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邓小平因何说培养两个失败的接班人
2013-8-8 09:17 有55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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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邓小平曾选拔和培养了两个接班人，这在当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的问题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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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1992年春视察深圳发表重要谈话，以及那一段时期深圳的媒体突破框框，大胆地对邓小平重要谈话公开宣传报道的事情，已经成为历史。
由于那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是特殊时期发生的特殊事件，许多问题无法按常规的理解来解答，许多情节无法按正常的情况来理解。加上那段“内情”过去一直未有详细对外公开，导致海内外不少人一开始就对邓小平为什么不在北京发表“谈话”，而要到南方的上海、武昌、深圳、珠海“谈话”，为什么当时宣传报道邓小平重要谈话不是由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而是由深圳地方媒体“抢了头功”等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种种疑问与猜测。
种种疑问与猜测
由此流传着一些小道消息，加上主观臆断的传说，例如：深圳市委宣传部预先请示中央某个主管部门，受到“左王”严厉批评；深圳市委通过不同渠道多次请示要求报道，包括向时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请示，均未获同意；《深圳特区报》抢先发表邓小平谈话后，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等等。
还有，20年来围绕着邓小平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和如何宣传报道其谈话内容的事情，已经有不少报道，出了好几本书。可惜一些媒体的记者、或某一本书的作者，仅仅采访或访问某一两位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时陪同的当事人。而这些当事人在讲述时也只是凭个人的记忆，记者或作者也未曾认真详细查证，结果就难免在时间、地点、人物或情节上有偏差，甚至是严重错误。
这些偏差和差错虽然大多是一般的细节，但历史就是历史。新闻报道、纪实书籍所叙说的事实必须准确无误。对错误的东西，如果不澄清、纠正，报道或书籍公开出版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将会越来越大。
历史背景
邓小平南方讲话，仍须追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成立始末上来。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是以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为标志开始形成的，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精心培育下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的。
邓小平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中，无疑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要找第三代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领导权力的顺利交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一直致力于解决的一个战略问题。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革命家，既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又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熟悉我们党从开头到现在的历史，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都比较了解。”他深知一个人长期掌握党的主要领导权力不但会受到个人生理条件对领导能力的限制，而且这种体制本身必然使这种权力脱离领袖集团的集体领导，成为不受限制的权力。为此，邓小平经常对党内外人士讲，“我有1个观点，如果1个党、1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第二代领导集体由于领导者生命的自然终结而被迫结束的这种悲剧，实现领导权力的顺利交接呢？他又开始思考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体是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们又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因此，选拔和培养接班人是他们的当务之急。所以，第二代领导集体建立后，邓小平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
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邓小平曾选拔和培养了两个接班人，这在当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的问题上栽跟头”。
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及时否定了自己曾经看重的两个人，并经过反复比较，最后确定江泽民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南方谈话的一些细节问题
二十多年过去了，当时陪同邓小平第二次视察深圳的广东省、深圳市负责人，多数已经退休，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了。当时作为工作人员的这一批人，也大多陆续退休，逐步老去。为了保存那一段真实历史，2008年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深圳的几位老领导就动员和要求工作人员抓紧把当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发表重要谈话，以及认真做好宣传报道工作的情况整理出来。
笔者觉得有些细节问题还要给予补充、讲明。第一、并没有具体说要谁下台，也没有点哪个人是“左王”。回过头看，1991年春，邓就到上海讲话。但是，很多人没有听到、听懂，或者有些人根本听不进去。上海《解放日报》披露邓小平谈话内容的“皇甫平”文章，也没有引起人们更大的关注。
所以，“全退休”的邓小平1992年春才又到由他自己“画了一个圈”建立起来的深圳经济特区来“休息”，并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国家的发展大局有更多、更深入的谈话。
但是，邓小平在批评的时候，只对事，却不点具体的人名。在深圳视察期间，许多人都没有听他具体说过要谁下台，谁谁是“左王”等等。如前文所述，1月20日上午在深圳国贸大厦谈话中，讲到培养接班人时他说：“那两个人都失败了。不是在经济工作出问题。
他只讲“那两个人”，点到则止。更何况对在台上工作的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班子，邓小平是真心支持爱护的。他于1989年5月31日专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是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因此，邓小平在谈到中央新班子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问题时，当然是更有分寸了。
第二，广东省和深圳市的主要领导对于宣传报道邓小平南巡谈话的态度，一直是积极支持的。并不存在回避、甚至给宣传人员施加压力的问题。在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的过程中，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曾经几次主动向邓办、甚至是邓小平本人汇报，希望广东的新闻单位能够公开报道他老人家的重要谈话精神。但是，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破这个例”，“不开这个口子”。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为了深圳媒体能宣传报道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也向邓办及至邓小平本人请示，得到的同样是“不破这个例”。
因为，在这个特殊时期，又是特殊的事件，邓小平本人都说“不破这个例”，请示谁又怎么可能“破这个例”呢。而且当时没有向省市主要领导或中央某些部门请示，实际上也是为了不给他们添麻烦。
不管是深圳市委宣传部的干部也好，深圳的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出版社、新闻出版中心的负责人和编辑、记者也好，当时只不过知道自己有一种光荣而又艰巨的责任，一股劲地想把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尽快宣传报道出去而已。第三，1992年深圳的宣传报道工作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上得天时、下得地利。首先是得天时。那一年的春节，亲戚朋友互相拜年、团聚，谈论的话题很多都离不开邓小平南方讲话。元宵节之前，也就是大年还没有过完，中央的领导核心就开始传达、贯彻邓小平的谈话精神。这不能不感叹中国共产党之幸。
新华社于1992年2月20日就播发了这样一条重要消息：即将出版的第4期《半月谈》，刊登了杂志编辑部辑录的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公开发表的谈话摘录，题目是《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由此也可以说明：过了大年之后，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已经在传达、学习、领会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精神。3月11日，新华社又播发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全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消息，多处引用邓小平在南方重要谈话的内容，特别提到“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这就是当时整个国家的政治大形势、大潮流。没有这个大形势、大潮流，不是天赐良机，深圳的宣传部门或新闻单位就是再有敢闯的胆量，其抢先发言论、报道消息，就会闯大祸，可能碰得头破血流，而不会有后来屡受称赞和表扬的结果。
由此，这给新闻界还有一个体会：真正的好新闻，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能不能遇到特别的好新闻，机会主要靠天赐。只不过机会来了，你能不能抓住。
其二是得地利。因为深圳与香港一河之隔，所以邓小平才会倡导在深圳举办经济特区，他才会一而再地来深圳视察，媒体也才有机会近在身边地聆听到那么真切的重要谈话，也才有机会记录整理、率先宣传报道；因为深圳毗邻香港，思想文化和新闻舆论容易互相交流、影响，所以1992年春的《深圳特区报》“猴年新春八评”很快就在海外传播。
但是，毕竟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的执政党，一直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在意识形态的掌握控制方面，更加强调循规矩，守纪律。
深圳媒体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公开报道，是一个很特别的“特例”，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特色，虽不可以说“前不见古人”，却也可能是“后不见来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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