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 莫言式的生存智慧 - 許紀霖

莫言式的生存智慧 - 許紀霖

時光倒退二十年，沒有誰能夠想到，從膠東半島的高粱地裏，會走出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是當今中國文壇的怪才、鬼才，他的中國式魔幻現實主義，像江南style一樣，讓洋人見識了東方文學的「他者」。他的得獎，在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
諾獎宣佈的那個不眠之夜，有多少國人歡呼，又有多少國人不服：為甚麼偏偏是莫言，而不是村上春樹？拿莫言與村上相比，如果僅僅以文學的理由，或許見仁見智，然而，爭論的焦點，不在文學，而是文學之外的處世。

村上春樹有一段膾炙人口的名言：「假如這裏有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是的，無論高牆多麼正確和雞蛋多麼錯誤，我也還是站在雞蛋一邊」。村上所說的高牆，指的是體制。莫言固然是體制內作家，且身居高位，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重要的不是身體在高牆之內抑或之外，而是心靈究竟屬於高牆還是雞蛋？有些人，在體制外討生活，卻無所不嚮往體制，以體制化方式思維；而有些人在體制內生存，卻盡其所能地翻越高牆，從內部顛覆這個體制。


嚴格說起來，無論在高牆內外，我們都在體制內生存，籠罩着體制的陰影，高牆無所不在，體制內化為日常生活本身。於是，真正的雞蛋，只是一種抵抗意識而已。這種抵抗，不一定在政治的關鍵時刻，更多地在於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莫言有抵抗嗎？當然有。他的小說，字裏行間隱藏着極大的顛覆性，以土地的原始力量和農民的生存欲望不斷挑戰人間的既存秩序。這是「自然」向「名教」的討伐，欲望對文明的反抗，從《紅高粱》一路走來，直至驚心動魄的《蛙》。小說家的莫言是文學的巨人，當世的異端，是一枚充滿着倔強泥土氣的重磅雞蛋。


然而，日常生活中的莫言，猶如他的筆名一般，卻是另一重形象。最讓人詬病的，是去年薄熙來最炙手可熱之際，在騰訊微博發表打油詩，歡呼「唱紅打黑聲勢隆，舉國翹首望重慶」。在今年，又與百位中國作家「共襄盛舉」，手錄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而且抄寫的又是最強調黨性、強調文學的政治立場那一段。

作為小說家的莫言與作為知識分子的莫言，讓人感覺彷彿今年誕生了兩個人格迥異的諾獎得主。如此分裂的雙重人格，究竟從何索解？莫言曾經以經典的莫氏風格作過一幅自畫像：「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孫子、懦夫，是可憐蟲，但在寫小說時，我是賊膽包天、色膽包天、狗膽包天。」


這是莫言式的生存智慧嗎，在這一威權主宰下假話遍地的土地？假如莫言只是個案，人們大可原諒其人性中的怯弱，而不必對他窮追猛打。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都是莫言，只是病態的程度不同而已，誰都沒有資格向他丟石頭。即便是孫子、懦夫、可憐蟲，首先有錯的不是莫言，而是讓他人格分裂的體制本身。然而，莫言式的生存智慧，不幸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犬儒哲學的氾濫成災，且自以為是，才需要我們認真對待與反思，不僅為了莫言，也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


世人皆說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但合理的東西未必在價值上都是正當的、值得追求的。因為這個理，乃世俗之理、生存之理、高牆之理，而非向善之理、雞蛋之理、自我超越之理。如今大學裏的研究生，經常關起門來，彼此切磋生存競爭的技藝，他們在價值上痛恨這個體制，比誰都痛恨，恨到咬牙切齒，但在處世上比誰都更體制，按照體制的規則生存，成為錢理群所痛斥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樣的分裂人格，不僅瀰漫於中國的官僚階層和文化精英，而且也成為日常生活中芸芸眾生的常態。

在這個有各種壓力的社會裏面，很多人都活得很無奈，難免有違心之舉。然而，國家畢竟在進步，體制也比過去鬆動許多。雖然我們無法在許多公共正義的問題上挺身而出，「有所作為」，但低調的「有所不為」不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每個人內心都有一條價值底線，守住了這條底線，不與邪惡與無聊為伍，其實不要求你付出多大的代價，但守住的卻是自己的人格尊嚴。假如有更多的人自覺地守護一己之價值底線，那麼我們這個國家就有些微希望，邪惡就不會如此猖獗，文革的復辟也就失去了社會基礎。


無論是歌頌重慶還是手錄《講話》，對於文學家莫言來說，都屬於起碼的「有所不為」，做了頗為無聊，不做也未必招來麻煩。同為中國作協副主席的王安憶就低調地抵制了無聊，她所做到了的，其實絕大部份知識分子都能做到，只是沒有像王安憶那樣認真，「自覺地與主流價值保持距離，在相對的孤獨中完善自我」而已。然而，莫言為世俗所驅，識時務、隨大流，雖然不算甚麼作惡，卻是一種「平庸的鄉願」。而「平庸的鄉願」，在日常生活當中，往往是「平庸的惡」之幫閑。


在二○○九年法蘭克福論壇的主題演講中，莫言說了一段故事：「歌德和貝多芬在路上並肩行走，對面來了國王的儀仗。貝多芬在國王的儀仗隊面前挺身而過。歌德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在儀仗隊面前恭敬肅立……像貝多芬那樣做也許並不困難。但像歌德那樣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對着國王的儀仗恭敬地行禮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是否對國王的儀仗行禮，那是個人意願之選擇，但行禮的理由倘若僅僅因為「尊重世俗」，那個被體制嚴重污染的世俗，倒是令人擔憂的。


就在同一年，村上春樹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的時候，說了另一段話：「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活的靈魂，體制則沒有。不能讓體制利用我們，不能讓體制自行其是。不是體制創造了我們，而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反思莫言式的生存智慧，也是對我們自身靈魂的拷問。一個國家的崛起，最重要的標誌是國民的人格獨立和尊嚴的崛起，而不是某種渴望被西方承認的扭曲心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僅取決於體制的改變，也有待於每一個人力所能及的「堅守底線」和「點滴抵抗」。

蘋果日報- 中文文學的勝利 - 陳安娜

中文文學的勝利 - 陳安娜

二○一二年十月十一日下午一點，瑞典學院宣佈將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文作家莫言，我們為他感到高興，更為中文文學感到高興。這是中文文學又一次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在瑞典學院舉行諾貝爾文學獎演說的大廳裏，將第二次響起我們感到親切的中文演講聲。我們同意莫言的說法，這是文學的勝利，不是政治的勝利。更明確地說，這是中文文學的勝利。

中文文學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上，一向微不足道。比如，瑞典二○一一年出版圖書一萬零六百五十種，其中外文繙譯過來的譯作圖書是二千九百零七種，而中文繙譯過來的圖書只有兩種。可以說，連千分之一都不到。而且這僅有的兩本印數也非常少。在瑞典書店裏，很難找到中文文學作品，即使有幾本也是在最不顯眼的角落裏。


必須說明，我們特指以中文為原文寫作的文學作品，而不包括用其他語言寫成而有關中國的作品，那些作品只是和中國有關的圖書而已，而和中文文學無關。


這種可憐的情況，還是發生在世界公認的國民文化素質很高、圖書銷售量和圖書館出借率按全國人口平均計算居於世界前列的瑞典（全國人口九百多萬），那麼在其他北歐和歐美國家情況也不會更好。


而且這還是在近年來被繙譯成外語的中文作家已經大大增多的背景之下，在二○○○年已有第一位中文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背景之下。走進書店，你往往還是只能在偏僻角落裏看到寥寥幾本中文譯作而已。簡言之，中文文學還是屬於世界文學中非常邊緣化的語言文學。這個世界上大部份人還不了解中文文學。莫言獲獎的消息公佈之後，瑞典國家電視台在斯德哥爾摩的大街上做了現場採訪，幾乎百分之百的受訪者都說不知道莫言，也沒有讀過莫言的作品。


但諾貝爾文學獎會對改變這種可憐狀態有所幫助，雖然一時還不可能有比較大的改變，但肯定有所改變。在斯德哥爾摩的大街上，大部份受訪者現在會說，他們將會買或者借莫言的作品來讀。出版莫言作品的「鶴」出版社現在既高興又尷尬，高興的是自己出版的書得了獎，這下能賣書賺錢了；尷尬的是他們的庫存本來就很少，一會兒功夫就連一本莫言的書都拿不出來了。瑞典是個小國，又是高稅收國家，繙譯和印刷費用都很昂貴，一本書開印兩千本賣不掉就要賠本，所以「鶴」出版社五月份剛出版的《生死疲勞》也只印刷了一千本（還是因為譯者獲得了一項瑞典文學獎金而願意主動放棄繙譯費的情況下才開印）。但是，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開印上萬都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這就是諾貝爾文學獎百年來建立的威信、魅力和信譽。讀者基本相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寫出的文學作品，一般來說肯定是值得閱讀的好作品。這種信任諾貝爾文學獎的情況在其他國家也一樣，各種語言文字的出版社都會爭相購買諾貝爾文學獎作品的版權來繙譯出版。


我們不是語言上的沙文主義者，更不是政治上的狹隘民族主義者，別種語言文學的優秀作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們也會感到高興。但中文已經和我們的個人認同緊密相關，我們熱愛自己的中文，那麼中文文學獲得這樣的殊榮，自然是我們最高興的事情，為之歡呼理所當然。而且在我們看來，中文文學在近年來確實有了長足的進步，越來越成熟，不論在大陸、台灣、香港還是海外，都有一批我們欣賞的相當優秀的中文作家和詩人，他們摘取的國際文學獎項也越來越多了。很多位中文作家都有資格得諾貝爾文學獎，莫言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後一位。我們很高興，瑞典學院也注意到了中文文學的這些成就，而且給以獎掖，這本來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公平的。

莫言獲獎之後，全世界的媒體特別是中文媒體有不同的反應和爭論，我們認為這很正常。歷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結果都出現分歧意見。但我們不同意今年是一次政治性頒獎的說法，不同意任何毫無事實根據的猜測甚至編造。大多數非議是無聊的政治攻訐。而我們有理由相信，瑞典學院一直是根據他們對某位作家的文學創作的長期關注和考察來評選決定的。文學品質的考量始終是最重要的決定性的因素。這也是我們前面說的那種諾貝爾文學獎的信譽和魅力所在。


無知者無畏，這真是句被事實證明了無數次的實話。有些人自己不知道莫言，就覺得出乎意料。更有人信口開河，說莫言是當局捧出來的黑馬。其實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早在一九九四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他來瑞典學院做諾貝爾演講的時候，就當着所有院士的面讚賞推薦過莫言。他的原話是這樣的：「如果有可能讓我來選出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那就是莫言。在我知道的中國作家中，莫言是最出色的。」


也就是說，十八年前，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級別的亞洲作家，就鄭重地向瑞典學院推薦了另一位亞洲作家莫言，認為莫言也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莫言的名字那時已經和諾貝爾文學獎聯繫在一起，在諾貝爾文學殿堂裏響起過，給瑞典學院的院士們可能還不深但非常清晰的印象。大江健三郎的諾貝爾演講，至今還在瑞典學院的網頁上刊登着。

其實這也是一九九六年陳安娜繙譯出版《紅高粱》瑞典文版的背景。大江健三郎的這句話那時就印在《紅高粱》的封底，後來又印在二○○一繙譯出版的《天堂蒜苔之歌》和二○一二年繙譯出版的《生死疲勞》的封底，成為譯者和出版社最有力量的推薦語。這不僅僅是向瑞典讀者推薦，向瑞典文學界推薦，也是向瑞典學院推薦。這是一種不斷的提醒，讓院士們記住大江健三郎的這句話。只不過，大江健三郎的話要等待十八年才終於成為現實，需要等那麼久，那倒才是出人意料的。那可不是十月懷胎，那是十八年修煉，才有了不朽之身。


我們一直期待着大江健三郎的話能成為現實，期待瑞典學院常務秘書每年打開那扇舉世聞名的大門說出當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時候是中文作家莫言的名字。這不僅是為了莫言，也是為了中文文學。但我們不知道需要等多久，知道的是瑞典學院院士們當然需要時間，需要自己來評估莫言的文學作品。而且我們也曾經有過疑問，是不是《紅高粱》和《天堂蒜苔之歌》這些作品還不足以說服院士？他們還需要更有力量的作品？

二○○六年我們收到了《生死疲勞》，讀第一遍就感到欣喜。和前面的作品比較起來，莫言的這部作品確實在藝術上更臻於完美了，而且躍上了一個新的台階。這個台階，簡明地說，就是他終於完全走出了過去受西方文學影響的陰影，來到了一個完全由他自己的也是本土的風格打造的小說世界。莫言的小說藝術毫無疑問受到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特別是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前期作品有模仿和追隨他人創作方法的明顯痕迹。比如他在多部作品中營造的「高密東北鄉」就被一些批評家指為模仿福克納在作品中營造的「約克納帕塔法縣」，還讓人聯想到一九八二年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莫言是意識到這種陰影的，而且一直努力在尋求走出這種陰影，尋求自己個人的、民族的、鄉土的小說形式和小說語言，比如在《檀香刑》中融入本地說唱藝術「貓腔」的形式，明清小說章回的結構等等。《生死疲勞》是這種努力的延續，既保持了過去作品的很多藝術特色，並不擺脫魔幻現實主義，但融合更多本土元素，特別是運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命「輪迴」觀念，讓一個人物演變出七條不同的生命，從這七個不同角度透視和展現當代中國的歷史，這種結構真是世界小說中前所未有，非常奇特。這就是瑞典文學院後來的頒獎詞所說的，能將「魔幻現實主義和民間故事、歷史記載及當代社會現實融合在一起」。


這正是我們最期待的作品，但也是最難繙譯、工作量非常大的作品，所以這部作品從動手繙譯到出版整整用了六年，一直拖延到二○一二年五月才終於出版，但是出版正好趕上了瑞典人開始度假的夏季，這也是瑞典學院院士們通常用來讀候選作家作品的時間。


這一年，我們期待着《生死疲勞》最後能打動院士們。


而這年我們看到了隧道盡頭的光明！

陳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本姓Gustafsson，因嫁給寓居瑞典的中國作家、繙譯家萬之而加夫姓為陳。莫言作品瑞典文譯者。一九六五年生於瑞典北方小城皮提沃。先在斯德哥爾摩大學從師馬悅然學習中文及中國歷史，後成為瑞典隆德大學首批中文博士生，一九九七年獲博士學位。陳安娜是圖書館管理員，工作出色而獲得過瑞典學院（諾貝爾文學獎頒獎機構）授予最佳圖書館管理員獎。陳安娜繙譯過蘇童、莫言、余華、韓少功、虹影、馬建、陳染等中文文學及裘小龍、哈金的英文作品，至今已出版譯著三十多種。因譯筆優美，還獲得過瑞典學院授予的文學繙譯獎。

萬之為長期居住瑞典的中文作家、繙譯家，《今天》前任社長。著有小說集《十三歲的足球》、文學評論集《諾貝爾文學獎傳奇》及譯著多種。

瑞典學院共設十八名院士，為終身制。此外從十八名院士中再產生不同的工作委員會，包括五位院士擔任的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該評委每年從多至數百位被提名的作家中逐步篩選，最後選出三五名，由全體院士投票决定得獎者，因此評委會對候選名單的篩選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埃斯普馬克（左二）是這五名評委會成員之一。

陳安娜

蘋果日報- 莫言獲獎的六個原因 - 許子東

莫言獲獎的六個原因 - 許子東

馬悅然教授前兩年來香港嶺南大學開會，會上席間談起高行健得獎若干原因（王安憶曾戲言華人獲獎是中了「六合彩」，因而開玩笑數數有哪六個「幸運號碼」）。我當時說第一，要寫鄉土（中國文學的文化土壤？在「世界」看來中國仍是鄉村？原因待析）；第二，要用現代主義技巧（和世界上「純文學」的主流方法可以「對話」）；第三，要寫文革（發生在中國的最獨特的具有世界意義的事件）；第四，要有不同政見，批判政府（影響非西方的社會制度）；第五，要有好的英文、法文、瑞典文繙譯（技術上更多評委可看）；第六，要在中國以外獲獎或有好評（參考不同政治背景的文學評論）。

馬教授是諾貝爾「體制」中人，當然不便明言，只是微笑點頭，很有風度。「六個基本條件」之外，其實還有特別偶然因素，我也不好當面說：中國作家的鄉土一般是寫北方，黃土地、西北風、大草原、山東山西等。可《靈山》偏偏寫大西南。馬教授幾十年共患難的夫人恰好是四川人，馬悅然自己親自繙譯《靈山》，很多鄉土民俗細節都得到夫人幫助，無疑增進了對小說的感情。這個「特別號碼」當然不是有意得來。《靈山》未發表，手稿已由劉再復推薦給馬悅然，或是有心。但當年高京城落泊流浪西南，卻絕想不到後來的情況。


按照上述六個條件，再看莫言，一、《紅高粱》等都寫「黃土地」；二、也是現代主義技巧手法，魔幻現實主義；三、從《透明的紅蘿蔔》開始，一直到《蛙》，莫言都寫文革；四、他有好的繙譯，美國漢學家葛浩文等高手一直繙譯他的書，非常努力地推介到英文世界去；五、他在海外也獲獎，曾獲美國二○○九年度紐曼華語文學獎（我是那屆評獎）。《生死疲勞》也獲得了香港的「紅樓夢獎」（三十萬獎金）。


看來，只有第四項「不同政治見解」似乎是莫言的「弱項」。事實上，獲獎消息還未公佈（及公佈以後），大陸網民海外媒體最多的質疑，也是關於這一點，比如批評莫言參與手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從這個角度看，莫言近年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蛙》還有稍早批判土改的《生死疲勞》就顯得十分重要。《蛙》描寫一胎節育政策痛苦後果，故事十分煽情，有點符合「海外視角」。《生死疲勞》寫被鎮壓的地主陰魂不散，變成各種動物以見證五十年代以來農村合作化政策的失敗，其實是相當尖銳的政治批判。對莫言來說，timing大概是他的「幸運號碼」：也許是諾貝爾評獎委員會看到前兩位華人獲獎，對中國的影響至少短期內效果有限，所以不妨改變一下與中國執政者最重要還有中國大眾及媒體的溝通方式？

問題是，怎麼看待不做「不同政見者」卻仍表達「不同政見」這種現象。莫言、王安憶、賈平凹等，現在其實都是「主流」作家。但「主流」在身份，不在作品。因為九十年代以後中國政府已悄悄改變了對文學的管理方法：不再像五十到七十年代那樣經常批判一些作家，努力糾正作家的思想（因為假定作家都是革命文藝戰線上的戰士，戰士作品思想有問題，當然要幫助、挽救、批判）。現在的方法是，「創作有自由，出版守紀律」，影視要嚴控。換言之，以前管思想，現在管行為。以前管構思，現在管影響。作品或者愛怎麼寫就怎麼寫，但是可以讓你邊緣化沒人看，越是現代派複雜技巧隱晦象徵越少人看。但是作家本身，請你進政協，做人大，每年開兩會……所以作家既獲得政治上經濟上的好處，同時作品寫的再晦澀深刻，老百姓其實是不看的，都忙着看好聲音非誠勿擾三槍無極。這樣的文學生態，也就是說或可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政見」，但一定不允許有「持不同政見者」……所以，莫言王安憶他們可以「自由創作」（自我感覺），但都面臨「統戰」（旁人看來）。怎麼辦呢？入了政協，至少醫療好了……


但是意識形態管理主要在社會影響上，這批作家裏邊寫的最不尖銳的陳忠實的《白鹿原》，要拍成電影，還要把甚麼政治鋒芒都磨掉。所以像《兄弟》、《古爐》、《生死疲勞》、《受活》等，目前標準下，大都可出版小說但不宜拍電影。這次莫言獲獎後大陸很多網民「這姓莫的是誰」等無知無畏聲浪，說明現在的文學被邊緣化到甚麼程度。其實中國文學對六十年當代史的反思，遠比報紙電影電視對人民更負責任。諾貝爾獎第一次授予「中共軍官」，委員會是否也希望這種嚴肅文學在中國重新進入主流意識形態，重回大眾焦點視野？

當然，如果只談文學的話，以上六個條件有點忽略了另外一個重要的作家職責，即對作家對中國語言文字的貢獻。有人置疑諾獎歐洲中心主義的價值觀，我倒覺得只要是文學的價值取向，哪怕極弱小，極特別的文學價值，也必然是超越國家地域的。但歐洲中心主義的語言局限更麻煩。世界上最權威的相對客觀的評鑑委員會，其實就是北歐的幾個老人，他們都很誠實，很真誠，很有原則也盡量想做到好，但是這裏面只有極少數人懂歐洲以外的文字。所以，一切要靠繙譯來「翻牆」。殊不知，「牆」的另一邊永遠是另一種風光。比起高行健、莫言，中文作家可獲諾貝爾獎者不下十位。但不知道如老舍的京腔、張愛玲的吳儂軟語變成瑞典文後，會是怎麼一番味道。諾貝爾文學獎比其他科學獎更難選擇，因為語言、繙譯構成其天然局限。繙譯是工具，繙譯也是障礙。不僅因為好的中文作家不一定有好的繙譯家來幫他「翻牆」，還因為即使有好的繙譯家，好的中文也未必一定能譯成好的外文。張愛玲甚至自己用英文寫，白先勇的《臺北人》，也自己繙譯，效果都並不理想。繙譯有時可以是變性手術：美女的線條並不一定會轉化為帥哥的骨骼。甚至還有這樣的情況，越是爐火純青的中文，張愛玲、白先勇、余光中、董橋、阿城等，恐怕反而更難繙成外文並保留其語言上的原味。一般說來，較直接受西方文學繙譯文體影響的中文作品，才比較容易再繙譯成歐洲語言為漢學家和海外讀者接受，所以北島、楊煉等人的詩作，一直受西方漢學界重視，余華、王安憶、閻連科等人的小說，在歐美有很多繙譯（其中對中國現實的批判與現代主義技巧，余華一點也不比莫言弱），但如前所述獲獎原因第一條：莫言比他們更「鄉土」一些。若單論「鄉土」，賈平凹的鄉村細節更龐雜更深厚，對中文的琢磨也更花功夫，但想像一下，《古爐》、《秦腔》國人閱讀尚且苦澀，繙成瑞典文怎麼讀法？所以比起賈平凹、阿城或李銳的文字尋根，莫言又更多些魔幻現實等西方技巧。在參與美國紐曼華語文學評獎過程中，我曾提過王蒙、金庸（考慮終身成就和中文讀者數量），但馬上受到海外漢學家們（大都是學院教授）的反對。理由是王近政府（洋人不懂國情）金乃通俗文學。所以，就像莫言沒有突出絕對代表作，成就由整體品質及數量構成一樣，他的獲獎理由，也是多方面的綜和：用西方手法講中國故事，在西方擁有一定的讀者群，再加上有很強的商業繙譯機制推動──獲獎或許「偶然」，偶然本來也常常是多種必然的交叉點。


諾貝爾獎，確實是中國作家目前所能獲得的一個最高榮譽；但獲得這個榮譽的作家，又並不一定就是中國文學的語言大師──這個道理簡單，要說清楚卻也難。現在猶如黃山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安徽地方官員狂喜中國遊客也頓時大增，一時間莫言（注意，只有莫言）的小說到處脫銷，傳媒網路藝人商界都參與狂炒，中小學老師馬上課堂介紹中華文化驕傲及國力影響，魯迅作品被裁後，現傳《透明的紅蘿蔔》將選入中學教材。


只是，描寫少年「戀姐」（戀母）情結並渲染殘酷暴力的「紅蘿蔔」，怎樣介紹給中學生呢？這倒是對三十年代葉聖陶、夏丐尊、朱自清編《中學生》雜誌以來，以溫柔敦厚原則編寫中學教材傳統的一個新考驗。

習近平政改，拿薄熙來祭旗

 

習近平政改，拿薄熙來祭旗

作者： 陳破空
更新於︰2012-10-05

中共政治局對薄熙來作出嚴懲的決定，應是習近平等倒薄派施加壓力的結果。罪大而可能處死，為新政祭旗。薄熙來徹底覆滅，為習近平上台實行緬甸式改革鋪平道路。

薄熙來一案，在經歷了從高調到低調、從明朗到不明朗的大起大伏後，終於峰迴路轉。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對薄熙來雙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並移交司法機關處理。

習近平托病不出，激將壓垮薄熙來？

與政治局會議相關的决定和報導中，官方列舉了薄熙來幾乎所有罪名：腐敗，淫亂，濫用職權，謀殺案的責任，嚴重違紀；跨越薄從政的二十年；覆蓋其任職的幾乎所有時段：大連市，遼寧省，商務部，政治局，及重慶市。顯示，薄熙來徹底覆滅，將受到黨紀國法的嚴懲。

這一宣布，結束了半年多來圍繞薄案眾說紛紜、撲朔迷離的亂象。戲劇性的轉折，發生在習近平「神隱」的兩周（九月五日至十四日）之後。極大的可能是，針對薄案出現的僵持，習近平忍無可忍，决意背水一戰，對高層同僚放話：如果不嚴辦薄熙來，我就不接這個班了！隨即托病不出。（另一堅定倒薄派人物賀國強也同期「失蹤」。）

在此之前，社會上，毛左派翻天搗地，恣意折騰，大聲挺薄，氣焰囂張；中南海裡，以周永康和江系為主的挺薄派力保薄熙來，部分倒薄派（如胡錦濤、李克強）出現動搖，以至於在谷開來和重慶高級警官案中，薄熙來被完全切割在案外，甚至傳出「保留黨籍」的風聲。眼看薄熙來就要被「輕輕放過」，習近平、溫家寶、賀國強等堅定倒薄派不免憂心如焚。

放薄一馬，等於養虎遺患，薄隨時可能捲土重來，這對即將接任最高領導職位的習近平，尤其利害相關，無異於為他埋下一顆定時炸彈。如果薄案拖到十八大之後，更嚴重影響習施政。已經備位王儲五年的習近平，同時也是「九常委」之一，自有其「撂話」的資格和份量；而且，習所處的位置，相對方便，如果他對江系發飈，胡派會支持，如果他對胡派發難，江系會背書，正好左右開弓。

相信正是習近平撂出狠話並托病不出後，薄案才重新被討論。整個中共高層，不論胡派還是江系，在經歷了薄熙來一案的倒騰後，都再也經不起「習近平不接班」的震盪。倒薄派重新站穩脚跟。放過還是辦倒薄熙來？哪個選項更能避免中共的分裂？權衡之後，中南海最終决定辦倒薄熙來，或者說，倒薄派終於占了上風。習近平背水一戰，成為壓垮薄熙來的最後一根稻草。

薄熙來受審，料十八大前不排除死刑

達成倒薄共識與方案後，習近平才復出視事。如果上述這一切，還只是猜測性的推理分析，那麽，前後兩件事，則是有跡可循的證明。其一，習「神隱」期間，傳出習近平與胡耀邦之子、太子黨的改革派旗手胡德平對話，習表示要「高舉包括政改在內的改革大旗」，並誓言要「按照黨紀國法」處置薄熙來；其二，習近平於九月十五日復出，王立軍於九月十七日十八日受審。不同於谷開來和重慶警官兩案對薄的完全切割，王案庭審，薄首度被涉及而未被切割，在新華社隨後發布的長篇「庭審紀實」中，以「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之稱，薄熙來名呼之欲出。

法網終於罩向薄熙來，這是習近平的勝利。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時宣布：將於十一月一日召開十七届七中全會，十一月八日召開十八大。這意味著，薄熙來一案，極可能在十月間了結，黨紀處分既已公布，接下來，便是司法程序，庭審與判决。

外界普遍感受兩樁意外：薄熙來不是被輕輕放過，而將被重重法辦；十八大不在十月而將在十一月舉行。何以如此？就在於，中南海的激烈權爭，遠超外界想像，圍繞薄熙來問題的交鋒，劍拔弩張，遲遲難以定板，以至於，薄案一波三折。薄熙來最終被定案法辦，已是九月底，原擬十月召開的十八大，被再度推遲，理由在於：中南海需要騰出一個月時間，審結薄熙來案。

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就在中共政治局公布對薄熙來「雙開」處理前夕，最高檢察院一名叫做王雪梅的資深法醫突然通過微博發聲，公開質疑英國商人海伍德死於氰化物中毒的結論。王的發聲，應該是受到高層某派授意，似乎要說明：海伍德之死，另有蹊蹺，或許，谷開來只是將海伍德灌醉放倒，是薄熙來隨後派人將海伍德殺死。果如此，薄就是殺人同謀，而谷案也可能被下令重審。實際上，薄熙來被指受賄和通過家人巨額受賄，就已經在經濟犯罪方面，牽扯到谷開來，這點，也增加了重審谷案的可能性。

至於政治局通報中的一句話「調查中還發現了薄熙來其他涉嫌犯罪問題線索」，可能包括傳言中的薄為鏟除政敵、不惜製造空難、造成112人枉死的罪行，鑒於迄今為止，薄王谷案，「謠言」或傳言幾乎一一成真（網友戲言：「謠言」，就是遙遙領先的預言），如此案坐實，或其他大案坐實，罪行遠遠大於谷開來和王立軍的薄熙來，有可能被判處死刑。

殺薄祭旗，習近平智囊為政改獻計

薄熙來覆滅，重創毛左派和守舊派，這本身，就是為可能的政改鋪路。這是變革的前兆。縱觀歷史，新君開基，往往拿守舊派人物開刀問斬，為新政祭旗。習近平推行政改，正好拿薄熙來祭旗。

今年八月底、九月初，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發表題為《胡溫的政治遺産》的系列文章，分上、中、下三篇。上篇總結胡溫十年的成績，實為必要的客套；中篇列舉胡溫十年的問題，道出「問題比成績還多」；下篇提出換屆後新領導人如何解决這些問題。

該文羅列胡溫時代十大問題，突出三條：社會道德體系崩潰，意識形態破産，沒有建立一個能有效說服人的主流價值觀；救火和維穩式外交缺乏大視野、大戰略和具體思路，未能有效利用國際大變動帶來的機遇，導致自身被動；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進不力，與還權於民的期望有相當大距離。

這幾點歸納，與民間公共知識分子的看法幾乎如出一轍。而最後一個問題，被作者列為最關鍵問題，指出：「事實上，上述所有問題的解决，最後都可歸結於政改的問題，繫於政改的深度。」並以懇切的口氣道：「所以，應該拿出勇氣，走出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第一步。 」

習近平是中央黨校校長，《學習時報》是該校機關刊物，作者、即該報副編審鄧聿文，是習近平智囊，這組系列文章的出台，必定得到習近平本人的首肯。有人或許疑問：十八大還沒有召開，領導人還沒有換届，備位領導人的屬下，就開始評說現任領導人，不符合中南海政治倫理，不智，甚至可能惹禍上身。這種看法，出於對中南海政治生態變遷缺乏敏銳感和洞察力。

當今中南海，權威人物消失，號稱「集體領導」，不僅九常委並立，各自為政，而且，世代交替，新人面對老人，也不再是那種小心翼翼、服服帖帖的姿態。習近平提前撤換前任「大內總管」（令計劃），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大膽玩「失蹤」，也是對元老干政的無聲抗議。中央黨校機關刊物公開評說胡溫十年，不僅顯示胡錦濤提前跛脚，也預示老人政治空間正在縮小。

習近平政改，可能仿效緬甸模式

近期有海外統戰媒體危言聳聽：如果習近平啓動政改，會「犧牲個人、家庭、乃至身家性命」，理由是，權貴階層所形成的利益集團，將虎視眈眈，準備隨時阻攔、扼殺習的任何政改意圖。其實，以當今之勢，權貴集團的阻攔，未必能如願。且不說，權貴集團，如今並非都掌握到關鍵的政治權力，比如李鵬家族，早已大權旁落

，何况，最高權力在專制體制內有不容挑戰的威嚴，再說，各權貴集團之間，因為利益的紛爭和衝突，早已四分五裂，未必能擰成一股繩，來抗衡中央權力。

習近平被推上王儲位置，原本作為各利益集團的最大公約數，平衡各派利益。由此，習近平的政改，也可能走一條穩妥的「中間道路」，既可以推行政改，又不必冒犯權貴集團，至少在政改的初期如此。

《學習時報》那組文章，不僅大方論述政改，而且明確為習近平勾勒出政改時間表。指出，習上任後，如果立即推行政改，恐太急，因為，首先需要穩定經濟，並「需要一個過渡期來擺平各種關係和牽制」，避免「引起前任勢力的反彈」；但如果等到第二任期、即五年後再推行政改，則太遲，因為，「在目前社會矛盾非常大，民眾對政改充滿期待的情况下，公眾未必有五年的耐心來等待。」因而明確建議：「從策略上考慮，繼任者兩年後開啓政改的步伐，是最穩妥的做法。」

該文的表述，已然暗示，習近平的政改，不必觸動前任既得利益，實際就是緬甸模式。在緬甸，吳登盛出任總統後，不動聲色地展開了有序政改。而吳登盛的政改，顯然是在得到了手握實權的軍頭如丹瑞等人的同意或默許之後，同時，吳登盛的政改，也並未損及丹瑞等軍頭的既得利益。由當局主導、自上而下的緬甸政改，得到了包括昂山素姬在內的反對派的善意回應與合作，雙方摒弃前嫌，共建民主緬甸，這是緬甸之路、緬甸之福。

薄案柳暗花明，「神隱」而復出後的習近平，投入繁忙國事，近乎意氣風發。九月二十一日，習在南寧會見緬甸總統吳登盛，表示願意同緬甸「開展治國理政經驗交流」。誠如筆者多次預言，習近平政改，可能仿效緬甸模式。（2012 - 9 - 29）

習近平政改，拿薄熙來祭旗

蘋果日報- 巴菲特和他的兒子 - 李怡

1977年，股神巴菲特的小兒子彼得19歲，是史丹福大學的學生。那一年，巴菲特給了彼得一筆不算多的財產，就是他的旗艦公司巴郡的股票，時值約9萬美元。巴郡股票一直在漲。巴菲特原意是想子女們守住手上的股票，應可以保障他們日後生活了。事實上如果彼得讓這些股票躺在賬戶裏，到現在市值應有7000萬美元。然而，自小就愛好音樂並顯示出有天份的彼得，卻變賣了股票，並退了學，用這筆錢開始了他的音樂之路。

賣股票、退學、開始毫無把握的闖蕩音樂之路，老爸會怎麼看？彼得忐忑不安地與父親談了這件事。他回憶說：「父親認真傾聽，不作評論，也不直接提建議。」過兩天，他對彼得說：「彼得，你知道嗎，你和我其實在做同一件事情，音樂是你的畫布，巴郡公司是我的畫布，我每天都在上面畫上幾筆。」他就說了這些。彼得放下心頭大石。他回憶說：「這就足夠了。這就是我需要的回答，直到現在仍覺得很珍貴。我的父親，事業如此成功，卻把他的工作和我的工作相提並論，平等看待。」

彼得在音樂事業上很成功。他的第一張專輯《等待》就暢銷。他為電視連續短劇配樂，獲得艾美獎。1991年，彼得為影片《與狼共舞》配樂，該片獲得了奧斯卡最佳音樂和最佳音響獎。

前年，彼得．巴菲特出了本書《Life is what you make it》。他在書中說，父親常講的一句話是：「有能力的父母應該給子女一筆能夠做事，但不足以遊手好閒的財產。」彼得很感激父親這種教育方式。但我覺得更難得的是，巴菲特平等地看待兒子的棄學決定，讓他能夠「做自己」，追求自己的夢想。

蘋果日報- 歲次重陽 - 陶傑

歲次重陽 - 陶傑

重九登高，電台有一位專家講典故。他說古代有一個人叫「恆」景，因遇仙人，叫他九月初九這天登高避災。一旁的主持人唯唯諾諾，也沒糾正。


中國的重九登高，跟西洋的登山不同。登高後來變成士大夫情感的旅行。「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登高的旅行，不是於自然探索之好奇，也不是強身健體。西方人探山，不是國家地理雜誌之求知，就是Lonely Planet之覓趣，不會明白為何中國的登高有悲情。中國的重陽登高，是兩千年的一種Mood，非筆墨能形容。


當初桓景登高避災，下山歸家後，發現雞羊死了一地。小時候我問先生：桓景所避何災？是瘟疫來襲還是賊人劫掠？還是地震呢？史書上從沒有說明。若是西洋典故，此處必交代明白，但中國文化留白處很多，總之是災禍，不必探究細節。一切感受到就夠了。


佩茱萸草登高以辟邪，遍插時想起濶別的弟兄。如此思念，也是寧靜致遠的含蓄。東方人的感性，詩、水墨、絲竹音樂，從來不是激情，無論睹物思人，還是感時憂國。星垂平野，花近高樓，絕對沒有見到什麼旗幟圖騰必須分泌幾多激情的淚水，這是近代中國人聽了法國人的馬賽曲、看了俄國人的「波特金戰艦」仿效而造出來的情感，出於一九一九年五四之後一個偏激的世代。由於是人為的偏激呻吟，所以不是中國的。因為不是中國的，所以虛假而有害。


中國的情感是不可言詮的，千百年的默契傳下來，用簡潔的文字，淡素的筆墨，三勾兩點，就說出在儒佛道三界朦朧薈萃的心理，這便是意境。「月作主人梅作客，花為四壁船為家」，身世雖然飄零，但風高骨潔，不以自詡，只以梅花寄意。


秋天宜嘗菊，宜品蟹，宜登高，亦宜覽杜甫詩。登高的人是孤寂的，或風急天高，成就詩的題材，或杖孤笠老，點綴山水畫的一角。春遊眾喜，而秋涼登高必獨悲。榮辱和興亡，在花落花開之間，千古以還，即如此見證着。春秋青史，就如此般翻落成灰。

蘋果日報- 四機艙老鼠盜澳元斷正

機艙老鼠偷萬5蚊　斷正！

【本報訊】再有4名內地「機艙老鼠」在飛機航班上涉嫌盜竊乘客手提行李被捕，警員在其中一疑犯身上搜獲來歷不明1,900元澳洲紙幣（折合約15,000港元），懷疑是其中一名澳洲籍乘客的失款。被捕4人涉嫌干犯在飛機上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的罪名，將被通宵扣查，警方提醒乘搭飛機的乘客小心保管財物。

醒目乘客通知空姐

涉案被捕4名男子，年齡介乎34至43歲，中國籍，警方懷疑他們是活躍亞洲航線客機上的盜竊集團成員。

馬來西亞航空公司一架客機，於前晚10時50分由馬來西亞飛抵本港赤鱲角機場。消息稱，該客機在飛至本港上空期間，機上一名本港男乘客，目睹多名男子，以身體互相掩護，向機上行李架內的財物打主意，事後看見有人打開兩個手提行李袋，之後快速離開，該男乘客於是通知空姐，由空姐知會機長報警。

警方接報後，派出機場特警守候抵港的航機，將4人拘捕，並在其中一人身上搜獲一些來歷不明澳洲紙幣。警方其後向兩名懷疑被盜財物的男乘客調查，證實其中一名澳洲籍男乘客手提行李袋內約1,900澳幣失去。

蘋果日報- 中聯辦亂港 鐵證曝光

中聯辦亂港　DBC禁播真相曝光

【本報訊】今晚便要「收聲」的香港數碼廣播電台（DBC）臨別大控訴，昨晚在政府總部外公開播放一段絕密錄音，顯示大股東黃楚標親口承認，中聯辦下令電台不可鬧中港政府。員工又爆料指控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早已聽過錄音，但懶理中聯辦亂港。議員對中聯辦干預本港言論自由感到震驚，認為事件損害一國兩制，政府必須介入徹查。

記者：潘柏林、麥志榮、翁煜雄

爭取DBC復播運動行動委員會昨連續第二天在政府總部外集會，晚上最高峯時有8,000多名市民參加。委員會召集人林旭華約7時宣佈播放一段絕密錄音：「聲帶可證明唔係股東糾紛，係政治打壓！」之後他激動至泣不成聲。今晚是最後一晚集會。

首度公開的錄音長約數分鐘，有兩段內容，一段是黃楚標與鄭經翰談判買賣股權，黃楚標語帶暗示指出：「你知道我點解唔賣得」。另一段是幾名股東討論聘請時事節目主持人李慧玲。相信是黃楚標的聲音，指李慧玲主持節目嚴厲批評香港及中國政府，令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好反感」，黃不想捲入政治漩渦。

義播大會有8000人撐場，中聯辦干預的錄音令市民聽到心寒，恐香港言論自由已陷末日。李家皓攝

昨晚起絕食的樓南光（左圖），促政府介入調查DBC停播真相；林旭華（右圖）不甘電台遭政治打壓被滅聲，激動落淚。　李家皓攝

樓南光及曾健成絕食

林旭華表示，鄭經翰在一次員工聚會中播出聲帶，有人錄了一份交給他，今次播出未得鄭經翰同意，播出的是濃縮版而非「足本」。他又表示，有足夠證據顯示蘇錦樑曾聽過聲帶，但聽完後仍堅持電台停播是股東糾紛，懷疑特首梁振英已「落order」要DBC滅聲，指斥蘇錦樑講大話，應引咎辭職。「今晚爆料後，希望聽晚有10萬、20萬，甚至30萬群眾嚟參加集會，就可以改變一切！」

DBC節目主持人樓南光昨晚10時宣佈無限期絕食，直至蘇錦樑與他們對話。民間電台的曾健成也絕食支持。學民思潮黃之鋒亦到場支持，認為DBC停播與國民教育一樣，都是抗拒紅色勢力干預言論自由，港人必須撐到底。

此外，時事評論員黃世澤昨晚亦把同一錄音，以「DBC黃楚標李國寶絕密錄音震撼流出」為題上載到YouTube，聲言「DBC被政治迫害，證據確鑿」。網民聽罷後留言：「中聯辦唔鍾意，我哋就冇咗個DBC！」、「西環嚴重干預香港言論自由！」

本報記者昨多次致電黃楚標求證及查詢，但截稿前未能聯絡上。政府發言人昨晚回應，尊重言論自由，但堅持這是DBC股東間的爭拗，當局不適宜干預廣播機構內部事務。

DBC創辦人鄭經翰昨晚未有現身，其妻勞錦嫦上台感謝市民支持，眼泛淚光表示，曾勸鄭經翰要先諮詢律師意見有否違反禁制令；而對公開錄音，她感到很矛盾，一方面還大班清白，一方面擔心違反了禁制令。

錄音證實黃楚標說謊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下周五（26日）將就DBC事件召開特別會議。委員莫乃光稱，「彭清華係中央官員，咁樣說三道四，肯定損害一國兩制」。他明日會去信委員會主席黃毓民，要求同時邀請DBC涉事董事、主要管理層和員工代表出席會議，並加開公眾聽證議，讓市民表達意見。

公民黨議員毛孟靜亦對錄音內容表示震驚，認為事件反映中聯辦完全無視一國兩制，中聯辦亂港「西環治港」絕非憑空指控，「點解連電台請一個人，都要由中聯辦過問」。毛又指，黃楚標早前自稱未向任何中聯辦官員討論數碼廣播事宜，又否認因李慧玲批評政府而拒聘，錄音卻清楚反映黃說謊，梁振英政府應公開交代中聯辦有否干預DBC。

浸大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促當局進行獨立調查，因為錄音令人懷疑中聯辦介入事件，有打壓言論自由之嫌，「錄音中冇直接講到係中聯辦叫黃楚標唔注資，但既然有懷疑，政府作為電台發牌機構，就有責任查清楚」。

DBC本月10日停播後，員工由15日起義播7天，自周五起在政總集會3天爭取復播。

鄭經翰

黃楚標

DBC股東「講數」內容重點

【黃楚標表明不能向鄭經翰出售股份】

黃：你知點解我唔賣得畀你，買嗰個自己攞嚟搞。我同你講，你知道我點解唔賣得。

黃：我買你嗰啲多餘，攞多億幾出嚟，我買嚟做乜嘢，（我）不如買多架飛機。

鄭：但如果我搵到人買，而嗰個人合資格，你哋冇得拒絕。

李：但要我哋同意嗰個人先得喎。

錄音日期：今年2月

彭清華

李慧玲

【黃楚標指中聯辦反對聘請李慧玲】

黃：你個大聲台叫咗李慧玲，佢??家主要係鬧香港政府同中國政府，你係咪想我哋個台都係做到咁？

鄭：（電台）唔可以做政府喉舌，要有公信力先有人聽。 

黃：李慧玲好惹火。我亦同彭（清華）主任講過，中聯辦好反感。

李：河水不犯井水，國內嘅嘢無謂講咁多，讚又好彈又好，我哋睇番香港呢方面先。

錄音日期：去年5

資料來源：爭取DBC復播運動行動

蘋果日報- 涉與18女生上床 廣西中學校長受查

涉與18女生上床　廣西中學校長受查

校長攬裸女　閃卡四散去

於廣西賓陽縣，當局在否認馬王初中校長莫鵬潛規則18名女生的同時，卻承認他是網傳「一個中學校長的艷照」（圖）中的男主角。

莫鵬因被指無視上級和群眾的監督，利用權力玩弄女性的事件，已在網上引起熱議。賓陽縣委宣傳部前日表示，經調查後發現，莫鵬確是網上流傳艷照中的男主角。當地教育局已免去其校長職務，並對他有關違紀違法開展調查。

有網友指，莫鵬是「廣西十大傑出青年、賓陽政協委員，他貪污496萬元（人民幣），包養二奶，利用特權同18名女學生發生性關系」。雖然官方否認他潛規則18名女生，但有網民說：「官方所說的每一句話，百姓都在質疑！百姓質疑的每一件事，官方都在否認！官方否認的每一件事，最後都被證實！最後證實的每一件事，都是不了了之！」

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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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盧森堡王儲娶女伯爵

王儲娶索女伯爵　盧森堡全國雀躍

只有51萬人口的歐洲小國盧森堡，周末成了國際焦點。30歲的盧森堡大公爵王儲紀堯姆王子（Prince Guillaume），迎娶28歲比利時女伯爵斯特凡妮（Stephanie de Lannoy），前天先在盧森堡市市政廳舉行民事註冊，再辦盛大晚宴，昨在教堂舉行宗教婚禮（圖），又放煙花和舉行音樂會大事慶祝。紀堯姆大婚是全球王室盛事，比利時、挪威、瑞典、丹麥、荷蘭等歐洲皇室，以至摩洛哥、日本和約旦王室，都派皇室成員到賀。

英國《每日郵報》

蘋果日報- 攪拌機狂攪 iPhone 5快碎過SIII

iPhone 5鬥S3　邊個易碎啲？

蘋果iPhone 5和三星Galaxy SIII手機，誰是最強？最愛「攪攪震」的湯姆大叔，卻不是比拼兩款手機性能，而是將它們放進攪拌機內一決勝負，看誰較快捱不住高速旋刀攪拌而解體。

兩部手機分別被湯姆大叔丟進兩部攪拌機內，他然後按下開關掣進行「實驗」，只見iPhone 5（圖左）最快解體，Galaxy SIII（圖右）則較為「硬淨」，但不管手機多「硬淨」，在攪拌機的刀鋒下，最終都變成一堆黑色粉末。實驗證明最強的並非蘋果或三星，而是這部攪拌機。

美國《赫芬頓郵報》

蘋果日報- 新娘戴10斤金飾出嫁

面子最緊要　新娘十斤金成身吊

傳統的婚嫁旺季又到，而內地亦頻現黃金新娘。於福建泉州，就有黃金新娘戴上10對龍鳳鐲、20幾條金鏈……出嫁，她身上重達10斤的金飾，足足花逾30分鐘才全數戴上。平民家庭嫁女都要「輸人不輸陣」，鬥金飾拼風光。

26歲的泉州新娘劉小姐於上周五出嫁當天，母親和姐姐一大清早就開始為她戴黃金手飾，10對龍鳳鐲，8條手鏈，5條大排鏈，10條普通頸鏈，20枚戒指……總值逾200萬元（人民幣˙下同），須用30分鐘才戴完。「很沉（重），這些金子要戴一整天，不知道一天下來能不能受得了。」劉小姐說，不少泉州新娘比她佩戴的黃金還多。她的伴娘也說，試過有朋友出嫁時光是龍鳳鐲就超過20對，頸上的金鏈掛滿金鐲子，還有幾十塊金牌，身上穿的龍鳳袍都看不見花紋了，「這樣出嫁很風光，不過實在太誇張」。

婚嫁旺季又到，為求嫁得風光，不少新娘頸上的金鏈都掛滿了金鐲子（圖）。互聯網

求風光　母年年入貨

閩南風俗稱黃金不能省，家境不算富裕的家庭惟有早作綢繆。陳媽媽為讓女兒風光出嫁，從女兒17歲起，她每年買一條金頸鏈和一隻金戒指。女子今年27歲出嫁，積累的戒指和頸鏈已不少，陳媽媽指「今年金價低的時候，我趕緊買了兩對龍鳳鐲，加上男方的聘禮和親戚送的，希望能湊夠五對鐲子。」

不過，金鐺鐺地出嫁到底是甜蜜還是負擔呢？戴小姐和丈夫上周在泉州一間酒店辦婚禮，客人都不自覺地評論戴小姐佩戴的黃金有多少。事後一對新人均很尷尬失落。「我們家境不比人家，沒辦法買那麼多金飾。因宴請的桌數不多，就選擇高檔一點的酒店，這已是我們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

飾金價格節節攀高，今年內地將會漲至每克467元。泉州珠寶首飾行業人士表示，見過最誇張是一位晉江新娘，她出嫁當日戴了五、六十塊金牌，每塊重30克，總計全身金塊重約3.6斤。他又說，2007年買500克黃金要10萬元，如今500克黃金的價格已經超過20萬元。

泉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