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的輕蔑是無言
三十年前，我脫離左派陣營後，在學識、見地和人格上，深受兩位學者影響，一是徐復觀教授，一是勞思光教授。1981年，我分別對兩位大學問家作訪問。他們都談到知識分子的問題。勞教授認為中國和香港特別需要知識分子的努力，因為觀念的建立，對客觀事理的了解，不是依靠媚俗言論可以成功的，它要靠知識分子以理性態度、堅持公平要求、提倡嚴格思考，才能為社會未來發展建立普遍基礎。徐教授則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受兩千多年專權政治影響，崇拜權勢，有奶便是娘，早已把傳統文化中「以天下為己任」的基本價值丟掉了。他對香港和海外知識分子的看法是負面的，他說，他們口頭講愛國，實際上愛權勢；他們自己不願意在中共統治下生活，卻要叫老百姓去接受。對於毛澤東整知識分子，他說：「中國知識分子最缺乏的是人格，毛還要他們更沒有人格」。經過幾十年的扭曲人性的鬥爭，知識分子的人格更趨墮落。
西方關於知識分子的定義，不僅指有知識的人，而且是能夠以懷疑和批判的眼光，為社會提供理性、公平和獨特見解的人。知識分子一定要跟權勢保持距離，對掌權者永遠抱置疑態度。依附權力的知識人，被戴上「公共知識分子」的帽子，應感羞愧。
中國成語有「文人無行」，即指知識人多沒有品行。徐復觀講的缺乏人格，崇拜權勢，是其中要害。凡依附權力者，也會藉對掌權者出謀獻策來自抬身價，其中之一是以其酸澀多忌之心，獻策整其他文化人。魯迅說，對這樣的人，「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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