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人：開一家書店 擎一盞燈
2012年02月18日有一年，曾傳聞這家書店要停業，一個年輕人攔住劉蘇里，質問他：你關書店，那我們怎麼辦？他也從不以為開家書店只是自己的事，只是為滿足自己那顆分享的心。二十年來凡是尋找像樣的學術思想書籍，人們就是這樣依賴着這書店，二十年前他要做的就是為了這個夢，他形容是中國夢。為的是捍衞，存留，讓思想有一塊淨土。
撰文：鞠白玉
攝影：陳偉民劉蘇里
生於 1960年 10月， 198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 1986年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 1992年創辦民營的北京萬聖書園，主營人文、社科、古籍、辭書、藝術、文學等書籍，發展成為中國最著名的學術書店，並逐漸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沙龍。
北京冬夜，書店快到打烊時間，他從外面走進來，坐在書店深處的咖啡館裏，一個有中國屏風的秘密房間，是他專屬的吸煙室。他有淚風眼，坐在桌前不停地摘下眼鏡，用紙巾擦拭眼睛，又眯起眼睛看我，笑問：你覺得我是甚麼人呢？
真的很難形容他是誰。一家書店的老闆，在學院區經營這獨立書店二十年，書海浩瀚，是內地年輕人在北京的文化朝聖之地。他又是學者，數年來用自由與民主之見地，對我們的制度提出批評質疑。他付出過代價的，並在初始之時就明白，付出的包括他的生活，他的健康，但是沒有甚麼比愛恨的自由更重要，比暢快地說話更重要，他的覺醒頓悟是自童年開始，似乎是命中注定，所以他也總是笑着的，幽默，且堅決。裴多菲俱樂部
萬聖書園之所以稱為萬聖，有人講是因為劉蘇里出生在萬聖節，也有人譯作一萬個聖人。但對於愛自由的人來說，是一個尋找寶藏的樂園。他曾在文章《我的中國夢》中寫道：「菲茨傑拉德在《書店》中告訴我們，在《洛麗塔》成為禁書的時候，老屋書店訂購幾百本，並在櫥窗中陳列，讓那個英格蘭南部小鎮的讀者可以讀到納博科夫。路易斯．布茲比在《書店的燈光》中寫道：「獨立書店是自由社會的基石。幾百年來，書店向來是捍衞表達自由權力的陣地，向來是交換時代思想的市場，在塑造公眾話語方面起到促成的作用。」通過布茲比，我知道了，在北美所有大型連鎖書店都不敢銷售拉什迪作品時，是獨立書店不畏風險，承擔起向讀者銷售拉什迪作品的重任。鐘芳玲在《書店風景》中講到北美著名的城市之光書店，在 911之後，公開反對布什政府的戰爭政策，在慶祝書店被市政府列為『文化與建築地標』的儀式那天，其外牆上打出『 Dissent Is Not Un-American』（反對並非非美國）大條幅。」
劉蘇里的書店，和京城其他獨立書店相比，沒有時髦的裝修，只是白熾燈照明，一切從簡，只有書品繁多，也幾乎少見論壇講座。但是那些一直盯着他的「有關部門」，把它定義為「裴多菲俱樂部」。這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匈牙利的一個學術團體，其前身是解放前地下共產黨控制的一個從事資助工農子弟上大學的慈善團體，後來成為知識分子討論社會問題的講壇。裴多菲俱樂部在 1956年爆發匈牙利事件前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所以他是誰呢？他更像是一個學術思想的庇護者，如同巴黎莎士比亞書店的老闆，開書店是這樣的人的人生需要，必須用此種方式來經營人生。在打烊的最後一刻，他太太拿起一本書跟店員說，這個我買了。他和太太經常在自己的書店裏買大量的書，家中藏書四萬冊。 270平方米的房子已經像座小型圖書館，他是為書才買大房。他形容這是一種被餓怕了的後遺症。
劉蘇里從小在東北邊遠小鎮長大，那是一個進京需要兩天兩夜轉兩次火車的路程，在那樣的地方，少年們只能巴望着新華書店裏幾本遙不可及的書。同班同學裏有新華書店主任的兒子，常向他們炫耀用牛皮紙包好書皮的新書，「那種滋味就像一口大鍋裏燉着好吃的，給你看，就是不讓你吃到，饞死了，餓極了。」他說自己不是藏書人，是囤積，必須囤得滿滿才能彌補少年時的空缺。對食物也一樣，他在七十年代曾挨過三年餓，現在喜歡吃甚麼也要大量囤積。劉曉波曾經的獄友
他與劉曉波交好，曾在八九後一同在秦城監獄，是僅隔一牆的獄友。但自劉獲諾獎後，他極少談及老友。他只笑說：曉波在生活裏是個暴烈性子的人，其實寫文章是非常溫和理性的。劉曉波的獲獎消息一出，北京如臨大敵，對其好友們更是嚴加監控，劉蘇里和太太去上海開會，議題有關開羅會議，有關部門深夜在機場控制住這對夫婦，以綁架手段，將其控制住並帶走問話，遂後劉蘇里的腰部骨折，住進醫院，他的太太持續每晚發微博，講書店經營也談蘇里病情，以樂觀心態對待此事，就連他家中女兒，也自小學會如何對應國安，對常常停在樓下的國保人員司空見慣。
劉蘇里出院後三緘其口，並不願多談這件事的經過，但他仍說，他感到這些人比前些年有所改進，不像以前那樣蠻橫，並且因為「抓錯了人」一再向他道歉。劉蘇里並非鬥士型民主人士，相反，他有超乎常人的耐心與理性，他的言行絕非叛逆，這些年來所暢談之自由，似乎可見其人在文字背後那敦厚純良的笑意，用俗話講，只是一介讀書人、愛書人。又常給年輕人以希望，知道他們這一代寄託和爭取的是為何。我又常以疑問於他們這代人，少年時經歷文革的人性踐踏，知識荒蕪，青年時一腔熱血被傾覆鎮壓，中年時又逢錢權利益當前的年代，他們是用甚麼催生了見地，用甚麼滋養了理想，又怎能經歷過如此之後依然清醒不頹。十歲瞭解真實中國
■雖然被封鎖，但劉蘇里每日還是會透過推特向外發放訊息。
劉蘇里六歲時，父親就成了走資派，他和家人也一夜間成為「賤民」。若問他為甚麼成為今天這樣的一個人，他不用「宿命」這詞，而用「天性」。他自幼知道自己的父親是個老實人，沒有做錯事，為何在這樣的制度下成了「反革命分子」？而那些在孩童時和別人一起唾罵父輩的人，劉蘇里相信他們到今天也仍然沒有自我的獨立意識，沒有人心。若說他的書店是內地獨立思想年輕人的啟蒙書店，那麼他的啟蒙卻不是由書本開始，而是來自於長途旅行。十歲的劉蘇里，在兄弟五人中因為會識字，個子小可以買半票，有機會跟隨母親去西安看外婆，腳步一邁便走了大半個中國，「從東北老家，到北京，到西安，中途我在西安讀了半年書，跟我母親回了趟江蘇老家，我們又從西安到鄭州，到南京，到徐州，到鄉下，返回東北時又走了同一條路，從西安到北京，到哈爾濱，到牡丹江。」對十歲孩童來說，見識的不是沿途風景，他是發現，人們過得越來越糟糕。這旅行就像個田野調查，老家人日子苦不堪言，讓他震驚。
「那年讓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幾年後，我就知道我這輩子要做甚麼。我從來不認為中國的改革有甚麼成就，是開放讓中國有了那麼一點成就，讓中國人看外面，得到資訊。我也知道我不會呆在老家，必須走出來。」 1988年內地還少有人赴港，他有機會取道深圳去香港，「我瘋了，雖然我已在深圳呆了一個多月，在北京住了近十年，但仍然為我眼前看到的一切感到震驚，恨不得當晚就回去，回去改變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制度必須改變，否則這個世界太不公道了。」
■他會在自己書店購買自己的書，拿回家，變成藏書的一部份。
■萬聖書店藏書不是最多，但書種肯定最廣，不少是敏感書籍。
我不會出走
他的太太在他落難時候曾希望可以一家搬離中國，但劉蘇里決不走。他笑着問：我出去幹甚麼？我必須在這裏，我們這些人，好像就是為這事兒來的，就為這事兒活着。你知道我不相信人定勝天，但我也討厭聽天由命，我堅信事在人為。也有當年的理想主義者，現在是十足的商人，用抱怨指摘的口吻對他說：本來日子越過越好，都是你們這幫人搞亂了。他這文人脫口而出：操你媽，不是那些人在前面擋槍子兒，你現在還能平安掙錢吃飯？
他從愛書人成為讀書人，又以書做媒介來分享世上自由民主的思想學術，逢過的困窘與險境，仍不能令他停止發聲，我問他可曾因境遇而心生悔意，他就朗聲地笑：一個人認為自己做錯了，才會覺得後悔，若你認為從頭到尾你的選擇都沒錯，何來委屈何來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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