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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政敵查銅鑼灣書店 中央專案組有幾陰險？
銅鑼灣書店事件發展至今，令港人再次見識到中共為求達到目標，如何不擇手段，甚至不惜破壞一國兩制，侵犯港人自由與人權，兇狠陰險程度讓人不寒而慄。本報「有理就講」本周以「兇狠+陰毒=中共統治手段？」為題，特別邀請時事評論員程翔撰文，讀者如對此議題有興趣，可撰寫1,000字以內的文章，電郵至swtalk@appledaily.com
。以下是程翔的文章：
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先生在記者招待會上透露經辦該書店案件的是「中央專案組」。不少人驚訝地問：「為甚麼小小一家香港的書店，會出動到「中央專案組」這級別的「專政機器」呢？這就得從「中央專案組」這個組織的由來及任務談起。
「中央專案組」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用來審查、整肅其政敵的一個工具。它可怕的地方就是可以繞過黨紀國法的規定，對被審查對像進行嚴重違反人權的鬥爭。毛澤東的頭號政敵、中共黨內第二把手、國家主席劉少奇就是一個活生生被殘酷鬥爭摧毀身心折磨到死的典型例子。據內地研究文革的學者司馬清揚說：「在它存在的13年時間裡，它行使的權力不僅遠遠大於一度存在過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也遠遠大於中央的公、檢、法機構。它的成員在文化大革命中擁有的特權相當於列寧的「契卡」（CHEKA，全稱為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和希特勒的「蓋世太保」（Geheime Staatspolizei 簡稱GESTAPO）。
據歷史學家黃金生考證，在「文革」時期，整個專案組(包含中央和地方各層)調查過大約200萬個各級幹部。僅中央、國家機關副部長和地方副省長以上的高級幹部，被立案審查的即佔總人數的75%左右。在審查中，濫用專政手段，大搞逼供信，製造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加上受牽連的親屬和有各種社會聯繫的人，全國被株連的群眾達1億人。（見《令人談虎色變的「文革」專案組》，載《國家人文歷史》2014-09-22）。有見及此，中共在1978年底舉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指出，「過去那種脫離黨和群眾的監督，設立專案機構審查幹部的方式，弊病極大，必須永遠廢止」（見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1978年12月22日通過）。
為甚麼「必須永遠廢止」的中央專案組，近40年後卻又死灰復燃？這是中共黨內高層權力鬥爭的需要。
由於中共迄今為止尚未能夠建立一套公開、透明、有序、制度化的接班模式，所以最高權力的轉移往往會引發出嚴重的權力鬥爭。在鄧小平之後，江澤民、胡錦濤的地位都是鄧小平生前欽定的，沒有人敢挑戰他們的權力，所以江、胡之世不形成真正的權力鬥爭。到了習近平，由於缺乏鄧小平一類的權威欽點，黨內就有人開始挑戰習近平的權力，例如盛傳有政變陰謀的薄熙來。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習近平就恢復了「中央專案組」這種專門對付政敵的「專政機器」。所以，在「中央專案組」沉寂近40年之後，到了習近平時代又悄然復活。
那麼這個專政機器為甚麼會找到銅鑼灣書店來呢？因為近年來香港的禁書市場基本上已經成為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向境外伸延的輿論戰場。參與鬥爭的各派都學會充分利用香港的出版自由來散布一些對己方有利，對對方不利的訊息。過去三年來，香港禁書市場基本上分成兩大派，支持習近平的和反對習近平的。前者有夏菲爾出版社和與法輪功系統的出版物，後者就如銅鑼灣書店及其出版社。
根據林榮基所透露的情況，專案組關切的問題有二：資料來源和書籍去向。我們知道，「中央專案組」想通過了解銅鑼灣書店的書稿的來源和書籍的去向，以確定這個反習近平的勢力網絡的分佈圖然後予以打擊。須知道，在今天習近平權傾一時的情況下仍然有人敢公開叫他下台，說明反習勢力不容低估。為了確定反習勢力在黨內有多深，則通過掌握銅鑼灣書店的運作也許可以略窺一二。這就是為甚麼小小的銅鑼灣書店會成為中央級別專政機關的目標。
過去的「中央專案組」是用來進行政治鬥爭。今天處理銅鑼灣書店事件的「中央專案組」也同樣是為了政治鬥爭。中共的統治手法，在「專政」這個層面上基本不變。
時事評論員 程翔
(編者按：程翔為香港資深記者，1974年自香港大學畢業後，加入香港《文匯報》，直至1989年六四事件時任該報副總編輯，因《文匯報》發表「痛心疾首」社論，社長李子誦被免職，程翔也離開《文匯報》。他後來創辦《當代》雜誌，至1995年《當代》雜誌停辦，出任新加坡《海峽時報》東亞特派員。2005年4月，他因被指涉及間諜罪在廣州被捕，拘留至翌年8月31日判監5年。2008年2月4日，他獲准假釋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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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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