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啟示十八大制度建設化解權力焦慮 ．章海陵
中共十八大前夕的權力焦慮，暗藏太多微妙變數，反映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尤其薄熙來事件後，各方勢力合縱連橫。在這危疑的時刻，近年被悄然平反的胡適思想，如政治的春風，超越意識形態之爭，吹來制度建設的信息，要化解權力接班缺乏制度化保障的焦慮，也要掃走政壇的不安全感。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人大與政協的制衡角色重新受重視，而政法系統與宣傳系統的敏感領域，更需要權力制衡，避免濫權的惡果。
胡適與十八大？這提法似乎很「穿越」。一個去世五十年的學者，跟將於今年下半年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有何關係？
胡適的「穿越」，可從近來的十八大焦慮症候群說起。說是焦慮，都因為十八大這個關係中國最高權力交替的會議，暗藏太多微妙的變數，反映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薄熙來事件後，各方勢力合縱連橫，也使這次會議充滿了戲劇的張力。這包括了當前的九常委制度，是否要改成七常委制，避免太多的最高決策者拖慢了決策的過程，陷入了議而不決的困局。而廣受全球關注的，就是十八大常委的名單，到底誰會脫穎而出？
現在除了習近平和李克強兩位現任常委會留任以外，其他七人包括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賀國強、李長春和周永康，都任期屆滿退休，不會留任。誰來填補這些「中國最有權力的人」的位置，已經成為全球華人的熱門話題，甚至出現不同版本的名單和光怪陸離的流言。
其實，更受關注的不僅是九常委或是七常委，而是不再由個別常委主管政法委和宣傳口的變動。也就是說，目前由周永康掌管的政法系統、李長春掌管的宣傳系統，以後可能都不再是由個別常委來負責，而是將這兩個非常關鍵領域的負責人的層級降低，僅是中央委員，而由整個常委來領導。這樣的制度改變，就是要避免政法委與宣傳口領導人權傾一時，擁有太多不受制衡的權力，引發危機。但這樣的變動是否可以實行，抑或只是空想而已？
另一個懸念是，國家主席和總書記胡錦濤在十八大之後，是否會效法當年的江澤民，續任半屆軍委主席？還是實現「裸退」，鞠躬下台，而不再給人「垂簾聽政」的印象？更深層的問題是：在種種流言中，蘊含了一個關鍵信息：中國的政治權力的傳承，仍然缺乏制度化的保障，仍然有太多制度以外的變數。這對中國的政治進步，都帶來了太多不可言說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懷仁堂事變」中四人幫被抓，僅是毛澤東九月九日死後不到一個月內發生。不少政治學者和歷史學者都認為，這其實是一場宮廷政變，中共元老陳雲驚呼並警告「下不為例」。儘管這件事受到很多中國百姓的歡迎，但也說明政治缺乏制度化，無法化解內部矛盾。剃人頭者，人亦剃之。用政變來解決矛盾，畢竟有悖政治文明，可能成為黨內動盪的危險根源。
薄熙來事件的詭異色彩
今年王立軍、薄熙來事件之後，北京傳來了「政變」流言。三月十九日那天，到底北京發生了什麼事情，還是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都成為全球關注中國新聞的網站的報道重點，但紛紜眾說，大相徑庭，似乎抹上了一層分外詭異的色彩。
在這危疑、充滿焦慮感的時刻，中國知識界不能不懷念胡適。加上今年是胡適逝世五十週年，而去年二零一一年是他誕辰一百二十週年，兩個紀念年接踵而至，彷彿是歷史反覆提醒走現代化之路的中國。人們止不住要浮想聯翩，遙想胡適當年的論述在今天的意義。
與毛蔣關係皆密切
胡適這位五四運動先驅和新文化思想家，生前一直急切追問中國的制度建設，而他和蔣介石與毛澤東的密切關係，也使他不斷思考和探索制度化的重要性。他「多談問題，少談主義」的主張，也剛好吻合了當下中國發展「要超越意識形態」的趨勢，而他在大半個世紀前的許多警示之言，也是今日中國現實的寫照。
五四後中國向何處去？中華民族怎樣現代化？這些都是強烈牽動人心的世紀之問，越來越多的民眾發現，胡適是最具資格被尊為五四及新文化運動的靈魂人物。儘管北京大學紅樓紀念浮雕上有李大釗、毛澤東、魯迅和蔡元培，獨缺扮演過關鍵角色的胡適，但也唯其如此，民眾才想到同是文化和政治的巨人，魯迅是在拷問良心，而胡適卻在追問制度。歷史證明，對國家命運而言，胡適更加重要。
上世紀八十年代，神州百廢俱興，從政治高層到平民百姓，人人都對「制度」津津樂道、期盼殷切。鄧小平說：「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最近，政治局委員、廣東書記汪洋也強調，「一個好的制度比一個好的領導更重要，改革要從黨和政府頭上開刀，堅決打破背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利益格局」。
作為黨和國家的高層，汪洋發表尖銳犀利的政見實屬罕見。其實在制度建設領域，胡適才是一座政治金礦，蘊含了豐富思想，儲存了熾烈激情；既切中時弊，也穿透後世，並擊中癥結，這就是胡適思想的力量！事實上，連主導大批判的毛澤東也清楚，胡適不是群眾性運動所能撼動的。胡適資源的歷史價值，特別是關於制度建設的思考與論述，也絕不是哪個政黨否定得了的。
胡適思考一直縈繞中國權力交替的機制、制度化與現代化。他重視權力的制衡，對國共兩黨的列寧主義元素，都非常警惕。他認為國民黨應該分成兩黨，彼此制衡。他這方面的思想，其實成為後來台灣黨外運動的思想基礎，從《自由中國》半月刊的雷震、殷海光、夏道平、傅正等人，都認同胡適這方面的想法，也形成了台灣知識界的共識。
刺激小蔣開放黨禁報禁
這對以後台灣政治的突破，都有深遠的影響。國民黨歷經兩代的獨裁統治，甚至出現了「父傳子」的世襲局面，但在胡適所鼓吹的民主自由與制度制衡的時代氛圍下，蔣經國心裏有數。這位曾是台灣「特務頭子」的蔣介石兒子，於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去世前，就先安排了開放黨禁與報禁，為台灣日後的政治自由化埋下了伏筆，也導致台灣最終可以達到今天的民主開放，成為台灣可以頂住大陸壓力、傲視全球華人社會的軟實力。
胡適長期拒絕被意識形態「牽著鼻子走」，他認同普世價值，但他絕非「洋奴」。恰恰相反，他具有強烈的中華民族主義情懷，重視中華文化的主體性。但他敢於揭開那些打著民族主義招牌、掀動民粹的思想畫皮。
胡適告訴國人，世界上有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一種，「有嚴密的組織，有確定的人數，有詳細精密的黨籍；黨員必須服從黨的紀律；目標是一黨專政；不承認也不容許反對黨的存在」。另一種，「黨員沒有確定的人數，沒有黨籍可以查考；黨員投票是無記名、秘密的；目標是在兩個或多個政黨之中爭取多數黨的地位；選舉結果確定之後，在法定的日期，勝利的黨從失敗的黨手裏依法接收政權」。
這也是政治學所說的「柔性政黨」。有了多元選擇的法律保證，才有政黨政治、「遊戲規則」及人權的存在，實實在在維繫所有從政者的人身安全。蘇俄共產黨既不承認也不容忍反對黨，自然更不允許黨內反對派。於是，布哈林、托洛茨基、圖哈切夫斯基、貝里亞等人的政治生命，統統以卵擊石般碰碎在黨的「不能抗辯，不可告退，只能被開除和消滅」的剛性制度和紀律上。而當下中國，遠離胡適年代的王立軍，昨天還是公安局長、「打黑」總指揮，氣勢薰天，不可一世，今天轉眼被指控為「具涉黑背景」人物，「昨嫌紫蟒長，今把枷鎖扛」（曹雪芹詩詞），完全被當年的胡適講中。
如果當年胡適的思想導致國民黨走向民主化，明天他的思想也可以令共產黨走向民主化。但胡適不是只將夢境築在空中樓閣，而在當下這一刻，如果他為中國共產黨把脈，開出他的藥單，他肯定會毫不猶豫建議，就在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下，立刻恢復人大與政協的制衡角色即可，不要將這兩個民意機構虛位化，而是要讓他們重新「擁有牙齒」，不再是政治的花瓶，而是政治的花朵，為政壇帶來芬芳的氣味，可以對行政權力的濫權提出制衡。
尤其在十八大前，傳出由人大來監督政法委，政協來管宣傳系統，避免這敏感領域失控濫權。
其實在過去十年間，中國的人大政協的角色不斷弱化，早已為學界所詬病，有些地方甚至比江澤民李鵬時代還差。國家審計署每年都公布違紀部門及違紀金額，但毫無約束力，被網民譏為「年年體檢，從不看病」。十八大後習近平李克強新體制必須要讓人大政協這兩個機構恢復生氣，行使憲法權力，才可以確實保障人民的憲法權利。
與普世價值接軌
胡適的制度建設論述具有充分反映民意的趨向。政治的本質是民意。政治權威來自民意，心靈秩序也暗含民意。「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真正創造歷史的動力」（毛澤東語）。而胡適說得更徹底，「所謂文化本位不是別的，就是那無數無數的人民」，文化本位就是人民本身。
胡適理念與普世價值接軌。他一生滿懷熱情提倡民主、自由、人權及容忍，這是他論述的堅實核心，而其中最耀眼亮點就是反對專制主義。上世紀三十年代，丁文江、蔣廷黻、吳景超等胡適摯友，對制度建設產生動搖，覺得「專制」不失為建國的有效武器，等成功之後再建民主也來得及，但胡適堅信「只有民主制度才真能造成一個穩定的現代國家」；「專制——即使是『開明專制』——最後一定弄到強大的政府不受監督和制裁的地步」。為此，胡適大力主張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要爭取人民批評執政黨及政府的合法權利。
胡適論述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道德文章，而也是重要的經濟主張。世上所有經濟成長的成功奧秘，無非都是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實現資源與財富價值的最大化。「財產是神聖的人權之一」，制度健全也必定要包括法治完善，真正的巿場經濟一定是法治經濟。正是從這層意義上，胡適說，「誰都不得逾越法律規定的許可權，隨意拘禁拷打商人」；如果有侵犯人權的現象，「無論是駐軍長官或國民政府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胡適其實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已被悄悄地、也是公開地平反。他從過去被視為近乎戰犯的角色，回歸思想大師的地位。胡適所有著作不但解禁，還成為暢銷書和長銷書。有關他的電影，甚至出現在主流的電影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二零一一年中國放映的《建黨偉業》，本來是紀念中國共產黨的九十歲生日，但戲中的胡適卻完全以正面形象出現，由香港知名影星吳彥祖演出，確定胡適是毛澤東之師地位，也顯示今日中國朝野重視胡適的思想結晶的趨勢，而思想界對他更覺彌足珍貴。
胡適的思想資源與中國命運交纏、融匯。胡適晚年愛吟誦宋朝詩人楊萬里的詩，「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等到前頭山腳盡，堂堂小溪出前村」。這正是胡適影響力無遠弗屆的傳神描繪。比如，神州告別文革浩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立了奇功，而當時學者對實踐檢驗真理之說似曾相識，卻不知「芳蹤」何處。中央黨校等智庫教授和學者在馬列及毛澤東著作中「地毯式轟炸」或「掘地三尺」地尋找，偏偏沒想到胡適的《杜威先生與中國》中，赫然寫著「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唯一的試金石」。
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
人們耳熟能詳「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之說，源頭也是上世紀二十年代初胡適的演講，他說有人「不知道科學是一個方法，民主是一種生活習慣，是一種生活方式」。
就是中國改革初期打造「經濟特區」，此概念與設想的第一人也是胡適。那是在國共內戰期間，堅信民意與法制的胡適「異想天開」，主張把東北讓給中共，「由他們去試驗搞共產主義，試驗好後，再行推廣」。
最有意思的是，中共元老鄧力群之子、理論工作者鄧英淘，在英年早逝前的最後時刻表示，要發揚多數黨員的民主，讓他們有發言權、監督權、決策權，「完全可以率先試行實名制的全體黨員公投」﹗黨內三權分立，可以實現有效的權力制衡，形成既有互動、監督、制衡、「輪流執政」的穩定結構。當然，鄧英淘與胡適在理念上仍有很大距離，但思考民主問題的「內在理路」卻驚人一致。
無獨有偶，十九世紀法國史學家、《舊制度與大革命》作者托克維爾也「穿越」時空，直抵當下中國大陸，在王岐山等高層領導及知識份子中間激起熱烈討論。「當人們讀到十八世紀大臣和總督們的來往信函時，就會十分驚異地看到一個怪現象，臣民百依百順，這個政府如此富有侵略性和專制特質，但當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輕微的批評也會使它惶惶不安，簡直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托克維爾描述缺乏政治自由的社會心理，「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
二十一世紀為胡適平反
對於胡適，毛澤東說過「到二十一世紀再為他平反」。但「平反」終究不是戲言，是對「是非對錯」的認定，更是對精神資源、思想價值的敬畏。而胡適卻在中共兵臨北平城下的砲聲中倉皇離去，他在亂世中保存性命，也為日後自己思想贏得新的生命。作為「儒生」，胡適深諳「君子不立危牆之下」，但他的思想卻要穿透政治危牆。
但胡適永遠牢記自己知識人的使命，相信中華民族終有一天會融入世界，迎來現代化，「而成功不必在我」；「我所希望的，只是一點言論自由，使我們能夠公開的替國家想想，替人民說說話。我對於政治的興趣，不過如此而已」；「以智慧和潛能，貢獻給權力階層，借政治的力量，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這是擲地有聲的政治宣言，也是「潤物細無聲」的思想春風。
中共十八大面對胡適思想的「穿越」影響，他有關制度建設的思想，是中國繞不開的問題。借胡適杯酒，化解當前中國政治塊壘與權力接班的焦慮，超越前進，才是全球中國人的期望。■
專訪：李敖
李敖談胡適的自由與容忍 ．童清峰
李敖認真研究胡適，連胡適都承認，李敖比他自己還了解他。李敖稱在台灣六十多年來只有胡適與殷海光兩人夠看。胡適的真精神是自由容忍心平氣和，他一輩子做人從來沒有喊殺喊打，就是溫和才有胡適。
一九六一年胡適寄新台幣一千元給當時讀台灣大學研究所的李敖「贖當」褲子，從此這兩個相差四十四歲的人開啟了一段不解之緣，雖然兩人是君子之交，但不容否認，胡適思想得以流傳，李敖居功厥偉，從寫《胡適研究》、《胡適評傳》、《胡適與我》到編《胡適選集》、《胡適語粹》、《胡適文存外編》、《胡適給趙元任的信》等，成了道道地地的胡適通，甚至連胡適自己都承認，李敖比他自己還了解他。
什麼是胡適的真精神？李敖說﹕「自由、容忍、心平氣和，不要喊殺喊打，沒有新東西，也都是常識性東西，過去共產黨一天到晚宣傳要革命，這種常識就被埋沒了，胡適一輩子做人從來沒有喊殺喊打，就是溫和才有胡適。」以下是李敖接受亞洲週刊訪問的內容紀要：
胡適當年被中共列為戰犯，五十年後，現在大陸很多公共知識分子奉他為精神導師，你有何看法？
物極必反（笑），過去共產黨打胡適出了很多書，如《胡適批判》、《胡適思想批判》等，有七、八本，後來時代轉變了，不再批胡適，慢慢同意胡適的著作，可是人的定位並沒有改變，這就是我為什麼六年前去北京大學，我給胡適捐了銅像，人民幣二十萬（折合新台幣一百三十萬，約三萬二千美元），為什麼呢？他以前是北大校長，五四運動跟新文化運動不一樣，先有新文化運動，然後才有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時候，他是大將，所以北大既然有蔡元培銅像、李大釗銅像、毛澤東銅像、馬寅初銅像，還有外國人葛利普的墳，為什麼不給胡適立一個銅像呢？這是給共產黨一個難題，不但他的著作要開放，連歷史定位也要開放，但北大收了這筆錢以後，到今天這個銅像還立不出來。為什麼我做這個怪事呢？當年我窮困的時候，胡適送了新台幣一千元給我，這是我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別人會讚美他，說當年我窮困的時候，你送一千元給我，可是我李敖不一樣，還你一百三十萬台幣，給你一個銅像「卡」住北京大學。
胡適的思想能給大陸知識界怎樣的啟迪？
應該心平氣和、理性一點看問題，不要整天群眾運動，喊殺喊打，政府不需要那麼大權力，老生常談嘛，可是當時這個思想，大家聽起來不夠火爆，陳獨秀、李大釗，還有毛澤東，都改走共產黨這條路，認為槍桿子出政權，所以胡適變成被打擊對象，他代表緩和的勢力，抗戰剛勝利的時候，胡適打個電報給毛澤東，當時英國工黨勝利，邱吉爾被趕下來，胡適跟毛澤東說，你看看英國，在野黨就可以把執政黨打下去取得政權，為什麼共產黨不走這條路？毛澤東看了這個電報，甩都不甩胡適，他認為這是書生之見，我沒有這幾把爛槍，早就被國民黨消滅了，怎麼會允許我用和平方法取得政權？毛澤東的判斷完全正確，胡適勢力代表美國的勢力，就是一路講美國好話，自由民主，美國有一段時間對胡適不錯，所以共產黨要打擊胡適，消滅胡適思想，後來他小兒子胡思杜都自殺了，胡適生前也知道他兒子死了。
相較於大陸對胡適的尊崇，台灣對胡適相對冷落許多，為什麼會這樣？
兩邊都不喜歡他，左派右派都要整他，左派右派都是列寧式政黨，就是有黨魁、黨中央、中央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有黨紀、可以開除黨員，這跟現代民主國家政黨的成長背道而馳，因為是列寧式政黨，所以有結論先出來了，就是它不可能促進民主政治，這就是我為什麼說台灣的民主是假的，國民黨是列寧式政黨，民進黨也是列寧式政黨，所以就反對胡適。
歷史學家蔣廷黻說過，他們這一代跟胡適這一代是知識分子影響中國政治的最後一代，因為那時候知識分子被人家尊敬，現在知識分子不值錢了，被政客利用，古往今來能夠為知識分子揚眉吐氣的只有一個人，就是我。
可是胡適有一個本領，他堅持原則，但態度很溫和，跟大家做好朋友，甚至跟當時在野的青年黨（法西斯政黨）主席曾琦也是好朋友，大家知道他沒有野心，也願意跟他做朋友，這是胡適了不起的地方，但這種交際應酬把他毀掉了，他有很多文化酒肉朋友，花很多時間在這上面，後來他等於是在鬼混了。
胡適很會做人？
當年胡適在北大做文學院院長，魯迅從南邊回來，胡適說「歡迎你捲土重來」，魯迅當場翻臉，「我可以捲土重去」，魯迅是那種「橫眉冷對千夫指」性格，五十六歲得了肺病死掉了，他死後出的《魯迅全集》還是胡適幫的忙，胡適度量很大。
在五四人物中，胡適最特殊的地方在哪裏？
他是留美派，其他都是留日本的，只有我看到這種區別，留美的訓練就是威爾遜式的，留日的就是天皇那一派，陳獨秀、魯迅、周作人、李大釗，這批人的訓練不是美國式的，他（胡適）自由民主方面的想法比他們好。《魯迅全集》我看了半天，反對議會政治，這難道是民主嗎？陳獨秀說唯物史觀是科學，這批搞思想的人頭腦都不清，比較起來，胡適比他們清楚。
你跟胡適的關係淡如水，後來下工夫研究胡適，對胡適思想的流傳功勞很大，為什麼對胡適特別感興趣？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沒有什麼書好看，都被查禁掉了，胡適的書沒有被查禁，但有被修改，如台灣版的《胡適文存》跟原文就不一樣，刪掉了很多，我在《自由中國》發表了一篇文章，談台灣版的《胡適文存》怎麼被刪改，雷震看到就寫一封信給胡適，說我是專家，胡適在美國看到，覺得一個大學生怎麼這麼厲害，把他研究得這麼透徹，回到台灣就跟我見面，他說你比我胡適更了解胡適。
為什麼要研究胡適？
你不能研究馬克思嘛！台灣整個把你卡住了，在漫漫長夜裏面，他還算是表面上沒有被查禁的一個人物，事實上我在台灣六十多年來，台灣只有兩個人還夠看的，一個是胡適，另一個就是殷海光，其他人通通不夠看，不夠看代表不值得一談，可是胡適在台灣已經「老憊」了。
為什麼？
因為他無能為力嘛，他光棍一個，他的學生、朋友們都是共產黨。
為了研究胡適，你下多大工夫？
先把胡適的著作徹底的找到、看到，這是我的看家本領。我有一個朋友李高雄在舊書攤買到一本胡適秘書胡頌平編的《胡適年譜》，裏面關於胡適批評國民黨的文章都被修改，被什麼人修改？被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修改，所以整個年譜看不到胡適罵國民黨的文章。
你說胡適對你影響不多，只有一部分，是哪一部分？
不相信國民黨，都是騙人的，黨的宣傳都不可信。胡適的方法是很溫和的，蔣介石當時要連任總統，沒有人敢反對，胡適就寫信給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希望他不要選，而且不但不要選，最好退出國民黨，因為他要選的話，各黨各派都會拉攏他，所以要毀黨造黨，讓國民黨分裂，互相制衡，張群不敢轉達，蔣介石知道了，很光火，在《蔣介石日記》把胡適痛罵一頓，這就是胡適，別人不敢講的時候，他敢講真話，講得很溫和，後來蔣介石還是當選了，但胡適還是捧場，總統當選證書還是胡適當場送給他的。
雷震被抓的時候，胡適在海外講雷震是愛國者，審判時他願意做證人，這是給蔣介石難堪，後來不得已蔣介石見了胡適，事前有言在先見面不談雷震案，聊到最後，蔣問他有什麼國際趨勢，胡適說雷震案讓我在海外頭都抬不起來，這種事怎麼可以軍法審判？而且只開一次庭就判他十年，所以蔣介石很討厭他，一直罵他。後來雷震坐牢，胡適並沒有去探監，被人批評。別人不知道真相，我知道。
為什麼？
他們有交換條件，胡適不刺激國民黨，但雷震坐十年牢，在監獄裏要優待他，雷震在監獄裏睡的是彈簧床，還有冰箱，我都羨慕死了。所以我的結論是：看雷震需要勇氣，不看雷震更需要勇氣！
整體來說，你對胡適的評價怎麼樣？
很難得有這樣的好人，知識分子頭腦不錯的一個。
你認為胡適對兩岸有什麼貢獻？
在中風狂走的時候，可以看到心平氣和的一個人，像胡適那樣，不是為了錢，用心平氣和的方法、用智慧的方法，也可以推廣自己的想法到某種程度，但現在已經不可能了，因為現在的人不尊敬知識分子。■
胡適小檔案
1891年出生於上海，安徽績溪人。1910年留學美國康乃爾大學，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1917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等知名文章，出版新詩集《嘗試集》，主辦和創辦《新青年》﹑《努力週報》﹑《現代評論》及《獨立評論》等報刊，提倡「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治學方法，主張改良主義和自由主義，成為新文化運動極有影響的人物。1938年任國民政府駐美國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48年底離開北平，後轉赴美國。1958年在台灣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在哲學、文學、史學、古典文學考證諸方面皆有成就，有三十幾個博士學位。著有《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胡適文存》、《白話文學史》等。1962年在台北猝逝。■
胡適的主張正在中國實現
從實驗是檢驗真理標準到和諧社會，中國正在落實胡適當年的主張。
胡適，一支在缺乏理性的年代裏被長期低估的「歷史概念股」，如今在中國被重新估值。他主張的社會改良的價值，在中國跌跌撞撞地走過六十多年後，被知識界從史海中輕輕拾出，高高舉起。學者熊培雲在研習過《胡適全集》後，重新發現了胡適的現代價值——那些被政客們拿來包裝過的政治主張，早在胡適著作的吉光片羽中就已閃現：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胡適的真理觀：後見於鄧小平結束「兩個凡是」）；
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胡適的「摸著石頭過河」：幾十年後見於中共經濟體制改革）；
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胡適的多元論：見於二零零一年中共七一講話，對意識形態之爭的放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長期共存，胡錦濤的追尋和諧社會）；
充分現代化（中國已實行改革開放，充分世界化，進入全球化的系統）；
教育破產的救濟方法仍是教育（「再窮也不能窮教育」）；
把國民黨分成兩半或成立一個新的政黨實行民主政治（胡適的兩黨制設想，已經在中國台灣實現）……
胡適主張的理性與容忍，構成今天所謂的「普世價值」諸多內核中的重要元素，也正是當下充斥著戾氣與極端聲音的中國所缺少的社會氣質。當中國再度面臨十年一次的黨內權力交替，人們定會關心，未來的中國將走向何方？
過去三十年，權力與資本的迅速結合使如今的中國共產黨很難坦然面對自己曾經的階級屬性，於是，「打左燈向右拐」、「黑貓白貓論」等「實用」理論開始流行。其實，胡適早就為今日的這一切尷尬給出了答案：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當江湖與廟堂結合
社會實驗是不可重複的，歷史的遺憾也在於其不可假設性。也許中國重演一次上世紀的磨難，胡適的理論仍難以熱銷，但今天的中國，當執政黨需要重新定位身份、詮釋歷史，當中國的未來需要清爽地選邊時，胡適的理性與社會建設的主張變得重要起來——他主張在專制社會裏強調個人權利，通過一點一滴的個體狀況改善，求得社會的進步——這也是一個謀求改革的執政黨可以接受的溫和路線。把眼光放到華人世界裏民主最成功的典範台灣——只有當江湖與廟堂形成合力，改革才會以最小的代價完成。或許，這也是今天的中國執政黨在組建新的權力核心時，應該思考的議題。■
人大與政協的角色
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組織形式，是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中國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形式的體現。政治協商制度則將中共與各民主黨派的關係確定為「執政黨」與「參政黨」。人大制度與政治協商制度本應是中國政治民主的重要保障，但從1949年後至今，中國的人大與政協日益淪為「政治花瓶」，「舉舉手、吃吃飯、逛逛街」成了每年「兩會」中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經典形象。人大與政協的失效使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被戲謔為「專政民主人民」。在中國面對制度轉型時，發揮人大與政協應有的作用，是提高政權合法性的必然選擇。（張倩燁）■
今年黨慶總書記為何不講話？ ．紀碩鳴
今年中共黨慶一反慣例，不開大會，總書記不作重要講話，因為薄熙來事件難定性﹑黨內意見多樣﹑十八大政治報告及人事安排未拍板等；而深層次的焦慮還是無法袪除自身的權貴化，也無力重拾「為人民」的創黨信念。
與中國共產黨九十誕辰隆重紀念相比，今年「七一」黨的生日有些冷清，中共中央沒舉行重要的紀念活動，總書記胡錦濤亦破例取消了「重要」講話。共產黨生日不開Party，總書記不作「重要」講話，這在十七大以來甚為罕見。雖然《人民日報》發表了七一社論，提到黨所面對的四方面危機，但還是去年胡錦濤講話的內容。來自北京的消息稱，薄熙來事件後，黨內意見多樣，加上十八大在即，高層人事安排未定案、政治報告未定稿、薄熙來事件未定性，胡錦濤索性不講話，以免不必要的揣測。
自二零零六年建黨八十五週年紀念，總書記胡錦濤作重要講話以來，中共中央年年舉行黨的生日紀念活動，有重要講話。唯獨今年，在「十八大」換屆前夕，胡錦濤取消了他最後一次紀念黨的生日的重要講話，深藏玄機。有北京黨建專家向亞洲週刊表示，中國改革開放中不斷出現黨內分歧以及嚴重的社會矛盾，在「十八大」召開前夕顯得極為突出，黨內爭論要定調，十八大政治報告要定稿，薄熙來案要定性，都要在即將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集中拍板。「中國共產黨始終需要面對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此時，重要講話能講什麼呢？」
亞洲週刊獲悉，北戴河會議還要確定的是，十八大換屆，卸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是否還依上屆領袖的慣例，繼續留任軍委主席。據悉，已有軍中高層致信中共中央，建議軍委主席胡錦濤繼續留任；但也另有黨內意見，建議中央高層換屆一律「裸退」，讓新上任領袖全身接班。否則，十八大後，新任國家領袖還將面對「元老」，會無所適從。這也要在北戴河會議上作一決斷。
不過，剛主編出版英文版《中國的未來——習近平傳》、《中國的道路——李克強傳》兩本書的中國問題專家蒯轍元向亞洲週刊表示，準備接班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實際上對未來的改革充滿理想，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走上執政崗位，一定會依執政黨的黨章，體現共產黨的創黨價值。五月二十一日在全國創先爭優理論研討會上，習近平稱，共產黨員要「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執行者」。近年，作為中共業已成定局的第五代接班人，習近平屢屢提及「共產主義」，被外界認為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習近平可能的執政思路和方向。蒯轍元說：「習近平執政，首先還是要面對走什麼路舉什麼旗的問題，深化改革中，共產黨的身份認同至關重要。」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不得不面對的是貧富兩極化、貪腐久治不癒、黑社會猖獗等問題，社會更關心的是「民生導向」、「共同富裕」、「唱紅打黑」以及重拾「為人民服務」等共產黨價值在多大程度上值得肯定？新時期共產黨的執政理念到底是什麼？是否仍然需要維護共產黨的創黨價值？中共建黨九十一週年，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後，共產黨是誰？代表誰？為了誰？身份認同不得不重新提出思考，這關係到，作為領導中國六十三年的唯一執政黨，還能將紅旗打多久！
聯繫群眾變為對付群眾
共產黨在中國執政六十多年，有執政理念的追求，但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周東華教授認為，中國共產黨始終有一個執政為誰的問題。市場化下，追逐效益為優先，為人民服務的理念雖然沒變，但出現了黨的理念和實際操作的分離、市場化運作的制度設計缺陷，尤其是分配制度不合理，導致得利者和失利者之間嚴重衝突。「走入中國基層，共產主義理想過時了，為人民服務不提了，聯繫群眾變為對付群眾，執政黨應該代表誰﹑為了誰變得不清晰了。」
共產黨員信仰什麼？黨章總綱開宗明義：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但經濟高速發展中改變了一切，中國一部分人得到了富裕，丟失了理念和信仰。在這個事事講利益、誠信缺失、道德淪落的社會，不少地方領導和老百姓計較利益，甚至強佔利益。早年共產黨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為了群眾的創黨價值模糊了。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夕，改革的呼聲高漲，作為執政黨，不斷改革是追求，問題是，丟卻身份的改革，會走向哪裏呢？蒯轍元稱，人事會是中共十八大的亮點，注重舉什麼旗的問題同樣會是亮點。
前不久，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接受BBC知名時事分析節目《新聞之夜》主持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專訪，他迴避了「您是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Are you a Communist）」的提問，只強調中國不是共產黨國家。被網民批評：「一個中國駐英大使，連自己是不是『共產主義者』都不敢說清楚，非常可笑。」「連共產黨員都羞於承認自己是共產主義分子，那不成了掛羊頭賣狗肉的了。」其實，如果問一個中共黨員的終身奮鬥目標是什麼，很少會有人願意按黨章的說，但如果說想賺多少錢，地方GDP增長多少，一定可以說得很清晰。
黨員沒有信仰，目標缺乏和迷失是目前中國執政黨面臨的最大問題。美國南加州大學政治系駱思典教授向亞洲週刊表示，中國一直受姓資姓社問題的困擾，今天的共產黨到底代表了誰？「我在一個講座上還講呢，中國共產黨的英文速寫是CCP，原意是Chinese Communist Party，但是中間那個字母『C』也可以換成Confucianism或者capitalist，那就成了Chinese Confucianism Party（中國孔子黨），或者Chinese Capitalist Party（中國資本黨）。我認為，後兩者都在中國共產黨內體現。從政治形式來說，我們還可以稱其為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但是從經濟角度來說，就有些不倫不類了，就是什麼樣的經濟和資本形式都有。這是一個各種模式的結合體、混合體。你可以說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可以稱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駱思典搜集了很多社會調查，比如半月談內部版、改革內參、內部參閱等等。裏面有很多調查沒有公開發表，問大學生相信什麼，其中還有百分之十七點二相信共產主義，百分之七十二只相信自己的成功；但超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學生認同美國好萊塢電影裏面的美國價值。還問大學生為什麼要加入共產黨？他們認為這對前途有好處，好找工作，並不因為真有信仰。
官僚利益集團主導
事實上，即使改革開放，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也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和信念。鄧小平強調：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四項基本原則」；江澤民提出：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個代表」；胡錦濤以人為本的表述：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新三民主義」。習近平提出了「權為民所賦」，都在新時期明確了共產黨是誰？為了誰？但這樣的認同，在部門或者地方並沒有實質的支持。
《中國大拐點》作者袁劍接受訪問時表示，改革精神在一九八九年成為轉捩點，之前的改革主要是全面參與、全面擁護、基層與上層良性互動構建出來的歷史運動。而其後，中國改革變成了官僚（利益集團）發起、官僚推動、官僚控制、官僚解釋、官僚（利益集團）成為主要受益者的改革。
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要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但到地方，文化發展就變成產業發展了，提升軟實力變成建設硬實力了。各地大力打造文化產業園區，僅文化部認定的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基地（園區）就多達一百三十四家，各省市縣都大張旗鼓建園區，據說形成了一萬個產業園區的規模。搞的項目無非就是動漫、演藝場、電影拍攝場、美食城、娛樂場、文物展覽等等，大量佔用農地，沿用的還是三十年前的「開發區經濟」，還原為房地產項目。
文化變成產業，這個產業便沒有了文化。自中央提出發展文化，北京圈內盛行轉行，地產商找項目要投資文化產業園，連山西煤老板也找到北京，投資電影、投資畫廊、投資古董，轉身成為文化人。律師、法官都想著找項目投電影，也有的將自己的企業貼上文化標籤包裝上市。中國經歷過全民經商、全民挖煤、全民炒股、全民炒房，甚至全民炒大蒜，現在進入了全民炒「文化」的階段。在政府強大的財政及政策支持下，有巨大利益可以分享。
據了解，二零一一年全國公共財政文化體育與傳媒共投入一千八百九十億元人民幣（約合二百九十三億美元），完成預算的百分之一百一十，執行數比上年增加了三百四十八億元。二零一二年的財政投入超過二千億。文化背後巨大的商業利益讓利益集團躁動。連潛心向佛的四大佛教名山也紛紛摩拳擦掌，準備上市或者已經上市。媒體披露，普陀山已組建旅遊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計劃兩年內上市並已進入了上市預備輔導期；峨眉山已於九七年十月上市，九華山今年第三次闖關A股，五台山上市被政府列為重要工作之一。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周東華教授指出，共產黨理念全面喪失，任何中央的決定最後都變成權貴利益，無法逾越利益集團的控制，然後沿著權貴設計好的資本渠道流向自己口袋。
在吃吃喝喝的產業化中，腐敗越演越烈。中國發展高鐵項目，鐵道部長劉志軍涉貪落馬，最近中央向全國黨員幹部傳達中稱，其腐敗金額達到三百億人民幣，並涉及一批官商勾結的腐敗者。軍隊現代化建設中，前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因貪污挪用公款一億六千萬人民幣被判死刑緩刑。最近，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因經濟問題被免職查辦，據悉，其涉貪金額是王守業的好幾倍；國有企業成為壟斷企業，也成為腐敗的溫床。國企高層貪腐情況仍然嚴重，涉貪金額呈倍數增長。《法制日報》旗下的《法人》雜誌發布《二零一一年度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指因涉貪而被捕或被撤職的企業家由零九年的九十五人飆升至去年的二百零二人，翻了一倍有多。當中八十八人為國企高層，佔總數四成四，人均涉貪金額達三千三百八十萬元，相當於零九年的三點五倍，至少二十人曾任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大多屬於電力、鐵路、航空和糧食等壟斷性行業。
曾經登上胡潤百富榜的光明集團創始人馮永明一個人就貪了七億九千萬元，他去年一審被判死緩。其他涉貪者如東航股份公司駐南韓辦事處原總經理黃舒生涉案金額逾三千六百萬元、中國移動通信重慶公司原董事長沈長富涉案金額逾三千六百萬元。
不久前，山西國有企業焦煤集團董事長白培中家中被劫，其妻報案謊稱被搶三百萬。犯罪嫌疑人被抓獲後，警方證實被盜錢財總價值近五千萬元。腐敗亦越來越集體化、集團化。去年山東查處一起偽造金融票證案，涉及官員二十人，其中廳級官員九人、處級官員六人，涉案金額高達幾十、上百億人民幣。
三大利益集團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在「中國改革（二零一一）年會」上提出，中國當下已經形成了三大利益集團。第一是以官員為代表的權貴利益群體；第二是以官員壟斷企業為代表的壟斷利益群體；第三是以房地產和資源行業為代表的地產資源利益群體。與之相對應，中國社會實際上產生了三大富豪群體：權貴富豪、經營壟斷富豪以及地產資源富豪。
據中共中央組織部的統計，中共黨員二零一一年增加了二百三十三萬名，達到八千二百六十萬人，佔了中國總人口數的百分之六點一。人數依舊龐大的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佔有絕對統治力和話語權，他們也擁有絕對的財富。一零年四月初，國務院研究室、中紀委辦、中國社會科學院完成了《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該報告披露：地廳級以上官員已形成官僚特權階層。這個階層年收入是當地城市人均收入的八至二十五倍，是當地農民年均收入的二十五至八十五倍。
廣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網站公布，該局二零一二年度收支預算為五十億元，其中，廣州市公務員公費醫療一年花費十四億元，遠遠超過廣州二百一十萬農民醫保總額。四川什邡興建鉬銅冶煉廠而引發警民衝突，《時代週報》記者何光偉在微博發布文章，稱負責該項目的宏達管理層和董事裏，有現任或歷任副部官員二人、廳處級官員至少九人，還有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前德陽市副市長、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等，鉬銅冶煉廠完全是官商勾結的產物。
從上至下，中國瀰漫銅臭。從官商勾結、權利交易，到欺詐、色情、食品不安全，都和錢有關。作為執政黨，共產黨的執政理念無法體現，為誰執政不明確，為誰服務模糊不清，追逐利益成為頭等大事。一切向錢看，各行各業紛紛仿傚。一對新人在上海一知名酒店辦喜宴，支付了定金，想換大一點的宴會廳，酒店總經理批了，營業部經理說沒有。客家拿出五千元人民幣打點，經理才笑容滿面說，可以想想辦法，並告訴廚房、服務員該如何打點才能保證質量。一位港商回鄉證過期一天，他帶著已換領的通知書回香港領新回鄉證，深圳邊防死活不給出關，最後商量，罰款五百人民幣，給予一次性出關便利。
北京一家知名部隊醫院的退休老護士長介紹一位病人給她的一位醫生學生，病人遞上二千人民幣酬謝金，被醫生扔了出來，加碼到五千，醫生才「熱情」接待。老護士長聽說後氣得發抖說：「革命軍人救死扶傷的理念哪裏去了？」
時下的革命軍人也是講金不講心。為解決徵兵難、人才少問題，去年廣東二十一個地級市徵兵，東莞各鎮街為吸引大學畢業生當兵，重獎二至四萬元人民幣，連國家代償大學學費等，總額近十萬元。網民質疑，青年參軍可能只是看中軍隊優厚待遇，根本無心報國，中國軍人質素每況愈下。
有移民美國的華僑，為了讓孩子從小培養艱苦樸素的習慣，通過關係將在美國讀中學的孩子送到某市的警備區鍛鍊一個月。一日下午陪孩子去報到，警備區軍官滿臉酒氣來接待，說中午老鄉請客，託他幫忙提幹。這位華僑聽了嚇一跳，中午喝酒，萬一有戰情怎麼辦？軍隊提幹也要託人走關係？週末孩子回家，告訴父親，他考試一百分，另外二個軍訓的學生考九十多分。一問才知道，原來孩子被抓差代替警備區官員參加考試。
軍隊「向錢看」，全因為缺少理念，忘了自己的身份。北京還發生「海軍大戰保安」事件，海軍總司令部後勤部一名大校軍官率四十餘名軍人到北京中海航賓館，欲強收軍方租給賓館的建築。賓館保安與員工奮力抵抗，雙方爆發衝突，最後警方出動百餘警力平息事件。網民譏諷，海軍敢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揚威，為何不敢收回釣魚島？
執政黨迷失了身份﹑宗教並不自由的現狀，使中國成為沒有信仰和理念的國家。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肖知興撰文指稱，中國整個社會瀰漫著一種棄船心理和末世心態，呈現「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我之後洪水滔天」的情景。肖知興認為，零八年九月爆出的三聚氰胺事件及一一年七月的溫州動車事件，是中國社會的兩個重要節點。三聚氰胺事件的受害者是偏內陸、偏底層的民眾，溫州動車事故傷害的主體則是新興的中產階層。體制扮演了一個面目不清的角色。
群體事件十八萬起
末世心態加重了政治社會危機。今天政府已經沒有能力將批評反對的言行統統消滅在「萌芽」狀態，而到了「萌芽」蓬勃生長的時期。聯繫群眾是共產黨的傳統，現在聯繫群眾變成如何對付群眾、維穩群眾。據公布的資料，二零零三年全國發生群體性事件六萬起，二零零八年是十二萬起。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公布，中國二零一零年發生了十八萬起抗議和騷亂等群體事件，較十年前增加了三倍以上。鄧小平說：「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預料的很透徹。
本來是發動民眾、領導民眾的執政黨，反過來要受到民眾的考驗。過去的一年，頗多影響中國歷史走向的重要事件發出歷史的回聲。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週年、辛亥革命百週年、「入世」十週年……歷史的刻度，讓共產黨可以更大的尺度考量自己的身份：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上海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特約研究員張偉表示，社會主義以蘇聯為代表的經典期，是運用馬克思社會主義的認識，提出的社會主義方式一是消滅私有制，二是一黨專政，這段歷史已經走過了。「未來的路不管怎麼走，總是要打出社會主義旗號，因為是共產黨領導。必須進一步擺正的是，執政黨代表什麼？為了什麼？」
中國現在正面臨「經濟和政治轉型」的拐點。民眾期望中共十八大不只是一次人事重新布局，而應該重拾共產黨創黨價值，堅定自己的身份認同，順應民意，克服權貴利益集團的阻擾，推行有效的政治改革，依法治國，舉好為民服務的紅旗。■
歷年七一紀念活動
2006年6月30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五週年暨總結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大會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九常委出席，總書記胡錦濤作重要講話。
2007年6月25日，中共建黨八十六週年，胡錦濤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發表重要講話，在京常委出席。
2008年6月30日，紀念黨的八十七週年，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抗震救災先進基層黨組織和優秀共產黨員代表座談會，胡錦濤出席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2009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八週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積極推進黨內民主建設問題進行第十四次集體學習。胡錦濤在主持學習時代表黨中央，向全國共產黨員和黨務工作者發表重要講話。
2010年6月30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九週年之際，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深入開展創建先進基層黨組織、爭當優秀共產黨員活動座談會。會前胡錦濤會見與會的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和優秀共產黨員代表並作重要講話。
2011年，中共九十週年黨慶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胡錦濤作重要講話。
2012年，中共成立九十一週年，胡錦濤沒發表重要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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