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鄧爵士活在咸豐年 - 陶傑
讀中國歷史，學饒宗頤先生，跳出中原，走向世界，由梵印西域的外國，找尋新的證據，就會發現另一處的角度，就知道中國人寫的歷史教科書，只是世界上其中一個羅生門的敍述版本。
火燒園明園事件，早已有世界的版本，由國際外交法律的角度敍說，英法聯軍燒毀圓明園的原因，以及在圓明園搶掠珍寶的，有大量本土的太監。
而且如果一個中學生擁有西洋美術史的常識，更兼明白：那幾個圓明園的獸頭裝飾，本身是十八世紀歐洲巴洛克的雕刻品，英法聯軍闖進園明園，不可能覺得這幾個獸頭有價值，因為今日英法歐洲的建築物，有大量這類物品；正如你今天走進紐約唐人街一家唐餐館，看見室內裝飾的一盞紅燈籠、一條五爪金龍，你不會覺得價值十萬美元。因此那幾件廉價的獸頭，居然為中國富豪以愛國為名，搶成幾千萬「投」得，一個識貨的小饒宗頤，必含笑不語，心想：嘩，大陸果真有太多急想外流的黑錢。
在全球化的世代，讀中國歷史，要跳出中原，在西域找知識，就不會越讀越蠢，以為明思宗上吊、丁汝昌自殺，俱是中文歷史書說的「殉國」。
因為明思宗不是「中國」的臣僕，朕即國家，他本身就是中國。但大明朝又是被李自成的叛軍打進北京而逼死的，漢人李自成如果「起義」（中國人的教科書另一個問題名辭）成功，中國就由大明朝，改為「大順朝」，只改朝換代，「國」還好好的在那裏。可見「殉國」一詞，引起的思維邏輯巨大混亂。
全球化時代，讀中國歷史要全球多角度。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現代史，英國與日本有參與；正如中共之誕生與壯大，蘇聯參與。因此讀中國現代史，要參看英國人說法，日本人的版本，俄國人的檔案，有如法官聽控辯雙方陳詞，勿只聽信中國人一面之詞，尤其當這個民族，並不以講真話而著稱於世。
當然，有時中外版本也一樣，但一樣的時候，往往會有點滑稽，譬如林則徐，中國人捧為一八四○年鴉片戰爭的反英愛國英雄，日本在滿洲國的歷史教科書中，給中國小孩上課，也捧林則徐為亞洲第一位反英反西方帝國主義者的英雄，勉勵中國小孩敬仰林則徐。
毛澤東主席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中國人崇尚「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毛主席邏輯，日本軍國主義者推許的英雄，必然是一頭狗熊了。當香港恢復中國歷史教育時，小孩可以問許多有趣的問題。
如果我是中學生，遇上中國歷史課，我最想問教師：如果香港的鄧永鏘爵士，時空穿越，咸豐的一八五九年左右在生，遇上火燒圓明園的所謂「民族屈辱」事件，而英國人請我們David Tang做翻譯；而如果鄧爵士在火光熊熊之中，以其頑皮而富有高尚藝術品味的性格，不涉政治地，嘻嘻，鄧爵士也順手牽羊拿了幾件古董，在「中國會」收藏至今，請問鄧爵士會成為所謂的漢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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