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留學三障

 

2012年4月27日星期五

陶傑: 留學三障

大陸高層政變，局勢未明，一名流落英國牛津和美國哈佛的紅色公子薄瓜瓜，行踪成謎，據說已向美國政府尋求庇護。

中國高層子女，不但讀書留學用腳投票，必首選白人西方的英美，出了事，優先抱大腿的對象，還是英美的乾爹契爺。這件事對香港家長最大的「啟示」，恐怕不是中國需要什麼民主人權，而是加快把子女送到「西方先進國家」，早日成為教育難民。

近年，香港中產階級父母聚會，閒談沒三兩句，必定焦慮垂詢：何時把子女送去外國最好。

誰都知道，推行「母語教學」最花吃奶勁力的高官、特首或準特首，嘴巴裡叫「愛國」叫得最響的，子女都率先腳底抹油。當今香港高官，誰有希望接替林公公政務司司長？我支持林鄭月娥。因為她老公和兒子都在英國，林鄭時時說，對香港官場無留戀，想「回」英國與夫家兒子團聚。

何時把子女送到西方文明國家呢？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香港的子女，去到西方讀書，不論英美、澳洲、紐西蘭，要面對三大「文化」層次問題。

第一層次，是身為華裔人，從小背負中國儒家君臣父子、家庭奴臣的傳統，潛移默化，去到西方要開放心靈，不只是吸收知識，混一個理工或金融管理的學位，還要完成人格提升、理性思維和品味感性的換血，掙脫背負的這個烏龜殼，從封閉的千年背景中，嘗試走出來（要不要走回去，或者把烏龜殼卸掉，像毛蟲成繭、化蝶飛天，則是另一問題），這是第一難處。

第二層次是香港子女，在香港自幼稚園起，即接受殖民地時代殘餘半填鴨、半改革的那套不中不英，不三不四的教育制度。此一制度，令香港華裔學生，從小對知識和書本產生無窮畏懼，到了西方，如何矯正此等畏懼和憎惡，是為第二難處。

至於第三層次，就是最表面「教學語言問題」。香港董建華時代，強行推行「母語教學」，連他名下的一眾「問責官員」、 AO精英，個個都不信，子女搶送英國，這就證明「母語教學」，不論在感情上如何令人熱淚盈眶，在人類的教育史上，已經證明一敗塗地。如何從「母語環境」狹窄陰暗的世界中走出來，與英語文化、以西方為核心的地球文明村接軌，在外國留學，怎樣用英語思考、以比較文化的角度欣賞西方和其他人文哲學藝術作品，讀書時如魚得水，自得其趣，這是第三難。

香港學生——廣義地說，也包括中國和台灣——留學西方超過一世紀，從慈禧太后派出百名官學童，乘遠洋輪去美國開始，中國人留學西洋，留了五六七代，文明程度（這裡指的是民主、人權、寬容、品味），卻越留越留級，越留越倒退，因為無法超越這三大層次的障礙。

當然，留學是世界現象。英國的大學生，入讀法文系，去法國交換一年，或者瑞典芬蘭和美國，也有許多學生派到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讀國際關係，一讀就是三年。還有印度，到今天尚有上流社會子弟到英國讀軍校和劍橋，但這類國家留學生，與中國人子弟不同，他們的原居國，都沒有中國那種三千年烏煙瘴氣的歷史土壤。沒有龜殼和包袱，他們跨國界讀書，充滿歡趣，輕鬆上路，從來沒有中國人一百五十年來那副愁眉苦臉，要「衣錦還鄉」，撈個白人頒發的品牌學位，回到他們的國家，在半文盲的農民面前充上等人。

香港每一個家長，把子女送到西方國家之前，必須明白，任何一個華裔子女，不論留學的地點是倫敦還是西雅圖，讀的是長春藤還是野雞，地點和學府的《泰晤士報》排名尚在其次，克服上述三大層次的心理文化障礙，方是首本。

三千年儒家文化，講究服從，壓抑個人性格，以「謙虛」兩字之「美德」為名，行「槍打出頭鳥」恐懼基因之實。華人子女在西方大學上課，導修班一定不敢主動舉手發言，態度閃縮，因為文化基因天生隔閡，下課只能與香港同樣背景的小孩聚居往來——中國留學生在海外，連聚居也以地域劃分，大陸仔與大陸仔抱團，台灣人則自組學生會，香港人一堆，星馬華人子弟又是另一夥，看在洋人眼中，不明就裡的莫名其妙，了解中國人心理的，就會覺得憐憫。

至於第二層次，香港教育制度的先天障礙，令香港學生患有書本恐懼症。沒有教師灌輸課程內容、俾考試貼士，初到英美，香港學生會感到茫然無助。有如籠中鳥，剛得到自由，兩翼也失去飛撲的本能。在外國讀書，沒有菲傭，生活難以自我照顧，對於特區時代的港孩，生活徬徨，挑戰又多了一重。

至於第三層次的「母語」轉台英語，我認為反而是最容易克服。戒絕上網看一切華文網站內容，即使讀佛經也讀達賴喇嘛《西藏生死書》的英文譯本，與西方和國際同學多交往，疏離香港娛樂八卦新聞，全力浸淫（ Immersed），做個自由人，一點也不難。

中國人留學一百五十年，為何都失敗？從來沒有一篇華文的教育學術論文深入研究，我對之沒有興趣，但有心人若在這方面寫一篇英文博士論文，為西方學術世界貢獻，以上三大層次障礙，必定是論述的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