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開始,亞洲經濟增長,因為勞工成本廉價,出口強勁,促成就業普遍,市場旺盛。
本來,亞洲的「奇蹟」,只是經濟現象,經濟以「價格」(Price)的競爭為本,價格只與一個「錢」字有關,但那時候,亞洲一些領袖,開始翹尾巴,在國際論壇誇誇而談,大講所謂「亞洲價值觀」。
「亞洲價值觀」是甚麼?二十年來,除了一個錢字很明確,其他一片模糊。
亞洲不同歐洲。歐洲是耶教文明地區,從芬蘭挪威,到意大利葡萄牙,連俄國和波蘭,除阿爾巴尼亞和巴爾幹的少數,都信奉同一宗教,而且在一九九一年之後,都有民主普選。歐洲基本上,是一種共識。
但是亞洲不同:亞洲表面各自發財,日本脫亞入歐,早已不屬亞洲。南韓和中國,表面上稱為「儒家文化」,其實是胡扯,中國是蘇俄馬列的共產國,跟「儒家」沒半點關係,韓國也不再是「華夏」,跟真正儒家的台灣中華民國,韓國又沒有邦交。
亞洲的越南是共黨政權,馬來西亞和印尼信奉回教。泰國以佛立國,行英式君主立憲,跟天主教的菲律賓,各行普選,而且跟台灣一樣,又都民粹的躁動。
亞洲有甚麼共同的「價值觀」?屁也沒有。因為「價值」(Value)跟價格不同。價值比發財的層次高一些,追求人文心靈的理想。亞洲除了經濟,並無人文;除了物質發財,理想也很淡薄。在亞洲大城市的商場大廈電梯,你看到許多電視螢幕展示股票價格,譬如香港:看世界政局不論烏克蘭、敍利亞,一切皆「大市走向」,此外就是年初一黃大仙爭上頭炷香,這就是香港體現的「亞洲價值觀」。
「亞洲價值觀」是一個偽命題,供亞洲政客平時掛在嘴邊吹水,緊要關頭,通通破產。例如政府總理開記者會,規定禁問「周永康問題」──如果有禁開口的問題,你模仿西方白人國家的甚麼記者會(Press Conference)做甚麼?不如叫各國記者都下跪,由皇帝來宣讀聖旨?
失蹤了一架亞洲飛機,亞洲人都不相信亞洲,信美國的五角大樓和CNN,正如亞洲貪官的財產和子女都移送美國。甚麼「亞洲價值觀」?笑死人沒命賠。
2014年3月17日星期一
陶杰 「亞洲價值觀」 20140316
陶杰 討厭的政治 2014-03-15
一架飛機失蹤,三百條人命,一旦扯上了政治,才是悲劇中的悲劇。
飛機不見了,理應由航空公司所在國主導救援,這才是起碼的「宣示主權」。然後是出事的海域,看是哪一國領海,請那個國家合作一起搜救。
如果是歐洲或北美的航空公司,西方文化,人道至上,一切沒有問題,但是出事的地方是經濟增長的亞洲,在東南亞的南中國海。馬來西亞、越南、印尼、連菲律賓也都紛紛「搜救」,美國和中國,分別插上一腿,三百條人命,變成多國「逐鹿中原」的犧牲品。
首先東盟跟歐盟不同,歐盟國家之間,再有利益紛爭,還是一個很有向心力的體制,歐盟有很明顯的約章,而且以耶教文明為本,人性和人權是歐盟的基礎。
但是所謂東盟不同,越南是共產國家,馬來西亞是回教國家,政治制度,宗教,種族,不是一家人。歐盟有北約的統領,而東盟是一個鬆散的雜貨攤,各家自掃門前雪,而且亞洲國家,都愛面子。中國則時時喜歡「宣示國力」,出了災難,也要「突出正面宣傳」。東盟加上中國,各自有小算盤。
此外,高調重返亞太的美國,有最精確的衛星高科技。美國不太作聲,關鍵時放一點料給美國的傳媒,而東盟亞太,則喧亂紛爭,一時說飛機在東,一時說不,飛機在西,各打各的嘴巴,互相算計,廢話連篇,亂作一團。可憐機上的乘客,在機場等消息的親屬付出巨大的代價。
馬航事件,令吹噓了二十年的所謂「亞洲價值觀」現了形。本來,飛機失事就是失事,救援就是救援。一九一二年鐵達尼號沉沒,英美一齊救援,美國是新興的大國,沒有藉此而撈什麼「政治資本」、「向外宣示美國是二十世紀的主導力量」。現在美國好整以暇,機上有三個美國客但三分之二是強國人,飛機是回教國家的飛機,出事的又是共產越南的領海,在一片混亂之中,奧巴馬給習近平打了個電話。二十一世紀是哪一方的世紀?山中七日,飛機失了蹤,三百乘客不會回來,但在迷夢裏的亞洲人,不知有幾人會醒來?
陶杰 靚仔冇能力
普京侵略烏克蘭,西方現在看見棺材了,輿論開始指摘為何美國和歐洲如此軟弱。
美國的總統、英國的首相,都是小生型,為了在網絡影像世代,贏得選民好感,形象年輕靚仔、談吐口才第一,辦事能力第二,老而醜陋的,紛紛沒得入閘。
但是在冷戰時代,總統和首相,在生死關頭,能發狠而雄才大略的,沒有一個是年輕靚仔:羅斯福、杜魯門、艾森豪、邱吉爾,到後來的尼克遜、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登得上權力寶座,都在五十以上,因為這個年紀,人生會有經歷,成熟而圓融。
甚至可以論定,有能力的領袖,貌老醜者,比年輕靚仔的機率高。因此,歐美如果想中興,應該改變路數,以後選總統,不要外表俊朗,不要年輕,反其道而行,甚至不要辯才,越老越醜,談吐越木訥越好。
但是美國的民主進入了全面的網絡影像世紀,選民普遍是網民,上網的一代,沒有閱讀的耐性,只知剎那的金句Sound-bite,候選人將萬字的政綱印出來,沒有人閱讀,非要在集會時大喊Change,贏不了選票。
本來美國人膚淺,理所當然,英國有文化修養,不應走上美國這條路。選靚仔,不如選健美先生好了,不要選總統首相。靚仔小生去荷里活發展,不要撈過界,不要闖詭譎的政海,霸佔白宮和唐寧街。
英國的金馬倫,只一張小白臉,已經不行,他缺少的是戴卓爾夫人如鷹隼般的眼睛和邱吉爾的法令紋,英國人應該有這點歷史的深度,但是你看看下一位正在熱身準備接位的工黨領袖文禮彬,還是靚仔小生這路貨色,一看就知道空有一張畫皮,這種人,裏面沒有餡。
西方的敵人,極權的本質沒有變,但英美的內涵卻在放棄,普京看準了,揮兵烏克蘭,再打你一記耳光──奧巴馬舉止失措,這巴掌是見面禮,在後面還有拳擊呢。
陶杰 你有想像的權利
在空中消失了的馬航飛機,演變成全球的一篇衛斯理小說,每過一天,全世界揣測更為濃烈。
神秘的事件,一定引起揣測,因為揣測也是一種言論自由。香港一名新聞工作者街頭遭斬,幕後是何勢力主使,也引起香港人揣測。當時就有一股政治勢力,拚命叫人「不要妄自揣測」,這種呼籲,本身就有鬼。
好奇是人性之正常。出現了神秘的事情,想公眾不再揣測,是擁有資訊權力的當局的責任。你有這個資源和人力,但你也不知道結果,公眾自然多番想像,網絡發達,許多人自己做衛斯理,將他們的推理結論,在網絡與全世界「分享」,是很自然而又有趣的現象,不應阻撓──不,這不是「造謠」,只是百分百的「分享」。
馬航的飛機失蹤,當然有很多揣測──揣測就是揣測,沒有「無謂」或「有謂」、「不必要」或「必要」的揣測──因為馬來西亞的態度和訊息最令人疑惑。
馬來軍方與民航局的說法不同:空軍司令部說飛機折回,離開南中國海,回頭飛越半島,低飛至馬六甲海峽。這段航程全無訊號。
但民航局聲稱「沒有證據」。軍用的雷達系統與民航不同。民航局看不到的跡象,軍方看得到。飛機為何神秘回飛,這就有無窮想像。
這時,兩個澳洲鬼妹忽然想起,副機師三年前曾經邂逅,欽點邀請進駕駛艙參觀嬉玩。鬼妹很理性,補充:我不是說這個副機師行為失當,而是當大家都漫無頭緒,我說出這個事實,不知是否有助了解真相。
比較明顯的,是馬來西亞政府知道的內容,比其公佈出來的多。美國一直冷眼旁觀,「重返亞太」,此刻證明正確:美國驅逐艦有世界最精密的科技,最後的真相,無美國的確認,公信力必然有限。
當世界進入手機網絡時代,飛機的通訊,仍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雷達時期,這才是最大的缺陷。在天空飛,忽然連人帶機消失了,比恐襲更恐怖。全世界都在揣測,因為科學在天地神明之間,再次暴露了脆弱。對抗資訊的限制和壟斷,在一些人板起臉呼喝「揣測是不負責任」的時候,別理他,不妨多揣測、多想像,因為這就是言論自由。
谷歌执行董事长:互联网审查是可以打败的
未来十年,大约将有另外50亿人可以接入互联网。人权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称,增幅最大的将是那些审查制度非常严格的社会:在这些地方,点击一篇有异议的文章可能会导致你全家老少都被关进监狱,或者更糟。
具体细节很丑陋。在俄罗斯,政府已经屏蔽了数以万计的异见网站,有时连整个WordPress博客和俄语维基百科都会遭到屏蔽。在越南,一项名为《第72号令》(Decree 72)的新法律把发布反政府的数字内容,甚至是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新闻报导都列为非法。而在巴基斯坦,公众仅仅两年前才能开始访问的一些网站——Tumblr、维基百科和YouTube——越来越经常地被替换成难以令人信服的"安全冲浪"消息。
打压网络自由的手段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是深度包检测(deep packet inspection,DPI)硬件,当局用它跟踪所有未加密的电子邮件,人们访问的网站以及发布的博客文章。当它检测到异见活动时,相关的网站或服务就会被屏蔽或者重定向。如果所有其他方法都失败了,政府还可以针对目标用户或社区减缓整个互联网的速度。
还有一些时候,比如在乌克兰,政府可以展开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攻击,向服务器发送大量数字请求,致使网站瘫痪,或者篡改国家互联网系统的路由系统,让整个网站离奇地无法访问。政府还可以屏蔽或者破坏整个类别的内容;我们听说,在伊朗,所有加密连接都会被定期切断并自动复位。
这些做法有多常见?可靠的数据可能非常少。对审查模式进行测量本身就会带来风险:如果你反复检查"异见"内容是否遭到屏蔽,你自己就有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这些打压网络自由的技术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而测量和评估打压工具的活动却只获得了几百万美元的政府和私人资金。像多伦多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这样的学术中心以及私人机构正在开发检测工具,但我们对数字审查范围的了解还处在早期阶段。
当然,检测仅仅是审查反击战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提供工具,来削弱感应器、过滤器和节流装置的作用。
这方面的基础工作同样也在进行之中。从旧金山到北京,来自各地的工程师们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在防止异见者遭受监视的规避技术方面,他们已经开展了多年合作。Tor就是一个这样的规避工具,在世界各地,通晓技术的异见者使用Tor已经超过十年。
我们去过朝鲜、沙特阿拉伯等网络自由遭受打压的国家。在跟异见者和被侵扰的少数民族人士见面时,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中很少有人使用Tor这样的工具。
最根本的问题也许是缺乏信任。在伊朗,有些网店卖家在出售一些承诺让你安全上网的服务。但是也有传言说,这些服务实际上是伊朗政府暗中操纵的,可以随时监控用户的活动或是终止服务。
另一个问题是可扩展性。VPN是一种流行做法,在像叙利亚这种进行打压式审查的国家,VPN使用者可以通过位于挪威等开放国家的计算机,实现"代理"连接。但是,当数以千计的用户连接到同一个地方时,政府就会察觉并封杀它。
最后一个挑战是可用性。工程师可以创建复杂的算法,但是,只有在比方说库尔德人知道如何在自己的低带宽手机上安装它们后,这些算法才能发挥作用。库尔德人是伊朗的少数民族。
所有这些挑战都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但新的契机是我们有可能克服它们——如果我们进行了正确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例如,使用P2P算法的软件,可以让用户不必再使用VPN,就能直接通过另一台计算机连接到互联网,这有助于解决信任和可扩展问题。
这些算法无法彻底解决信任问题。你怎么知道自己连上的计算机真的属于你的朋友,而不是政府特工呢?十年前,这个挑战将会让很多人就此作罢。但现在,人们有可能使用Facebook或谷歌Hangouts等服务来验证彼此的身份,就像我们在线下做的那样。
隐匿技术——让一个东西看起来像别的东西——也是前进的一个方向。一条从伊朗到挪威的数字通道,可以伪装成一个普通的Skype通话。深度包检测无法把这类流量跟真正的流量区分开,而拦截所有流量会造成大量的附带损失,所以政府不会那样做。
最后,用户体验设计方面的进步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即便这一点可能不太明显。互联网正在变得更加易于使用,规避技术也是如此——这意味着活动人士在安全上网方面面临的挑战将会减少。
很多抗击审查的战斗都是由互联网自由运动人士领导的。无论是政策制定者、企业还是个人,都可以加入这个开放的社区。提供资金、编程技能和政府拨款,都有助于让情况出现改观。
从现有的热情和机会来看,打压性的互联网审查可能在十年之内垮台。要想下一代用户能够自由上网,我们就没有其他选择。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314/c14schmidtcohen/
Original Article: http://www.chinagfw.org/2014/03/blog-post_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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