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洋務運動以來，中國與西方的接觸，已有一百六七十年，十九世紀中葉，北京已經設立「總理衙門」，亦即今日泛稱的外交部，另有龐大的「編譯館」，開始大量培養西語人才。今日的中國人，還是很艱苦掙扎地談論如何「學好英文」。
收穫
大陸和香港，當然不乏能說英語的人。然而，「能操英語」與「英文好」是兩回事。香港的旅行社去日本旅行，隨團的導遊，都會講日本話。我問過幾位：你的日語，聽來好像很流利，令人佩服，請問你可不可以用日文寫文章，或以日語演說？導遊苦笑：我們的日語，只夠找錢、問路、幾點鐘集合之類的日常溝通。
這就是問題所在了。外行人看熱鬧。不懂英語的人，會覺得一個同族的人講英語嘩哩嘩啦不斷，好像很流利，但與這位說話者交談的地道英國人，會聽得出他的文法和句法很多都不對。但通常不會矯正他——不論在明在暗，英國人不喜歡糾正或指出一個外國人說英語的錯誤，一半出於禮貌，另一半出於含蓄。我反而聽過很多大陸中國人當面糾正香港人的粵式普通話，反之亦然。
我看過曾留學英國的徐志摩、錢鍾書寫的英文信。文法沒有問題，但行文過於方正嚴肅。書信往來的對象，可能是他們不熟的學者或正經的友人。這種英文信無從判斷徐錢兩人的英文好到什麼程度，正如香港千百家律師行，律師都能以英文草擬合約信件，但沒有一個本地律師的英語，好到能在英文電視台主持一個時評節目。說英語不難，如果只求詞能達意。聽懂美國人澳洲人用英語談生意也不難，如果求財心切。看得懂英國名家的小品文章就難了，寫得能與二十世紀英國名家一般水準的，更難更難——這一點，外國人不是做不到的，印度裔的奈波爾、盧什迪、俄裔的彼德奧斯汀諾夫，就能寫一手清麗的英文散文，而且在英語世界暢銷。達到這一點，方可以說：這個人的英文實在好。
以此為標準，方知學好一國語文，是如何艱難了。當然，人生短促，如果你是商人、醫生、科學家，事業的目的和手段，與語文沒有直接關係，英文只是一種工具，則只學到議價的程度，我看不出有任何覺得不是的理由。
但是如果學好一國語文，目的是開拓視野、修養品味，則又不同了。英文的出版物世界，如一座寶山。二百年來，優秀的英文作品多如晨星。因為英語世界的出版業，不求眼前的短小盈利，女明星和𡃁模，不是哪個有市場消費名氣都可以「出書」講美容護膚心得的。麥當娜和 Keira Knightly「寫」過「書」出版了沒有？沒有。畢比特和湯告魯斯也撈過界做了「作家」沒有？沒有。西方的出版界，把關極嚴，編輯能放行出一本書，同時已經將九十九份書稿丟進字紙簍。因為在英美，不是喧嘩起哄殺雞取卵的民族，能寫一手上佳英文、有想像力、思想也有見地的人，實在太多了。
除了小說，就是散文。英國的散文自成一個國度。閱讀英文，要像品嘗美食一樣，山珍海錯吃得多便成食家。同理，英文書看得多，也能分辨高下。優秀的英文散文，二百年來必有一共通點，就是文筆淺白、道理彌深，必擅長以親和、簡單，而又帶有幽默情趣的文筆，將大道理或你不知道的智慧識見說清楚，而且令讀者感悟人生。莎士比亞時代的培根開此風氣，自十八世紀末以來，蘭姆、赫胥黎、柴斯特頓，名家輩出，無論是一截粉筆，或在鄉間一件見聞、一頂帽子被風吹起他去追，一件小事、一個人物，信手拈來，皆雋永人間。
民國梁實秋的「雅舍小品」，風格與英國散文類似，梁實秋的英國文學讀得多，「雅舍小品」的中國文人精神結合了紳士味，而且有一份悠閒。難怪梁實秋先生在三十年代，主張創作自由，在左傾文人的「國防文學」指令之下，認為散文家小說家，不必只寫家仇國恨，砌情喊口號，可以只寫你熟悉的事情。這一點，本來是常識（ Common Sense），但三十年代的上海，左傾滲透，文人之間已有相互傾軋唯我獨尊的一言堂風氣，這一點中國國情，恒久不變。所以夏志清在美國為中國現代文學另立標準，盛名延芳於身後。
學英文不要只求功利。學任何一種外語也不應只問功利，而問開拓人生，等同一生活了兩輩子，人生在世七八十年而知上下方圓七八百年的世事。英文好的人，修養也一定好，而且不會回應與半吊子三流人物的謾罵、不喧嘩，不會是小農和潑婦。憑此一點，即已是人生一大成就，比你憑寫英文信賺了幾百萬，我認為，更加寶貴。今年四月，膠袋稅擴展至所有零售點，有線電視新聞的偵查報導訪問零售商，發現許多小店的負責人，不知道什麼產品可以豁免膠袋稅，什麼不可以。當然，對大財團轄下的零售店，早就已經慣了膠袋稅，無有怕。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接受訪問時表示，只要用常識就可以分辨，市民不用擔心。常識？這個政府引人犯罪，又見一例。法例就是法例，政治問責官員說出如此不負責任的言論，反映特區政府用人，只問忠誠，不問能力，才是對法治的最大危害。
膠袋稅，只是近年眾多政府「無事生非」的政治之一。多數市民不會留意得到，在環境和公共衞生這兩個範疇，官僚都努力地製造人民公敵，同時為自己擴大版圖找藉口。
另一邊廂，自六十年代起，美國興起新左翼運動，透過直接對跨國大財團製造壓力，迫使政策轉彎。在環境和公共衞生，最先被攻擊的有石油和化工。由七十年代起，新增的人民公敵名單加入了煙草和奶粉；八十年代的攻擊對象，有快餐、飲品。諷刺是，大企業，有能力負擔對應政策的成本。政策愈繁複，中小企的生存愈困難。政治上的攻擊愈強烈，政策愈繁複，行業中的競爭愈少，寡頭壟斷情況愈嚴重。有時我不知道，新左翼的社會棟樑究竟是蠢？還是他們根本就是和大財閥同氣連枝，只不過是在政治舞台上，他們選擇了扮演好人的角色，默默地為大財團利益服務。在政策圈打滾十多年，我親眼見過不少政治演員，在鏡頭前罵財團七情上面，轉過頭又向同一群資本家籌款。
我只想指出，政府、政客和財團的共生關係，未必是有共識的陰謀，更加不一定是全部來自功能組別。常言道，政治裡沒有永遠的敵人，但有共同的利益。政府官僚要尋找存在價值，每個部門都要找新的事情來做。至於政客，他們需要的是不斷提出「成功爭取」的機會，反正最終負責做事抑或付出成本的永遠不是他們。
財團不會喜歡規管，但他們也不會抗拒，正如之前所講，規管愈多，通常對大財團來說，是一種政策上的保護。在高度規管的行業，企業會將資源由創新和競爭，轉到應付法規和政治游說。當然，政客最想見到，就是有人願意花錢在他們的宣傳工程。我這裡所講的政客，是廣義的；凡是以別人資源達到自己的願望，強迫社會按照自己意願去運行的，都是政客。
最新的公共衞生敵人，是糖和鹽。政府最新開設的什麼降低食物中糖和鹽分量委員會，雖然被人訕笑為弱智之舉。不過，這個潮流可是全世界新左翼和世衞在日內瓦的食品官僚在力推的，只是特區政府執行得笨拙。我可以大膽預言，在十年內，總會有新的政策，借減少市民每日攝取糖和鹽為由，令食品製造業更集中在少數人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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