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譚家明遇上張愛玲 - 馮睎乾
二十年前，譚家明找來比他年輕十歲的王家衛代筆，寫信給地球另一邊的張愛玲，希望取得《半生緣》的電影版權。七十五歲的她覆了信，兩個月後就在家中悄無聲的去世。十四年後，我偶爾在香港讀到那封跡近傳奇的回信，感慨系之；再過四年，在連串的巧合下我終於碰見譚家明，那個曾經迂迴曲折地尋找張愛玲的男人。我聽說有些流落遠方的人會戴兩隻手錶，一隻顯示身處的城市的時間，另一隻則保持家鄉的時間；大概只有這樣，他們的人生才不致被浩蕩的鄉愁淹沒，而猶能若無其事地存活下去。在我看來，張愛玲、譚家明都是這樣的一類異鄉人。
兩周前寫了〈張愛玲給王家衛的信〉，朋友都怨我語焉不詳。實情是篇幅所限，決非葉底藏花。為了彌補這樁憾事，我像何寶榮一樣對自己說：「不如我哋從頭嚟過。」意思是另寫一篇長文，將事情原原本本交代，投到別的報刊。拖了半個月還未動筆，已收到編輯女士的短信，說周日有額外篇幅，不妨續寫。我一答應已後悔莫及：故事骨幹明明寫了，讀者又不是黎耀輝，我怎好意思「從頭嚟過」？即使還有很多有趣的片段，去掉敘事主線又何以成文？忽然覺得整件事很王家衛，我拿着《阿飛正傳》的殘餘菲林，要一夜間剪出套續集來。
見多疑的讀者留言，說張愛玲的回信沒有寄出，所以譚家明才拍不成戲，不得不澄清一下。我讀的只是影印本，想必是牽涉業務來往，張愛玲自己留了副本，去世後就同其他遺物一起寄到宋家。那封信是肯定已寄出的，至於「家衛先生」有沒有收到，我就不清楚了。九五年七月廿五日，即回覆王家衛三星期後，張愛玲最後一次寫信給宋淇夫婦，當中說：「有個香港導演王家衛要拍《半生緣》片，寄了他的作品的錄影帶來。我不會操作放映器，沒買一個，無從評鑒，告訴皇冠『《半生緣》我不急於拍片，全看對方過去從影的績效，』想請他們代作個決定。不知道你們可聽見過這名字？」宋淇夫婦身體欠佳，大概認為這算不上要事，回信就無暇道及。至於皇冠曾否「代作決定」，我不得而知。
二○一三年，因為宋以朗一時興起，提議自掏腰包把張的未刊劇本大綱拍成短片，我就巧遇了譚家明。我之所以認識他，好像命運安排，現在想來還會起雞皮疙瘩。何以這樣說呢？我相信在時空的某一點，夢和現實會奇跡地交錯，在那裏你只要憑空想像什麼，不久就會無端實現，加多利山宋宅就是如此的一個所在，即使沒發生像《列子》的「蕉鹿夢」，也總有別的奇情。友人曾兩訪宋宅，手錶都無故停了（此外正常），我半開玩笑說，因為那是五十年的老房子，令你有時光停頓之感，那感覺騙了手錶，令它也以為時光不再流逝。但更荒誕的是：她後來發夢到了宋家，醒來時手錶竟又慢了十分鐘（此外正常）。這樣的事還有很多。
宋以朗跟我提起拍片的事，就在這所老房子。當時「譚家明」的名字在我腦海驚鴻乍現，到現在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由起念的一刻算起，七日之內，在沒有刻意找他的情況下，我居然認識了他一個學生。他們數月前本就打算吃飯，但那飯局遲遲沒有約成，現在竟冥冥中給我趕上了。生命間的相遇就是由無數巧合交織而成，令人既感激又驚奇。初見已是九月，約了在九龍塘吃午飯，落火車後還要走一截路，沿途是醉人的秋風，如夢的季節，我朦朧感到有什麼奇事將要發生。兩小時後，我從譚家明口中得悉張愛玲致王家衛信的秘密，錯愕萬分。
沒問他為什麼找王家衛代筆。一方面他是這樣平淡的說出來，平淡得令你以為王家衛只是一個「寫信佬」，找他寫信根本天經地義；另一方面，我明白任何人總有些難言之隱，往往只能向某個隱秘的樹洞傾訴。我趕不上那個在大銀幕欣賞譚導電影（除了《父子》）的年代，但王導的片倒是由《阿飛正傳》起就一路在戲院看下去，見證了幕幕驚心動魄的場面。同母親看《阿飛》的聖誕，畢竟年紀還小，渾渾噩噩，奇悶無比，中途見人大罵，也恨不得跟着割椅；幾年後看《重慶森林》、《東邪西毒》則完全自發。所以我很清楚，一九九五年的王家衛並不是神一般的存在：雖然在旺角看《重》，左青龍右白虎的觀眾中破天荒混了一兩個偽文青在完場時鼓掌，但看《東》時，不知是慕容燕抑或慕容嫣的林青霞在樹下尖叫，熱血的觀眾依然會在院內同步大喊：「Ｘ你老母咩《射雕》嚟㗎？」那時影壇是「雙周一成」的天下，八○年代則半屬Rambo式英雄片，實在難以想像王家衛的位置，遑論譚家明。
那天見面，因為一封十八年前的信，他顯得有點激動。他強調拍張愛玲就是拍一個氣氛，不是故事，而改編《半生緣》的重點一定是「時間」。這點我非常同意。王家衛雖說《花樣年華》是「王家衛版的《半生緣》」，但他呈現的不過是曖昧的狀況、朦朧的心情，並沒有將主題昇華到「時間」。然而張愛玲在小說尾聲已經寫了：「也許愛不是熱情，也不是懷念，不過是歲月，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份。」這就是《小王子》所謂「正因為你在你的玫瑰上花了時間，那玫瑰才會那麼重要。」（C'est le temps que tu as perdu pour ta rose qui fait ta rose si importante）也許《半生緣》於譚家明就是這樣的一朵玫瑰，因為歲月而份外芳香。
問他最滿意自己哪齣電影，他答《烈火青春》和《父子》（沒有很多人至愛的《最後勝利》），因為「比較在自己控制範圍之內。」這答案很令人唏噓，彷彿能把握的事太少了。除《半生緣》外，他一直還希望改編張愛玲的短篇〈桂花蒸 阿小悲秋〉，只是苦無機會。我想起他是看了尼采才拍《烈火青春》——原叫《反斗幫》，顯然指涉高達的Bande à part——而尼采說過，在這個野蠻昏沉的宇宙，盲動的「偶然」（Zufaelle）就像屋頂掉下的一塊瓦，往往將人生美好的願望和意圖統統砸碎。譚家明又能控制什麼呢？我更發現他對文學、哲學和宗教都很有看法，有時還比學者更富洞見，這在香港電影圈簡直鳳毛麟角。（第二次見面，他竟送我一本大陸新譯的《芬尼根的守靈夜》，可見其文化素養。）難怪他總活得有點鬱鬱不得志。英國十九世紀散文家Hazlitt解釋過才智過人的弊端，很妙：天才走得太前太快，普通人在後面隔了一大段距離望過去，就以為他很渺小。
我當時還問了幾道奇怪的問題，如《殺手蝴蝶夢》的英文片名是My Heart Is That Eternal Rose，「玫瑰」可有深意？答案是「沒有」。我說他的電影有一個母題，總關於一女神般的角色，被醜惡的男人玷污操縱，在物質界沉淪，好比靈知主義神話的流浪女神蘇菲亞，是否有意識地指涉？他說聽過Gnosticism，但沒有我說的意圖，他「只想表達女性的一個universal處境。」被玷污禁錮，也是《半生緣》的曼楨和張愛玲本人的處境，難怪他念念不忘。談及安東尼奧尼，他原來不特別鍾愛，評語是：「Antonioni不是一個很難的導演，及不上Bresson。」我說《愛殺》的色彩構圖很有《紅色沙漠》的意境，也適合張愛玲的世界，冷不防他嚴肅地問：「你看的《愛殺》是哪個版本？」（按：這電影沒出影碟）我只好鄭重地答：「土豆版。」鄰座友人幾乎噴飯。
其後我跟他還見過幾次面，主要談張愛玲那個劇本大綱，片名叫My Hong Kong Wife，關於五○年代一個香港京戲花旦與外國人結婚的故事。我們都同意情節薄弱，笑位過時，改編難度極高，計畫就吹了。現在幾年又過去了，我們沒再聯絡，但我依然記得他說過的某些句子，精警得像電影的畫外音：如「女人可以談很多次戀愛，而無論那些男人多麼不同，她由始至終還是跟同一個男人在談戀愛。」又如提到《烈火青春》的英文名「Nomad」時，他說：「流浪是存在的本質，我們每個人都是過客。」德國的大詩人說，「我擁有的，望着彷彿很遠；那消逝的，在我卻是現實。」（Was ich besitze, seh ich wie im Weiten, Und was verschwand, wird mir zu Wirklichkeiten）譚家明內心想必有一個時鐘，指針滴答滴答地飄洋過海，遠赴那個業已消逝的故鄉。
逢隔周日刊登
〈張愛玲給王家衛的信〉http://hk.apple.nextmedia.c......B9%BE/art/20150830/1927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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