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無赦（下） - 梁文道
政治敵人不能算人，所以一切能夠用在常人身上的倫理習俗，都不必和政敵相關。你不必和他講信用，不必對他講禮貌，不必和他說道理，同情心不適用在他的身上；甚至他死了也不值得任何最表面的哀悼，大家反而應該慶幸。在何君堯議員那句「殺無赦」掀起爭議之際，周融先生站出來替他辯護了，他說：「如果有人認為戴耀廷是社會曱甴，那麼來一句殺牠死，是不是又要來一次聯署聲明呢」？「社會曱甴」這四字真是可圈可點，從前蘇聯、納粹德國、赤柬，一直到文革時期的中國，這類把政敵比喻為害蟲的說法，在極權意識型態的操作底下，向來不缺。當這類想法廣泛流通，並且得到政權背書之後，公然剝奪政敵或異見者的人權（例如得到公正審判的權利），徹底蹍壓他們的生命，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既然這種把所有人間德目和常俗一一納在政治立場的「大是大非」之下的意識型態如此可怖，我們應該怎樣預防它的出現和蔓延呢？那自然得是堅守那一切現代文明世界珍視的價值，理所當然地捍衞使得人之為人，社會之所以織成社會的，那些最基礎又最核心的經緯原則。在這些價值和信念每一次受到置疑和挑戰的時候，我們都不應該懷疑它們的必要。因為唯有足夠厚實的底子，才足以讓這個社會避免疫症的侵襲。
然而可惜的是，在過去這麼多年的政治紛爭當中，我卻在反建制陣營的支持者那裏，看到一種相反的傾向。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幾乎在何君堯議員高倡「殺無赦」的同時，一些人在為蔡若蓮副局長喪子歡呼，認為她活該得到這樣的下場。理由是他們認為蔡若蓮是「共匪」（所以也就是他們的敵人；而敵人的任何不幸，都等於是他們的勝利。他們不顧現代社會最起碼的體面，以一種母債子償的古代神話式觀念，去把發生在人家兒子身上的苦痛，當成是對一個母親犯了政治錯誤的報應，然後興高采烈地鼓掌叫好。
這種言論發佈在一間大學的民主牆上，沒錯，我認為是屬於大學自治的範圍，不應以獵巫的形式追殺。發表這種言論的人要是學生，沒錯，我相信人有知過能改的空間，也相信教育的力量。然而首先必須承認，這是確確實實的過錯，錯在它冒犯了我們尊重並且願意用生命去守護的價值和原則。不幸的是，凡是和我看法近似的論者，也都在那幾天受到了懷疑甚至抨擊。其中一種典型而又可怕的意見是：你同情敵人，你就站到敵人那邊去了。稍知歷史者，當知這類把非友即敵推到極致的說法，恰恰是歷次極權意識型態所主導的政治運動裏頭，最具殺傷力的推理。想當年，那些替被迫自殺的老師收屍的學生，也是因此被劃到敵人那一邊去挨鬥的。
此類思路的危險，還不光在它會使人因為要抵抗惡魔，而先把自己變成惡魔。它最大的問題，是在有力摧毀一切價值的意識型態兵臨城下的時候，自己先動手挖空了自己的牆角，使得所有不應向政治屈服的德性「政治化」了，讓那些德目覆蓋的範圍生出例外的死角（因為「對政敵不必講道德」）。這種對付疫病的方法，不是強化自己的體質和免疫力，卻是在中招之前先讓自己病倒。
過去幾年，我時常在這類聲音當中聽到「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的說法，似乎非常凶狠。但是我好奇，除了嘴上說說之外，這些自命反抗霸的先鋒隊究竟打算要怎麼樣對敵人不仁慈呢？是召喚「皇天擊殺」？還是祈求對手死後「下地獄」呢？相反地，他們目中的敵手卻實實在在地掌握了建制機器，要是他們真的奉行了一套和這類反抗者邏輯一致的意識型態，非友即敵地掀起一場消滅「社會曱甴」的政治運動，他們可是真能對你下手「不仁慈」的。
記得幾年前，我在此寫了幾篇討論政治與友誼的東西，試圖指出政治立場的是非之外，人間猶有更重大更美好的價值。如果硬要以政治上的敵友決斷一切其他價值，我們遲早要面對施密特（Carl Schmitt）式的政治結局：「在敵人與朋友之間，不存在自由的問題，只有暴力和征服」。可是一些右翼本土派健筆不屑這等微弱警告，堅持政治上下不同類的人，再怎麼良善也必然不是好人，而他們的支持者再把這條線推衍下去；稱對手為畜牲（也就是不具備人的資格了）。如今，當你的對手也開始用上了這種邏輯，比你更加熟練拿它和你唱雙簧，共同侵蝕掉社會人倫的核心價值之後，剩下來的就只能是力的較量了。用施密特的說法，那就是看誰有實力「在肉體上消滅敵人」。
（殺無赦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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