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的哲學
馬航失蹤事件，亞洲反應無能。馬來西亞政府不都最終還要英國的情報部門、美國的波音公司、五角大樓來提供權威的資訊。當然「西方先進國家」如 CNN告訴你，飛機在印度洋墜毀，還是在北極圈失蹤，並非百分之百的準確。然而「兩害相權取其輕」，正如當初香港小圈子「選」特首，在唐唐和梁振英之間選擇，馬航事件權威地證實，在亞洲國家和所稱西方之間，帝國主義耀武揚威的「西方」，新聞資訊比亞洲可信。
無論亞洲人平時多有「自信」，嘴巴多硬，到災難關頭，還是要擁有高科技和人權的歐洲來救命。世界沒有「亞洲價值觀」，本來不必一架馬航加二百多條人命來證明，是和尚頭上釘着的蒼蠅——明擺着的事，但沒有辦法，世界是愚頑的人太眾，時時要以生命的代價才認識常識的真相。
世上只有歐美的西方價值觀，沒有所謂亞洲價值觀，因為西方有哲學家和思想家，但亞洲只有大把的獨裁政府和「企業家」，思想家一個也沒有。
西方價值觀以英美為主。十七世紀，英國著名的哲學家洛克，為西方價值觀打下基礎。
十七世紀英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在文藝復興和中世紀之後開始萌芽。有了資本就有商人，商人崛起就要國王與貴族的利益發生衝突。此一背景與二十世紀末的亞洲類似：當歐美生產線搬遷東來、利用廉價勞工生產之後，也出現大量買辦型的二毛子企業家。但亞洲與英國最大的分別，是資本聚積之後，英國有思想家的湧現，而崇拜工具和腸胃、輕視大腦的亞洲人沒有。
洛克的哲學思想，由經濟開始，先研究個人財產權利如何得到保障。西方沒有洛克，也就沒有後來的海耶克經濟自由主義，也無法區分國家與市場。一天國家和市場無法區分，則一天衍生無窮的貪污和腐敗。今日英國和英語國家，是世界貪污指數最低的體系，比起法國和意大利，英國人最不貪，所以倫敦和紐約是理所當然的國際公信的金融中心，因為四百年前出過洛克的緣故。
洛克最早提出「個人財產」的觀念，指出財產之所以重要，是由人用勞力來合法換取。當人在土地耕作，人的勞力，即令這塊土地，成為耕作者的財產。天地萬物有了人，令任何事物脫離自然狀態，因其勞動而增值，此一事物，即理所當然成為他的財產。
這是資本主義制度衍生出人權的最早發現。洛克以研究經濟與利潤為先，卻結論人權與自由在後。國王和貴族未經勞動，卻由祖先承襲土地，對於新興的商人，形成了你死我活的衝突。
換了在頭腦簡單的三流國家，此一衝突即會產生偏激的暴民共產思想。但是英國沒有，一二一五年，英王約翰早與地主簽署了大憲章，化暴力革命為理性妥協。此一基因定下來，英國人的國民性格從此遠離暴力和偏激。洛克對管轄土地的皇室，一直心懷疑慮，主張人民在私有財產權利受侵害時，即有權反抗政府。
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利益關係，在於徵稅。在徵庫房稅如未取得人民同意，則是侵犯財產。因此任何叛亂罪，責任先在於政府而不是人民。人民（當時以小商人為精英）對政府有了監察，洛克最早疾呼，很偉大。
勿忘記此一理論產生在十七世紀，當時是中國的明末清初。李自成張獻忠四處屠殺，滿洲韃子大兵入關，朱姓皇帝腐朽潰崩。但是在英國，「君權臣授」的皇室與地主貴族已經聽懂了洛克代表公民的呼聲。
洛克就是以英語世界為主的西方價值觀的先驅。洛克之後，還有蘇格蘭啟蒙運動雙傑：阿當史密和休謨，進一步提出自由市場經濟與貨幣率。洛克只是建構了骨骼，阿當史密和休謨增添了血脈和肌體。英國出現商人萌芽、催化、貿易成長的人文幸福，從此人的潛力釋放了，政府的權力制衡了，而王權的獨裁一去不復返了，而英語國家，也成為中國人轉移財產和子女國籍的理想國了。
這就是世上絕對沒有什麼「亞洲價值觀」的理由。日本有很優秀的人才和信仰，但日本不屬亞洲。亞洲的泰王行君主立憲，是從英國抄襲來的。印度以四千年的宗教立國，至今還維持階級種姓順民制度。台灣、菲律賓更不必說，也抄襲了美國的共和制，有其形而未得其神。亞洲只有市場、老闆、官商勾結的三流獨裁者。亞洲從來沒有出過洛克，除了一條洛克道上幾家食肆，除了廉價勞工堆成的 GDP， Asia has nothing，亞洲是空洞的。
這就是馬航失蹤之後，機上一百多名中國公民的家屬，向亞洲政府嚎啕呼號而一無所得，最後還要由美國、澳洲、英國來「主持公道」的理由。
(陶傑)
壹週刊 - 1258 - 專欄 洛克的哲學
坐看雲起時
曖昧之美
有人問：拍電影跟寫專欄不同之處，個個都知道，其中有何相似之處？
相似的是創作的道理。一個專欄，就像一家戲院，每天上映不同的影畫。寫好一篇所謂文章，跟拍好一齣電影一樣：文字要淺白，內容交代清楚，而且最好第一段，甚至第一句，就有點布局，吸引人看下去。
在這方面，電影的要求更嚴，因為電影是要至少幾百萬成本寫成的一個聲色綜合的專欄。淺白是首要的：對白要淺，人物要通俗，但淺白不等於膚淺，通俗也不等同粗俗，要在淺俗之中，經營深刻的感受和豐富的聯想。
我認為好看的電影都令觀眾有聯想，在淺白之中有一點點的留白。留白的地方，讓觀眾自己來填色，編導都不要替觀眾來定義。
「愛尋迷」裡的三個男角，來自三個不同的香港社會階層：馬華英籍演員吳國耀演的阿當，是蘭桂坊的國際精英一族；關楚耀的阿星，是旺角的洗頭髮型師；徐天佑演的家樂，是知識分子。三個層面的人生，有不一樣的追求，有一個追求社會公義，另一個尋找個人身份的，這些都是抽象的價值觀。只有關楚耀演的髮型師傅，追求的是物質財富和舒適的經濟生活。
徐天佑演的大學講師，患有抑鬱症，固然難演，關楚耀這個髮型師也很難，因為他是「世界仔」一名，但又有複雜的層次。為了錢，他可以做富婆的小白臉，又可以當富婆的同性戀兒子的秘密情人。
在浸會大學試映的一場，有學生問：這個角色有點不清楚，他究竟性傾向如何？
我說：一齣戲要有曖昧之處。關楚耀這角色，我故意寫得曖昧一點。這一代人，性變成了工具，愛可有可無，而錢財才是最終的目的。為了達至目的，阿星這個角色的嗜好是同性、異性、雙性，可以隨時轉換，甚至也可以是一個完全沒有「性」的人。但阿星不是機械人，終究是活人，人性是複雜的，對於富婆，他也有情感。他知道上位之道，有一位恩主。當恩主死於「意外」——這場意外，到底是失足，還是阿星在有意無意之間推了她一把，也很曖昧——之後，他主持追思會，也不純粹是演戲。到底其中有幾多分真，幾多分假，由觀眾自己來領略。
因為我相信「互動」這個濫用了的詞彙。不要以為看電影不須大腦，看「潛行凶間」的幾層夢境時，觀眾不是跟着用大腦嗎？看「達文西密碼」之類的偵探片，觀眾不是也要跟着查案嗎？如果觀眾新一代走進電影院，只帶一對眼睛和小腦的條件反射，只會永遠沉溺於 3D和特技產品。當然，「哈比人」和「加勒比海盜」也很好看。正如廣東道上，如果全部是 LV和香奈兒連鎖店，香港人和台灣人也會疾呼：「文化多元」何在，小店鋪的雞蛋仔和雲吞麵又有無生存的權利？
港產片不能齣齣都大成本大堆頭，這個理論，多年都有人講，但是市場潮流，尤其當「大中華」電影在硬件製作方面，都想模仿美國，跟「美帝」攀比，香港電影遲早會萎縮。
電影講含蓄之處，不是賣弄高深。即使罵人，有一千種不同的方式，不一定都要「指着和尚罵禿驢」。小說三國演義，作者通本都在罵曹操這個人物，但一開口就烏龜王八蛋的直罵的，只有在「彌衡擊鼓罵曹」時藉彌衡這個三流人物的嘴巴，其他回目，都以委婉的曲筆，或客觀排場的描寫，表達同一樣的意思。
然而在一個快餐時代，樣樣要「即食」，人的要求是不是愈來愈簡單，而且拒絕黑白之間的色彩？即使水墨畫的黑白，也有「墨分七色」之說，因為正如在正邪之間，有不同層次衝突的纏鬥。有時候，一個創作人不一定認同這些色彩，但必須確實反映，對於色彩的接收、分析、批判，應該是觀眾，這就是為何在這個 3D「盛世」，七十元一張戲票，小品的電影仍然應該生存的價值，因為一個字：人。
(陶傑)
拍電影
我編劇導演了一齣電影，最多朋友問有何動機，「點解你要拍電影？」
一百年前，英國的登山專家梅樂里，迷上了登喜馬拉雅山。他決心想登上無人去過的額菲爾士峰。許多人問他：你在英國放着舒適的生活不過，登山有風險：酷寒、雪崩，皆足以致命，為什麼非要冒險？
梅樂里一面整頓裝束，一面看着眼前的雪山，說出一句名言：「因為它在那裡。」（ Because it's there.）
拍戲是很艱辛的事，但風險終究比攀額菲爾士峰低。一個最早做新聞，然後寫作的播音出身的人，拍電影，並不是「撈過界」，因為報紙、電台、電視、電影，全部都屬「傳媒業」（ Media）——就像一個醫生，內外全科畢業，他想再讀一個「泌尿科」（ Urology），就到倫敦進修。於是本來醫治感冒的他，多了一張證書，掛在醫務所，從此他也可以用微創激光技術，叫病人脫褲子，醫治肥大的前列腺。
這不算「撈過界」吧？但不知何故，從事人文學科工作的人，時時遭到很多成見，好像「不安本分」。電影的敍事技巧，今天都說「講一個古仔」；而新聞，英文叫 News Story。編劇和導演將一個故事講好，本質上跟一個記者寫好一段大火新聞稿、一個說書人憑一張嘴做好一個電台節目，性質完全一樣。
但是，一個專欄作家，一支筆、一張紙，完全能控制寫作的內容。拍電影，由編劇的紙上故事，到現場的光影拍攝，最後在剪接間裡的刪增潤飾，從演員、攝影到幕後，卻要由至少一百人與自己一起「寫」，這就是另一回事。
因為好電影，我永遠相信，在娛樂性之外，要講一點人文的主題——不是「藝術」，這個詞令人卻步——電影不只是讓人眼睛吃冰淇淋，或者什麼色彩的盛宴，只接收銀幕上的色彩、武打動作、色情，令感官（ Senses）受刺激。我認為好電影還會令觀眾心靈經受震盪，甚而阿里士多德說的「洗滌」（ Catharsis）。
七十元一張票，我的戲成本只有五百多萬，不可能有「哈比人」的綠布合成風景，或者「大鬧天宮」的特技。我時時想：要令觀眾付出七十元，得到何等回報。
小本製作，不是色彩盛宴的滿漢全席，或九大簋。小本製作是一碗湯、一碟小菜、一碗白飯。小菜的排場，怎樣跟「盛宴」相比？但是小菜可以追求細節，以及多層次的雋永味道，如揚州炒飯，要有葱花、青豆、肉碎的細節，有乾爽的米飯；而一碗老火湯，要熬出「嗒落有味」的含蓄感。
一百年來，好戲永遠貴在含蓄——「北非諜影」是一個愛情故事，但男女主角沒有一句對白說「我愛你」，一切在眼神、表情、甚或服裝和一個點煙的手勢裡。兩人是一對舊愛，以前相好，同遊巴黎，卻全片無一場床戲，倒敍回憶，只一兩個開篷車駛過鐵塔的場景交代。「北非諜影」卻成為史上最偉大作品之一。
有人即刻會反駁：但今日潮流不同了，今天觀眾追求官能視覺的刺激。但我會說：電影視覺無疑最重要，所以才有 3D，但不要「畫公仔畫出腸」，卻是人類有創作以來，不可改變的金科玉律：留白、曖昧、含蓄之處，比把一切都攤開、逐件在眼前細數，還嫌你不明白而用一張嘴再解畫，更為高明。這是我的信仰（ Faith）；讀文學出身的人，我無可救藥地堅信，同屬風月寶鑑，「紅樓夢」寫得比「二世祖手記」好，因細膩、細節、細心。如果你說：不，這個年代，一切只求「講清楚」，粗疏、膚淺，那麼我投降，而且退場。
淺白不是膚淺，而深刻也不是深奧。我相信，好的電影用眼睛從銀幕「收貨」，只是基本；好電影除了用眼睛，還要用一顆心來感賞，就像進食，經過口腔腸胃，口腹之慾滿足以後，就是營養，由血液隱隱輸送全身。
電影能表達的事情，往往無法以文字完全來表達，正如詩畫雖亦同源，不錯，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但是畢竟詩和畫，是不同的創作形式，不一樣的。我嘗試拍戲，並無野心，只是到了一個階段，有一天，忽然覺得：有一些事，已經無法在報紙雜誌的專欄裡，用一張紙和文字來表達了，於是想到將紙化為銀幕，文字化為光影。
動機就是如此簡單。當然，眼高手低與否，是另一回事。當然，我希望有很多資金，我不揮霍，我是窮人，也不是法國藝術家，我有將每一分本錢，對效果最大收益的計算之癖，所以，最後我對得起老闆，而且我認為，不能說所有香港人都喜歡——看慣了 3D特技千軍萬馬就不一定了，長期追求「啖啖肉」和非「畫公仔畫出腸」才明白的，也不一定了；但除此之外，我隱約覺得，這齣戲應該不至於見不得人。
就是這樣了。對，我不自量力，我撈過界，我貪心……但是，我翻過了一座山。為什麼不乘車，要步行，還要登山之辛苦？因為山在那裡，因為，一張人間的大銀幕，在那裡。
(陶傑)
財政戰爭
香港自開埠以來，第一次出現幾乎公開分裂的兩個政府：以特首梁振英為首的「派錢一派」，和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的「反派錢派」。
曾財長堅持穩健理財原則，遵守基本法「量入為出」的決定，而且因為並非梁班子核心人員，據說遭受歧視和邊緣化，慘遭梁特的私人金主和左派心腹，點名叫罵。
堂堂財政司司長殖民地時代如彭勵治、夏鼎基、麥高樂，皆德高望重之人，從未曾與港督布政司出現公開的「撕裂」。要問梁班子為何威信低落，香港人為何懷念殖民地時代，中方不妨睜眼看看他所籌組架接的一個雞尾酒式的班子，因為不信任他一夥全權「揸鎖匙」，要由更信得過的曾俊華來做掌櫃，自己種下的原因，苦果香港人來收割。
梁振英當初組班時，不是口口聲聲說要找「理念與我合拍」的人嗎？看來曾財爺的理念是不太「合拍」了。不過不要緊，語言藝術之下另有過骨之道：「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梁特與曾俊華之間真的只是「不同意見」嗎？如此一來海恩斯和海耶克也只是一點「不同意見」了？如果是這樣，又豈會在二十世紀變成兩大流派？
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之一點「不同意見」，卻造成幾千萬中國人在內戰做了寃鬼。毛澤東與劉少奇今日看來，不也該只是治國方向「不同意見」？但你看看十多年前的人民日報，卻是你死我活的兩個「司令部」。中國人言詞狡辯的藝術非常高超，要對抗詭異言詞，定力低一點的，都會做了蠢蛋。
一個要派錢，一個要緊縮，這是水火不容的兩種理財概念。香港經濟只靠房地產和自由行消費。十六年來，當初阿董宣揚的「經濟轉型」，什麼高科技港之類，通通化為泡沫。據說董伯很不滿香港經濟只倚賴房地產和高地價，但是董伯下台，上海那幾塊他家族企業的土地，不是漲價可觀嗎？這時未見我們前特首說貴地價會增加成本。今日上海的成本有些已經高過香港。地產泡沫的毒品，你既然上了癮就戒不掉。曾財長看得長遠，他對香港的感情，也從緊縮和不亂派錢之中看到較為真誠。
濫開社會福利，不但走上一條自殺之路，而且危害世界和平，促進暴戾。二十年來，英美歐洲許多左派政府上台，為了替十九世紀的所謂白人殖民主義「贖罪」，紛紛大手筆向非洲第三世界提供金錢援助。但是西方世界的援助，卻造就一個個軍事獨裁政府，錢都中飽到這些非洲民族新皇帝家族的口袋，轉一個彎，回流瑞士銀行私人戶口或化為倫敦房地產。當然西方不全是傻瓜，但他們也要向選民中的左膠交代。睜一眼閉一眼，派錢變成最大的偽善。
非洲的烏干達，前年由英國政府手上得到九千五百萬鎊派錢援助，但烏干達總統穆塞韋尼最近簽署法令，將同性戀刑事化，判處鞭打重刑。前英國殖民地肯雅，與英國有血緣之親，但肯雅的「國會」議員，年薪十萬鎊，則超過一百二十萬港幣。肯雅的平民年入少於一千英鎊。英國對肯雅前年派錢超過一億鎊。
西方國家向非洲經濟援助，此路不通。當初以為派錢會落實在醫療和教育之上，但非洲卻缺乏這方面的人力資源：教師不足，醫生和護士不夠，收了「善款」，非洲國家又有自己的「民族自主權」，你不得干預他們花錢的「內政」。政權與軍方勾結貪污，將援助的錢用在撐場面、鬥面子的公路基建，從中又是姨媽內姪裙帶網絡的工程公司和主攬建築器材，耳熟能詳，不在話下。
烏干達收了英國人的錢，不會用來體現西方的人權價值觀。獨裁者更獨裁，人民的權利比殖民地時代更退步。可憐英國平民和中產，年年加稅，錢都倒進鹹水海。
僅此「外國先例」，也怎能怪我們財長不想派錢？譬如梁班子向基層多撥資源，改善什麼醫療教育，但另一方面，香港的醫生專業團體卻例行保護主義，英國祖家的醫科證書竟在香港不獲承認，要重新再考題目艱深的「專業試」。真是笑話：香港的西醫學院，教出了孫中山，是英國最早設立的。所謂西醫源自西方，以英國為主，香港的黃面孔「當家作主」，倒過來考回前祖家的文明知識來。豈不是今日如果肥彭在英國失業，回來香港想教英文，要由吳克儉的教育局設一張英文卷要先考考肥彭的英語文法和口語？
這就是第三世界之鄙厭之處。不要看這些國家口口聲聲如何以前被「列強」欺負。錢鍾書說得好：凡可憐人，必有可恨之處。胡濫派錢等同作孽，英國已經檢討對第三世界的派錢援助了，香港幾時？
(陶傑)
大馬證偽
大馬航機在越南與大馬交界海域神秘失蹤，有傳是恐怖襲擊，也有傳是高空解體爆炸。不論解體也好，爆炸也好，大馬航機之謎，引爆了全球的一團垃圾的爆炸，這團垃圾，就叫「政治正確」，英文所謂 Political Correctness。
「政治正確」潮流是八十年代開始美國的左派學者帶頭興起的。「政治正確」是百分之百白人社會吃飽飯閒來無事的消遣，旨在消除社會的「歧視」。這些西左認為：世界上之所以有歧視，來自英語詞彙有大量含有歧視意識的語言，譬如聖經裡對上帝的稱謂 He，就是彰顯了「男性霸權」。「政正」主義者肆虐之下，這也「歧視黑人」，那也「有辱伊斯蘭教」，搞得好好的文化生活，充滿了許多語言禁區。三十年來，西方電視的喜劇少了，尤其英國的喜劇沒落，因為喜劇嘲笑的，正是觀眾以高高在上自居，比一般人傻而且蠢的人，而傻和蠢，政正主義者認為，不應受到嘲笑，他們也有做人的尊嚴。
譬如，「政治正確」者長久禁止英美的新聞報導疑犯的膚色。一名黑人搶劫被捕，報紙不可以說「疑兇是黑人」，或「警方拘獲一名黑人疑兇」，因為即使「客觀報導」其膚色，讀者觀眾耳濡目染，長期會潛移默化，加深對黑人的歧視。
但是，警方抓到人犯，還可以自欺欺人遮遮掩掩，但當疑犯潛逃，須要通緝了，不講明「逃犯是黑人」，請問大眾又往哪裡去抓？逃犯是黑人，只是一項客觀事實，如逃犯大眼睛、頭髮鬈曲、面有刀疤、臂有刺青一樣，本身很科學，並無歧視，報導出來，為了可早日緝拿歸案。不准表述其膚色，豈不浪費時間？然而「政正」主義的西左霸權「夠惡」，長久之下，西方新聞媒體自我審查，疑犯是何人種，公眾早已剝奪了知情權。
現在大馬航機爆炸，生死大事，東亞亂作一團。大馬和國際媒體公布的資訊，都顧不得「政治正確」了——機上兩名乘客，持他人早已報失的護照上機，一時之間，恐怖分子疑雲滿天。傳媒突然紛紛「突破禁區」，大事報導了兩名怪客的族裔膚色：兩人不是「亞洲裔」，而一名是「黑人」——「政治正確」的「反歧視」原則，報導到這件事的時候，全球傳媒，都拋到九霄雲外，原因很簡單：在人命關天的當頭，「政治正確」是幼稚的、偽善的，而且，是「不可持續」（ Unsustainable）的。
第二項被炸散了的「政治正確」，就是所謂「美國不應重返亞太」。大馬航機事件之前，全球華文傳媒，除了壹系，或遭洗腦，或被收買，都在進行「美國重返亞太的狼子野心」的中國民族主義大合唱。但是當大馬飛機「解體」之後，跟着也神秘「解體」的，正是以華文傳媒為首的「反對美國干涉亞太內政論」，這些本來對「美帝霸權」齜牙咧嘴的尾巴輿論，忽然對美國的驅逐艦進入越馬海域參加「搜救工作」，紛紛搖了起來，許之為「國際合作」。
美國不但派出第三艦隊來援救，美國還對這架大馬航機「說三道四」，最先指出有恐襲嫌疑。很奇怪，華文傳媒沒有一篇評論大罵美國，反而心甘情願，歡呼美國協助撈救。
按道理，機上絕大多數是中國人，飛機失事之處，又是「南中國海」——大馬事件之後，「南中國海是中國的內海」之說，是「政治正確」的第三隻倒下的骨牌。如果「南中國海」是中國的內海和「核心利益」，美國戰艦開進來，應該申請才對。但美國應「馬來西亞和越南之邀」，竟然趁火打劫，「發死人財」，視「南中國海」為百分之百的公海。
此例一開，恐怕美國戰艦，不由得遠東國家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了。你墜了機，要乞求美國人來幫忙，付美國政府多少海上救援費？美國戰艦的燃油成本和海軍薪津，是不是由馬、越、中三國，或按機上死難者的國籍比例，由各國政府攤分？即使是世界警察，一國的警察是納稅人養的。美國人沒有像大陸醫院的外科醫生一樣，跟你先收手術費另加紅包，再醫治，而是跡近見義勇為，無私無償，施展人道服務。軍艦救完了人，美國當然在亞太這件「百慕達海域」長期穿梭了——不是說這裡有一條時空隧道嗎？或者外星人綁擄了飛機？不管喜歡與否，世上只有美國有足夠的高科技來做巡警，美國警察「救災」之後，留下不走，天下沒有慈善虧本的生意，你又吹咩？
「政治正確」之虛假與膚淺，本來不須證明，因為西方左膠，是一群不學無術之徒。但是這伙西左白人的「論述」，在遠東教出了一批子孫，平時在華文傳媒和華人學院僭佔席位混飯吃。大馬航機，為什麼美國要「干預亞太事務」？很簡單，因為機上有兩名美國乘客。飛機的炎黃子孫，關人叉事，美國第七艦隊，只為美國的昂貴人命而來，其他平時反美的「政正分子」，此時厚顏無恥地趕擠美國的順風車。二十一世紀，這個世界不由美國繼續做警察，抗外星人、尋找時空秘道，而且倚重美國平時全球監聽的手機電話搜尋恐怖分子的蹤跡，靠誰？靠史諾登，或第三世界一眾死剩把口、但又爭相將子女送英美的民族躝疸乎？
(陶傑)
門檻翻不過
二○一七年普選達成協議機會渺茫。中方官員呼籲要有「共識」——一聽到「共識」這兩個字，就知道二○一七年特首普選不會成事。香港絕大多數人，包括年輕一代要求真正的普選，即每一個香港公民有成為候選人的機會。但中方堅持的「篩選」，人人都知道有一個名單，上面的若干人不准入閘。這一點違反「基本法」規定香港公民有平等的「被選舉權」。但中方顧慮一旦選出了長毛或余若薇，中國對於香港就像俄國對新的烏克蘭政府失去了控制，尤其當香港「烏克蘭化」，倒向西方。
既然如此，中方怎能不控制普選，或牢牢掌握「入閘權」？但今日的香港已經不是一九八四年。世界風氣所及，年輕一代需要更大的發言權。如果一九八八年衞奕信做總督的香港，能得到當時相對還「開明」的胡耀邦和趙紫陽批准，這一次邁步實施普選，香港人今天民主已經上軌道。
真正的普選與共產黨的「原則」水火不容，無疑是與虎謀皮。更不要說還有功能組別的工商和各界的既得利益者，長期得到政治經濟「蛇齋餅糉」的餵養。一旦普選，所有走捷徑的種種優惠，幾十年來消失於一旦。工商界還沒有準備好普選，因為三十年來商界不需要與香港平民的代表直接電視辯論。平民的一方有口才利落、雄辯滔滔的選舉專家，但工商界這邊乏善可陳。
幾十年來，工商界被寵壞，中方從來沒有誠意讓香港實現英美般共和黨和民主黨、工黨和保守黨的選舉對決。於是工商界已經到了富二代，他們的許多子女雖然也在英美頂級大學擁有工商管理學位，但工商界的富二代，無一人有電視政治辯論的口才，更遑論魅力。
如果香港三十年來工商界沒有浪費時間，他們的下一代讀哈佛牛津之餘，也能夠沾染英美精英大學生的政治幹練，十年八載下來，應該有一個辯才如長毛瘋狗、講話理據清晰如李柱銘這樣旗鼓相當的人。美國的甘迺迪不就是生意人富二代的精英代表嗎？二十年代甘迺迪的父親在禁酒令中致富，可刻意培養幾個子女。甘迺迪富二代經過民選洗禮，反而沾染了同情平民的均富思想，成為民主黨左派的普選對象。
如果三十年前香港普選即有序起步，不必等到今日，香港的長毛與余若薇已在民主麻疹之中成熟。愈遲開展普選，問題積壓愈多。當然，剛開始普選的國家和社會，頭一兩屆不一定能保證選出優秀的人才。像台灣的陳水扁，普選高票誕生卻淪為貪官。但陳水扁現象對於台灣的民主，就像三歲小孩及時的麻疹——麻疹是一定會生的，愈早生愈好，正如學游泳，一定會嗆喝兩口水的，六、七歲時學過，十二、三歲就可以成為校隊健將。香港的所謂民主，被中國層層阻撓，到現在還沒有起步，就像三、四十歲的成年人，對麻疹缺乏免疫力，或開始學游泳，又怎能不異相而令人發笑？
至於保留功能組別這個英國人發明的權宜之計，證明中國的「政治智慧」極為有限，到今日還倚賴英國人的早期發明。功能組別是參考法國大革命前三級會議：貴族和僧侶是兩級的功能組別，各佔一票，平民被當做另一個功能組別，也佔一票。難怪一切改革，譬如向貴族加稅，每次都在二比一的投票之下，令平民絕望。於是平民代表毅然宣布退出三級會議，在網球場發表「人人生而平等」的宣言，堅持要求一人一票，不實現不散去。國民議會由此誕生，一個新時代開始了。
二○一七年特首即使有普選，二○二○年的立法會怎麼辦？中方已經露出了「保留功能組別」的底牌，最多抄襲彭定康的政改，功能議席的選票基礎擴大一點。這就奇怪了，彭定康不是「千古罪人」嗎？他的唾液為何過了十多年，還是梁愛詩之流的小政客「參考」的依據？既然認為彭定康當年「新九組」方法可取，當年為什麼又潑婦罵街？
這些問題，中國一概不答你，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二○一七年嚴格篩選，二○二○年絕不會有全面普選，泛民手上只剩下「原地踏步」這張王牌。與其實現假普選，看來有人會堅持不如要真小人，拉倒而原地踏步，變成承襲一千二百人小圈子繼續小圈子遊戲，那時誰還會當什麼「特首候選人」呢？
(陶傑)
黃河水患
香港街頭爆發驅蝗運動，暴發的大陸自由行掃貨客，遭到香港下一代在街頭公開教訓，朗聲指摘。另一方面，加拿大這個「法西斯」國家則毅然對大陸投資移民關上大門。最近有朋友由紐西蘭來，我問這位早已找到天堂新家鄉的幸福香港人：連加拿大的房子都給中國人炒到天價，紐西蘭樓價如何？對方笑答：紐西蘭早已取消中國人的「投資移民」了，加拿大是在後追隨的。聽了之後，我放心了。
朋友說在紐西蘭奧克蘭的郊區，有一個中國人，以十三萬買了一座洋房，兩三年之後以九十萬紐幣脫售。中國人炒貴房價，早已令紐西蘭朝野感到厭煩。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與歐洲的白人一樣，喜歡過簡樸寧靜的生活。他們買一所房子自住，為的是一生穩定的高質素生活，前後花園種花植草，賞藍天、觀日落，這是兩千年前老莊的最高天人合一境界。
澳加紐的白人不需要兩千年燦爛文化，他們也不需要什麼莊子、孔子的書本理論。誠實、助人、親近自然，在他們二三百年短短的歷史裡，早已化為每一個國民、不論老幼的生活實踐。所謂文化，如果只在一個吹水的民族的嘴頭和他們的教科書上，這個民族無人實踐，甚至追求的剛好相反：豪車、暴發、污染、欺詐，這樣的文化，包括什麼孔子老莊，通通是垃圾。
加拿大和紐西蘭拒絕中國的投資移民，完全是「嫌錢腥」。香港的左膠和特首官員，大概又要呱呱叫，說這兩大白人國家不知好歹，拒絕中國「恩主」，是在經濟上自挖墳墓的行為。不錯，當溫哥華的樓市被中國人炒成泡沫，多年來溫哥華的房地產市場一定吸引了大量經紀。加拿大把門一關，大量經紀失業，但是奇怪了，這些經紀沒有在街頭遊行，抗議加拿大政府的「反華政策」，令他們失業。中國駐溫哥華的領事館是不是該做點事情呢？還是溫哥華的經紀，以愛加拿大的原則先行，不受蠱惑煽動，他們多年來雖然從中國移民身上發了點財，但尚有良心，知道這是不義之財，只會令加拿大本地公民的生活成本更困頓，所以加拿大政府一向中國富戶關門，地產經紀也就悄然轉業？
我預言：在西方文明國家向中國房地產移民關上門後，下一個「市場」將會是西方國家的大學。
據統計，美國的名牌大學，中國留學生的退學率高達四分一。這些長春藤大學，考進去的中國人，無論從北京天津還是四川，惡補入學試 SAT，曾經過一天八小時的苦戰，英文詞彙靠啃記詞典而全部「掌握」。在本國大學，如果文憑是真的，也是第一流的「尖子」成績，但是去到美國功課跟不上，也有偷偷打工或走私販毒被大學很禮貌地請走。
因為中國留學生不適應美國的教育文化。他們的英語無論在大陸考多高分，因缺乏文化修養，開口難言。偏偏大學的導修課，要學生自己圍成圈子討論。中國留學生被要求在課前自己搜集資料，上課時發表演講，或與同小組內的白人同學合作，備課時中國人十之八九就出現困難。
中國的教育並不鼓勵人格獨立，只是單方灌輸。中國留學生難以融入英美大學的主流。慢慢，大學的導修課小組，中國人獲得教授分配非洲、中東等同學自成一國。因為教授不想白人子弟與一個思想動作笨拙的中國同學編在同一小組，浪費時間，扯低學術水準。中國留學生缺乏大學文化生活，窩在宿舍裡上網看「環球時報」。他們不會參加大學的冰上曲棍球、辯論會社、天文學會，相反自己組織中國學生會，然後又讓學生分裂成幾派，大陸留學生忙於討伐台灣同學的「台獨思想」，又看不起少數香港人，於是在美國的名牌大學，走進校舍一看，就發現中國人忙於自相殘殺，多於真正學習美國的文化生活。
而留學，課室上課其次，文化生活居首。連胡適當年在康乃爾大學讀書，也結識了一個美國鬼妹情人。胡適溫文爾雅，體育並非強項，而鬼妹對能打籃球、昂藏七尺的男人特別傾心。有點靦覥的胡適如何吸引到鬼妹的歡心，是一個謎。但是胡適如果沒有與美國當地人親密的交流，對美國人的民主思想了解也不會如此透徹。
相反當年留學芝加哥，讀美術史的聞一多，由登洋輪開始，就不想接受美國文化。去到美國繼續「心懷祖國」，完全沒有與同學的交流。結果胡適回國，成為中國民主思想之父，民國的首席幕僚，而聞一多回中國後，思想左傾，在昆明發表煽動演說，遭暗殺而下場悽慘。
今天的西方大學，與房地產一樣，變成另一個「中國市場」。悲劇和鬧劇時時發生。許多教授也知道教育資源短絀，對中國學生網開一面，功課差的但求早日讓他畢業，領一張美國證書回中國大陸，在農民人口面前炫耀，也當做送瘟神。至於中國留學生想行賄美國教授則時有所聞。
但留學生確是進步了。一九九一年，愛奧華大學的博士生盧剛，槍殺其博士導師兩名、又槍殺女副校長，最後飲彈自殺。這位叫盧剛的民族大英雄，因為不服「美帝」教授「剝削」他的研究成果，伸張愛國大義，殺死了五個白人知識分子，隨後自轟而壯烈犧牲。此事後來荷李活還搬上銀幕。今天的中國留學生，知道萬事可以用錢解決，而不是「槍桿子裡出證書」，時代是進步的，畢竟不必太悲觀。
(陶傑)
四萬八地獄
今年施政報告，梁特仿效他信向基層派錢，增加社會福利，希望為二○一七普選連任，打下一點基礎。
亞洲人對於口舌腸胃、溫飽住行一類的優惠，需求最實際。中國人更是其中的表表者。「溫飽權是最大的人權」，既然將人視同為豬牛一類的畜生層次，針對這種選民，用社會福利的飲食券，直接交易，化為選票，倒也不失為其中可行的辦法。
中國統戰台灣的民進黨，也就是向台灣南部民進黨的票倉着手，大手筆購買台灣農民的水果與農作物，令台灣的農業倚賴於中國大陸。另一方面，以台北為中心的商貿企業，則開放大陸市場，讓「娃哈哈」一類台灣飲品登陸，這樣就可以上扼咽喉、下抓腸胃，以收復台灣的「民心」。
梁特施政報告，故意忽略中產，向低下層市民派福利，這是毛澤東當年「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基因遺傳所致，共產黨相信「無糧則亂」。在中國至今從來沒有「中產階層」的觀念……中產階級像大嶼山的綠色郊野公園一樣，純粹是西洋的社會文化產物。當年馬克思預言：曼徹斯特的英國工業社會，由於大資本家持續剝削勞工階層，沒有好日子過，因此無產階級革命必然發生在英國。
但三流的社會學家馬克思跌了眼鏡：資本家要進一步「剝削」工人，要掌控所謂「生產工具」。資本家只是投資者，生產工具如蒸氣機、滑輪、電腦，不可能由資本家發明，而是科學技術專家。科學家沒有資本，他們憑努力而學得知識就是中產階層的基本。生產工具不斷更新，又衍生了銀行金融業和創意設計業，他們形成龐大的知識階層，在貧富之間，富有人道精神，愛護動物，鍾愛自然。中產階級先在英國湧現，繼而輻射西方文明國家。馬克思學說之破產，就是完全不能預言中產階級的湧現。
從此之後，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對中產階級不是繞過不提，就是懷有心結。馬克思的信徒無法解釋，他們信奉的上帝，寫的那本「資本論」的聖經，承諾將來實現的「共產天堂」，為何一直未能兌現。因此，沾有共產馬克思思想的人，對中產階級不是心懷仇恨，就是有意漠視。梁班子裡的毛派極左文膽，這一點心理折射在施政報告，完全漠視中產，顯而易見。
一九六七年港共暴亂之後，麥理浩看到問題所在，大力扶掖的正是中產階級。中小企進一步蓬勃，教育和文化產業茂盛，雖然英國殖民政府對中國的詩詞文藝毫無興趣，但影視事業發達，導演、編劇、明星，甚至連龍虎武師也進身為創作業的中產階級。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也是香港的中產階級震撼最大。他們不像資本階層手上有幾百億的流動財產，隨時可以遷走，比下有餘，卻不甘淪為「貧賤不能移」的貨櫃車司機和清潔阿嬸。共產黨一來，毛澤東如何對待當年上海中小企和知識分子？一九八九年香港中產階級雖然不讀歷史，但天安門清場的實地 TVB新聞廣播，他們看到了，於是雞飛狗走。
梁特班子一年半，毫不理會中產階級，也就有了歷史根源。施政報告對中產一字不提。今日香港比起董建華「八萬五」當年陷經濟於地獄，也有一個「四萬八」的地獄階層。月入四萬八千元，年齡在三十出頭，擁有一點知識技術的夫婦，老公約賺三萬，妻子賺一萬八，放在歐洲和日本，都是生活得不錯的中產階層。然而在香港，收入四萬八的這個小家庭，卻身陷地獄。
且不說這小兩口各自的父母有無能力為他們提供置業首期。假設這「四萬八」的男女主角皆出身公屋，努力考進了港大或中大，投身社會，從事編輯、電腦、銀行之類的知識技術型工作，因此他們的收入平均只有四萬八。
沒有物業，先假設租金開支約一萬八千，租一個四百呎的小單位。這對小夫婦的工作應該是在港島，他們總不成住天水圍，多負擔兩三千元一位的交通開支。剩下三萬元，衣食所需……三十出頭的少婦，總要打扮吧？她的朋友喜歡講遊日本飲食購物，她總要跟老公仔一年遊一次日本吧。「四萬八」的中產小夫婦總不成每頓飯都是到茶餐廳吧？加上港女不善下廚，香港大量食肆，顧客就是這個階層，每月兩人衣食開支總要一萬二三千元。
剩下的一萬七八千可慘了。結婚的目的以中國倫理，是傳宗接代。他們敢不敢有子女？生下第一個小孩，即是噩夢開始：要不要搬去名校網，找一個好點的單位租住？小孩生下來要不要讀國際學校，還是接受愚蠢的中國人教育？學費若干？既為中產階級，就有「親子」開支：將來讓小孩兩歲就學英文、三歲學鋼琴、四歲學普通話以便北望神州，另請一名菲傭，這四萬八千如何夠找數？
「四萬八」的夫妻，貧賤不足，卻百事堪哀。從此他們永遠不必奢望置業，而且租約兩年為期，業主隨時加租一兩成，而這對夫婦的薪金，看看過往十年走勢，又會加多少？
「八萬五」噩夢殘跡未了，「四萬八」的悲慘世界又降臨。曼谷為何出現黃衫軍？就是中產階級忍無可忍，向蛇齋餅糉的他信問責。西方的普選移植亞洲，與亞洲土壤的毒質結合，出現變種。可以預見，二○一七年不論有無普選，有無篩選，都是另一卷風雲世紀的序曲。
(陶傑)
三分天下
英國首相金馬倫孤注一擲，九月舉行全國公投，決定蘇格蘭獨立。
金馬倫此舉是文明世界的典範。「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國演義」開首第一句，作者羅貫中並不是在鼓吹中國「應該」分裂，只是指陳一項客觀事實：一個大一統的中國，時間久了，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必然」分裂。
今日的英國統一於一七○七年，米字旗從此形成，英國變成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四大部族，合併成 Great Britain。今日，一個英國公民，不論種族膚色，只要尊皇室為國體，信奉民主、自由、人權、欣賞英國文化（除了食物），都可以自稱為「英國人」（ British）。
蘇格蘭雖然也說英文，但有不一樣的文化：蘇格蘭英文的詞彙有所區別。例如英格蘭人講 Girl，蘇格蘭人說 Lass；英格蘭人說 Boy，蘇格蘭人講 Lad。還有尼斯湖，蘇格蘭人叫 Loch Ness。威爾斯更有自己一套文字。歷代英國政府與皇室，從來沒有以暴力和「行政手段」取替這樣，規範那樣，因為英國不是一個野蠻國家，所以英語世界今日仍是中國人夢想移民的天堂。
金馬倫開始為公投造勢，發表情感豐富的演說，指出英國既然為品牌，則蘇格蘭一旦獨立，品牌受損，是典型的「裂則兩弊，合則兩利」的理論。
金馬倫說得對，蘇格蘭沒有必然獨立的理由，倫敦中央政府沒有排擠蘇格蘭。英格蘭人最多在笑話中以愛爾蘭人為嘲笑對象，從來不敢輕視蘇格蘭人。地理形勢方面，蘇格蘭多山，養成民族驍勇善戰、堅毅冒險的性格。英格蘭多平原，英格蘭人精於心思計算，文化也更精緻而不如蘇格蘭之豪放。地理形勢決定民族差異，這一點千百年來沒得好講。中國在文化上跟英國一樣，有南北兩支。黃河與長江決定了中國有兩個：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北國人，情感熱烈，而且應對黃河時時氾濫決堤，脾氣較為火爆，精神狀態緊張，有一股莫名的衝動，慷慨激昂、憤怒不平，所謂「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即是此意。
相反長江流域以南的中國，南方人敏感而溫和，情感含蓄，做事不衝動，多愁善感，流連哀思，有幽怨色彩。南方的中國人情感深藏於厭世棄俗的舉止之中，有時顯示出「萬事不關心」的冷漠，但都有平靜的反省能力。
北京的的士司機好論政事，口沫橫飛，由中南海內幕說到中日是否開戰，都是「環球時報」的憤怒中人，這就是北方中國人的民族性。相反上海人滑頭，對政治麻木，而且因百年前有幸得英法租界的開化，具有國際視野，知道西洋文化年輕而有活力，一般都不會是民族主義的狂熱分子。上海女人喜歡扮靚、賺錢、談論找個老外如何移民歐美，對國家大事漠不關心，什麼民主自由一概不知，這就是長江黃河南北民族性的分別。
但是南方中國之複雜，又因平白多了一條珠江。連南方也有「北方」與「南蠻」之分。戰國之前的南方中國，南方最多只及湖南，古典的南方，指蘇浙、湖南、江西，加上點點福建。南宋之後，南方還包羅了兩廣，再加上民國三十八年，中國正式分裂，北人南遷。英國人高超的政治智慧，幾十年維持「和而不同」的平穩局面，殖民地政府是公正的球證，除了兩場政治癲狂的暴動，一直相安無事。
林語堂論「中國人」有獨到的觀察：「南方與北方的中國人，雖為一個民族，但在性格、體魄、習俗上區別之大，不下於地中海人與北歐日耳曼人。北方的中國人，習慣於簡單質樸的思維和艱苦的生活，更像蒙古人。與上海浙江一帶的相比更為保守，他們令中國產生了一代代的地方割據王國。東南邊疆是另一種人：習慣於安逸、勤於修養、老於世故、頭腦發達、喜歡舒適。他們吃燕窩湯、吃蓮子、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學家、戰場上的膽小鬼，隨時準備在拳頭落在自己頭上之前就翻滾在地，哭爹喊娘。」
林語堂指的南方人是江浙人，在大南方之中，林語堂又細分：
「在中國正南的廣東，又遇到另一種中國人。他們充滿種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漢，吃飯工作都是男子漢風格。他們有事業心、無憂無慮、好鬥、好冒險、圖進取、脾氣急躁。」
中國南北文化之複雜，就是在大南方之中：廣東人和上海人互相看不起。因此，毛澤東在詩詞中早有遠見：「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毛澤東說，中國應分裂為三塊，大概就是黃河中國的北佬、長江中國的上海人，以及珠江中國的嶺南廣東。中國文化一點也不複雜，以這三條河流為指標，就像攤大手掌，只看三條主紋，這個國家的鬥爭和衝突，一目了然。
(陶傑)
說南蠻
特府吳克儉無端端宣布中小學應推廣所謂普通話教學，又引起一場風波。
吳局長只是奉上命做傳聲筒。「上面」一貫排擠粵語，視廣東與福建為心腹大患。因為最早是陝北的政權，對於閩粵兩省因言語不通，天性疑忌，加上歷史心理陰影，覺得這兩個省有如異國，隨時會作反，排斥粵語尤為或隱或現的政治任務之一。
說廣府話是「方言」，其實不確。粵處中國之南方，語言與各省不通。確實，中華民族起源於黃河流域，黃帝與蚩尤大戰之時，五嶺以南的廣東，還是一片鱷魚虎豹出沒之地，雜居着猺、獞、苗等茹毛飲血的生番，所以稱為「南蠻」。
中國的南北戰爭，由秦始皇三十三年開始。秦始皇置郡，決定遷徙五十萬人去南方，與當時還叫「百越」的各部落雜處。所以粵人與中原在春秋戰國之時本屬一家，今日粵音保留許多字眼，在詩經和楚詞中都用過，便是明證。
以後，五胡亂華，北方各省流民更四處逃竄，北宋遷都杭州，中國文化面對匈奴及金人入侵，且戰且退，到宋帝昺南渡，朝臣多名家族從長江進入嶺南，又有幾萬家戶。在歷史上，宋帝昺和陸丞相一起南逃到九龍，是一件大事，今日九龍城的宋王台紀念的，當年不只是一個孤王，還有數十萬兵，皆來自中原，因此今天許多廣東俗語，保留了宋朝的俗話，如「莫理頭尻」，在「水滸傳」裡出現過，「尻」不是生殖器，是尾巴，「莫理頭尻」是指人首尾不顧，演變為今日，叫「無厘頭」。因此，廣府話嚴格來說，並非方語，是中土正音。
人類文明先有聲音，後有語言，有語言之後，而有文字。因此「語文」兩字，以「語」先行。廣東話到今天還稱為「頸」、「喉」、「大髀」，與北方話所稱的「腦袋」、「臉」、「嗓子」、「腿」已經是不同的路數。廣東話說「日頭」，普通話稱「太陽」。廣東話稱「月光」，北方普通話稱「月亮」。廣東話叫「粥」，而北方這個古字早已流失，稱之為「稀飯」。由此可知，南北分道揚鑣，南方的廣府話保留了許多中國古語的化石。
但粵語為何又被北方人視為「方言」？因為粵語雖然有大量語彙是古正之字，但也有許多字的發音，只知其聲，其字已死，考究而無字。輕重清濁之間，發音時有變異。譬如「冇」是「無」的變音。「冚家」是「合家」的變音。「番屋企」是「返屋企」的變音。還有一句「千祈咪亂嚟」，那個「嚟」字是「來」的變音。凡此種種，都讓北方人振振有詞，指粵語不入流，其實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偏見。「千祈咪亂嚟」的「千祈」古雅得不得了，「咪」是「勿」的變音，凡此種種，尋音者無從下筆，因此流傳到今日，出現大量生按白造的誤字。
譬如「大石砸死蟹」，那個「砸」字借用的是「窄」音，應作「拃」，還有「雞春咁大都哺得出雞仔」，那個「春」字與四季無關，實是「卵」字的變音。為何「卵」與「春」的讀音十萬八千里，有此誤讀，我估計可能許多廣東人受過教育，為了避粗口的諧音，一個「卵」字與廣州話男性生殖器發音相似。還有「褲浪」那個「浪」，不是大浪灣的浪，而是褲「襠」，褲襠是指衣服的中襬，也就是腰下的部分，這個「襠」字與「浪」的發音也搭不着邊，為何有此轉誤？則遙不可考。相信這是因為早年粵省文人秀才與農夫俗人混雜，因此今天的粵語，雖然許多有兩千多年的來歷，卻又沙石夾雜，許多音正字誤讀，約定俗成，令北方人一頭霧水，其中並無規律可尋，有點像英文的不規則動詞： Go, Went, Gone。北方人學廣東話沒有這等耐性，因此一概斥為異端。
今天香港許多地名如紅磡、深水埗、鰂魚涌，「磡」、「埗」、「涌」都是廣東話特有地理語彙。地岩突出來的一塊為之「磡」，是小型的岩崖。深水而無淺灘的海灣為之「埗」，因此深水埗這個地名完全正確。至於「涌」，是阡陌交匯成的淺河道，南方的漁村獨有這種河道和大海交匯而成的地域，如今日的大澳就有二涌，都是至少五百年的稱呼了。今日特區政府指廣東話為方言，惡紫奪朱，又何其淺薄無知乃爾？
今天說「篤背脊」的那個「篤」字，也是誤寫。粵語之中分得仔細，凡以器械或尖針刺人的動作，叫做「」。唐朝以前，以器械橫擊為打，直擊則為「」。所以說「背脊」，到今日仍有活力，中國的奴才，不限於廣東人。
廣東話之豐富，其中一個原因，與廣東飲食多樣有關。譬如「鹵水鵝」，這個「鹵」便是北方佬投胎三輩子也不能理解。鹵水指以香料和鹽一起醃，所以這個「鹵」字，象形與一個「鹽」字相通。中國菜式中只有福建、潮州、廣州有「鹵水」，北方沒有，因為香料最早從印度和南洋傳來，只及華南海岸，北方只有辣椒，所以做不出「鹵水」來。
至於「九大簋」的那個「簋」字，則是春秋時代的金屬器皿，今人擺酒席，稱有「九大簋」也是兩千年前的習俗。今日北方人排斥廣東話，一半出於無知，另一半出於眼紅；北方說南方是蠻？未見得，廣東與蘇浙皆有文化，古有齊楚黃河流域的暴秦發源之地，方才野蠻，北方才蠻呢。
(陶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