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事新提
從毛澤東沒有入黨介紹人談起
（大陸）裘實之
毛澤東中共黨員身份存疑
作為個人崇拜策源地的北京人，早就不稱毛澤東為「毛主席」了，而是叫他為「姓毛的」。當下，還有人私下議論：「姓毛的沒有履行入黨手續！姓毛的為何沒有入黨介紹人？」「姓毛的不是中共的創始人」。連毛澤東是否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都質疑起來了，這不是天方夜譚嗎？
在揭開謎底之前，讓我們先看看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的一個表格上是怎麼填寫的。毛在「入黨時間」一欄上填的是「一九二○年」，但這張表格上沒有「介紹人」一欄。而當事人問他入黨介紹人或證明人時，他回答：沒有。在此前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專門談到了填表和介紹人的問題：「蘇聯共產黨是由馬克思主義小組發展成為領導蘇維埃聯邦的黨。我們也是由小組到建立黨，經過根據地發展到全國，現在還是在根據地，還沒有到全國。我們開始的時候，也是很小的小組。這次大會發給我一張表，其中一項是要填何人介紹入黨。我說我毛澤東沒有介紹人。我們那時候就是自己搞的。」
這就是說，毛澤東入黨，的確沒有介紹人，是沒有履行入黨手續的。而毛澤東卻又親筆莊重地在黨員登記表上寫上了其入黨時間是「一九二○年」，問題就出在這裡了。一九九七年去世的九十九歲湖南老黨員易禮容證實說：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一大」召開前，湖南還沒有建立共產黨小組，我和毛澤東都是「一大」後參加共產黨的。或言：陳獨秀等人不是也沒有入黨介紹人嗎？但陳獨秀、李大釗、張申府、李漢俊等少數幾個人是共產國際及蘇共所欽定的黨員，除他們外，其餘的黨員都是有入黨介紹人的。如：張國燾、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是張申府，劉少奇的入黨介紹人是羅亦農，等等，只有毛澤東沒有入黨介紹人。這就非常清楚地告訴了我們：
毛澤東沒有參與中共建黨
第一、一九二○年湖南還沒有共產黨小組，即所謂共產主義小組。當時，湖南只有一個共青團小組，劉少奇就是這個共青團小組的團員。毛澤東說他是一九二○年入的黨，這不是謊報了入黨時間嗎？
第二、毛澤東說他是一九二○年入的黨，這對於毛澤東至關重要。因為他是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以前入的黨，他才有可能忝列入於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列。
第三、既然毛澤東不是共產國際指定的黨員，那麼，他的黨員資格，就需要入黨介紹人來確認。如果沒有入黨介紹人，是要接受審幹調查的。但因發生在終身擔任黨主席的毛澤東身上，有誰敢於站出來提出質疑呢？
或言：毛澤東自己就是共產黨的創始人，黨是他建立起來的，他自然就無須入黨的介紹人了。但鐵的事實證明毛澤東不是中共的創始人。
中共創建於一九二○年八月
首先要說的是，中國共產黨不是建立於一九二一年七月，而是建立在一九二○年八月。當時，陳獨秀與楊明齋、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李達、施存統等人在共產國際代表維新斯基、馬林的支持協助下，在上海魚陽里六號陳獨秀家成立了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陳獨秀任中央書記，同時起草了黨綱，十一月又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宣言》。毛澤東是一點都沒有沾上邊的。但為了把毛澤東說成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就硬是把建黨日期往後挪了一年。有的書上則把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寫成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把各地奉中共臨時中央之邀而成立的早期共產黨組織，一律叫做共產主義小組。一九二○年入黨的羅章龍在一九七八年就說過：「共產主義小組這個名稱，是後人給起的。」現在蘇聯檔案解密了，我們可以看到維新斯基在一九二○年八月十二日從上海寫回去的匯報，開始即說：「我在這兒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中共革命局（和朝鮮局並列），由五人組成──四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三個部，即出版部、宣傳部、組織部。」五位核心領導人物：書記陳獨秀，出版部長汪原放，宣傳部長李達，組織部長張國燾，維新斯基是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李達說：「這兒實際上已經是全國包括國外中國共產組織的一個核心。」
李達、董必武均證明毛是中共一大列席代表
這樣，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在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的籌備下召開了。當時，臨時中央領導人李達通知毛澤東參加中共「一大」，毛澤東便邀何叔衡前來上海報到。見面時，李達詢問：「你們是CP，還是CY？」CP就是共產黨，CY就是青年團。他們都說是「CY」。這當然是沒有資格參加黨的代表大會了。李達說：「既然來了，就參加會議算了。回去以後再參加CP。」於是，李達就叫毛澤東以工作人員身份列席會議。由此可見，毛澤東不是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那麼，這個事實是怎麼傳出來的呢？李達在中共建政後當了武漢大學的校長，一九六二年「七一」建黨節前夕，李達在湖北省委黨校一個訓練班上披露了這件事。但李達不能不擔心他的講話會被別人抓住政治辮子，於是又說：「黨的『一大』的最大功績是發現了偉大領袖毛澤東。」可是，李達萬萬沒有想到，他竟然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文革初期聲討武漢「三家村」時被活活整死，其罪名之一就是「誣蔑毛主席並非『一大』代表」。
除了李達披露毛澤東不是「一大」的正式代表外，一九六五年，中共對中央委員的履歷檔案進行重新登記。董必武為毛澤東參加「一大」作證時指出：毛澤東是以工作人員的身份列席會議，會議曾有記錄。毛澤東看了董必武的證詞無法反駁，只能悻悻地說：「工作人員也是成員，還要分等級？」文化大革命期間，董必武以國家代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三次當面批評毛澤東說：潤之，你搞個人崇拜，不是馬克思主義；打倒大批黨和國家的幹部，不符合黨章國法。毛澤東拒絕接受批評，反而扣帽子說：賢琮，你對國民黨講「和」，對美帝蘇修講「和」，對劉少奇也講「和」；我們是路線之爭。幸而董必武是個長者，毛澤東奈何他不得，就沒有落得類似李達那樣的下場。
幾十年來的造神運動，把毛澤東奉為中共的創始人，歷史真相卻是，毛澤東不是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中共黨史研究室在整理、編輯《中共文革史記》時建議在內部公開，中央書記處討論後未做決定。毛澤東不是中共「一大」代表，黨史檔案遲早是要公開的。但要中共不承認毛澤東的共產黨員身份，則是一個不大好「尊重歷史」的問題，除非把毛太祖的牌位從天安門城樓上拿下來。
李达 (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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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男
政黨
中国共产党
國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配偶
王会悟
學歷
著作
- 《经济学大纲》
- 《社会学大纲》
李达(1890年10月2日－1966年8月24日)，字永锡，号鹤鸣，笔名立达、鹤、胡炎、江春等。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永州市冷水滩区）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编辑] 生平
1911年，李达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读书。1913年赴日求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即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开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李达回国，夏天在上海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共同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代理书记，任《共产党》月刊主编。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
1921年7月，李达筹备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主持建立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后任上海平民女校业务主任（校长）。1922年7月参加中共“二大”，年底应毛泽东邀请，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后在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23年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分歧，自动脱离共产党，任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后改为湖南大学法科）学监、教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
1927年马日事变后，李达脱离政治活动，先后任上海法政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中国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校教授、系主任，仍坚持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是国统区著名“红色教授”，1937年在上海出版《社会学大纲》，毛泽东盛赞他为“理论界的鲁迅”。
1949年参加与策动湖南投降中共。年底，由刘少奇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国政治大学副校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1]。一级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主任委员、院长，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暨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院士）。中国哲学会第一任会长。1958年李达曾在武汉东湖客舍同毛泽东就主观能动性问题发生争论，直言批评大跃进中的唯心论[2]，对六十年代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左”的政治批判取沉默态度，不同意林彪的“顶峰论”，指出“顶峰论”违反辩证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曾三次请示毛泽东，“李达可不可以批判”，毛澤東前兩次均未表態，直到第三次表示在校内批判一下，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又指示王任重說：“不要把李達整死，要照顧一下”[3]。6月30日，李达作为“三家村”黑帮受到公开批判和声讨[4]，受到武汉大学红卫兵的残酷批斗，公布的罪行包括指出毛泽东并非一大代表，只是代替者；以及批注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1966年7月19日，李達寫信給毛澤東：“主席：請救我一命！我寫有坦白書，請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隊取閱為感。此致最高的敬禮！李達七月十九日”李达要刘长森马上送到。但刘一出门就交给武大工作队。7月29日，工作队陆舒媏让其秘书将李达这封给毛泽东的“救命信”改换信封，以机要档交邮局寄“中共中央毛主席收”。[5] 8月10日，毛澤東看到一張條子上面寫道：“李達（武漢大學）要求主席救他一命。”毛澤東用特製的粗紅鉛筆在條子上作批：“陶鑄閱後，轉任重同志酌處。”[6] 同日，陶鑄又批：“即送任重同志”。8月13日，李達臉色蒼白，口吐鮮血，8月24日死在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武汉大学校文革召开全校大会，宣布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的党籍。死后被《人民日报》定性为“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双料货”[7]。工作隊抄了李達的家，將李達的書籍、手稿、衣物洗劫而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于1978年得到平反[8]。
[编辑] 著述
毕生坚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史学、法学、货币学的研究和教育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在研究和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成绩卓著，影响深远。撰写了数百万字的文章、专著和译著。著有哲学著作《现代社会学》（1926年）、《中国产业革命概观》（1929年）、《经济学大纲》（1935年）、《社会学大纲》（1937年）、《社会进化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主编有《唯物辩证法大纲》；出版有《李达文集》（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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