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l'y-laisse 雞肉上的生蠔

sot-l'y-laisse 雞肉上的生蠔

2007/02/20 04: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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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t l'y laisse, 或者寫成 solilesse, 字面上的意思是「傻子才不要的東西」，講的是兩塊小小的、約莫拇指頭大的禽肉，每隻雞或鴨或鵝都只有那黃金的兩塊。他們位於背脊骨與上腿之間，顏色深於胸肉，約莫與腿肉接近，長橢圓形，各嵌在一塊略微凹下的小小骨盤裡。滑嫩好吃，是整隻雞的精華所在，難怪不識貨的會被稱為傻子，也只有傻子才會不要那一塊肉。英文裡的牡蠣，或說生蠔，oyster這一個字，常被引伸用來指珍貴稀少、價昂美味的食品，把 sot l'y laisse 說成是 chicken oyster 並不為過。

在電影「艾美莉的異想世界」（le fabuleux destin d'Amélie Poulain) 裡，有一個愛吃那兩塊嫩肉的老先生，總是在把雞切好端出去飯桌之前，就把它們私藏吃下肚去。法國人說那兩塊精肉本來就是給切雞的人的報酬（la récompense du découpeur）。後來有一幕，那先生不再自私的只為自己，而把那兩塊肉留著分給了等在餐桌前的孫子，劇情發展令人會心一笑。

相傳以前太陽王路易十四只吃這種嫩肉，廚師每天要殺許多隻雞才能收集到做成一盤菜的份量。一國之王固然有權有錢又有勢，置辦得起這樣的奢華，但究竟是民脂民膏，如今讀到這樣的傳說仍然令人吒舌。就好像古時候哪個有錢人家請了西席，老師什麼也不要，只要求每天能吃豆腐。富翁以為老師客氣，吩咐下人殺雞取腦，用幾十隻雞的腦燉成一小碗「豆腐」供養。這種故事聽來除了覺得不可思議，不知道還能用什麼表情來反應。只是浪費成性的太陽王很自然的視這麼吃為理所當然；而那無辜的私塾教席終於在一天撞見了滿地死雞，才知道自己無意中造了許多孽，立即辭了工作走人。

有一年春天，我們到波爾多附近一個經營酒莊的朋友家去度春假。度假，是一種心情，只要是到了一個不是每天過日子的地方，即便做的還是一樣的吃喝拉撒睡，就算是度假。但是到了吃飯的時候，朋友隨手拿出來的居然是1985年份的窖藏紅酒，我們當然大驚。吃了前菜，再上一道奶油焗雞，媽媽咪呀，竟然盤裡的雞肉全是sot l'y laisse。我問，你殺了多少雞做的這道菜？朋友不解的看著我，說，沒有哇，就從超市買回來一整盒都是這東西呀，真對不起，我沒買到我要的部位～

蘋果日報- 我獲獎是文學的勝利─莫言

我獲獎是文學的勝利─莫言

莫言的手機在諾貝爾獎宣佈那刻果斷關機，他知道會有潮湧般的祝賀與訪問邀請會襲來，從今往後的數月裏，他很難再過平靜的生活。除央視專訪外，他只在官方的新聞發佈會上回答問題，身後站着數名高密當地官員和從京趕去的文化官員。莫言與故鄉絕不僅僅是鄉親與土地的關係，多年以來他每年有相當長的時間在高密生活，和當地的官場來往頻繁。這一點他從無避諱。在官場氛圍極濃的山東，你的兒子是富商或名人，都不及一個人的兒子做了縣委書記，這是我一年前採訪莫言時他的原話。儒家發源地的成功哲學是必須做官，而任職於中國藝術研究院的身份讓他可等同於副縣級。　記者：鞠白玉

所以眾人期望的所謂獨立自由和高貴的作家靈魂，這並不符合這個鄉土作家對於「作家」含義的理解，如同他當年寫作是為了吃了一頓餃子，他承認他的功利心。他在文學盛名之下要做的並不是脫離體制或與體制對立，他要做的是最符合中國式成功的道路。


但且慢批評，這和他的文學作品並不背道而馳。如果一個讀者有幸看過全部的莫言作品，會看到一條明晰的線索。一個作家在寫人與命運的抗爭，一個個小人物在現實裏的處境。他從未以高姿態俯視過人群，他和他們處在一個平行的世界裏。他寫的本來就是生活的真相，他自己也處於這樣的生活中，有種種妥協，無奈，幽默，調侃，躲避和迎合。在這一點上，他向來是個誠實的人。


一個農人的後代，在農村的土地上經歷過所有黑暗的生活，飽受過物質和精神貧瘠之苦。他通過寫作獲得表達權，一條盡可能的坦途。他作為一個個體，有他自己選擇生存方式的自由，無論這是否人們認可的方式。作家也應該同樣擁有這樣的自由。

父親斷定不可能得獎
三十年前，莫言以小說的形式，將高密東北鄉劃進了世界的視野，高密如同馬奎斯筆下的馬貢多小鎮，它不再只是一個落寞的角落，它的土地上發生的一切生老病死，喜怒哀樂，人們的苦痛，離別，相愛與恨，都和全人類的命運息息相關。


然而今年此時此刻，高密再次成為全世界的焦點。莫言在獎項宣佈的前夜回到高密，這盡了一個農民之子，一個鄉土作家的本分。


他的農村舊居的門上寫着：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那和他長得奇像的二哥說：「我弟弟小時老跟我搶書看。」


在得獎前夜，記者問這位二哥，若是莫言得了諾獎，你有甚麼感想？


二哥說：「高粱地裏出來的文章，都是平常東西，有啥可說的。」


他九十歲的老父親則說：「他不可能得獎。」


大部份人和莫言的老父想的一樣：他不可能得獎。


從獲獎消息伊始，從微博上看，沒有一個國家的作家得了獎後，會讓這個國家的人這麼沮喪的。一切緣於他一直是在官方體制下，是拿着工資的受着共產黨豢養的非獨立作家，尤其今年的抄寫延安講話風波令人們無法忍受，一個本應該以筆為刀向體制開戰的作家多年來拿着工資怡然自得，並如此容易忘記，那個講話的人，是文壇災難的始作俑者。人們更無法接受一個歷來充滿了政治意味的諾獎會頒給這樣的作家。

■1987年出版的小說結集，當中的〈紅高粱〉被張藝謀改編成同名電影，由鞏俐擔任女主角，獲柏林影展金熊獎；圖為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初版。

抄延安講話不後悔
人們自顧自地沮喪，莫言已經在家鄉開了新聞發佈會。他面臨如潮的漫罵和壓力，平靜地告訴人們，他並不認為人們真正的了解過他的作品，那些自八十年代以來就一直批判社會的作品，從沒有歌頌過政黨，從沒有服務於體制的精神獨立的作品，這令他得諾獎當之無愧。


「難道抄寫延安講話就是可以不獲獎的理由嗎？」他承認毛澤東的延安講話有歷史局限性，「過份強調文學和政治的關係，強調了階級性而忽略了人性」。


「我們在八十年代就認識到這種講話的局限。我們的寫作一直在突破這個。他們沒有看過我全部的作品。我的作品一直是在很大的壓力中寫。但是我們要突破講話的限制，並不意味着我把講話全部否定。它有它的合理性。它講生活是藝術的源泉；它講作家應該為工農兵服務。我認同這個我才會抄寫。」


「當然我抄的時候沒有意識到後果。我這個人比較模糊。我不像某些人有敏感的政治嗅覺。這就是出版社要一本書，編輯讓我抄我就抄，後來發現那些意見，超出我的意料。」


「我並不後悔，我抄講話和我的創作沒有甚麼矛盾。我抄它是因為它有合理的成份，我突破它是因為它不能滿足我。」


莫言在國外訪問中多次談到文學中的政治性，文學應該大於政治，他早年不想當「無產階級作家」，並從當時的為政治服務的文學中脫離出來，頂着壓力寫批判小說，而如今他同樣不想被「政治正確」和「道德」綁架。他始終強調：「我只是站在人的角度上，全人類的高度上，而不是站在某一個階級和某一個黨派上。」


問題出自他不是站左或站右，而是集權國家的作家似乎沒有更好的選擇。他歸順於體制便意味着不與人們站在一起，這是獨特的政治語境。


一夜之間的鋪天蓋地的漫罵他都聽到，他從不認為自己依附在這個政黨之下寫作，也並未因體制問題受到創作限制，「作家是靠作品說話，作家的寫作不為黨派服務，也不為某個團體服務，作家是良心的指引下面對所有的人，研究人類的情感，然後做出判斷。如果這些人真的讀過我的書，就會知道我對社會的黑暗面的批判向來是凌厲的，嚴肅的」。


「如果僅僅是因為我沒有在大街上喊口號，沒有在聲明上簽字，就認為我是沒有批判性的，是官方的作家，這種批評是毫無道理的。」

■莫言最新作品，藉描寫農村婦科醫生姑姑的一生，揭露計劃生育國策對民眾的影響，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圖為台灣麥田出版社版本。

獲獎是文學的勝利
他認為沙特同樣是法國的共產黨員，蕭洛霍夫也是蘇聯的共產黨員，他們的創作仍然經典，仍然被千萬人閱讀。「我在中國寫作，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裏寫作。我的作品不能用黨派來限制，我的寫作從八十年代拿起筆來就是站在人的角度，人的情感和命運，已突破了階級和政治的界限。我的小說是大於政治的。」


對於自己在作家協會的官方身份被形容成與執政黨密切，他這樣解釋：「密切不密切，有沒有一個衡量的標準呢？很多批評我的人本身就是在體制工作。有的人甚至在體制內做到很大。他們認為我就是和共產黨密切，他們就不密切。這真是莫名其妙。」


他認為諾貝爾獎授予他，恰是戰勝了這種政治局限，「這是文學的勝利，不是政治正確的勝利」。


記者問他會不會離開中國。他說：「我連高密鄉都不想離開，何況中國。」


他年輕時唯一的願望就是離開農村，原因很簡單：生活太貧困了，地位太低了。

■圖為法文版的《酒國》，獲法國儒爾．巴泰庸外國文學獎；此著作亦是莫言第一部被完整譯成俄文的長篇小說，將於今年年底前出版。

我只是個普通老頭
「生老病死都無人問及，沒有勞動和社會保險，只能靠自己，只能貢獻，但是國家不給農民任何好處，犧牲幾億的農民來保全城市。還有殘酷的階級鬥爭在農村，人分等級，地主的後代沒有工作沒有讀書的機會，大學輪不到我，當兵要查三代。」他用當兵的方式離開農村，用寫作的方式令自己不必轉業再回農村。年輕時的他寧可去新疆和西藏，也不想回到高密鄉。


關於童年至青年時的農村生活，那並不是詩意的，現實是他的爺爺一直懷念着國民黨執政時的農村：「那時候私有制，可解放後一直是軍事化管理農村。說是財富增值，勞動致富，也是不如以前。從前買賣是自由的，一個農民有頭腦，會幹活，會理財，是可以發家致富的。到了49年之後，誰也別想富，富了是可恥，越窮越光榮。」


然而三十年前他聽到一次高密地方戲貓腔，再看家鄉小橋流水，鄉情就迸發了。他承認他恨這個地方，恨這裏的束縛，但是他已經找到了自由的辦法，絕不再離開。


他在西方是受歡迎的前衞作家，但在高密鄉裏，他認為自己是最樸實本分的鄉民，「我從沒叛逆過，我只是在真實地寫人，所謂前衞，魔幻，甚至黑色幽默，那本就是我們真實的鄉村生活。老一代的作家內心深處也知道這個，包括極左作家，他們知道甚麼是人民的文學，只是他們無法這樣寫」。


「我當年看起來是離開正路，可是卻回到人性的正路。我不想階級性的寫作，我用人性來寫作。這是文學的最正的路。我不先鋒，我只是正道。是最民間和最基層的。」


他說過，回老家，裝修房子，和鄉親一起過年，這都比接受一個採訪更重要。生活本身有時也比寫作重要。去年冬天在國子監的一個普通茶館裏見他，他告訴我現在仍然和老伴出行在坐地鐵，捨不得打車。他坦承進體制是因為「沒有安全感」，「老了總得有個依靠，有個醫療保險」。


他寫人。寫掙扎的人世生活。他自己也是人。


他認為三十年來寫作路，作品裏全是真話，全是憋了許久的話，未曾有半句威嚇之下的虛假。「我就是一個普通老頭。所謂的名人，是他們一廂情願的渲染。」


文學的去政治化意味着在作品中既不附合也不對抗，莫言希望他的寫作堅持在文學和人本身，「西方對中國的閱讀出現巨大的誤區，好像我們每部作品都在影射政治，都在攻擊和反叛。繙譯家在選擇上的時候出現了嚴重的偏差，如果在中國被批評被禁止的書，就變成了搶手的寶貝，可是有些書很差。 我不斷呼籲請他們用文學的眼光來看我們的文學」。

■《生死疲勞》被譽為現代中國的《變形記》，想像豐富，獲第二屆紅樓夢首獎；圖為由著名漢學家Martina Hasse繙譯的德文版。

小說家本份是講故事
莫言的作家同行裏仍有部份人是為他的獲獎由衷地高興，這些人並不認為他在體制內的保全傷害過他的寫作。出版人楊葵對於莫言的得獎毫不意外，在近兩年來的訪談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莫言是最有希望得諾獎的中國作家。他說：「微博上眾聲喧嘩，但是好像絕大多數人都沒怎麼讀過莫言，或者雖然讀過，但只憑一兩本著作的閱讀經驗，就要作總體概論，顯然荒唐。說到體制問題，拿這個來詆毀一個人也很荒唐。有人願意按部就班過日子，有人喜歡浪迹天涯，各行其是，這才叫民主吧？有趣的是，做這類譴責的人，恰恰是整天空喊民主口號的人。」


莫言早前不會想到自己的官方職位成為獲獎的最大爭議，他每月去藝術研究院開幾次會，按月拿工資，出席筆會，他57歲了，承認在現實生活裏的願望和普通人無異，平安健康足矣。「我平時是孫子，只在寫作裏色膽包天。」


或說莫言從未標榜過自己是鬥士，他書寫蒼天之下鄉土之上的百姓時，並不是以絕決的信念想去抗爭體制。


英國作家毛姆已在半個世紀以前談及關於小說的看法：首先要有充份的真實感，小說家的任務是冷靜和超脫地描繪真實。作家的職責是敍述事實然後全部交給讀者，讓他們去定奪如何處置。小說是為了講故事而講故事，優秀的小說本就是包羅萬象的真實世界，甚至比真實的世界更為複雜。就像契訶夫竭力保持冷靜中立，只着力描述真實的生活，但是，讀他的小說會強烈感覺到人們的殘忍和無知，窮人的赤貧及墮落還有富人的冷漠和自私，這一切都不可避免的指向一場暴力革命。小說絕不能拿來作為佈道講道或平台載體，否則便是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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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牯嶺街少年漫步 念舊是一種投資

牯嶺街少年漫步　念舊是一種投資

牯嶺街少年尋寶事件

沿南海路一直走，兩旁盡是小商販、小餐廳、舊書店和郵幣店，這裏沒有類似領匯的魔爪，小商家安份地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純樸的舊區生活原是這麼美。走到牯嶺街，這條在台北市內最古老的街道之一，舊書店還在、破落的小木屋也都在，沒變過的場景像走進楊德昌導演的電影之內。　記者、攝影：姚子浩

牯嶺街事件簿

1991年上映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是台灣電影新浪潮代表之一，故事改編自當地青少年真實殺人事件。電影拍攝場景並非在牯嶺街，而是在台灣鐵路管理局、九份、金瓜石及屏東等地再現60年代台北社區風貌。導演楊德昌憑此片奪得金馬獎「最佳導演獎」，主角之一張震更從此成為王家衛及侯孝賢的愛將。

張震

書香四溢藝青聚腳地

提起牯嶺街，第一時間聯想到的便是楊德昌導演鏡頭下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戲中一幕幕的舊台灣社區景象，來到今時今日雖說不上原封不動，但走在牯嶺街的路上，仍然可以找到由五、六十年代殘存下來的痕迹。日據時代這一帶名為「佐久間町」，是不少日本官員的聚居地，戰後他們因為要籌措資金回國，所以就在牯嶺街一帶販賣書籍、家具等物件，形成了一個舊東西的集散地。難怪沿路看到的都是舊書店、古玩店，像已在此扎根60多年的松林書局依然健在，作為當年這街上第一家書店的殘舊小木屋內堆滿了舊書，恍如一個活在現實中的電影場景。另一個叫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這裏滲出了一陣濃烈的文藝氣息，由靠近南海路的牯嶺街小劇場開始，到處都會見到當代舞團、兒童劇團和傳統藝廊，走過一點便是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和國立歷史博物館，路上碰面的大多是穿着校服的學生和在劇場工作的年輕人，完全感受不到一點台北市應有的勞碌和匆忙。

■在牯嶺街小劇場門外，一棵仙人掌坐在巴士站等公車，畫面詭異卻富玩味。

■國立歷史博物館正舉行一個名為「小小羅浮宮」的展覽。

■文藝風滲透了牯嶺街一帶，其中近年最多文藝青年出沒的便是多作實驗劇場演出的「牯嶺街小劇場」。

■60多年歷史的松林書局是牯嶺街地標，老闆總是在看書，人們總是當景點拍照。

■在牯嶺街已找不到在路上打混的小伙子，盡是集郵和收集錢幣的店舖。

牯嶺街

交通：乘台北捷運淡水線到中正紀念堂站下車，沿南海路步行約8分鐘。

是老店也是資料館

自從70年代台灣經濟部搬到牯嶺街附近，因為有礙觀瞻的關係大部份書攤都已遷往光華商場一帶，而今時今日在牯嶺街最多的，便是郵票和錢幣的收藏店。雖然個人沒有儲郵票的習慣，但看到同一條街上竟有着三、四十間郵幣店，也不禁花了點時間去認識這些舊東西。走進成龍集郵社，老闆許先生立即看出我是外地人，更主動夾雜特多英文向我介紹。開放式的經營是這間老店的一大特點，許先生精心分類的郵票一本本整齊地放在架上，客人都可以隨便翻閱尋寶，來自台灣、國外、全新、用過的郵票都可以找到，十足一間小小的郵票圖書館。起初還以為許老闆是因為興趣才開此店，但他竟直認不諱是一種投資，說罷便從身後掏出一批50年前的台灣郵票，據說在牯嶺街上只此一家，每一套都值萬元以上港紙，他說念舊愛古玩的人捨得花錢，本來才幾塊錢的東西也可以升值萬倍。問到牯嶺街何以會成為郵票店的集中地？開店近30年的許老闆也摸不着頭腦，總之就是越開越多，只知道這裏的交易已佔整個台北市的60%以上，更引來不少國內國外客人到此尋心頭好。

■成龍集郵社比街上其他同類店舖都大。

■早期的郵票並非單張，而是一個印章，要自行剪下。

■這枚有60多年歷史，是當年國民黨退守台灣後第一枚發行的郵票。

■這套紀念減租的郵票非常罕有，許老闆稱在舊郵社最集中的牯嶺街也只能在他的店找到。

■舊錢幣也依年份、地區放得井井有條，方便客人尋寶。

■經常有同道中人來成龍集郵社找許老闆聊天，翻翻珍貴的收藏，又可以聊一個下午。

成龍集郵社

地址：台北市牯嶺街13號

電話：（886）2-3393 6524

學生回憶四十年老冰

走到累了想歇一歇，許老闆指點：「去順興吧，像你這樣的年輕人最愛吃那邊的冰。」他口中的年輕人，是附近建中和北一就讀、畢業的學生哥們，而專賣刨冰的順興冰果室便是他們下課後最愛的蒲點。在牯嶺街頭的一條小巷中，好不容易才找到這家冰店，只有約100呎的店面連招牌也不見一個，新簇的店面怎麼看也不像是已有40多年的人氣老店。我點了一碗有花生、紅豆和芋頭的牛乳冰。閒聊才知這間是新店，之前舊店在南海路的大街上，做了近40年的學生生意，早期建中和北一的學生經常在這裏搞聯誼，後來長大了更會拖着孩子重遊舊地，是一個充滿學生回憶的地方。不過因為父母多年來都沒有裝修，漸變破落，所以近代學生已不捧場，老闆和弟弟便決定搬到現在的小店改變形象。說着，我點的三色冰已弄好，以蜜糖浸泡過的屏東萬丹紅豆味道濃郁，大粒的宜蘭花生入口鬆綿即化，手指頭大的芋頭既甜且軟，配合滿滿的煉奶，甜得來非常滿足。最重要是一大碗夠餵飽一個大男孩的份量，也不過是40台幣（約$10.6）！

■老闆說客人最喜歡就是自選三種口味，其中以豆類（紅豆、花生等）最受歡迎。

■綜合牛乳冰 $10.6

■配料都是由王老闆和弟弟天天一手一腳親手製作，有誠意。

順興冰果室

地址：台北市牯嶺街5巷1號

電話：（886）2-2341 2210

Travel Memo　台北

持香港特區護照或BNO均需簽證，可在網上免費辦理：https://nas.immigration.gov.tw/hkvisa/

乘長榮航空經濟客位來回台北，票價由$1,100起。查詢：http://www.evaair.com/

110V兩扁腳插座

1港元約兌3.77新台幣（文中價錢已折算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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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南海路一直走，兩旁盡是小商販、小餐廳、舊書店和郵幣店，這裏沒有類似領匯的魔爪，小商家安份地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純樸的舊區生活原是這麼美。走到牯嶺街，這條在台北市內最古老的街道之一，舊書店還在、破落的小木屋也都在，沒變過的場景像走進楊德昌導演的電影之內。　記者、攝影：姚子浩

牯嶺街事件簿

1991年上映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是台灣電影新浪潮代表之一，故事改編自當地青少年真實殺人事件。電影拍攝場景並非在牯嶺街，而是在台灣鐵路管理局、九份、金瓜石及屏東等地再現60年代台北社區風貌。導演楊德昌憑此片奪得金馬獎「最佳導演獎」，主角之一張震更從此成為王家衛及侯孝賢的愛將。

張震

書香四溢藝青聚腳地

提起牯嶺街，第一時間聯想到的便是楊德昌導演鏡頭下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戲中一幕幕的舊台灣社區景象，來到今時今日雖說不上原封不動，但走在牯嶺街的路上，仍然可以找到由五、六十年代殘存下來的痕迹。日據時代這一帶名為「佐久間町」，是不少日本官員的聚居地，戰後他們因為要籌措資金回國，所以就在牯嶺街一帶販賣書籍、家具等物件，形成了一個舊東西的集散地。難怪沿路看到的都是舊書店、古玩店，像已在此扎根60多年的松林書局依然健在，作為當年這街上第一家書店的殘舊小木屋內堆滿了舊書，恍如一個活在現實中的電影場景。另一個叫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這裏滲出了一陣濃烈的文藝氣息，由靠近南海路的牯嶺街小劇場開始，到處都會見到當代舞團、兒童劇團和傳統藝廊，走過一點便是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和國立歷史博物館，路上碰面的大多是穿着校服的學生和在劇場工作的年輕人，完全感受不到一點台北市應有的勞碌和匆忙。

■在牯嶺街小劇場門外，一棵仙人掌坐在巴士站等公車，畫面詭異卻富玩味。

■國立歷史博物館正舉行一個名為「小小羅浮宮」的展覽。

■文藝風滲透了牯嶺街一帶，其中近年最多文藝青年出沒的便是多作實驗劇場演出的「牯嶺街小劇場」。

■60多年歷史的松林書局是牯嶺街地標，老闆總是在看書，人們總是當景點拍照。

■在牯嶺街已找不到在路上打混的小伙子，盡是集郵和收集錢幣的店舖。

牯嶺街

交通：乘台北捷運淡水線到中正紀念堂站下車，沿南海路步行約8分鐘。

是老店也是資料館

自從70年代台灣經濟部搬到牯嶺街附近，因為有礙觀瞻的關係大部份書攤都已遷往光華商場一帶，而今時今日在牯嶺街最多的，便是郵票和錢幣的收藏店。雖然個人沒有儲郵票的習慣，但看到同一條街上竟有着三、四十間郵幣店，也不禁花了點時間去認識這些舊東西。走進成龍集郵社，老闆許先生立即看出我是外地人，更主動夾雜特多英文向我介紹。開放式的經營是這間老店的一大特點，許先生精心分類的郵票一本本整齊地放在架上，客人都可以隨便翻閱尋寶，來自台灣、國外、全新、用過的郵票都可以找到，十足一間小小的郵票圖書館。起初還以為許老闆是因為興趣才開此店，但他竟直認不諱是一種投資，說罷便從身後掏出一批50年前的台灣郵票，據說在牯嶺街上只此一家，每一套都值萬元以上港紙，他說念舊愛古玩的人捨得花錢，本來才幾塊錢的東西也可以升值萬倍。問到牯嶺街何以會成為郵票店的集中地？開店近30年的許老闆也摸不着頭腦，總之就是越開越多，只知道這裏的交易已佔整個台北市的60%以上，更引來不少國內國外客人到此尋心頭好。

■成龍集郵社比街上其他同類店舖都大。

■早期的郵票並非單張，而是一個印章，要自行剪下。

■這枚有60多年歷史，是當年國民黨退守台灣後第一枚發行的郵票。

■這套紀念減租的郵票非常罕有，許老闆稱在舊郵社最集中的牯嶺街也只能在他的店找到。

■舊錢幣也依年份、地區放得井井有條，方便客人尋寶。

■經常有同道中人來成龍集郵社找許老闆聊天，翻翻珍貴的收藏，又可以聊一個下午。

成龍集郵社

地址：台北市牯嶺街13號

電話：（886）2-3393 6524

學生回憶四十年老冰

走到累了想歇一歇，許老闆指點：「去順興吧，像你這樣的年輕人最愛吃那邊的冰。」他口中的年輕人，是附近建中和北一就讀、畢業的學生哥們，而專賣刨冰的順興冰果室便是他們下課後最愛的蒲點。在牯嶺街頭的一條小巷中，好不容易才找到這家冰店，只有約100呎的店面連招牌也不見一個，新簇的店面怎麼看也不像是已有40多年的人氣老店。我點了一碗有花生、紅豆和芋頭的牛乳冰。閒聊才知這間是新店，之前舊店在南海路的大街上，做了近40年的學生生意，早期建中和北一的學生經常在這裏搞聯誼，後來長大了更會拖着孩子重遊舊地，是一個充滿學生回憶的地方。不過因為父母多年來都沒有裝修，漸變破落，所以近代學生已不捧場，老闆和弟弟便決定搬到現在的小店改變形象。說着，我點的三色冰已弄好，以蜜糖浸泡過的屏東萬丹紅豆味道濃郁，大粒的宜蘭花生入口鬆綿即化，手指頭大的芋頭既甜且軟，配合滿滿的煉奶，甜得來非常滿足。最重要是一大碗夠餵飽一個大男孩的份量，也不過是40台幣（約$10.6）！

■老闆說客人最喜歡就是自選三種口味，其中以豆類（紅豆、花生等）最受歡迎。

■綜合牛乳冰 $10.6

■配料都是由王老闆和弟弟天天一手一腳親手製作，有誠意。

順興冰果室

地址：台北市牯嶺街5巷1號

電話：（886）2-2341 2210

Travel Memo　台北

持香港特區護照或BNO均需簽證，可在網上免費辦理：https://nas.immigration.gov.tw/hkvisa/

乘長榮航空經濟客位來回台北，票價由$1,100起。查詢：http://www.evaa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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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國民教育」讀莫言 - 陶傑

「國民教育」讀莫言 - 陶傑

莫言榮獲諾貝爾獎，在中國炸開了鍋，許多人認為以莫先生之抄寫毛×東延安講話、外訪見中國異見作家而避席，立場親中，沒有資格得獎。


莫言說：先讀我的作品，再來論說。他又說：禁制言論，對創作有好處。


莫言說得沒錯。諾貝爾評委會都是一伙精明人，每年他們接到中國作家拚老命自薦文學獎的來信很多。其中的漢學家馬悅然，更深明中國人渴望得到西方白人讚賞加持的心理，一座飢餓的「馬騮山」，群猴面對圍欄外一個餵花生米的人長期喧噪，這個人手上的一把花生米，該撒向何方，賞給哪一兩隻，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白人專家，心中有數。


以作品論，莫言得獎，是應該的，因為他在沒有創作自由的赤色中國，在狹窄的縫隙之間，以最大的想像和魄力，表達了對中國的批判。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為中國人帶來的災難，莫言看得深遠，不止是這個「黨」，還是「中國人」這層腐朽的土壤──在一個沒有士大夫的中國，沒有了品味，也無所謂「文化」，莫言寫農民、流氓、土匪、畜生，也就是在佛家的六道輪迴裏，莫言的作品只呈現餓鬼道、畜生道、地獄道，此三惡道，即囊括了三千年基本的中國。


不止莫言，近二十年來，中國的導演如姜文和張藝謀，亦漸大澈大悟，中國電影以愚醜為題材：「鬼子來了」、「三鎗拍案驚奇」、「讓子彈飛」，都是對中國人性格現實描寫的佳作。莫言的小說，從「檀香刑」開始，即寫中國人之愚醜，尤其中國小農性格種種令人作嘔之處。


中國人看不出來，中共也許看得出來，但中共只關注自己的權力，對中國人的命運，Don't give a shit，所以莫言和張藝謀一樣，與中共達成了某種巧妙的契約。這一點，馬悅然等人早也看出來了。西方的文化觀，對於醜陋（Ugliness），也有欣賞的一派，像意大利作家艾柯（Umberto Eco）的近作「醜陋大觀」（On Ugliness），專門賞析西方藝術以醜陋為題材的作品，因為醜怖的事物，會「激發觀賞者另類的窺秘慾」（the voyeuristic impulse behind our attraction to the gruesome and the horrible），也是另一種快感。


難得的是中國官方這次也說了真話，讚揚莫言，說「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莫言是不是共產黨，不要緊，只要作品好；正如汪精衛和胡蘭成是不是所謂「漢奸」，無關重要，汪精衛的詩，胡蘭成的散文，都是百年中國第一，推行「國民教育」，好極了，由讀莫言的作品開始。

蘋果日報- 探針： 莫言與諾貝爾文學獎 - 孔捷生

探針：　莫言與諾貝爾文學獎 - 孔捷生

本屆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莫言，這回北京反應沒有「中國不高興」，反而很開心。這和達賴喇嘛、高行健、劉曉波先後獲得諾貝爾獎成為鮮明對照，好像以前都是反華陰謀，此刻陰謀論卻煙消雲散了。


和獨立作家北島、高行健不同，莫言是體制內作家，卻不應因此給他打上甚麼特殊符號。作家憑作品說話，莫言無疑是中國優秀的小說家，我去國廿三年唯一還在讀的國內作家就是莫言。他早期的《紅高粱》深受美國福克納、哥倫比亞馬爾克斯．加西亞的影響，但他找到了魔幻現實主義和中國人沉重民族記憶的結合點。長篇小說《豐乳肥臀》堪稱力作，卻被官方禁了。那時莫言還是軍旅作家，首先對他發難的是軍內文化官員，稱：國民黨當年罵共產黨「共產共妻」，《豐乳肥臀》豈不指證中共就是這麼幹的嗎？莫言從此脫下軍裝，小說卻仍難解禁。這回他獲獎，官方為之開懷，《豐乳肥臀》或可解禁？天曉得。


作為社會人，莫言相當懦弱，他小心翼翼避開有關政治的公共話題，以不觸怒這個體制為底線。三年前法蘭克福書展風波，中國官方作家代表團（裏頭居然有「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因體制外異議作家發言而集體退席，莫言的角色很尷尬，他隨大流退席，卻不承認是代表官方立場，只是如廁而已；今年組織百名作家抄寫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莫言也應邀命筆；這次他的得獎感言謂：「這是一個可以自由發言的時代」惹起滔滔劣評。這都刻劃出他作為社會人的尷尬，莫言沒有膽量和現實的專制主義對抗，但在小說世界中，他憎厭強權，憎厭以崇高名義對人性的壓迫。《豐乳肥臀》被禁，他接下來的《生死疲勞》和《蛙》兩部長篇小說，對專制的尖銳批判沒有退縮，極權體制可以扭曲人的社會行為，卻不可能扼殺個人內心世界的自由。莫言不是鬥士，卻是優秀的小說家。至於是否夠資格拿諾獎，顯然存在極大爭議。筆者認為，更有資格摘下諾貝爾文學獎的首推北島，他最近的長詩《歧路行》極具份量，直面六四這個歷史傷口，推及人性、人的命運和文化深層結構。其次應是王安憶，她雖同係體制內作家，亦非反抗鬥士，卻從來沒有迎合過專制「禮制」。


這屆諾獎的主要角逐者是日本的村上春樹和莫言，相較之下，村上春樹更有說服力。撇開文學成就這個見仁見智的話題，村上春樹訪問以色列時說：「在雞蛋和牆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一邊。」這種人道情懷，莫言只敢在小說裏曲折表達，卻在高牆面前囁嚅失語。村上春樹直抒胸臆，只緣他來自一個自由社會，無論是他的筆還是內心世界都是自由的。


孔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