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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債危機與極右翼幽靈
（德國）還學文
九月的一天，聽到新聞播報希臘極右翼政黨「金色晨曦」黨議員被警方拘捕，才恍然意識到歐債危機引發的現實社會效應。二○○八年世界性金融危機以來，極右翼確實未能掀起災難性的社會風浪，以致忘卻了一直在旁伺機窺視的這股社會勢力。
新納粹的新策略
雖然反猶仍然是新納粹的基本特徵之一，極右翼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今天卻又披上新的外衣，不僅反猶而且從根本上排外，排斥一切非我族類，外來的難民、移民、生活在同一國家的少數群族──定居的猶太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德國是德國人的」，「俄國是俄國人的」，這個高度概括的極右翼口號在民主的德國和後共產主義的俄國竟無二致。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當前，反穆斯林以及歐洲伊斯蘭化威脅的蠱惑更能吸引廣泛的社會贊同，在穆斯林移民眾多的德國、法國、荷蘭無不如此。德國科隆市土耳其居民計劃建立一座中心清真寺，就出現一個右翼公民運動「保衛科隆」出來阻撓，的確獲得不少支持。
新右翼正在改變他們的策略，主動面向公眾，以化解敵意、改善形象、爭取同情。例如，他們迴避公開反猶而抨擊引發金融危機的銀行資本的猶太人金融巨頭，在宣傳中選擇灰色的語言地帶避免極端種族主義的、暴力的、納粹的用語，逃避可能招致的法律制裁。
極右翼黨進入議會
九十年代已降，西歐許多國家，極右翼黨進入議會、進入政府。進入民主政治，這是極右翼的又一發展。
極右翼的法蘭西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縮寫FN）一九九七年在第一輪議會選舉中得票百分之十四點九成為第三大黨。二○一二年議會大選，維持第三大黨地位，再度進入議會。在時間上平行的總統選舉中，二○○二年民族陣線候選人勒龐（Jean-Marie Le Pen）居然以百分之十六點八六對希拉克百分之十九點八八進入第二輪，令當時歐洲社會非常震動，他第二輪敗選，大家鬆了一口氣。至今右翼民族陣線一直未得進入政府，或多少得力於法國的兩輪選舉制。
荷蘭的情況就有些嚴重了。二○○六年，議員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在反歐盟憲法條約公投成功之際退出所屬的保守黨（VVD），成立了極右翼自由黨（PVV）。二○一○年議會選舉它得票百分之十五點五成為第三大黨。
奧地利的情況就更進一步。戰後大部分時間奧地利是聯合政府，並且基本上是社會民主黨與保守的人民黨（OVP）聯合。二○○○年社會民主黨得票百分之三十三點一五，結果卻是保守的人民黨和跟它得票一樣百分之二十六點九一的極右翼自由黨（FPO）聯合。這個聯合政府當即遭到國際抵制，以色列召回了大使，歐盟十四國把對奧外交關係降到最低點，持續八個月之後才經歐洲法院宣判解除。
歐洲議會一級情況稍微不同。一九七九年到二○○九年六次歐洲議會直選各國極右翼黨議員席位最多未過百分之八，二○○九年百分之五點二，為近年來最高。因為沒能形成議會黨團，極右翼還沒能對歐盟政治發生實質性影響。
有意見認為，把極右翼納入民主政體利於制約、限制和消弱他們，前提當然是極右翼必須弱小。但是，社會環境是會變化的、選票是會浮動的，極右翼也可能反過來利用甚至操縱民主制，像當年德國的納粹。
由於新納粹十連環謀殺案，德國各州內政部長聯席會議、州長聯席會議和聯邦參議院向憲法法院提出申請禁止國家黨，但是聯邦政府不支持申請禁令，認為禁了極右翼並不等於清除了極右翼，非法狀態的極右翼更難以控制。
希臘極右翼消散於民主的陽光
九月十七日三十四歲的著名流行歌手帕夫洛斯‧費薩斯（Pavlos Fyssa）在雅典的咖啡館外被一夥暴徒襲擊毆打致死。費薩斯不僅以他的歌唱著名，他還是活躍的反法西斯藝術家。警方逮捕了嫌犯，確認為「金色晨曦」黨（Chrysi Avgi）的極右翼分子。「金色晨曦」黨六名議員被撤銷豁免權，最高法院就謀殺案對他們提出公訴，該黨主席Nikos Michaloliakos因涉嫌組建犯罪組織被逮捕關押。事發之後，社會大為震驚，民調顯示百分之七十八的希臘民眾支持政府對新納粹黨的斷然措施。
這個黨成立於一九八四年，多年來幾無聲息；利用希臘的國債危機，二○一二年活躍起來，公開否認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暴力毆打外國人、對難民營縱火、挑動暴力仇外事端、當眾毆打議員、恐嚇披露他們的記者。他們又在多處公共場合設立粥棚救濟貧困的希臘人，籌備專為希臘人提供就業的機構，號召與勞工階級團結一致，鼓吹「希臘是希臘人的希臘」。
二○一二年選舉，「金色晨曦」作為第三大黨進入議會。左翼名歌手帕夫洛斯‧費薩斯被毆打致死事件發生，該黨民調驟降，百分之七十二的民眾認為極端右翼勢力對希臘民主已經構成嚴重威脅，議會凍結了他們的政黨經費。
面臨嚴峻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希臘的政府和民眾明確地拒絕了極右翼、那種可能顛覆國家和社會的政治動盪。
類似的危機 不一樣的結果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納粹利用世界性經濟危機引發的社會災難在德國攫取了國家政權；八十年後，二○○八年發端於華爾街的金融危機在許多方面堪與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機相比。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九號稱黃金二十年代的十年間，美國消費品貸款從一億美元上升到七十億美元，支持了其間消費品生產的增長，對經濟增長與危機發生的影響規模絕不比今日美國三無貸款購屋造就房屋市場泡沫遜色。但是和當年黑色星期四（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紐約股市崩潰不同的是，二○○八年金融危機後的政府干預，各國政府與國際組織共同救市確保金融體制運行。
因為不同的對策，因此有了不一樣的結果？也許。至少至今沒有出現災難性的社會政治動盪──類似三十年代德國納粹的崛起，便是歐洲大地上的右翼復燃，也面對政府與民眾的強烈抑制。歐盟不只是經濟的合作、政治的協調，而是歐洲國家之間、國家之上一級的準憲政權力結構，為歐洲民族國家的社會、經濟、政治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國際平台，例如救債、就業，統一的歐洲為失業者提供了廣泛的機遇，使之不必困於民族國家的界限之內。
與周邊國家情況不同，在德國極右翼黨始終未能進入聯邦一級議會。在二○一○年國慶日的議會演講中，總統伍爾夫（Christian Wulff）呼籲人們不能聽任排外的偏見與謊言以及歧視不作為，警告公民不可挑動對外國人的事端。他對全德國的人說「伊斯蘭是德國的一部分」，明確、直接、尖銳地針對種族主義排外和倡導多元文化。這種國家政治導向對社會的影響舉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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