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這幾年的政治表現實在不怎麼樣，人家問他怎麼看劉曉波被捕，他亂以他語；人家問他怎麼看中國的出版自由，他含糊以對。近期最為人詬病的，自然是他參與了百位中國作家手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計劃，結果要和其他九十九位一起挨駡。
香港讀者也許不知道這篇講話的厲害，且看已故史學家高華先生對當年那次講話事件的歸納，其中第一條就是：「文藝是政治鬥爭的工具，革命文藝的最高目標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利用文藝的各種形式為黨的政治目標服務。具體而言，中共領導的文藝的基本方向是『工農兵方向』，文藝家只能，也必須以此方向作為自己的創作原則和創作內容。『創作自由』是資產階級的虛偽口號，革命的文藝家應心甘情願地做革命的『齒輪和螺絲釘』」。
簡單地說，這篇講話可說是中共「黨文化」的起源，也是日後知識份子不得獨立論事，作家和藝術家不能自由創作的禍根。幾十年來，多少學者文人受到迫害，全體中國人又失落了多少自由呼吸、思考和想像的機會？這一切就算不能都記在這次講話頭上，它最起碼也在理論為日後中國文化的暗啞和黑暗定下了基調。
身為作家，卻要替如此一份可怕的文獻站台，為了紀念它的週年大慶而執筆敬書，這豈不是個荒謬到近乎滑稽的反諷？
正因為這件事太過不可思議，我反而無法簡單地批判這一群作家，也不能像網民那樣嘲笑他們為了區區數千筆潤而出賣靈魂。相反地，我想瞭解這到底是為了什麼。
逢星期五至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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