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學足黑社會教父

 

習近平：學足黑社會教父

作者： 余 杰
更新於︰2014-03-14

二零一二年二月，習近平以副元首的身份訪美，剛剛逃離中國的我，是白宮門口眾多的抗議者當中的一員。習近平的車隊從旁門溜入，避免了與抗議者們正面相遇。

●余杰2012 年攜家出走美國。
和妻子在美東新居。

此後，習近平赴愛荷華州小鎮馬斯卡廷，與二十七年前招待過他的美國房東德沃切克夫婦茶叙。習近平說道：「我記得你們還有個可愛的女兒，她問我很多好奇的問題，比如你們有沒有看過美國電影呀，當我說我看過《獵鹿人》、《上尉的女兒》、《教父》後，她感到非常詫異。」

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細節：好萊塢電影《教父》是習近平的政治教材，這部電影對他的影響力不亞於《資治通鑒》和《毛選》。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教父》不可能在中國的戲院裡公映，習近平應該是在高幹子弟圈子裡看到「特供片」，從此念念不忘。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宣布設置權力熏天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此舉也許是受到《教父》的啟發，《紐約時報》評論說：「習近平曾承認自己看過《教父》這部電影，他證明了他從電影的一個主題中精明學來的東西：在一個男人的秘密小圈子裡集中與運用權力的藝術。」

一九七二年問世的電影《教父》，憑藉恢弘的結構與精湛的鏡頭語言，榮獲第四十五屆奧斯卡最佳電影、最佳男主角及最佳改編劇本三大獎項，成為電影史上不朽的傳奇。導演科波拉將紐約黑手黨柯里昂家族代際傳承的故事拍攝得動人心魄：紐約五大黑勢力集團之一柯里昂家族採用多種極端手段，實現了在美國黑勢力團體中的獨尊地位。在這場鬥爭中，有宴席上的運籌帷幄、決策千里；有街頭上真槍實彈的追逐和射擊；有欲擒故縱的計謀；有單刀直入的對決⋯⋯人性幽暗，權力如春藥；生命卑微，殺戮如便飯。黑手黨如此，共產黨亦如此。

「習近平主義」呼之欲出

共產黨是中國最大的黑社會，黨魁習近平自然是中國的教父，比起那個紐約黑幫的教父來，無疑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所控制之人口與資源，也不知擴大了多少倍。我從習近平在中共十七大進入軍機處、成為接班人的那個時刻，便開始了對他作觀察、分析和評論。

習近平執政以來，「習近平主義」已經隱然成形。一切熱愛自由、關注中國問題的人士，都不能對此視而不見。在《中國教父習近平》中，我從五個面向論述了「習近平主義」的特質：

第一章《痴人說夢：論「中國夢」之難圓》指出，習近平「中國夢」的「基本色」是「教父夢」：既實現國家富強，又保持一黨長期排他性執政，在中共建黨一百年時，畫一個從毛到習的完美圓圈。由此，習與毛肩而立。

但是，此夢不可能實現。低人權、高污染和高能耗的「中國模式」已經無以為繼，畸形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已走到盡頭，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之間的矛盾無法調和，習近平不可能安然度過他的十年任期。

第二章《南柯一夢：論法西斯之迷狂》指出，習近平執政以來，法西斯之路初露端倪：經濟上加強國企尤其是央企的壟斷地位，意識形態上變守勢為攻勢（敢於「亮劍」），內政上變本加厲地暴力「維穩」，軍事上高速提升軍費（以「強軍」為「強國」之先聲），外交上拋棄鄧小平「韜光養晦」之遺訓而走向對外擴張。

第三章《魂勞夢斷：論毛旗幟之難舉》指出，習近平「在肉身上是習仲勳的兒子，在精神上是毛澤東的兒子」。這一結論是我最早提出來的，逐漸被很多中國問題觀察家接受。習近平「打通兩個三十年」的設想，即「以毛為父，以鄧為師」，如學者李偉東所說：「用如何避免垮臺的視角總結蘇聯亡黨教訓，用馬克思主義信仰和領導人道德感召力來整頓執政黨團隊，用威權主義的反腐來重拾民心，用壓制輿論、重佔「思想陣地」來奪回話語權。」

但是，習近平的這一狂想不可能實現。今天中國真正的毛派寥寥無幾，口頭上的毛派，實踐中都過著「走資派」的生活，習近平也是如此——彭麗媛不就隨身帶著新款的蘋果手機嗎？所以，即便習高舉毛旗，也無法忽悠互聯網時代世事洞明的民眾；而若不實現「非毛」化，中國就邁不出民主憲政的關鍵一步。

第四章《醉生夢死：論當權派之裝睡》指出，從中樞到地方，整個共產黨的組織體系，都進入一種香港學者周廉所說的「裝睡」狀態，或者中國學者溫克堅所說的「腦死亡」狀態。中央欺騙地方，地方欺騙中央，執政黨對人民實行「訓政」，人民則假裝向執政黨效忠。

習近平作親民秀，講動聽話，並引用毛的名言說：「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以此麻醉民眾。然而，就連習近平的女兒也在美國念書，習近平根本就是半個「裸官」，最好的種子都撒播在大洋彼岸，何來「三個自信」？中國民眾怎麼會相信這個裝睡的人呢？

第五章《夢醒時分：論獨裁黨之覆滅》指出，習近平上台後，拼命集權，軍國主義和新權威主義是其左右兩翼，用智囊王滬寧的話來說就是：「沒有集中的權力，或是中央權力減弱，國家就會四分五裂，陷入混亂。強大的中央集權是在現代化過程中以較低代價實現穩定增長的一個基本保證。」習近平廢除了「集體總統制」，儼然就是獨斷專行的「毛二世」。

然而，火山終究會爆發，黃河終究會決堤，習近平的命運，如果在中國歷史上尋找參照系，類似於隋煬帝、崇禎皇帝、晚清攝政王載灃；如果在世界範疇內尋找參照系，則類似於納粹德國的希特勒、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伊拉克的薩達姆和利比亞的卡扎菲，哪一個有好下場呢？

中港矛盾的實質是獨裁與民主的衝突

我在書中梳理了習近平的人格模式和思維方式的形成過程，習近平的個性特徵與中國專制體制的互相影響，習近平的治國方略和目標及中國未來的變局與走向，希望提供給華人世界的讀者一個新的視角和參照系。我也願意這本書成為香港讀者認識習近平、認識「中共國」的入門讀物。

二零一零年，當我寫完並在香港出版了《中國影帝溫家寶》之後，厄運便降臨了。當時手握政法大權的周永康，親自指示秘密警察對我發出「活埋」的威脅，中共政權的「黑幫化」進入了圖窮匕現的階段。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一日，我在遭受了長達兩個多月的非法軟禁、黑頭套綁架和酷刑折磨之後，出走中國。在自由的美國，我重新安置書房，寫完了《中國影帝溫家寶》的續集：《河蟹大帝胡錦濤》。

當時，中共當局的駭客攻擊香港晨鐘書局總編輯姚文田先生的電腦，植入病毒；進而通過各種渠道對我發出製造「中國版的江南案」的死亡威脅。但是，我難道要繼續在「伏地魔」的陰影下生活嗎？言論自由是我生命中不可剝奪的一部分。二零一二年秋，我按照原來的計劃，在香港由晨鐘書局出版了《河蟹大帝胡錦濤》。

二零一三年十月，我與合作多年的晨鐘書局的總編輯姚文田先生一起編輯我的成名作《火與冰》，這本十五年前在中國出版的雜文集，曾經影響了整整一代年輕人。當年，這本書被刪改得傷痕累累，我希望有一本未刪節版在出版自由的香港問世。同時，我們也在討論下一本《中國教父習近平》的出版。就在書稿完成三校、即將送入印刷廠之際，我突然聯繫不上姚先生了。然後，我收到了姚太太的來信，她說，姚先生十月底在內地出事，失去自由。再後來，我知道了姚先生在深圳被中國當局誘捕的消息。七十三歲的姚先生，患有心臟病，在被關押期間多次暈倒。

姚文田先生的被捕，與香港電視牌照事件和《明報》撤換總編輯一樣，是中共當局對香港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社自由的嚴重威脅。每一個敢於說真話的香港媒體人和出版人，倘若赴內地探親訪友，都有可能遭遇到姚文田的命運。達摩克利斯懸劍隨時都有可能落下來，你能假裝它不存在嗎？

然而，我不能放棄。即便面臨死亡恐嚇，我仍然繼續修改書稿，重新尋找出版社。《中國教父習近平》的寫作和出版，經歷了一個「過五關、斬六將」的艱難過程，我能夠體會到當年寫《蔣經國傳》的作家江南的決絕心態。

二零零八年，我訪問香港的時候，詢問香港朋友，港獨是否成為一種思潮？有多少人支持港獨？朋友告訴我，港獨是一種非常邊緣的思潮，只有寥寥無幾的香港人支持。沒有想到，短短五年之後，中港矛盾針尖對麥芒，香港本土意識驚濤拍岸、風起雲涌，港獨成為不同年齡、不同階層的許多港人認同和嚮往的、未來香港的選項之一。從佔領中環到衝擊解放軍軍營，一向溫文爾雅、政治冷感的港人，為何如此熱血沸騰、奮不顧身？

這跟習近平鐵腕治港的政策息息相關。習近平的對外政策比起江澤民和胡錦濤來更加咄咄逼人，對香港是一副君臨天下的派頭，連最後一道面紗也扯下了。習近平本人不是由選舉產生的國家元首，即便在共產黨黨內的、中央委員會的選舉中，他也曾經叨陪末座，因此對選舉畏之如虎。他又怎麼能容忍香港民眾自己選舉特首呢？特首只能由他來任命，而不能由港人自己選擇。習近平不能讓香港的民主成為內地的榜樣，他決意讓香港變得跟萬馬齊喑的內地一模一樣。

所以，中港矛盾不是內地人與香港人的矛盾，而是獨裁與民主的矛盾。習近平命令中聯辦的嘍囉發出在香港實施緊急狀態的威脅，宛如一九八九年鄧小平下令《人民日報》發表殺氣騰騰的《四二七社論》。此時此刻，港人何去何從？是忍辱偷生、甘做奴隸，還是奮起反抗、奔向自由？

但願是「獨裁者系列」之終結篇

從習近平的言談舉止、行事為人可以看出，中共極權制度對人的智性和良心造成了多大的戕害。習近平被恐懼所吞噬，同時又是更大的恐懼的製造者。他本已病入膏肓，卻諱疾忌醫，甚至殺害良醫；他不願意聽到噩耗，便下令割掉信使的舌頭。

因報道中共最高層的家族貪腐（包括習家），《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路透社等國際媒體的中文網站先後被中共封鎖，《紐約時報》和彭博新聞社的二十多名駐華記者的簽證不獲延期。

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專欄作家、三度獲得普利策獎的托馬斯·L·弗里德曼，憤而發表一封致習近平的公開信，信中直接譴責「您的一些同事及其子女胃口巨大的貪婪之心」，並一針見血地指出，「《紐約時報》和彭博社對此類事件的曝光極大地幫助了您的領導工作。這是心臟病發作前的一種警告。縱觀歷史，中國政權滅亡的頭號原因就是貪婪與腐敗。」若習近平一意孤行，弗里德曼亦發出警告：「這還將迫使我們驅逐中國的記者。你們既然要蒙住我們的眼睛，我們也不會讓你們享受我們的開放。」最終，習近平退步了，給那些他不喜歡的外國記者頒發了證件和簽證。不是因為他害怕弗里德曼的文章，而是因為他還沒有做好向全世界攤牌的準備。

作為一名中國知識分子，我更責無旁貸地，要像弗里德曼那樣向大獨裁者習近平發出「當頭棒喝」。當年，自稱「萬王之王」的利比亞獨裁者卡扎菲，在接受了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的採訪之後，後悔地說，「任何讀過她寫我的文字的人，都會降低對我的評價」。這也是我的志向所在：揭開皇帝的新裝的秘密，讓每個獨裁者都醜態畢露。習近平的獠牙既已露出，我看到了，就當發出示警的吶喊。為了說真話，我已經付出沉重的代價，險些失去生命，並長久地告別故土。但是，我無怨無悔，我更堅信：真話必須大聲說出來，否則它無法對抗和戳破謊言。

我更期盼，《中國教父習近平》是我的「中國獨裁者三部曲」之「終結篇」。我對黑暗的詛咒將劃上一個句號，而我對光明的呼喚剛剛開始。

此刻，我的耳邊想起了黃家駒《光輝歲月》那激動人心的歌聲，這首歌不僅是唱給曼德拉的，也是唱給姚文田、程翔、劉曉波、李旺陽、丁子霖、司徒華⋯⋯以及所有熱愛自由的香港人和中國人的：「今天只有殘留的軀殼，迎接光輝歲月，風雨中抱緊自由，一生經過仿徨的掙扎，自信可改變未來，問誰又能做到？」這歌聲必將響徹中國大地，這歌聲就是共產黨和習近平的喪鐘。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美國弗吉尼亞

（註：此書尚未出版，作者此文交本刊獨家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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