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並唔係咁樣吟 - 馮睎乾
用中國舊體詩的形式，寫現代都市人的情感，也許就像用吳道子的筆，來畫Edward Hopper的畫，我不知道是否可能，但為了這問題，我一直留心近代兼通中西學的詩人，看看他們的作品可有啟示。
晚清外交家黃遵憲（1848-1905），公認是「詩界革命」領袖，梁啟超稱他「能鎔鑄新思想入舊風格」。錢鍾書偏偏力排眾議，在《談藝錄》評黃詩「傖氣尚存，每成俗艷」，「有新事物，而無新理致」。錢先生雖尖刻，但評得合理。試看黃遵憲名作如〈番客篇〉，雖到處是摩登名詞如「殖民地」、「歐澳美」、「喇叭」、「眼鏡」等，但以詩論詩，讀來索然無味。那些西遊紀事詩，今天極其量只有史料價值，例如有首詠1884年美國大選，描述合眾黨（今日叫民主黨）、共和黨兩位候選人辯論，互相抹黑，情況跟今天一模一樣：「彼黨訐此黨：黨魁乃下流。少作無賴賊，曾聞盜人牛。又聞挾某妓，好作狹邪遊。」
既然黃遵憲的詩只有西洋名詞而無西洋思想，那麼誰的詩才能鎔鑄中西呢？錢鍾書頗欣賞翻譯家嚴復（1854-1921）的兩句詩：「吾聞過縊門，相戒勿言索。」字面意思是：在曾經有人上吊的屋子裏，千萬不要提及繩索。錢鍾書時常拿這兩句詩來考問朋友，人人都說嚴復用典巧妙，必定出自什麼子史，這時錢先生就揭開謎底：兩句詩原來是直譯法國諺語「Il ne faut pas parler de corde dans la maison d'un pendu」。錢先生能跨語言看穿嚴復的用典，的確厲害──至少用Google是做不到的──但平心而論，嚴復這兩句真的很特別嗎？這西諺在中文的對應，就是廣東人所謂「崩口人忌崩口碗」，比喻雖然不同，思想卻非西人獨有。既然黃遵憲搬弄西方名詞，不足為訓，那麼嚴復直譯西方諺語，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錢先生何必大驚小怪？
較之嚴復，錢鍾書更推重王國維（1877-1927），說他「少作時時流露西學義諦，庶幾水中之鹽味，而非眼裏之金屑」。但以錢先生所引的王國維詩而論，我實在不覺得有很強烈的「西學義諦」色彩，試看這首〈雜感〉：「側身天地苦拘孿，姑射神人未可攀。雲若無心常淡淡，川如不競豈潺潺。馳懷敷水條山裏，託意開元武德間。終古詩人太無賴，苦求樂土向塵寰。」錢先生的評語是：「此非柏拉圖之理想，而參以浪漫主義之企羨（Sehnsucht, Nostalgie du pays et du temps）乎。」似乎是過度詮釋了。
王國維此詩，你固然可說是浪漫主義，但這種對理想世界的企羨，不是早見於幻想自己能排空御氣、浮遊八極的屈原嗎？又例如韓愈的詩：「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為樂也，願脫去而無因。安得長翮大翼如雲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這何嘗不是Sehnsucht？坦白說，《談藝錄》此則論王國維詩，未免有點穿鑿附會。
融會中西的近代詩人，《談藝錄》只談了以上三位，即使是錢先生評價最高的王國維，我只能說他的詩最堪玩味，最看得出西方哲學（尤其是叔本華）對他的影響，但依然遠不是我渴望見到的「舊體現代詩」。後來我讀了陳季同（1851—1907）的詩集《學賈吟》，簡直絕望。陳是嚴復在福建船政學堂的同學，通曉法、德、意、拉丁等多種西方語言，歷任駐德、法參贊。在歐洲時，他用法文寫過關於中國人的書，轟動法國文壇，一年再版五次，也曾向中國人介紹法國作家。這樣的人寫中國舊詩，總該有點西洋味道吧？結果，整部詩集最富西方思想的一首詩是〈盤瓠〉，詩中出動達爾文演化論（所謂「英人旦文考百獸」），只是煞有介事地用來分析苗、瑤族神話──他們相信先祖是狗──實在令人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