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 我獲獎是文學的勝利─莫言

我獲獎是文學的勝利─莫言

莫言的手機在諾貝爾獎宣佈那刻果斷關機，他知道會有潮湧般的祝賀與訪問邀請會襲來，從今往後的數月裏，他很難再過平靜的生活。除央視專訪外，他只在官方的新聞發佈會上回答問題，身後站着數名高密當地官員和從京趕去的文化官員。莫言與故鄉絕不僅僅是鄉親與土地的關係，多年以來他每年有相當長的時間在高密生活，和當地的官場來往頻繁。這一點他從無避諱。在官場氛圍極濃的山東，你的兒子是富商或名人，都不及一個人的兒子做了縣委書記，這是我一年前採訪莫言時他的原話。儒家發源地的成功哲學是必須做官，而任職於中國藝術研究院的身份讓他可等同於副縣級。　記者：鞠白玉

所以眾人期望的所謂獨立自由和高貴的作家靈魂，這並不符合這個鄉土作家對於「作家」含義的理解，如同他當年寫作是為了吃了一頓餃子，他承認他的功利心。他在文學盛名之下要做的並不是脫離體制或與體制對立，他要做的是最符合中國式成功的道路。


但且慢批評，這和他的文學作品並不背道而馳。如果一個讀者有幸看過全部的莫言作品，會看到一條明晰的線索。一個作家在寫人與命運的抗爭，一個個小人物在現實裏的處境。他從未以高姿態俯視過人群，他和他們處在一個平行的世界裏。他寫的本來就是生活的真相，他自己也處於這樣的生活中，有種種妥協，無奈，幽默，調侃，躲避和迎合。在這一點上，他向來是個誠實的人。


一個農人的後代，在農村的土地上經歷過所有黑暗的生活，飽受過物質和精神貧瘠之苦。他通過寫作獲得表達權，一條盡可能的坦途。他作為一個個體，有他自己選擇生存方式的自由，無論這是否人們認可的方式。作家也應該同樣擁有這樣的自由。

父親斷定不可能得獎
三十年前，莫言以小說的形式，將高密東北鄉劃進了世界的視野，高密如同馬奎斯筆下的馬貢多小鎮，它不再只是一個落寞的角落，它的土地上發生的一切生老病死，喜怒哀樂，人們的苦痛，離別，相愛與恨，都和全人類的命運息息相關。


然而今年此時此刻，高密再次成為全世界的焦點。莫言在獎項宣佈的前夜回到高密，這盡了一個農民之子，一個鄉土作家的本分。


他的農村舊居的門上寫着：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那和他長得奇像的二哥說：「我弟弟小時老跟我搶書看。」


在得獎前夜，記者問這位二哥，若是莫言得了諾獎，你有甚麼感想？


二哥說：「高粱地裏出來的文章，都是平常東西，有啥可說的。」


他九十歲的老父親則說：「他不可能得獎。」


大部份人和莫言的老父想的一樣：他不可能得獎。


從獲獎消息伊始，從微博上看，沒有一個國家的作家得了獎後，會讓這個國家的人這麼沮喪的。一切緣於他一直是在官方體制下，是拿着工資的受着共產黨豢養的非獨立作家，尤其今年的抄寫延安講話風波令人們無法忍受，一個本應該以筆為刀向體制開戰的作家多年來拿着工資怡然自得，並如此容易忘記，那個講話的人，是文壇災難的始作俑者。人們更無法接受一個歷來充滿了政治意味的諾獎會頒給這樣的作家。

■1987年出版的小說結集，當中的〈紅高粱〉被張藝謀改編成同名電影，由鞏俐擔任女主角，獲柏林影展金熊獎；圖為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初版。

抄延安講話不後悔
人們自顧自地沮喪，莫言已經在家鄉開了新聞發佈會。他面臨如潮的漫罵和壓力，平靜地告訴人們，他並不認為人們真正的了解過他的作品，那些自八十年代以來就一直批判社會的作品，從沒有歌頌過政黨，從沒有服務於體制的精神獨立的作品，這令他得諾獎當之無愧。


「難道抄寫延安講話就是可以不獲獎的理由嗎？」他承認毛澤東的延安講話有歷史局限性，「過份強調文學和政治的關係，強調了階級性而忽略了人性」。


「我們在八十年代就認識到這種講話的局限。我們的寫作一直在突破這個。他們沒有看過我全部的作品。我的作品一直是在很大的壓力中寫。但是我們要突破講話的限制，並不意味着我把講話全部否定。它有它的合理性。它講生活是藝術的源泉；它講作家應該為工農兵服務。我認同這個我才會抄寫。」


「當然我抄的時候沒有意識到後果。我這個人比較模糊。我不像某些人有敏感的政治嗅覺。這就是出版社要一本書，編輯讓我抄我就抄，後來發現那些意見，超出我的意料。」


「我並不後悔，我抄講話和我的創作沒有甚麼矛盾。我抄它是因為它有合理的成份，我突破它是因為它不能滿足我。」


莫言在國外訪問中多次談到文學中的政治性，文學應該大於政治，他早年不想當「無產階級作家」，並從當時的為政治服務的文學中脫離出來，頂着壓力寫批判小說，而如今他同樣不想被「政治正確」和「道德」綁架。他始終強調：「我只是站在人的角度上，全人類的高度上，而不是站在某一個階級和某一個黨派上。」


問題出自他不是站左或站右，而是集權國家的作家似乎沒有更好的選擇。他歸順於體制便意味着不與人們站在一起，這是獨特的政治語境。


一夜之間的鋪天蓋地的漫罵他都聽到，他從不認為自己依附在這個政黨之下寫作，也並未因體制問題受到創作限制，「作家是靠作品說話，作家的寫作不為黨派服務，也不為某個團體服務，作家是良心的指引下面對所有的人，研究人類的情感，然後做出判斷。如果這些人真的讀過我的書，就會知道我對社會的黑暗面的批判向來是凌厲的，嚴肅的」。


「如果僅僅是因為我沒有在大街上喊口號，沒有在聲明上簽字，就認為我是沒有批判性的，是官方的作家，這種批評是毫無道理的。」

■莫言最新作品，藉描寫農村婦科醫生姑姑的一生，揭露計劃生育國策對民眾的影響，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圖為台灣麥田出版社版本。

獲獎是文學的勝利
他認為沙特同樣是法國的共產黨員，蕭洛霍夫也是蘇聯的共產黨員，他們的創作仍然經典，仍然被千萬人閱讀。「我在中國寫作，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裏寫作。我的作品不能用黨派來限制，我的寫作從八十年代拿起筆來就是站在人的角度，人的情感和命運，已突破了階級和政治的界限。我的小說是大於政治的。」


對於自己在作家協會的官方身份被形容成與執政黨密切，他這樣解釋：「密切不密切，有沒有一個衡量的標準呢？很多批評我的人本身就是在體制工作。有的人甚至在體制內做到很大。他們認為我就是和共產黨密切，他們就不密切。這真是莫名其妙。」


他認為諾貝爾獎授予他，恰是戰勝了這種政治局限，「這是文學的勝利，不是政治正確的勝利」。


記者問他會不會離開中國。他說：「我連高密鄉都不想離開，何況中國。」


他年輕時唯一的願望就是離開農村，原因很簡單：生活太貧困了，地位太低了。

■圖為法文版的《酒國》，獲法國儒爾．巴泰庸外國文學獎；此著作亦是莫言第一部被完整譯成俄文的長篇小說，將於今年年底前出版。

我只是個普通老頭
「生老病死都無人問及，沒有勞動和社會保險，只能靠自己，只能貢獻，但是國家不給農民任何好處，犧牲幾億的農民來保全城市。還有殘酷的階級鬥爭在農村，人分等級，地主的後代沒有工作沒有讀書的機會，大學輪不到我，當兵要查三代。」他用當兵的方式離開農村，用寫作的方式令自己不必轉業再回農村。年輕時的他寧可去新疆和西藏，也不想回到高密鄉。


關於童年至青年時的農村生活，那並不是詩意的，現實是他的爺爺一直懷念着國民黨執政時的農村：「那時候私有制，可解放後一直是軍事化管理農村。說是財富增值，勞動致富，也是不如以前。從前買賣是自由的，一個農民有頭腦，會幹活，會理財，是可以發家致富的。到了49年之後，誰也別想富，富了是可恥，越窮越光榮。」


然而三十年前他聽到一次高密地方戲貓腔，再看家鄉小橋流水，鄉情就迸發了。他承認他恨這個地方，恨這裏的束縛，但是他已經找到了自由的辦法，絕不再離開。


他在西方是受歡迎的前衞作家，但在高密鄉裏，他認為自己是最樸實本分的鄉民，「我從沒叛逆過，我只是在真實地寫人，所謂前衞，魔幻，甚至黑色幽默，那本就是我們真實的鄉村生活。老一代的作家內心深處也知道這個，包括極左作家，他們知道甚麼是人民的文學，只是他們無法這樣寫」。


「我當年看起來是離開正路，可是卻回到人性的正路。我不想階級性的寫作，我用人性來寫作。這是文學的最正的路。我不先鋒，我只是正道。是最民間和最基層的。」


他說過，回老家，裝修房子，和鄉親一起過年，這都比接受一個採訪更重要。生活本身有時也比寫作重要。去年冬天在國子監的一個普通茶館裏見他，他告訴我現在仍然和老伴出行在坐地鐵，捨不得打車。他坦承進體制是因為「沒有安全感」，「老了總得有個依靠，有個醫療保險」。


他寫人。寫掙扎的人世生活。他自己也是人。


他認為三十年來寫作路，作品裏全是真話，全是憋了許久的話，未曾有半句威嚇之下的虛假。「我就是一個普通老頭。所謂的名人，是他們一廂情願的渲染。」


文學的去政治化意味着在作品中既不附合也不對抗，莫言希望他的寫作堅持在文學和人本身，「西方對中國的閱讀出現巨大的誤區，好像我們每部作品都在影射政治，都在攻擊和反叛。繙譯家在選擇上的時候出現了嚴重的偏差，如果在中國被批評被禁止的書，就變成了搶手的寶貝，可是有些書很差。 我不斷呼籲請他們用文學的眼光來看我們的文學」。

■《生死疲勞》被譽為現代中國的《變形記》，想像豐富，獲第二屆紅樓夢首獎；圖為由著名漢學家Martina Hasse繙譯的德文版。

小說家本份是講故事
莫言的作家同行裏仍有部份人是為他的獲獎由衷地高興，這些人並不認為他在體制內的保全傷害過他的寫作。出版人楊葵對於莫言的得獎毫不意外，在近兩年來的訪談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莫言是最有希望得諾獎的中國作家。他說：「微博上眾聲喧嘩，但是好像絕大多數人都沒怎麼讀過莫言，或者雖然讀過，但只憑一兩本著作的閱讀經驗，就要作總體概論，顯然荒唐。說到體制問題，拿這個來詆毀一個人也很荒唐。有人願意按部就班過日子，有人喜歡浪迹天涯，各行其是，這才叫民主吧？有趣的是，做這類譴責的人，恰恰是整天空喊民主口號的人。」


莫言早前不會想到自己的官方職位成為獲獎的最大爭議，他每月去藝術研究院開幾次會，按月拿工資，出席筆會，他57歲了，承認在現實生活裏的願望和普通人無異，平安健康足矣。「我平時是孫子，只在寫作裏色膽包天。」


或說莫言從未標榜過自己是鬥士，他書寫蒼天之下鄉土之上的百姓時，並不是以絕決的信念想去抗爭體制。


英國作家毛姆已在半個世紀以前談及關於小說的看法：首先要有充份的真實感，小說家的任務是冷靜和超脫地描繪真實。作家的職責是敍述事實然後全部交給讀者，讓他們去定奪如何處置。小說是為了講故事而講故事，優秀的小說本就是包羅萬象的真實世界，甚至比真實的世界更為複雜。就像契訶夫竭力保持冷靜中立，只着力描述真實的生活，但是，讀他的小說會強烈感覺到人們的殘忍和無知，窮人的赤貧及墮落還有富人的冷漠和自私，這一切都不可避免的指向一場暴力革命。小說絕不能拿來作為佈道講道或平台載體，否則便是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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