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看雲起時
第一流
梁振英上台半年有多，一些公務員朋友，無論在任或退役，偶爾閒聚，說起近況，個個冷笑：「睬佢都有味啦！」今日官場從 AO到清潔工，不就是放軟手腳，出長糧，等長俸。
另一些朋友，跟他們的退休公務員打高爾夫，退休高官消息靈通，人在江湖，中環冷氣辦公室的小道傳聞，遠遠的都收得一清二楚，都說：公務員從前在阿董時期是「士氣低落」，現在無所謂低不低落了，根本沒有「士氣」這回事。
我聽了覺得好笑。難怪中方的一些文人打手，半年來將「財團、港英餘孽、外國勢力」三及第串燒起來，尤其對前任特首曾蔭權恨之入骨，除了柬埔寨波爾布特上台後，大殺隆諾前朝官員，以及高美尼重回伊朗，建立革命政權，屠殺包列維王朝包不掉的將領高官，這等心理驅使，不相信「港英餘孽」，也不是沒有依據。
「香港公務員是世界第一流的管理隊伍」，當年彭定康臨走，送給中國一碗大迷湯。中國人普遍喜歡西方白人讚揚抬舉。彭定康那麼一吹拍，全體中國人欣然收貨，將英國人一手訓練的公務員隊伍奉為至寶。
後來傻仔董伯發現「施政」愈來愈不暢順，滿腹「鴻圖大計」無法推行，左看右望，發現原來是陳方安生在「阻撓」，上京告狀。據說陳太奉召在北京被粗口罵了一通，臉皮薄，回香港後即刻辭職不幹。這樣一來，中方才發現逐漸上當。「港英餘孽」的標籤再度浮現，但陳太演一場海瑞罷官，反而在香港人心中「民望」大升，造就了曾蔭權收割果實，董傻下台，曾煲呔順利接了班。
中方對「港英餘孽」有一股糾纏的情意結，尤其是香港的基層左派（即俗稱的「土共」）。香港的公務員是怎樣訓練，中國從來搞不清楚。七八十年代，所謂「港英」招聘政務官，筆試後又面試。筆試的試題是一些古怪而挑戰想像力的思考題，譬如：因受國際環境影響，香港汽油加價，的士和小巴司機不滿，排長龍抗議。這時香港內部有一股反政府勢力，由工會策動，煽動其他市民上街。此時不巧，香港西北方海面，公海範圍，有一艘海盜船設立廣播，呼籲香港人民一齊起來推翻殖民地統治。請問這時你是負責保安的官員，有何對策？
這種試題，英國人很聰明，不一定都挑一百分的。以上試題要答得好，其人須有領袖才能、有想像力，而且還會受過一點軍事和特務訓練。英國人用公務員，怎會選這種人？因此殖民地時代，政務官的筆試試卷，如何評選，從來不讓你知道標準，而且歷年政務官的考卷，譬如陳方安生、王永平、許仕仁等，當年的答卷，也當做機密文件，密封起來，運回英國。想知道香港現在這批「精英」當時答這種問題，發揮何等「真知灼見」，過五十年，等他們都百年歸老吧，就知道英國殖民政府用人才智所在了。
香港基層左派痛恨「港英餘孽」，也有道理。英國人慈悲為懷，雖然選拔資質僅中庸的香港華人做公務員，不要求他們有才幹，也不能有領袖思維，但只要忠心，以誠信為女皇服務，英國人一定妥善照顧。
今天香港的退休公務員，只要在女皇時代入職，退休之後，公積金和長俸，比英國本土的公務員更優厚幾倍。英國人能善待「化外之民」，對牛津劍橋畢業的白種公務員反而嚴苛，如此政治智慧，全球無人能及。
相比之下，香港基層左派，許多在一九六七年為「祖國」賣命，撒傳單、放炸彈，那時國家一窮二白猶自可，今天幾萬億美元儲備，「國家」就是不肯拿一筆錢來妥善照顧。你看人家陳方安生每月還有十多萬長俸，季季換旗袍，但我們的「維園阿伯」，每星期領着生果金，在公園還為國家衝鋒陷陣。生果金本來只有七百，還是「反中亂港」分子如長毛，向曾蔭權掉香蕉掙回來的那三百呢。
小量香港前公務員也選擇退休，像前保安司黎慶寧，他讀歷史，知道中國政治之險惡，絕不留戀，去了澳洲，與藍天白雲相對。如此品格，像前滙豐歷屆大班一樣，如浦韋士退任之後回蘇格蘭、麥理浩和衞奕信也一樣。在英國人眼中，一定對具有英國紳士品味的黎慶寧另眼相看，倍加鍾愛。
留下來的，就比較另類了。「橘越淮而枳」，無論世界多第一流的隊伍，英國人發明，歸還給中國三千年的帝王文化，公務員肯定「回歸」為中國的政治動物。但是九七前入職的公務員始終受英國栽培。英國的影響很大：公務員制度，很多人說，雖然靈感來自古代中國的科舉，但英國人發揚光大；戴麟趾的沉毅、麥理浩的果斷、尤德的慈祥、衞奕信的精謹，英國人的公務員另有一套品格，成為國際名牌，造就了一套喜劇「是的，首相」（ Yes, Prime Minister），講公務員和政客的勾心鬥角，英國人會自嘲英式公務員，還為世界提供了娛樂。
英國政府在香港栽培華人公僕，不要求他們有創意，最重要是有一門技藝——讀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的，英國人讓你做工務局、修理隧道、建設天橋，只要勤懇敬業，在中國人的貪污「文化」當前不受誘惑，像占士邦電影裡一生專注製造秘密武器的 Q，英國人最欣賞這種品格方正的專才，乖乖做到退休，公積金長俸優厚，英女皇還賞授 OBE。
所以「港英餘孽」無論多「孽」，都有品格底線的。他們不會領導香港，但你空降一個三流的「領導」下來，他們一定知道其中問題。 Yes, Prime Minister道出了天機：公務員有一千種含蓄的不合作方式，表面對你堆笑，點頭哈腰，你交下的文件，四圍傳閱，拖拉延誤，還可以發明一百個理由。
今日梁振英的三司十幾局，自說自話，下面的公務員笑而不語，天天上班，月月準時出糧，明知上頭空降的這批「愛國愛港」精英言詞可笑，引錯條例，公務員一概封嘴，不予提點，讓你自己引爆地雷。
今天香港管治，等如軟 hea，中共在北京，隔着一層有毒空氣，香港特區政府這部機器，壞在裡面那幾十顆螺絲，中國也看不出來，只看到街頭示威，揮動龍獅旗，於是向梁班子施壓，立法廿三條，普選門檻加高，公務員在裡面更加偷笑。當前全世界有哪一行職業，比做特區公務員更有快感而準時出糧？恕我愚陋，我想不到。
壹週刊 - 1202 - 專欄 第一流
2013-03-14
「公知」雞棚
中國大陸今年流行一個聽來相當「核突」的名詞，叫做「公知」。
中國人流行簡稱。像「人流」是「人工流產」的簡寫。「空調」是「空氣調節」之簡稱。「調研」是「調查研究」的簡稱。而所謂「梁班子」就是「梁振英領導班子的簡稱」。中國人把自己的文字搞得愈來愈醜陋，像一般人的面貌與嗜好，此亦一大異數。
「公知」也就是「公共知識分子」之稱了。這個名詞很好笑：第一，「公知」與「工資」同音，這個名詞以口頭直播就能把頭腦簡單的中國農民聽得「一嚿雲」。「中國的公知不太多」，這是指中國如羅素、杜金思（ Richard Dawkins）、費格森（ Niall Ferguson）之類的參與社會政治事務知識專家太少呢，還是「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的民工人民幣工資太低？
有所謂「公知」，自然有「母知」了。還是既有「公知」也就有「私知」？使用語文的人，都知道行文要避免曖昧。中國現代文字處處曖昧，難怪這個民族的腦袋退化成一團膠漿。
假設「公知」的定義是「公共知識分子」，而那個「公」不是公雞母雞之性別稱謂，那麼更大的問題來了：這個民族有過「公知」嗎？
中國真正有「公共知識分子」的年代，只在春秋戰國。孔子是魯國人，在本國不受重用，即乘桴浮於海。後來的商鞅、蘇秦、張儀在中國分裂的時候，可以「東家唔打打西家」，離開衞國去楚國，或從齊國投奔秦國。先秦諸子時代，中國曇花一現的「公共知識分子」，不但對政治有影響，而且還直接塑造了歷史。沒有商鞅的「變法」，何來其後的秦始皇焚書坑儒，與禍延兩千多年的法家暴政？「公知」雖然有孔孟這樣的好人，留下文化遺產，但絕難抵銷商鞅這類混賬王八蛋，為世界——不錯，確是世界，因為毛×東是秦始皇的隔代信徒，而「毛主席」又向越南、柬埔寨、印尼等鄰國散發毛瘟——造成極大的破壞。由此可見，不要以為「公知」就一定是好人，也可以像奶粉一樣，淪為毒粉。
秦始皇大一統之後，「公知」即刻還原為士大夫。屈原之下，到了諸葛亮，中國的古代「公知」已經沒有了蘇秦、韓非、張良那樣的豪氣與自信，而是自矮一截，哭哭啼啼變成君主家族的奴臣。自此之下，凡兩千年，一直到中華民國時代的胡適、王雲五、陳布雷，受到教育的知識中國人，從來沒有恢復過春秋戰國時完整而自信的人格。
「知識分子」一詞來自西方，最早是沙俄，這一點許多人都知道。西方「知識分子」本來就無所謂公知、私知。知識分子本來就是公共的：加俐略、哥伯尼、達文西，有沒有帝王，知識分子都獨立成家。然後是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即使在相對獨裁的路易十四時代，知識分子也不必看君王的面色，一貫另得風流。西方文明國家的知識分子就是知識分子，最多只是加入為公務員，成為總統或首相的專家。
四十年代美國的漢學家費正清、謝偉思、司徒雷登，是「公知」還是「私知」呢，真是狗屁不通的問題。今天英語世界兩大歷史學家：費格森和羅弼時（ Andrew Roberts）縱橫於大西洋兩岸，在著名學府演講，有時私下參與決策，但不從屬那個政黨。他們鑑古知今，在報刊就許多政客短視而未能見的危機高瞻遠矚提出警告，這些知識分子從來未曾官拜什麼「人大」、「政協」、「英國歷史作家協會」理事長，亦未見奧巴馬或首相金馬倫賜食於白宮或唐寧街，然後告訴全世界他是政府的「諍友」，他如何為國家「出謀獻策」，或他的作品，如何「直達奧巴馬書桌上」，受到重視，骨頭輕了三兩。
西方文明國家的知識分子，到底如何「定位」，是中國人永遠不可能明白的問題。胡適在美國留學，對西方知識分子的風格地位頓悟最高，回到他的中國，遇上蔣中正，也不知如何是好。蔣總統已經是胸襟廣闊的領袖，極尊重讀書人。民國《大公報》主筆張季孿，時時抨擊政府抗日不力，蔣介石並無把他關起來，反數度邀請張主筆上廬山，耐心解釋為何赤共問題未解決，暫不能向日本動干戈。蔣介石已經有極大的耐性和風度，但胡適不知審時度勢，竟然在最惡劣的時機要求開放兩黨議會民主。這種書生理想論政，聽在軍人出身、心知國家形勢惡劣的蔣介石耳中，自然覺得幼稚。
胡適雖然是最有西方文明氣味的知識分子，在這個節骨眼上卻難免回到他的中國基因。五十年代，胡適一直要求蔣介石放棄戒嚴，容許他的朋友雷震另組中國民主黨。胡適背後有美國支持。美國民主黨政府自杜魯門之後，覺得老蔣是一名中國帝王，想扶植美國軍校背景的孫立人取而代之。胡適想做「公共知識分子」，卻又「公共」得「唔湯唔水」。蔣介石將雷震判處十年大獄，胡適嚇得不敢聲張——如果真是「公共知識分子」，胡適應該學法國的左拉，公開跟老蔣翻臉，在街頭召集民眾，像意大利布魯諾一樣，以身殉知識，為他崇尚的民主理想而犧牲。
但胡適不敢。這時的胡適又淪為中國的諸葛亮，他只能選擇做縮頭烏龜，苦口婆心，勸了幾句，從此沉默。連胡適在中國歷史上相對最自由的時期，尚且也「公共」不起來，今日的中國大陸，其資訊之封閉，制度之黑腐，即使讀了幾本書，又「公共」得幾分起來？
大陸六、七十年代，知識分子如沈從文鑽研中國古代服裝，畫家錢松喦改畫革命畫。其他如游國恩、余冠英，埋首於詩經楚辭的研究。在中國，即使你不問政治，想研究《紅樓夢》，俞平伯也因為沒有用馬克思主義分析賈府的沒落，犯了天條，碰上毛×東對《紅樓夢》自認有三分農民的心得，俞平伯沒有惹政治，中國政治的惡鬼卻敲門把他鎖走。
大陸沒有知識分子，台灣的一批也不 qualify。香港的錢穆和唐君毅，又豈敢反「港英」？確實有幾個托派，借「保釣」什麼的搞了一通事，這些人知識基礎薄弱，讀幾本西洋邊緣的左書，就以為「博通中外」。因此中國人社會，哪有「知識分子」，何況什麼「公知」。
但是他們喜歡製造神話，自我麻醉。這是他們的自由。一切不扮高深，但求傳真。香港的普羅大眾，要提防偽學術名詞流行。
(陶傑)
2013-03-07
世途不公
奧斯卡頒獎禮全球矚目，比諾貝爾文學獎更甚。因為電影始終是通俗的創作產品，而所謂文學，經過少數人孤芳自賞的神秘化，早已登上蜘蛛網陳封的「殿堂」。台灣已故出版人沈登恩出版了一套精裝的「諾貝爾文學獎全集」，他以為以台灣的教育水準，諾貝爾文學得獎作品必可全國大賣，但不幸破產。
奧斯卡電影獎不同。今年最佳電影「 Argo」，也是荷李活電影人自賞之作——這齣戲之嘲辱伊朗，高妙之處是完全沒有遠東某強國五毛式之「青筋暴現」，也不必講大道理，而是嘻哈談笑用兵。一個爛劇本，騙倒一個獨裁政權，此等侮辱是英文最高層次的 Patronizing，所以面對伊朗造核彈威脅以色列，政治的深層理由，即使「少年 Pi」從劇本、影像、主題、特技，從各方面絕對超過 Argo，但奧斯卡是美國人的主場，一切沒得講。
奧斯卡電影頒獎，並非為政治服務，但與政治的時勢暗相和應。一九四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慘烈之際，奧斯卡最佳電影獎頒給「北非諜影」，為遠在歐洲的盟國打氣。
若是以為電影要為政治服務，這又錯了。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前夕，英國用羅蘭士奧利花主演莎劇，拍了一齣「亨利五世」，宣揚愛國精神，提名奧斯卡，卻輸給威廉韋勒的「流金時代」（ The Best years of our Lives）——講美國退伍空軍戰後歸來，發現老婆與另一同袍有染，經一番挫折，最後和氣收場。這一年的奧斯卡明顯是為了治療戰爭的心理創傷而頒獎，只不過美國的聲音比大英帝國更強。
一九四六年，奧斯卡的最佳電影，頒給格利哥利柏主演的「君子協定」 Gentleman's Agreement），這齣戲純屬說教，講中產階級的父親，教育幼子不可歧視猶太人。「君子協定」是一部口水戲，無甚情節可言，最後以下一代接受父親勸告，覺悟不可歧視而結束。同年，提名作品又有英國蘭克公司的「艱難時世」狄更斯的名著；沒理由會輸，但美國要清算納粹屠猶的罪惡，英國人又要靠邊站讓步。
今年的奧斯卡「孤星淚」群星登台，拼了吃奶的勁，製作華麗，哪知道音樂劇改編的電影，一向打折扣。一九五六年，尤伯連納的「國王與我」，論唱功、製作、美術、音樂，豈止全年稱冠，卻硬是輸給了不知所謂的「八十日環遊世界」，卻又哪有道理可言？
今年的「少年 Pi」和「林肯」以大製作見長，沒有理由輸給小品。一九五九年「賓虛」囊括歷屆最多的奧斯卡獎，宣揚人道的「安娜法蘭克日記」敗北。因為大戰結束已超過十年，這一年是共和黨總統艾森豪鞠躬下台之作。五十年代美國保守主義稱雄，連同基督教也增加影響，所以氣氛所及，「賓虛」不能不贏，以其製作之強大，一場賽馬車戲，在西班牙搭布景，拍了四個月，剪出來十多分鐘，一列馬車在沙場上生死搏鬥，攝影機架在高速之車輪之間，看得驚心動魄，也是電影製作史上的大突破。比起今日，「少年 Pi」未得最佳電影獎，又豈能令人心服？
當你以為歌舞片必輸，卻又爆個冷門。一九六一年的「夢斷城西」紅遍世界，以這年的戲碼，入圍有「六壯士」和史丹尼克藍瑪的「紐倫堡大審」，論質素，絕對絕對是「紐倫堡大審」應得最佳電影獎——三個半小時的戲，全部法庭對話，全部大明星，以證人身份上台指證納粹罪行，這是茱迪嘉蘭畢生告別之作，這時她已患了沉重的憂鬱症，但依然入戲而動人。還有孟甘穆利奇里夫，眼神淒怨，沒過幾年這位紅小生就車禍毀容，從此境況淒涼，含恨而終。
「紐倫堡大審」全片以對白、人物和一股人道的悲情支撐，論劇本和導演技巧，是前所未有的挑戰。至於「六壯士」講盟軍六個間諜化裝成漁民，在德戰區如入無人之境，爬上希臘的懸崖拆大炮，簡直天方夜譚，與史丹利克藍瑪相去甚遠，這一年相信克藍瑪也氣得一夜之間睡不着。
奧斯卡獎豈有公平？一九六九年，講南北政治黑幕的「大風暴」，片名叫「 Z」，世界各地公映，轟動一時。歐洲和英國的知識分子也大為推崇，但這年的最佳電影卻頒給「午夜牛郎」。「午夜牛郎」講美國都市裡的地下男妓，題材算是新穎，後來的「斷背山」以此得靈感亦未可知。但為何「午夜牛郎」是最佳電影，但「斷背山」一樣小本製作，卻又不是呢？向上帝提出上訴，也沒有用。
到了七十年代，爭鬥愈為激烈。今天，「教父」還津津樂道，成為知識分子經典，但同樣是警匪黑幫戲，前一年的「密探霹靂火」卻無人再提。「教父」連續兩集均得最佳電影，卻害了哥普拉。這立才子一時心雄便斥巨資拍了「現代啟示錄」，結果一場颱風，將在菲律賓搭成的布景吹散，嚴重超支，僅得少數「文化人」叫好，票房慘敗，從此哥普拉不振，要待二、三十年後，女兒出來，靠戲行的叔父給面子扶植上位。荷李活也有裙帶關係，哥普拉的女兒不如老豆遠矣，卻備受呵護，又豈有公平？
「獵鹿者」勇奪一九七八年的最佳電影，大導演米高契米奴新進上位，閃閃生輝，各方看好。豈知後來，驕縱過度，又花大錢拍了一齣「天堂之門」，全線仆街，繼而再起用尊龍，拍了一齣講唐人街黑社會的「龍年」。論戲，「龍年」實是經典，質素高得不得了，但因為遭美國華裔小氣抗議，政治侵害藝術，這一類戲從此沒人敢再沾手，米高契米奴從此隕落，甚是可惜。
二十年來，令人記得的奧斯卡最佳電影，首推「莫扎特傳」，然後是「寫我心情」，其他的都印象模糊了。滾滾長江東逝水，青山夕陽。奧斯卡是人類文明最壯麗的一座堡壘，即使贏不了，只要一度進出，也已經名垂青史，所以在這方面，李安絕對是亞洲人的光榮。
(陶傑)
2013-02-28
坐看雲起時
我的語文政策
怎樣的英文才算好？文法正確、用英文寫文件、契約，或者特區政府的公僕 memo，只是及格，只是一種「程度」，並非「境界」。離「英文好」三個字，尚差十萬八千里。
好的英文，早已脫離了「程度」二字，是一種境界。譬如占士邦電影系列，除了美女、武器、打鬥成為國際品牌之外，還有英語對白，其中的唇槍舌劍、潛台詞、幽默感、自嘲，才是文化的精髓。
但是在第三世界，觀眾看占士邦，看了五十年，還在看美女和武器，除了在印度，不知有幾個能欣賞其中對白的神采。
譬如最新的「智破天凶城」，占士邦傷癒，重新入伍，接受心理測驗。心理醫生講一個字，占士邦要說出他腦海中的聯想。問：「日子？」（ Day）答：「白費」（ Wasted）。「特工？」（ Agent）答：「教唆犯」（ Provocateur），問：「女人？」（ Woman）答：「女性教唆犯（ Provocatrix），問：「 M？」答：「母狗」（ Bitch）。
這段對話，講占士邦戰場歸來的心理創傷。 M是他的上司，當他身在險境， M不顧安危，下令開槍，誤傷了這位忠誠的公僕，所以最後占士邦罵她「母狗」。
英語文化，在哀傷之處，也善於經營幽默，所以有「黑色幽默」的講法。學英語愈精，心思愈細，胸襟愈廣闊，所以我武斷地認為，在十四億人口的中國大陸，包括外語學院，不可能有英文真正好的人。
最新的占士邦電影也有一段：年輕的武器專家 Q，與占士邦相遇於國家畫廊，年輕人自我介紹，我就是 Q了。
邦：你開玩笑。
Q：為什麼？因為我沒穿一件實驗室的白外套？
邦：因為你還有暗瘡。
Q：我的臉容，不相干吧。
邦：你低下的能力卻相干。
Q：年齡不一定是效率的保證。
邦：年輕卻不保證必有創意。
這段對白就像比武，跟動作片一樣，如高手過招，卻又並非超現實。英國知識分子、議員、政客，詞鋒銳利的人很多。雖然這段對白是電影，但其中有幽默、有急才，也有不顯山、不露水的潛台詞（ Understatement）。
學英文，學到講話時，帶有留白的曖昧，但對方一聽就會意。英國人時時「扮豬食老虎」，善於隱藏實力，有孫子兵法之風，看看唐寧街首相府之樸實，與白宮的威豪相比，再看看美式英語，時時畫公仔畫出腸，美國政客講話之言詞誇張，即可知英國人表面好像「好易俾人搵笨」，其實布局深遠——給香港部署的機關，到今日，就令中國大陸頭痛不止。
英語不是一開始就有「文化」的。最早期登陸的是羅馬人，講拉丁語，今日只剩一堆石頭，那時尚無英文。九世紀開始的維京人，是一群海洋的游牧民族、英語中的羊（ Sheep）、狗（ Dog）、柴木（ Wood）、泥土（ Soil），都是簡單一個音節，就是最古老的詞，足證其時尚未開化。
英文是在基督教傳播之後才開始「升呢」的。拉丁文和古英語互相融和，產生了信仰。那時開始的新詞語，像「天使」（ Angel）、「福音」（ Gospel）、主教（ Bishop），開始是雙音節，而且愈來愈多，比起只表達日常生活經驗的「太陽」（ Sun）、「月亮」（ Moon）、「手」（ Hand）、「足」（ Foot）之一個音節，又邁進了一步。到莎士比亞時代，長字和單音節詞彙已經很多，因為有許多抽象觀念出現了。然後，哲學也發達了，科技也誕生了，英文變成一座丹爐，金木水火土的都齊全了。
中文在孔子時代，已經有了「禮」、「仁」和「天命」之類的抽象詞，中國文化的起步早得多。中國的象形字一向單音節，似乎妨礙了中國人的思維向複雜的概念發展，但同時「天人合一」之類的老莊思想，又形成了抽象思維。中國文字與文化的關係，由是之故，我認為很矛盾——中國人可以很聰明，也可以很愚昧；可以心思縝密，尤其是「有罪推斷」的誅心之論，但也可以很粗疏，例如並無證據，就可以指責「反革命」、「裡通外國」、「勾結外國勢力」一大堆抽象罪名。這樣的「文化」，不論有幾千年，在實踐之下，不斷的製造仇殺和悲劇，我認為，令人怕怕。
英文的發展是單線的，不像中文一誕生，就已經出現象形「日」、「月」、「鳥」、「馬」之實，與「天」、「地」、「仁」、「孝」、「禮」抽象之雙向。所以在英語世界，人際關係較為簡單，而潛台詞之發達，並不形成猜忌和迫害，而是產生了幽默。
中文本來也有優點，看唐詩就知道，中文的意境比任何文字都高，但經歷過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反右、「文革」，中文文化裡優美的特徵，像北京的舊城一樣，被毛共和愚昧的中國小農剷除清光，於是壞劣的留下來；帝王的猜忌、奴才的逢迎、文字獄的迫害、思維的僵化，好的全部丟棄，劣幣驅逐良幣。到了今日，何謂「學好中文」？好的中文，已成歷史，優雅的中文，如中國以前的士大夫一樣，是一個消失了的階級，已經成為死語言。
拉丁文不再流行，卻並非死語言（ Dead Language），因為教宗和梵蒂岡還在使用。優雅的中文才是「死語言」，因為，中國文化的靈魂已經死亡。
今日的華人下一代，包括台灣和新加坡，如果追逐「雙語」，必須懂得將力量時間的成本用在刀口上。中文粗通，看得懂文件與共黨八股即可，你自己不要這樣，但要下一代學會優雅的中文，如余光中、白先勇什麼的，所花成本不菲，送去什麼北大清華暑期班，更絕不可能，不如省回那份力，學日文，或一門歐洲語言即可。
或者回頭是岸，精研英語，愈學愈深，將英文修煉成境界。人的一生很短，不要跟愚昧的人瞎糾纏，浪費時間，所謂「語文政策」，本人所見，不外如是。
(陶傑)
2013-02-21
坐看雲起時
花港觀愚
男女是否平等？真是從幼稚園以來，就老掉了牙的問題。自從百年前西方婦權主義興起，男女平等經歷過無數社會運動，到六十年代，當英美和歐洲，實現男女擁有一樣的投票權和被選舉權，特別是當戴卓爾夫人成為第一位女首相，男女平等問題， file closed，終極解決，再無討論的價值。
然而，西方的左派有一鋪沒完沒了的癮。女性應否參軍作戰？近日在英語世界也爭拗得面紅耳赤。
男女平等問題，最大的吊詭，是當女人在鐵達尼號之上，船沉沒了，如果男女平權，是不是每艘救生艇男女的數字要均等？女權主義者的盲點，就在這裡：如果男女平等，為什麼在鐵達尼沉沒這刻的災難處境裡，男人應讓女人先上救生艇？為何女人不拒絕？而平時當男性衣冠楚楚，對女人展示君子風度，譬如為女性開門，反而是對婦女的「正面歧視」（ Positive Discrimination）？
西方中產階級日子過得太好，吃飽了飯，沒有事做，喜歡製造此等無聊爭論。如果實現配額均等，一支男女平等數量的陸軍在前線，譬如要跟塔利班或中共的解放軍作戰，必定敗陣。我作此預測是否構成「歧視婦女」的罪名？我不在乎，平機會可以告我，我認為：女性根本不應該參軍，因為在高等文明之中，女性的角色是溫柔美麗的，應該與和平寧靜產生聯想，而不是參與男性世界的殺戮。
以上命題，是否假設女性天生柔弱，拿不起槍桿，又或假設女人膽子小？西方的左派，包括女權分子，其誅心論與共黨一樣。
女權分子被情緒衝亂了頭腦，是一群喪失了理性的現代塔利班。當我們說「男主外，女主內」，並不表示女性低一等，因為「主內」並無證據比「主外」下賤。
十萬年前留下的原始穴居人的壁畫早有例證：男人在外狩獵，女性留在山洞裡哺育小孩。男人打獵的時候，面對野狼、黑熊、山豬，隨時喪命，女性不必冒此風險，她只要為男人生孩子，在山洞裡負責養育下一代，父親不幸在外狩獵捐軀，留下的種裔，由母親哺育成人，把父親的英雄故事延續下去，符合自然。
以上文字，純粹是人類學、倫理學、考古學的客觀陳述，何在形成什麼「歧視」？但是你一口咬定這是「歧視」，正如共產黨一口咬定，香港五十萬人示威，後面有「英美勢力」在指揮，此等愚昧爭論的命題不一，本質相同。世界上太多這等自以為有知識的蠢人，你也沒有辦法。
自由、平等、博愛，是法國大革命留存下來的理想。阿當史密夫的自由市場經濟至今亦已二個半世紀。但是，許多一知半解的左仔，一旦成為「意見領袖」，他們之斷章取義，其誅心之執迷，與塔利班、共產黨、婦權的激進分子相同，這些怪物，是人類文明的敵人。
知識分子喜歡「包拗頸」，本是從蘇格拉底雅典的星空下兩千年的傳統，但是，當大陸的水貨客強搶奶粉，把奶粉價格炒貴六、七倍，受到香港民憤千夫所指，「知識分子」跳出來，指水貨客是「弱勢社群」，他們狂搶奶粉並無過錯，一切只是「自由市場」在自然運作。當香港的地產和鋪租無限量攀升，同一批知識分子又指摘「地產霸權」，這批王八蛋不是精神錯亂，又是什麼？
平等，英文叫 Equality，是非常深奧的學問，涉及人性哲學、社會心理學、歷史和倫理。「平等」是現代西方社會的基本理想，但二十年來卻僵化成為教條。「平等」之下，豈有完卵？當平等成為一種宗教，就製造一批盲目分子，而他們更會把此一宗教推到極端，令「平等」二字變為邪教。
譬如同性戀婚姻，此一現象也是近年「平等」趨勢下的一大議題。同性戀婚姻有什麼問題？首先，與異性戀婚姻不一樣，同性戀之間不一定以性交為婚姻關係的基本定義。男人同性戀喜歡雜交，因此男同性戀亦無「通姦」行為。因此，一名獨身男子，明明不是同性戀，可以與一名異性戀的男子以同性戀婚姻名義註冊，從此享有夫婦的免稅額和保險優惠，請問政府如何查出專掏此法律洞眼的證據？
我預測十年之後，亂倫將可合法。亂倫合法之後，再過十年，同一家庭內，母親可以娶她的女兒為妻——如果有一天，父親逝世了，而母親半途轉為女同志，而他倆生下的女兒也是一名 Tom Boy， why not？
一個社會並不完全由個體組成。社會除了個體細胞，還有組織單元：公司企業、家庭、學校、學會、教會、足球隊、慈善團體。在一個大社會裡，個人的意志和自由，有時從屬於單位組織的規則。譬如，當你閣下十五歲，是一家女校學生，學校規定要著校服，頭髮不可長過肩，你的個人自由必須從屬於學校規條，直到你這個女生離開了學校為止。
校服的要求是校規的一部分，我看不出與「自由」、「平等」有何衝突之處。左傾知識分子霸權二十年，動不動就說這個「保守」，那個是「共和黨」分子（共和黨是美國合法傳統政黨之一，但近幾年來，一朝被指為 Republican，引起的仇視和嘲笑，與成為黑手黨徒無異），左傾橫行，「平等」不但是教條，而且變邪教，於是有信貸危機，有金融風暴，大學濫開，社會福利綜援狂派，此一病毒，是繼馬克思列寧由西方東傳的痲瘋之外，第二波人類思想的禽流感。
幼稚的香港，一百五十年來，中國人缺乏文化思維基礎，對西方的事物喜歡照單全收，更將香港推向毀滅。所以曾蔭權下台，莫名其妙地上來一個「社會主義者」梁振英，當初大受「學者」和「專業人士」欣賞。香港有一批蠢人全天候為愚昧做啦啦隊，充滿娛樂性，這是我捨不得移民的理由。
(陶傑)
插圖： PERCY CHUNG
2013-02-14
蛇年說正邪 (陶傑)
壹人壹句
坐看雲起時
蛇年說正邪
美國衰退，造就英法帝國主義復甦。馬里危機，成為最佳理由，左派政府奧蘭德治理經濟無方，派兵馬里，倒可以轉移視線，讓嬌生慣養的下一代新兵磨磨牙，在戰場上，接受鍛鍊，以備下一步，與英德兩國，接管美國留下的軍事真空，維護世界和平。
英法一向有宿怨，但法國出兵馬里，英國支持，可見耶教文明，在大是非和共同利益面前，能同舟共濟。
十九世紀的非洲，基本上由英法兩國分享（「瓜分」這兩個字帶有貶義，評論宜客觀公正，不帶立場，香港近年流行說「分享」，這個動詞，最可借用），這頁歷史，引起很大爭議。
非洲人和歐美的知識分子認為：英法的殖民非洲，甚為「罪惡」，因為人類的始祖在非洲，有考古學的證據；而且，六千年前的埃及，是「非洲文明」，埃及人是非洲人，他們早就建成了金字塔，因此歐洲白人沒有資格視非洲為蠻荒。
非洲人又抗議：今天非洲兩端的「大西洋」（ The Atlantic），不該叫「大西洋」，直到一六二六年，只叫「埃塞俄比亞海）。而印度洋，非洲的原名叫「阿桑尼亞海」。「大西洋」和「印度洋」都是「西方殖民主義地理名詞」，像香港的什麼瑪麗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什麼的，一早就該改名為「董建華夫人醫院」、「梁振英醫院」。
十四世紀之前，非洲黑人和歐洲人的「軍事力量」勢均力敵。羅馬人用尖矛，非洲黑人也一樣，因此羅馬的凱撒大帝，不見得比非洲一個部落酋長更「打得」。
歷史的轉捩點是十五世紀初。歐洲人發明了炮彈火器，從此克服了距離，不必近身廝殺，一條藥引，點着了，即可制敵於幾百米外。自此形勢逆轉，非洲人再不是原始人的搖籃，也變成黑人的墳墓了。
歐洲人征服非洲，最大的污點，是販賣黑奴。一八四二年，英國人永久割讓香港，並無將新界原居民一幫幫用繩子綁起來趕上船，載到婆羅洲去開荒。十九世紀的華工飄洋過海做咕哩，並無強迫，純屬自願。但非洲黑人就悲慘得多。十九世紀的黃金海岸，亦即今日之加納，只此一國，每年有六千名黑人販賣到北美為奴，長達四百年之久。一八八四年，歐洲列強召開了著名的「柏林帝國會議」，由比利時國王李奧拔主持。國王說：「非洲這塊大蛋糕，我們如何切割？」各國達成協議，將非洲劃分為「英國非洲」：加納、岡比亞、索馬里、肯雅、尼日利亞這一堆；法國非洲：馬里、乍得、尼日爾、北非三國，比利時和荷蘭分佔剛果，連葡萄牙也分得莫三鼻給，整個非洲，只有埃塞俄比亞沒人要，保留了一千年的塞拉西王朝，直到三十年代，意大利才出手，把這碟唯一的剩菜端掉。
黑人反抗，動輒即遭滅族。剛果人口由二千萬，在十五年之間，減少至九百萬。最慘是普魯士的德國佔領的納米比亞。德軍將納米比亞的哈里羅族，由森林趕到沙漠，缺水缺食，包圍起來，動彈不得，乾旱死了七成人口。
十九世紀歐洲崛起，美國興旺，確實由黑奴的血淚構築而成，這一定不容否認，但同時，亦不必永遠揹在肩上，成為罪疚的包袱。今日美國左岸的知識分子，太過感性，時時想替他們的白人祖宗贖罪。此一心理弱點，被非洲的暴虐獨裁者如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利用：一旦西方抨擊其人權，這等非洲國家即斥之為「文化帝國主義」——他們否認人權、民主、平等是「普世價值觀」，只是「西方新殖民價值觀」，公然偷換概念，即是欺西方「知識分子」之純真。
這是人性思維的盲點所在，也是歷史發展諷刺之處。西方掠奪非洲的白人強盜的後裔，今日都成君子；相反，二百年前悲慘的黑奴今日的子孫，卻成為流氓。流氓向君子清算他祖宗二百年前的舊賬，君子無語而低頭，但流氓今日向自己的子民貪污壓搾，盡情魚肉，君子想跟流氓交涉，頻頻被叫「收聲」，久而久之，潛移默化，覺得自己理虧。
就在這個關頭，中國的資金殺進非洲了。未來幾十年，非洲人還有一輪新的劫數。人類的愚昧，包括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世代重複，「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達爾文的定律，弱肉強食，原來才是最永恒的真理。
今天，法國的左派奧蘭德政府，又向馬里出兵了。好笑嗎？我覺得非常好笑——二百年來的殖民「反帝」、「民族獨立」，加上什麼甘地、哲古華拉、胡志明、波爾布特，全部是一堆血腥的泡沫，發臭不已，龍年去了，蛇年剛來，在這個荒謬的世界，龍與蛇，人與鬼，又有何分別？
(陶傑)
2013-01-17
坐看雲起時
拒絕夢醒
有如梁振英一上台鬧出僭建醜聞，十八大後的習總書記還沒坐定，就爆出《南方周末》言論打壓之爭。《南方周末》事件是南周系知識分子長期積壓的怨憤總爆發。當汪洋在任時，氣氛相對「寬鬆」，還沒有「上面」直接改稿、代筆寫評論、趁編輯放假時匆忙印刷出街的事件。知識分子非常重視他們寫的每一個字的「高度自治權」，所以這次忍不住要上街了。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又是兩派鬥爭的延續。習總上台犯了一些錯誤。譬如高調南巡深圳，強調追隨鄧小平的改革。共產黨論資排輩，習先生如此以強人姿態，不但未能掀起「旋風」，反遭黨內之忌。「南巡」是強人領袖才擁有的特權。一九六五年的毛澤東去上海點燃文革之火，一九九二年的鄧小平到深圳大罵北京「誰不改革誰下台」。而毛澤東要剷除林彪，一九七一年也有杭州之火車之旅。「南巡」在中共黨內是一個劍拔弩張、充滿戰鬥格的詞彙。習總以強人自居，但當年的胡耀邦，於鄧小平在生時，也曾經掙扎想豎立自己的旗幟做一番事業，下場如何？
而且還公布「習八條」，禁止退休領導人題詞。這一條衝着誰來的，全國皆見，那個人豈不火遮眼？再加上十八大一輪風火，海外輿論捲入權力鬥爭，紛紛歡呼胡錦濤之裸退是拼最後一口氣扶助習總自主掌權，與某某人「同歸於盡」。因此胡總得到習總「高風亮節」的讚嘆。這種動作和口徑，在廣東人言語裡是「擺明撩交打」。要有極強的實力，而且準備攤牌決戰，才可以做那麼大的動作。
但習總有此斤兩否？所以大陸的局勢觸目驚心在這種地方。中國人的政治永遠擺脫不了宿命。光緒上面有慈禧太后，胡耀邦趙紫陽頭上有鄧小平，老人一日在生，永遠是緊箍咒。大陸的問題是老人不只一個，而是一幫。大陸的農民日夜盼望出「明君」，知識分子在外面一樣天真，但他們忘記了，中國不必有暴君，因為「專制」已成「暴制」。羅馬帝國時代，暴君尼祿和卡里古拉，作惡只及一代，他們死了，還有泰坦斯、哈德良、尼爾雅，都是好一點的皇帝。因為羅馬沒有一個綜合的「暴制」，亦沒有一群自願效犬馬之勞的奴才和惡犬。羅馬帝國的暴君，造成的損害，在近千年歷史中，極為有限。因為雖然沒有民主，制度相對合理，所以對人類文明有貢獻，羅馬比中國的明清加起來還要長。
但香港的鄰近地區不同，雖然爆發過許多所謂「革命」，骨髓裡的病毒從未清理。當年明治天皇有福澤諭吉，先去歐洲巡訪，回到日本，稟奏天皇：日本落後了，我們要政治改革，從現在起不要再模仿中國的什麼漢唐文化了，要學習歐洲。明治欣然應允，馬上下令束髮、易服、建立法律文官制度，雖然受到幕府武士的反抗，但明治天皇意志堅決，出兵平剿，而且得到「外國勢力」正義的扶助——湯告魯斯的《最後武士》就是講這段東西文化惺惺相惜的佳話——結果明治成功了。
而一海之隔的慈禧太后，卻以自私和愚昧誤國半世紀。慈禧也懂得派留學生和特使，郭燾熹、薛福成、沈家本，也出遊歐洲和英國，回來之後一樣啟奏：不好了，我們要政治改革了，不然中國就會被瓜分了。但慈禧太后頑固而盲塞，維新六君子被慈禧抓起來殺掉，榮祿、袁世凱、李鴻章不是落井下石而告發，就是袖手旁觀而噤聲。如果清末的中國有羅馬時代的安東尼和渥大維，有幾個熱血漢子，像刺殺凱撒一樣，振臂一呼，這個民族的命運就不同了。清末光緒被軟禁，滿朝文武更無一個是男兒，眼巴巴看着正直善良的人斷頭灑血，你就知道這個民族的基因是如何畸形了。
日本人做到的，中國人做不到。雖然日本經歷軍國擴張，像小孩患麻疹一樣，也一時驕奢自大，遭到原子彈的劫報。但今天的日本，在政治上完全成熟。民主與口味並高，理性和美學兼善，雖然旅行日本與在日本長居是兩回事，因為日本人排外。排外有什麼不對？一個成就如此輝煌的民族，自大而排外，像瑞士和奧地利，完全有理由。
中國在基因上無法政治改革，英文叫做 Genetically Inadequate，這是先天遺傳問題。中國人必須承認天生沒有「新政」和「改革」的生物本能，這是達爾文物競天擇的學術論證，不管喜歡也好，難受也罷，也是上帝莊嚴不可推翻的判決。
人生下來無權選擇自己的父母，此為不幸；但出生後可以長進，選擇自己的情感投資在哪一方，此為不幸中的小幸。今日世界一座地球村，人人只要爭氣則可為世界公民，此更為不幸中之大幸。人生很短，由光緒皇帝開始，身為華人，就看過不少自稱要「政改」、舉頭望明月而哀嘆、低頭打飛機而呻吟的「領導人」，最終或囚禁、或送命，如何慘淡收場？中國文人還要一代代陪着夢遺（ having wet dreams），一地的穢液，伴着淚光，對不起，我要問一問：是不是好笑了一點？
中國絕無「政改」，只有「暴改」，改旗易幟必由農民、貧民、刁民「三民主義」受不了太監奴才暴主之欺壓，又展開新一輪自相殺戮。劉邦、李世民、朱元璋、趙匡胤，全是一路貨色，不要擔心，時辰一到，又要天降「唱紅打黑」的超級災星，替你消耗一億幾千萬人口，此為天意，若非如此，如何維持地球生態資源平衡？
中國的《人民日報》不是又呼籲「努力講真話」嗎？我又一次講真話了。雖然講真話對於許多中國人，確實要像廣東道自由行搶購一個 Chanel，迎難而上，努力無比，但對於小弟，天佑，實在太輕鬆了。
(陶傑)
2013-01-10
雨果和我
電影《孤星淚》上映，改編自音樂劇，音樂劇又改自雨果的名著。
據說美國有一對夫婦，看完電影後大哭不止，感觸良深，覺得戲中的情節太慘。
天真的美國人，會投胎，自從南北戰爭之後，生活富裕，又有信用咭無窮無盡的碌消費，那裡知道一個「窮」字怎寫？少見多怪，看到十九世紀法國的現實小說作品，也哭得死去活來，卻逗得他兒子大笑不止，把短片上了網，也算是一道甜品。
雨果是十九世紀歐洲的良心文豪，不但小說和詩並長，而且決定用一支筆改革社會，是一位文學的革命家。雨果天生是人道主義者，同情弱小，喜歡鋤強扶弱。《巴黎聖母院》就是寫中世紀神權對人性的壓迫。
雨果的小說以情節曲折見長，甚適合中國讀者口味，加上作品的反抗意識，清末民初，最早受到中國知識分子愛戴，因為雨果筆下的悲慘社會，與中國太相似了，特別是《孤星淚》：官府無道，酷吏橫行。
但是《孤星淚》裡的法國再慘，也慘不過暗無天日的王朝中國。當年情僧蘇曼殊看了大受感動，用文言把小說譯出，並成詩一首。詩本身我記不得了，只記得頭一句：「師梨囂俄是我師」。師梨者，詩人雪萊，囂俄者， Hugo也。雪萊也是一位革命詩人，信奉無神論，性好顛覆神權建制。蘇曼殊視這位革命詩人為恩師，中國那時多風流人物，惺惺相惜，下啟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也不無道理。
十九世紀歐洲文學以小說見長，而小說也是寫實主義的大豐收期。法國有雨果，海峽對岸的英國狄更斯，也用冗長的篇幅，寫盡社會不平的現實。十九世紀長篇小說是時興，一來報紙發達，要刊登連載小說，二來那時有一股風氣，小說家寫作，都以「鬥長」為競賽。也許是受了俄國的影響，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人物繁多，故事由盤古開天闢地講到太空人上月球，若講故事的技巧差一點，也會令人掩卷。
其次是當時寫作的題材豐富。十九世紀的歐洲是一個動人的世紀：工業革命初見成果，工廠處處興建，沒有技術的工人大量被淘汰，現代資本家形成，貧富懸殊對立，福利主義一時未建立起來，但十八世紀盧梭的人權思想卻百年發芽，自由知識分子抬頭，鼓吹平等博愛，法國大革命精神延續。
十九世紀是一個激情的世紀，也就是今天許多平庸渺小的人恐懼萬分的「激進」時代。《孤星淚》裡的法國七月革命，就是法國大革命的續篇：本來推翻了王朝，建立共和，沒想到拿破崙出來標尾會，做了歐洲的大皇帝，拿破崙被英軍擊敗，法國出現政治真空，早被處死的法王路易十六，其波邦王朝的後裔、他的弟弟路易十八從國外流亡歸國，復辟王位。路易十八死後，又輪到小弟查理當政。查理玩了十年又死了，國會竟然選出路易菲力，不是做總統，而是當國王。如此狎玩，當然不會「政治改革」。
《孤星淚》在如此背景下產生。十九世紀的法國政治沒有什麼人才，在大革命和拿破崙之後，進入「反高潮」。所以英國的歷史學家對十九世紀的法國興趣不大，但對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研究功力用得極深。
確實，這樣的背景孕育小說家，是最好的土壤。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巴爾扎克的《高老頭》和《人間喜劇》，我在英國都讀過，先看英文，再用英法對照看原文，確實是小說中的珍珠和寶石。雨果的筆觸像梵高的畫筆，情感充沛，而巴爾扎克寫巴黎各階層百態，風格帶點陰冷，又像塞尚的蘋果了。看這兩家小說，而與幾乎同期的法國印象主義繪畫並賞，自然有許多心得。
俄國小說到杜斯妥耶夫斯基，更將小說的人道和宗教推到頂峰。十九世紀百年，歐洲的文學把人性看透，令人看得蕩氣回腸。許多年前，在窩域大學的宿舍，從巴爾扎克到杜斯妥耶夫斯基，我看了一本又一本，不只當初是為了考試，最後為小說的情節精神所吸引，《惡與罰》令人掩卷痛哭。此時曙色透過玻璃窗，看見大學校園綠草如茵，清晨的鳥鳴盈耳，那樣的情景多愁善感得那麼美好，事過境遷，是一去不復返了。
香港的教育輕視文學，中國人傳統讀小說更遭家長稱為「勤有功、嬉無益」的頹廢行為，而不知道小說可以是文學中的極品。十九世紀歐洲長篇的風氣，一路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英國學者托金的《魔戒三部曲》也是厚如磚頭，在神魔奇幻中體現哲學和神學。自此，西洋的長篇小說已經寫到頂峰，最後沒有什麼人才了。正如唐詩之後，宋詩就不行了，明詩更加不堪。也就像倪匡說的，人在這方面的創作，配額用完了。
十九世紀中國的小說，在《紅樓夢》之後，清代雖皆是俗品，但今日看來，其文字的清麗也比今日滿紙的官腔濫調好得多。香港的教育漠視文學，尤其不看小說，是兩三代人的損失，一切只讀金融商管和 MBA，對人性的醜惡和陰冷缺乏了解。
所以大陸人跟香港打交道十幾年，都把香港人的天真愚昧摸了個底透，覺得香港人笨。今天香港與大陸玩政治，一個是三歲小孩，一個是老人魔精，哪玩得來？看一齣《孤星淚》就感動得痛哭流涕的美國人，固然是缺乏文化根基的表現。
文學修養是必要的，不是要培養蒼白的文藝青年，而是文字與歷史，能訓練品味、教化人性、從中學做人。雨果的小說，是虛擬的歷史，精煉的哲學，更是各樣營養兼而有之。書到用時方恨少，香港幾十年來所缺少、排斥、輕視的文史哲各科，包括小說，就像小孩成長之後，缺少了許多抗體，今日面對各種病菌，必付出慘重的代價。
(陶傑)
2013-01-03
Hong Kong小處着眼
《天與地》得全民票選的電視劇冠軍，因為戲中一句著名的對白：「這個城市正在死亡。」
This city is dying——英文的文法很有趣，有現在進行式，可以為時甚久。香港之死，不完全是「港人治港」之敗朽式中國的干預——所謂「香港問題」，一九八二年開始，就時時掛在鄧小平、姬鵬飛等老人的嘴邊。在這些人眼中，香港是一個「問題」，台灣也是一個「問題」，獨是中國自己沒有問題。這是何其低下的詭辯術？我佩服蔣經國總統，晚年一聲駁斥：台灣不是問題，大陸才是問題。
所以，一九九七年之前，英治的香港，法治、理性、市場經濟，運作也不成為問題。英國人撤出之後，特區的香港，方正式成為「香港問題」，此一大是大非，要時時講清楚。
香港問題大處許多人講過了，小的地方，多不勝數，主要歸納為一樣：一九九七年之後的香港，逐漸沒有了常理。
常理，英文叫 common sense，不是常識。因為 sense不是知識，而是人從小成長累積的教育、修養浸潤而成，合乎人性常理的判斷力、感應力、思考力，合之稱為 common sense。
香港在哪些地方喪失了常理呢？聖誕前，我與朋友共四人，光顧某大商場一家中菜館，侍應把我們安頓到一張四方桌。
四人坐下，我已經知道不對勁，但由於不是我請客，我沒作聲。主人家叫了一個四人的普通套餐，不久之後，湯飯菜都端上來，問題出現了：四方桌子的桌面太小，放不下同時四五樣中菜。
我瞟瞟四周，見不遠處有一張大圓桌，可坐六人。朋友問女侍應，可否搬到那張大一點的桌子？該女侍應答：對不起，那張桌子有人留了座，是給六個人的。
朋友不悅，但聖誕臨近，理應歡樂，沒有發作。桌子太小的問題，人人都看到了，但其後的香港「後九七思維方式」問題，更為深層次，不是人人都能說出來。
這是一張四人桌，那個女侍應沒有錯，但她和她的經理沒有想到的是，這張麻將桌大小的四人桌子，是為進食西餐而設計的。西餐的菜，人人都先分好，才從廚房捧出，所以如果這是西餐廳，這張正方桌子坐四個人，羅宋湯、吉列豬扒、咖啡或茶，一道道上，就沒有放不下碟子的問題。這就是這家菜館的服務人員缺乏 common sense。
因為菜館的經理和侍應，想到的是「四人座」，其依據是四張椅子的數目，而不是中間這座正方桌面面積之大小。既然四張椅子東南西北剛好放齊，用作四人座就沒問題，但忘記了，這是中菜館。
缺乏 common sense，在服務行業最多案例。譬如當全香港都有照顧老人「長者」的特別設施、像各區天橋的「長者扶手電梯」、停車場的殘障人士車位，乍看好像老弱傷殘人士，都受到照顧，香港與「西方先進國家」早已看齊。
但是，香港大多數商場的咖啡座、食館，沒有自己的洗手間。去廁所，要向櫃面取鑰匙。鑰匙繫着一塊大板，走出門，上自動扶手梯，兩層，轉左——請問如此天遙地遠的路途，對於一個八十歲的長者，或行動不健全的人，又是何等不便和殘忍？
「西方先進國家」如英美加澳，有嚴格的衞生條例，酒吧、咖啡館、餐廳，沒有衞生間之設，政府不會發牌，只有香港例外。沒有辦法，「地產霸權」嘛，何來這許多地方？於是一個商場，十幾座飲食企業店，只能「共享」一兩層樓一個男女廁所。
這種小地方，都顯出香港之「國際化」，其實是一種偽裝。加上英文書店，書籍雜誌，必每冊都以一層透明膠紙密封，不准顧客翻閱——因為英文書來價貴，弄污了，他血本無歸。但為什麼中文書店可以隨便翻看，英文書店卻不可？正如為何粵語片不可以有粗口，否則列為三級，英語片則 F字連句，老少咸宜，這又是這個城市缺乏常理之處。
人到了成年，不必都有大學履歷，但不可以沒有常理。從前的苦力、媽姐、戲伶，教育程度不高，人都眉精眼企。到街市買一包濕水豆腐，一條稻草、一張舊報紙，簡單的力學，就可以包紮起來，這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常理。
在缺乏常理的世代，豈能不大亂？高深的理論更不消研究。香港公務員隊伍，本來據說「世界第一流」，十五年來，淪為一支愚庸官僚的三等梯隊，連梁特首的愛國智囊，也找上美國領事告狀，數落他們是如何沒有用。香港昔日的魔法消失，詛咒抬頭，一切是千年沉渣泛起的共業。所以再無「東方之珠」。《天與地》的結論，豈止是一句引起共鳴的對白，完全是歷史的判決。
(陶傑)
2013-02-28
聽歌學英語
納京哥可以說是一位空前絕後的歌手，他死後還有哪個人的歌喉像他一樣如絲似錦？想來想去，還只有尊尼•曼帝斯 JOHNNY MATHIS，他那首《某種微笑 A CERTAIN SMILE》 1958，聽過的人不會忘記。
這首歌出自莎岡 FRANCOISE SAGAN的第二部小說，拍成電影後由尊尼唱為主題曲，可惜他其他作品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很快地從樂壇中消失。
另外有什麼「老歌」可以介紹來學英文呢？許多讀者那麼問。所謂老歌，也不只是我們這些老者喜歡，推薦給年輕人，他們一聽，都會上癮，老歌變新歌。
別以為貓王只懂得搖與滾，他那首《溫柔地愛我 LOVE ME TENDER》 1956，是非常悅耳的，而且歌詞也相當地優美，易學，後來的《今晚你寂寞嗎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1960亦然。
同年黑人樂隊 THE PLATTERS崛起，他們那幾首歌都成為經典，計有《偉大的偽裝者 THE GREAT PRETENDER》 1955、《只有你 ONLY YOU》 1955、《我的禱告 MY PRAYER》 1956、《煙入眼睛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1958等等。
盲人歌手雷•查爾斯 RAY CHARLES在一九六三年唱了《我不能停止愛你 I CAN'T STOP LOVING YOU》，像撕出心肺般訴盡心中情，值得一聽。
一九六四有一首講妓院的歌，叫《日出之屋 HOUSE OF THE RISING SUN》，歌詞甚有意思，由野獸樂隊 THE ANIMALS演唱。
披頭四的歌也不是耶耶耶地快唱，他們的抒情歌始終最受歡迎，有《昨日 YESTERDAY》 1965、《嗨，朱兒 HEY JUDE》 1968、《米雪兒 MICHELLE》 1965、《任由他 LET IT BE》 1970和那首永恒的《幻想 IMAGINE》 1970，都是每一個字都能聽懂的。
帶着詩意的，常由兩人樂隊唱出，那是 SIMON& GARFUNKEL，從他們的《羅敏申夫人 MRS. ROBINSON》 1968，到《動亂河流中的橋樑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1970，聽眾當他們是藝術家多過歌星。
另外有位黑人女歌手 ROBERTA FLACK，從唱出《我第一次看到你的容貌 THE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 1969，到《用你的歌輕柔地殺死我 KILLING ME SOFTLY WITH YOUR SONG》 1977，歌詞亦充滿詩意。
中間，也出現了巴利•夢尼羅 BARRY MANILOW，他唱出一首叫《我寫這首歌 I WRITE THIS SONG》 1975，甚是好聽。接着有《 MANDY》、《 COPACABANA》和《 CAN'T SMILE WITHOUT YOU》。
時空穿前，老牌歌手冰•克羅斯比 BING CROSBY唱的《白色聖誕 WHITE CHRISTMAS》 1941，歌詞和旋律都是無比的優美，加上應節，單一這首歌，就能賣十億張唱片，記錄於健力士大全，無人打破。
朱莉•嘉蘭 JUDY GARLAND的《彩虹之上 OVER THE RAINBOW》 1939亦是永恒，學英語最佳典範。
再下來的幾位歌手的經典流行曲也非聽不可，法蘭•辛納特拉 FRANK SINATRA的《噴泉中的三個銅板 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夜晚的陌生人 STRANGERS IN THE NIGHT》聽出耳油，當然不會忘記他的《我行我素 MY WAY》。
甸•馬田 DEAN MARTIN是意大利人，意文英譯小調《這是愛 THAT'S AMORE》很不錯。
同是意大利人的彼利•高摩 PERRY COMO唱出《當時光消逝 AS TIME GOES BY》、《抓住一顆星 CATCH A FALLING STAR》、《酒和玫瑰的日子 DAYS OF WINE& ROSES》和《飛我到月亮 FLY ME TO THE MOON》一聽難忘。
還有安迪•威廉斯的《愛情故事 LOVE STORY》也不得不提。
不一定是戀曲，歌詞也有一些很幽默的，像《你戀愛時會得到些什麼 WHAT DO YOU GET WHEN YOU FALL IN LOVE?》，答案是：「 YOU GET ENOUGH GERMS TO CATCH PNEUMONIA，你會得到足夠的細菌去感染肺癌。」
的士哥音樂冒起，歌詞逐漸地被遺忘， BEE GEES的《活着 STAY ALIVE》 1978、 ABBA的《 DANCING QUEEN》 1979，還有帶頭的《功夫打架 KUNG FU FIGHTING》 1974等，聽眾記得只是一兩句詞罷了。
歌詞已經愈來愈不重要了，重金屬等樂隊，讓大家遺忘一切，剩下的只是蓬蓬蓬，連旋律也消失，剩下的，只是節奏而已。
這也解釋了當今韓國的 K-POP為什麼會流行到世界各角落去，只要有一群性感的美女，哎哎，跳來跳去，間中聽懂得一句「除了你沒有別 NO BODY BUT YOU」，已滿意。
美女我們明白，但醜男也行，幾招騎馬術，瘋魔全球，歌詞有句 SALAM HEI，大家都知道是韓國話的我愛你。
萬人集中在一塊，你唱我也唱，你跳我也跳，變成了一個群體，沒有了個人，我們不需要旋律，我們拋棄了歌詞，我們不需要這些。
俱往矣。
但是有修養，有品味的年輕人還是存在的，當他們聽懂了，欣賞了這些「老歌」，就知道是「活歌」，而流行一陣就完蛋的，是「死歌」了。
(蔡瀾)
■「我……我……我吃啦！」記者試吃。《蘋果》記者攝
■大媽吃得好滋味。《蘋果》記者攝
■滿滿一煲尿浸蛋，煮到起泡，賣相惡心。《蘋果》記者攝 
■童子蛋 
■「我……我……我吃啦！」記者試吃。《蘋果》記者攝 
■大媽吃得好滋味。《蘋果》記者攝 
■涉案的40歲菲傭反手戴上手銬，昨日由警方押返現場搜證。胡恩宏攝 
■死者亡父方有均的遺囑顯示，他將4,400萬元現金（藍框示）及股票留給妻子。 
■許多內地客對限奶令範圍一知半解，易誤墮法網。何柏佳攝 
■美素佳兒奶米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