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爭取自己友
我和勞永樂醫生不算熟悉，儘管我視他如友，意思是比最虛泛的「認識」多了那麼一點東西，乃至在他去後，我會留着手機裏他的聯繫方式，留到未來不知哪一段時候。然而，這種友誼究竟不深，所以我無法瞭解他所有動向及其背後的想法。
例如過去十多年來，他政治生涯上的轉折。一開始，他是我心目中的保守派，道不同難與為謀。後來，他加入了社民連（也就是人家說的『忽然民主』之後），我們便有了許多共同話題。那時，他會以當年幾位愛爾蘭共和軍絕食至死的往事激勵青年，同時準備葡萄糖在天星碼頭現場應急。可數年之後，他又以同樣例子，譏諷服用葡萄糖的黃之鋒不夠真誠。
為什麼同樣一個公眾人物，可以在根本價值立場上頭幾番變化，從保守而激進，再由激進回到保守？這後頭，想必有些我不知道的理由與情感上的起落。
這樣子的立場更易，我們今天流行的解釋多半是「他投共了」、「他收錢了」、「他想做政協」，意思是他一定為了某些物質和權力上的好處。果然，自其離世消息傳出，還真有人這麼批評。不過，也有些能夠多想一層的網友懷疑，一個明知自己身患絕症的人，到了生命最後歲月，還有必要去為了那未來的俗利出賣自己嗎？於是這些網民慨嘆：「可見他是真心變膠」。
勞永樂是否真心從進步的道路回到保守立場，我不知道，也沒有可能再去瞭解了。他這樁案例，倒是讓我想到一個當前香港公共討論的現象，那便是大家似乎都不再相信有「真心膠」這回事了。凡是政治立場異己，就說他「收了大陸錢」，「投共」；又或者反過來說他「收了美國佬錢」、「別有用心」。如果說香港這兩年有些東西變得越來越像大陸，我覺得這種單從不可證實的動機出發，詆毀對手，進而否定一切再討論機會的態度，便是其中一條了。由於對手言行皆出自實利，所以他所說所做的就都不可能是他真誠信念的反映，所以他在道德上就是一個比我鄙下的人，大家多談無益，而我不戰自勝，剩下的就只是怎樣去「鬧爆」他而已。這種人，即便本來友好，如今也必得絕交。
在這種情況底下，我甚至用不着去理解對方，因為理解是溝通的前提，而溝通則意味着說服與被說服的可能。我們雙方皆不可能說服和被說服，根本沒有什麼溝通的必要。在你我之間，只有誰的聲音比較大的問題，只有誰的氣勢比較威猛的問題，只有誰的「實力」比較強大的問題。任何人只要提出溝通，提出理解，那就意味投降，意味背叛，意味着自甘墮落，投入敵營。
既然大家不講道理，講的是「力」，那麼很自然的，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應當如何擴大實力，增加己方人群。可在香港政治撕裂如此嚴重，人人分立兩翼的狀態底下，我又該在那裏找到或許會有興趣投向己方的那些人呢？是在對手那邊挖人嗎？這不可能，因為漢賊不兩立，他們全是該下地獄的罪人，我連話都不願和他多說，又怎能靜下心來好好勸他投明棄暗？所以當下政治動員的重點不在挖掘對方牆角，不在從敵營中吸收新血，而在給自己人打氣，在自己人的媒體、網台、臉書，以及各式各樣的圈子內向自己人再三保證我方路線的正確，讓本來就在我方陣營的人變得更加堅定，更有自信。
於是我們就看到眼前詭異的局面。根據各輪可靠的民調顯示，無論正反雙方如何宣傳與反宣傳，支持和反對政府政改方案的人數皆無任何有意義的變化，始終停在各據四成上下左右的水平。死心支持政府的就是那百分之四十幾，不管大家怎樣奚落高官落區；堅持反對方案的，也還是那百分之四十，不管建制機器怎樣落力宣傳。同樣情況，也可見於被人認為「失敗」了的雨傘運動。如果真要說它「失敗」，恐怕不是為了它無法改變人大決定，而是它沒有呼召出更多它所召喚的「人民」。我的意思並不是嫌當時上街的人數還不夠多，而是民意調查顯示不出這場運動對市民的動員效果。反對人大決定的市民數字在運動前是那麼多，在運動之後也還是那麼多；相反的，支持人大決定的市民亦然，很少有人受到運動感召，從而轉換立場。
說回勞永樂，乃至於已成眾矢之的的屈穎妍，我也奇怪這些朋友怎麼會在這一兩年內產生這麼大的變化。或許我無法贊成他們對很多事情的意見（例如屈穎妍近來對警察工作的『過度體諒』），但是比起反唇相譏，我更想知道他們態度轉變背後的理由及思路。大家當然可以給他們冠上各種罵名，說他們投降，說他們背叛。然而，要是不理解他們真正的想法，以及那些想法的由來，我們又怎能在另一個更高更後設的層次上溝通？又怎麼能說服他們？
是的，我很老套很迂腐，始終相信理性說服是健康公共生活的要件，儘管我曉得「和理非非」在今天是件多麼過時多麼討人厭的事。因為在許多人批判「和理非非」沒有實際效果的同時，我也看不到「勇武抗爭」的實際效果，尤其是在爭取那另外四成多不同立場的市民這件事情上頭。除非你說那四成多人不重要（就算他們的數目可能比你還多），又或者你的行動可以「擊敗」他們，讓他們住嘴，甚或讓他們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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