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房内考
《中国古代房内考》是一本面向西方普通读者介绍中国古代性文化[1] 的书。书作者高罗佩是荷兰著名汉学家，内容包手从西周到明即约公元前1500—公元1644年三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性文化和性习俗，其中汉至明部分是根据《秘戏图考[2] 》相关内容发展而来。由于本书较《秘戏图考》晚出10年，因此书中的观点较《秘戏图考》有发展，体现了作者多年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学术成果。
书 名
中国古代房内考
作 者
高罗佩
类 别
古代性文化
介 绍
目录
1内容简介编辑
《中国古代房内考》作者高罗佩（R·H·Van Gulik，1910—1967），荷兰人。译者是李零、郭晓惠、李晓晨、张进京。内容讲述从西周到明三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性文化和性习俗，是《秘戏图考》的姊妹篇。
这部书也被认为是《秘戏图考》的姊妹篇，被西文汉学界公认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权威之作。该书在西方出版的英文名是《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直译过来是《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中国古代房内考》作者附加的中文名。译者在译后记中最后说：“本书虽是一本写给西方读者看的书，但对中国读者来说，却有自我认识的意义。我们把它翻过来，重新介绍给中国读者，说实话，并不是因为性问题近来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相反，我们倒是希望，这本书对长期禁锢之后的过度敏感和兴奋会有某种‘冷却’作用。”
2目录编辑
译者前言
插图目录
版图目录
作者序
第一编 封建王国
第一章 西周和西周以前（约公元前1500年—前771年）
殷文字与母权制残余——西周天道观与“德”——《诗经》中的性与社会
第二章 东周（公元前770年—前222年）
社会状况和性生活——《左传》的有关记载——《易经》与阴阳五行——道家与儒家——中国人的基本性观念
第二编 成长中的帝国
第三章 秦和西汉（公元前221年—公元24年）
《礼记》与古老性原则——宫廷性生活的荒淫——妓院的产生——房中修炼书的流行
第四章 东汉（公元25年—220年）
房中书的内容及应用——道家的性修炼
封底
第五章 三国和六朝（公元221年—589年）
嵇、阮之交——葛洪《抱朴子》——班昭《女诫》——房中书——佛教密宗的传入
第三编 帝国的全盛时期
第六章 隋（公元590—618年）
隋朝的建立——房中书：《洞玄子》——《房中记》——《素女经》——《玉房秘诀》——《医心方》——房中书的评价——变态性行为
第七章 唐（公元618—907年）
艺妓和艺妓制度——住房、家具和服饰——武则天与杨贵妃——房中书：《房内补益》与《大乐赋》——唐代色情传奇：《游仙窟》、《神女传》——狐狸精的描写
第八章 五代和宋（公元908—1279年）
五代——李煜——缠足——理学——道家炼丹之书——“龟”字的含义变化——房中书——裸体——三种不同等级的妓院制度——宋代婚俗——住房、家具和服饰——李清照
第四编 蒙古统治与明的复兴
第九章 元（公元1279—1367年
元代的性习俗：功过格——元曲——三姑六婆和太监等——管道升《我侬词》——忽思慧《饮膳正要》——喇嘛教的房中秘术
第十章 明（公元1368—1644年）
明代的性习俗——房中书：《某氏家训》——《素女妙论》——《既济真经》——《修真演义》——色情小说：《金瓶梅》——《隔帘花影》——一个真实有爱情故事：《影梅庵忆语》——明代的人物画像与服饰——淫秽小说：《绣榻野史》——《株林野史》——《昭阴趣史》——明代春宫画——明末江南春宫画册：《胜蓬莱》——《风流绝畅》——《鸳鸯秘谱》——《繁华丽锦》——《江南销夏》——中国性观念的最后标本——明朝的灭亡——中国文化的生命力
附录
附录一：印度和中国的房中秘术
附录二：《秘戏图考》中文自序；《秘戏图考》收藏简表
书名简称索引
中文索引
日文索引
总索引
译后记
3作者编辑
高罗佩（R·H·Van Gulik，1910—1967），是荷兰著名汉学家，曾荷兰莱顿大学和乌得勒支大学攻读法律和东方语言，1935年以研究印度、中国西藏和远东马祭的论文而获博士学位。之后，一直在荷兰驻外机构中担任外交官，先后就职于东京、重庆、南京、华盛顿、新德里、贝鲁特和吉隆坡，最后职务为驻日本大使。
4作者序编辑
关于本书写作缘起的简介，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它的写作计划和讨论的范围。每本书的写成都各有机缘，本书的写成，起因也异常复杂。
1949年我在荷兰驻东京大使馆任参赞，偶然在一家古董店发现一套名为《花营锦阵》的中国明代春宫版画集的印版。这套印版是从日本西部一个古老封建家族的收藏散出（十八世纪时日本西部与对华贸易有密切关系）。由于此种画册现已罕·，无论从艺术的或社会学的角度看都很重要，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使其他研究者也能利用这批材料。最初我的计划是想根据这套印版少量复制，限额出版，再加上一篇前言，讨论春宫画的历史背景。
为写这篇前言，我需要有关中国古代性生活和性习俗的知识。在这以前，我在汉学研究中总是避开这一题目，原因是我觉得这一领域最好还是留给合格的性学家去干，特别是西方有关中国的新老著作信口雌黄，使我得出印象，误以为性变态在中国广泛存在。可是当我已不得不选定这一题目时，我发现不论是从正经八百的中文史料还是西方有关中国论著都根本找不到像样的记录。
中文的著作对性避而不谈，无疑是假装正经。这种虚情矫饰在清代（1644—1912）一直束缚着中国人。清代编纂的汗牛充栋的书面材料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巨细无遗，但唯独就是不提性。当然希望在文学艺术中尽量回避爱情中过分肉欲的一面本身是值得称赞的。这的确给人一种好印象，特别是当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肉欲的一面在文字和图画上都被强调得太过分，以至于掩盖了性行为基本的精神意义。但清代的中国人是堕入另一个极端。他们表现出一种近乎疯狂的愿望，极力想使他们的性生活秘不示人。
西方关于中国性生活的出版物之所以十分贫乏。原因之一是在华的西方观察者在设法获取有关资料时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困难。我没有发现任何一部西方有关出版物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它们简直是一堆地地道道的废物。
正是因为通常可以接触到的中文史料和外国文献都不能满足我的课题所需的有关资料，所以，我不得不设法弄清是否在中国和日本再也找不到意外的材料。调查结果是，虽然在中国本土由于查禁太严，清代文献实际上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在日本，中国有关性问题的重要古本却保留了下来。这些古本早在公元七世纪就已传入日本。它们启发我去做进一步搜集，使我在古老的中医学和道教文献中查出了不少材料。这些材料印证和补充了日本保存的资料。
另外，由于某些中日私人版画收藏家的慷慨相助，使我得以研究他们收藏的一些明代春宫版画和房中秘书。所有这些画册和书都极为罕见，其中有些已成孤本。
验证以上材料，使我确信，外界认为古代中国人性习俗堕落反常的流俗之见是完全错误的。正如人们可以想见的那样，像中国人这样有高度文化教养和长于思考的民族，其实是从很早就很重视性问题。他们对性问题的观察体现在“房中秘书”，即指导一家之长如何调谐夫妇的书籍当中。这些书在两千年前就已存在，并且直到十三世纪前后仍被广泛传习。此后儒家禁欲主义逐渐限制这类文献的流传。到公元1644年清建立后，这种受政治和感情因素影响而变本加厉的禁欲主义，终于导致出上述对性问题的讳莫如深。从那以后，这种讳莫如深一直困扰着中国人。清代学者断言，这种讳莫如深始终存在，并且两性的严格隔离在两千年前就以盛行。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要反驳这种武断的说法，说明直到十三世纪两性的隔离仍未严格执行，性关系仍可自由谈论和形之文字。
古代的中国人确实没有理由要掩盖其性生活。他们的房中秘书清楚地表明，从一夫多妻制（这种制度从已知最古老的时期到不久前一直流行于中国）的标准看，总的说来，他们的性行为是健康和正常的。
选定这一课题带来的后果是，出版上述春宫版画集将意味着我要履行双重职责：除去使人们得到这些稀有的艺术材料之外，还必须纠正外界对中国古代性生活的误解。
复制出版春宫版画集的前言后来竟变成一部二百多页的著作。当我于1951年终于以《秘戏图考》，附论汉至清代（公元前206年—公元1644年）的中国性生活为题出版该书时，它已长达三卷。由于该书中有复制的春宫版画及其他不应落入不宜读者手中的资料，我只印了五十册，并把它们全部送给东西方各大学、博物馆及其他研究单位。
我本以为随着该书的出版，我在这一领域内的工作即可告结束。对这一课题的各个专门领域做进一步研究，那最好还是留给合格的性学家去干。
然而当我出版此书时，剑桥大学研究生物化学的高级讲师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为收集材料写他的名世之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已经相当独立地开始研究道家采补术。他参考了我赠给他们学校图书馆的书，感到无法同意我对道教性原则的反对看法。坦率地说，道家的作法最初确曾使我大为震惊，因此我称之为“性榨取”（sexual vampirism）。虽然以一个外行来研究这类问题很难做到允执厥中，但我说道教思想对中国古代妇女的待遇和地位只具坏影响是太过分了。李约瑟在给我来函中指出，与我的说法相反，道教从总体上来说是有益于两性关系的发展和提高妇女的地位。并且他还向我指出，我对道教资料的解释过于狭隘，而他那种比较通融的观点才恰如其分的。读者可参看当时正在付印的李约瑟所著该书第二卷146页的脚注f。
其后汉学同行在他们对本书的评论当中又提出了其他一些订证和补充，而我从阅读中也发现一些新资料。虽然这些发现并未影响该书的主要论点（李约瑟的研究反倒加强了这些论点），但我觉得还是应当把它们记录下来，并期望出版一部上述套色版画集的补编。1956年，该书出版商建议我写一本讨论中国古代性与社会的书，我认定这是改写该书历史部分的好机会。我增加了西汉的资料，删去了讨论春宫画的细节，并扩充了其他部分，以便为广大人类学界研究中国的性生活提供更宏阔的总体面貌。
正是以这种方式，这本题为《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的书终于问世。
从成书结果来看，这两本书是互为补充的。它们是从同样的中文文献出发，但《秘戏图考》侧重于套色版画和中国色情艺术的一般发展，而《中国古代房内考》则采用一种视野开阔的历史透视，力求使论述更接近一般社会学的方法。
至于说到本书涉及的时间范围，我发现必须对本书题目中“古代的”（ancient）这个形容词做出比中国人通常所用含义更宽泛的解释。通常他们都是以这一术语指他们历史的前半段，即从约公元前1500年到约公元200年这段时间。不过中国文明此后并未中断其发展而一直绵延至今。为了给进一步研究更加晚近的性生活提供全面的历史背景，我不得不把视野扩展到公元1644年。这时，满族征服了中国，中国人对性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深刻变化。所以这个时间提供了一个人合乎逻辑也方便使用的结束点。
同样本书题目中的“性生活”(sexual life )一词也有更宽泛的含义。特别是鉴于中国文化是在与我们的文化有许多不同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只讲性关系是不够的。为了正确估价中国人的性关系，读者至少要对中国的社会背景有一般的了解。故我想尽量简要地提供一些有关情况，特别是那些与主题密切相关的细节，诸如室内陈设和穿戴打扮。所有这些性的、文化的、经济的、艺术的和文学的资料只有纳入历史的框架才能说明它们的演变。因此，我把有关历史时期分为四大段。第一段的大体时间范围是公元前1500—纪元初，第二段是纪元初—公元600年，第三段是公元600—1200年，第四段是公元1200—1644年。这四大段又分为十章，每一章各讨论一个范围相对确定的历史时期。
要想在一本概论性质的书中反映出上述十个历史时期中每一期性关系的总体面貌，这当然不可能。况且我们对中国社会史的现有知识是否已经充分达到足以做详细论述的地步也是大可怀疑的。
只是在与早期中国历史有关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我尝试以尽量简短的方式勾勒出一个概括性较强的画面。同时我们可以把这两章看做全书的导言。接下来的每一章则侧重于性生活的某些特定方面。
第三章（秦和西汉）侧重讲性与社会生活，第四章（东汉）侧重讲性与道教，第五章（三国和六朝）侧重讲性与家庭生活。
第六章（隋）重点放在房中术上，第七章（唐）主要是讲上等妓女宫闱秘史以及医学的和色情的文献而第八章（五代和宋）是论缠足习俗、上等和下等妓女以及理学对性关系的影响。
最后，第九章（元）是据喇嘛教的特殊材料描写蒙古占领下的性关系，而第十章（明）重点是讲文学艺术中的性描写。
只想研究某一特定问题的读者可以从总索引中找到有关段落的出处。
本书只是一个提纲挈领的东西，它首次尝试综合现存材料，将其纳入历史序列，目的是想为不能参考原始中文材料的研究者提供他们所需了解的一般情况。我希望他们能从中找到自己所需的东西，或至少懂得从何处找到这些东西。鉴于后一点，我增加了引据西方汉学文献的脚注。在像本书这样一部用几百页篇幅去囊括三千年历史的书中，当然可以逐段加上汉学出版物的出处。但我想，这些出处对一般读者用处不大，而汉学家们又知道从何处查找有关书目。因此，我对西方汉学文献的引用只限于那些对读者做进一步研究最有用的书籍和论文。
不过，由于这是第一部研究本课题的书，并且为使汉学同行对书中仅属初步涉猎的问题能做进一步的探讨，我必须在比较关键的地方注明有关中文史料的准确出处，因此有些页上充满了中文的人名、书名、术语和年代。希望一般读者能对此谅解。同时我还要请汉学同行们体谅，由于篇幅所限，我不得不大大简化某些历史叙述，甚至入往往不得不把某些复杂问题一笔带过。
读者会注意到本书很少引用民俗学材料。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民间传说在中国也是性学研究的丰富源泉，而且像葛兰言（M·Granet）和艾伯哈德（W·Eberhard）等学者在这方面已做过出色的工作。但这一领域是如此广阔，尽管他们有开创之功，但将中国的民间传说令人信服地用于历史学和比较研究的目的，这样的时刻却尚未到来。在没有搜集到更多的材料并加以筛选之前，偶然的事实极易被误认为标志着普遍趋势。中文文献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时间和地理范围上看都是如此浩瀚，以至我们若想从孤立的事实下结论，那将很容易证明比较人类学所知道的每种现象或习俗其实都存在于中国的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我们在本书中只使用明确属于中国文化范围的资料，即被新老文献中的大量引文证明，一直是中国人所确认代表他们思想习惯的资料。这意味着我应排除非汉化土著（纳西、苗、彝等）和信奉非汉化外国教义的中国人的性习俗不谈。
出于同样的理由，我竭力避免详细引证马可·波罗（Marco Polo）关于元代性生活的说法。这个伟大的威尼斯旅行家懂蒙古语和突厥语，但不懂汉语，完全把自己和那些蒙古王公看作一类人。他不过是从旁观的角度看中国人的生活。他对中国性习俗的观察似乎主要只同当地的外国居民有关，但例外的是，他对妓院制度的准确评价还是符合中国史料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估计到鲁思梯谦（Rustichello）和其他编译者主观文饰的可能性。
正如上面所解释，我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才接触到中国古代性生活这一课题，并且只配以一个对人类学有一般兴趣的东方学家来发表见解。当我进行这方面的调查时，常常感到自己缺乏专业性学知识犹如残疾人。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在这一方面不够内行，我采取了在关键处用中文文献本身说话的办法，只是当靠常情推理或凭我三十余年博览中文读物之印象看来是正确的时候才做出结论。希望从事医学和性学研究的读者，能从译文中发现足够的原始材料，使他们的结论系统化。另外，本书中所有散文和诗歌的译文都是出自我手，即使是在脚注中已提到有相应西方译本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对医学知识的缺乏也提醒我必须尽量避免对诸如产科学、药物学等纯医学问题进行讨论，尽管它们对性生活还是有某些影响的。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现有西方论中医学的著作。只有性病是例外，因为性病传入中国对中国性习俗是有影响的。
我在此谨向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和国会图书馆（ The Library of Congress），巴黎的基梅博物馆（The Musee Guimet），以及莱顿的国家民族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graphy in Leyden）敬致谢忱。感谢他们一如既往，再次惠借其精美收藏中的许多图书资料。
1960年夏于吉隆坡
5译者前言编辑
这本书的内容对中国读者已经太陌生，简直好像是讲另一个国度。然而，这却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汉学著作：由一个外国人讲中国，讲我们自己的事情。
作者汉学功力深厚，发表过不少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译作和专著，如米芾《砚史》译本（1938年）、《中国古琴学》（1940）、嵇康《琴赋》译本（1941年）、《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1944）、《狄公案》译本（1949年）、《春梦琐言》（1950）、《秘戏图考》（1951）、《棠阴比事》译本（1956）、《书画说铃》译本（1958）、《中国绘画鉴赏》（1958）、《中国长臂猿》（1967）及本书。这些书中，尤以《狄公案》译本和本书名气最大。《狄公案》译本在西方有“中国的福尔摩斯小说”之称（作者后来还写有自己构思的续作），非常风靡。而本书则取材鸿富，研精虑深，在研究院国古代性生活这一问题上，被西文汉学界公认是一部具有开始性的权威之作。美国学者坦纳希尔（Reay Tannahill）在其《历史中的性》（Sex in History）一书中遍论世界各古老文明的性生活，述及中国，几乎全取本书。她说，此书“无论取材或立意言之，皆为无价之宝”，洵非虚誉。虽然此书主要是写给西方读者，是为了纠正西方人对中国古代性生活的偏见，但它的内容对中国读者也同样有耳目一新之感。因为作者所讲的事情即使对中国人来说，似乎也以十分隔膜。
本书英文原名直译过来是“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副标题是“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1644年中国性与社会的初步考察”，另个还有中文名称，叫《中国古代房内考》。现译本沿用作者的中文名称。
此书从性质上讲是一部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性生活的学术专著。就作者的经历和学术背景而言，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过去多偏重于琴棋书画和诗赋小说，很有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儒雅之风”或“玩古董气”。他怎么会想到现在这样一个题目上来呢？这就说到他对中国明代春宫版画的收集。
在本书的序言中，作者很坦白地说，他对中国古代的性问题过去一直绕着走，觉得自己缺乏性学知识如残疾人，不敢去碰。但有一次，他偶然买到一套明代套色春宫版画的印版，即《花营锦阵》，想把它印出来供有关学者研究，由此引发兴趣，才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先是写了《秘戏图考》，后又写了本书。所以讲本书，是不能不提《秘戏图考》的。
《秘戏图考》是一部研究明代春宫版画的专著。该书最初是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来写，只想在前面加一个带有历史研究性质的导言，后来逐渐扩大开来，竟成为一部三卷本的大书。其中第一卷是正文，系用英文写成。该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色情文献简史》，内容是讨论房中秘书和色情、淫秽小说，时间范围从汉一直到明，就是本书的雏型。第二部分是《春宫画简史》，重点介绍八部春宫画册。第三部分是《花营锦阵》，包括画面说明、题辞译文和注释。卷后附有《中国性学词汇》及索引。第二卷是《秘书十种》，系书中引用的重要中文参考文献，用中文抄录，包括《洞玄子》、《房中记》、《房中补益》、《大乐赋》、《某氏家训》、《既济真经》、《修真演义》、《素女妙论》、《风流绝畅图》题辞、《花营锦阵》题辞。卷后有附录，分“旧籍选录”和“说部撮抄”两类。第三卷是影印的《花营锦阵》原图。全书前面有英文导言和中文序（用文言文写成）。所有中、英文皆手写影印。作者认为该书不宜公开出版，所以中印了五十部，分赠世界各大学图书馆和研究单位（参看本书附录二）。近闻香港已将该书翻译出版。
此书初版于1961年，与《秘戏图考》是姊妹篇，但二者有几点为同。第一，此书侧重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而不是艺术鉴赏，与前者有分工，叙述历史部分加详，而讲春宫版画反略，只占第十章的一小部分。第二，此书后出，距前书有十年之久，讲历史的部分不但独立出来，而且内容上有增补，观点上有修正。如作者增加了讲西周和西周以前、东周和秦的部分，其他原有部分也补充了许多新引文，修改了许多旧引文的译文，并采纳李约瑟的意见，修正了前书对道家性秘术的评价，放弃了所谓道家进行“性榨取”的说法，因此显得更加完备。第三，此书是用来公开出版，面向广大读者，作者一贯强调爱情的高尚精神意义（参看本书中对赵明诚、李清照爱情故事的描写），反对过份突出纯肉欲之爱，对正常的性行为与变态反常的性行为（施虐与受虐，排粪尿狂、兽奸）作严格的区分，故对本书行文、版图和插图的选择极为慎重。如作者把某些引文中涉及性行为的段落用拉丁文的生理学词汇翻译，使具严肃性；版图、插图完全没有表现全裸或性交的画面。其中唯一两幅选自春宫画册的版图，也是为了说明其艺术表现手法而专门挑出，一幅全身着装，一幅只裸露上半身。全书没有超过这一限度。
对性的问题的研究，在现代西方已经形成专门的学科（Sexology），中国古代则叫做“房中术”。从研究文化史的角度讲，“房中术”是中国古代“实用文化”，其主要包括以天文历算为中心的“数术之学”、以医学和养生术为主的“方技之学”以及兵学、农学还有诗赋绘画和手工艺等等。战国已来的私学，即带有一定自由学术性质的诸子之学实际上是在这种“实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的房中术本属于“方技”四门之一（其他三门是“医经”、“经方”和“神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书表明，这种研究在古代是被视为上至于合天人，下至于合夫妇，关系到饮食起居一切养生方法的“天下至道”。在当时影响至大。过去我国思想史的研究者往往囿于诸子之学，对中国古代实用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认识不足，特别是对其中涉于“迷信”、“淫秽“的东西避忌太深。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国外汉学界往往恰好是对这些方面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例如1974年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举行的马王堆帛书工作会议上反映出来的情况就是如此。他们之所以重视这些东西，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他们显然注意到，这些材料对于研究中国文化的独特内心理解是不可缺少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拿诸子书中很有名的《老子》做一个例子。《老子》书中最重要的概念是“道”。“道”是什么意思，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其实原书讲得很清楚，“道”是不死的“谷神”，“谷神”就是“玄牝”，即一个“玄之又玄”的女性生殖器，天地万物所出的“从妙之门”。这显然是一个与房中术密切有关的“地母”（Earth-Womb）概念。还有书中的另一重要概念“德”，核心是“守雌”，作“天下之牝”。为什么说要作“天下之牝”，就是因为“牝恒以静胜牡。为其静也，故宜为下”，凡是熟悉古代房中术内容的人都不难明白，这些话正是来源于对性行为的观察。至于其他譬喻，如“婴儿”、“赤子”、“天下之溪”等等，无不由此引申。
西方汉学家利用我们忽略的材料而在某些领域里比我们先行一步，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一个例子，高罗佩氏的此书是又一个例子。
本书为读者展开了一幅中国古代生活的巨幅画卷。作者在书中运用了大批中文史料，有些是海外珍本秘籍，有些是从浩如烟海的中国旧籍中细心钩稽出来，工程庞大，作为一个外国人，实属难能。从这些引书，我们可以窥见作者的基本写作思路和内容安排的“虚实”。它们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一般旧籍。如讲西周和西周以前的第一章主要引用了《诗经》，讲东周的第二章主要引用了《左传》，讲秦和西汉的第三章主要引用了《礼记》。早期阶段史料缺乏，作者只好利用这类材料。另外，本书每章开头作为引子的历史概述，大多是据一般正史记载，针对的是西方读者，带有介绍性；各章中穿插了一些文学作品，如汉代歌赋、唐诗及宋词，除少数是直接关系到本题的史料，很多只是用来“渲染气氛”。
（2）房中书及有关医书。房中书是古代指导夫妇性生活的实用书籍，，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在初本是极为严肃的书籍并无消遣娱乐的性质。古代希腊、罗马、印度和现今西方国家都有这种书，作者对历代史志著录房中书，皆考其撰人、书旨、篇帙和存佚之迹，一直穷追至明，然搜辑所得不过数种，只有日本古医书《医心方》所引《洞玄子》及《素女经》等书引文、《大乐赋》、《房中补益》、《既济真经》、《修真演义》、《素女妙论》。这些书，《医心方》引书年代最早，收入第六章。过去国内只有叶德辉辑本，收入《双梅景闇丛书》中。叶氏所辑有遗漏，且打乱原书引用顺序，此书则是按《医心方》原书进行引述。《大乐赋》是法国伯希和藏敦煌卷子本，过去国内有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影印本和叶德辉《双梅景闇丛书》刻印本。《房中补益》出孙思邈《千金要方》，有《四库全书》本。这两种属于唐代，收入第七章。其他三种都是流入日本的珍珍稀之本，属于明代，收入第十章。由于这类材料比较少，所以显得特别珍贵，作者又自称对性学外行，想用史料本身说话，所以往往大段大段引用，有的甚至全篇抄入（如《洞玄子》）。
（3）与道家炼内丹有关的书籍。书中反复强调道家原则的重要性，但由于明《道藏》对这类书大加删略，作者实际引用的材料并不多，主要只有《周易参同契》、《抱朴子》、《云笈七签》和《性命圭旨》等几种。这种书与前一种书有密切关系，如《医心方》引抱朴子、冲和子之说，就属于道家言，故作者每每把二者视为同一类。但此种书已从一般所谓的“合夫妇”、“养性命”发展为专以得道成仙为目的的秘术修炼，把女人当炼内丹的“宝鼎”，而把“合气”、“采补”看作点化的手段，更加神秘化，也更加技术化。
（4）唐代色情传奇。见于第七章。如《游仙窟》、《神女传》、《志许生奇遇》。这类材料书中引用不多，但有一定重要性。它们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性习惯和婚俗，还可视为后世色情小说的滥觞。
（5）野史笔记。这类材料非常零散，寻找不易，但常常包含许多意想不到的信息，如本书第六章讲中国的变态性行为，引用朱·《萍洲可谈》述沈括妻之虐待狂，引用赵翼《陔余丛考》述南宋时期的男妓行会，引用陶宗仪《辍耕录》述春药“锁阳”，引用赵翼《檐曝杂记》、谈迁《枣林杂俎》述淫具“缅玲”。第八章讲“龟”字的由尊而讳，引用王士祯《池北偶谈》、赵翼《陔余丛考》、俞樾《茶香室四钞》；讲宋代三等妓院，引用周密《武林旧事》、耐得翁《都城记胜》、吴子牧《梦梁录》。第九章讲元代宫廷中的喇嘛教密教仪式和所谓“欢喜佛”，引用郑思肖《心史》、田艺蘅《留青日札》、沈德符《敝帚斋余谈》。
（6）明代色情、淫秽小说。作者把包含大量性描写的小说区分为两类，一类是erotic novels，即色情小说，指并不专以淫猥取乐，而是平心静气地状写世情的小说，代表作是《金瓶梅》；另一类是pornographic novels ，即淫秽小说，指专以淫猥取乐，故意寻求刺激的下流小说，代表作是《肉蒲团》，此外，书中还介绍了《绣榻野史》、《株林野史》和《昭阳趣史》三书。这两类小说虽然都有大量性描写，但性质不同。前者在文学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上占有很高的地位，这是大家都公认的；而后者则从内容上讲是庸俗的，在艺术形式上也没有多少可取之处，是享乐过度、厌倦已极的心理表现，有时情节反而是为性描写而设计的。不过，尽管如此，我们应当承认，即使是后一类作品，对于文学史的研究、语言史的研究、社会史的研究、性学的研究，也仍然是一种重要史料。
（7）春宫版画。作者曾经寓目的春宫画册共有十二部，《秘戏图考》中介绍了其中的八部，即《胜蓬莱》、《风流绝畅》、《花营锦阵》、《风月机关》、《鸳鸯秘谱》、《青楼·景》、《繁华丽锦》、《江南消夏》。本书只选择代表其各个发展阶段的五部，没有讲《花营锦阵》、《风月机关》、《青楼·景》。作者在此书中对春宫画的起源、工艺手法和类型、分期做了简短概述，指出春宫画最初是起源于房中秘书的插图，后来才单独流行，在形式上分手卷和册页两种，并且在上述小说兴起后，还以小说插图的形式出现。作者指出，春宫版图的流行主要是在明末的江南，时间很短，只有八十年左右，但在唐寅、仇英的图样设计和胡正言《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刻版技术的影响下，却达到了中国版画史上登峰造极的地步。作者在《秘戏图考》中文序言中说，这些画“实为明代套版之精粹，胜《十竹斋》等画谱强半，存六如、十洲之笔意，与清代坊间流传之秽迹不可同日而语。外国鉴赏家多谓中国历代画人不娴描写肉体，据此册可知其谬也”。
（8）其他绘画和艺术品。为了使西方读者对中国古代的“房内”生活有一种直观和亲切的了解，作者在每一章中还专门辟有讨论各时期服饰、家具和室内陈设的段落。书中许多版图和插图即为此而安排。它们当中有些是作者的私人藏品。
另外，作者还利用了许多西方汉学家、日本汉学家的有关论著，对他们的译本和研究在注释中作了扼要的介绍和评价。在本书附录一中还引用了许多西方和印度本国研究密教的论著。
对以上这些材料的讨论往往被分配在每一章中，各自成为独立的片断，可以互相对照，但因各章讲讨论的重点为同而欹轻欹重，如房中书的讨论重点是在第六章，而色情、淫秽小说春宫画的讨论，重点是在第十章。为了眉目清晰，我们在这些片断的前面加了提示性的小标题，用方括号括起。这些材料以性问题为中心构成了一个很大的画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性问题是一个涉及到医学、宗教、家庭婚姻、伦理道德和文学艺术等许多领域，从生理到心理，从个体妻家庭，从家庭到社会，触及面极广，敏感度极高的问题。我想，每一个稍具正常心理的人都不难想象，如果我们把这一侧面从每个有关领域一一抽去，那么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将会是何等片面和肤浅。
此书对于开展同类性质的研究，不仅提供了大量资料，而且更重要的是，作者开阔的视野的敏锐的目光，对我们也很有启发。下面是比较突出的几点。
首先，虽然正如上文所说，本书前几章从材料上讲很薄弱，如果让我们来写，往往就会感到无从下手，然而正是在这种地方，却充分显示出作者的洞察力。他能从晚期房中秘书的字里行间体味到它有一种渊源古老、始终一贯的原则，开卷一上来就讲中国人的基本性观念，指出它是以阴阳天道观为基础，这可以说是抓住了纲领。现代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一切原始民族都远比现代人与自然界更为密切，更敏感的接触。他们总是把生命现象与宇宙生生不已的造化过程紧密相联，并从与自然界更为接近的动物“学习”，求得与自然的沟通与协调。他们把自然、人与自然的媒介（动物）和人看作是一个交互感应的大系统对它们进行了漫长而细致入微的观察。所以中国的传统医学理论和有关的巫术、方术总是把服食（吃药、吃饭）、导引（形体锻炼）和房中（性交技巧）作为一个整体来乍待，从中发展出一种日益神秘化和技巧化的体系，既带有一切原始思维的幼稚性，也带有它的天然合理成份。正是以此为基础，中国古代房中术才一再强调，夫妇之道乃是天地阴阳之道的精巧复制。这一点，我们从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帛书《养生方》、《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等书可以看得更清楚。在本书中，作者曾经猜测“假如《汉书》所载房中秘书得以保存下来，它们的内容肯定与《医心方》所引内容是一致的。”上述马王堆帛书，抄写年代在汉文帝以前，成书当在更早，其术语和叙述方式与《医心方》引书极为相似，可以证明作者的猜测是正确的。
其次，过去许多研究领域都对性问题避而不谈，搞医学的不讲房中术，搞宗教的不讲密教，搞小说史的顶多提一下《金瓶梅》，搞版画史的也不理春宫版画，致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很多材料都在图书馆中尘封蠹蚀，无人知晓。不但“隔行如隔山”，就连本行都两眼一抹黑。与这种作法相反，在本书中，作者不但把各方面材料集中起来，而且能够注意各种问题的相互照应，双如房中术与道家炼内丹的关系，道家炼内丹与印度密教的关系，春宫版画与色情、淫秽小说的关系，把有关线索串连起来，非常注意问题的整体关联，使后来的研究者可以循此做进一步的探索。
第三，我们还应该提到的是，作者对他所研究的课题非常讲求科学认真的态度。例如在讨论中国古代的性观念时，作者总是一再强调，要从一夫多妻制的历史前提去理解。指出当时人们对两性关系、男女在婚姻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对婚姻的义务，还有其他许多问题，都有特定的历史标准；中国古代房中术强调“一男御数女”的技巧掌握并不是随便提出来的，而是考虑到这种历史前提下男女双方的身体健康、家庭和谐和子孙繁育等实际问题。还有有些很小的细节，如《儿女英雄传》中男主人公安骥和女主人公何玉凤“阴阳颠倒”，这一现象在性心理的研究上很典型。作者为了说明何玉凤的“男子化”，就连书中讲何玉凤站着撒尿这样的细节都没有放过，观察是很细心的，再比如作者对“回精术”的评价，一方面作者指出，没有射出的精沿脊柱上行是不符合生理学的，它们只会进入膀胱，而不会进入脊柱，但同时，作者又很慎重，说这也许是古代中国人对相关心理过程的一种模糊表达。书中涉及专门的医学知识，作者总是尽量引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如对“春药”，作者指出，它们大多并不含有有害成份，但亦无特殊效力，只有一般的滋补作用，中国人对春药的迷信往往带有性联想的成分，个别药物甚至对人体有害。这些说法就是有可靠根据的。而作者在其知识不足以作出判断的情况下，总是把问题提出来，留给专家去解决，这也很有“多闻阙疑”的精神。
第四，作者学识渊博，除精通中文史料，还对印度和日本的文化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因此有可能对三种文化的有关材料进行对比研究。如作者提到中国房中书、春宫版画、婚俗、服饰、家具、室内陈设对日本的各种影响及其遗留痕迹，把许多现象，如中国的“颤声娇”与日本的“琳之玉”、中国的春宫版画与日本的浮世绘等等做了有趣的对比。特别是本书附录一很重要，提出了一个范围更大的问题，即中国房中术与印度的佛教金刚乘和印度教性力派密教经咒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还牵涉到西藏喇嘛教和日本东密。隋唐时代的房中书与印度密教有几乎完全相同的“回精术”和同样使用的“泥丸（垣）”这个术语，这种相似很容易使人以为中国的房中术是外来的。特别是元代以来，人们往往把房中术的传授归之于“蕃僧”（参看《金瓶梅》），更使这种印象得到加强。作者不囿于成说，利用大量史料论证，中国的房中术远在汉代以前就已形成完整体系，在年代上早于印度密教经咒，应是独立起源，而非外来；相反，印度密教经咒却可能是在中国房中术的影响下发展起来，以后又回传中国，影响到隋唐以来的中国房中术。虽然作者也承认，他所提出的仅仅是一个假说。但这个假说至少有一半是可以成立的：即中国房中术应当有其独立有起源，出土马王堆帛书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此书对中国古代性生活的研究有开创之功，但既然是开创，当然也就仅仅是个开头。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要想在一本概论性质的书中反映出上述十个历史时期每一时期性关系的总面貌，这当然不可能。况且我们对中国社会史的现有知识是否已经充分提高到足以做详细论述的地步也是大可怀疑的。”此书仅仅是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以国内学术界的要求去衡量肯定还相当粗糙。很多有关领域的研究者可能会提出非议。
从材料上看，本书前五章显得比较薄弱，特别是前两章，涉及的是先秦时期，显得就更薄弱。先秦时期，不仅文字史料少，而且是个需要综合考古学、铭刻学等许多专门研究的特殊领域，作者似乎在这一方面并不擅长，只能利用西方汉学界的某些现成著作。可是这些著作，从书中引用的情况看，大多比较陈旧，比如作者对古文字材料的运用基本上就是靠不住的。另外，作者引用《左传》，纪年推算亦往往错后一年，这些我们都加了订正性的译注。
除去材料上的不足，作者还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专业的性学知识是外行，所以作者经常说把问题留给性学家去讨论。作者明确声明，他在书中对产科学和药物学等纯医学问题不做讨论。这种不足，我们无法苛求作者。但本书对避孕问题完全没有谈到，这却未免令人遗憾。因为这个问题对中国性关系的研究确实太重要了。我们只要从避孕技术在西方“性解放”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加以反观。便可想见这一点。
还有，作者在对中国性观念的评价上使用了“正常”与“不正常”的概念，强调中国人比其他古老文明更少反常行为；在对中国性观念发展的估计上也有“一向开放而突变为压抑”之说。这些提法，作为一种总体性的和趋势性的估计也许是可以成立的，但对具体情况的复杂性似乎缺乏充分估计，线条显得比较简单。
此外，还可顺便说一下，作者在第四章结尾把我国建国初期对“一贯道”的镇压与东汉政府对黄巾军的镇压相对是很不妥当的。他在第六章中说叶德辉因刊印古房中书而为士林不耻，虽遭土匪杀害也无人同情，这种说法也对历史事实有很大曲解。关于后一点，应当说明的是，叶德辉刊印古房中书虽对保存和整理古籍有功，但叶本人在政治上一贯反对革新和革命，在当武断乡曲、生活糜烂。他的死，并不是被土匪杀害，而是因反对农民运动而遭镇压。读者可杜迈之、张承宗《叶德辉评传》（岳麓出版社1985年）。
本书写作的一个基本目的是想纠正西方人认为“古代中国人性习俗堕落反常的流俗之见”（见本书序）。这一工作正像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不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有填补空白之功，而且也为增进东西方文化的相互理解做出了贡献。作者说，“正如人们可以想见的那样，像中国人这样有高度文化教养和长于思考的民族，其实从很早就很重视性问题，他们不仅远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形成极具系统的房中术理论，而且一直到清代以前，性问题仍可以自由谈论和形之文字”。这些书“清楚地表明，从一夫多妻制的标准看，他们的性行为是健康和正常的”（见本书序）。
可是，这却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人对性问题一直保持一种相当开放的态度，而清朝却突然急转直下，一下子变得缄默不言、讳莫如深了呢？对于这个问题，作者并没有回答，而是留给了读者去思考。
我们都知道，清代的禁毁之厄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当时统治当局禁毁书籍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讲明亡史实，被视为政治上有最大危险；另一类是所谓“淫词小说”，罪名则是有害“人心风俗”。清人以一个朝气蓬勃的民族入主中国，力挽明代末年侈糜淫滥的亡国之风，的确显得很有魄力，但其禁书宗旨乃是“严绝非圣之书”（康熙五十三年谕），不仅把上述色情、淫秽小说、“淫词唱片”禁绝在内，就连《水浒》、《西厢》这样的书也不肯放过，却也暴露了他们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的极端脆弱。前一种书有禁止，是非早有定论，但后一种呢？大家却看得不大清楚，很少体会到这种“一干二净”，竟在我们民族的精神深处留下了无形的“暗伤”，这种精神上的“阉割”，其惨毒酷烈实不下于前者。
作者说，清代的禁毁之厄造成了中国人假装正经的淫猥心理，他们虚情矫饰，竭力把自己的私生活弄得壁垒森严，陷于自己编制的网罗而不能自拔。 这种遮遮掩掩曾使当时来华访问的西方人大惑不解，以为其中必有污秽不可告人之处，辗转传说，愈演愈奇。因此作者发出浩叹：“一则徒事匿藏，一则肆口诬蔑，果谁之罪欤！”（《秘戏图考》中文序言）
这的确是本书留下的一个惹人深思的问题。
作者在《秘戏图考》中文序言的结尾曾说，“海内识者，如有补其阙遗，并续之以明末以后之作，固所企盼”。
如今作者已逝世二十年了，我们仍在等待着这样的著作问世。
李零 1987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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