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評委主席為何「謬讚」中國
喻智官
一篇可圈可點的頒獎詞
「在不同程度上實施獨裁體制的國家，可以在較長階段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但世界上幾乎所有最富庶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這一事實並非偶然。」
「沒有言論自由，腐敗、官權驕縱和惡治就會滋長蔓延。任何一種官權體制都必須要通過民主監督、自由的媒體和公民的批評權來加以制衡。」
「在國際社會中，中國必須承擔更大的責任。中國必須做好準備接受批評，並將此視為一種積極的輸入，一種改進的機遇。」
「中國的人權活動家們所捍衛的是國際秩序和國際社會的主流。他們不是什麼異見分子，他們所代表的是今日世界的主要潮流。」
這是諾貝爾評委會主席托爾比約恩‧亞格蘭在和平獎頒獎典禮上的講話摘要。他借介紹和表彰劉曉波之機，用大量的篇幅苦心規勸提醒告誡中共，只有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和人權，推進並最終實現民主政治，才能對內經濟持續增長、社會長治久安，對外維護睦鄰友好、和平共存。
聽這份演講的第一個感覺是「久違了」。
在鄧小平和江澤民時代，也就是十幾、二十年前，我們對類似諍言耳熟能詳，美歐許多民主國家領導人到訪中國，在與中國領導人會談或到大學演講時，都會宣揚普世價值、敦促中方推進自由民主。然而，時移勢易，進入胡錦濤時代的二十一世紀，如此風景不再，同樣是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來訪，也同樣提類似話題，但多數不是一筆帶過就是避重就輕，已成虛應場景的點綴。蓋因鄧江時代是中國需要西方的投資，所以還能「韜光養晦」、「虛心傾聽」，到了胡溫時期乾坤似乎已經顛倒，是西方國家要中國的訂單，他們得看中國領導人的臉色說話，再談「民主人權」理不直氣不壯了。
二○○九年，一向關注中國人權的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和總統歐巴馬先後訪華，與中共領導會談時，金融、貿易、氣候、能源、軍事、反恐等什麼問題都涉及了，就是不提人權。美國尚且如此，其他國家還能說出什麼？
所以，這次和平獎頒給中國人和亞格蘭擲地有聲的講話，對得意忘形的中共是一聲驚雷；對遭受旱魃之苦的中國百姓是一瓢甘露。
難以理喻的「謬讚」中國
然而，就是這篇可圈可點的演講也不無可惜地出現了難以理喻不可忽視的瑕疵。有一段話如此說：「世界歷史上，幾乎沒有任何其它大國，曾經像中國那樣，在如此長一段時間內取得了如此迅猛的發展。從一九七八年起，中國連年保持著百分之十甚至更高的增長速度。幾年前，中國的生產總值超過了德國，今年又超過了日本。由此，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躍居世界第二。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仍然比中國高出三倍，但中國在繼續前進，而美國卻面臨著重重困難。」這裡用「重重困難的美國」來反襯美譽中國「奇蹟」，不但與整篇文章的要旨不相諧，也有違經濟學的評價標準。先不論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數字的水份和內涵，就以十四億人的國民生產總值對比八千萬人的德國和一億二千萬人的日本的生產總值，卻不提中國人均GDP排名世界第106（二○○九年數據），已經顯出這個說辭的偏頗，由此推出「中國（三十年間）的經濟發展史無前例」的結論更加離譜。
遠古的不去考證了，即以日本為例，其二戰後的經濟增長速度就超過中國，一九五三──一九七九年日本工業平均年增長率為百分之十點九，國民生產總值佔資本主義世界的比重，一九五○年只有百分之一點五，一九八○年猛增為百分之十三點三，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地位從第七位躍升到第二位，僅次於美國，同時，人均GDP在大國中也上升到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最難得的是，到八十年代，日本一億二千萬人中有一億人進入中產階級，幾乎沒有窮人，全民均富程度遠超其他富裕的大國。
日本創造的經濟奇蹟眾所周知，曾任挪威首相的亞格蘭應該不會例外，那麼他為什麼忽略日本史實大肆「謬讚」中國呢？
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憂懼
表面上看，如此誇大中國經濟成果既可安撫被劉曉波得獎激怒的中共，又可用「謬讚」來平衡文中大量批評中共的言說，就像教訓不聽話的孩子前先給他吃一顆糖，以收「苦口良藥」、「逆耳忠言」的效果。其實，還不盡然。竊以為，這番高論表達了西方政界難以或不願說出口的憂懼，亞格蘭有一段話顯露了這種心態：中國如不建立一種徹底保障公民權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可能面臨社會和經濟危機四起的險惡局勢，從而產生危及整個世界的消極後果。」所謂「消極後果」，不過是「對抗自由民主、破壞世界安寧」的委婉說法。
當年日本超越歐洲大國，充其量達到「脫亞入歐」的目的，除了經濟上成為美歐超強的競爭對手，冷戰時期，在政治軍事上只會加強民主陣營的實力，所以，西方世界儘管不無妒羨卻並不生芥蒂。
與日本的情況截然不同，中國是一個十四億人口的超大國，又由共產黨極權政府統治，中共可以不顧老百姓的死活，無視世界相關公約和法律行事。近年，中共在國際社會上的種種表現已見端倪：在治國方略上拋棄「韜光養晦」，張揚「大國崛起」；政治上堅拒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強化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上用減少訂單懲罰不順服的國家；軍事上建造航母等尖端武器和美國抗衡；文化上在海外廣建孔子學院、不惜工本搞所謂「大外宣」，試圖以中國特色抵抗銷蝕普世價值。面對這次諾獎中共也是兇相畢露，用盡一切非常理的極端手段，拘押或禁止異議人士出境，阻嚇外國駐挪威大使出席頒獎儀式。
西方世界終於認識到：如此中國一旦具備超強的經濟實力，再發展出超強的軍力，它給世界帶來決不可能是和平，「中國經濟發展必然帶來民主化」的期望過於一廂情願，必須採取措施促進中國民主化。
這就是為什麼十幾年來魏京生、天安門母親、高智晟、胡佳等中國人多次被提名參選和平獎，最後都沒評上，今年卻破例頒獎給劉曉波的首因，也是亞格蘭在頒獎詞中呼籲中共接受普世價值的原由，西方人指望《零八憲章》起到當年捷克《七七憲章》的作用，成為推進中國民主化的藍本和催化劑。
西方世界的綏靖餵養了中共
然而，面對中國的現實，我們不能不遺憾地說，西方的心情可以理解，西方的善意我們應該感謝，不過，一切來得太遲了。
當年，中共為維護政權可以殘酷鎮壓國內百姓，但在國際上還是缺鈣無牙去勢的病老虎，是短視的西方政客和唯利是圖的資本家，及時輸血補液養肥養壯了這隻病老虎。「六四」後，七國集團為主的西方國家紛紛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但剛過半月，美國總統老布殊就秘函鄧小平，主動要求派總統特使秘密訪華；不過一年時間，由日本帶頭，西方國家就陸續解除了制裁。一九九三年克林頓入主白宮，為兌現競選時許下的諾言，發佈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附加人權條件的行政命令，當時確實給中共造成一定的壓力。美國國會審議是否給中國最惠國待遇時，中共不得不放低身段做出一點姿態，提前釋放一、兩個政治犯送去美國。然而，第二年克林頓就以「貿易和經濟增長能鼓勵民主」為由取消了這項政策。到一九九九年美國給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連每年的審議都免了。在同樣無原則的姑息遷就下，中國順利地加入WTO，舉辦了奧運會。最終，中國經濟確實增長了，但中國民眾的人權和自由沒同步增長，隨之「崛起」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國，財大氣粗的中共賺足了對付民主國家的本錢。
其實早有先例，希特勒時期的德國（一九三三到一九三九年間），美國杜邦、洛克菲勒、美孚、摩根、福特等公司先後跟德國簽署包括戰略原料和軍工產品的鉅額貿易協議，有六十家美國公司在納粹德國的軍事機構中營業，還向德國提供了最先進的飛機發動機。英、法、蘇也不甘落後，爭相和自己未來的侵略者熱心交易。在美英法的綏靖政策下，希特勒的德國也創造了驚人的經濟奇蹟，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七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百分之一百零二。一九三六年柏林奧運會宣告德國重新崛起，同時，德國的空軍力量超過英國，陸軍力量也超過法國，世界由此被德國拖入災難的二戰深淵。
中國和世界是否會重蹈這個覆轍，取決於中國的走向，也取決於民主陣營如何面對中國。有一點是肯定的，由於前述的因素，中國已失去了民主轉型的最佳時機，中國的民主化道路比二十年前更艱難，中國民眾將為爭取民主付出更大的代價。
以是次得獎為契機扭轉局勢
值得安慰的是，民主世界開始行動了，今年的和平獎是一個明確的信號，提醒中共，要想成為負責任的大國，必須推行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但願這是一個轉折。如果民主國家領導人拿出當年列根對付蘇聯的遠見，用軟硬兩種實力協力對抗中共，還能阻擋中共一條道走到黑，希特勒德國貽害世界的悲劇就不會重演。
作為中國人，必須警醒的是，自由民主是中國人自己的大業，國際社會的外援只能形成外部壓力，海內外中國人的不懈抗爭才是成功的主力和關鍵。這是一場艱苦卓絕的鬥爭，任何無原則的妥協、無的放矢的和解、東郭式的「無敵」仁慈，不切實際地期待共產黨自我革新，只會延長共產黨專制政權的壽命。
因此，所有爭取人權和民主的中國人，無論是「草根」還是精英，只有丟掉幻想明確方向，牢固結成反抗暴政的統一戰線，持之以恆、前仆後繼地奮鬥，才有可能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逐步瓦解中共的頑固專制堡壘，和平獎所寄望的自由民主的曙光才會出現在中國的地平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