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改革之历史大局观
发布者：春秋
2012年3月27日 12:16
——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改革思维
刘鹏辉 刘靖华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可谓波谲云诡、险象环生。然而回望过去的三十年，弹指一挥之间，在邓、江、胡的领导下，中国这只幽伏已久的潜龙亢然飞天。相信若干年以后，史官们在修治这一段历史的时候，都无不为之动容和赞叹。
从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到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这13年，是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主政中国的时期。从历史的角度，今天回首往事，江时代的改革，就其引起中国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尤为可圈可点，真正可谓是风云际会、波澜壮阔、器局非凡、意义深远，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就这一点，历史和世界自有公论。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江所主导的改革这篇大文章，就其“创造性”（“创新性”）而言，与中国历史上历次改革相比，都有其“独到的”精彩和传神之处。使人身在其中而不觉，蓦然回首往事，方悟其始终谋之至深、思之至切，堪称一篇政治鸿文，看上去眼花瞭乱，读起来却文理通畅，意蕴无穷，极具风骨，进而达到令人探究其治国艺术的高度。
一、江改革思想独到的“创新性”是来源于江独特的“政治使命感”。不同世代的政治家，其政治使命感因人而异，各具神采。政治使命感往往决定一个政治家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作为，也是该政治家营构历史功勋的内在驱动力。
江生长于革命烈士家庭，年轻时即致力于从事推翻不公平社会制度的革命工作；大学时代受到过良好的现代自然科学和理工学科教育；此后又具有长期从事和领导科技与外经贸工作，并出任封疆大吏的丰富从政经验和经历。当他被邓选中为中共总书记之时，恰逢中共面临“风口”和“危困”时刻。一方面，中国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的深水区，另一方面国际上苏东剧变、多极化、全球化、科技化、信息化风云际会，时不我待。
这使得江具有空前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危机感”和“忧患感”，同时也大大激发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政治使命感。从这一时期江念兹在兹的一些话语中可窥见一斑：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始终深感责任重大”，“始终铭记邓小平同志的政治交待，铭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对自己承担的职责从不敢懈怠”，“事非经过不知难”，“兴盛有其原因，衰亡有其教训，”“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是知难而退陷于平庸，还是激流勇进，奋而向前，创造全新的历史局面？时局对江提出了巨大的考验。江选择了后者。据基辛格博士回忆：邓小平在一次接见他时，称对江泽民放心，因为“He is a real intellectual”(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作为一位已经成熟、稳健但性格上又与生俱来颇具进取精神的政治家，江直面了这些不寻常的考验，并且以非凡的政治胆识和勇气因应了这些挑战，创造性地驾驭了中国改革开放这匹烈马。
中共领导人的政治使命感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中共党的宗旨和理想所赋予的、一脉相承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一般使命感”，比如要致力于将中国社会推进到“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去；另一个层面是由于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家个人或集体，对当时时代特性的认知和判断不同，进而滋生的“特殊使命感”。“特殊政治使命感”的差异往往导致截然不同的政治结局。毛泽东当年从“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总结出一个切合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论”，因而取得了创建新中国的成功；建国后，毛却转向“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进而莫名其妙地为其“阶级斗争”学说所自我断裂，结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邓小平重新本着“唯物主义”的“白猫黑猫论”的“实事求是”精神，英明地推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开启了令中国再度崛起的改革开放新局。江泽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思想与实践，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令中国之发展渐入佳境，进而奠定了中国走上“现代化文明”的发展之路。
归结起来，江的政治使命感可以这样描述：受命危困之期，抓住变革之机，运用破立之道，本以爱民之心，施以育化之能，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文明之法治国家。
二、江本着其“特有的政治使命感”，形成了其颇具特点的改革思想——“江思想”。而其基本特征是“创新”二字。一个政治家欲达其政治目的，必先使其思想、学说和理论具备时代性和先进性，而后实行之，并在实践中加以不断丰富和提炼。江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了其思想上更深一层的准确认知：
第一，形成了“与时俱进”的开放型思维。“与时俱进”究其本质即为“创新”。与此相应，江进一步拓展了其“创新思想”。他认识到，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极富创见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江的“创新思想”涵盖到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思想上提出“理论创新”、政治上提出“体制创新”进而提出“制度创新”、经济上提出“知识经济”、科学教育上提出“科教兴国”等等。
江最终把“创新”提升到“有没有创新能力、能不能进行创新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科技竞争的决定性因素”的高度，进而将创新提升到“民族创新能力”的层面。这一认识也最终导致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出笼。
现代世界，闭关锁国向为政治之大忌，亦为取败之道。邓小平对“封闭”、“僵化”一贯深恶痛绝。基于此，“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创造交换，降低和消弭政治熵值，更成为江的重要政治认知。江看到，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令中国更广泛地参与国际体系，比如加入世贸组织（WTO），不断创造中国发展的“交换场”，是中国的不二选择。
由此，江提出了“三个解放”，即“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此举令中共极大地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层次认知。
第二，形成“中国式实现形式”的特色思维。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东西方社会发展难分轩轾。不可否认，“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经历了“工业革命”，西方文明始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其影响日渐深远，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科技的进步和实验科学精神的影响。
江泽民接受过较好的理工科教育，深受现代自然科学和实验科学精神的影响和熏陶，这使他对事物发生变化的“前提”、“条件”、“环境”等诸如此类科学要素尤为敏感、极为注重，进而形成了其“新形势下的”“实事求是”的思维模式，这使得他与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们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而这一不同，不仅体现在他们改革的思想上、理念上，更体现在改革的方式方法上，而尤其不同者体现在其改革的结果上。这使得“江的改革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社会变革这一重大事物上，江运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思维，深知“中国条件”是中国一切事业的大前提。在中国，现代化、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民主政治、公有制等都有其“中国式实现形式”，都受到“中国条件”的制约，都会形成“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色”，在一些人看来可能是“画蛇添足”，实际上则是“画龙点睛”。中国人相信“两极相通”。中国的路要有中国的走法。例如搞市场经济要有“中国特色”，搞社会主义，破除“绝对公有制”、“极端计划经济”、“空想社会主义”的“魔咒”，也要运用“中国特色”。这是中国智慧的相反相承的创造性运用。
第三，形成了“法—德两翼双辐”思维。江深知，在中国进行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没有现代法律和规范是一事无成的。现代意义的“法”是调节社会关系的规则体系，不是过去简单的“刑”可以替代的。
在中共十五大上，针对之前的“以法治国”理念与治国方法，江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论断。此刻，他已经将“法治”视为一种“文明”，提升到“政治文明”的高度来看待。这使得“法治”脱开了过去“刑”和“专政”的传统范畴，进而为中共治国艺术注入了崭新的先进性和现代文明元素。
“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仍然是“人治”，而后者是“法治”。
“以法治国”尽管较中国皇权时代的“人治”有所进步，但其本质仍然是“人治”；其主体仍然是“人”即当权者，而“法”只是统治者手中专政被统治者人民群众的“工具”，其三者关系是统治者（用）——法（专政工具）——（统治）被统治者（人民群众）。在“以法治国”理念下，法律面前是不可能人人平等的。
“依法治国”的本质是现代政治文明层次上的“法治”。其主体是“法”，而掌管“法”的“人”成了实现“法”的“公平、正义”神髓的“工具”。是“人”依靠“法”、依照“法”，为了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与进步、发展，规范整个社会秩序，调节社会关系。而被“法”专政的对象已经不仅仅是被统治阶级人民群众，而是所有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者”。其三者关系是“法”（共同契约）——（通过）执法者——（调节）社会秩序。在“依法治国”理念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江泽民“依法治国”论断的提出，在中国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真正第一次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崇高理念，它终结了中国两千年封建“人治”的治国传统，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法哲学思想。为中华民族融入现代文明国家之列，奠定了法律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江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以德治国”的概念，用“德”这一颇具传统意味的社会公共价值观辅之以“法治国家”，使“以德治国”成为道德政治学意义上的“精神文明”。这表明江已认识到“道德政治资本”的积累是正在崛起的国家之灵魂，有了这个灵魂，即可避免国家在急剧现代化过程中“失魂落魄”。因为中国社会经过毛时代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而进入到快速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已被“革命”，而共产主义信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支离破碎，如何在巨变的现代化过程中填补“信仰”“道德”，亦即中共所言精神文明的真空，成为摆在中国领导层的一个尖锐课题，直至今天，这一课题仍然严峻，依然待解。
江的“以德治国”理念的提出，即为填补这一真空。从五千年中国传统文明之中汲取有益的养分，而充当代“精神文明”之实。
由此，可以认为，江的“法德兼治”政治思维已如轮之双辐，鸟之双翼，互为表里，相应成趣。“依法治国”是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以德治国”是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而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说到底还是个政治问题。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行之不远。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为其“柔性治国艺术”提供了政治哲学的深邃内涵和必要前提。江的良苦用心可谓感人至深。
第四，形成了对政权的历史周期率的深刻认知，进而指出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共自身的、“党”的改革发展方向。纵观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传承，任何一个封建帝王——“党”，都期盼着其朝代能千秋不变，而口呼“万岁、万岁”！而社会自有其发展规律。任何社会变革都会产生既得利益集团和社会中下层群体的分野。社会中下层群体总是在这个“三七开”的黄金分割均衡中占大多数。而“变革红利”的分配，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则总是既得利益集团占大头。当社会中下层群体希望继续推进社会变革以期增加红利分配“量值”时，既得利益阶层却倾向于固守对己有利的“现状”并以种种方式阻止变革的延续。社会中下层群体将既得利益阶层视为“鼠”而欲投之，“投鼠忌器”此刻变成了“投鼠及器”。国家和社会成了他们发泄愤怒的殉葬品。
江作为卓越的政治家，对此一历史周期率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他意识到，为了在今日中国“制度转轨”的特殊时代，而非历史上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继续保持中共的生命力，唯一的方法就是使中共具有“先进性”。只有这样，中共才能超越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无法跨越的“改朝换代”的“历史周期律”。
江的因应之道是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中共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没有发展，何来分配？中共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运用现代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社会形态如何进步？中共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阐明中共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亦即没有“党”的利益，“党”的利益即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换句话说就是，中共的本质特征要因应时代的变化，从只代表特定阶级——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转化为也代表全体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而新形势下中共欲通过改革建立的各项制度，不管是经济的还政治的，也都是要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公正制度。江在中国进行“制度性变革”的关键时刻，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指出了党的改革的正确方向。
江对历史上政权的兴亡和人心向背念兹在兹，多次以古罗马帝国、秦帝国、唐王朝的兴衰覆亡命运警醒中共，提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
三、纵观江泽民的改革思想——“江思想”，其本质特征是“创新”，即“与时俱进”；其理论基础是讲究“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哲学；其政治思想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依法治国”的“法治”，而非“以法治国”的“人治”；其经济思想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非传统的计划经济。“江思想”的基本内核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解读如何实现共产党自身的改革，其思路就是把中共改造成不但代表特定的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也成为代表全体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
“江思想”涵盖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诸个层面，是那个时代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当时社会变革和社会关系的主导思想形态，但同时又带有强烈的江泽民个人特质，反映了江的独有的、对他所主导的那个时代的卓越认识与浓重的实践色彩。甚至带有独特的江泽民个人品质与性格烙印。也由于其为那个时代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所证实，故而凝聚成代表那个时代的思想高度。今天看来，其先进性和生命力仍然烁烁生辉。
今天，当我们重温江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和思想时，仍然会为它所散发出的非同寻常的创造性魅力所深深感染和震撼。伟大的时代往往造就睿智、成熟的政治家。这样的政治家也往往深得时代性和先进性所赋予的政治养分和政治要领，进而展现出令人神往且引人入胜的治国艺术。江正是这样一位政治家。
香港廣角鏡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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