤。修订者刘庆隆说，这版《新华字典》成了在文革期间，中国在「政治上唯一合格的字典」。
这本字典的影响有多大？
曹先擢回忆，1970年，大学停课，中小学还在勉力维持，但当时社会上已几乎没有出版物，包括一本小字典。就算是1965年曾计划出版一本「农民版字典」，也在文革后不久被彻底销毁。
于是当1971年《新华字典》出版，即迅疾得到推广，发行以千万计，成了整个文革年间唯一流通的字典——也或许是十余个版本里最为「左倾」的。于是，这本字典所构建的话语系统，如章鱼般向四方伸出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咿呀学语的儿童、每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类的头脑中。
无数的人们，从这本字典获得对世界的最初认知。比如，人们懂得了使用「阶级」划分敌我，学会了规范严肃的腔调去交谈，并用小心谨慎且四平八稳的语言去评论世界。「群众」或「党员」成为人最基本且选择不多的身份，「社会主义」也被所有褒义词竞相环绕。
直到90年代初，字典的修订才尝试着重返常识，但人们发觉，这一套话语体系，已如魂灵般在中国挥之不去，你轻易地就能在报纸、电视、广播中发觉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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