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个三十年 林向北

 

作者简介：林向北，1918年出生，1938年参加革命，1958年北打成“右派”，1981年获平反。现年92岁。他的岳母是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

－－作者：林向北

目录

前言

一、

欲罢不能

解放初的日子真好过

溶入革命新风尚

谭幺姐与我的一家

在土改中

二、

“运动”开始了

好事尽竟了“罪过”

地下党成“重灾区”

“漏网之鱼”又入水

三、

狮子滩的日日夜夜

四、错把功臣当罪人－－我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

自投罗网

从打手到挨打

我的主要“罪状”

为了孩子我要活着

等待宣判的日子里

人不伤心不掉泪

两件蠢事

功臣变罪人

五、

在紫坪铺工地

诗伯走了

六、文革杂记

为华蓥山游击队“翻案”

建立传单交换站

“牛鬼蛇神”接待站

我是“三老会办公室主任”？

抄家

牛棚趣事

“九.一三”的巧合

我要夸个军代表

敢把“右派”叫同志的人

桥头下面打牙祭

废品站里的“内线”

枉死的好人

七、我的一家在文革中

林家第一个大学生

兄妹混车去告状

下去容易上来难

在穷病中挣扎的孩子们

宁君走得太快太早了

 

前言

我的一生是平凡的。在革命的征途上，也只是普通一兵，但我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不平凡的，在这波澜壮阔的洪流中，我经历和见证了许多难忘的往事。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度过了三个不同情况的三十年。

第一个三十年，基本上是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度过的。

在这段时期内，虽然环境十分险恶，工作异常艰苦，生活也十分困难，但，敌我友阵线很清楚，奋斗目标很明确，就是抗日救亡，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因而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不怕死，不怕累，日以继夜的拼命工作，终于迎来了几代人梦想的新中国。

在此期间，同志间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真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心情十分舒畅。

第二个三十年，基本上是在“左祸”横行的红色恐怖中度过的。

建国初期，正当大家热火朝天，为新中国的建设拼命工作的时候，忽然“左祸”横行，全国人民生活在红色恐怖下喘不过气来。在这期间，人妖颠倒，是非混淆，恶人当道，好人遭殃。天天斗，年年斗，斗得来你死我活，人人自危。我也像成千上万的不幸的人们一样，被莫名其妙地打入了另册，过着似人非人，似鬼非鬼，长达二十余年的屈辱生活，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了，才有幸活了出来，但，每每想到在那暗无天日的恐怖时期的情景，想到被冤死的亲人和战友，我总是热泪盈眶，万分难过。

第三个三十年，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中度过的。在这期间，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安居乐业，再也不会提心吊胆的担心半夜鬼敲门了。

这里，将我的第二个三十年从传记中摘录出来，除了与有着同样经历的“难友”们共同回忆，还希望告知我们的后人。

2010年6月15日

一（上）

欲罢不能

比起解放前来，解放后的这段历史实在是不大好说。从新中国成立到1982年我离休，整整32年。这期间，我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先是凭着对党对革命的一片忠心去帮着整人，没想到很快自己就成了“专政对象”，其中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实在是一言难尽。那二十多年，正是我风华正茂，大有作为的时候，8000多个日日夜夜啊，却眼睁睁看着它们流失了。常言说一寸光阴一寸金，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啊？它在我心中刻下了苦涩的烙印，令我至今心有余悸，有打油诗可以作证：

熬过了艰难的岁月，迎来新的生活，

原以为从此平安过，谁知长夜难眠噩梦多。

是真是假难分辨，是好是坏各说各，

是人是鬼看不清，是生是死任宰割，

年年斗呀天天斗，斗得你死我要活，

婆婆多啊庙门多，拜了这个拜那个，

说了假话心有愧，说了真话跑不脱。

何必惹事生是非，只好就此把笔搁。

可是历史总是要被记录的，担负起这项责任的只有两种人：一是害人的；二是被害的。而被害的人中，绝大多数已不在人间，有幸活到今天的，不是老弱多病就是心灰意冷，大都不愿自找麻烦。好在我们中间，还有像季羡林、韦君宜、马识途这样的人，他们虽说也都是垂垂老者，却出于对历史的责任，用血泪写成了诸如《牛棚杂记》《思痛录》《文革十年》这样的惊世之作，其胸襟之坦荡，其笔锋之犀利，其目光之高远，在我心中激起了千层波浪。我为他们的精神所鼓励，再说也相信那种言者有罪、搞阴谋、“引蛇出洞”等不光明的作法，不会再出现了。我已活了80多岁，比起许多同辈们，已超额完成了“任务”，何来什么“后顾之忧”！     

以后要写的，就是这三十多年来自己所想的、做的和亲眼看到的人和事，给后人留个真实的记录而已，别无他求。

解放初的日子真好过

脱险同志联络处的工作结束后，我被调到市委招待所作所长。当时市委在重庆市区地势最高的枇杷山，招待所就设在下面的西南实业公司（现在的西南图书馆）里面，和市委组织部在同一个大院里。之所以要我到这里工作，是因为当时有一部分二野转业干部暂时住在这里等待分配，需要有人来管理。组织部的同志怕我有想法，特别说明待这批干部分配完成后，再把我调往其他部门。   

说实话，这工作比成立脱险同志联络处时要轻松得多了，我去的时候，招待所的各项设备早已准备好，还有一个指导员，是个部队里下来的营级干部，叫张光泽，人很老实，对我也很尊重，服务人员大都是由脱险同志联络处转来的，大家都尽心尽力，工作干起来如鱼得水。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孩子不但有保育费，还有保姆费，当时曾流行一种说法：一个孩子是贫农、两个孩子是中农、三个孩子是富农、四个孩子就是地主了，那时候不但不讲节制生育，还学苏联鼓励女同志多生孩子，争当英雄妈妈，因此抚养孩子的这一块费用是不用操心的。至于我自己，吃的是团级干部才能享受的中灶，穿的是棉、呢军服，洗脸用具、内衣内裤都由上面发，每月还有四块银圆的零用钱，说起来不怕现在的年轻人笑话：拿着这些钱真不知道怎么用。

到招待所没几天，就在曙楼（原国民党市政府）召开本地 和外来的党员干部会师大会，所有在重庆的地下党员都参加了，许多死里逃生的老战友在这里重逢，会场上一片喧嚷唏嘘之声。我在这里见到了曾经在江油一起工作的侯方岳，知道他后来由川北去了云南，然后作为“待解放区代表”去了解放区，参加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为成立新中国做准备。据我所知，他是待解放区到解放区参加政协会议的唯一代表。他抱着我高兴地说：“小林，这些年我多想你呀！”这边的话还没有说完，曾霖大哥又挤过来冲我高声大叫：“小林，听说你被捉去了，还活着呀？”特别是从华蓥山撤下来那些战友，有的握着手，有的抱着腰，跳呀、笑呀，个个都流着眼泪说：“我们终于熬出来了。”    

是呀，国民党在最后崩溃时发疯似的捕人杀人，很难想象如果解放再延缓一月二月，甚至十天半月，我们还能在这个地方见面吗？    

我在这里还与在川北地下时期的老战友李维、张文轩、王卜安、黄友凡、刘思安几个同志见了面。李维、张文轩到了延安后进入解放区，黄友凡于1948年也去了香港，他们都是随解放重庆的二野部队回来的。王卜安临解放作了江油中心县委书记；刘思安于1945年由成都回到万县后，一直没有接上组织关系。好在都活出来了，迎来了解放，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

那天会师大会上，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等首长都来了，原地下党的领导同志也来了，讲话中除了欢庆解放，谈谈今后的任务外，特别强调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要团结，还对外来干部作了更严格的要求：“搞不好团结，外来干部要负主要责任。”我们地下党的负责同志也表示：“如果搞不好团结，主要责任在本地干部。”现在想起来，这显然是由于个人经历、成长环境、文化程度、生活习惯的不同，两者之间的分歧在全国很多地方已经初见端倪。有些在军队里成长起来的外来干部，以解放者自居，认为地下党的同志家庭出身复杂，立场观点模糊、政策水平低，成天和一些“社会渣滓”打交道，敌我不分；而一些地下党的干部，也认为那些外来干部是大老粗、文化水平低、骄傲自满，看不起他们。不过那个时候，毕竟是刚刚解放，还没把这些事情上纲上线，大都做些解释调解和自我批评，然后一笑了之，平时里大家都和睦相待，好像在一个大家庭里生活， 亲切而又温暖。我印象最深的，是见了领导并不觉得疏远，还要学学举手敬礼，我从未穿过军装，也不会敬礼，学起来时有点不伦不类，以后也就习惯了。那时候提倡体育运动，我还年轻，网球、篮球都是能手，经常被叫去陪领导打球。我去过范庄和枇杷山，与贺龙司令员和曹荻秋市长打过网球，还和陈锡联市长一起是市委篮球队的队员，经常在一起打篮球。每逢星期天，原来在地下工作的一些同志总是这家走、那家串，借此机会打牙祭，谈谈所见所闻的新鲜事。遇到天气好时就约到郊外去转田坝子，最常去的有吴昌文、谢彬、吕迪等人，吴昌文有相机，照了不少照片，可是在历次运动中被丢失了。    

闲下来，大家就凑在一起吹牛。有个从军队来的同志说：“我们进军重庆时，路过南川百马镇，打了一大仗，又饥又渴的，看见桐子树上结的桐果，不认识是啥东西，有人说这大概是苹果吧？摘下来就吃，还没吃出个味道就吞进了肚子里，结果闹得又吐又泻。”    

我说这有啥稀罕的？你们北方人没见过嘛。我没见过的事情，也出洋相。那天听说市委管理员发卫生费，好多人都有，就我没有。我找到管理员，去翻发生活用品的名册，上面真的没有我。我问管理员：“你怎么把我给漏掉了？”管理员板着个脸说：“你没有资格。”我一听说什么我没资格？我凭什么没资格？别人又凭什么有资格？现在解放了，大家都平等，你还欺负我，找你们的科长说理去！他还是板着个脸，理直气壮说好啊，我这就陪你去问陈市长，看你该不该得。    

我一摔门走了，回到家里气冲冲的向宁君谈起这件事，她一听仰头大笑，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笨蛋，这是女人月经时买草纸用的卫生费，你怎么连这点常识都没有？”此事让我落下了话柄，好长一段时间大家见面就问我要不要领卫生费。

有些见过的事情，也会闹笑话。西南军区为任弼时同志开追悼会，也通知我去参加，坐位是在前五排，大会主席台上坐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宋任穷等首长。天气已经热了，礼堂里人又多，坐在旁边的市委组织部干部科长高兰戈叫我去把旁边柱子上的电扇打开。我虽然是城里人，对电扇也只是见过没有用过，但是已经被点了名，又不好说自己不会。我不懂装懂，上去东扳一下，西拧一下，急得满头大汗，衣服都浸湿了，电扇还是转不起来。正在开追悼会，不能乱说乱动，有的同志暗地捂着嘴巴，看我的笑话，好在还是有“见义勇为”的人，上来打开电扇替我解了围。后来有些同志笑我这个城里人，也是土包子。    

外地的干部们很快分配完了，开始着手分配本地干部，组织部让我把解放前联系的一批干部造了名册，与市委组织部干部科长肖泽宽同志一起研究解决。张平和田应泗、廖亚斌去了公安局，有的留在了市委机关，有的去市委党训班学习，连我从青年会带来的工人，都一一作了安排。起义后从岳池、武胜、合川撤下来的那些同志，有的留下来在重庆工作，有的坚持要回到家乡，也就为他们开了介绍信，转回当地。总的说来，当时的同志都很听话，工作分配进行得并不困难，可是也有例外的，比如说从合川下来的陈立洪。他参加革命和入党的时间都较长，好像是1938年的老党员，起义失败后退到重庆，和我们一起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策划渣滓洞的越狱，深入虎穴打探情报。可是这个人，就是骄傲，认为解放了就是自己的天下，老子枪林弹雨龙潭虎穴都闯过来了，未必谁还敢不给口饭吃？他这个老党员没弄明白：共产党是有组织原则的，不遵守这个原则，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会寸步难行。他不向组织报告，甚至连我这样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朋友也不说一声，就擅自离开重庆回合川，等我们知道消息，船都快开了。刘赢洲赶到朝天门码头去劝阻，他昂着个脑袋根本不听，还是一意孤行走了。可是他既没有组织关系的介绍信，也没有工作关系的介绍信，合川的党组织无法安排他的工作，他又不愿意回头来找我们补关系，就这样一直悬着，成天发牢骚骂人。五七年，他“理所当然”被划成“右派”，不久愤然而死。    

市委在枇杷山下设立了机关幼儿园，自然是全市的设备最好、师资最强的幼儿园了，市委干部的孩子几乎都在这里，民涛也被送进来全托。和陈作仪一起工作的彭咏梧，和他的妻子江竹筠的都牺牲在渣滓洞了，他的原配夫人谭幺姐初通文墨，本来可以去机关工作，可是为了老彭留下的两个孩子彭秉中和彭云，自愿到这里当保育员。炳中是幺姐亲生的，彭云是江竹筠生的，按规定他们是烈士家属，两个孩子的生活抚养费都由国家负责，但幺姐考虑到刚解放，国家还穷，只把彭云交给国家负担，用自己微薄的工资抚养炳中，后来她干脆把炳中送到条件大不如这里的保育院，自己专心带着彭云。因为彭云还小，谭幺姐就跟着去了小班。冬天重庆雾大阴湿，孩子的尿片不容易干，幺姐就把半干的尿片裹在自己身上，暖干后再给孩子垫上。因为这个原因，她得了风湿病，一直没有治好。幺姐带孩子们巴心巴肝的，家长们都很感激她，把她评为“先进保育员”。    

宁君喜爱艺术，从孩子剧团出来后，没有能够和孩子剧团的战友们一起去延安进鲁艺学习，她遗憾了好多年。虽然后来也送她进了省艺专，却由于反对国民党强迫学生集体加入三青团，被特务列上了黑名单，不得不半夜里翻窗子逃了出来。现在解放了，我们决定送她到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去学习，这是当时西南艺术界的最高学府，她多高兴啊！虽然她的文化水平不高，但有着在孩子剧团和中华剧艺社的实践经验，她满怀信心的想通过学习，成为一个人民艺术家。可是好景不长，开学没两个月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先头还打算坚持，可是孕娠反应越来越强烈，到后来受不了，只好含着眼泪退学了。她被安排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对象是市里各剧团，因为不坐办公室，经常下到各剧团了解情况，既有兴趣，又适应她有孕的身体。当时军队上曾有个规定，要具有“二八五团”资格的干部，才能够结婚。这个规定进城后改为“二八五营”，意思是年龄28岁、5年军籍、团级或营级干部，因此随军来的家属并不多。可就这样房子也紧张，我和宁君初先是各住一处，她调宣传部工作后总算找到了两间房子，算是有了一个窝。1951年的3 月，宁君生下个女儿，正是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的热潮中，取了个赶时髦的名字叫抗美，诗伯从家乡找来她的侄女儿，当保姆。    

别看宁君写的字像个初小三四年级的学生，可她说起话来有盐有味头头是道，又是从文艺团体中出来的，常常比她妈妈还气派，很多人都把她看成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大学生。她为人又热情，与各剧团混得很熟，只要有名角演出的好戏，总能找几张前三排的戏票回来，让我和老战友们过足了戏瘾。宁君在解放前就常常进出舞厅，一解放就成了跳舞的积极份子，市委机关在胜利大厦组织的舞会，她是每场必到，那些有外宾参加的舞会，她都是当然的陪舞者。我虽然也爱去凑热闹，跳舞的水平实在是不及格，宁君从不愿与我共舞，我却死皮赖脸央求她做老师。音乐一起，我不是东拉西扯的不合拍，就是踩痛她的脚，往往是闹得不欢而散。    

脱险同志联络处的工作由诗伯最后收尾，安排完最后一个烈属，她去了市委党训班学习。那是个崇拜英雄的时代，年轻的学员们很快都知道她是会打双枪的女英雄，纷纷要她作报告，听她讲述了当年在华蓥山战斗的故事，“双枪老太婆”的名声就此传开了。不久中央慰问团来到川北，慰问那些为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英雄，名单中就有诗伯早年的名字“陈玉屏”，县里的同志们四处打听，才知道这个“陈玉屏”就是诗伯。岳池县派人来重庆，请她回家乡去当副县长，可是此时重庆市委已经决定派她去市妇联作生产福利部副部长，加上孩子们都在重庆，她还是决定留下了。    

诗伯去的市妇联，聚集着好多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大姐，诗伯同她们开始相处得也不错。听说当年风风火火的陈大姐在共产党的政府里当了“部长”，早年女子实业社的那些姐妹和师傅们，还有些老关系也常常来找她。那段时间的诗伯，真是红透了半边天，成天乐颠颠的到处跑，她一上街就要碰到熟人，三天两天就要串起半边城。她本着组织妇女群众生产自救的原则，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了好多个街道妇女合作社和烈军属合作社，自己亲自去联系业务，打手套，做衣服，还联系到好多军用制品，不但减轻政府救济的压力，还为国家生产了一些急用物品，受到各界的好评。“五一劳动节”重庆举行了大游行，她动员了上千名街道妇女，手执鲜花国旗参加了游行队伍，这是解放后重庆妇女第一次参加大规模的游行，诗伯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    

供给制一结束，诗伯定下的级别就是16级，县团级待遇，每月工资106元，这在当时算是高工资了，却从来没有见到她主动缝制一件新衣，吃的也是食堂供应的素菜，可是来了客人，她经常是请客进馆子，过去结交的三朋四友来求助，她也总是大把大把的给钱，工资用完了就去借钱，总不能让别人空手而归。岳父牺牲后，她就开始吸烟，解放后有钱了，她还是像解放前一样口袋里总是装着两种烟：八分钱一盒的经济牌香烟留着自己抽，好一点的华福牌香烟散给客人。她长期的肺病和气管炎老治不好，与她吸劣质的纸烟有很大的关系。

溶入革命新风尚

分配工作的任务完成了，我这个招待所所长也当到了头，肖泽宽同志又找我谈话。可能是知道我曾在《万州日报》、《云阳公报》和《国民公报》干过，对报社业务较熟悉，他告诉我说原来的《大公报》要改成《重庆日报》，要调我去《重庆日报》当报社经理，主要是负责报社的行政事务，具体时间听候通知。    

等了几天还不见动静，我就主动找上门去，老肖一见就说：“来得正好，正要通知你工作有变更，你去统战部吧。现在那里只有杨副部长一个人，连架子都还没有搭起来，你去协助杨副部长，先把地址确定后再说。”    

杨副部长名叫杨松青，陕西人，是大革命时代的老同志，当年同刘志丹一起闹革命，还是徐向前元帅的入党介绍人。进军大西南，他是二野的联络部长，转业到地方后，准备安排到西南统战部作副部长，可后来地下党的老同志程子健去了，他大度地要求到市里来工作。老肖特别嘱咐我：“杨部长工作经验丰富，修养也很好，只是刚到重庆，地方上的事情不大熟悉，你要多跑些路。”

我在市委下面的一幢小别墅里找到杨副部长，他看上去四十多岁，对人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我们一起去为统战部找房子。重庆刚解放，新设立的数十上百个单位都在抢要房子，邓小平政委亲自兼任房管局长，大单位的住房都要经过他批准。房管局第一次为我们指定的，是领事巷内的一个天主教堂，房子倒很阔气，但面积小，房间少，交通不方便。见我们不满意，房管局又把原四川省主席、大军阀王瓒绪的公馆分给我们，地址在金汤街，这是一个花园型的别墅，有平房还有楼房，房间多，面积宽，环境也还很幽静，屋内部原有设施保持完好，只需要增添少许必要的东西就能开始工作。统战部能够分到这么好的房子，全靠杨部长的上层关系与活动能力。只是不久这里就改成了第一人民医院，我们统战部只好迁到城里戴家巷，进了市区，接待民主人士比较方便，也行。    

筹备工作很快完成，下设秘书、党派、工商、人事、宗教五科，我负责人事科，其他分别由曾仲牧、刘兆丰、王寒生、覃正中负责。刘兆丰是临解放前川东临委委员，王寒生原任沙平坝区区长，是39年我在云阳发展的党员；还有一个何骏生是宗教科的干事，也是38年我在万县合口场小学教书时发展的党员。统战部是市委机关，对干部的质量要求高，不但要党员，还要是大学生。我自己负责的人事科，手下的干事叫李砚祺，原来是南京地下党的，还有两个工作员：一个叫彭有壮，后来成为西南委员军政会副主席王维舟的秘书张汉臣的爱人；另一个叫廖广扬，他们都是大学生。我这个中学都没毕业的中层干部，看来完全是靠着“资格老”才当上的。不仅是干部，连勤杂人员也都有严格的要求。所有的勤杂人员都是我找来的，一部分是青年会的工人，还有几个是父亲在民生公司办茶房训练班的学员，有一个名叫骆明伦的，与曹苏是同学，当上了我的通讯员，后来我们发现他吸毒，把他开除了。    

统一战线是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共产党能打垮蒋介石，这个法宝功不可没，这对我们地下工作者来说，更有切身的体会。那时候，要是没有人民群众和民主进步人士的掩护帮助，别说是开展工作了，就连命也保不住，简直是寸步难行。现在我们是执政党了，可不能过河拆桥，得把他们的工作做好。可是话又说回来，要做好这份工作，也不容易。当时只要肯帮助我们，就是好朋友，可是现在呢，再好的朋友，也要拿到台面上来审查。我当时的分工，主要是与有关部门协调，负责市人大、市政协代表人选和市政府科以上民主人士的安排工作。这项工作很细致，也很复杂艰巨，他们在国民党长期统治下，都是些有身份的人物，其历史背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群众影响等方面要弄清楚，否则不但影响不好，还可能出乱子。科内的两个科员负责管理收发文件和抄写工作，只有我同干事李砚祺整天在外面调查访问了解情况，忙就不说了，工作上还得小心谨慎，怕出乱子。每次人大、政协开会前，代表的人事安排都要经过市委讨论，都是我同杨部长去参加。杨部长不管具体工作，一讨论就要我来介绍情况，还要回答各方面的提问，有些情况答不上或回答得不完全，就会心跳脸红，好在市委领导也不为难我，叫我下去进一步了解清楚后再说。     

重庆曾经是蒋介石的陪都，也是我们统战工作的重点地区，全国有的民主党派重庆都有，都是些有名有望的大人物。我们这头要去调查他们的情况，那头又要耐心的听取他们的意见，说话更要特别小心谨慎，若有失言，回来是要作检查挨批评的。我们在民主党派里面都有双重身份的“秘密党员”，只是他们共产党员的身份一般不公开，定期要来统战部过组织生活、汇报工作、接受指示，然后按党的意见去开展工作。所以我们对民主党派内部的情况一般是很了解的，对其中的“头面人物”，也经常前往拜访。我们还不定期的举行座谈会，又称为“双周座谈会”或“神仙会”，形式随便，内容不拘，喝茶谈天、下棋打牌，有啥说啥，主要是为了增进友谊，加深情感。这些会一般是部长主持，各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参加。杨部长爱下棋，牌也打得不错，他的故事多，笑话也多，语言诙谐，对人也随和，只要有他在，气氛就会和谐轻松。    

我在统战部犯过一个错误－－丢失了党刊。当时刚解放，情况很复杂，国民党潜伏下来大批特务，千方百计打探我党和政府的秘密，因此上级对保密工作特别重视，制定了严格的保密条件，各机关都设有保密员，定期召开保密会，进行保密大检查。一次我发现自己丢失了一本“西南工作”和一本“重庆工作”，这两份文件都是西南局和重庆市委党内发到县团级的机密刊物，要定期收回的。发现丢失后，我在办公室和家里翻箱倒柜，再三寻找都无下落，最后只得向组织报告。这在当时可算件大事情，我作了多次检查都过不了关，到头来组织上还是决定要给我个警告处分，还要将我写的检查登上党刊。那段时间，我简直是神魂颠倒，饭不能吃，觉不能睡，就像得了一场大病。好在后来组织上见我检查深刻，又是本地干部，初犯，对党刊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情有可原，于是临时撤销了已交付印刷所排印的检讨，没有公开登在党刊上，算是顾了我的情面。但是警告是不能免除的。虽然只有一年处分就撤销了，但这是我入党以来第一次受到的党内处分，至今教训难忘。    

另外一件事说起来也是一个错误：在金汤街王瓒绪公馆里我的房间内，桌上有一个用木盒装上的砚台，相当精致。我舍不得上缴，拿去送给了孟伉伯父，他是有名的书法家，这样好的砚台他用得着，一见就很喜欢。可惜这个砚台在“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抄去了，现在不知道花落谁家。我在地下时期随便惯了，当时也没把这当成一回事情，几十年来一直未向组织上交代过，严格说来这也算违反纪律－－隐瞒战犯财物不上缴。

其实在解放初期，批评检讨之类的事情很正常。1950年6月24日，市委召开干部“整风”动员大会，县团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为重点。市委书记张霖之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他谈到“整风”的意义时说：“我们脸上沾上了灰尘，就要天天洗脸，整风就像洗去脸上的灰尘一样，把我们思想上、作风上一些不合符党的政策、不合符党员条件的东西洗掉，主要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治病救人。”我还记得当时的内容是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学习高岗的文章《荣誉属于谁》，反对干部中的居功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反对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和享乐腐化思想。考虑到外来干部“整风”已成惯例，而本地干部由于听说过“延安整风”的很多传闻，有些顾虑和畏惧心理，张霖之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这次整风不是急风暴雨，而是和风细雨，下点毛毛雨。还特别说了要把伙食弄好点，晚上不安排学习，让大家好好休息。

我是与组织部的中层干部分在一组，有七八个人，初先是讨论报告和学习文件，随后各自检查了思想和作风。外来干部大都认为未遭遇国民党军队多少抵抗就解放了西南和重庆，不自觉的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有的原来长期在农村生活，现在看到城市里花花绿绿的，什么都有，认为好不容易坐了天下，也应该享受享受，最普遍的例子，就是换老婆。个别同志口无遮拦，明明白白暴露思想：“在街上看到重庆的姑娘又年轻又漂亮，想起自己的老婆又老又丑，就有了想法：另外找一个吧，又怕犯纪律；不找吧，又不服气。”说得大家伙忍不住笑：这个问题在外来干部中的确很突出。过去要作战，一般不准带家属；现在解放了，进了重庆这样的大城市，把乡下的媳妇和城里的洋盘的女学生一比，免不了会有想法。规矩点的，先回去与家乡的老婆离婚，重新在本地结婚；不大规矩的，先在城里结了婚，再回家乡和老婆离婚；有的甚至隐瞒组织，在这里重婚后又不与原配夫人离婚……什么花样都有。闹得党内党外都很有意见，有的开玩笑说国家改朝换代了，是不是家属也要改朝换代？

和外来干部相比，我们地下党的同志就少有这样的毛病，我的检查内容大都是与外来干部的团结注意不够，爱耍小圈子啊；对外来干部有些生活习惯看不惯，如他们吃饭时双脚蹲在凳子上，爱吃馒头不爱吃米饭啊；还有，我们地下党的同志穷大方，讲义气，一个人掏钱请大家吃饭；可外来干部他们吃了饭，钱由大家分摊，因此就认为他们“小气”……当然了，最大的错误，还是思想麻痹警惕性不高，认为解放了是我们的天下，不重视保密工作，以至丢失了党刊，受了处分。就这一点，怎么样检讨都不过分。

在1956年以前，党内年年都要“整风”，内容都是以当时干部思想上出现的主要错误倾向，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话实说，当时确实做到了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也确实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言者无罪。虽然其中确实有极少数同志犯了严重错误甚至犯罪，受到组织处理，可一般都是批评教育，因而干部都能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意气风发的进行工作。当时刚解放，国家还很穷，生活条件并不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需要我们日夜不停的工作，几乎就没有过星期天。我们经常加班到深夜，也没有工作餐、加班费，再苦再累也没有怨言。虽然已经天下太平，还是按照战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束自己的言行，什么嫖呀、赌呀，一切歪风邪气、歪门邪道都与我们无关，这也是许多老同志至今留念的原因。这与当时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带头严格纪律分不开的，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高级干部，贪污了几千上万元就枪毙，那是多么大快人心啊！

可惜的是，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一（下）

谭幺姐与我的一家

说起来，我和彭咏梧、谭幺姐是老乡，我们都是下川东地区云阳县人。我家在离云阳城关北面三十里路的云安镇，彭咏梧和幺姐的家就在离云安镇不远的红狮坝。我与彭咏梧同年入党，虽然受组织上派遣，长年在外地奔波，与他未曾谋面，但是我的许多同志和好友都与老彭一起战斗，而且他也是我妹夫陈作仪的直接上级和好朋友，我们互相都是知道的。1947年，我和我的全家参加了华蓥山起义，老彭他们则回到家乡，发动了下川东的起义。因为敌人过于强大，这两处起义相继失败。我们从华蓥山上撤下来，担当起安排和掩护同志们的重任，很久以后，才听说老彭已经在下川东的起义中英勇牺牲。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全家与谭幺姐，开始了持续几十年的患难之交。

于危难处见真情

谭幺姐是接到她弟弟谭竹安的一封信，从家乡赶来重庆的，在这之前，她已经整整六年没有了丈夫的音信了。她十六岁嫁到一贫如洗的彭家，不但一肩担起了赡养老祖母的重任，还四处借贷，让丈夫到外面去读书。后来丈夫参加革命，她已经生下了儿子炳忠，老彭四处奔波，相继担任了万县中心县委和云阳县委书记，幺姐带着儿子紧紧相随，做了很多的协助掩护工作。老彭因为工作需要，调去了重庆，来信要幺姐带着儿子一同前去，幺姐却因为要偿还老彭读书时欠下大笔的债务，同时也想多挣点钱，补贴一家人今后的生活，刚刚在家里办起一个纺织作坊；加上孩子炳忠又出起了麻疹，发起了高烧，让她昼夜不敢合眼，只得给丈夫写了一封信，说是想在云阳再呆一段时间，暂时不去重庆了。

虽然当时老彭已经是重庆地下党的第一把手，党的重要领导人物，而幺姐不过是一个初通文墨的农村妇女，但是结婚九年，他们一直都非常恩爱的，想到丈夫不但衣食住行没有人照料，还时时都处在危险之中，幺姐的心里非常难过，信发出之后，她整整哭了一夜。从此一边日夜操劳作坊，一边盼着丈夫的来信，谁知道这一盼就盼了六年，最后盼来的，却是在重庆读书的弟弟谭竹安的一封长信。信上告诉她：姐夫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已经与一个叫江竹筠的女子结婚，并生下一个儿子叫彭云。现在他们夫妻俩要到很远的农村去工作，希望幺姐能够赴重庆去照顾彭云……

我不知道已经为老彭作出了巨大牺牲的幺姐，接信后是怎么样度过那些日子的。我在重庆看到她的时候，她才三十来岁，看上去秀气贤惠，而且沉着能干，地下党同志们把她安排在位于重庆七星岗基督教女青年会，让她带着自己亲生的儿子炳忠，和江姐生的儿子彭云，在一间小屋子里住了下来。

已经是1948年的春天，起义失败后撤退下来的人员，大量涌入敌人的心脏重庆，敌人部署了十万名特务，在城市乡村的车站码头大街小巷游荡，那怕是听到口音不对，也会被抓起来，监狱里人满为患，老百姓人心惶惶。我的妹夫陈作仪，曾经在家乡被捕，是老彭在月黑风高之夜挖开了监狱的墙壁把他救了出来，可是现在，他又被敌人抓进了渣滓洞，一点音信都没有。我的妹妹林梅侠，也刚刚从华蓥山的起义现场撤退下来，挺着个大肚子，马上就要临产了。我们设法把她安排在比较偏远的巴县马王坪一个幼儿园当老师，想让她顺顺当当把孩子生下来。

谁知道没有住多久，梅侠就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她来不及通知我，当下拿了几件衣服，装着进城去看病，就离开了幼儿园。梅侠还在半路上，就又被特务跟上了， 她毕竟是快要生产的人了，转来转去怎么也甩不掉“尾巴”，就干脆跨进了蒋二哥的舞厅。蒋二哥名叫蒋林隐，公开的身份是一个很有名的袍哥舵爷，暗地里是我们的一个老关系，他在重庆解放碑前的闹市区开了一家名叫“和中” 的舞厅，时常有国民党的头面人物，包括军统和中统的大特务，在他的舞厅里进进出出。这里是我们最安全的接头地点，按理说是不能够轻易暴露的，可事到如今，梅侠也顾不得了，一抬脚就跨了进去，找到蒋二嫂说：“我被跟踪了。”

蒋二嫂把梅侠带到一个角落，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她穿上，一边问她：“你说，去哪里？”

梅侠想起了幺姐，说：“去七星岗女青年会。” 

蒋二嫂就从后门把梅侠送到了女青年会，来到了谭幺姐的小屋。梅侠对幺姐说：“你看我马上就要生了，却连个住处都没有，不知道这里安全不安全？”

幺姐连忙把她安顿下来，自己转身出去，给在《大公报》工作的弟弟谭竹安打电话，就说是小云病了，让他赶快回来一趟。

不一会，竹安回来了。一看梅侠这个样子，什么都明白了。他很坚决地对梅侠说：“这里不能住，你得走。”

幺姐看着就要临产的梅侠，对竹安说：“你看他这个样子，能不能……”

竹安说：“你们两个人挤在这里，还带着两个孩子，目标太大了，多一天就多一份危险。”当下就把梅侠送到一个姓冯的同志那里住了一夜，自己赶到小龙坎夏家山的何家，找到何老太太。何老太太的女儿何理立，是我们的一个同志，不但与我的妹夫陈作仪熟悉，与老彭、江姐和竹安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可是现在何理立不在家，党内的事情又不好直接向她母亲明说，竹安只说是自己有个朋友出远门了，他的妻子要生孩子，没有地方住，想在何老太太家租间房子，还要请老人帮忙照顾一下产妇。

老太太的房子也不宽裕，再说乡下人对于生孩子也有忌讳，想来想去，只有小小的厨房可以利用。竹安回来与梅侠说明情况，梅侠只求有一个地方能够把孩子平安地生下来，厨房就厨房吧，第二天就跟着竹安去了何家。小厨房没有窗户，又黑又不通风，一旦烧起茅草做饭，烟雾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本来梅侠的预产期还有一段时间，但是连日来在特务的追踪下提心吊胆四处奔走，过于劳累，幸好有何老太太的照顾，到何家的第二天，就生下了一个男孩。

我与竹安、幺姐带着小彭云，一起去看梅侠，幺姐抱着这个白生生的胖娃娃又是亲又是笑，直说这孩子福大命大，将来一定有出息。竹安接着说：“要是作仪知道了才高兴呢。”一句话说得梅侠又想起狱中的丈夫，泪水涟涟的。我连忙说：“快了快了，解放军已经打到四川边上了，他很快就会知道的。”

幺姐忙着把带来的鸡蛋，给每人煮了一碗醪糟蛋，接着又忙着给婴儿洗澡，换上小云出生时穿的衣裤，还按照当地的习俗，把买来的红布条搭在何家的门上，放了鞭炮，表示辟邪和冲喜。幺姐还把带来的鸡和鱼为大家好好做了一桌饭，何老太太和我们大家一样都很高兴。然后，幺姐带着小云留下来照顾梅侠，我给她们留下了十块银元，作为营养和伙食费。

过了一段时间，竹安告诉我，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何家隔壁住进了一个特务的姨太太，看来得赶快离开。于是我借口在城里找好了房子，把梅侠接到了歌乐山我们夫妇和岳母的住处，幺姐则带着小云转移到城里中山公园里的培才小学避难。我和同志们惦记着她们孤儿寡母，一有机会就前去探望。直到现在，幺姐的儿子炳忠，还记得我到中山公园去看他们母子俩，逗着他玩的情景。

从悲痛中站起来

解放大军势如破竹，重庆这个蒋介石最后的堡垒，很快就土崩瓦解了。解放后的第二天，我奉组织之命，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调动了地下党所有的统战关系，只用了短短的两天时间，就利用一个民主人士捐赠出来的临江门介中公寓，办起了一个能够容纳百余人的“脱险同志联络处”。我的一家人包括我的妻子、妹妹、岳母、内弟，都投入了这项工作，不分昼夜的接待从敌人的虎口中脱险的亲人。那些感人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梅侠在联络处负责接待，只要遇到从渣滓洞白公馆逃出来的同志，她就忙着打听她的丈夫陈作仪，最后才知道作仪已经在大屠杀中壮烈牺牲。我和地下党的战友陪她到渣滓洞去寻找作仪的尸体。荒草之中，牢门内外，到处都是被泼上汽油烧焦了的尸体，有的地方还袅袅地冒着青烟，带着浓浓的血腥气四处飘荡。离牢门不远，就是同志们越狱时推倒的那堵墙，在墙的周围，横七竖八地倒着一些象木头桩子一样的东西，仔细一看，都是些残缺不全的人体，被敌人浇上汽油烧成了黑糊糊的一团，哪里还分得清谁是谁啊！

我们从渣滓洞回到联络处，看见幺姐带着她的儿子炳忠，和江姐的儿子小彭云，正在和我的岳母诗伯说话，大家一见面，都泣不成声，哭成一团。幺姐和她的弟弟竹安一起，已经找了好几天，最后终于在歌乐山电台岚垭的荒草的死人堆里，找到了小云的亲妈妈江姐，她和二三十个战友一起，已经在十天前被敌人秘密地杀害。也是在这个时候，竹安才告诉他的姐姐，自己的姐夫，幺姐七年来日夜担心牵挂的丈夫，两个儿子的父亲彭咏梧，也早已经在一年前下川东的起义中，英勇牺牲。

幺姐和梅侠带着没有了父亲的孩子，哭得死去活来，我的岳母陈联诗，也在一边陪着落泪。这样的场景，她已经在14年前经历过了，那时候她和这两个晚辈一样，也才三十多岁。她本是翰林家的后代，却与一个“没有功名”的热血青年廖玉璧“自由恋爱”，婚后卖掉了田产，双双赴南京东南大学读书。后来丈夫奉组织之命，回到家乡华蓥山组织武装斗争，她这个翰林府中的小姐，也在战斗中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人称“双枪陈三姐”。1935年，我的岳父廖玉璧被敌人残酷杀害，也象老彭一样，砍下的头被悬在城门上“示众”，也是被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偷回来悄悄埋葬。这些年，诗伯也是带着两个孩子，后来又带上我，为岳父没有实现的理想而奔走，没想到就在天亮之前，她又看到自己的晚辈们一个个失去了丈夫，成了孤儿寡妇。

只是这三个苦命的女人，同时也是在斗争中百炼成钢的战士。她们擦干了眼泪，很快投入了新的生活。幺姐带着炳忠和小云，和一批烈士家属一起，就在联络处住了下来，等待分配工作。大家都觉得她这辈子太难了，让她多休息，可是她却争着找事情来做。她为脱险的同志们洗补衣服，端茶倒水，嘘寒问暖，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刚刚解放的重庆，百废待兴，那么多的烈士家属住在一起，要吃要用，这些都要钱。为了不给政府增加负担，诗伯提出来生产自救，于是幺姐和几个烈属就凑了五台缝纫机，打了一批雨衣，拿到街上去卖，用卖得的钱来维持烈属们的生活。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应该受到提倡和褒奖，可是在接踵而来的“三反运动”中，诗伯所在的重庆市妇联却派人去调查，认为陈联诗当时叫烈属们打雨衣到大街上去叫卖赚钱，哪里象是共产党员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商人资本家嘛！

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成了诗伯在这次运动中被强行“劝退出党”的罪状之一。

和许多善良的人一样，幺姐对于这样的运动很不“理解”，每次见到诗伯，都觉得很对不起她。1954年，受尽了委屈的诗伯被调到了重庆市文联，重新拾起了她年轻时候喜欢的画笔，成为一名专业画家。幺姐还是象以往一样常常去看望，有一次正好我也在那里，不知道怎么的，又说到诗伯被“处分”的事情，幺姐很难受地说：“诗伯啊，都是我们害了你，你要不是为我们大家谋生活，怎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我真是想不通，象你这样的出生入死几十年的老革命，宁愿自己吃苦也要为别人着想的大好人，这世界上找得到几个？为什么这些人连好坏都分不清！我们大家都为您打抱不平呢， 都说这肯定不是我们党的政策……”

诗伯长叹一口气，只是摆摆手，叫她别说了，要让别人听见了，会连累她的。再说，事久见人心，总有一天会搞清楚。

三十年后的1982年，诗伯和许许多多蒙冤受屈的人们一样，冤案终于得以昭雪，可惜幺姐和诗伯一样，都没有等到这一天。

都叫她谭妈妈

烈属们开始分配工作了。幺姐她初通文墨，按照当时的情况，完全可以分配到机关工作，可是她为了照顾好小云，主动要求分配到市委第一托儿所当保育员。当时的重庆市委设在琵琶山下面，托儿所就在临近市委的神仙洞街，所里多是市委干部和一些军烈属的孩子。幺姐一到，又要求到又苦又累的小班去工作。

幺姐到小班，主要是为了带好小云，因为怕自己分了心，幺姐她居然把亲生儿子炳忠送到了条件远远不如托儿所的歌乐山孤儿院，只把小云日夜带在身边。后来，国家改解放初期的供给制为薪给制，幺姐的工资只有三十多元，组织上对她说：“你的工资不高，抚养两个孩子有困难。按照国家优抚政策的规定，你的两个孩子都是烈士子女，应该由国家负责抚养。我们已经按规定上报了。”可幺姐想到新中国刚刚建立，又遇上了抗美援朝，国家的困难这么多，怎么好让两个孩子给国家增加负担，就坚持要自己负担炳忠的生活和学习，只让小云一个人享受优抚。

我的孩子民涛和小云一起，都在幺姐的班里（后来他们也一直都是同学，直到考上大学才分开），每次我们去接孩子的时候，幺姐就会以怜爱的口气，向我们“告状”。小时候的民涛太调皮，时常和别的孩子打架，晚上睡觉也不老实，总是蹬被子，还在床上遗尿“画地图”，给幺姐添了不少麻烦。记得有一个星期六，我和诗伯一起去接民涛，大家说了一会儿话，诗伯找到民涛打算回家。幺姐说别忙，她拉过民涛一看，果然裤子又尿湿了，幺姐很熟练地从腰上取下一块尿片，为民涛换好，把诗伯看得一惊一咤的：“你怎么能够把湿尿布绑在腰上啊？你本来就有风湿病，爱娃娃也不是这么个爱法嘛……”

幺姐满不在乎地说：“天气冷了，尿片太多，一时间不容易干，放在火炉子上烘吧，孩子皮肉细嫩，经受不住，要上火生疮。你看，我这样绑在身上烘干的尿片，又干又暖和，贴在肉上，很舒服的呢。”

幺姐说这话的时候，很得意的样子，就象显示自己的杰作。而我和诗伯，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难怪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们一样，都叫她谭妈妈。

一样的情怀

1954年，我调到离重庆不远的狮子滩水电站去工作，只要回到重庆，就要去看幺姐。有一次，我在诗伯那里，也见到幺姐和竹安俩姐弟，原来他们是来请诗伯去吃饭的。我知道她很困难，常常吃咸菜，烧辣椒，自己和炳忠的衣服鞋袜补了又补，节省下来的钱除了补贴小云的生活，还要为抗美援朝捐款，接济有困难的同志，这其中就包括我的妹妹梅侠。于是我半开玩笑地说：“我的工资比你们高，应该是我请客才对。”

幺姐却不由分说，要我也一起去。我问有什么事情吗？是不是幺姐您的生日啊？幺姐说不是，我们好久没有聚会了，约大家一起吃顿饭，谈谈心。

饭做得很丰富，全是家乡菜，大家都吃得很高兴，还破例喝了一点酒。闲谈中，诗伯问起幺姐的经济情况，还说你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没钱就在我这里拿。

这个时候，诗伯虽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可是因为参加革命的时间早，再加上地下党的同志们都很尊敬她维护她，想方设法改变她的处境，因此她的工资也不低，她提出要帮助幺姐，是很自然的事情。

可是幺姐笑着说：“诗伯您放心，我还有节余呢。”

竹安在一边向诗伯告状说：“可是她节约得也太过分了。只要炳忠和云儿不在身边，她连菜也舍不得买，有病也不愿意去看，你看她的哮喘病和风湿病，就一直都没好。诗伯您得说说她。”

幺姐知道要“挨骂”了，平生厚道的她却使了个心眼，对诗伯说：“这是老毛病了，又不碍什么大事，诗伯您说是不是？”

诗伯听了，只是狠狠地看了她一眼，自己却先笑了，接着我们大家都笑了。因为诗伯自己也是这样有病不去看，也是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把钱拿去支助这个支助那个，我们劝了好多次她都不听，都快成了我们大家的一块心病了。

笑过了，诗伯转了话题，说：“正伦啊，有件事情我很早以前就想和你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今天大家都在这里，我说了也了却了一桩心事。我想问你：你对自己的个人问题怎么考虑的？”

幺姐没有开腔。

诗伯又接着说：“解放那年，你才三十三岁，因为心情不好，我不便和你说。如今这么几年过去了，你也应该考虑了。正伦啊，你的身体也不好，又有两个孩子拖累，今后的日子还长，总不能一个人过一辈子嘛。你看梅侠都结婚了。”

幺姐长叹一声，垂着眼帘说：“诗伯啊，多谢您的关心，这几年，也有好心的朋友提起过这事，我也反反复复考虑过了。说起来，我和老彭虽然也是恩恩爱爱，在一起的时间却不过几年。我虽然觉悟不高，却没有拖过他的后腿，我独自带着孩子，操持着一个家，鼓励他出去读书干革命。后来他和江竹筠结婚，我也是顾全大局，把小云放在身边，比炳忠还要疼爱。现在他们俩牺牲了，不在了，云儿没有了父母，炳忠也没有爸爸，我要是只顾了我自己，万一找了个对孩子不好的人，让两个孩子受了委屈，怎么对得起他们死去的亲人？与老彭和小云他妈妈相比，我赶上好日子了，有组织上和你们大家照顾，不愁吃不愁穿，又不象过去那样担惊受怕。现在搞好工作和照顾好孩子，把他们抚养成人，是我的两大心愿，也是我的责任。”

幺姐见诗伯沉默不语，又接着说：“诗伯，我想您是能够理解我的，我们都是过来人啊。”

我看着她们俩，禁不住热泪盈眶。我的岳父牺牲的时候，诗伯也不过三十五岁。她出生名门，能文能武，聪明漂亮又有知识，受到很多人，包括自己敌人的钦佩。那时候的她，可以去做官，还可以去嫁人，有着很多路可以走，可是她却为了继承岳父没有完成的事业，拉扯着两个没有成人的孩子，经历了血雨腥风，千辛万苦，一条路走到了底。当然比起幺姐来，诗伯她对革命的贡献更大，受到的委屈也更多，可是她们都是坚强而又善良的女人。这样的女人，这个世界上实在是不多啊。

若干年后，我和竹安又谈起了这次聚会。竹安才告诉我，那天是幺姐入党两周年的纪念日。因为幺姐的入党几乎与诗伯的“退党”是同时的，她怕老人家触景生情，没有向我们明说。

多么细心的幺姐，她和诗伯一样，总是为别人着想。

风雨过后见晚霞

想起刚刚解放的时候，同志们都以为烈士们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可以集中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来建设新中国了，却没有想到依然有风雨。1954年，我作为重庆市支援工业建设的优秀干部，调到离重庆不远的长寿县狮子滩修水电站，在整整三年中和上万名职工一起日以继夜地苦干，建成了新中国水电事业的第一个电站。可是我自己最后得到的，却是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帽子。1958年，我被押送川西地区的灌县紫坪铺去劳动改造，从此离开了重庆，离开了多年在一起战斗的亲朋好友。

两年以后，诗伯在重重打击下含冤去世，我得到消息赶到重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时我虽然已经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却依然不准去与遗体告别。我十九岁就随父亲认识了诗伯，从此与她生死相依，她爱我胜过爱她自己的亲生儿女，可是我不但在她重病的时候不能在她的身边尽孝，在她最后的时刻为她送终，就连死后都不能见她一面，想到这些，我真是伤心已极，也灰心已极。办完了丧事，我又见到了幺姐，诗伯住院时她常常去探望，去世后她也赶到医院去与诗伯告别。当她听说我连诗伯的遗体都没有见到，禁不住仰天长叹：“你诗伯临走的时候，还在喊着你的名字呢。”

没有了诗伯，我和妻子对于重庆也就没有了最后的挂念，我们一起回到劳改地灌县，后来又碾转到了成都。在这期间，听说幺姐的处境渐渐好了起来，她成了先进生产者，还被选为市人大代表，常常受到组织的表扬，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尊重；她含辛茹苦抚养的两个孩子也有了出息。炳忠考进了位于成都的四川大学，入了党，后来又提前毕业当了教师，紧接着又担任了教研室副主任……到“文革”前的1965年，炳忠考取了教育部统考的出国研究生，进入上海外语学院留学生预备部补习外语，准备出国深造。1962年，《红岩》出版了，以江姐和老彭为原型塑造的英雄人物，成为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学习和崇敬的榜样，他们的遗孤彭云也受到关注。幺姐更加注重对孩子的要求和培养，于是就在哥哥考取出国研究生的那年，彭云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当时蜚声中外的全国重点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不过对于幺姐来说，更重要的是当年在白色恐怖中悄悄掩埋老彭遗体的人找到了，继而老彭的遗骸也被找到并确认，当地党组织特地为老彭和江姐修建了烈士陵园，幺姐和我们的许多老战友赶到陵园前，参加了烈士遗体的安葬仪式……

自己做出了成绩，亲人得以安息并受到了尊重，两个孩子又这样争气，幺姐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真的苍天有眼，好人毕竟有好报，我和许多老战友说起，也都为她高兴。

可是不久就闹“文革”了。1967年春天，江青说了一句“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四川地下党的同志全都遭了殃。彭咏梧被说成是“逃跑分子”“土匪头子”“大叛徒”；幺姐在老彭和江姐声名远扬的时候没人知道，可现在却被“挖”了出来，要她这个“帮凶”交代帮着彭咏梧干了什么坏事；接着家乡的造反派也跑来凑热闹，揭发她在家里开纺织作坊是当资本家，改了名字到重庆来带小彭云，是“为了逃脱人民的审判”……

幺姐的两个孩子也没有能够幸免。已经成为大学生的彭云，串联的时候到了成都，在和一个中学要好的同学谈到对于时局的看法时，说出了自己的困惑。这位同学把这些看法写到日记本上，结果被“造反派”发现了，于是据此认定彭云组织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反对文化大革命和“伟大的旗手江青同志”，他们开出了“逮捕证”，带上手铐直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去抓捕彭云，幸好学院的群众组织挺身而出，把彭云保了下来。不甘心的造反派派悻悻回到成都，又跑到四川大学去抓彭云的哥哥炳忠，把他关进了“牛棚”，此时的炳忠已经年近三十，相恋多年的女友也因此离他而去……有一次我借着到川大去看大字报的机会，到炳忠那里去看他，他出国没有去成，倒把喝酒学会了，拿了个军用水壶去打了半斤老白干酒，我们一老一少喝了个“酒醉心明白”。那时候我虽说是自身难保，却也为幺姐担心，幺姐毕竟是个老实人，身体又一直不好，一家三口从荣誉的顶峰又落进了深渊，不知道她是否经受得起。

好在“文革”风云诡变，各种各样的新花样层出不穷，造反派很快就忙于去打派仗，搞武斗，争权夺利，顾不得幺姐和她的两个儿子了。彭云和一个名叫易小冶的女同学谈起了恋爱，炳忠则和一个叫梁素英的小学老师结了婚，很快就有了一个女儿。炳忠催着妈妈从重庆市红十字会退休，把她接到了成都，不久，彭云也带着他的小冶回成都来结婚。幺姐乐呵呵地忙着为孩子们办喜事，看着两个漂亮孝顺的儿媳妇，和两个长大成人的儿子，免不了又触景生情。她把彭云和小冶拉到身边，眼泪婆娑地说：“云儿啊，要是你爸爸和亲妈妈还活着，那该有多好……”

临走的时候，小冶给妈妈许下了心愿，要把她接到北京去住。可是这时候正是1973年，“文革”还没有结束，婚后的彭云夫妇忙于应付险恶的环境，又要照顾儿子壮壮，接妈妈到北京的愿望一直都没有实现。一直拖到76年的五月，彭云夫妇再也等不得了，来信催促哥哥无论如何也要把妈妈送到北京来，还让舅舅竹安陪着妈妈一起去北京。当时竹安在《重庆日报》工作，一时脱不了身，可是为了送幺姐，他还是专门从重庆赶到了成都。

76年的5月30日，就在幺姐动身去北京的前夕，我让孩子们做了一桌家常菜，请竹安和幺姐全家来吃饭，为她饯行。“文革”已经到了尾声，大家也算是劫后余生，免不了说到在“文革”中的酸甜苦辣，和造反派闹的那些稀奇古怪的笑话，满屋谈笑风生，幺姐却独自捧着我给她的一本像册，长吁短叹。那本像册上有着诗伯生前各个时期和绘画作品的照片，以及她去世后追悼会上的场面。幺姐看着，眼圈又红了，带着哭声说：“诗伯她多好的一个人啊。刚刚解放的时候，我一下子失去了两个亲人，年纪轻轻的拖着两个孩子，全靠诗伯以她自己的经历开导我，安慰我，我才熬了过来。后来她老人家为了我们的事情受了冤屈，却一点也不埋怨我们。‘文革’中人家斗我，打我，我也想不通，就常常想诗伯，想她那样的好人，革命的大功臣，一生还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和委屈，我和她比起来又算什么？现在我好过了，和和美美一家人，可是诗伯她却不在了，想起这些，觉得这世界上的好多事情，真是不公平。”

幺姐的几句话，说得气氛顿时沉闷起来，幸好孩子们把饭做好了，我连忙邀请大家入席。我端起酒杯，先向幺姐敬了一杯酒，祝她这次上北京，和小云夫妇一起，好好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和美好风光，过上舒心的日子。接着炳忠夫妇也举起酒杯，祝妈妈一路风顺，健康长寿。竹安举起酒杯说：“幺姐你先行一步，我和炳忠他们随后就来北京，我们全家在北京团聚。”说完又来向我敬酒。我说今天你应该敬幺姐嘛，怎么敬起我来了？竹安端起酒杯一干而尽，对我说：“当年我虽然一直倾向革命，也为党做了一些工作，可是后来是你介绍我入了党，才使我在白色恐怖中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这时候的我，早已经被“开除出党”，还戴着“摘帽右派”的帽子，可是老朋友还记得我，感谢我，在那炎凉的世态中，真是难得的一份真情。

吃完了饭，已经很晚了，幺姐一家尽兴而归，谁知这一去竟成为永诀。

长江后浪推前浪第二天一大早，我突然得到幺姐去世的消息，禁不住大惊失色，连忙赶到川大炳忠的家里，看见竹安和炳忠一家人，早已经哭做一团。

竹安流着泪，向我说起幺姐去世的经过。幺姐昨天晚上回到家里，还在一个劲地唠叨，不是回忆往事，就是计划着到北京以后的打算。首先要和小云他们一起，去看望一些老朋友，他们大都是老彭和江姐生前的老战友，这些年无论是对小云夫妇还是对幺姐的遭遇都很关心。还要去看看中南海，那是毛主席周总理居住的地方，当然，也要去看看天安门，游游颐和园和长城，这些都是早就向往的名胜古迹……眼看着夜深了，竹安说幺姐你早点睡吧，明天要上火车呢，一路要颠簸三天三夜，很累人的。可是幺姐她睡不着，还在担心彭云夫妇的收入不多，自己去了会不会给他们添麻烦。她在屋里转来转去，想把自己穿的用的都带走，连平时用的针线盒都塞进了旅行包。其实她一生省吃俭用，很难添制点什么，要不是逢年过节竹安和炳忠给她买些衣料，恐怕出门都找不着一件象样的衣服。

大约十一点半，幺姐突然喊了一声头疼，接着就倒下了。家里赶快把她送到医院，她却因为脑溢血，一句话都没有留下，就离开了人世，走的时候才五十九岁。五十九岁啊，走得太早了。

整理遗容的时候，家人想给她换上一件好一点的衣服，可是翻遍了她所有的遗物，居然找不着一身没有补巴的内衣裤，和一双没有补巴的袜子。在场的人看到这样的情况，忍不住哭出声来。

受竹安和炳忠的委托，我为幺姐的追悼会写悼词，几十年的患难与共，几十年的相遇相知，幺姐的生平一幕幕浮上我的脑海。我含泪写道：“谭幺姐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平凡得和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在她极平凡的一件件小事中，却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妇女的崇高品质，既催人泪下，也令人起敬。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她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她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贤妻良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在今天，尤其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在北京等着与妈妈聚会的小云和小冶，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万里迢迢回成都来奔丧，他们一跨进家门，就在妈妈的遗像前失声痛哭。我带着我的六个孩子，参加了幺姐的追悼会，全国各地的唁电雪片般飞来，上百个花圈摆满了会场。当年她在幼儿园照顾过的那些孩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他们在幺姐的遗体前，哭成了泪人儿。

光阴似箭，谭幺姐离开我们快32年了，32年来无论是于国于家，都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幺姐去世不过半年，“四人帮”就倒台了，炳忠后来成了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终身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退休后又拣起了自己喜欢的专业，现在正在以自己的科研发明申请专利。炳忠的妻子梁素英也是优秀教师，他们的女儿秋秋大学毕业后，到外面去闯荡了几年，现在已经前往新加坡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MBA）。彭云一家人呢，现在都在美国，彭云是计算机专业的博士后教授，现任马里兰大学的计算机系主任；小冶是社会学博士，他们的儿子壮壮，1991年曾经进入号称“少年诺贝尔奖”的美国西屋的决赛圈，是中国内地赴美中学生唯一入围的佼佼者，后来从哈佛大学获得数学系硕士学位，又赴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在在北京的一家著名的外资企业工作。炳忠和小云对我一直都很好。炳忠在成都，离得近，虽然工作很忙，每逢年节，他们夫妻都要来看我，一旦有家乡的老朋友聚会，只要我一个电话，他就会以晚辈的身份前来相陪。98年，他的舅舅竹安在重庆去世，炳忠还专门用小车接我去重庆开追悼会。彭云这些年在美国也忙，一旦有空回来，必定要来我家。去年他和小冶到日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后抽空回来了一趟，不过短短两三天的时间，先是参加了由我儿子民涛为他组织的成都同学会，接着兄弟俩就和小冶专门来看我，还为我从美国带来一瓶保健药，希望我保重身体。

我现在已经是90岁的老人了，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和人世间的沧桑炎凉，在送走了身边的许多亲人和战友之后，时时也会生出“白发多时故人少”的感叹。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回过头去，看看我们的孩子们，看看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和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道路。今天的他们，比我们当年强多了，没有了枪林弹雨，没有了血雨腥风，也没有了那些荒唐的“运动”。他们在以前辈为骄傲的同时，也努力让自己成为了前辈们的骄傲。这就足以告慰所有那些为了他们而献出鲜血和生命的人们的在天之灵了。

在土改中

重庆市于1951年夏季全面展开土地改革，我带领市委机关一些年轻干部组成了一个土改工作队，到巴县人和乡去参加土改，随队的还有部分北京土改工作团的团员。这个北京土改工作团，其成员大都是高级民主人士，由曾作过周总理的人事秘书、《新华日报》经理的于刚同志带队，其中参加我的工作队的，有著名文艺评论家胡风、北师大校长陈垣、曾导演过电影《刘胡兰》和《白衣战士》的冯白鲁……还有一个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姓聂的导演。我们工作队以巴县新民村为据点，附带还管双山、华岩几个村，每个村都住有一两个土改干部。    

市委一再向我们打招呼，这些北京来的高级民主人士是中央请来的客人，都是全国有影响的人物，是国家的宝贝，要很好的对待他们、照顾他们，要注意和他们搞好团结。还特别嘱咐：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土改中所有的活动都让他们参加，要使他们在这场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斗争中受到深刻的教育，了解剥削阶级的罪恶，从而转变立场，站到无产阶级这一边来。    

根据这些指示，我们把北京来的客人集中在一个被赶走的地主家里，请了专人为他们做饭，伙食按中灶标准，还派了可靠的当地民兵站岗放哨，保护他们的安全。记得胡风的烟瘾很大，抽的是当时最好的“中华牌”，一支接一支不停息，每天四五包，我还得专门派人进城去给他买烟和其它物品。    

土改的整个过程，分为发动群众、摸底调查、分类排队、斗争地主、重分土地、划分阶级、胜利大会等阶段，大约在两个月内完成。既然是要让北京的这批高级民主人士了解斗争的艰巨复杂和激烈程度，我就来了个“大轰炸”——在他们下到村里的当天，不歇气地召开了由贫雇农、民兵、妇女、儿童、富农、地主等各色人物参加的一大堆会议，一直闹到深夜才完，弄得他们头昏脑胀的，第二天就有人起不了床，病倒了。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对我的意见一下子就捅到了区上，说什么的都有，根本的一条就是对民主人士不尊重。后来听说胡风向党中央上的三十万言书中，也不指名的批评了我。我的满腔热情，落了个大不是，好在上级对我的大方向还是肯定的，批评的不过是工作方法问题，不影响积极性。     

和这些“民主人士”们过不去的，还不止我一个人。土改队里的田颂尧，和邓锡候、刘湘一起是四川著名的三大军阀，他们在四川连年内战，弄得民不聊生，还在我们的通（通江）、南（南江）、巴（巴中）根据地与红军打过仗。这次土改，田颂尧主动要求参加，对他来说是表示改过自新，对我们来说，是有意让他来看看农民对他的印象。当时的田颂尧，已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大胖子，走路很不方便，区委就准备找农民用乘滑竿抬他下村。尽管事前做了不少的工作，农民听说来了田颂尧，还是一肚子的气，找来找去谁也不愿意，最后只好动员了两个积极份子去，这两个积极份子心里也老大不愿意，又不好说，就装怪。他们不动声色将田颂尧抬着走出人和乡，一旦区干部们看不见了，就在田坎上假装一失足，把滑竿上的田颂尧倒进了水田里，糊了一身稀泥田颂尧后来拄着一根竹竿一瘸一跛的走回区公所，再也不敢下村了，为这事区长还受了批评，说他对农民的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可是事情还没完。两个星期后，北京土改团和市里土改队的干部在著名的风景胜地南温泉总结工作，市里领导和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也参加，借以休息几天。一个晚上大家在温泉池边闲谈，忽然听见有人在唱“活捉田颂尧”的山歌。一查，原来是市农会的项主任。这位老兄，当年曾经在红四方面军里，与田颂尧在通、南、巴地区打过仗，打得田颂尧的部队落花流水，那时候这首山歌就在老百姓中风行一时，只是不知道田颂尧听到没有。    

看来虽然上面有严格的统战政策，但是多年来阶级之间的仇恨，远远不是一纸政策就消除得了的。    

巴县的土改终于完成了，我回到统战部没两天，肖泽宽同志又找我去谈话，任命我为大队长，要我带一千多名财贸干部，先集中到地处现在文化宫的师范学校学习一个星期，然后去“革大”正式学习。    

这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是全面进行民主改革，除农村的土改外，城市的工商业改造也提上了议事日程。老肖所说的西南革命大学（简称革大），主要是对包括文教、财贸在内的各行各业的旧人员和青年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教育，一般是三月一期，特殊情况下也会延长或者减少学习时间。我一听要带队去革大，心里就不舒服，没说上几句就和老肖吵了起来：“谁不知道革大是改造旧人员的，我革命了几十年，在地下党经过了那样严格的考验和锻炼，难道还没有改造好，还要同旧人员一同去改造？”    

其实我发脾气是没道理的，当年参加这项工作同志，比我资格老的多了，比如邓子戈同志，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解放前曾作过贵州省委书记，当时就在革大任教育长，为新中国培养基础人才。那时候的我，毕竟才30来岁，不知道天高地厚，骄傲自满、居功自傲的苗头一个劲地往上冒，它为我以后“犯错误”埋下了祸根。    

老肖一听我说这话，也生气了：“把一千多名财贸干部的学习任务交给你管，这正是对你的信任，怎么能说瞧不起你呢？……那好吧，你先去完成这一个星期的准备教育，以后的事情再说。”    

尽管心里有些委屈，我还是带着这一千人去学习了一个星期，等学员进了革大，肖泽宽找到我去组织部，再次分配任务：“现在第二期土改又要开始了，地点在南川，由市公安局副局长、老红军段大明同志任团长，市委调了一批文艺界的人士和青年团的干部参加，接受锻炼。现在需要大批带队的骨干，你既不愿去革大，就参加去南川的土改工作团吧。”老肖又说：“原先决定让你去作大队长，考虑到大队部事情不多，就安排了一个民主人士去担任，你去负责一个乡的土改工作，这个队任务重哦，你看如何？”    

看来老肖是为了照顾我的情绪才作的重新安排，可早知道只负责一个乡，那还不如去革大呢。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反正都是工作，去就去吧。    

我这个队的队员确实不简单，都是文艺界的名角儿。京剧团有厉家班的班主厉彦芝，他的女儿、头牌花旦演员厉慧敏；川剧团里有川胡蝶之称的胡漱芳，话剧团有演男主角的刘羲、女主角曹克彬，曲艺团有老演员孔幼白，还有市团委的中层干部曾召凯、帅佐尧等共20多人，个个都是多才多艺，各有所长。其中话剧团的曹克彬在解放前同宁君一起参加过孩子剧团，后来进了重庆话剧团，这次来参加土改时，正在与团里一个姓黄的工程师恋爱，后来他们结婚，我和宁君还去吃过喜酒。

我们到了南川，先在土改团内开了一个诉苦大会，胡漱芳在会上痛哭流涕，控诉了解放前在旧戏班内受到的欺凌侮辱，全场观众声泪俱下，效果很好，不久胡漱芳就入了党。其他艺人也有进步。拿厉家班来说，几乎就是个家庭班子，生旦净末丑，都让家里厉慧良、厉慧斌、厉慧森、厉慧兰、厉慧敏等几兄妹分担了，再加上老父亲厉彦芝的胡琴，在全国很有些名气。厉慧敏是家里的大女儿，一直娇生惯养，是在巴掌声中长大成名的。西南文联副主席邵子南对她的评语是：扮相漂亮，声音清脆柔美，唱腔圆润清楚，是全国少见的好演员。可是她也娇气傲气。刚到南川，我们开了个文娱晚会，欢迎她表演一段清唱，她借口感冒，嗓子不好，谢绝了。到了乡下农民家，她不喝农民家的茶，人家请她坐，她要用自己的白缎子手巾揩了凳子才肯坐下。一次下村遇到下雨路滑，她不小心把鞋子掉在水田里了，最后只好穿着袜子跑回住地。一周后在乡里集会，厉慧敏见了厉彦芝，“哇”的一声就倒在她爸爸的怀里哭开了，闹着要回城去。可是半个月后，大家在乡上汇报工作，厉慧敏就变了，她主动要求上场表演，自己削了一块竹片当剑舞，舞了一曲又一曲。团员都拿她当榜样，她自己也很有些得意。

南川地处偏僻，比起巴县穷得多，这里的地主都是恶霸，对农民的剥削更残酷。他们抢占民田、霸占民女，稍不顺心就把农民关进监牢、打成残废，甚至任意杀害，无人敢起来反抗。刚解放时，这里的地主武装还四处抢劫，我们所在的木马乡在减租退押时，地主武装就敢于与解放军对抗，为此我们还牺牲了一些战士。土改团一到来，农民高兴得很，争着要与地主恶霸算总账，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地主除了利用狗腿子，还用小恩小惠收买家里的佣人转移财产，那些不易隐藏的“浮财”，能转移的都转移到亲友家，不能转移又值钱不多的，就干脆送给农民做人情。农民反映有一个恶霸地主，过去曾贩卖鸦片和枪支弹药，还派人出去抢劫当土匪，家中有大批金银财宝。土改一开始我们就把他管制起来，多次审讯他都耍赖不肯交代，后来我们找了两个女同志，耐心做他三姨太的工作，才知道这个家伙早在土改前就把一些贵重财产装进一口棺材内，埋进了深山老林里。我们在这个地方挖出了二十四支手枪、两担（一担是一千两）烟土、二十条（十两一条）金子、三千个银圆，还有不少的金银首饰。后来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地主多多少少都有“浮财”埋在屋前屋后，结果都被我们挖了出来。     那段时间战果喜人，几乎天天都有收获，我们准备把收缴的这些东西集中起来，开一个展览会，进一步揭露地主的罪恶，启发农民的觉悟和斗争热情。正在积极筹备，忽然接到统战部通知，要我立即回重庆，有重要事情。

想来又要调我到新的工作岗位，虽然很想把这里的工作圆满结束后再走，但是这些年习惯了组织服从，回去就回去吧。

二（上）

“运动”开始了

原来是“三反运动”开始了，我第一次受到了审查。

全国解放了，共产党变成了执政党，有些人开始头脑发热，甚至胡作非为，招致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民主党派的很多意见。中央一再提出要我们的干部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随后又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风的“三反”运动。即使是现在看来，这也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在提高干部觉悟、整顿作风、严肃纪律、整顿组织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中特别是对张子善、刘青山贪污案件 的处理，在全国人民和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干部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廉节奉公、为民服务的好风气。    

可是在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过头的举动，我就是这种“过头”的受害者之一，罪名是“贪污”了两汽车“金条”。

从南川土改第一线回到重庆，我兴冲冲的走进市委统战部的大门，传达室的小张冷冰冰的看我一眼，招呼都没有打一声。这是刚刚解放时我亲自从青年会召来的一个小青年，一向都跟我有说有笑亲亲热热的，今天这是怎么了？我独自提着旅行包向寝室走去，抬头看见老王，正要打招呼，他带我到他寝室坐下，连茶也没给我倒一杯，板起面孔说：“现在通知你回来，就是要你参加目前全市正在开展的‘三反运动’，希望你通过学习，了解党的政策，认真的交待自己的问题。”     

此时我才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头：老王不但是我的同乡同事，而且是我在1939年介绍入党的，现在他在机关作支部书记，于情于理都不应该把我冷摆起。我很不高兴，说：“咱们是一块长大的，解放前又在一起战斗，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知道，怎么打起官腔来？”    老王还摆起架子：“我是代表党组织与你谈话，希望你冷静点。”   

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工作一直都受到上级的赏识，哪里听过这样的话，退一万步说，即使有什么不是，也轮不着你老王这样来对我说话，因此心里一时鬼火冒：“你不要拿组织来压我，我平生未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说完就站起身来，提着旅行包向家里走去。

门是锁着的，小张拿来钥匙，推开房门一看，窗户关得紧紧的，满屋的灰尘，床上没收拾，地上也没有打扫，乱七八糟的，看来有一段时间没住人了，弄得我满心的疑惑：宁君和孩子们，上哪儿去了？     老王在背后说：“廖宁君和陈联诗都在他们机关里参加学习，不能出来，也不会客。你也是一样，不要去找她们，安心思考自己的问题，写出书面交待，这是组织的决定，你要自觉遵守。”说罢他转身走了。    

诗伯当时正在“接受审查”（这事留在后面说），可是宁君又怎么了？我一屁股坐在床上，心想真他妈的遇到鬼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弄得如此紧张？正在生气，杨部长走进来，他的态度还好，和颜悦色的问了一些土改的情况后，就对我说：“党中央决定开展‘三反运动’，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每个干部都要参加，这样于党、于国、于自己都有好处。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然后检查自己是否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行为，同时也可揭发别人，这也是一个整风运动，让大家洗个澡，除去身上的灰尘、提高认识，以便今后更好的工作。”临走时让我休息两天，再参加部里的学习。    

杨部长这番话，不像老王那样打官腔，还算通情达理，不过话中透出的信息，也让我心里明白了一大半：如果真的是学习，宁君她为什么不能回家？我又为什么不能出门、不能会客，互相走访？这不明明是隔离审查吗？    

第三天，组织部肖泽宽同志带了一个工作组进驻统战部，当天下午就召开干部会议，老王是会议主持人，摆开架式说：“今天是个坦白交待、揭发批评的会议，有问题的人应该坦白交待出来，争取主动，求得宽大处理。”    

气氛立刻紧张起来，大家你望我我望你，都不开腔。沉默了约五分钟，一个人站起来（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正在争取入党的积极份子）指着我说：“林向北，你莫稳起，赶快把你的贪污事实坦白出来。”    

看来这个会是专门为我开的。我说：“我没有贪污，你有什么证据，揭发出来我听听。”    

老王正式翻脸，厉声说：“你不要执迷不悟，要想蒙混过关不行，我们掌握了你的贪污罪证。”    

要是别人还情有可原，现在连老王都这样不顾事实的打胡乱说，我简直气坏了：“你不要血口喷人，有证据就拿出来。”

老王指着我说：“你老实点，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问你，你在解放后的第二天用汽车拖了两车金条，都藏到哪里去了？”

什么金条？我何时拖过两汽车的金条？真是个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老王见我语塞，得意了，指着我说：“解放前夕，敌人仓皇逃走，国民党国防部的楼板上铺满了银圆，你不要，光把金条拖走了，哼，这些事实你想隐瞒？办不到！”

我气得拍案而起：“你造谣！”

老王和我大吵起来，还有人在旁边“打帮锤”起哄，会议无法开下去，老肖只好站出来，对我说：“我们党历来讲究实事求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想瞒混过关不行，打胡乱说也不行。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揭发的问题，林向北同志下去好好想想。”

散会后，肖泽宽找我谈话，他说：“你今天在会上的态度不好，抵触情绪大，有则改正、无则加勉，何必那么大的火气，对同志恶言相加。”

我说：“老肖，我是什么样一个人，你应该最清楚。这样无中生有、捏造罪名，我受得了吗？”

“人家也不完全是凭空捏造，有人检举，你在解放后的第二天，用汽车在五四路国民党的国防部一个机关内拖走了两车，据说是金条，还说你盗窃了大量财产，市委认为这是一个特大案子，所以组织专案组，由我带队负责弄清楚。”

我瞪大眼睛大出了一口气：原来如此！

那是重庆刚刚解放，我奉命成立脱险同志联络处，陈华一把他的介中公寓捐献出来，作为我们联络处的地址。虽然有了住宿的床单、被盖，但缺少办公用的桌凳，诗伯说她的叔伯兄弟陈仁望是国防部第四财务预算处的处长，办公地点在五四路，她去过，知道那里有许多办公家具，我们可以通过正式手续借点来暂用。可是等我们赶到那里，已经是人去楼空，连守门的人也没有，只好用汽车搬走十多张桌凳，然后留下了借条一张。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没想到现在却被诬陷成拖走了两汽车的金条。

所谓盗窃国家物资，更是捕风捉影。当时已经是严冬，脱险的同志们从敌人监狱逃出，除了穿一身破烂的衣裤外，一无所有。为了解决穿的问题，我们到江北刘家台敌人逃走前仓皇炸毁的后勤总部仓库，向守库的同志说明情况，借来一批棉衣棉裤、衬衣、内裤、被盖和棉毯，给脱险的同志们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还受到有关领导和脱险同志的表扬和感谢，我们也因此很得意了一阵，谁知两年后竟被加上盗窃国家物资的罪名。

我把这些情况写成材料，交给了老肖和杨部长，谢天谢地，那时候还讲究实事求是，两位领导政策掌握得稳，没有搞逼供信，也没有苦打成招，连大会都只开了两次：一次是开头由老王主持的“坦白交待会”，另外一次是最后为我落实政策的会，宣布经过调查，澄清不实之词，不予处分。不过我还是严格要求自己，承认“公私不分”，用了公家的信纸信封，给朋友写了几封信，还检讨了工作上存在不太深入细致的官僚主义作风。

这次我虽然是“有惊无险”，但是政治斗争的风气已经初露苗头。后来“反右”时，老王这样的“运动积极分子”更多了，各种各样荒唐的“检举揭发”蔚然成风，老王不知道从哪里听的风声，说是有人检举他政治历史不清白，有反动言行，他开始疑神疑鬼，心惊肉跳，最后在洗澡堂用刀片割断喉管自杀了。其实当时根本就没有人检举他，组织上也没有对他审查，完全是他自己把自己吓死的。没想到这位老兄揭发别人时气壮如牛，而临到自己“被揭发”时却胆小如鼠，看来真不是个人物。

两个月的审查中，我住在统战部里不能外出，一次听见有孩子叫爸爸，抬头一看，宁君抱着女儿抗美在远处站着，我只能向孩子招招手，心里禁不住涌起一阵酸楚。好在委屈只有两个月，宣布我“无罪释放”后，退还了扣去我两月的工资，我拿这一百多元钱为宁君和孩子们买了一身新衣，再给诗伯买了两条华福牌的香烟，剩下的用来打了一次牙祭，一家人大吃了一顿。我虽受了一点小小的委屈，总算逃过了这一劫，没想到的是：从此我们家无宁日，国无宁日，朋友们也无宁日。更没想到的是：厄运首先降临到诗伯头上。

好事尽竟了“罪过”

自从解放的那一天起，诗伯年轻了，整天都是一张笑脸，不知是哪来的那么大的劲头，有事情她抢着去做，没事也要去找事做，谁也看不出她已是五十岁的老人，我每次去看望她，总是十去九扑空。宁君劝她要注意身体，她却说：“你爸爸没有等到这一天，游击队的战友没有等到这一天，我等到了，现在就是累死也值得。”     

谁想到她自以为很得意做下的那些好事，后来都变成了“罪过”，最后导致了她被“劝退出党”。    

脱险同志联络处的工作结束后，诗伯去市委举办的“党训班”经过短期培训，然后去了重庆市妇联，担任生产部的副部长，这个时候她已经快50岁，而部长是从解放区南下来的一个年轻女干部，大约二十七八岁。诗伯长期从事地下工作，重庆又是她多年战斗的地方，对社会各方面人士都有广泛的联系，在他们的掩护帮助下开展工作。如今解放了，这些人都要来看看他们崇敬的陈大姐，有的反映情况，有的请她帮助找工作。诗伯是个最重情义的人，何况这些人都是她当年患难与共、掩护她、救过她的命，如今总不能过河拆桥、忘恩负义。来妇联拜会她的人进进出出，诗伯一口一个姐儿妹子的，喊得很亲热，除了茶点外，还经常招待她们进馆子吃饭。在生产部下属的企业里，诗伯的群众关系也比有些只知道讲大道理的“南下干部”们好。这让那些非常“无产阶级化”的人很是看不顺眼，最终导致了一场大讨伐，罗列出一大堆罪状，勒令她“退党”。 

罪状之一，是诗伯在脱险同志联络处有商业活动。诗伯和我们一起办脱险同志联络处的时候，完全是白手起家，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想办法，烈属的生活经费出现了困难。为减轻政府的负担，诗伯把这些烈属组织起来，凑了五部缝纫机，成立了烈属生产合作社，缝制雨衣和一些生活用品，拿在市场上出售，赚的钱都用来维持改善大家的生活。这其中就有彭永梧烈士的原配夫人谭幺姐。后来以这个缝纫社为基础，带动了重庆市妇女缝纫企业大发展，还为进军西藏和抗美援朝的部队生产了大量被服和生活用品。可是后来在批判她的时候有人说：“这哪里像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会去经商吗？明明是想当资本家嘛。”    

罪状之二：是诗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敌我界限。1950年春节，重庆刚刚解放不久，妇联的领导因为不熟悉地方上的情况，要诗伯组织一批城市妇女参加庆祝胜利大游行。诗伯到千厮门街道派出所联系，请他们选一些基层妇女参加，并一再强调要找热爱共产党的城市贫民劳动妇女。派出所的同志也很热心，一下动员来了600多名妇女，后来从中选了200多人参加游行，当时妇联还把这件事作为成绩上报。可是后来，妇联一个干部揭发，说参加游行妇女中有一个伪妇女会的成员，虽然诗伯一再解释此事是派出所具体动员的，而且由于时间紧迫，她也不可能去一一审查。但妇联领导依然就此认定诗伯的立场不稳，敌我不分，让“坏人”混入了游行队伍。    

类似这样“敌外我不分”的例子还多。1950年5月，市政府要求诗伯找人用红绸做160朵大红花，送劳动模范去北京开会。诗伯找到大同路的一个缝纫生产小组连夜赶制，第二天上午如数完成。不久，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为送少数民族代表去北京开会，要绣五面五星红旗献给毛主席，诗伯找到一个解放前在她的缝纫社里工作过的妇女，组织了二十多个会刺绣的女工，经过四天四夜的紧张工作，终于完成了这一任务，当时还得到民委酬谢和《新华日报》的表扬。这些事情完成之后，市妇联领导要诗伯把这些妇女组织起来成立刺绣生产小组，由小组成员推了一个妇女作组长。诗伯因为不认识此人，就向与此人有亲戚关系的一个地下党员干部打听，据说她是一个家庭妇女，对刺绣很在行，可以信任，也就同意了。没想到后来又是那个妇联干部揭发，说这个组长是个地主的姨太太，又不由分说的给诗伯定了个“丧失立场，敌我不分”的罪名。    

不久查明，那个“不断揭发”诗伯的干部，原来是个有反动罪行的坏人，最终被逮捕入狱，但是因为涉及到妇联领导的面子，强加给诗伯的罪名始终没有改正。    

诗伯最大的一条罪状，就是“支持资本家办农场”。

解放后，曾经给宁君当过保姆的韩嫂在私营的建华农场当工人，一连六个月都没领到工资。韩嫂告到诗伯这里，诗伯就去农场办交涉，才知道是场主因为怕农场继续办下去政府要没收，想收场停办。诗伯想到这样一来，工人都要失业，再说这个农场也有一定的基础，完全可以由妇联接过手来，以集资集股的形式继续办下去。诗伯对于农场，还有着一段很特殊的感情：当初她与我岳父“自由恋爱”的时候，岳父曾经告诉她说，将来要在华蓥山办一个像苏联的集体农庄那样的大农场，这里男女同工同酬，没有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他们甚至一起规划好了，在什么地方建果园，什么地方修工厂，什么地方办幼儿园和学校……年轻的岳父眼睛里闪烁着幻想的光芒，对年轻的诗伯说：到那时候，这张规划图就由你来画，咱们就叫它《华蓥春光图》。

好多年过去了，现在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地主愿意拿出自己的土地，让我们来办共产主义式的农场。她积极行动起来，参与了具体的策划。考虑到资金方面的困难，她动员一些人（包括保姆韩嫂）以集股的形式参与，并制定了“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经营原则，要让每一个投资人在保证“为公”的前提下，自己也能够得到好处。她甚至想好了，把那些和自己命运相依的烈属们，都安排到农场里去当工人，要在这个被命名为“建华”的农场里大搞劳动竞赛，还要办展览会，烈属和工人们的产品，比如说那些丰收的蔬菜啊粮食啊，还有农场缝纫社制作的服装，刺绣的被面枕套和床单等等，都要向社会公开展示出来，既可以鼓励工人们的劳动热情，又可以让商家来参观和订货。

生产部部长起先也没把这事看得太严重，只是提醒诗伯：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如果办得不好，会不会影响到妇联的威信。没想到有一天，一群农民兄弟拿着当地农民协会的介绍信来到妇联，口口声声要找陈部长，说是让村子里的一个地主减租退押的时候，那地主说自己的土地已经捐给了妇联办农场，他们来查查看，是不是地主在玩花招。

事情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帮助地主逃避减租退押。生产部长将此事写成材料，由市妇联主任亲自送到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李唐彬手里。这个李唐彬，早年去过苏联，对于“肃反”那一套很拿手，一看这份材料就来了精神，当成个“典型”来抓，他把这份材料往时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肖泽宽面前一扔：“一个老同志，政策水平这么低，要处分！”    

很多年之后，已经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的肖泽宽很感慨地说：“陈联诗解放后如果不那么积极，会平平安安，一点事情都没有－－她积极做出的那些事情都变成了她的罪状，那份材料上的陈联诗，简直就像个反革命。”    

在李唐彬的督促下，也是地下党干部的肖泽宽拿着上级的指示左右为难，想来想去，最好动员诗伯“自动退党”，做个党外人士，这样可以避免落下个“处分”。市委组织部指派的工作组进驻妇联，领头的科长雷雨田对诗伯开始了“劝说”。这真是晴天一声惊雷，诗伯怎么受得了，她坚决拒绝了这番“好意”。上面生气了，发下话来：“坚持错误，这还得了，不退党就开除！”    

那些日子，诗伯她饭不能吃，觉不能睡，在妇联为此召开的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上，她一再申辩，反而落下个“态度不好”的罪名。她病倒了，住进医院，还在整天整夜地写申诉，她边流泪边写，可是送上去的申诉谁也不理。我和宁君去安慰她，她总是流着泪说：“我出生书香门第，有吃、有穿、有文化，本可以过着高贵舒适的生活，却愿意同你爸爸一起闹革命。那些年吃白泥，住山洞，出生入死、受尽艰苦，你爸爸牺牲后，我立志不再嫁，带着你们孤儿寡母闹革命，一直走到今天。我不过是想为新中国的建设多出一份力，怎么一夜之间好事就变成坏事，甚至成了罪过呢？我想不通，我想不通啊！”    

诗伯抵触情绪大，工作组的工作做不下来，雷雨田就来找我们家属谈话，要我们去劝说，一定要把她这个“堡垒”攻下来。诗伯从一个听从党的指示、处处冲锋陷阵去攻克“堡垒”的人，突然变成了一个被自己的组织当成堡垒来“攻克”的人，她想不通，我们更想不通。可我们都是党员，对于党组织的指示要“思想不通组织服从”，只好厚着脸皮去“上阵”，违心的说一些词不达意的话，结果非但没有完成“任务”，反而让她怒火中烧，指着鼻子骂了一顿：“别人不了解我，难道你们也不了解吗？你们不去帮我辩解，反而也拿刀子来捅我的心窝，真是白养了你们一场！”    

工作组无计可施，雷雨田只得下最后通牒，声称：“你同意也得退，不同意也得退，退党后以后还可以争取重新入党，否则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今后一切生活和工作党都不管。”   

所有的亲戚朋友知道了这个决定，都吓坏了，走马灯似的来劝说诗伯，事情闹成了这样，不妨先退一步，再图后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诗伯被逼到了死角，只好含泪写了份不满两百字的“退党申请书”，经办的雷雨田看出了其中的“情绪”，瞒着她前后改了三次才算过关。这个所谓的“申请书”1958年才被诗伯自己在偶然的情况下看到，她立即又向上写了说明，对于其中的说法坚决否认。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凡是曾经参与劝说、批判甚至处理诗伯的人，相继成了挨整的“运动员”，大都吃了不少苦头，这才体会到诗伯的冤枉和痛苦。“文革”中，官至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雷雨田受到很大的冲击，最后患癌症去世，临终之前我去医院看望，他拉着我的手泪流满面地说：“老林啊，我对不起陈大姐，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们一家人……”而那位一手制造了诗伯冤案的妇联生产部“部长”，一年后在“三反运动”中也被冤枉打成了“老虎”，关进黑屋写不完的检查，接着被下放到基层，也吃尽了苦头。她在重庆工作多年，却一直都不敢去看望诗伯，总是逢人就表白自己：“我没有同意让陈联诗退党，真的没有……”1960年的夏天，得知诗伯病危的消息，她忍不住去了医院，诗伯因为抢救被割了喉管，已经说不出话来。“部长”拉着诗伯的手，泣不成声，诗伯流着眼泪，将自己手上的一只玉镯退下来，强行戴到了她的手上。那对玉镯，是她与岳父订婚时的信物，另外一只留给了宁君。可惜的是，这两只珍贵的玉镯都在“文革”中遗失了。好多年之后，那位悔恨不已的“部长”说起这一幕，依然痛哭失声。

诗伯被迫劝退出党后调离了妇联，被市民政局安排在离重庆市区100多里以外的巴县小南海金戒山的一座破庙里，在一个妇女教养所里工作。那些接受“教养”的女人大都是些妓女、小偷、吸毒贩毒的流民，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社会渣滓”。诗伯看着她们，禁不住心里感慨万千。 当年犯了国民党的“王法”，国民党和军阀曾经把她和这些人关在一起，没想到革命成功了，打下了江山，她又不得不来和这些人打交道。历史居然以这样残酷的方式和她开了个玩笑，表现出“惊人的相似”。

岁月不饶人，诗伯她已是五十多岁的老人了，又经历了这场打击，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从山上到山下要经过1000多步石梯，不说要经常参加劳动，就是每天上下这些石梯也就够她受的。诗伯虽然被“劝退”，但是在地下党同志们的保护下，她的行政级别和待遇还保留着，按规定可以吃中灶，工作人员知道她是“老革命”，总想在某些方面对她给以照顾，可是她拒绝了。那些日子里，她和“社会渣滓”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艰苦的环境使得胃病复发，吃下硬米饭就胃痛，只好暗地去场上买碗面条充饥。她是个意志坚定的人，对于这些人也还熟悉，知道怎么去做她们的工作，要不了多长的时间，就受到了大家的敬重，无论是所里的工作人员和被改造人员，都亲热的称呼她陈老师。在我的手里，还收藏有一份1953年1月19日巴县白沙沱乡人民代表大会发给诗伯的一份证书，表明它当选为乡人大代表。若论诗伯的才能和资历，别说一个乡人大代表，就是一个省、市或全国人大代表，她也当之无愧。可是这份证书，却表现出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流放者”的尊敬，表现出人民群众与“官方”不一样的价值观念。当她拿着这份证书戴着大红花走进乡人大会场的时候，当那些尊敬他爱护她的人们簇拥在她的周围与她合影留念的时候，她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人民没有拒绝她。    

诗伯的身体越来越差，回到重庆来看病，诊断出患了肺结核，住进了医院，从医院出来后又在市委宣传部我们的宿舍里调养，这期间遇见了她政治生涯中很关键的一个人物：市委宣传部的办公室主任兼西南文联副主席邵子南同志。邵子南虽然是解放区的著名作家，写过诸如《李勇大摆地雷阵》这样的作品，可也曾经做过很长时期的地下工作，对于诗伯的传奇经历早有耳闻。现在通过我和宁君，和诗伯认识了，诗伯传奇的经历对于他这样的一位作家来说，可是宝贵的资料。他多次交谈，还为诗伯记录了数万字的回忆笔记，准备用5年的时间为诗伯写传记。他看到诗伯的花鸟国画时更是惊叹不已，一心要想帮助诗伯改变处境。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抗建堂要演出重庆话剧团排练的“四十年的愿望”话剧（祝成渝铁路修建成功），邵子南同志知道市委领导要去观看，就急忙叫宁君把诗伯的画送去，他趁演出休息时，将诗伯的画送给任白戈（市委宣传部长）李唐彬（市委组织部长）他们看，并介绍了诗伯的有关情况。考虑到诗伯的经历、处境和特长，经市委领导同意，不久就调诗伯回重庆市文联美协工作，这对诗伯当时痛苦的心灵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同时使她的困难处境也有了较大的转变。

诗伯一直在失望和期望的状态下生活着，在她逝世前的八年里，坚持写了42份要求恢复党籍的申请，可是都泥流入海，杳无音信。整整三十年后的1982年，中共重庆市委召开抗日时期党史座谈会，在许多原地下党的负责同志的正义要求和督促下，经过我的申请，组织上正式做出结论，取消一切不实之词，恢复了诗伯的党籍（从1928年算起）。可惜诗伯在生时没能等到这一天，但她心灵有知，也可含笑九泉了。

二（下）

地下党成“重灾区”

不久，刘孟伉伯父进城来到统战部找我，要我陪他到“粤香村”去吃饭。

过去见面总是有说有笑，这次他阴沉着脸，路上一句话不说，进了馆子就喊拿酒来，连他最喜欢的清炖牛肉和油炒花生米也没动一下，自斟自饮，一个劲喝闷酒。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劝他少喝点，他马着脸说：“不要管我，我今天要喝个一醉方休。”

我说：“伯父，有啥不愉快的事，你说嘛。”

孟伉伯父已有几分醉意，红着脸指着我的鼻子：“你说，我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

刘伯父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几十年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临解放前，他是川东游击队一个支队的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后，任川东行署副秘书长，是我们党内少有的学者型革命家。现在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说：“您是我们党内的老前辈、老革命了，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哼，今天就是有人要否认了，说我是个民主派，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要我退党。老子干革命当共产党员的时候，那些毛头小子还在他妈肚子没有生出来，现在打下了天下，就忘掉老祖宗了。哼，真是怪事，刚解放，我在万县地委统战部负责时，专门统战民主人士，现在我倒成了被统的对象了！向北呀，你还年轻，还不理解我们这些老头子对党的情感，我们一辈子干革命，把党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如今，把我的政治生命就这样无缘无故的被剥夺了，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像你父亲那样早死的好。”

后来听川东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卢光特告诉我：“上面的意见认为这些老家伙受不了党内严格的组织约束，不如放在党外的好。”这种作法引起了当时党内外很多同志的不满，认为这样对待老同志很不公平。可事实上，解放后对于地下党的歧视，一直都在若明若暗地进行。当时的地下党干部，统统被降级安排，而且一律担任副职，以后不仅少有到中央一级机关任职，而且到“文革”前大多已经被历次运动“逐步淘汰”，剩下的少数也没有逃过“文革”的劫难。刘伯父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刘伯父虽然从此成了“民主派”，却还衣食无忧，而且也逃脱了后来的“反右”那一劫。1959年，他调到成都四川省文史馆做了馆长，认真当起了他的学者，研究书法和杜甫诗歌。他的书法成了国内公认的一大家，很多寺庙和风景名胜至今挂着他当年题写的匾额。在他去世多年之后的今天，其书法作品愈是光彩炽热，近年来作为中国100位著名书法家之一，多次到世界各国展出，获得极大的声誉。他花了数十年的心血撰写出的两部书稿《杜甫研究》，虽然一直都没有出版，其价值已经被学术界公认。当时我们好多人心中都暗暗庆幸：幸好他“出世”得早，更幸好他还有个学者的功底，能在学术界占有了一席之地。否则他那样大的年纪，那样倔强的脾气，还不知道会在后来的一系列“运动”中，闹出些什么事情来。

可是我想错了。“文革”一开始，到处都在闹“三忠于四无限”，满街都是毛主席语录，家家都挂满毛主席的头像。我想这样的事情，孟伉伯父是行家里手，不如趁此机会到他那里去求几幅字。他很认真地给我写了几幅毛主席语录，临走时有些忧心忡忡，说向北啊，你要小心，我看这势头，恐怕还会出事的。谁想到就在那天下午，全成都市被认为“有问题”的人，统统被实行了专政，关进了牛棚，其中居然就有孟伉伯父。

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不仅挂满了馆内的各个角落，还漫上了他家里的四墙，什么叛徒、特务、地主、土匪、反动文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红黑交错的墨汁到处流淌，全是些吓人的大帽子－－要知道刘伯父解放前也曾多次坐监，连国民党赠送他的帽子也只有一顶：“共匪”。好在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对于世态的炎凉已经大彻大悟，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污水横眉冷对，气极了不过怒发冲冠骂上一句：“老子革命时，你还在你地主妈的肚子里没有生出来！”

馆里的那个造反派头头，解放前是个土匪，后来加入了国民党，解放后在刘伯父手下的文史馆，做了个一般馆员，平日里就是满口的脏话，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此时风云突变，终于到了打“翻天印”的时候，他那心狠手毒的土匪面目立即暴露出来。他把刘伯父囚禁起来，不准见家里的人，也不准家人送东西。正是严冬季节，天气特别冷，屋内不准生火，刘伯父一生中须臾不能离的烟、茶、报一样没有，甚至连板凳也不让他坐，说是要他专心写检查，接受群众批判。此时的刘伯父，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只好身穿一件皮袄坐在地板上，最后那头头连老人穿的皮袄也强迫脱掉抢走，让他晚上裹着一床棉絮在冰冷的地板上过夜。老人病了，不给药吃，还拉到敞蓬大卡车上，绑上双手戴着高帽去游街示众。这个一向桀骜不驯的老人，怎么能受得了如此的奇耻大辱，很快病情加重，终于在69年2月6日弃世而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表示“落实政策”，要给刘伯父开追悼会，家属坚持要在悼词中写上“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而死”，有关部门居然不同意，在家属的一再坚持下才勉强写上了这一句。可是刘伯父花了数十年撰写的两部学术书稿《杜甫研究》，却至今下落不明。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在老人诞辰105周年和110周年之际，万县地区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出版了他的文集，并先后在全国和法国等国家展览了他的书法篆刻作品，深得全国和世界人民的敬意和好评。

不仅仅是刘伯父了。从“三反运动”开始，曾经与我一同战斗过的同志和战友，先后都开始了类似的遭遇。

吴昌文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1936年起我们就在一起参加革命活动。解放后，先后在中共重庆市委和市文联任总务科长，“三反”中硬说他有贪污行为，东拉西扯、七凑八凑，甚至把为公家开会买水果、香烟、请客吃饭用去的钱都算作他的贪污赃款，就这样也只凑了九千多元（等于人民币九十多元），后来又凭空加上几千元才达到一万元的“老虎标准”，最后被开除党籍，劳改一年半，刑满释放后，活 像一个骷髅，家人见了抱头痛哭。他被安排在市川剧院当图书馆理员，起早睡晚，把一堆乱七八糟的图书清理出来，井井有条的放在书架上，供人借阅。这个历经风霜的老人能活着出来，也就心满意足，每天下班后，几颗花生米、二两烧酒是他最大的享受。至于自己的党籍，他也无心申诉，觉得是自找麻烦，只想平平安安过完这一辈子。文革后，在我和老友们的一再催促和帮助下，经过市文联有关同志的努力，对他的“错误”进行了复查，才得以平反。至于他从1927年到解放前的党龄问题，有关部门觉得太麻烦，未予受理，他也就不再提这件事了，党龄只从解放后我介绍他重新入党时算起。至于生活待遇，本来在解放初评级时就是16级县团级待遇，“平反”后也只当成一般干部，住在市川剧院排演场用的一个小房间，后来川剧院建新房，他等了两年多，才分到一间40平米的房间，住了一月多他就去世了。他的“错误”连累了老伴，被沙磁区民政局强迫退职，长期靠着在街道生产组做点小手工为生，每月只有几十元收入，生活极为困难。文革后，也是我找一个朋友帮忙申请，为她争取到退休待遇，现在这个年近90岁的老人，生活也还过得去。

陈昌，也就是前面多次提到的贾希一，也是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参加过南昌起义，以后直属李克农、徐特立等领导的中央特科，长期在敌人心脏里的秘密情报线上工作，诗伯、父亲和我从1936年起就与他相识，一同战斗。由于工作特殊，他只能与上级保持单线联系，一旦环境突然变化，马上转移，一时与上级接不上头，就只能独立作战。临解放前，他在渣滓洞白公馆的警卫部队工作时，虽然帮助我们打入了敌人内部，有一些工作联系，但没有正式的组织联系，解放后他自己的组织关系也没有能够接上，在市公安局作特勤人员，从事侦察工作。在此期间，利用他长期搞情报工作的经验，提供了很多敌特活动的线索。如在1951年他曾与有关方面合作，破获了敌人埋伏下来的反革命组织“中国平民党”，把为首分子地下军总指挥邓锦环等176人及匪司令部人员全部逮捕。也是在“三反运动”中，由于工作原因，他经营的茶馆亏了本，有关方面就不由分说的认定他贪污，判处一年半劳改。1954年6月，他刑满释放，只好写信给他的老上级董必式同志，后经董老给重庆市政府写信，将他介绍到当时由我主管的狮子滩水电站作招待所长。“反右”时，他也被打成右派，押送到重庆市大洪河水电站劳改。1960年1月25日，陈昌在工地抬钢轨，因为体力不支，又有高血压，以至于突发脑溢血，不治逝世，享年才53岁。陈昌逝世后不久，在董必武、王世英、汤昭武等老同志的关怀下，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西南局组织部、四川省委组织部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工作，终于在1965年10月为他纠正了1952年的“错捕错判”、1958年错定“极右”的冤案，恢复了陈昌革命干部身份，但党龄只承认到“西安事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陈养山、陈克寒、张黎群等中央领导的努力下，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再次为陈昌成立了专案组，终于在1981年6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了陈昌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入党的历史，并享受“在骨灰盒上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的最高荣誉（当时中共中央规定覆盖党旗的条件为：1927年以前的老党员、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还专门为他举行了骨灰移葬仪式，骨灰得以放进乐山市烈士陵园，其亲属、子女按红军家属待遇。虽然这一决定迟到了30年，总算体现了党的有错必纠、实事求是的精神，陈昌同志也可含笑九泉了。

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后，来回忆当年“三反运动”，应该说这场在特殊环境下进行的特殊的“反腐败”运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对其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也应有足够的认识和认真的总结。它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场大规模的“运动”，一些不良的做法和苗头都已经初露端倪，君不见在随后几十年形形色色的运动中，那些五花八门的奇谈怪论和稀奇古怪的做法，不是都能在“三反运动”中找到影子吗？假使我们从一开始就总结那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认真加以改进并彻底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把坏事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不让其蔓延发展，就不可能像“反右”那样，把全国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和一大批原地下党员打成牛鬼蛇神；也不可能像文革那样，弄得天怒人怨；行将国破家亡的惨痛局面，这都是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千真万确的事实啊！

到底有一些什么教训可以吸取呢？从我的亲身经历中，认为起码有以下几点：

一：某些领导下硬指标，一个单位要打出多少“老虎”，“老虎”越多成绩越大，没有“老虎”的单位，领导要负责任，同时还提倡“大胆怀疑、大胆检举，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样没有科学性的口号；导致了下面的某些干部也滋生出“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认为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特别是某些出生不好又想往上爬、想入党的人，在“运动”中充当打手和勇敢分子，他们道听途说、偏听偏信、不搞核查、不听申诉、独断专行，千方百计的寻找线索，凡是管钱的部门都是怀疑对象，大搞逼供信，导致苦打成招，然后生拉活扯、东拼西凑甚至无中生有，随意添加贪污数字，不达到“老虎”标准誓不罢休。结果打出了不少“假老虎”，酿成无数冤假错案，弄得人人自危，上吊自杀的也不少，受害者从此就遭受着悲惨的命运，这为后来复查平反增添了不少麻烦。

二：在我上面所举的事例中，原地下党员和知识分子从此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灾区”。这不由得令人想起解放后一直传闻的对于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而这个方针的执行，大都依靠某些“外来干部”。解放初期，大多是外来干部作一把手，在这些干部中，多数是重视同本地干部的团结合作，也尊敬知识分子干部，但却有那么一些人，以解放者自居，以大老粗为荣，对本地干部存在某种偏见和歧视，比如对诗伯和孟伉伯父他们，本来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可是在随后的“干部鉴定”中，因为要交代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关系，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以及和其他政治组织、反革命分子的关系，这样就有文章可做了。这些人不仅目光狭隘且心胸也狭隘，对地下斗争特殊环境知之甚少，对于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怀有严重的偏见，甚至对于中国的国情也不甚了解。他们戴着“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没有“和平”的概念，老子天下第一，总认为地下党干部阶级观点模糊、立场不稳、社会关系复杂、旧习气太重、政策水平低……不能信任和重用，是党内的民主派，最好劝退出党。

就这样，一些久经考验的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就莫名其妙的被“劝退出党”，之后受到的非人待遇，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更是我们党的悲剧——此举在党内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将在中国的历史上画上浓重的一笔。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漏网之鱼”又入水

“三反运动”结束了，我这个“漏网之鱼”，被调到二区委负责办公室的工作。

二区委是由旧重庆的九、十、七三个小区组成的地专级的大区，即现在的江北区委，地址设在江北香国寺的任家花园。任家花园在解放前很有名气，花园的主人叫任伯鹏，在国民党时期担任过第十区区长、区党部书记、市参议员、区三青团主任等职。当时区政府与区委都设在任家花园内，中间相隔一个大草坪，区委周围栽满冬青树，园中栽有红梅、桂花、茶花等各种花草，花园内有一小池塘，塘边种满桃树垂柳，后面建有一座风月亭，亭旁满是桉树和香樟。 旧时《重庆指南》中对它作了如下描述：“枕山带水，远隔尘嚣，中间翠竹苍松，曲径回廊，台阁掩隐，红梅满林，泓清沼池，杨柳垂堤，每逢春秋佳节，莺啼燕语，置身其中，不觉心旷神怡。当时一些社会贤达和文化名人，常常渡江来此游乐聚会，据说郭沫若就来此参加过花园的晚会。

我侥幸逃脱了囚笼，飞到这鸟语花香、清心幽静的林子里，心情格外舒畅。此时宁君又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林波，每逢星期日，宁君总要带着三个孩子陪着诗伯到任家花园来度假。诗伯虽因强迫“退党”，气愤成疾住进医院，现病情已有好转，她不得不面对现实，将澄清事情的希望寄于未来，心境渐渐平静下来，也想换个环境，到我这里来共享天伦之乐。

区委除了主要领导由二野转业，一般干部都是西南服务团的小青年，他们年轻活泼，充满生气，我当时三十出头，正好和他们打得火热。我又带头搞起义务劳动，把一块草地平成了篮球场，除了打球还在场上跳舞唱歌，那情景有点像抗战时期带着一帮小年轻。搞抗日救亡运动，后来人多了，办公室不够用，我抓了一个“刑满释放”的旧人员负责设计施工，修建起一栋一楼一底的办公楼。因为当时经费困难，不得不因陋就简，用料施工都不大规范，我一直都担心会不会出事，没想到这楼一直用了三十多年，到八十年代才改建。

办公室不但负责吃喝拉撒的行政事务，还要管全区的工矿企业、财政贸易和农村工作，当时就有私营工厂近50家、手工业厂30余家、手工作坊1000余家。辖区很宽，统辖石马河、石门、猫儿石、观音桥、香国寺、刘家台、五里店、唐家沱等11个乡人民政府和4个公安派出所，面积100余平方公里，人口30余万，居住有25个少数民族。在办公室内，只有三四个干部分管，平时下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星期六回机关听取汇报后整理成书面材料，星期一上午开区委会，由我向区委汇报，经区委讨论后做出决议，然后再由我召开工作组成员，进行传达，随后工作组下到基层贯彻区委意见。这样工作组最低有四天在基层活动，对情况了解比较全面，也能及时反映情况，贯彻领导意图。

为开好区委会，我们作了很细致的准备工作，各部门凡是要求区委讨论的提案，一定要写成书面材料，情况清楚、内容确实，并要附上处理意见，星期四以前送来，否则不予讨论。我们收到提案后，再在办公室组织有关人员讨论，对情况不清楚、不确切的，在电话上或派人下去了解，最后提出我们的处理意见，待星期一区委开会时就由我说明议案情况和处理意见，委员有意见就提出来讨论，没有意见就通过。这样两个钟头的时间就要通过上十件议案。办公室有两个秘书，都是地下党的，有一定写作能力且精干、勤快。这样人少事多的高效率工作作风，现在很难到见了。

解放初期对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要求是很严格的，这从对区委书记刘青林同志的处理上就看得出来。他是由二野高炮七团政委的岗位上转业来的，这个很值得尊敬的老同志，简直就是个不知疲倦的工作狂。他没有工作时间表，找同志谈天也只谈与工作有关的人和事；他对己对人都一丝不苟，脸上很少看到一丝笑容，不爱听“大概”、“差不多”、“也许”等模糊不清的字眼，遇事追根问底，谁答不上来就要挨批评。他没有特别的爱好和兴趣，对机关里开展的文娱、体育活动，既不反对也很少参加，没事就关在屋里读书、看文件，就是偶尔出去散步，也只是他爱人和警卫员陪同。这个同志的缺点，就是个性太强，很难心平气和与人讨论问题，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动不动上纲上线，缺乏民主作风，甚至酿成冤假错案。当时二区政府办公室主任余国材同志，是我的同乡，也是当年和我一同在云阳县委工作的老战友、1938年的党员。他是由九区区长调来二区的，给大家的印象是对人和蔼、办事经验丰富、老成持重、勤勤恳恳的埋头工作。他就是在“三反”期间，因为刘青林的不民主作风，受了许多委屈，不禁情绪低落，忧愤成疾，后来得了肝癌，于1953年5 月3日病逝，丧事由我一手负责操办。

这些意见反映到市委后，上面派人来召开民主座谈会，区委机关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都来参加，会上对刘青林同志提了很多意见，认为他简单生硬独断专行的不民主作风，已经导致了干部中的不团结现象，特别是他与宣传部长张宇罄的关系很紧张，已经影响到正常的工作。会后不久，刘青林就被调走了，工作由冀文广同志来接替。

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党内监督，是把干部中的不正之风消除在萌芽状态的最有效的办法。可惜这些有效的作法在随后的年代中渐渐淡忘了，以至造成今天在干部中存在的严重的歪风邪气，腐化堕落的现象无法收拾，实在是值得我们反省。

解放初期，对理论学习和时事政策宣传是很重视的，当时的干部理论学习分高、中、初三级，高级组学《联共党史》和《苏联社会主义问题》；中级组学《政治经济学》；初级组学《社会发展史》。市委宣传部设有专职的理论教员，每周或每两周讲一次课；初级组就由各区委自聘教员讲课，每周有一个下午和两个晚上学习日。我就是初级组的教员，来听课的是全区中小学教师和一般干部。白天我工作忙，只有晚上备课，为了讲好一节党课，要阅读很多参考资料，经常是准备到深夜，当时好胜心强，总怕讲得不好，听课的不满意，除了拟定讲课提纲外，还要带上很多参考书到课堂。由于我准备充足，语言通俗活泼，又穿插很多比喻和故事，很受学员欢迎。每讲一堂课，我有14元的讲课费，这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少的收入。像我们县团级干部，每月津贴只有20元，一般干部才4元。

我每月都要去市委宣传部听时事政策报告，作报告的都是市委负责同志，讲得最多的是任白戈，他当时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他作报告时没有详细提纲，只是在信纸上随便写几个条目，讲得很生动，干部都喜欢听他讲课，几乎每个人都要认认真真的作笔记，我听完后还要自觉的整理好笔记，因为还有传达的任务。

每逢五一、十一等盛大节日，各区都要召开群众大会，还要向群众作报告，报告人是市委正式聘请的宣传员，每区一人。报告的内容是根据市委发下的宣传提纲，再揉进些本区的具体内容。我就是二区委的宣传员， 二区的会场在江北老城公园内，每次到会总在10万人左右，即使有扩音器还是怕群众听不清楚，每次总是声嘶力竭大声吼叫，讲完后常常要休息一两天，才能恢复过来，可是在心底，觉得自己很荣耀。

我在二区委生活和工作了两年，心情总的来说是愉快的。

三

狮子滩的日日夜夜

1954年6月的一天上午，我被通知到市委去开会，走进会议室，已有六七个坐在那里，互相都不认识。看看人都到齐了，组织部一个副部长对大家说：“前几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要把最优秀的干部调到工业战线上去。目前重庆生产建设发展很快，需要大量的电力供应，我们要在长寿狮子滩建设一个水电站，这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一。组织上打算调你们去支援这个水电站的建设，现在请狮子滩的同志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三天后，办完有关手续，我们一同向狮子滩进军。我和宁君去向诗伯辞行，怕她少了身边亲人感到孤寂，有些放心不下。诗伯却说：“长寿离重庆很近，随时可来往，抗美、林波还小，你们随身带去，民涛就留在重庆读书，有我照顾，你们也放心。”

就这样，我们被调的几个同志一同乘轮船到了长寿，河边已有一些人来迎接，上岸后，坐着一部大卡车，行驶了三十多公里，到了上硐，欢迎的人群多了，其中就有邓照民和一个姓赵的老熟人。

邓照民是我的老领导、老战友，目前他是西南水电工程局的局长，见面后第一句就说：“老林呀，你是我点的将啊！”

“能同你在一起工作，我当然愿意，可是我对生产建设一窍不通啊！”

“不要紧，慢慢就会学会的……宁君为什么没有同你一道？”

“等安排好我就去接她。”

“好！我对她的工作已有打算，今后这里的工人上万，文娱活动要大力开展，我想叫她作俱乐部主任，这是她的特长嘛。”

“我呢，想叫我干啥？”

“你呀，早就想好了，箩筐、扁担、钢筋、木料、水泥，凡是工程上需要的东西，都要找你。我是向肖泽宽指明要的你，可是心中有数的哦。”

正在同邓大哥交谈，赵某人过来了，他比邓大哥表现得还要亲热，除了握手外，还把我抱起来转了一圈。土改时，他是巴县的县委书记，我当时是市委土改工作队的队长，那时就有所交往，此时他是工程局的党委书记，我们又将是同事。他拉我到他家里坐了一会，见到他的老婆，几年过去了，她还是那样热情、漂亮。

晚上我到邓大哥家，见到他爱人谢小若，大家寒暄了一会，他特别问起诗伯的情况，说：“我在重庆已经听说了，他们不应该这样对待陈大姐。她比我们受的风险大，对党的贡献也大，这样对待一个老同志，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我说：“她现在的心情还好，不断的在申诉，坚信会回到党内来的。”

邓大哥拍着我的肩膀说：“就是，人要受得住委屈、经得起考验。当年在延安整风时，四川的党组织被打成红旗党，我也停止党籍被审查了很久，最后终于弄清楚了。对陈大姐的问题，我们到时候会说话的。”

邓大哥的这一诺言，终于在28年后的1982年实现了，当时重庆开抗日战争时期党史座谈会，就是在邓照民等同志坚决要求下，有关方面才为诗伯平反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党籍。

狮子滩电站是长寿境内龙溪河流域三级开发的第一站，下面还有回龙寨、上硐和下硐，解放前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作了一些准备工作，只完成了下硐电站，临解放前被国民党炸毁了，我们准备用二至三年的时间，完成狮子滩发电任务后，再完成下面几个电站。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工程，要修起一千多公尺长的拦河大坝，形成近四公里长的挡水防线，蓄八亿多立方米的水。工程量大，技术复杂，时间短促，缺乏经验，而且准备工作差，不得不在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情况下进行，给我们工作带来很多困难。至于物资供应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当时国家部级统管的物资，都是按计划分配，我们的施工图纸计划都未出来，到底需要多少物资自己心中无数，成千上万的东西只能凭估计报送计划，单是上万工人住的工棚和宿舍，需要的竹子和稻草就要成百上千人运送。

邓大哥拍着我的肩膀说：“伙计，你这担子不轻啊！”

我满不在乎的说：“总比打垮蒋介石要轻松多了。”

邓大哥笑了，接着说：“话又说回来，既然是重点工程，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国家会大力支持，重庆市委也会竭尽全力解决我们的困难；附近各县的领导也明确表了态，只要办得到的，将全力以赴；至于我嘛，也给你表个态：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决不拉后腿。”

临走时，邓大哥又告诉我：“你手下的供应科，是原先国民党政府留下的，多系留用人员，但他们在这里住得久，情况熟悉，你多同他们谈谈。”

第二天，邓大哥带我们重庆来的几个同志坐车到狮子滩工地，工地上一片荒野，但见零零落落的工棚和一些仓库和红瓦房，隐约可听到风钻声和吆喝声。邓大哥边走边介绍说，那些工人是由东北筑堤队调来的，他们修过日伪时期的丰满水电站，是这里唯一的一支有经验的水电队伍。还有原来国民党政府修建下硐、上硐电站时，也培养了一支本地的技术工人，人数不多，我们就靠这两支队伍作骨干，其余的就是招收民工。我们走上一个小山坡，邓大哥说：“这是狮子寨，是我们的指挥所。”同时又指出大坝、溢洪坝、隧洞、职工宿舍、俱乐部等处的位置，把眼前野草丛生的荒坡，描绘成了人欢马跃的工地现场。我兴致勃勃的去看那几栋红瓦盖成的仓库，却是空空的一无所有。邓大哥说：“不要急，大批材料和设备，很快都要从全国各地运来的。”

我暗地在想，现在离八月一号开工只有一个多月了，工人都陆续到了，开工后需要的大批物资还没有影子，看来任务不轻松啊。

从狮子滩回到上硐，邓大哥让我去找实际上是负责供应科的吴自如同志。老吴是从二野政治部调来的，标准的山东大汉，人很精干，就是走起路来脚有点跛，后来才知道是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是个战斗英雄，我和他一起开始了工作。

开工前夕，供应科机构终于健全了，由于摊子太大，干脆改成了供应处，内设采购、计划、设备、运输、财务等科和仓库转运站，还有运输队、筑路队、起重队、修配厂，并在北京、天津、沈阳、上海、武汉、成都、重庆等大城市设办事处，各施工单位还有数十个材料组和仓库，干部200多人、工人上千名、汽车百余部。干部配备也相当强，除计划科长是重庆大学经济管理系毕业的本地人外，其余各部门负责人都是转业的营级以上干部，其中红军干部二人，三八式（三八年入党的）干部三人，邓大哥特别说明：“周桂同志是个红军干部，级别高，他当处长，但身体不好，你得行使处长职权，全面管起来。”周桂也一再表态，要我不要有顾虑，全面负起责来。事实上他也不管事，但我对他是尊重的，凡事都同他商量。其他几个老同志也大都有病在身，不能担负这繁重的工作，我就为他们安排得力的助手，大家相处很好，工作进展也很顺利。

正式开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民工，也陆续的来到工地。为了工作方便，我们迁到了工地办公。开工初期，用料最多的是钢筋、水泥、木材、炸药、沙、石等，而这些材料几乎没有库存，完全要靠人去外地组织货源，直接运到施工现场。有计划没有按时交货的，要派人去催办；因交通原因不能按时运到的，要去交通运输部门交涉；没有计划，又急需的物资也要去打通关节，四处求援，等各种物资到了长寿河边羊角堡码头时，还要用汽车日夜不停的赶运到工地。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就用加班加点劳动竞赛等办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拿运水泥来说，每车由每天两三趟提高到五六趟，装卸一车水泥由半小时提高到八分钟。当时没有吊车，一些大型设备到了只有用土办法——几根大木头绑成土爬杆，居然能吊起50吨重的变压器。

除了工程用料外，还要修建大量的临时工棚，初步按两万人(包括家属)和四万平方米的房屋计算，需要大量的青竹、稻草、杉木、竹席以及一大批扁担、杠子、箩筐、土箕、锄头等工具，光是土箕、箩筐等低值易耗品，每天都要消耗上千挑以上。由于需用量太大，虽然涪陵专区及附近各县大力支援，也只能解决一部分，缺口部分要派更多的工人去附近各县组织货源，一时供应不上，就要停工待料，不但浪费大量财物，影响施工进度，而工人住不上房屋，得不到休息，也严重的影响工人的情绪和健康。所以我们不管是烈日炎炎的盛夏，还是寒风刺骨的严冬，都是三班倒（每班八小时），一天24小时不停的战斗。职工热情大、劲头足，施工定额不断突破，预定计划总是提前完成，工地上红旗招展，热火朝天，每天各施工单位总是敲锣打鼓送来超额完成任务的喜报，确实振奋人心。

形势越好、压力越大、工程进展越快、材料消耗越多，我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本来就是先天不足，库存空虚，既要超计划完成任务，就要超计划供应材料，不然停工待料，拉工程后腿，我们就成了罪魁祸首啊！可事情还不仅此而已。由于重庆市区的生产建设发展很快，电力供应跟不上，根据重庆市委的要求和工程局认真讨论，决定提前一年发电，至于我们物资设备供应的情况，按邓大哥后来对我说的那样：“把担子压在你们身上再说。”我们虽然也不示弱，向局党委提出了千方百计保证物资供应的承诺，可那毕竟只是凭着一股热情，鼓的是虚劲，实际上是整日如坐针毡、如履薄冰，白天提心吊胆，晚上连说梦话都在喊钢筋、水泥、炸药。工程局每天早上九点要开一个碰头会，由各工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主要是汇报工程进度和解决关键问题，事实上就是对我的“斗争会”，各工区都对我连珠炮轰，说材料供应不及时，个个都拿出清单，跟我要这要那。我也不示弱，理直气壮的把我们的工作困难数落了一通，提出有计划的一定保证，临时追加的只能争取供应。好在邓大哥也知道我们的难处，对我不是责备，而是鼓励、支持，还向各工区提出不要只当伸手派，也要自力更生，体谅供应部门，共同克服困难：“因为成千上万种物资，他们不能生产，只能组织供应。”

时间一长，我们也知道了其中的一些“奥妙”：事实上工区库房也有本位主义，碰头会上要的那些材料，自己的工区库房存货不少，不过是希望多多益善，免得临时着急。到后来我们也见怪不惊了，一边组织供应，一边派人到工区库房里转悠，看看那些库存可以利用，那些可以改变规格，找代用品。工区不能做主的，我们去找技术设计部门，说明困难，请他们在不影响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想想办法。遇到时间上的困难，就去请工区提前或推迟施工进度，以便调节物资到达时间。

那些日子，我们真的忙昏了头啊。每天要同全国近十个办事处电话联系，了解组织货源情况，有些紧缺物资要派专人前往供货部门，请求支援。我们所需要的材料，多是统部管物资，国家都是按计划生产和分配的，若要临时追加数量或要求提前发货，即使是重点工程，也有很大的难度：全国都在大搞建设，物质缺乏，普遍存在着供不应求，交通部门也很紧张，总不能随随便便就把哪一家的数量削减下来，或者是停下来，只发给你狮子滩水电站吧？要做到完全满足工程的要求，谈何容易啊！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见缝插针，有缝必钻”，我解释这个口号的时候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和任何可能的办法，我们都不放弃，除了不送红包不搞受贿等违法手段外，凡是可能想到的办法，都要去试一试。”

这个口号当然也收到了效果，如大量计划外的钢材和水泥，就是去找重庆市委，市委再通过重庆市水泥厂和各钢铁厂，发动职工增产供应我们的。

土建工程终于完成了，接下来就要进行设备安装工作，满以为可以松口气了，谁知道更是分秒必争。我们当初订的各种设备，都是按1957年国庆节发电安排的，供货各厂的生产计划已经满打满算作了安排，能如期交货就很不容易，何况由于原材料缺乏或因质量问题，我们还常常接到厂方延期交货的通知。现在要提前到1956年的国庆节发电，所有设备的交货期都要相应提前一年 的时间，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我们在重点生产厂派出的驻厂代表，只好去磕头作揖说好话，请求支援，好在那个时候，风气好，大家都从国家建设需要出发，互相支援，厂里的工人同志们加班加点连轴转，大都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眼看离1956年的国庆节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可是派到哈尔滨东方电机厂的驻厂代表打电话回来说：我们向这个厂子订购的四台水轮发电机，连第一台机组的部分配件都还没有下料，按时交货可能没指望了。我一听这怎么行，马上就派采购科长吴自如带着重庆市委请求支援的介绍信飞到哈尔滨，找到哈尔滨市委，那边一看介绍信，知道是件大事情，立即派市里的工业部长去到厂里，和几个厂长轮流在车间值班、督办，到头来所有的部件都按我们的需要完成了，连最困难的利磁盘都提前交了货。可时间已经很紧张，如果按正常运输计划运到工地再安装，10月1号发电已肯定赶不上了，可我们是下了保证的，要向国庆节献礼的呀。我把心一横：不用火车轮船来运了，用飞机！用飞机直接从哈尔滨直运重庆，再转运来工地！可是和机场一联系：运送当然可以，可是利磁盘的尺寸超高超宽，民航机根本装不进去，只有动用军委总后勤部两架运货的大飞机才行。我又赶紧派人到后勤部去联系，那边传话回来，说是两架大飞机已进厂维修，无法支援。我坐专机赶到北京，向水电部领导汇报，副部长李宝华找到李富春副总理，经反复研究，决定破例从维修厂调一架大飞机出来，等支援任务完成后，再进厂检修。9月8号上午，装好利磁盘的大飞机从哈尔滨机场起飞，中午到达北京， 9月9号我随机抵达重庆白市驿机场，工地派来的太脱拉汽车正在机场等候，立即装好利磁盘运回狮子滩工地，连夜安装完成。

1956年的10月1号，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七个国庆节，我们的狮子滩水电站经过两年的努力，顺利发电了。

现在回忆起来，整个工程建设期间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

整个工程造价大概是九千多万元，供应部门就用去了百分之七八十，我们在施工中和工程完成后的几年里，曾数次进行过明查暗访、内查外调，竟没有发现一个贪污分子，这在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其实也不奇怪，其中有一些主客观原因：

一、人们刚从旧中国解放出来，充满着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热爱，能为祖国的建设作贡献，感到光荣和自豪。因此不分昼夜，自觉自愿地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星期日、不要加班费、不怕苦、不喊累、不发牢骚、不说怪话、不计较个人得失，这种精神今天已经很少看到了。

二、思想工作也抓得紧，劳动竞赛开展得有声有色，供应处和全局其他部门一样，涌现了大批先进生产者和劳动模范。当时没有什么物质奖励，职工看重的是荣誉，奖的多是一件印有先进生产者的背心和一张奖状，大家都感到高兴和满意。

三、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为大家解决实际困难。当时考虑到外出人员津贴少，开支大，多数是入不敷出，我提出给以出差者适当补助，但是若发现拉用公款、贪污等行为，一定要严惩，直至开除或受刑事处分。由于奖惩分明，大家认为既然困难能得到解决，何必去冒险违法贪污。

四、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因刚刚经过三反运动，使大家感到共产党的王法犯不得，一定要小心谨慎做事，老老实实做人。

这些经验在贪污腐败成风的今天，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为了准备十、一发电的庆祝活动，我调到工程局里作办公室主任，供应处的工作仍丢不开，一则是过去经办的好多事需要继续去做，再说供应部门需要局里解决的问题，通过我也容易办成。我的办公室内安排有几个秘书，分管会议、行政、接待和机要等工作，还直接管理行政科、招待所和专家组，忙的程度不亚于供应处。

办公室管的工作又多又杂

狮子滩工程开工后，来自国内外四面八方的参观者、学习者、体验生活的作家和记者络绎不绝，专门接待客人的招待所，就用五六个大工棚隔成数十个房间，光是被子就有二三百床，服务人员数十个。好在招待所的所长是陈昌。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应该说他干这项工作是大材小用，可是他坐了一年多冤枉监狱出来，要不是董老（董必武）与重庆市委打招呼，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何况还有我这个老交情的晚辈作他的顶头上司呢。他能够到这里来工作，已经心满意足了，劲头特别大，每天清早教客人打太极拳、组织晚会、介绍工程情况，简直就是个万事通，我这里经常收到客人的表扬信，说他热情、知识面广、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对客人有事必办、有问必答……他们何尝知道：这个“所长”曾经是我党的高级特工，打进过蒋介石的侍从室，是个来头不小的神秘人物啊！

狮子滩水电站是新中国成立后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修建的第一个梯级电站，省内和全国的水电学校和一些水电站的施工单位，派有大量人员来工地学习，除负责吃、住外，还要替他们安排实习的项目和场所。还要接待外宾，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用说了，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的专家、学生、记者来参观。一次市委派人带来一个代表团，事先给我们打招呼：不准问他们的来历和国籍，不准同他们交谈，不准围观，在他们参观的路线上，要派可靠的积极分子站岗，喝的开水和饮食要经过严格的消毒检查，比我们接待苏联专家组要求还严格。后来才知道，这个代表团的组成人员，大多是东南亚各国兄弟党的一些负责人。

重庆文艺界的作家们也下来体验生活。我接触最多的，有沙汀、艾芜、邵子南、高缨、张惊秋、野谷、王余、杨禾等人。我在重庆时就与这些同志熟悉，诗伯后来调入文联后，更是常来常往，成了我家的常客。现在一到工地，先要来我家里报到，要想打牙祭，事先打声招呼，保证个个吃得满意，喝得醉醺醺的，尽兴而去，要回重庆之前，每人还要带上一块腊肉，一罐猪油和几个魏家河坎的长寿沙田柚。我这个“林家铺子好客之家”也因此出名。好客是我的祖传家风，也是父亲和诗伯对我的影响，加上长期地下时期的动荡生活，互相关爱已成了我和宁君的习惯。当然了，经济上的富裕也很重要，当时我的月工资130元左右，每月还有一些稿费收入，又没有烟酒等嗜好，而当时的物价是：一元钱可买50个鸡蛋或者4斤肉，按照宁君后来的说法：钱怎么也花不完。我每年起码要杀一头猪熏成腊肉，买的长寿沙田柚，不是论个也不是论斤，而是包下整棵整棵的树，算起来每个柚子不过四五分钱，几百个堆在屋子的一角，自己吃，也送人。当时物价稳定，生活好，现在想来还很留恋。

局里一再强调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和体育活动，让职工劳逸结合，干得起劲，耍得舒服，要把俱乐部的工作好好抓起来。宁君是俱乐部主任，于公于私我当然都得大力支持，要什么批什么，忙得她整天乐呵呵，真是如鱼得水。狮子滩水电站被誉为解放后全国水电事业中第一朵鲜花，全国的文艺团体纷纷要求到工地来慰问，长寿、垫江等川剧团几乎长期住在工地，重庆各剧团更是频繁往来，而且名角一定出场。川剧界的陈书舫、李文杰，京剧界的厉慧敏、厉慧兰，越剧界的吴艳霞等，排起队到工地来巡回，在俱乐部礼堂一演就是十天半月，场场客满，后来连中国歌剧院郭兰英等人也不远千里前来慰问。因为观众多、收入多，对他们的照顾也很周到，这些剧团对工地都很留恋。

常言说人上一百，武艺俱全，何况我们上万职工，各种人才都有。宁君使出了她卓越的社交才能，在职工中组织了我们自己的川剧队、京剧队、越剧队、歌舞队、曲艺队、歌咏队，各队都有特别的服装和工证章，从组队、导演到演出服装，宁君都亲自过问，还从外面请来专业人员辅导排练节目。因为是自己的剧团，职工看戏的热情也高，更加激发业余演员的积极性，一排练起来就没白天也没有黑夜，宁君已经是四五个孩子的母亲了，还化妆上台，和姑娘们一起去跳“采茶扑蝶十大姐”，经常忙得吃不上饭、睡不上觉。我经常去观看演出，帮她们解决困难，还替她们创作节目，记得有一次写了一个金钱板词，表扬医院护士冒春芳，演出时全工地的大喇叭都广播，还在工地的报上刊登，闹得大家到现在都还记得这个护士冒春芳。后来我们决定把业余剧团派出去，到各地支援单位作答谢慰问演出。为此我特地批了8000元钱，派人到杭州去买了一套剧装和一批管弦乐器，这为俱乐部争光不浅。

除了演出，星期六晚上在俱乐部广场还开舞会，我们自己的乐队伴奏，由于工人是三班倒，有的跳到深夜还不罢休。工地的体育活动也开展得很好，各工区都有篮球场、乒乓球台，我们还组织了一次运动会，并选出代表参加重庆市的运动会，成绩也还行。四川人爱喝茶，各工区都有茶馆，供大家聊天、摆龙门阵，还有清唱川剧和曲艺，没有打麻将、赌钱等现象。不少职工是从乡下来的，想照张相给家里寄去，众多照相馆应运而生，生意都还不错。狮子滩还有个人人喜欢的“好吃街”，什么样的小吃都有，馋得姑娘小伙子们成天去转；这么多的职工要吃饭，副食品供应也得跟上，附近各县的财贸部门从各县各乡镇派有专人负责，组织了大量的粮食、鸡、鸭、鱼、肉和各种蔬菜，近的由农民肩挑背驮，远的用汽车、板车、鸡公车运来，既满足了我们的需要，也使附近各县农民的收入大大增加。

在狮子滩工作的前两年，是我春华正茂、精力充沛、心情舒畅、埋头苦干的黄金时代，也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珍贵和怀念的幸福时代。 要是能让我一帆风顺的干下去，那多好啊！

四（上）

自投罗网

狮子滩水电站第一台机组终于提前一年发电了。为了与时间赛跑，我们又忙于狮子滩下游几个电站的施工，还要抽调大批施工力量去支援全国各水电站的建设。

记得是1955年的夏季，当时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同志曾向邓大哥提出：要调我去北京总局工作，邓大哥以工程紧张为借口，要等到发电以后再说。现在已经发电了，邓大哥已经调走，李局长旧事重提，又向现任工程局局长郭林提出要调我，郭林拖着不办，也不通知我。

1957年二季度初，我出差到北京，办完事准备坐飞机回工地，突然接到郭林的电话说：“李局长来电话，决定调你去北京，马上就下调令。我给他说，目前你的工作多，走不开，其他干部两个三个都行，最好把你留下。可是李局长生气的说：其他的三个五个都不要，我只要他。还跟我发了脾气：到底是你服从我，还是我服从你？”郭林最后说：“现在我不便再说什么了，最好你自己到部里人事司，就说你不愿意。”

这本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当时很多人为了去北京，想尽千方百计而不可能，我却不费吹风之力得到了，算我幸运吧。可是我放下电话，鬼使神差跑到水电部人事司，对一个认识的同志说：“听说你们要调我去北京，是真的吗？”

那位同志说：“有这回事，李部长（此时他已是水电部副部长兼水电总局局长）催了两次，调令明天就发出。”

“我不想去。”我不假思索的说。

“为什么”那人感到很诧异。

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要说是郭林不想放我走，岂不是更让李部长生气，也会造成他们相互间的矛盾。灵机一动，想了一个不成理由的理由：“北京的生活我过不惯，北京人吃生萝卜，我不会，我爱吃泡菜，北京没有。”

那人笑了，笑我不识抬举：“好吧，我们向李部长反映后再决定。”

我也不好意思的笑了，却没想到这个举动决定了我下半辈子的命运：没上成“天堂”，却下了“地狱”。

很长一段时间，我自己也不理解当时为什么那样坚决的拒绝去北京。现在想来都是“重情义”三个字作怪。我对狮子滩和狮子滩人有了情感，我爱那块辛勤劳动过的土地，也爱那些一同战斗过的人们。

北京不去了，回到狮子滩继续工作。水电部下达了狮子滩支援全国各水电建设的计划，局领导要我带队去云南刘朗洞水电站。我向局党委反映说，我不去刘朗洞，我要去学习。因为我入党以来快20年了，只在解放前进了五天的党训班，在三年的水电建设中，虽凭热情和干劲作了一些工作，积累了一些管理经验，但与时代的要求还很远，不学习，就要落后了。局党委同意了，说是等到重庆中级党校下期开学后，让我去学习。

我安心的等候着，谁知风云突变，美梦幻灭了，等待我的是一场灾难。

从打手到挨打

1957年4月初，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5月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召开各种座谈会，号召各界人士与共产党提意见，一时间，大鸣大放、大字报，铺天盖地，各家报刊都以主要篇幅刊登这些意见，表现出共产党“尊重民意”和“诚恳接受意见的伟大胸怀。” 初先我认为也不过跟往年一样，通过学习文件，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下点毛毛雨，洗个温水澡，除去身上的灰尘，以便轻装上阵，思想上并不紧张。我当时是机关党支部书记，根据党委意见，要利用各种方法，创造一切条件，帮助党整风，特别是那些平时爱发牢骚，对党委、对领导不满的人，要尽量让他们把意见提出来，要组织鸣放委员会，负责运动组织、写大字报、整理材料等工作，成员中尽量不要有党员。我们支部的任务就是利用各种大小会议，创造一切机会。只启发、鼓励，不阻拦、不禁止，还动员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去市里参加会议，进行鸣放。

我把上面的话当了真，而这些民主人士又把我的话当了真，他们本着“长期共存，互助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以共”的坦诚说出了蕴藏在心底的忠告，正盼望着进一步的共商国是，没想到一夜之间狂风暴雨从天而降，凡是被邀请帮助党整风的爱国民主人士，几乎都成了点名批判的对象，成了全国有名的大右派。此时的我还紧紧跟随着“大政方针”，上面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把工程局几个“不甘寂寞”的小青年发言稿翻出来，写成打油诗式的批判稿，用大字报贴在办公室的墙壁上，名曰“爬上墙的毒草。”打油诗写得很幽默也很辛辣，引来了川流不息的看客，有的摇头，有的点头，有的默默的走了过去，有的说我很风趣、有才学。党委的赵书记也夸奖我觉悟高、立场稳、爱憎分明、“政治嗅觉”灵敏，还号召党员和宣传部门的同志向我学习，我也洋洋得意，自认为是“反右”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

我正在满面春风的带领一班人马充当反右急先锋的时候，工程局突然召开三级干部会，党委委员和支部书记、行政上的局长、工区主席、科长处长和工程队长统统要参加，不准请假，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揭发别人、检查自己－－党内的“整风反右”运动开始了。很让人有些惊慌，但是我却心里很坦然，心想自己虽然在工作中有些缺点错误，却一直对党忠心耿耿，工作上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再得到各级领导的表扬和群众的好评，还是局里的先进生产者。再说解放后的运动也不是没有经历过，最后都是有惊无险，想来这次也“险”不到哪儿去。

没想到会议进行的第二天，针对我的大字报出来了，接着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小组讨论会对我的意见也不少。初先还算客气，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内容也不过工作上的一些鸡毛蒜皮。可很快就升温，各种花样都出来了，最后，竟按划分右派的六条标准，将我对号入座，有的断章取义，有的宰头去尾，有的张冠李戴，有的歪曲篡改，有的加盐加醋，有的生拉活扯，有的无中生有，有的造谣生事……真是稀奇古怪、无奇不有。

本来我就有骄傲自满的情绪，现在更加想不通了。老战友江伯言曾说过公道话：“解放前，老林总是到最危险的新地方开辟新战场，待局势稳定后，他又去开辟第二个新战场，从不考虑名和利。”解放前后，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我也都是忘命的工作，特别是到了狮子滩，带着上千人的队伍保证了物资供应，为提前发电立了大功。如今不承认我有功、反而认为我有过甚至有罪，这不是活见鬼了吗？再说那些提意见的人，特别是那些表现得最积极、最“勇敢”的人，都是些平时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整天吃吃喝喝、装病、睡懒觉、不学习、不工作，像个马大哈，一问三不知。运动一来，精神有了，劲头足了，就把自己打扮成党的最忠实的捍卫者，发起言来又是鼻涕又是泪的，把自己打扮成最大的受害者，真是活灵活现的川剧中丑角。

这叫我怎么想得通！

我的主要“罪状”

到底用些什么“罪名”来定我为“右派”呢？我没有看到上报材料，根据在三级干部会上和大字报揭发的事实，大概有以下的几条：

首先是“独断专行，打击排斥党员老干部”。

当时供应处有一批由军队转业的老同志，大都是营以上干部，被分配在处内各个部门的领导岗位，由于年龄大、疾病多，领导一再打招呼，在工作上给以照顾，不能让他们过分劳累。对于他们的工作，我都本着这个原则尽力去安排，出于对他们的尊重，凡事也都要同他们商量，他们也都配合我的工作，大家相处得不错。可是一经“揭发”人之口，事情全变了：党委决定调一个老同志去杭州学习文化，由于他本人不愿意，就没有去，却说成我排斥老同志，要赶他出供应处；本来处内重大事项都是经过党政工团组织、支委会或每天的碰头会商量决定，并有记录可查，却硬说我独断专行，有事不同大家商量；本来是支委会决定不给某同志的困难补助，却说是我打击报复；我曾经说过“转业干部在新形式下，要努力学习业务，不要靠老本吃饭”的话，现在也认为是污蔑老干部，本来是党委和局领导有时因工作忙，叫我用党政工团的名义接待外来参观者，却说我好大喜功，爱出风头……甚至无中生有的“揭发”我说某同志是“木头人”（四川人兴说木老壳），我现在都敢拿性命担保：从未用过这个词汇。

第二条罪状，是我“立场不稳，重用旧人员，并企图把他们拉进党内”。

无论是在长期的地下斗争中，还是解放后在统战部工作，我都深深懂得党的统战工作重要性，何况在当时的供应处，懂得业务的几乎都是非党群众，有的是旧人员，有的是解放后毕业的大中学生，也有一些本地的工人和农民，他们为参加工业建设感到荣幸，在工作中积极负责，千方百计的去完成自己的工作，狮子滩工程能提前一年发电，在保证物资供应上，他们是立了大功的。我觉得虽然在思想上得加强对他们的培养教育，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则不能不依靠他们，诸如评选先进生产者、培训党的积极分子、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等方面，都应该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给予照顾和考虑，这是我的职责和任务。可是没有想到在这次大揭发中，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意见都集中在这方面，还认为主要表现在负责采购、计划、设备三科非党负责干部身上。采购干部指的是吴自如，他是1954年6月从二野政治部转业来的，是一位从小参加革命，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战斗英雄，早在1945年就入了党，后来由于在工作中出了点问题，转业时没有带上党的组织关系。狮子滩水电站开工后，他在供应处作采购科长，当时物资供应特别紧张，采购科是重中之重，他在战斗中受过伤，脚有点跛，却带领上百的采购人员，日夜不停的奔跑在全国各地，使各项物资源源不断的运到工地，保证了工程需要。他文化不高，但苦钻业务、积极肯干，工作中，从不讲价钱，这样的干部我当然要重用，把他评选为先进生产者，作为积极分子培养，准备介绍他重新入党。计划方面指的是曾缉光，重庆大学经济管理系毕业，是名副其实的专家内行，他担任计划科长，掌握着工程进度和物资计划，是整个物资工作的核心和灵魂。他不但在工作上认真负责，也积极靠拢党组织，要求进步，之前曾被上硐工程处党委列入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到我这里之后，将他介绍到党的积极分子训练班学习。还有设备科长陈杰，虽是旧人员，但业务熟悉，工作细致，对设备的订购、组织进货和管理工作做得有条不紊，工作做得很出色……其他的一些非党的群众，和我一起挑起了供应工作的重担，成了物资工作的功臣。我对于他们理所当然的应该关心、爱护和表扬，可是现在，这些都成了我的主要“罪证”。后来见得多了，才知道那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大都是些只会以“大老粗”为荣，到处骂人，不求上进的“共产党员”。他们自己不干工作，又不让别人工作的人，一旦别人干出了成绩，自己不追赶不学习，反而横加指责。他们不但攻击非党群众和干部，也攻击那些干出了成就的党员，攻击的言语之恶毒，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因为自己“对党感情深厚”，“仇恨阶级敌人”，为了表现这样的“感情”，不惜踩着别人的脊梁往上爬。可是在历次运动中，就这些人吃香。而像我们这样的人，干得越多越倒霉。

罪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企图包庇“历史复杂人员”过关。而这个“复杂人员”，指的就是我的老战友贾希一，解放后他改名为陈昌。陈昌由重庆市政府介绍来狮子滩工程局作招待所长，工作一直都是勤勤恳恳的，只是因解放前长期在秘密战线工作，单线联系，组织关系一直没有接上。他曾写了多次申请，希望组织上调查了解，帮助弄清他的历史问题，但当时党委认为他的历史复杂，一时弄不清，也就没有理会。整风开始时，他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党委还是不理。有一次在去狮子寨的路上，他碰上赵孝庭，当面问赵为什么对他的申请不理。赵说：“你的历史复杂，有叛徒嫌疑，我们解决不了。”陈昌没想到他作为党委书记，竟这样信口雌黄，也气愤的说：“叛徒是你们加的，我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当下两人就吵起来，引来周围的人围观，让赵孝庭下不了台。反右开始，陈昌就进入了“右派”的黑名单。招待所由办公室领导，我当时是办公室主任，陈昌在30年代就与父亲、诗伯和我相熟，无论从公情还是从私谊，我们常来常往都是很正常的，他每次来我家，大都是商量工作上的事，偶尔也谈一些往事，叙叙旧。即使这样，我作为支部书记，不应该说的还是不说，包括在鸣放初期，对陈昌也都没有谈过关于运动方面的情况。反右一开始，在我隔壁住的行政科长（以前是供应处的仓库主任）就在大会上揭发，说陈昌在运动中到我家去过五次，哪年哪月哪日，在我家去了多久，谈了些什么，都有盐有味、有根有据的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同这位行政科长虽然是邻居，但从不往来。再说那个时候房子虽然不好，却很隔音，关着房门谁也听不清在说什么，再说当时还未听说有窃听器，他怎么可能了解得这样精细。可是有些人就是感兴趣，说我为陈昌通风报信，掩护陈昌过关，这也成了我的一大“罪状”。当然，最后是陈昌跑不脱，我也未能幸免，两个都戴上了右派的桂冠。

有了以上的这些“钢鞭”，积极分子们还嫌不过瘾，找来当右派要具备“六条标准”一一对照，决心要把“花色品种”补充齐全，结果发现我的罪状中缺乏对“历次运动的态度”这一项，就想办法给加上。他们找到的例子，是“审干”中写“自传”的事情。1952年在统战部“整风”时，我就写了一个自传，后来“审干”又要写一个自传，当时工作特别忙，要坐下来花几天时间重写根本不可能，我只好利用出差回来在武汉到重庆的轮船上，赶写了一份自传交差。当时还表扬我“不顾辛劳”，现在却说我对“审干”不满，自传的事情一拖再拖，而且这次写的自传居然与过去“差不多”。看来这条“罪状”是有些牵强，还得编制一些才够得上分量。恰好运动末期，报上登了一条“揭发”，说是右派大头目罗隆基说过：“肃反”是残酷的。于是就照样画葫芦，一天忽然出现了一批大字报，内容是揭发我也说过“肃反是残酷的”这句话，有的说在路边听到的，有的说在食堂听到的，还有的说在车上听到的，至于到底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听到的，一概闭口不谈。到后来他们自知理屈，也就没有了后话，不了了之。还有人揭发我曾经接待过一位印尼的新闻记者，给他介绍了很多狮子滩电站的情况，本来这既是我的本职工作，也是一件好事，可是被那些个“积极分子”一发挥，就成了我“吹嘘自己，估倒要外国记者写文章”，成了破坏国际友谊的一条“罪状”。

不过以上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都没什么分量，能够将我打成“右派”的“罪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组织了“以郭林为首的反党集团”。这是当时的党委书记赵孝庭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不，是他配合毛泽东“引蛇出洞”的伟大战略部署的具体行动，是毛泽东所说的那个“阳谋”。

那年的九月初，财务科副科长汤正模要出差，我是机关支部书记，按规定要为他向党委请假。我把事情告诉了赵孝庭，他说：“这是党内整风期间，提完了意见再走，不能欠账。”还叫我召开行政机关党员科长干部开会，他本人要参加，并要我通知郭林局长也参加。我通知了调度、财务、计划、人事等科的党员科长在会议室开会，郭局长到赵的办公室，准备同赵一起来开会，赵要郭先去，说他随后就到。人到齐后，赵还不见人影，我又多次去催，赵说：“你们先谈，我马上就来。”直到会议结束，赵孝庭都一直未到场。这时“鸣放”已经基本结束，转入了大张旗鼓的“反右”阶段，之前那天真的人已经被花言巧语引出洞来，当成“毒蛇”打倒在地。面对这些前车之鉴，我们是心明眼亮，再说共产党员是党的忠实捍卫者，决不会做出任何有损党的形象和利益的言行。会议开得四平八稳，除了调度科长余寿山、财务科副科长汤正模就一些人事、工资和工程方面的事提了一些意见外，我同郭局长和其他两个同志都未发言，即使是从后来赵孝庭他们精心篡改过的那份“会议记录”上看，也没有什么出格的言论。会议结束时我大松了口气，半开玩笑地对郭局长说：“还好，没有走火。”（即有没有过头的言语），郭局长也说：“就是，尽是鲜花，没有毒草。”

可是很快，这次会议就被说成是以“郭林为首的反党集团对党展开大肆攻击”的罪证，赵孝庭先是夸奖在会上发言的余寿山是“对党委负责的好同志”，一转眼那些话也成了攻击党、有个人野心的反党言论。可就是这些昧着良心整的黑材料，报上去之后还是批不下来，说是内容空洞，有些材料未落实，上不了线，要慎重。赵孝庭对此已经是呕心沥血，黔驴技穷，要是我们的“右派”帽子再戴不上，他不知道会落个什么下场，只好拉起大旗做虎皮，拿群众做幌子：“这些人民愤很大，再不批，我们无法说服群众啊。”

真是见了他妈的鬼了！

于是我们被重庆市委作为“优秀干部”调来支援狮子滩工程的五个科级干部，就有四个被划为右派反党份子。郭林局长也未幸免，只是因为他是中央部管的干部，水电部不同意对他的处分，所以他这个“反党份子”的帽子很快就被取消了。

四（下）

为了孩子我要活着

在这段时间，我思想斗争是激烈的，也是非常痛苦的。当时不断传来有人自杀的消息，我虽然曾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却从来都没有想到死。解放前在白色恐怖下，我随时都可能被敌人抓去坐监杀头，甚至每天外出都想到不一定能回家，一直是置生死于度外，没把死当回事情；再说诗伯在解放前不知死过多少次，解放后又受到那么多的不公平，她都能坚持活下来，比起她来我有什么理由去寻短见。我父亲只活了46岁就走了，我的岳父也只活了32岁，我还有那么多的老战友英勇牺牲了，亲人和先烈的未尽志愿还要我去继续完成，我怎能去死。而最主要也是最现实的，我当时已是五个孩子的爸爸，孩子中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才两三岁，他们要活命、要读书，宁君每月只有50元工资，我要是死了，她怎么养得活这一大群孩子。

我相信只要活着，总有一天党会还我清白的，死了就会背一辈子黑锅，连子孙也不得安宁。我必须活着，就是忍辱含泪也要活着。

中国人常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是当时的环境不由得你“不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个曾经骄傲的、自信的、灵巧的、朝气勃勃的我不见了，只剩下一个看起来萎缩不堪的“右派份子”。原先容不得别人提点意见的我，已经不在乎有人往脸上泼污水。他愿意泼就泼吧，一次、两次、三次，直到当他手软嘴干不耐烦为止：我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其次是大帽子下面开小差，自己拿自己无限上纲上线，把鸡毛蒜皮的小事说成“三反”行为。有些人高兴了，认为战果辉煌，其实那都是一些无根据的空话，顶屁用，是好是坏是真是假，群众清楚自己明白，并不是哪个人说了算，那些没有事实根据的东西，到后来还不是得一风吹。对一些无中生有，污蔑不实之词，采取软抗、沉默和不抵抗态度，不能处处针锋相对，当面顶撞，只要不是原则问题，顺着他们说说也无妨，否则会被认为是顽固不化态度恶劣，这在以后结案处理时是要吃大亏的，这就是古人说的“好汉不吃眼前亏”。但是对一些原则问题，也不能乱说，在书面检查时把事情说清楚，不能让人抓辫子。按照这个原则，我写了三次书面检讨，前两次都未通过，第三次要我按“划分右派的六条标准”对照来写，我知道这场祸事躲不了，所谓“顽固到底，死路一条”，你一个字不写，一件事也不承认，他也可以定你为右派。于是我一夜写了一万多字的书面检讨，尽量拿“大帽子”往自己头上扣，心想只要以后再不找我的麻烦就行。

宣判终于等来了：我戴上了“右派帽子”，而且不出我所料，事情从此平静下来。我大大松了一口气：我活出来了，孩子有救了。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战争中，我没有许云峰和江姐那样为了自己的理想“视死如归”－－因为我面对的不是蒋介石和徐鹏飞，而是上级党组织和所谓的“同志”。我也没有马寅初、梁漱溟那样威武不屈、敢做敢为－－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只能作驯服工具，只能有愚忠愚孝。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我。直到今天，我也既不求人理解，也不求人原谅。是是非非，让历史作证，让后人评说。

等待宣判的日子里

狮子滩工程完工了，我们的问题还没有最后作结论，就到干部下放队参加拆工棚、收拣废旧料等一些结尾工作，下放队都是些年轻人，也在等待分配新的工作。前一段时间，我被时时斗、天天斗，斗得来晕头转向，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满脑子都是想不通想不通。现在再也听不到那些假言假语的劝说和虚张声势的恫吓，再也看不到那些人面兽心的混蛋和狐假虎威的奴才，重新来到这片曾经日夜战斗过的天地，同小伙子们说说笑笑的，真有一种解放自由的感觉，心情居然也舒畅起来。工棚都是用楠竹做梁架，盖上稻草搭成的，这些材料当初都是我们去四乡收购，由农民送来的。我触景生情，不觉又回忆起那些难忘的人和事，如今它们完成了历史使命，我们也都成了废物处理品。下放干部中不少是供应部门调去的，大家纷纷为我报不平，说了不少发牢骚的怪话，我强作笑脸劝他们说话要小心，谨防遭狗咬，发牢骚是要吃亏的。也在这个时候，我学会了抽烟、喝酒，跟他们打得火热，劳动时他们总是让我干轻活，自己挑重的。此情此景，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温暖。在这样的温暖中，我那机灵劲重新降临，又开始不甘寂寞起来。开始拆除一间200平米工棚，起码要花费一两天的时间，我很快发明了“快速拆房法”，只要20分钟就行，而且简单可行：四个人爬上屋的四角，先将捆绑的竹丝砍断，然后用绳子一拉，整个草房就原地倒下，然后再分别清理。这样一来，半月的任务，几天就完成，小伙子们跟我开玩笑：“你戴罪立功，可以减刑。”我自己则说：“我是功上加功，应该传令嘉奖。”

那个时候有谁想到，我将变成一个人不人鬼不鬼，含冤20年的“右派”。

人不伤心不掉泪

一天我们正在拆俱乐部的工棚，诗伯突然出现了。她身穿一套灰色的列宁服装，笑着向我招手。我扑向前去，握着她的手，喊了一声诗伯，眼泪就情不自禁的流了出来，这是我解放后的第一次流泪。

诗伯她抚摸着我的头发，笑着说：“我给你带了一罐你喜欢吃的忠县豆腐乳。”又打开一幅带来的竹帘，画的是观音菩萨坐在莲花座上，右上角题写了“忘掉过去，笑谈人生”八个字，不用解释，这是她对我目前处境的安慰。诗伯对我说：“宁君在党校学习，想回来看你，又不好请假，她叫我转告你，她很好，不要担心她，不管情况怎样变，她一定会同你患难以共，永不变心。”诗伯最后留下了一句话：“你不要难过，我受的委屈比你多。我们都要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红是白终会水落石出。”

诗伯她悄悄的来，又悄悄的走了。这次会面只有半个钟头，却让我终身难忘。

1958年3月7日，是我最难忘也是最伤心的日子。那一天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考察三峡后，顺道来长寿看看新中国成立之后由我们自己修建的第一个水电站－－狮子滩水电站。要是在半年前，接待他们的任务理所当然的要我来承担，可是今天，我不但被剥夺了这个权利，就连见见他们，与他们握手问好的机会都没有。远远望着那些沸腾的人群，我的心里感慨万千。当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是周总理为首的南方局领导我们在敌人的心脏里进行战斗。宁君在他亲自关怀和领导下的孩子剧团生活战斗了三年，多次聆听过他的教诲，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他在红岩村、在曾家岩、在敌人的谈判桌上的一举一动，都成了鼓舞我们舍生忘死的动力。那天闻讯赶来见总理的工人和干部潮水一般，把俱乐部围了个水泄不通，可是他们中有几个能有我与总理这样深厚的情感，更何况接待他原本是我是职责，是我的任务啊！我只想跑向前去大叫一声：“敬爱的周总理呀！我冤枉呀！你要为我申冤啊！”可是最后终于没有去冒这个傻。何必呢？那不是罪上加罪吗？

世界真有这样凑巧的事，我没见到周总理的遗憾，居然被我的宝贝女儿弥补了。

女儿抗美当时刚满六岁，长得很乖巧、活泼可爱，整天跟着她妈妈屁股转，嘴巴甜，叔叔们都爱抱着她四处转。人虽小、不诧生，也算见多识广。那天，总理来了，大家都拍掌欢迎，她从人群中钻进去，跑到总理前面，叫了一声爷爷，总理笑着拉着她的手，问她“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抗美。”女儿嘟着嘴巴说。

总理把她抱起来说：“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多美呀，为什么要抗美。”

“妈妈说的，以后长大了要打美国鬼子。”

总理连声说：“好，好。”他笑了，陪同的领导都笑了。

抗美笑嘻嘻的跑回家来诉说当时的情景，一些好友也来向我报告这一喜讯，我抱着抗美亲亲她，含着泪说：“乖乖，我的好女儿，你替爸爸出气了。”宁君却叹了口气，说可惜没有留下照片，在场几个照相的人都说手里没胶卷了。想来都是因为我当时的“特殊身份”，谁也不敢犯这个忌讳。

两件蠢事

在这期间，我曾做了两件糊涂的蠢事，只是当时并不觉得。

在“党内整风”后期，我的问题升温了，郭林的问题也提出了，在追问我与郭林的关系时，我觉得我们之间既没有阴谋诡计，也没有反党言行，再说实事求是反映问题，也是一个党员对于组织最起码的忠诚。于是我就一五一十的将平时我们之间的一些交往谈了出来。谁知赵孝庭一听，如获至宝，从中断章取义、生拉活扯，编造出一大堆所谓“郭林反党集团”的罪证，我才知道上当受骗了。虽然这些言行现在横看竖看都找不出什么“错”，但在那个年代，就是没事也会给你找出一大堆事来，更不用说这是你自己亲口“坦白交代”的真凭实据，结果是再明白不过了：既害了郭林、也害了我自己。几十年来，我一直为此事心中不安，直到2002年才鼓起勇气，很诚恳的给还健在的郭林写了一封赔礼道歉的信。直到收到他谅解的回信，我才卸下了背了几十的沉重包袱。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批判胡风。1955年全国掀起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组织上知道我在解放初与胡风一道参加巴县土改，要我揭发胡风在土改中的“罪行”。这个运动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来势凶猛，再说我对胡风的当时表现也有一些看法，于是很乐意的接受了任务，在很短的时间内写成了一篇“胡风在土改中”的揭发文章，随后又在工程局召开的批判胡风的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虽然说的写的都是胡风在生活上的鸡毛蒜皮，和他对土改中具体作法的一些意见，但有关部门当作宝贝，马上在全国主要报纸和刊物上登载，每隔十天半月就有报刊给我寄来多少不等的稿费，让我名利双收，我也兴致勃勃，把稿费用来请客打牙祭。按照常规，只要把这件事情“换个角度”，就成了“右派言行”的一条钢鞭，可是赵孝庭自始至终没敢提它，原因是当时赵孝庭正好与我一起参加土改，他还是巴县的县委书记，我和胡风闹别扭的时候，他同区委都一边倒，批评我没有与胡风“搞好团结”，“影响了统战关系”。后来有人知道了真相，怪我在这件事情上心慈手软，要不然反咬他一口，到头来“右派”到底是谁，还说不准。

话又说回来，当时在报刊上揭发批判胡风的文章，因为是毛主席亲自挂帅的，我一直都深信不疑。后来鉴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此事也有些半信半疑，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风问题的真相被揭露出来，才知道自己又一次上当受骗，曾多次想给胡风写一封道歉的信，都没有勇气，直到他逝世，这笔良心帐还没有还。

我之所谓蠢，就是明明有错而不知其错。

我把阳谋阴谋当成最高指示。

我把偏听偏信当成忠诚老实。

由于长期形成的愚忠愚孝，为了“个人服从组织”，与上面保持一致，往往把是说成非、把红说成黑、把有理说成无理、把无理说成有理。

为了讨好主子，求得宽大，往往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骂得狗血淋头。

我是这样，很多很多的不幸者也是这样。

结果是估打成招，造成一大堆冤案，有的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含冤而死、死不瞑目。

像我们这些极少数活下来的幸存者，也是历经坎坷、受尽凌辱、九死一生，福大命大啊！

这是历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但愿这些悲剧不要重演，可能吗？我们期待着、我们祈祷着。

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为了自己的理想，天不怕、地不怕，敢冲敢闯、敢说敢为，多么纯洁可爱。

到了中年，成了驯服工具、身不由己，按上级指示办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说了不少违心话，做了不少违心事，好像自己未长脑袋，没有主心骨，任随牵着走。

到了老年，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阵痛，头脑清晰了、假象没有了，蒙在心灵深处的鬼符撕碎了。同时环境宽松了，头上的紧箍咒也没有过去那样灵验了，更主要的是儿女长大成人了，自己身上的担子轻了，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同时，我虽然是超额活着，留给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再不把自己心里的真话说出来，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也对不住自己的子孙后代，所以我现在是无所顾虑的，怀着痛苦和平静的心情写出那些叫人揪心的往事。

功臣变罪人

1958年*月*日，一场思想战线上的伟大战斗胜利结束了。没有敲锣打鼓的庆祝，也没有热热闹闹的欢呼，更没有标语口号，连那些伟大的胜利者都没有出场，只是在一个冷清的小屋里， 由一个小人物宣布给我们几个人戴上了“右派”、“反党”的桂冠，不到五分钟就草草收场。桀骜不驯的余寿山由于死不认罪，只给每月生活费40元，连他的爱人也被一起划成了“右派”。我虽然戴上了“右派”桂冠，可是由于最后的那次检查“深刻”，认罪态度较好，落得个“从轻发落”：按照有关规定，行政级别连降三级，由原来的14级降到了17级。可是在讨论我的处分时，住在我隔壁的那位行政科长又站起来“义愤填膺”地说：“不行，他两口子的钱够用了，要降到19级。”于是我的级别由14级降到了19级，实际上降了5级工资，每月工资74元。那位老兄由于整我有功，后来被调到某个单位作供应处长，可是好运不长，不久因他吸毒成瘾，不治病死。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罪有应得。

狮子滩水电站到底制造了多少右派，我不知道确切数字，但据知情者说，当时划为右派、反党份子、地主、坏分子、反革命、反社会主义份子，特嫌、暗挂右派……等属于敌我矛盾的，就有500多人。奇怪的是党委系统没有一个右派，怪不得有人在批判我时说，党委系统很纯洁，没有右派，而坏人、右派都出在你们行政系统。没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年以后又开始了“反右倾”运动，当时以“胜利者”自居的赵大人，居然也坐到了被告席上接受批判。他在检讨时痛哭流涕，承认自己名利思想很严重，为了想当局长，千方百计整倒了郭林和一批得力的中层干部，伤害了一些好同志……事情至此真相大白。

几十年过去了。今日我们平心静气的来分析那场来势汹汹的“运动”，显然不是个人的力量所能够抵制得了的。但是如果不是那些趁机想为自己狠捞一把的人在其中兴风作浪，推波助浪，也不会形成那么大的声势，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宣判后不久，我们随队转移到川西平原的灌县紫坪铺工地。回想三年多前，我们由重庆来到此地，马路两旁站满欢迎的人群；如今我们在一批经保人员的押送下走向码头，路旁一些下班工人和家属默默地看着我们，谁也不说话。整整三年，新中国水电这块美丽的园地上，第一朵鲜花开放了，花儿虽小，却是那样的鲜艳迷人。可是我们这些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精心守护、培育鲜花的辛勤园丁，一个个都成了罪人，苍天有眼，公理何在。

我长叹一声，默默做成一首小诗：

昨日是功臣

今天成罪人

要问啥道理

谁也说不清

这一年，我39岁。

五

在紫坪铺工地

过了成都再往西行，直至青城山下，才到紫坪铺。时值“大跃进”进入高潮，口号是“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为了保证“钢铁元帅升帐”和各行各业大干快上，电力这个先行官必须走在前面。四川是个水力资源极其丰富的地区，因此大办水电站成为当时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四川省除了西部的紫坪铺和鱼嘴外，还要筹办坛罐窑、铜街子，大洪河等十个大中型水电站，其中我们修建的紫坪铺电站位于岷江上游，是岷江流域梯级电站中的一个重点工程。紫坪铺电站原计划水库面积可容水10万立方米，库容等于100个西湖，拥有多项功能。它可灌溉1000余万亩良田；还可以使从岷江上游砍伐下来的漂木规范化，减少漂木损耗。电站与闻名世界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一起，还用于防洪，确保川西坝子无洪水灾害。由于地理位置很重要，国家对这个电站也很重视，狮子滩工程完工后，主力都调来完成这项任务。

这里的修建任务主要是大坝工程，原计划是搞引水隧洞，并在1957年动工，由于对地质情况未弄清楚，刚开挖30米就发生瓦斯爆炸，当场死亡7人，我们到来的时候，已经改为明渠引水。大坝工程的工区主任是原来狮子滩大坝工程主任张英山，我一到工地，就被委派为大坝经理，主管供应和财务，完全出乎于我的意外。按照当时的规定，“右派”是下放劳动，“极右派”还要劳动教养，我却当上了“右派经理”，个中的真实原因，我至今也还没有完全闹明白。为了替自己争口气，同时也想借此机会做出成绩，求个“表现好”，以利于早日“摘帽”，我强吞下心里的屈辱，不减当年之勇。和当初修建狮子滩水电站相反，现在不再是全国到处开绿灯支援我们，而是我们要抽调施工队伍和设备支援全国，首先是支援四川各地，物资供应更加紧张。我再不能像在狮子滩那样坐镇指挥，而是带着采购员四处求援，还要奔赴附近各县各乡，甚至各村去收购大量的青竹、楠竹、稻草、青麻、铅丝等低值易耗品。“大跃进”中的浪费是惊人的，工人为了提高进度，只顾多装快跑，工具满地丢弃，我只好派人收回来，组织老弱病残的职工和家属开办各种卫星厂，一边修理废旧工具，一边生产需要的撮箕、箩筐、麻绳、手推车和煤油灯等。我成天蹲在卫星厂里，把职工们鼓动得的热情高涨，你来个“小发明”，我来个“小创造”，一天一个新记录，每天都放小“卫星”，工地的广播和小报上天天有我们的“喜报”。局党委、工区领导、党政工团经常派人到我们卫星厂来参观，工区和局机关贴了很多表扬我的大字报，一时间我又成了新闻人物，都说“这个右派不但不臭，反而香又起来了”。有知情者告诉我，这是在“造舆论”，准备要为我摘掉右派帽子，我嘴上不说，心里也暗地高兴。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偏偏在这个时候，我又被人抓了“辫子”。

按理说我这个大坝经理，既要管供应又要管财务，可实际上我对财务一窍不通，几乎没有过问，只是在有关报表的“主管”栏内写上我的名，盖了我的私章，其他的事都由财务组长主管。我这个人，一向大而化之，很多时候只重义气不讲原则，就连必须遵守的财务制度，也觉得当面不大好说出口，结果就出了问题。有一次，我手下的一个采购员要出去买东西，由我去向财务组借了180元给了他，连欠条也没有打一张，只叫他办完事情之后，将购物发票直接拿到财务那里冲账。事情过了很久，财务方面向我提到这笔钱，我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去冲账。我找到他，问他是怎么回事，他瞪起眼睛，说我不是已经把钱还给你了吗？我说你什么时候还给我了？他说哪天哪月哪个时辰在哪个地方……天哪，这哪有的事儿啊，我气得赌咒发誓直跺脚，他却仰起脑壳一走了之。我有苦说不出：因为我没有要他给我打欠条，没有证据啊！我找到工区主任辩白，可是工区主任不但与那采购员是同乡，据说还是亲戚，自然要袒护他。我又去找别的领导申辩：“在狮子滩我经手了数千万元，一分一厘都是清清楚楚的，今天我正在挣表现争取早日‘摘帽’，难道还贪污这区区180元？”闹到后来，领导上虽然没说我贪污，但是手续不清，违犯了财务制度，还是得赔180元。虽然这笔钱在当时也是个大数目，可是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它赔得不是时候：此时上面不知道又抽那股筋，又喊起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结果有人以这件事为借口，不但使我“摘帽”的事情落了空，还撤消我的经理职务，下放到小煤窑去劳动。

后来经查明，这个采购员认定我这个不讲原则的“右派”不敢拿他怎么样，把那180元拿去买了一部缝纫机。我堂堂一个“老革命”，却被一个小小的无赖欺负到这般地步，这真应了那句老话：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奈何奈何！！

我下放的那个小煤窑，就在紫坪铺工地上，因为是个“鸡窝煤”，好的时候能挖出几百斤煤来，有时挖出来的全是渣子。这里只有四五个工人，叫我去管工具和用料，挖煤工对我很友好，从来不叫我进窑洞，工作时间也不限制，他们高兴就多挖点，不高兴就出来摆龙门阵，大家经常聚在一堆吃着花生米下酒，天南地北胡侃海吹。我上回当，学回乖，只听不开腔，免得惹火烧身。不久煤窑停了，我又转到工地铁道维修班，班长是从东北筑堤队来的老工人，姓田，在日本人手下修过满州铁路，为人忠厚话不多。这里的工作也不累，就连垫垫石子儿，扭紧松了的螺丝田师傅都不叫我干，只叫我拿根钢钎看看路基是否正常。他爱喝酒，休息时就拿着瓶子喝几口，我看他没有下酒菜，有时买点花生米送去，他很高兴。常言说人一倒霉喝口凉水也塞牙，这样悠闲的日子也要出事情，一次我不慎跌了一跤，恰恰跌在钢轨上，把右手骨折了，到成都中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医好了才回到工地。

我和宁君到紫坪铺之前，就知道那里的条件不好，把正在读书的民涛和抗美留给了重庆的诗伯，三个小的带在身边。我们住在白沙河上面的职工宿舍，两间平房，宁君当时在水利局工会工作，后转到老母孔水泥厂作副厂长，此时“大跃进”的灾害已经显露，厂里已经发生饿死人的现象，她没白天没黑夜地干，又要管生产，又要照顾工人的生活，再是努力，工作起来也有难度。更恼火的是吃不饱。我当时是工人待遇，粮食比他们当干部的要高，每月可领31斤，但只有二两清油，平时沾不到油水。上面号召“瓜菜代粮”，我们就去开荒。我同宁君利用休息时间，在住地附近的荒坡上陆续开辟出二十多块大大小小的菜园，大的有三四十平方米，小的只有几个平方，种上各种蔬菜，还有红苕玉米甚至麦子等粮食作物。我每天天没亮就起床，到附近的宿舍去收尿粪，然后同宁君一道去浇灌菜地，每天早上至少要挑尿粪四五挑，每挑80斤左右，一直忙到七点半，回来吃了饭，才去上班。有两次我挑粪上坡，一失足从坡上滑下来，粪水从头到脚浇了我一身，我当即脱光衣服去田里刷洗，回到家又用水冲，那味道还是冲不掉，很多年后宁君还在笑我是臭粪人。早上浇了粪，下午下班后还要去菜园里浇水锄草，干到天黑才收工，真是披星戴月，一心扑在了菜园上。我种菜种出了感情，没事也要去菜园边蹲着，看到地里的蔬菜粮食长得青枝绿叶的，什么“右派”啊“左派”啊“改造”啊“认罪”啊全都抛到九霄云外。特别是收获的那几天，我的心里真是乐开了花，不由得想起了多年前父亲的那首打油诗：肚儿饿，才是真！

栽下这么多的蔬菜、粮食，并不单是为我们自己，更主要的是为了远在千里的诗伯和几个孩子，他们每月只有18斤粮食，怎么够吃啊？我们把自己的粮票，去和附近的农民调换玉米面和黄豆糯米，甚至从农民手里买来熏干的死猪肉、死猫肉和死老鼠肉给他们寄过去，大家吃了不但没生病，还真的救了急。我们最恨的，是那些不劳而获的懒人、小偷，每当我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快要收获时就要来偷，我虽然气得捶胸跺脚，但细细想来，“饥寒起盗心”，他们也是为了活命啊！天灾人祸，怪谁呢？

当时虽然很困难，同宁君的情感却像当年在彭县关口白家庵教书时那样融洽，她不埋怨我，我也积极的担负起家庭的活路，这也是我当时的精神支柱。后来诗伯患了癌症，宁君前往重庆照顾，诗伯去世后她把儿子民涛寄放在重庆亚彬那里继续读书，带着抗美和两个小女儿调往成都送变电工程处，剩下我和二女儿林波相依为命的住在紫坪铺。少了好几个人的口粮，生活越是困难，我们每月用二两清油炒上盐巴下饭，每顿要吃一大锑锅红苕叶或海椒叶，最难吃的是把玉米心切成细细的颗粒，粗糙得刺喉咙，吃后就解不出大便。实在是馋了，就去灌县城里花上5元钱，买1两用“古巴白糖”做成的糖果，吃了舌头就起泡；还有一次，林波伙同邻居一个小孩，去农民的地里偷麦子吃，回来怕挨打，看到我就吓得哭。

我们虽然害了程度不同的水肿病，总算幸运的活着出来了。

大跃进带来的“浮夸风”，在紫坪铺工地上很突出，到处都在弄虚作假。开挖土石方的定额，本来每日每人一方多，到后来层层加码，甚至加到三十方，这能完成吗？混凝土也光顾了“放卫星”不讲质量，用黄泥巴来代替水泥，到后来引水明渠通水，前面敲锣打鼓在欢呼，后面岷江一涨水就把明渠冲垮了，白白的花了几千万元，还造成了不少后患。到后来整个工程都被迫停工，四川其他的十个水电站，除重庆市委支持的大洪河电站建成外，其他的都被迫下马。

诗伯走了

就在这期间，诗伯去世了。

1960年7月23日，我接到了宁君由重庆发来的急电：母亲病危，速来。我知道不到最危急的时候，宁君是不会发电报来的，诗伯“五一”过后才进的医院，病情却发展得很快，看来是凶多吉少。我立即拿着宁君的电报去请假。还好，没有人为难我。我草草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天亮就启程，走到灌县正好遇到工地的汽车去成都运货。这些驾驶员大都是狮子滩工地来的，跟我很熟，打个招呼就上车，当天赶到成都乘上了晚上的火车，第二天早上就到了重庆。我赶到两路口市文联的宿舍里，三步并做两步上了楼，门大开着，一眼就看见宁君的表妹正在用纱布条给女儿抗美头上扎白花，见了我两个人都大哭起来，抗美抱着我哭着说：“爸爸，你为啥不早一点来嘛。外婆她昨天下午就……”

宁君回来，说起诗伯临终前一直想见我一面，一家人又哭了一阵。我提出要去见诗伯的遗体，亚彬在一边说：“算了吧，不用去了。”我坚持要去，亚彬板着面孔说：“文联的意思，你不要去了。”

我问为什么，他说不知道。

在当今世界上，我可以豪无愧言地说：只有我在诗伯心中的印记最深。她疼我爱我超过任何人，包括她的儿女。我最理解为什么她在临死前一再的喊着我的名字，因为她有很多心里话只能对我说。可是现在，我连最后见她一面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是谁，是谁有这么狠毒的心肠！

若干年后，我问到文联的有关同志，他们异口同声的说：我们怎么会做这样不近人情的事呢？这是你的小舅子的意思啊。事后宁君告诉我，她弟弟当时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一个右派，连帽子都没摘掉，还有脸去见老人！”

我伤心欲绝，在屋里嚎啕大哭，从此大彻大悟，进入了人生的另一境界。

一年之后，我终于摘掉“右派”帽子，随后受四川省文联的调遣去了成都，和宁君一起整理诗伯的回忆录。

对于诗伯回忆录的关注，开始得很早。刚刚解放的时候，就有很多单位知道了她的传奇故事，请她去演讲。后来邵子南同志又打算将她的生平写出来，并为此多次约她讲述。到了1954年，时任西南文联主席的沙汀同志提出要将诗伯的回忆录整理出来，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并且专门组织人员帮助她记录口述资料，还在重庆市对外宣传的画册上，登载了她做画的彩色照片，几乎就在此同时，《红岩》的创作也开始了，罗广斌等人在对诗伯进行长时间访问后，还专门去了华蓥山地区诗伯战斗过的地方进行了实地采访，并在前期写成的《禁锢的世界》中，写进了诗伯回忆录中的许多故事。由于对两部作品的期望都很大，沙汀同志特地指示罗广斌他们说：“联诗同志的故事另外要写一本书，你们书中关于她的情节不要用得太多了。”他希望《红岩》中的老太婆，是一个虽然着墨不多、却很受读者喜欢的传奇人物（这一点果然不出他所料），希望我们把陈联诗自己的生平经历，写成“中国的战争与和平”。

1960年的夏天，诗伯去世，四川省文联将刚刚摘去“右派”帽子的我和宁君借调到省文联，正式开始了对诗伯遗稿的整理工作。我们先后十多次去到家乡岳池县，访问了陈联诗和廖玉壁的亲朋好友、邻里乡亲、当年的游击队员和农民、同情与支持过华蓥山游击队的民主进步人士、与之对立的保甲长和反面人物，以及省内有关人士约二百多人，收集了上百万字的资料和许多珍贵的文物，然后在沙汀同志的指导下，结合诗伯的回忆录，陆续整理出一些篇章。1962年的冬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主编韦君宜到四川组稿，经四川省作协推荐看了刚刚整理出来的这些篇章，在四川宾馆约见了我们，决定由该社来抓这部书稿的出版，并指派小说组组长王仰晨（王树基）做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老王跟着我们，在重庆等地采访，听到了很多陈联诗的故事和人们对她的评价，并为我们提出了很多非常宝贵的意见。

这个期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在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写的一封信中，提到了这段时间我们的工作，信上写道：

……

陈联诗（《红岩》上双枪老太婆的原型）的遗稿，现在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我曾向各方面鼓吹，也向你们谈过）省文联已将陈的女儿廖宁君，女婿林向北二人调出来专门整理、写作，这是一件大好事。

最近，廖、林两人来渝收集材料，也找了我们，我们鼓吹他们认真写好，弄出一部四川的《红旗谱》。林、廖均有文化，又是地下党的干部，（林后来成为了右派，现在脱了帽子）且情况熟悉，是有条件写好的。我只有一点耽心：他们求成心切，对困难（指提高作品的思想、战斗力方面）估计略少。但是，很多领导同志的关心，还有沙汀同志在掌舵，问题是不大的，写好的可能性相当大。何况一稿不成还有二稿三稿，直到成功。

这件事 ，有点遗憾的是：青年出版社没有抓住不放，现在人民出版社读了遗稿（你们见过的），认为大有搞头，已派王仰晨来川，由蓉至渝，跟着林、廖跑，看样子，人民出版社准备花点本钱，志在必成。事已如此，青年出版社已不便硬插进来了。

只有一点，《红旗飘飘》曾向廖约写回忆录，廖有意先将遗稿清理出一个中篇的回忆录，并给《红旗飘飘》（这点是“有意”，并非定论－－请注意），然后给人民出版社写小说，她说是走我们走过的路。但是《烈火中的永生》并非和她想象的一样。情况并不完全相似。（《永生》实际上是一篇讲稿，也是《红岩》的第一稿的摘要），所以我并不太赞成她这样作，任何事情，都不应该依样画葫芦，硬要找“规律性”，也不一定就对。但是，想到《红旗飘飘》已初步向她约稿，她又有意，我也不打算过分泼冷水了。这点，若是《红旗飘飘》是一般的约稿，并未寄于过大的希望，也就罢了；若是确也有意，我想，还可以进一步联系，才能拴得住。

……

广斌

1962.5.14（注：此信现存中国青年出版社《红岩》档案第108号）

1964年，我们在生活环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终于完成了四十万字的初稿《华蓥风暴》，在文联为这部初稿组织的讨论会上，许多行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积极的支持，罗广斌同志专门做了发言，认为这部书稿不但可以在国内出版，而且可以走向世界。

正当我们积极准备修改出书的时候，“四清”开始了，接着就是“文革”，一切都变了调，有的人甚至对此书“反戈一击”，很多人都受到了牵连，沙汀同志自然是首当其冲，我们全家也因为这本书被“打入另册”，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却受到了茅盾先生的关怀。先生先是受我们之托，找到韦君宜同志了解书稿的情况，接着又在没有办理退稿手续的情况下，为我们取回了那套完整的《华蓥风暴》，这对于因为多次抄家资料散失严重的我们，真是如获至宝。1975年，宁君因为忧愤成疾，不幸去世，享年才50岁。茅盾先生知道后，立即寄了三十元钱，托人送来花圈，并写来一封非常诚挚的信。信中说：“革命前辈联诗同志玉照英姿飒爽，觉小说《红岩》写之形象赫然在目，钦仰无限，事业永在，将来历史自有评说，《华蓥风暴》目前未能问世，幸原稿尚完整，正如沙汀、艾芜两同志所说，当俟诸他日。所有尊惠照片当珍藏，亦以你家革命家史自勉，且勉励儿孙辈也……”以后还托人来告诉我们：你们今后整理这本书，要让它既有文学价值，又具有历史价值。

打倒四人帮后，沙汀同志多次催促我完成此书。1992年7月12日，我带着孩子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双目失明，听说我们决定重新整理这部书稿的时候，很高兴的说：“早就应该这样了。快点搞出来，出版了送一本给我，我让他们念给我听。”接着我又带着孩子们去省医院干部病房看望艾芜同志，他听了我们的打算后很感慨的说：“这件事情只有你们自己才能够做好。这些年有人利用陈联诗的故事，胡编乱造了一些东西，弄得不伦不类的，陈联诗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生气的。”基于这样的感慨，他为我们还没有出版的书题词：“把真实的联诗同志介绍给读者”。

三年后，诗伯的回忆录被整理成50万字的《“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2000年，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又出了另外一个版本《真实的“双枪老太婆”陈联诗》。

2003年，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革命烈士纪念馆，为诗伯设立了专门的革命事迹陈列室。

一部以诗伯的回忆录为蓝本创作的评书《双枪老太婆》，在全国十一个省十三家电台播放……

从解放初邵子南同志为诗伯记录回忆录开始，到这部书稿的出版，整整四十个年头，诗伯与华蓥山游击队的冤情，终于大白于天下。现在，我以89岁的高龄，又完成了手中的这部书稿，写出了我们两家人的坎坷波折，想来诗伯她老人家与我的父亲，还有先我而去的宁君，都应该含笑九泉了。

六（上）

为华蓥山游击队“翻案”

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亿万中国人民都推到狂热的火山口。他提出了“造反有理”的口号，可是要造谁的反，怎么样去造反都没有指明，大家又用不着问，反正“造反”没有错。因此，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兵农工学商，都天不怕地不怕地造起反来。

当时有句口号对我们很有吸引力：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诗伯曾经战斗过的华蓥山游击队。从1926年的军团冲突开始，中间经过迎接红军的1932年起义，直到1948年的迎接解放的武装大起义，华蓥山区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军阀、地主、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武装斗争，许多党的干部和游击队员壮烈牺牲，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可是解放后，由于对地下党的偏见，再加上地方上不明真相的习惯势力，一直认为这是一支土匪队伍，好多游击队员和家属也一直被当成土匪和土匪的家属，被作为革命的对象打击迫害，甚至流离失所，妻离子散。诗伯曾经为此奔走呼吁，要恢复华蓥山游击队的本来面目，可惜壮志未酬。现在作为游击队的后代，作为这支队伍的领导人的后代，我们理所当然的要把这段“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要造反，就要有个组织，就像全国风起云涌成千上万个造反组织那样。我们这个组织起了个名字，就叫“华蓥游击战团”。有了组织还要有个刊物，我们为刊物起名叫“华蓥怒火”，刊头是由孟伉伯父亲笔提写的，他既是当年诗伯的老战友和崇拜者，又是川东游击纵队的司令员，还是全国著名的书法家，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都为刊物增光不少。刊物的第一期刊出了《华蓥战团》成立宣言，旗帜鲜明的提出要为华蓥山游击队及死难烈士和游击队员及其家属平反。特别是在有一期的“华蓥怒火”上编了100例事实，来揭露“走资派”迫害四川地下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斗争，以及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在“反右”中大整地下党员的情况，这些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荒唐事例，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纷纷给以转载评论。与此同时，我们还在成都、重庆、岳池、广安等地访问了200多位知情人士，其中有当年四川省的负责人和一些游击队员及其家属和游击区的群众，有廖玉璧、诗伯的亲友、邻居，他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情况，并献出了当年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物，为了表示慎重起见，他们对所谈的材料都盖上私章、手印，我现在还保存有很多这样的访问记录材料。当时我们家很穷，采访不但辛苦，遇到不少危险，而且交通不便，为了投亲靠友，解决吃和住的问题，每天要走上数十里路。其时正是武斗期间，各派都在路卡上站岗放哨，也不知道是哪一派的，稍微问答不对头，就要吃苦头。宁君和我去到罗渡溪，那里正有敌对的两派在打仗：一派是造反派，要为游击队平反；一派是保皇派，说游击队就是土匪；我们怕找错了门路，在一个田边躲了半天，最后才找到一个老游击队员的家属，把我们引到中和镇宁君的家乡。

总的来说，几次调查访问都是顺利的，没想到回到重庆，宁君与她弟弟亚彬大吵了一架。

亚彬很气愤的说：“你不要给我找麻烦，有人正在说我为父母翻案。”

宁君理直气壮的说：“就是要为父母翻案，你怕，我不怕。”

“你怕啥？你啥子都没有！现在造反派正要考虑我当‘三结合’的领导干部，我不能让人抓住把柄。父母的事情只要时机成熟了，组织上自然会考虑解决。现在你闹翻了，顶屁用。”

“亚彬娃，没想到你现在变成这样，为了当官，就连父母都不要了。”

“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我同意，这事不要你管，你也管不了我。”

就这样，宁君气冲冲的到文联野谷家去了。从此以后，两姐弟就很少往来。

宁君回成都后，就根据过去所掌握的材料和这几次调查所了解的情况，整理成书面材料，上京向“中央文革小组”告状，谁知走错了庙门－－1968年，正是掌握“中央文革”的江青发话，说“华蓥山游击队叛徒多的很”－－当然毫无结果，空手而归。

尽管我们又一次希望落空，但通过这一系列采访，我们掌握了大批珍贵材料。打倒“四人帮”之后，上面提出了“拨乱反正”的口号，各地开始了清理历史错案的工作，1983年由岳池、广安、武胜、华蓥市党史部门联合组成的“三十年代华蓥山武装斗争编写组”，花了三年时间，写成了一本书，肯定了华蓥山游击队是党所领导的一支武装队伍，同时在岳池、广安党史刊物上写出了廖玉璧、诗伯传记，也肯定了他们的革命活动……这些成果与我们提供的这些资料是分不开的。

1982年6月，岳池县正式向我们颁发了国务院给廖玉璧的烈士证明书。

建立传单交换站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一大批老地下党员也还像我一样，抱着“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的决心，从全川各地来到了成都，住在四川大学。是这个学校有几个学生是地下党的后代和亲人，他们组织了一个“826联合调查组”，专门调查四川原地下党受迫害的情况。

在调查组的重点调查对象中，有一批解放后曾经身处高位的地下党员，如原川西行署秘书长杜桴生，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副部长陈孟汀、王匡时，万县专署副专员赵唯，重庆市委秘书长李子舟，办公室主任廖伯康，《红岩》作者罗广斌、刘德彬，泸州专署副专员廖林生等。初步调查的结果是：解放后任县一级以上的地下党员，除了打成“反党集团”之外，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被打成“右派”，除一般右派、极右派外，还有暗挂右派、先天右派、公摊右派、抓阄右派、未打出右派的单位领导是右派……总之，当时真是随心所欲，看领导的“高兴”。对那些不低头认错、认罪的，一律被认为态度恶劣，打成“极右派”，送往山区劳教，十之七八被整死、饿死、病死在那里，以后连骨头也找不到。像我这样的“右派”，从受苦受折磨的程度上看，简直排不上号，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从四面八方来的“难友“们相会在一起，大家感到当年没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和屠刀下，解放后也没被那些有权有势的“左”王爷们害死，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当时都有一个乐观的估计：这回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号召，要我们起来造反的，一定会给我们第二次翻身求解放的机会，于是大都忙着写自己的申述材料，早日送上去，争取早日获“解放”。由于前景乐观，大家总是高高兴兴的，只要哪个身上有钱，都要他作东道主请客，痛饮一杯。特别是赵唯，熊曙东（达县专区副专员），一天不饮酒就过不去，此情此景，又回到解放前那种“穷快乐”的地下生活。

我这个人一向是不甘寂寞的，觉得在这大好的形势里，除了写“申诉”，自己还应该“有所作为”－－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除了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人类嘛。我看到市面上各派造反组织发的传单满天飞，虽然是内容无奇不有，消息形形色色，但是每一家的信息渠道和宣传内容都有一定的局限，如果把大家的传单都集合起来，内容不就会丰富得多也全面得多吗？于是就想搞个传单交换站，肯定受欢迎。说干就干。我每天骑上自行车，先到那些大的造反组织那里去收集传单，然后带回家，集中起来，根据下设“联络点”的多少，分成十几二十堆，下午就有另外一些造反组织到我这里来取，同时也把他们的传单带过来，第二天再由我分发出去，互相交换－－当然了，这其中也有我们办的《华蓥怒火》。我家的“交换站”，果然大受欢迎：各个造反组织都想把自己的信息尽快传播出去，同时又可看到外面的信息，增加见识。“生意”越兴隆，我的干劲就越大，有时自己忙不过来，就给孩子们分摊些任务，一家人都卷入传单交换站里，忙个不停。

当然，我们是有倾向性的。因为我们是兵团826观点，只能收同观点的材料，有时也收些其他观点的材料，以作“批判”用。

有一个老战友的爱人姓吴，当年是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又是党的外围组织的成员，在重庆学生运动中，是“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的积极份子和领头人，解放后是川棉一厂有名的“女状元”，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文革一开始，全厂内外的大幅标语都是出自她的手笔，现在成了我们造反的“亲密战友”。她不但文章写得好，蜡纸也刻得又快又好，而且油印技术也好，一般人刻一张蜡纸只能够印几十张，她可印上150到200张，印得清楚美观，送到读者手里，人人称赞。因为要等她把传单刻印出来，我往往是深夜才能够往回赶。有一次，我骑车到猛追湾，前面有两个站岗放哨的造反派将我拦住，问我是什么人，为何深夜还在街上转。我说是去看一个亲戚的。一个人忽然看见我车后夹的一个布包，就问是什么东西。我说：“是一个人叫我带给二医院一个病人的，我不知道是装的啥子。”那人不相信，抓过布包要检查，我心里暗暗很着急：因为这个地方，常常会碰上兵团的死对头－－东郊“红卫东”的人，要是遇到的是他们，看见是兵团派的传单就麻烦了。谁知道那人一看传单，笑着说：“误会、误会！以后不要太晚了。”原来他们都是“兵团“的，我才松了一口气。

“华蓥战团“的油印刊物“华蓥怒火”，都是先前为我们刻印《华蓥风暴》的钟开林刻印的。当年他在川大也是刻蜡版，收入微薄，虽然为我们刻一张蜡纸只有四毛钱，但一天能刻上三四张，也对家里有所补助。在文革中，我们把他也吸收进了“华蓥战团”，“华蓥怒火”的刻印，全倒交给了他。开林为人老实，工作刻苦认真，每次总是按时刻好，有时还印好送来。我们两家常常走动，成了好朋友。他家院子里有一架茂盛的“白玫瑰”葡萄，每当葡萄熟了的时候，我总要去他家吃个够，还要带回一些给孩子们吃。后来，通过他夫妇的介绍，开林的小弟开友就与抗美相识相爱，直到结婚。

“牛鬼蛇神”接待站

我这个好客之家是久负盛名的，在文革中更是表现得“登峰造极”，来自四面八方的亲戚朋友，特别是地下党的老战友，或者是被造反派斗来斗去，在原地呆不住；或者想躲武斗，都往成都跑。他们一到成都，就要来我家“报到”，有的是来相会问好，有的是为了了解情况，有的是希望我帮助解决些问题，也有不少是来找住处的。不管是何原因而来，我都热情接待。当时我同宁君两人的工资124元，还要管5个孩子的生活，其境况困难可想而知。但我不能叫穷，打肿脸充胖子，住地一楼一底，自己家里七个人，客人来了，哪怕是我们暂住别家，也要腾出来给客人住。若干年后，常有朋友说：“我来成都住在你家里，你就记不得了？”我确实记不起来了。

钱不够用，孩子们就想办法。大女儿抗美带着妹妹们，去卖报纸。各家造反派都办得有报纸，大张的四分钱一份，小张的两分，还有一些小册子也是五分六分的，每卖一块钱，可以得一角五分钱。天晴下雨，刮风落雪，几个女儿都上最热闹的春熙路，分成两个摊往街口一站，就开始吆喝，最多的一天，可以卖到400份，一个月下来可以得五六十块钱，在那萝卜两三分钱一斤的时代，这可是个大数目啊！

文革中，机关造反派斗争我时说：“你家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牛鬼蛇神接待站。”同时拿出一份名单来，我接过名单一看，共有151人，这一百多人有名有姓，确实来过或住过，他们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啊？造反派又说：“你心好狠啊，把孩子的肉票都要拿去招待那些牛鬼蛇神。”

我说不出话了，眼泪不住的流了出来。

我可怜的儿女啊，为了“理想”、为了“战友”，爸爸我做了这些对不住你们的事，原谅我吧，将来一定会对你们好的。

我是“三老会办公室主任”？

正当我们兴高采烈，准备迎接“第二次解放”的时候，忽然又是风云突变－－1968年3月15日，江青在的对四川造反派的讲话中说：“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叛徒太多，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一时间狂风又起，满街的人抬着领袖大像，高举红旗，敲锣打鼓，满街的标语、横幅红成一片，欢呼中央首长的讲话，大揪地下党的叛徒……把我们的“美梦”击得粉碎！

1968年12月28日这一天，大祸临头了。

这天上午，我抱着一大包白纸，前往文史馆，请孟伉伯父写几张“四个伟大”，和毛主席诗词，准备用染成颜色的细沙子和胶水贴在纸面上，以表示对领袖的“三忠于四无限”。刘伯父写完字后，忧心忡忡的对我说：“向北，情况不妙，你看了最近报纸上的消息了吗？要出事啊……”停了一下，他又接着说“昨天你们单位来人了解你的情况，你要小心，要做好思想准备啊！”

谁知这一次见面竟成了与刘老的永诀。就在这天下午，全市一齐动手，把我们这批早已列入黑名单的所谓“牛鬼蛇神”，一齐被关进了牛棚。我所敬爱的孟伉伯父也不例外。

我们的牛棚设在机关内，男牛棚在总工程师办公室，里面关着的是局的各位领导和以总工程师为首的技术权威，及一些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再加上我和余寿山两个“右派”死老虎。另外一个牛棚设在政训室的旁边，这叫“女牛棚”。宁当然是君其中的“重犯”。

进牛棚后的第一审，就是要我交待参加“三老会”的罪行活动。这真叫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所谓“三老会”，也是江青在“3.15讲话”中提出来的“反动组织”，指的是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组成的一个“反动组织”。后来才知道，原来根本就没有“三老会”这个组织，是那些专门以整人的家伙，根据一个老同志的组成的造反组织－－“七一联络社”，虚构出来的。

提起“七一联络社”，就不能不提到程占彪。程占彪何许人也？四川南江人，1934年参加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在王震任司令的卫戍司令部当参谋长，临近解放时又调任进军四川的川干团任参谋长。解放后，历任重庆企业局局长、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等职。在文革中，他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组织一些老干部共谋国是，在这些老干部中，也包括老红军和老地下党员。我在重庆时曾与程占彪有接触，也曾经受朋友之约，曾参加过他们两次座谈会，大家口口声声说的都是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毛主席又有了什么指示，我们又应该有什么行动，哪里敢反党反毛主席啊。

自从江青说了要抓“三老会”，四川各地特别是成都重庆，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不管你做了什么，只要是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统统列入黑名单，带上“三老会”的帽子。一时间，“三老会学习班”“三老会集训队”“三老会反省院”“三老会劳改队”等各种形式的牛棚马棚应运而生，弄得人心惶惶，血债累累。

在审问中，我既不承认有什么“三老会”，更不承认加入过。我只是把与程占彪召开的两次座谈会如实的谈了。造反派当然不满意，后来干脆造谣，说我是“三老会”的办公室主任。

各个造反组织都想在这个问题上立大功，连一向保护我们、甚至为地下党摇旗呐喊的川大826派，也无情的反友为敌。

抄家

我同宁君被关在机关的“牛棚”里，大儿子民涛在昆明的学校里“闹革命”，只有抗美带着几个妹妹在家，一看形势不妙，就忙着藏东西。首先是诗伯的那套口述记录本，先是藏在公共厨房废弃的柴灶里，后来又藏在地板下；还有诗伯的画，照片，各种遗物，《华蓥风暴》，我们到岳池广安采访的记录本，各种会议的笔记本……最后连一套塑料皮精装的《毛泽东选集》也藏了，藏的地方上至屋顶天花板上的房梁上，下至公共楼梯的夹层里，就连床头挡板的层板都撬开了，放进了诗伯在1926年画的四张绢画。果然不出所料，很快就来了抄家的。先是机关的造反派，抄了一阵没找到什么东西，悻悻地走了。然后就是“826”一个叫陈红兵的小头目，押着一个常常进出我家的川大学生带路，开着两部吉普车来了，翻箱倒柜，抄了满满两车东西走。当时已经是家徒四壁，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最心疼的是他们抢走的那一批书。那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开始整理《华蓥风暴》的时候，每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书，责任编辑王仰晨同志就一次一次给我们寄过来，从1962年开始一直寄到文革前夕；还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沙汀同志要我们读“水浒”“红楼”，我们就买了全套的《水浒传》，《红楼梦》，罗广斌说要参考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三红”，我们就去买《红岩》《红旗谱》《红旗飘飘》，加起来怎么也有好几百册。另外我的五十多本日记也全部被抄走。我有写日记的习惯，解放前由于环境特殊，时断时续，解放后则从未间断，有时忙不过来，过后也要补上。这五十多本日记被抢走，对我来说是最伤心也是最惶恐的事情。

第一次抄家后没几天，陈红兵这个小土匪又带着一帮人来了，人人手里都有一支枪，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抗美和他吵起来，陈红兵跳上我家的桌子，骂她说“你妈老汉都是为华蓥山的土匪叛徒翻案”！三女儿林鹤指着他鼻子骂他才是土匪，陈红兵当胸一掌，把林鹤从屋里掀到了屋外，一个小年轻把手里的枪一横，枪口就对准了林鹤，抗美冲上去把他的枪往上一托：啪啪啪！一唆子弹直射天空，把那小年轻自己都吓得脸色发青。大门外围观的邻居们也吓坏了，吐着舌头说这女子，胆子好大啊！！

陈红兵带着人继续在家里翻箱倒柜，抗美趁着他们不注意，从邻居家翻墙出去，跑到三里路以外的警备司令部报案，说有一群人拿着枪在我家抢劫。当时正是上面要求军队收缴群众组织武器弹药的时候，警司马上集合战士，跑步出发。待到抗美回到家里的时候，那帮小土匪一架逃之夭夭。

我们这些自持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老革命，当年在敌人的心窝子里闹革命，进出无人之境，现在竟被这些毛头小子欺负得没有还手之力，真他妈的见鬼了。

这莫须有的所谓“三老会”，最后也搞不出个名堂来，只好不了了之，可是因此而受迫害甚至被整死的老同志不知道多少。哪知所谓“革命小将”他们也有父母，当他们以后活到老时，想到当年对待老革命的所作所为，不知有何感想。

牛棚趣事

每人一首“三句半”

大约是1967年，江青的“3.15”讲话之后，我被打成“三老会的办公室主任”，关进了“牛棚”。此时“运动”已经进行到了“中期”，批斗之类的事情大家都习以为常，懂得了苦中寻乐，所以日子过得也还悠闲。每天最重要的仪式，是“早请示晚汇报”。早上大家去到人来人往的食堂，在毛主席像前站在一排，低着头齐声朗诵：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到了晚上，也得到食堂去站成一排，一个一个地对毛主席像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牛鬼蛇神跑不了，我也跑不了！声音小了不行，念错了更不行。可是越是不行越是要出错，一次一个“牛鬼蛇神”居然把“我也跑不了”念成了“毛主席也跑不了”，被当成“现行反革命”狂批滥斗，然后被罚去专门扫厕所。

“牛棚”里每天的活动安排，是上午劳动，下午学习，晚上一般自由活动，其中劳动是我们最向往的时光，通常是在机关大院里打扫卫生，大家有说有笑的，时间过得飞快。下午学习，事实上也是休息，指导员一来，大家鸦雀无声，低着头看“红宝书”；指导员不来，大家就摆龙门阵，说些笑话。笑话说多了，惹得我诗兴大发，为每个“棚友”都写了首“三句半”，拿当时时髦的话来说，算是“给牛鬼蛇神画像”。

有个“棚友”名叫田福良，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占区当了个“两面政权”的村长－－相当于《地雷战》里的那个表面上为日本人办事、暗地里却为八路军办事的村长。村子里有个汉奸的老婆，怕男人的恶行得罪了八路军，将来没好下场，就暗地里向他献殷勤，送了几件花衣服给他的女人。此事被造反派查出来，就把他当成“日伪汉奸”来批斗，气得他在“牛棚”里整天闷着头抽纸烟，从不发言。我写了首“三句半”送给他：

“日伪汉奸”田福良，偷了几件花衣裳，每天只是把烟抽，不开腔。

又有个“棚友”叫王国新，是个研究锅炉的专家，是从锅炉房里抓出来直接送进“牛棚”的。造反派为了方便批斗，把他的名字倒过来，叫他“新国王”。我为他写的“三句半”是：

王国新来新国王，胆大包天当皇上，悬赏寻找窝藏地，锅炉房。

又如总工程师吴锡赢，是我们四川电力部门高级工程师，工资高却又省吃俭用，攒下大笔存款，算是一个大“财主”。运动一来，到处都抄家，他吓得把金条藏在地板下，后来被挖出来，自己也进了“牛棚”。我给他写的是：

吴锡赢呀吴老总，电力部门一富翁，金条藏在地板下，一场空。

……

这些“三句半”，很快在群众中广泛流传，“文革”后我们一见面，总要念上一遍，回忆起“牛棚”里那些荒唐的事情，大家灿然一笑。看来只要有才能，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都用得上。写打油诗也是。

形形色色的大字报

“文革”中，我很热衷于写大字报，一来“炫耀”了自己的文笔，二来借此一吐胸中的闷气，写起来也很痛快。我的大字报就是自己写的检查，洋洋洒洒一写就是十几张，把整个宣传栏变成了我的“检查专栏”。造反派要我检查“为什么要翻‘右派’的案”，我就先说当年事实上是怎么一回事情，可是结果又成了怎么一回事情，因此自己是如何如何的不服气，如何如何觉得很冤枉。然后就狠狠开始“革命大批判”：这种态度不好嘛！身为一个共产党员，这是经不起考验嘛！因为是真是假组织上最终是会弄清楚的，自己怎么能去“翻案”呢？这不是成心破坏组织的威信，违背组织原则吗？……

造反派说我这是“假检查真翻案”，可是群众很欢迎，说我的大字报“有内容，有嚼头”，又长又好看，是个“检查专家”。为此我曾经宣布，要去大街上摆摊挂牌，专门代人写检查，而且保质保量，不过关不收钱。

“文革”中互相揭发的大字报虽多，内容却多是些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的东西，又没人来追究责任，到后来谁也不把它当真，随便胡说造谣都没关系。有一天，机关里的老石给我贴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大右派林向北吃汤圆不给钱”，说的是我在春熙路碰到他，请他去吃“赖汤圆”，我吃了三碗，他只吃了一碗，付钱时我才发现自己忘了带钱，只好由他付了二元钱。他由此很生气，以至于后来我要还钱，他都没要。文中写的时间、地点和天晴下雨，一样样都清清楚楚，不由你不信。后来我问他：你的大字报写得那么生动具体，可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看不出来，你编故事的本领很强嘛。老石笑着说：他们知道我与你关系很好，不写过不了关啊。胡乱编点小事情，应付一下了事，我交了差，你上不了纲，大家看着有兴趣，一举多得嘛。

老石是工人出身的干部，五十年代我们在狮子滩修水电站的时候，他就与我的爱人廖宁君同在工会工作，到成都的机关后我们又是同事，关系处得不错。后来他夫妇因意外事故相继逝世，合葬在他的老家长寿，三年前我有机会去长寿，特意去到他们的墓前祭扫，以示怀念。

六（下）

地下航线

以往的电影里一演到国民党审讯共产党，总有一些套话。比如说那“国民党”对“共产党”说：“实话对你说了吧，这些事情你的上级（或者是下级）都已经招了，你被自己的同志出卖啦！还为他们保密做什么？我看你还是说了吧！”“共产党”则昂起头，大义凛然地回答：“你们既然都已经知道了，还来问我干什么？”

没想到这些蹩脚的伎俩，被造反派学到了。

他们分别把我和宁君关起来，先去对宁君说：“你们做的很多坏事，林向北都交待了。他把责任都推到你身上，你不说不但保不住党籍，还要受行政处分。你还为他瞒什么？”

转过来又对我说：“廖宁君写了很多检举材料，揭发你在外面伙同那些右派翻案，你还不争取主动，坦白交待，到时候她倒是立了功赎了罪，我看你怎么办！！”

他们忘了一点：不但我和宁君，连我们的父辈也是干“地下党”出身的，各种各样的秘密技巧都已经烂熟于胸，更何况他们的这些招数比起真正的国民党来，简直差得天远地远，哪里是我们的对手。其实我们对于外面的大形势，造反派内部的动态，我们互相的“交待”内容和造反派“审查”的情况，都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因为我们有条“地下航线”，“航船”就是我的几个女儿。有时候二女儿林波来送衣服，把字条夹在衣服的袖子里，造反派要检查，她提起袖子抖了又抖，一看什么又没有，造反派一挥手让她进来，结果字条在她手里捏着呢。有时候大女儿抗美把饭做好，带着三岁的平儿来送饭，平儿一见我高高举起饭盒：“爸爸今天吃干饭！”那字条就在饭里埋着。直到今天，我还要为此事感谢老石，他把造反派对我们的态度、打算，都写在纸条上写得明明白白，让我们心中有数，应付自如。

想当年我们打下了天下，满以为从此结束了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斗争”，过上了扬眉吐气的日子。没想到解放十几年后，还得让孩子们接着干，真不知道应该对于孩子们的机智而高兴，还是应该为她们而悲哀。

“杨白劳”耍大牌

“文革”中成立了很多“专案组”，为了收集整人的资料，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外调”，说白了就是拿公家的钱，出去游山玩水，公费旅游。这门差事大家都争着干，那些掌了权的造反派头头自己耍得不爱了，就让兄弟伙们也出去逛逛，所以“外调”的人员多得不得了。

据单位造反派的头头说：来找我写“外调材料”的，比全局加起来还要多，多得那些外调人员只得住在招待所，每天早早的就有十个八个到外调办公室来排班站队。有些态度好点的，说得我高兴，当天就能取货；有些“比着框框”来“卖鸭蛋”的，或者是想搞点“逼供信”的，我就对不起，在办公室里大吵大闹，闹完了让他等上个三天五天也休想得到我一个字，理由很简单：生病了，不能写；要不就是事情隔得太久，要想一想，至于多久才能想起来，不大好说。有的等不及了，就找“头头”来求情。“头头”放下架子来找我，说老林你看，我们这个外调办公室都变成了“林办”，专门为你服务，希望抓紧时间写出来，也让我们减轻一点压力。我拿起架子，说你倒是应该告诉那些外调人员，让他们把态度放好点。“头头”说对对对，我们早给他们打招呼了，说你是服软不服硬，不要硬逼。

有一次，重庆市党校有个女的外调人员，来调查我妹妹林梅侠的情况，看样子想给梅侠找点岔子。我心里老大不高兴，三天后才给她写了材料。她看了我的亲笔材料，说这不行，还得盖手印。我当时火起，刷刷把写好的材料撕了个粉碎，在上面“啪”地一巴掌：“我又不是杨白劳！”说完后就径直回到“牛棚”。“头头”来说了很多好话，我第二天才又写了一份，让她拿走了，还是没盖手印。

解放后，我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运动，这类事情见得多了，原先还指望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做人，谁知道还是个“摘帽右派”，和原来没什么区别。我成了“死猪不怕开水烫”，说我态度不好，顶多再多给我一顶小帽子，无所谓。

火炭落到自己的脚背上

文革中流行“入党做官论”，就是说想做官，必须入党，入党的动机就是为做官。为了表现自己“立场坚定觉悟高”，一定要对“牛鬼”划清界线，恨得越深、斗得越狠，入党的希望就越大。

机关里有个W女士，在斗争我的大会上说：“解放前我父亲受地主的压迫，现在这些‘牛鬼蛇神’又要来压迫我们，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听着她说的这些话，觉得有些蹊跷，斗争会完了闷着头往前走，路过厕所正想进去小便，却被后面跟着的W女士一把拉住，高声大骂：“你这个右派、流氓，跑到女厕所来干嘛！”说着就围过来一群人，不由分说将我痛打了一顿。

不久就有更想表现积极的人揭发：W女士的父亲之所以“受地主的压迫”，是因为给地主当“狗腿子”，而W女士本人的历史也并不“清白”，最后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多次“检查”都过不了关。以至于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看见我，都躲躲闪闪，那样子直想挖个地缝钻进去。

火炭终于落到了自己的脚背上，不知道那个时候，W女士对于“积极表现”有何想法。

还有一个想入党的“积极分子”，专门看管我们这群“牛鬼蛇神”，一天早晨见我在院内做早操，很不高兴：“你还安逸呢，悠哉游哉的做起早操来了。好！给你一个锻炼身体的好机会：围着院子跑20圈，跑不完不许休息！”

跑一圈大概是200米，我初先满不在乎，不过增加一点运动量，反正成天坐在“牛棚”里闷得慌，借此多活动一下筋骨也好。谁知那时候，营养跟不上，不能再和年轻的时候相比，结果只跑了15圈就晕到在地。

“头头”们知道了，急了，指着那“积极分子”的鼻子说：“要是真的出了人命，就不是你入党不入党的问题了，而是你脱不脱得了手的问题！”说着赶紧把我抬到医务室，打了一剂强心针，我睡了两个钟头才渐渐醒过来。从此他们再不敢体罚我了。

所以说，入党的心思不要太迫切，否则你将是祸兮福所藏，我则是福兮祸所倚，适得其反。

“九.一三”的巧合

文革中我在牛棚里，唯一的工作就是写材料，写别人的同时也写自己。写着写着，这一辈子悲欢离合，沧桑冷暖，一桩桩一件件都涌上心头，成了写自己的回忆录。我因此多留了个心眼：任何材料都用复写纸一式两份，交一份上去，留下一份悄悄交给孩子们带回去好好保存。

1971年，林彪“九一三”爆炸，实际上宣告了“”文革”的失败。单位上专门为我设立的“林办”也取消了，宣布退回所有关于我的材料，材料包括我自己写的“交待”、检查，外调材料和别人对我的揭发材料，总共913件，和林彪爆炸的日期一模一样。

我找了一辆板车，把这些材料装回家，它们成了我的“宝贵财富”。这些年来，我能写完50万字的回忆录，发表了近20万字30余篇回忆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就靠这“913”份材料的功劳。毛主席说：坏事有时可以变成好事。这次这句话我信定了。

一九八五年我刚到北京，见到表叔陈于彤。他告诉我，在“九一三”林彪大爆炸的那天，他同时收到了一份“反对林副主席现行反革命判决书”。你说说，世界上是不是无奇不有？

我要夸个军代表

说起“文革”中的军代表，一般会在单位里支一派、压一派，对于被支持的任其所为，让他们飞扬跋扈，对于被压制的总是百般刁难，让他们抬不起头，因此受欢迎的还真的不多。可是我们单位的军代表，我对他们确有好感。

这位军代表姓高，听说是某军区的副司令员。他到了我们单位之后，同宁君作了一次谈话，然后就把她从“牛棚”里放了出来，理由是家里的五个孩子无人照顾。为什么高副司令对宁君如此“没有原则”？原来有造反派向他汇报，说是关押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为《红岩》里的“双枪老太婆”整理了一部回忆录，题目叫做《华蓥风暴》，那是一本大毒草，是违背了江青同志的“3.15指示”，为华蓥山游击队翻案。这位军代表为了弄明真相，就从造反派手中把《华蓥风暴》拿去看，越看越有兴趣，一连看了四个晚上才看完。然后他对宁君说：这本书太动人了！谁说是毒草？这是一本很好的革命教科书嘛！不要怕，我替你做主。这样的革命父亲和母亲，是你的骄傲，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随后他问宁君有什么要求。宁君说现在身体很糟糕，原来体重是110斤，现在枯瘦如柴，只有70多斤了，想请假同儿子一道去南京治病。高副司令当即一口答应，不但准了假，还同意出外治病的费用可以报销。宁君又乘机提出要转组织关系，这样在外面旅行治病都要方便些。这个要求遇到了麻烦：因为宁君当时的党籍还没有被“恢复”。造反派头头听了高副司令的指示，跑来对宁君说：只要你承认自己是“替父母翻案”，然后写个检查，就可以给你恢复组织关系，开接转组织关系的介绍信。宁君犟起一股筋，坚决不同意，事情就这样僵持下来，最后还是高副司令下了硬命令，事情才解决。

宁君去南京治病，修养了近一年才回来。

敢把“右派”叫同志的人

我们单位上有个副局长叫李克。此人是个老革命，政策水平高，好几次开会时他都拍着身边的座位高声大气招呼说：“请向北同志坐过来！”并对其他同志说，“你们不要瞧不起老林，要不是五七年出了点问题，他今天是不会与我们坐在一起的。”

“文革”一开始，李克就为这事挨了不少大字报，说他划不清界线，包庇我这个右派分子。我私下向他表示歉意，他却不当一回事，说老林你放心，这件事情上我没有错，是他们错了，你的问题迟早是会解决的。

还有一次，也是开我的批判会，林大热站起来发言：“向北同志，请你把问题讲清楚，我们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主持会议的造反派们马上掉转矛头，把对我的斗争会转变为对他的批判会，说他立场不稳，胆敢把“右派”称同志，会后立马把他关进“牛棚”，于是我们成了知己的“棚友”。

这不是把一个好端端的革命同志“逼上梁山”吗？

桥头下面打牙祭

文革一开始，单位就把我们这些“有问题”“不可靠”的人，送到成都和重庆之间的内江专区白马乡农村里去“劳动”。因为不知道“运动”下一步会怎么发展，所以在管理上比较松，没有限制人身自由，星期天还要放假，让大家到内江城里去买点日用品。这一天成了我最向往的日子，因为我有个“特殊任务”，就是定时与盛宇在内江城里的一个桥头上见面。盛宇当时在内江俾木镇四川轻工设计院工作，他的姐姐济慈是我的朋友，托他每个星期天，要请我在桥头下的小店里打一次“牙祭”，并把“外面”的时局形势告我，当然少不了那些真真假假的小道消息。有时还给我几块钱作零用。

雪中几粒火木炭，胜过千朵锦上花。

废品站里的“内线”

“文革”后期，我们多少有点自由，可以回家了，因为长期被扣发工资，生活上很困难，宁君和几个孩子都生病，真是雪上加霜。

已经是初冬了，女儿们还是穿着单鞋，手上脚上都起了冻疮，溃烂不止。就在这个时候，小董到我家来了，看到孩子们没有鞋穿，很大气地说：“没关系，董叔叔那里有的是，你们来选就是了。”

小董也是地下党，后来也被打成“右派”，与我是难友加战友，无话不谈。此时他在东大街一个废品收购站掌称，每天收到的旧货用箩筐装，其中就有不少的鞋。我在里面选了两双几成新的高帮皮鞋，花上角把钱卖盒鞋油擦得亮光光的，穿回来得意洋洋。宁君见了，很不以为然：到破烂堆里去拣来穿，羞死你屋先人！可是孩子们却不以为然，第二天都去了废品站。一次小董来说，刚刚从部队回收了一大批战士们换下来的破胶鞋，虽然鞋面都破起了一个个洞，可是鞋底是好的，而且便宜啊，几分钱一双。正在农村插队的抗美和林波立马去选了一大堆，拿回家来洗干净了，用线一针针的把破洞织上，带回乡下去，穿了好几年。

可是我们的生活中缺的不仅仅是鞋呀。小董又心生一计，对孩子们如此这般筹划了一番，于是孩子们就趁着天黑去撕街上的大字报，当成废纸拿到废品站去卖。小董假装和孩子们不认识，把那些东西放到磅秤上过秤，要是“上司”在场，他不过“谎报”个五六七八斤，孩子们把废纸扔进废品堆，然后到柜上去支钱。要是他一个人守门市，本来只有二斤重的废纸，他可以写成20斤或30斤，这样我们一次就可以多得三两元钱，够好些天的伙食费了。不过废纸的价钱很低，记得只有8分钱一斤，而废铜烂铁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废铜，当时的价格好像是五角钱一两，在那个萝卜三分钱一斤、莴笋五分钱一斤的时代，够我们好几天的菜钱了。一次孩子们拣了些铜铁废品去卖，小董又谎报账目，居然多出了五六块钱，孩子们回来乐得直蹦达。

“文革”后，小董平了反，变成了老董，面貌焕然一新，当上了某杂志的主编，因为长相很像某位国家领导人，还被导演找去试过镜，对于当年他“谎报账目”的事情，老董至今“供认不讳”，还以我家的“恩人”自居，说这就叫特殊时期以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阶级友爱”。

枉死的好人

人老了，总爱回忆那些难忘的战友和亲人，当想到他们的战斗历程时，是多么的可敬可爱。但想到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时，又是多么的可悲可痛，叫人揪心落泪啊。

刘孟伉之死

首先想到的是孟伉伯父。

这个一身正气，刚直不阿的老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敌人闻风丧胆，人民肃然起敬，也是我最尊敬的导师和长辈。

文革初期。我和在万县一起做地下工作的老同志赵唯、陈恒之一起去看他，谈到原川东游击队的同志们解放后大都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准备写成材料到北京去告状，却苦于没有钱作路费，难于成行。刘伯父一听，二话没说，转身进寝室拿出他的存折递给赵唯说：“拿去，这是我的全部家当。”我打开存折一看，所谓的全部家当，就是存折上仅有的65.50元钱。

直到今天，我想起这件事情，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一个参加革命几十年的正厅级干部，一位全国著名的书法家，一位学贯古今的老学者，全部的积蓄，就这个存折上的65.50元钱。真可谓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了。

文革初期，像文史馆这样与人无争的地方还是比较清净的。在举国上下都在大造“红海洋”之际，我常常抱了一堆白纸，去请刘伯父写毛主席诗词，他则是有求必应，我因此有幸保留下来几件劫后余生的墨宝，也算是他老人家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纪念了。

随后，打砸抢之风兴起，特别是1968年初，江青在那个臭名昭著的“三.一五讲话”中说了“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叛徒太多了”之后，整个四川参加过地下党的老同志，更是大祸临头。在这之前，刘伯父就被理所当然地打成了封资修的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这时候加上他也是1927年的老党员，川东游击队的司令员，又被戴上了叛徒的帽子。

记得是1968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我去看刘伯父，他有些紧张地对我说：“现在造反派禁止我外出，还特别打听了你的情况，你要小心。”我当时听了也没在意，这些年我也经历很多了，反正已经成了死老虎，没多大的油水让他们捞。可是就在第二天，全市统一行动，把我们这些“危险人物”统统关了起来，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他老人家。

后来听说，刘伯父被关进了牛棚，造反派在他家里翻箱倒柜，稍微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连他过冬的一件皮衫都没留下。大冷天，他晚上穿着一件薄薄的小棉袄躺在地板上，白天还被押出去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刘伯父总是怒目以待，有时也怒发冲冠骂上几句：“去问你的祖先人，我刘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老子革命时，你还在你地主妈的肚子里没有生出来！”

那个造反派的头头，解放前是个土匪，以后加入了国民党，在文史馆当个一般职员，一口的脏话，狗嘴长不出象牙。他心毒手毒，不准家里人见刘伯父，也不准递东西进去。天气很冷，屋内不但不准生火，连老人穿的皮袄也强迫脱掉抢走，晚上让他裹着一床棉絮，躺在冰冷的地板上过夜。老人病了，不给药吃，还戴着高帽、反绑着双手，拉到一辆敞蓬大卡车上去游街示众。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伤、痛、冻、饿和悲愤气急之下，终于病倒了。医生要求住院治疗，可是造反派不开证明，医生凭着良心对老人进行了抢救，脱离了危险之后，才让他回家自行调养。没想到待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被拉去批斗。待到再次送入医院，医生已无回天之力，刘伯父终于在1969年的2月6日去世，终年75岁。

刘伯父花了数十年，撰写的两部书稿《杜甫研究》在馆内被窃走，至今下落不明。

林彪爆炸了，“四人帮”倒台了，可在一段时间内，他们的阴魂不散。1978年初，为了应付门面，有关方面勉强开了一个很不像样子的追悼会，在悼词里居然把刘伯父的死，说成是“修正主义卫生路线造成的恶果”。后来经过家属据理力争，才很不情愿地承认刘伯父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强加给刘伯父的所有污蔑都被洗清了，为他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名誉，党史部门还为他立了传，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学者，北京、成都、万县、云阳等有关部门，对他诗文、书法、篆刻都作了详尽的介绍；作为一个地区的骄傲，当时的万县地区还为他建立了纪念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作品愈是显得珍贵。不久前，他的书法作品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20世纪中国书法精品展”，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好评。后来，应法国总统希拉克之邀，中国20世纪书法精品展前往巴黎展出，经过再次筛选，刘伯父作为中国百年来最著名的(已故)20位书法家之一，作品参加了这次大展，在巴黎引起轰动。

敬爱的刘伯父，您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杜桴生之死

杜桴生是岳池人，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虽然早年没有见过廖玉璧和诗伯，但对他们在华蓥山武装斗争的情况是了解的。

1936年车耀先决定诗伯去苏联学习，就让她去宜昌去找杜桴生。杜老长期在白区工作，早已上了敌人的“黑名单”，特别是1946年他在《新华日报》成都办事处任经理时，险些被敌人抓捕。

杜老是一根肠子捅到天的耿直人，爽快正直，不管对什么人，有话就要说。解放后，他在川西行署当秘书长，多次顶撞李开泉，致使李井泉对他怀恨在心。他是个川剧迷，很受川剧界的人士的敬重，为了振兴川剧，他批准重新修建成都川剧的老窝子－－锦江川剧院。“三反”一到，就因为此事把他打成贪污份子，他不服，四处告状说：“几十年来，老子提起脑壳干革命，谁稀罕那几个臭钱！”反右一来，在“阳谋”的鼓动下，他又提意见，说自己没有贪污，明明是有人故意整他。于是理所当然的就成了“右派”。

成了“右派”的杜浮生，被安排在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赋闲，我和李维、王叙五、黄友凡、王扑庵等同志常去看他，这些同志在地下时期都曾同一起他在川北工作过。当了右派的他情绪尚好，常拉我们去看川剧，如果他没空，就在一张纸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我们只要拿到锦江剧院售票处，准可得到几张免费的前五排好票－－川剧界一直都把他当成恩人。

文革初，这位四川地下党的“大右派”带头起来造反，也不回家了，就住在川大。于是在地下党中许多受迫害的人闻风而起，纷纷奔向川大，在“826派”的支持下，组成了“四川地下党受迫害调查组”，搜集到许多惊人的数字，比如解放前四川有地下党员18000多人，到1968年只剩下几百人了。地下党85%的县团级干部都被打成了反党右派份子……这些数字一经公布，不但当时舆论哗然，也为若干年之后的拨乱反正平反昭雪，准备了证据。

自从江青在“3.15”讲话中说“华蓥山游击队叛徒太多”，“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之后，全川地下党员和华蓥山游击队员大都进了牛棚。杜老的日子更不好过。他被政协造反派抓去关在黑牢里，白天拉出来示众，头顶一个沙锅，沙锅上盖上一个五尺长的纸糊黑色高帽，帽子上写有“大右派杜桴生”六个大字，当众坐在一张大桌子前，写检讨。一时观者如堵，有人骂他“杜大麻子”，更有小孩扔砖头吐唾沫，拍手大笑。杜老怎么受得了这般侮辱，一天晚上他从黑牢里打开窗子逃出来，一步一跛的来到我家里。我见他头摔破了，还在流血，一身污泥，一口粗气，不断地骂“这些王八蛋，我杜桴生作了什么坏事，黑起良心这样整我，我要去北京告状！”

我连忙打了一盆水给他洗脸，准备给他做饭。他一边嚷嚷说“快给我茶喝，渴死了！”一边又拦着我：“别做饭了，我马上要走，不然他们会来抓我。”我给他找了一根竹棍，准备出门送送他，他说：“不送了，人多影子大，会被发现的。”

我不放心：“现在你准备去哪里？”

他说：“你不管，等我住定了再告诉你。”

就这样，他一瘸一跛的走了，后来才知道当天晚上他到了白马寺一个老朋友家里，不几天就到北京告状去了。过了不久，又听说把他从北京抓了回来，关在监狱里，到底是什么监狱，家里人也不知道，直到人都快要死了，才通知家里去接人。家人在杜老的一件破棉袄里，发现了他写的申诉书，真是字字血泪，惨不忍闻。

听说他死得很惨，是有人用竹签子戳破喉咙整死的。

谁会想到杜浮生革命一辈子，竟会落到如此下场。

范硕梅之死

范硕梅，垫江人，是个三八式的老共产党员。他为人耿直，办事认真，在工厂当厂长时，成就卓然，很讨工人群众的喜欢。可就因为去吹牛拍马，反右时判他“反对领导罪”，再因为不肯“认错”，被认为态度恶劣，定为“极右”。文革初期，他在“造反有理”口号的鼓动下起来造反，旗帜鲜明地就是要反对“土皇帝”李井泉迫害地下党，要求为地下党和右派平反。哪知没几天，上面只准“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精神就出来了。他知道又上了“阳谋”的当，却不惧怕，还是要反。于是被定为“右派翻天”的典型，在成都市体育场十万人的大会上被批判。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有名气”的女人在大会上控诉他评判他，把他骂得“狗血淋头”－－要知道这个女人也曾是地下党员，而且还与他相识。这时，范硕梅认为有些“披着共产党皮子的人”到底与国民党反动派没有什么区别。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领导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国民党还不敢公开抓他，有的人就是被抓去关上几天，也就放了回来。而今天，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度里，同样是为了公理，他却被抓、被斗，还游街示众。他像在国民党统治时被绑赴刑场一样，挨斗的时候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世人见了，都有些莫名其妙。

后来，听说把他弄到南充一个加工猪牛皮的工厂，整天泡在硝水里刮牛皮毛和猪皮毛，不久就全身发肿，死了。

周渝民之死

还有一个老地下党员叫周渝民，解放前曾在我的家乡云阳领导人民进革命斗争，解放后在一个建筑设计院作党委书记，文革中被作为“走资派”和“叛徒”关进牛棚，每顿饭只有一个馒头。他病了住进医院，我同卢光特去看他，眼睁睁地看着他吃了六个馒头，还吗吃饱，他说“我得的是饿痨病。”后来听说他死了，我好卢光特再去看他，他已经被放在一块木板上，眼睛仍睁得大大的。老卢想把他的眼皮按下来，可是不行：一放手眼睛又睁得大大的，真是死不瞑目啊。

我至今仍不理解，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中华优秀儿女，他们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整死，却无缘无故的死在自家人和“同志”手里。这是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啊？

七

建国后，有一个短暂时期的平静生活。随后，就打入了另册。在“敌我矛盾当作内部矛盾处理”的大框架下，20多年来，过着“是人非人，是鬼非鬼”的生活。习惯了，也就无所谓，可是我的孩子们，却承受着政治上、生活上、思想上的巨大压力。

林家第一个大学生

“困难时期”之后，大学扩大招生名额，1965年，大儿子民涛考取了昆明工学院。通知单一到，，宁君挥舞着录取通知书在院子高声大叫“毛主席万岁”！随后就泣哭不成声。是啊，自从我被打成右派后，总感到低人一等，抬不起头，对民涛能否考上大学，总是提心吊胆的。今天意外的惊喜从天而降，真是毛主席的恩赐！我林家世代有了一个大学生，也可告慰亲人的在天之灵。

可是他的大学刚刚上了一年，文革就来了。

兄妹混车去告状

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外婆身边，看到的、听到的和自己所感受到的，一直认为他们的父母和祖父、外公外婆都是响铛铛的革命者，被人尊敬的英雄人物，怎么可能是牛鬼蛇神呢。他们想不通，于是决定上北京告状。我在老战友江伯言处借了10元，作为他们的“路费”，实际上这点钱在路上吃饭喝水都不够，更不要说买车票了。两兄妹带着所有的“告状资料”和几件换洗衣服，爬上了北去的火车。因为没有买票，他们先后在马角坝、广元、阳平关、保定等车站被赶下来，晚上就和逃武斗的难民一起，歇在道路旁边、车站里，然后再继续爬车，继续北上。他们爬过煤车，火车一过山洞，煤灰落满全身，出来像个黑鬼。也爬过装着线缆滚子的车，押车的发现了气得大喊：你们这些小鬼不要命了？这些线滚子随时都可能被火车摇下来，压死你们！到了北京，到处都在查外来人口，居委会常常会在深夜穿堂入室，谁也不敢收留他们，最后民涛才在北京医学院找到他的同学，在人员杂乱的大学生宿舍暂时安下身来。他们每天早出晚归，跑中央文革接待站，跑那些神通广大的群众组织，，到处投放告状的材料，甚至直接寄给中南海，可是像往常一样：寄去的所有的材料都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下去容易上来难

我的五个女儿中，大的三个都下过农村。

最大的抗美，1969年的春天下放在仁寿插队。她吃得苦，别的知青每年都要家里拿钱去补工分，她一到年关，不但要进钱，还要杀猪，鸡蛋花生芝麻黄豆……带回的年货一大堆。她还自学中医，常常给农民看病扎针送药打针都不要钱，是个很受农民欢迎的赤脚医生。可就是因为她的父亲是个“右派”，招工的不敢要，招生的也不敢要，在乡下一耽误就是七八年，一直等到1975年她妈妈去世后，才以“顶替”的名义招回来，在我们系统下属的修制厂当一个车工。这孩子很能写，厂里就把她调到宣传科，可是也得不到“转正”。到1981年，她都有了孩子，又去报考电大。厂里的干部子女都脱产学习，她还是全日工作，只能利用休息时间自学，到毕业的时候，她以超出32个学分的优异成绩毕业，可还是一个工人。好在她在逆境中得到了真实本领，为日后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女林波，在蒲江当知青，由于她表现好，年年都评为先进知青。特别是川西坝子烂泥田，几千年来都没有女子下去过，林波却与男子一到下到烂泥田，在齐腰深的烂泥里干活，被评为县的先进知青代表，却从此落下了病根－－到现在还经常脚肿。就是这样，也是最后全靠成都幼师的招生老师冒着风险，才把她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招了回来。

三女儿林鹤，本来死去活来的要去云南支边，却因我是右派，她成了“黑五类”的子女，连到千里之外的云南支边都没有资格，最后只好去到我们单位办的知青农场。

最小的两个女儿林芝和林平，因我们被关进牛棚后家中无人照顾，派人将其送往岳池一个游击队老交通员那里寄养。这家也是个贫苦农民，当年曾追随廖玉璧诗伯打过游击，他们愿意把帮我们一把，但毕竟生活困难。有一次我同民涛借着调查当年游击队员的情况去看望两个孩子，看见她两姊妹正在山坡上，林芝背着一个比她身体还长的背篼，林平手拿一把猪草，看到这个情景，我心里一酸，不免掉下泪来。

孩子啊，是爸爸害了你们。

在穷病中挣扎的孩子们

1995年，抗美到北京崇文门去找卧病在床的韦君宜，为即将出版的《“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写序，韦君宜拉着她的手说：“你妈妈是个很热情的人。那时候你们家，很穷啊……”

被打成右派之后，我被降了五级工资，宁君和几个孩子都生病，一个家真是雪上加霜。

当时我们住在成都东门的三圣街，要到西门的青羊宫省医院，或者是南门上的川医（现在的华西医大）去看病，中间要经过十几个车站，为了省钱下车钱，经常是大的背上小的，走路。每次去看病，宁君都清理出一堆存箱底的东西，只要稍微能够值点钱，新旧不论。然后她带着孩子去看病，我就在医院外面的自由市场上摆地摊，卖东西，等宁君看完了病，就来拿钱抓药。有一次，一个买主看上了我身上穿的年件红毛衣，我当场就把衣服脱下来给了他，伸手接过了钱，交给宁君去买药。

最初几个孩子去照x光，肺上都有阴影，医生诊断肺病，后来一个主治医生认真检查透视的照片，才断定是肺吸虫病。这个肺吸虫寄生在螃蟹里，几个孩子在河里去抓了螃蟹，没烧熟就吃了，就染上了。肺吸虫在身体里到处爬，三女儿林鹤的虫已经爬到了脸上，鼓起一个包，医生一看说要开刀，否则一旦爬到大脑中，人就无法医治了，说着约好了手术时间。宁君想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脸上开一刀，心情很不好，从医院出来，碰上一卖膏药的，说是包治百病。宁君买了张膏药给林鹤贴上，几天后去做手术，医生在手术台准备开刀时，却发现虫没了。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再加上肺吸虫病，孩子们都是枯瘦如柴，特别是四女儿林芝，打针都不知道痛。有一次，宁君把林芝送到二医院去打针，医生连药都不开了，对宁君说：“你不要再费心思浪费钱了，这孩子已经失掉了知觉，没有救了”。宁君带着林芝，坐上三轮车哭着回来，车夫很关切地问她哭什么，宁君说到医生已不医孩子的病了，孩子无救了。车夫停下车来，看看孩子，对宁君说：“不要紧，你用黄鳝骨头熬汤给孩子喂喂看。我隔壁有个孩子也是这样虚弱，都以为无法医治了，就是吃黄鳝骨头汤治好的”。

回来后，宁君给我说了车夫的话，我决心死马当作活马医，就立即去到隔壁义学巷卖鳝鱼的地方，从地上拣回一堆鳝鱼骨头，拿回来熬汤给林芝喝了。渐渐地，孩子睁开了眼睛，也开始哭了。本来买来鳝鱼连骨头一齐熬更好，但没有钱，只好天天去拣没人要的鳝鱼骨头熬汤给林芝喝，结果奇迹出现了：不到一月，她就能站起来走路了。我说林芝真是福大命大，不该死。

宁君把那些药发票都存起来，说是以后留给孩子们，让她们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

宁君走得太快太早了

最后想谈谈宁君的死，作为这篇回忆录的结束语。

1968年，江青在“3.15讲话”中，说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叛徒太多；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还说四川有个由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组织的“三老会”，反动得很，要镇压。此言一出，整个四川地下党全部落入天罗地网。

我们的日子更难过了。我是个死老虎，没啥搞头，对宁君的批判会却一个接着一个。记得最大的一次，气氛很是紧张：“廖宁君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打倒廖宁君的反动气焰”“不准廖宁君翻案”等等大幅标语，扯满会场的四周，还有数十张“廖宁君罪行录”的大字报，贴满了办公室外的墙壁；“打倒宁君”“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等口号，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宁君被押上台，我是当然的陪斗对象。造反派叫她低头，她不低，叫她跪下，她不跪，强行按她的头，把按倒在地上，她又昂起头站起来，只是昂着头冷笑。造反派要她交待翻案的“罪行”，她说：“我父亲是共产党员，是革命的，是被国民党砍头示众的。只有国民党才恨他、骂他、杀他。我母亲也是共产党员，是革命的。她把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人民都爱戴她。有我这样的父亲母亲，我很自豪。我要求恢复华蓥山游击队的名誉，我没有错，我没有罪……”

宁君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的口号声又响起“不准廖宁君继续放毒”“打倒廖宁君的反动气焰”“把她拉到警备司令部去关起”……！

经过这场斗争，宁君就病倒了。诗伯去世后，她因为气恨交加，神经衰弱导致内分泌混乱，得了糖尿病，现在病情加重，转到川医去住院。有些药成都买不到，要外购，我去向单位借钱，总是受到百般刁难，买了药去报销，也是一推再推，借故不报少报。后来宁君病情有所好转，精神稍好她就唱歌，不停的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宁君在孩子剧团专业学过唱歌，嗓子很好，她怀着复杂的情感唱出的这首歌，哀婉动人，感动了病区内外的很多病友。当时曾任地下党川东临委负责人飞刘兆丰，与她住在同一个病区，宁君常过去同他摆龙门阵，回忆地下时的故事。

就在我们都高兴的等待着她早日出院的时候，宁君因为感冒导致痰塞，一口痰塞在气管里出不来。她的主治医生亲口去为她吸痰，没有效果，最后只好采取果断措施－－切断喉管取痰。宁君的病情越来越重，最后陷入心力衰竭，于1975年5月17日，离开了她不愿离开的亲人和这个世界。

宁君只活了短短的50年，就匆匆的走了，走得这样的急，这样的令人心碎。

一时间，呼叫声、哭泣声，响彻整个寂静的病室，久久的久久的回旋在病室、医院的上空。

噩耗很快传遍了天涯海角。全国各地发来了八十多封唁电、唁信，在短短两三天时间里，我们就接到了五十多封悼念信和一百五十个花圈。其中有茅盾、艾芜等文艺界的老前辈。有宁君儿时一同战斗的孩子剧团的伙伴，有地下党时的老战友，我们的亲朋好友……家里的灵堂前，一拨又一拨的人前来悼念她，唁电贴满了墙，花圈放满了院子，延伸到了大门外的街道两旁……几天以后的追悼会上，由地下党老同志李维致悼词，林波代表家属致答词，会场上一片哭声。

宁君啊，你还有多少话来不及向我说，你还有多少事想交付给我完成，你还有多少愿望嘱托要告诉你的儿女，你还有……可是，你一句话都没能留下就走了，走了，永远的走了……

目录 前言 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