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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3日星期日

坐看雲起時 壹週刊 - 1273 - 專欄 進大學 香港之亂 最後城堡

坐看雲起時

進大學

高考放榜,約二萬三千多學生考得資格,進入本地大學。
消息傳來,已令人沒有什麼感覺。因為,不但香港,西方許多國家的大學,由於教育的商品化,學生不再被視為學生,而是教育商品經學費現金交換之後的「服務對象」。也就是說,學生變成消費者。

此一現象,因所謂「中國崛起」,未來必然擴大。土豪大軍不但殺去倫敦巴黎買名牌貨,也湧入西方大城市炒熱房地產。他們繁殖的下一代,由於土豪也好、蝗蟲也罷,不管你叫什麼名稱,可憐天下父母心,他們也想子女得到世界第一流的教育。
土豪嘴巴叫愛國,心裡都明白,子女萬萬不可以接受「愛國教育」。早在十年八載以來,英美的大學已面臨中國留學生大量申請。由於英語是強勢世界語言,德國和法國的大學雖然有國家政府補貼,學費便宜得多,但中國人的下一代,還是一窩蜂熱湧往英語國家。
中國十四億人口,愈來愈多人「富起來」。可憐英美、澳加,哪裡有這麼多大中小學學位,讓中國人來佔讀?當西方經濟旺盛時,英美的教育機構,還可以維持一份專業的尊嚴。今日土豪已經組成英國寄宿學校考察團,家長穿金戴銀,一身名牌,走進寄宿學校,詢察環境、手機錄影,肆無忌憚,許多學校校長忍氣吞聲,因為英國寄宿學校面臨本土學生下降的危機。
因為英國本土的寄宿學校,五十年代以來,主要為英國子弟而設。英國中產階級付很高稅,其子女半數入政府學校,寄宿學校的英國學校,父母本來是本土貴族、去中東採油和其他工業的行政人員或工程師。近年英國在海外投資開始萎縮,中東油田的訂單,落在中國之手,則英國在海外的高薪打工仔人數減少。他們本來將子女送去本國的寄宿學校,現在這個「市場」萎縮了,理所當然,海外學生的比例增加。
教育逐步淪為一個「市場」。大學生自視為「消費者」。格林威治大學一個教育管理學專家指出:去年,英國的大學收到二萬宗大學生的「投訴」。投訴氾濫,因為西方左膠主政,覺得大學生也有「人權」。不適當的「人權」高漲,由大學生評核教授的「表現」,如同將大學變為酒家餐廳,由食客來「評核」主廚和服務。後果必然是禮崩樂壞,教師的綱紀不張。
英國的專家呼籲:大學生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幼稚,勿將大學當做普通的「學校」。交了學費不是大晒,進大學主要是自己發揮好奇心和讀者的興趣。你的表現差,教授給你不及格,天公地道。但許多大學生為求順利畢業取得文憑,「先下手為強」,讀書交學費時表現一副囂張狀態,以「投訴教授表現」,先聲奪人,若教授將之「肥佬」,即視之為「政治事件」。
英國專家要求英國的大學生要矯正這等心態,要參與教育生活,虛心學業,而勿視為「付錢購買教育服務」的受惠者( As a learner, not just a recipient of a service in return for cash)。

但英國大學,財政壓力巨大,政府撥款不足,大學只能「市場化」。第二世界的官二代,得到牛津哈佛學位,回到他們國家,將來繼承權力,身居高位,與同樣是牛津、哈佛「校友」的英美官員打交道,簽署貿易合同,那時「校友」關係就可以「哈哈哈」簽署得特別鬆手——這一點,英美對於本國的利益看得很長遠,這就是許多權貴子女為何英文不怎麼樣,一個個都是哈佛牛津的理由。
西方的大學正在自毀長城,香港特區當然更糟。香港的什麼「副學士」、「校外進修課程」,早已是一盤生意。香港的許多大學校長,做了大陸的人大政協,尚未靠攏的教師則有時發表幾篇評論,又遭到特首夫人以「牛角」手勢大罵冷血、麻木、無知。香港的所謂「大學教授講師」,有幾多尊嚴?大學中學化,教育商品產業化,為增加學費現金流量,大量招收北面的研究生。香港的大學成為一個「產業」,其中的業界人士,言行又多爭端,今年能考進大學的高考畢業生,有什麼可以值得慶賀?難怪令人懷疑。


(陶傑)

坐看雲起時

香港之亂

梁振英向北京提交二○一七政改諮詢報告,將「公民提名」定性為「值得注意的一股民意」。梁班子沒有站出來否定「公民提名」,而是將問題卸給「其他團體意見認為」,也就是說擊鼓傳花,將這隻燙手山芋 pass給了北京。

中共如何感受,難以估量。以「行政主導」的原則,此一報告應該由梁班子將公民提名扼殺在「萌芽狀態」,打掃乾淨,才交由中國過目。現在等同一九八九年趙紫陽會見戈巴卓夫,在中央台的直播新聞裡強調「現在中國最高的話事人,還是鄧小平同志」。在天安門廣場的一片示威亂局中,鄧小平看了龍顏大怒,覺得趙紫陽在暗中「卸膊」。趙紫陽的先例,顯示在中國人社會混政治,傻仔固然會覆滅,太精了也不行,因為今日是資訊爆炸的世界,互聯網興盛,任何精仔玩什麼語言或行為藝術,總會有其他人在旁踢爆,循各種渠道打小報告。佔中風暴,梁特首在理論上可以置身事外,但危機當前,要中方赤膊上陣,與全香港為敵而宣戰同在這個時刻,絕對不是北京主人心中第一願望。
今日中英局勢,與一九八九年六月期間,實行戒嚴不遑多讓。當年是鄧小平與趙紫陽半分裂為兩個司令部。趙紫陽那一邊有胡啟立、田紀雲、半個喬石,還有一眾知識分子智囊。鄧小平那一邊則是一批老革命,還有幾條槍炮。最終是槍桿子決定勝負。趙某雖然是軍委第一副主席,但調兵遣將,沒有權力,鄧楊有此權威,但最終楊尚昆借天安門戒嚴出兵,暗中擴大軍權。鄧小平先鬥倒趙紫陽,最後也將楊家將搞掉。
香港的局勢與大陸形勢掛鈎,是香港的一場豪賭。不錯,知識分子帶頭違法,確實有點於理不合。但香港十七年來,事實證明,已經不再是一個說道理的地方。梁班子如果不想佔中發生,不是作旁觀者,而是及早為他的主人拆彈。拆彈不是不斷用警務處長和其他鷹犬型人物出言挑釁,為局勢加溫,而是實實在在推行一些改革。
譬如,如果梁林鄭口口聲聲說「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那麼你身為「行政主導」,可不可以主導出一個在公民提名之外能有廣泛代表性的辦法?梁林鄭既然認為提名委員會一千二百人這個團體要有實質的權力,不能繞過去,那麼為何提委會的組成,特區政府一無所為,而要由早已應該退休的梁愛詩不斷以權威身份,聲稱提委會的組成辦法,與特首提名委員會類似?
梁愛詩是「基本法」委會員的首領,不是政府首長級官員。梁林鄭無所作為,中方只有叫自己的乾女兒梁愛詩出來宣示立場。如果不想佔中,特區政府有義務和責任,提出妥協的辦法。例如提名委員會擴大至一千六百人,甚或二千四百人,將「餅」做大,然後看看這個大餅如何放麵粉、牛奶、牛油、糖,如何以民主的精神做好這個提委會的大餅。

提名委員會如果照從前一半的結構組成,即是由中方決定其中的材料。梁班子如果要「行政主導」理應提出:如果沒有公民提名,則提委會如何組成,可以大肆改革。例如為什麼代表影藝的提委會是高志森,而不可以是黃秋生或何韻詩?又或者香港有許多外國商會,為何不可以加滙豐、花旗銀行、渣打、太古、美商會、澳洲商會的代表進入提委會?不錯,將這些「外國勢力」公然引入提委會,或犯中國之大忌。但是,這些外資加起來,在香港的總值也至少有超過千億,他們不是香港這個國際商貿城市的一大「持份者」?又譬如,法國紅酒生意,近年香港中介興盛,香港的法國商貿僑民多達三萬,這不就是中國和歐洲貿易關係沖積而成的一個新的人口三角洲?為何法國商會不可有代表進入提名委員會?
「基本法」只「規定」主要官員必須由在外國沒有長期居留權的中國人出任,但沒有說明提名委員會須清一色是中國籍。正如「基本法」沒有規定行政會議都要清一色是黃種人,所以前特首曾蔭權一度提名海洋公園的盛智文進入行政會議,但中方以「種族膚色的外國勢力」為理由,予以否決。到今日,當盛智文展示猶太人的管理專才,將海洋公園建得成功,「中國人當家作主」眼紅症爆發,過橋抽板,又將盛智文換掉。
如果香港真是一個國際城市,有四海三江的胸襟。如果認為近十七年香港過於「政治化」,應該回復純粹的經濟城市,則香港特區的提委會完全可以從頭改組,真正實現百花齊放、華洋雜處的局面。香港沒有漁業,也沒有農民,「漁農」這個界別保留來做什麼?論社團之影響力,渣打和太古又豈能與北角的福建鄉親會相比?
中國是一個小農政權,心眼狹窄,拒不接受,不足為奇,身為香港特首,應顧及香港這個國際城市的最大利益向大陸爭取。問題癥結正在於此:十七年來,香港的特首絕對不是有胸襟、有見識、有膽量的真正「高度自治」特首。香港的首領,只能做 yes man。這就是十七年醞釀谷爆,佔中愈來愈有可能發生的唯一理由。

坐看雲起時

最後城堡

今年書展,邀請了法國流行名作家霍恩金勞( David Foenkinos)來香港。霍恩金勞不是英國的霍金。文學家不同科學家。霍氏的小說,十年來在法國備受追捧,文藝愛情寫出網絡時代西方都市男女的二十一世紀風情,而且筆觸輕鬆,只不知港人下一代有此欣賞力否?

書展不應只一味迎合大眾,也要有品味的領導。香港和法國之間缺乏文化交流。香港人今日受大陸暴發農民影響,對法國的認識,除了紅酒,只有那幾款時裝品牌。去到法國巴黎,只有香榭麗舍大道、春天百貨公司,或大陸人土稱之「老佛爺」一帶才會見到大量強國人與香港人。你跟他說作家霍恩金勞,他說:是不是「金勞」?除非離開巴黎的第一區或十三區,到法國的小鎮,蝗蟲式的喧嘩,感謝上天,即刻絕跡。
七十年代香港人戀慕英法,推介法國文學與電影,卓有成就。楊凡先生的花生影社租用利舞臺放映法國電影「故夢」,將法國影像的藝術唯美帶來香港,對提升殖民地品味建了一功。
還有杜魯福電影,亞倫狄龍風潮,還有一個動作片巨星尚保羅貝蒙多,還有法國喜劇演員積大地。那時香港有幾個作家,開負笈遊學法國之先河,在法國租住公寓,日日吃長麵包,給香港的報紙寫風流稿,生活亦無問題。
那時法國文化協會在麗的呼聲大廈,告士打道海皮,樓下是麗的電視的辦公室,英資和法國文化完美結合,香港人在七十年代本土意識抬頭的同時,當大陸的共幹還沒學懂貪污而送子女去英國的寄宿學校之時,不錯,香港人真的高人一等,因為大陸中國人在讀「毛語錄」,而香港中產活出了一段波希米亞和小資產階級的風流。
當年香港書院仔畢了業,除了英美,去法國留學也不在少數。已故學問中人邱世文,不也是本地名校畢業,然後不信邪,去法國讀了幾年哲學?香港的托派人士,早年也曾留學巴黎,回來之後,開辦二樓書屋,弘揚共產國際「文化」。今日的長毛,正本清源,其實是法國文化的副產品。
今日法國,由於人口有十分一是伊斯蘭裔少數民族,政府的社會福利濫廣開支,巴黎不復柯德利夏萍與海明威時之神采。今日巴黎漸失六七十年代戴高樂時代的典雅和精緻的文化特色,「國際大都會」的氣派又不及倫敦。法國人要在巴黎以外,才見真性情:他們在悠閒之中,還會穿衣服。法國人並不是都那麼冷冰冰,拒人於千里之外,法國人會喜歡外國人說法文。畢竟,二百年來,受到英國欺壓的烏氣,法國人有一股情意結。
一千年前,英法本是一家。英國最早立國,源自法國北部諾曼第。開國國王「威廉征服者」就是由諾曼第渡海向北上岸的。「法國」這個名稱像「中國」一樣,是近代才有的事。諾曼第最早,是公元九百年丹麥挪威的北歐維京海盜,本來南下要劫掠英國,但當時英國的阿爾弗王用武力驅趕,維京人無奈,繞過英格蘭,順大西洋南下,在諾曼第登陸。法國西北部的諾曼第和小不列顛尼,嚴格來說,像蘇格蘭和威爾斯一樣,本來不屬法國高盧族人的後裔,他們是維京後代,最有資格獨立。
法國真正的風景是數以百計的古老城鎮。法國人對古蹟的保護不遺餘力,不像今日中國「農村城鎮化」, GDP壓倒一切之外,凡屬舊建築一概拆毀拆光。法國的出口,除了紅酒和時裝品牌,只有一點核電和國防高科技。美國勒令不准歐盟向中國輸出高等軍事技術,法國汽車又早已落後於競爭。法國人今日最大的主顧,自然是除了狂掃名牌之外,對其他無所興趣的中國市場。

法國華人本來結構單純。第一次世界大戰,袁世凱派了一批華工往法國做後勤,他們的後代在法國開餐館。然後四十年代,來了一批民國知識分子,像黎烈文、李治華、程抱一。三十年前我初到法國,結識了前中央社記者周慶陶。當時周先生已退休,在巴黎大學兼課教翻譯。他穿一件黑背心、白襯衣,活像十九世紀末的法國知識分子,周氏夫婦待人和藹。我回英國讀書後,他偶有來信,有時兩夫婦驅車南下,還寄給我一張明信片。今日我記得他們尋訪過的地方,重臨法國,心覺物是人非、歲月催人,因為周氏夫婦早已仙遊,而這個世界風景雖殊,然山河有異,也是另一番光景。

2014年7月28日星期一

壹週刊 - 1272 - 專欄 香港之亂

 

坐看雲起時

香港之亂

梁振英向北京提交二○一七政改諮詢報告,將「公民提名」定性為「值得注意的一股民意」。梁班子沒有站出來否定「公民提名」,而是將問題卸給「其他團體意見認為」,也就是說擊鼓傳花,將這隻燙手山芋 pass給了北京。

中共如何感受,難以估量。以「行政主導」的原則,此一報告應該由梁班子將公民提名扼殺在「萌芽狀態」,打掃乾淨,才交由中國過目。現在等同一九八九年趙紫陽會見戈巴卓夫,在中央台的直播新聞裡強調「現在中國最高的話事人,還是鄧小平同志」。在天安門廣場的一片示威亂局中,鄧小平看了龍顏大怒,覺得趙紫陽在暗中「卸膊」。趙紫陽的先例,顯示在中國人社會混政治,傻仔固然會覆滅,太精了也不行,因為今日是資訊爆炸的世界,互聯網興盛,任何精仔玩什麼語言或行為藝術,總會有其他人在旁踢爆,循各種渠道打小報告。佔中風暴,梁特首在理論上可以置身事外,但危機當前,要中方赤膊上陣,與全香港為敵而宣戰同在這個時刻,絕對不是北京主人心中第一願望。
今日中英局勢,與一九八九年六月期間,實行戒嚴不遑多讓。當年是鄧小平與趙紫陽半分裂為兩個司令部。趙紫陽那一邊有胡啟立、田紀雲、半個喬石,還有一眾知識分子智囊。鄧小平那一邊則是一批老革命,還有幾條槍炮。最終是槍桿子決定勝負。趙某雖然是軍委第一副主席,但調兵遣將,沒有權力,鄧楊有此權威,但最終楊尚昆借天安門戒嚴出兵,暗中擴大軍權。鄧小平先鬥倒趙紫陽,最後也將楊家將搞掉。
香港的局勢與大陸形勢掛鈎,是香港的一場豪賭。不錯,知識分子帶頭違法,確實有點於理不合。但香港十七年來,事實證明,已經不再是一個說道理的地方。梁班子如果不想佔中發生,不是作旁觀者,而是及早為他的主人拆彈。拆彈不是不斷用警務處長和其他鷹犬型人物出言挑釁,為局勢加溫,而是實實在在推行一些改革。
譬如,如果梁林鄭口口聲聲說「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那麼你身為「行政主導」,可不可以主導出一個在公民提名之外能有廣泛代表性的辦法?梁林鄭既然認為提名委員會一千二百人這個團體要有實質的權力,不能繞過去,那麼為何提委會的組成,特區政府一無所為,而要由早已應該退休的梁愛詩不斷以權威身份,聲稱提委會的組成辦法,與特首提名委員會類似?
梁愛詩是「基本法」委會員的首領,不是政府首長級官員。梁林鄭無所作為,中方只有叫自己的乾女兒梁愛詩出來宣示立場。如果不想佔中,特區政府有義務和責任,提出妥協的辦法。例如提名委員會擴大至一千六百人,甚或二千四百人,將「餅」做大,然後看看這個大餅如何放麵粉、牛奶、牛油、糖,如何以民主的精神做好這個提委會的大餅。

提名委員會如果照從前一半的結構組成,即是由中方決定其中的材料。梁班子如果要「行政主導」理應提出:如果沒有公民提名,則提委會如何組成,可以大肆改革。例如為什麼代表影藝的提委會是高志森,而不可以是黃秋生或何韻詩?又或者香港有許多外國商會,為何不可以加滙豐、花旗銀行、渣打、太古、美商會、澳洲商會的代表進入提委會?不錯,將這些「外國勢力」公然引入提委會,或犯中國之大忌。但是,這些外資加起來,在香港的總值也至少有超過千億,他們不是香港這個國際商貿城市的一大「持份者」?又譬如,法國紅酒生意,近年香港中介興盛,香港的法國商貿僑民多達三萬,這不就是中國和歐洲貿易關係沖積而成的一個新的人口三角洲?為何法國商會不可有代表進入提名委員會?
「基本法」只「規定」主要官員必須由在外國沒有長期居留權的中國人出任,但沒有說明提名委員會須清一色是中國籍。正如「基本法」沒有規定行政會議都要清一色是黃種人,所以前特首曾蔭權一度提名海洋公園的盛智文進入行政會議,但中方以「種族膚色的外國勢力」為理由,予以否決。到今日,當盛智文展示猶太人的管理專才,將海洋公園建得成功,「中國人當家作主」眼紅症爆發,過橋抽板,又將盛智文換掉。
如果香港真是一個國際城市,有四海三江的胸襟。如果認為近十七年香港過於「政治化」,應該回復純粹的經濟城市,則香港特區的提委會完全可以從頭改組,真正實現百花齊放、華洋雜處的局面。香港沒有漁業,也沒有農民,「漁農」這個界別保留來做什麼?論社團之影響力,渣打和太古又豈能與北角的福建鄉親會相比?
中國是一個小農政權,心眼狹窄,拒不接受,不足為奇,身為香港特首,應顧及香港這個國際城市的最大利益向大陸爭取。問題癥結正在於此:十七年來,香港的特首絕對不是有胸襟、有見識、有膽量的真正「高度自治」特首。香港的首領,只能做 yes man。這就是十七年醞釀谷爆,佔中愈來愈有可能發生的唯一理由。


(陶傑)

坐看雲起時

最後城堡

今年書展,邀請了法國流行名作家霍恩金勞( David Foenkinos)來香港。霍恩金勞不是英國的霍金。文學家不同科學家。霍氏的小說,十年來在法國備受追捧,文藝愛情寫出網絡時代西方都市男女的二十一世紀風情,而且筆觸輕鬆,只不知港人下一代有此欣賞力否?

書展不應只一味迎合大眾,也要有品味的領導。香港和法國之間缺乏文化交流。香港人今日受大陸暴發農民影響,對法國的認識,除了紅酒,只有那幾款時裝品牌。去到法國巴黎,只有香榭麗舍大道、春天百貨公司,或大陸人土稱之「老佛爺」一帶才會見到大量強國人與香港人。你跟他說作家霍恩金勞,他說:是不是「金勞」?除非離開巴黎的第一區或十三區,到法國的小鎮,蝗蟲式的喧嘩,感謝上天,即刻絕跡。
七十年代香港人戀慕英法,推介法國文學與電影,卓有成就。楊凡先生的花生影社租用利舞臺放映法國電影「故夢」,將法國影像的藝術唯美帶來香港,對提升殖民地品味建了一功。
還有杜魯福電影,亞倫狄龍風潮,還有一個動作片巨星尚保羅貝蒙多,還有法國喜劇演員積大地。那時香港有幾個作家,開負笈遊學法國之先河,在法國租住公寓,日日吃長麵包,給香港的報紙寫風流稿,生活亦無問題。
那時法國文化協會在麗的呼聲大廈,告士打道海皮,樓下是麗的電視的辦公室,英資和法國文化完美結合,香港人在七十年代本土意識抬頭的同時,當大陸的共幹還沒學懂貪污而送子女去英國的寄宿學校之時,不錯,香港人真的高人一等,因為大陸中國人在讀「毛語錄」,而香港中產活出了一段波希米亞和小資產階級的風流。
當年香港書院仔畢了業,除了英美,去法國留學也不在少數。已故學問中人邱世文,不也是本地名校畢業,然後不信邪,去法國讀了幾年哲學?香港的托派人士,早年也曾留學巴黎,回來之後,開辦二樓書屋,弘揚共產國際「文化」。今日的長毛,正本清源,其實是法國文化的副產品。
今日法國,由於人口有十分一是伊斯蘭裔少數民族,政府的社會福利濫廣開支,巴黎不復柯德利夏萍與海明威時之神采。今日巴黎漸失六七十年代戴高樂時代的典雅和精緻的文化特色,「國際大都會」的氣派又不及倫敦。法國人要在巴黎以外,才見真性情:他們在悠閒之中,還會穿衣服。法國人並不是都那麼冷冰冰,拒人於千里之外,法國人會喜歡外國人說法文。畢竟,二百年來,受到英國欺壓的烏氣,法國人有一股情意結。
一千年前,英法本是一家。英國最早立國,源自法國北部諾曼第。開國國王「威廉征服者」就是由諾曼第渡海向北上岸的。「法國」這個名稱像「中國」一樣,是近代才有的事。諾曼第最早,是公元九百年丹麥挪威的北歐維京海盜,本來南下要劫掠英國,但當時英國的阿爾弗王用武力驅趕,維京人無奈,繞過英格蘭,順大西洋南下,在諾曼第登陸。法國西北部的諾曼第和小不列顛尼,嚴格來說,像蘇格蘭和威爾斯一樣,本來不屬法國高盧族人的後裔,他們是維京後代,最有資格獨立。
法國真正的風景是數以百計的古老城鎮。法國人對古蹟的保護不遺餘力,不像今日中國「農村城鎮化」, GDP壓倒一切之外,凡屬舊建築一概拆毀拆光。法國的出口,除了紅酒和時裝品牌,只有一點核電和國防高科技。美國勒令不准歐盟向中國輸出高等軍事技術,法國汽車又早已落後於競爭。法國人今日最大的主顧,自然是除了狂掃名牌之外,對其他無所興趣的中國市場。

法國華人本來結構單純。第一次世界大戰,袁世凱派了一批華工往法國做後勤,他們的後代在法國開餐館。然後四十年代,來了一批民國知識分子,像黎烈文、李治華、程抱一。三十年前我初到法國,結識了前中央社記者周慶陶。當時周先生已退休,在巴黎大學兼課教翻譯。他穿一件黑背心、白襯衣,活像十九世紀末的法國知識分子,周氏夫婦待人和藹。我回英國讀書後,他偶有來信,有時兩夫婦驅車南下,還寄給我一張明信片。今日我記得他們尋訪過的地方,重臨法國,心覺物是人非、歲月催人,因為周氏夫婦早已仙遊,而這個世界風景雖殊,然山河有異,也是另一番光景。


(陶傑)

坐看雲起時

無聊風波

香港「通識教育」課本,鬧出政治風波。幾幅人物圖片,出現爭議:一名菲律賓女子的圖像,配上一行文字「我是家務助理」;一個日本女子穿和服,配上一行文字「我是壽司吧老闆」,即被香港西方僑民投訴,指為「散播種族偏見」。

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三年前本人一早預言:香港特區搞什麼「通識教育」是自找死路,又添一證。
一個菲律賓女子圖,加一行「我是家務助理」,在香港此一社會環境,是客觀事實。香港小孩自小由菲傭湊大,去星期日的公園,只見黑壓壓一片,「佔維」人士亦多是假日休息的菲律賓傭人,不,「家務助理」。
許多菲律賓婦女,出國為家務助理是一個事實。當然,在菲律賓國內,許多女人是護士、女會計師、女教師,但這些在香港長大的兒童看不見。他們看到的是家務助理。你可以說「並非所有菲律賓婦女都是家務助理」,但一個菲律賓婦女,出現在香港「通識」教科書,有一行這樣的註明,不是謬誤。
而且,職業無分貴賤,「家務助理」也是一行職業,何來什麼歧視偏見?投訴的人,心中自己有心魔,認為做家傭是賤業。
至於另一幅圖片,日本婦女在香港是壽司吧老闆?看看統計數字,香港的日本菜,九成九是香港中國人經營。這幅圖片應用在日本,這又有了「代表性」。
香港特區胡亂引入西方左膠的「政治正確」,已經自吞惡果。再將「政治正確」與什麼「通識教育」相結合,印出這種教材,招致香港的洋人非議,更是自己「捉蟲」。此一通識教材,本身並無問題,只要教師講課時補充幾句:不錯,你在香港見到的菲律賓女人,絕大多數是家傭,但你在香港見到並不是世界真相的全部。
但現在卻有中洋左膠,高聲呼喝,開罪出版社,聲稱要撤回課本,這就與秦始皇和納粹的焚書無異。上星期一個英文電台一早叫醒我,叫我與幾個洋人一起談論。有洋人打電話來,聲稱他同意我所講,也認為教師應該多加說明:「香港的教師很無知,他們只懂照本宣科,怎可以有此期望?」
我即刻插話:「香港教師只懂『照本宣科』這句話是不是『形象偏見』,即你們所說的 Stereotype?香港教師的十萬人,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愚昧、盲塞、膽小而照本宣科?如果我找出一個有獨立見解的教師,是否可以證明你對香港教師行業的極度歧視?」
人從兒童時代開始,就在所謂的「偏見」和固定形象( Stereotype)中長大,關鍵是在成長的過程,讀書、經驗、旅行開眼界,漸有能力矯正兒童時代得到的種種形象固定的偏見。教科書用菲律賓婦女和穿和服的日本女子,協助小學生認識世界,極為合理,因為兒童的腦袋尚未完全發育,對影像容易接收,對抽象的文字詞彙,覺得艱深而抗拒。一個圖像就是一個符號,形容日本女人,就讓一幅穿和服的女子圖畫來說明,介紹阿拉伯婦女,就用一幅戴面紗的公仔來講述,有什麼問題?

我在電台反問:「介紹一個非洲黑人,用一個黑膚色、鬈頭髮的非洲小孩做圖畫,背景有兩棵棕櫚樹,請問算不算『種族偏見』?一名左膠反駁:「但非洲人不全是黑種的,還有南非的白人。」我說:「還有北非、埃及和阿爾及利亞,他們的膚色不那麼黑呢?但一個黑孩子,出現在棕櫚樹的非洲背景符合事實。符合事實就符合事實,沒有什麼歧視或偏見。」
有聽眾也不同意,為何展示中東婦女一定要一幅戴面紗的圖片?我反問:中東婦女戴面紗,就讓你聯想起人肉炸彈的女聖戰恐怖分子?這不就是你的心魔嗎?馬來西亞或中國的寧夏,回教女子不一定戴面紗,如果都要羅列出來,將來幼稚園課本,說到「我的父母」,就要印幾組圖畫:一對都穿同一西裝的男女、一對男男、一對女女、回過來又一對男女,不過一個穿工作西裝,另一個著回圍裙——是不是都要將全世界的「選項」一一羅列方叫全面、客觀、照顧所有弱勢族群?
如果是這樣,教科書要多印幾頁紙,小孩的書包又要多重幾斤,書本又要貴多少錢?左膠禍害西方,打壓出版言論自由,幽默感已經因這類人而減少。看見北韓對一部美國喜劇發出追殺令,這些左膠與北韓和伊朗的高美尼有何分別?在愚蠢的世代,人愈來愈蠢,又豈足為奇?


(陶傑)

坐看雲起時

黃河決堤

中國總理李克強訪問英國,帶去三百五十億美元合同。英國政府宣布放寬中國遊客簽證,由從前的諸多刁難,改為二十四小時特快通道。

英國二十年來缺乏龐大的出口,不像德國和法國,有汽車、電子、紅酒、時裝手袋的設計名牌。英國的出口能量在德法之下,卻又在西班牙和希臘之上。西班牙的時裝,只有一家 Zara。去香港中環的 ifc商場走一轉,那三層的商鋪已經是全球出口品牌實力的最精確的地圖。
英國沒有什麼貨買,只有吸引中資前來投資,賣水、賣電、賣曼徹斯特和機場希斯羅的股份。面對英中貿易大增,香港投資者最宜購入英鎊,即使現在英鎊價格已經在十三元多的高水位。每年到了這個時候,英鎊必升,因為大量家長送子女去寄宿學校,到了兌換英鎊交學費、買機票、付各項雜費的時候。
三百五十億美元的中國熱資湧入英國,其中有許多是國企。國企大員也由中國飛去倫敦長駐,把他們的子女帶來,子女要上寄宿學校,中國資金的高層要坐公司車、住房子,他們的太太要買名牌,這樣一來英鎊還會上漲幾多,令人不敢想像。長遠而言,英國的房價也會因為中資來臨而再漲。
歐元有負利率,英鎊卻加息,中國資金掩至,目前的百分之二通脹會加劇,英鎊加息將會持續一段時日了。
讓法國和德國飲了「頭啖湯」,英國並無太大損失,因為中國十四億人口,最多人會說的西方語言還是英語。
倫敦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熱資黑金泊車場,幾乎僅次於瑞士。僅倫敦最著名富豪大道「主教路」( The Bishop Avenue),冷戰以來就窩藏了許多國際黑金和隱形富豪。
早在七十年代,當土耳其出兵攻打塞浦路斯,塞浦路斯雞飛狗走,熱資湧入在主教路買了許多豪宅。侯賽因打科威特,海灣和沙地的油王也捲錢逃避,在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三年之間,沙地阿拉伯皇室,在短短的主教路,共六十六間獨立豪宅,就一口氣買下了十間。

主教路的豪宅,許多有落地長窗,讓人駕車展覽,由地堂到三樓,宏偉的迴旋樓梯,一道豪華水晶燈貫穿三層,當真珠光寶氣,像一條銀河。二○○八年,哈撒克最富有的女人貝拉瑪,買下了一間,入伙喜慶,還請來戈巴卓夫做貴賓。巴基斯坦一名政客,用貪來的錢也買了兩座,但後來獲罪入獄,由巴基斯坦政府出錢收回。
主教路的豪宅,地產代理商百方注意,有些空置的大屋,內設豪華酒吧,但酒瓶裡裝的是礦泉水,因為英國地產商怕得罪何拉伯國家信回教的大豪客。這條銀河街很快就會落入中國富豪之手。倫敦比起柏林和巴黎,是真正的十字路口。在這個城市擁有豪宅,不在於投資價值,而在於身份地位。

寄宿學校和大學,尤其是「泰晤士報」排名前十大或二十家之類,更將如 Chanel、 LV一樣,成為中國人的搶手貨。許多寄宿學校近年都接待中國的富裕家長,組團入校園,像睇樓揀地一樣,吱吱喳喳,評頭品足,還用手機隨意拍攝。許多寄宿學校門禁森嚴,像倫敦的伊頓和哈勞,不論有多少錢,都有嚴格的校規,現在大陸的熱資淹沒過來,全世界都看着英國人見錢下跪至什麼程度,他們的人文原則會不會貧賤不能移。
倫敦的牛津街也將會成為拖喼自由行的天下。這條街多中上價產品,很適合中等富豪。但酒店客房將會嚴重短缺,許多三四百年的老牌大酒店,像 Claridge's、 Hyde Park Corner、 The Langham,水晶燈、厚地氈、戴高帽、著燕尾服、金鈕釦的大門侍衞,香港的半島酒店便是這類仿製品。大陸豪客大鬧香港,在倫敦也喧嘩咆哮。古老酒店裡有雪茄房、閱讀室、酒吧和咖啡室,崇尚寧靜,未來十年,將會處處有好戲可看。
大陸客殺入倫敦,香港人又要警惕,以後返回祖家,要穿得樸實一點,街上不要著名牌,帶太多現金炫耀。讓大陸人爭着威水好了。英國人歡迎中國資金和遊客,多於伊斯蘭世界,因為中國人至少不會到處放炸彈,英國人明白中國人崇洋。曼徹斯特和利物浦,因為足球著名,也將是中國客追捧的兩大城市,利物浦建築物像上海外灘,會令上海人有「回歸」的親切感。


(陶傑)

2014年7月3日星期四

陶傑 - 專欄 六月 語文障 半公審 決戰前夕 鐵鈎傳奇 市場最大 一滴血

 

語文障

中國發表「香港白皮書」,香港嘩然。「白皮書」明顯是宣判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死刑。雖然「一國兩制」理論上還保留,但由今日開始將會實現沒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新一國兩制」。

「白皮書」是中國式語言幻術的展覽大全。發表之後,親中愛國陣營看見發生大火,各級各層人等,包括梁班子的律政司司長飛身撲火,聲稱「一國兩制」並無變化,「白皮書並無新意」。一份中國政府以七種語言公布的全新文件,如果與本來的政策方針並無兩樣,則為何浪費紙張?「白皮書」內處處有絞殺包括梁振英在內的香港「治港」主體的「高度自治權」的新意。
首先「白皮書」的開頭即刻強調:「一國兩制作為一項新生事物,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開拓前進」。香港的「高度自治」早在基本法訂明,國防外交由中國政府管,其他概由香港處理。既然一切現狀不變,則為何「不斷探索、開拓前進」?「前進」兩字,認識共產黨九十年的人,都知道就代表「變化」或者「革命」。一項物體在一條直線上前進,其位置改變了。香港的現狀如果不變,則「開拓」什麼?又「前進」何來?
「白皮書」生怕香港人生得蠢,在結尾再提一次:「不斷豐富和發展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是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國兩制」如果不變,又何須「不斷豐富和發展」?「開拓」、「前進」、「豐富」、「發展」就是「變」的同義詞。這個「變」字,決不是「高度自治」從此像服了「偉哥」一樣,「變」得更大、更強,而是「變」得更萎小,甚或「變」至無形。還說沒變?親中派是傻仔還是自欺欺人?
「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是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句尤為「精警」。香港自一九九七年以來,經歷過中國大陸的「三個代表」江澤民時期,以及「科學發展觀」的胡錦濤時期,「白皮書」為何不說「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胡錦濤已經下台,「科學發展觀」也已經成為泡沫。今日中國大陸,人們再不必知曉「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為何物,主人更換了,今日變成「中國夢」治國。人亡政息,連「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這等空泛抽象的「治國理念」,也被「中國夢」所取代。香港的什麼「一國兩制」又怎會仍是鄧小平死前的那一套?

「白皮書」除了下令香港的法官必須「愛國」,還公然閹割梁班子及其以後的特區政府所餘無幾的行政權:行政長官在行使職權時,「須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香港基本法有關事項發出的指令」,這一句在基本法並無。「基本法」只列明中國人大常委會在香港終審庭或高院法官提請之下,對基本法發出解釋,而中央人民政府「依法」執行香港的國防與外交,並無片言隻字規定中國「就香港基本法有關事項」能夠發出「指令」。所謂「基本法有關事項」,有關什麼事項?這就是中國人政治在曖昧模糊之中布下殺機之處。「有關事項」不是由梁振英團伙決定的,而是由中國隨心所欲,隨時可以命令梁振英站立、下跪或爬行。
香港的大律師公會長期受英國理性邏輯思維開化,對於這等「有關事項」、「開拓發展」、「豐富進步」之類中國式無厘頭詞彙,自然一個字也不收貨。但是這是中國人頭腦思維的基礎。毛澤東在奪國之初,就已經用這套政治語言下聖旨:「各地反革命,情節特別嚴重者,可以大殺幾批。」何謂「情節特別嚴重」?此一解釋權交由各地共幹憑一己喜好,可以公報私仇,任意決定。「可殺可不殺者,堅決殺」,鄧小平在「嚴打罪案」運動之中,也使用這類模糊詞彙。

這是中國人社會遺傳專制的基因。中國語文用來制定法律,只會「得啖笑」。受過英文、法文、德文訓練,再回頭看「中國」此一語言文化,只會覺得中文可以用來作詩,中文是人治的語文。但沒有國際視野的農民,世世代代在他們的文字醬缸裡翻滾,則又覺得樂趣無窮。中國人有資格實行議會民主嗎?我認為他們使用中文一天,則一天無此資格,意思就是 Never。
「白皮書」對於了解中國的人,毫不感到意外,只是無知的香港知識分子大驚小怪而已。也難怪,二十年來,他們一直在做着「港人治港夢」。英諺說得好:「悲觀主義者從來不失望」( Pessimists are never disappointed)。對於了解中國的人,「白皮書」真無新意矣。

壹週刊 - 1268 - 專欄 語文障

半公審

香港商界與前高官世紀巨貪案,高院法官下令組成陪審團。豈知按照前英國「殖民管治」的抽籤決定陪審團方式,叫香港人出任陪審團,慘過當年國軍「抓壯丁」。中了籤的紛紛擺手搖頭,逃避履行責任,理由幼稚可笑:出外旅遊者有之,去韓國追星有之,總之「咪搞我」。

此一新聞,已引起國際笑談,暴露了香港這個所謂「亞洲國際城市」的水準。陪審團制度是英國人帶來香港的,今日香港由「中國人當家作主」,中國人的思維缺乏邏輯理性訓練,香港自從淪為特區時代,陪審團這個制度,早就應該廢除。
由中國人組成陪審團,必定是一場災難。首先,何謂「社會責任」?中國人怕事,你看這一宗,明顯是出於恐懼。其次,中文使用的語言,延伸出不一樣的文化思維。《基本法》就是由中文構想和寫成的,而且當年據說由中港幾十名「精英」而不是農民和文人「集思廣益」、「千錘百煉」而成,結果寫出來漏洞百出,一兩年就要「釋法」。足見中國文化本質,不適合法治。
英國人創立的現代陪審團制度如何能由中國人來繼承?中國動不動就「情節特別嚴重的,應判處死刑」:中文的思維「情節特別嚴重」並無客觀標準,毛澤東或鄧小平皇帝御旨,下面層層奴才揣摩,寧緊毋鬆,一定加碼,可見中國七十年代,以這種「法治」,不知添幾多枉死鬼。
白人可行陪審團制度,亞洲人不可,就是這麼簡單。你說這是「種族主義言論」?隨便你。
即使英國的陪審團制度,今日也備受質疑,為什麼?戰前英國陪審團流行一時,因為那時遵守嚴格的等級制度。到五十年代,英美的陪審團明確局限只准由男性出任,而且必須是富裕、教育背景良好的男性。英國認為窮人沒有機會受教育,則無資格出任陪審員,因為教育水平低的人,無法推理思考複雜的邏輯與是非。英美早年也不准女性出任陪審員,覺得女性是感性的動物,判斷情緒化,譬如審理強姦案,陪審團到底應該有幾多女人,幾十年來都有爭議。
半世紀前,英國陪審團制度行之有效,這個制度為紳士而設。英國紳士善於壓抑情感,處事公正,而且秉持良心與公義,音樂劇《窈窕淑女》裡的希根斯教授,即為紳士的典型,也是理想的陪審員。

今日英國的皇家檢控署開始質疑陪審團制度,因為昔日的紳士正在消失,「社會流動力」增強,今日的英國不再是英皇佐治六世、羅蘭士奧利花、彼得奧圖形象的那個紳士英國。階級界限打破之後,有許多閒七雜八、教育程度有問題、思維方式脫離理性的人,以「平等包容」的理由,參與抽籤而坐進了陪審團。英國司法對陪審團今日的功能早已打上問號。
譬如一宗強姦案是否應用陪審團審理?多年調查發現陪審員對強姦各有偏見:強姦通常在黑夜的窄巷裡發生、婦女穿著暴露導致強姦、男人強姦偶爾是過分激情、女人在性愛之後覺得後悔或欲報復,才以強姦為借口……凡此種種,陪審團都有主觀想像或看了太多影視自小形成的一套看法。英國最高檢察官桑德思,最近講話,對陪審團制度諸多質疑,表示不再相信陪審團對強姦或風化案的判斷。
輿論壓力所致,工黨在野領袖文禮彬,承諾將來上台,會全面檢討陪審團制度。英國司法界精英近年有許多建議:譬如性罪行只須由一個大法官、兩名區域法官三人組成特別法庭。商業欺詐罪則由有會計師參與的特別法庭審理。地方法院司法權限擴大到暴力襲擊和盜竊罪,因為地方法院無陪審團。陪審團既然信不過,不如權力割裂下放,讓地方法院一名法官盡量兼判。
陪審團制度有種種缺點:陪審員不受質詢,在庭上沒有答話的義務,陪審團的裁決也不能推翻。所以殺人疑兇上庭受審,律師一定教他穿著整齊西裝,裝扮成經理或學者,以騙取陪審員的「第一印象」。人性本來是不理性的,也充滿偏見,連經過多年思維訓練的法官,也有偏狹之處,何況在社會各階層抽籤選出來的十二個人?
但是陪審團制度在英語世界,缺陷雖多,卻有人維護,認為像普選一樣,不是理想的辦法,卻是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相對最公正的制度。陪審團的存廢,未來十年當有結論,那時香港和亞洲國家自然會抄襲。但今日像香港一場亂局與鬧劇,大陸式的腦殘,傳播污染,你信「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陪審團水準嗎?對不起,我不信。

決戰前夕

敍利亞亂局、俄中軍演、克里米亞危機、南中國海亂局,章法見亂的奧巴馬急了,釋放三名恐怖分子,換取「雷霆救兵」一名,忽然又發豪言:美國在未來一百年,仍是世界的領袖。
此言出自小奧子之口,實在令人奇怪。奧巴馬當時競選,其理念之根本,不就是對美國這個世界警察角色深惡痛絕嗎?奧巴馬代表的,不是美國東岸一般左翼自由知識分子的政見:美國不能再做霸權,應該將世界讓給多元,因為列根代表的「窮兵黷武」思想,是二十世紀的罪孽之一。奧巴馬上台代表對「美國霸權」的懺悔。但是捱了幾記耳光,今日終於明白這個世界之複雜、狡詐、陰險,不是幼稚的東岸知識分子一廂情願就 Change得了。

也不能盡怪奧巴馬。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出現重大問題,事情由二○○七年華爾街海嘯開始。美式資本主義像切爾諾貝爾一樣,發生核電廠石墨反應堆的內部溶解,因為美國資本主義制度自蘇聯東歐垮台之後,被華爾街一小撮貪婪的銀行信貸大盜暗中奪了權。這伙富貴蝗蟲——他們是真正的蝗蟲——從中蛀空了美國的金融資本,與財政官員裡應外合,將垃圾信貸瘋狂對外推銷,自己飽食遠颺,將債台高築的美國,留給選民。馬田史高西斯的「華爾街人狼」雖然拍得尖酸刻薄,對這群美國賊的深切批評,倒也痛快淋漓。
蘇聯垮台,美國和西方患了飄飄然輕敵之病。福山的「歷史之終結」,一九九二年出版,得意洋洋地預示蘇共的垮台,證明自由民主的西方資本主義的終極勝利,從此人類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極權與自由,也就是貧窮與富裕之間的衝突。雖然還有其他問題,但以後人類文明會一帆風順。
日裔美國學者福山的論著,當年竟在美國東岸的學院奉為經典,相比之下,享定頓的「文明衝突論」卻指出:美國和西方尚未獲全勝,中國和伊斯蘭會相繼崛起,成為西方的對抗者。享定頓的學說被左派嗤之以鼻,認為危言聳聽,美國在一片歡騰之下,克林頓上台,從此開了一個仙履奇緣的舞會。
福山以為,時鐘是不會在午夜敲響的。二十年來,民主的南韓,確實經濟增長了兩倍半,但在「六四天安門」之後,倒退回更甚的極權的中國,經濟增長卻超過五倍。
戴卓爾夫人逝世之後,英國歷任政府無從應對網絡和廉價中國貨品的挑戰,英國的經濟二十年來只增長百分之三十六,而歐洲的經濟龍頭德國卻平均百分之二十七不到。
對於西方選民,自由代表一切,加上議會民主,可以解決經濟任何弊病。他們的盲點正是誤以為天下各民族,特別是東亞的中國和其他第三世界,追求的人權和民主,人的慾望與西方人相等。
二十年來的龜兔賽跑,西方像半途睡懶覺的小白兔,以為白兔一定比烏龜高明,哪知道一覺醒來,發現世界變了;廉價的中國貨品,反攻歐美市場,令西方的生產實業迅速蒸發。中國人對新車、歐洲名牌、飲食和金錢的追求,極其量加上他們的子女,在英國名牌寄宿學校的學籍,凡此種種,遠遠超過了西方白人想當然的自由與人權。
歐美左派政府大開中門,推行「文化多元」,開放新移民入境,令本身耶教文化的價值觀遭受嚴重侵蝕。歐盟淪為如同當年蘇聯一樣的社會主義大家庭,只懂增加稅收,派放社會福利。另一方面,不必開放民主人權的新加坡卻在東亞異軍突起,今日新加坡的生活指數已高於西方大多數國家。
最後,西方剩下了什麼?如同英國歷史學家費格遜指出:西方民主機器開始失靈,因為出現了大堆泡沫機構( Institutions)。由於權力互相制衡,機構淪為官僚部門,譬如三權之外,還有社工、人權組織、反歧視機構,這一大堆用以「制衡」政府的山頭,由大量左派口水分子把持,獲得政府公帑,而公帑又來自中產和企業遭受懲罰般的稅收。機構膨脹,不但削弱了歐美經濟復甦的能力,而且令行政效率疲乏笨拙,滯後不前。

當然,中國的快速經濟增長,是因為缺少這等機構的制衡,而得力於瘋狂的貪腐,這又是權力絕對的另一極。今日世界高度對立分歧,沒有了中間地帶。本來二十世紀頭八十年,英國是平衡左右兩極的一個最佳緩衝:當西方的社會主義過分膨脹,英國會有戴卓爾夫人力挽狂瀾,但近二十年,連英國人也失去了指南針。加上華爾街大盜,中國固然腐敗不堪,西方這艘船經濟也千瘡百孔。
論復元的能力,西方有。至少有思想和言論自由的國家,有自我治療的能力,這是極權國家沒有的。十年之內,可見真章。

鐵鈎傳奇

歐洲濫收新移民,左膠政府濫稱「包容」,終於引起反彈。英法和歐洲地方選舉,右翼愛國政黨抬頭。法國愛國的國民陣線之父勒龐,以八十五歲高齡發表講話,一語驚人,指要解決文明世界的移民問題,現在只能倚賴「伊波拉先生」( Monsieur Ebola)。

勒龐的意思,是非洲的伊波拉病毒,是上帝的天譴。唯有祈求伊波拉病毒蔓延,勒龐的意思是:由自然界之力降低他所認為的劣質人口,方可有效防止法國文化的陷落。
愛國的勒龐,只是想保全巴黎的傳統本色。事實上,今日的巴黎,有品味者,不願再去。法國南部的馬賽由於地臨非洲北岸,亦早已成為北非伊斯蘭非法移民的犯罪天堂。整個法國,只有西部的波爾都和鄰近意大利的尼斯康城,還有中部的鄉間未受污染。巴黎之「陷落」,則眾所周知,單土豪自由行之喧嘩,已經令巴黎形象掃地,但這又不會是壞事。因為伊斯蘭北非移民無所事事,近年專向中國土豪下手搶劫,在愛國人士勒龐眼中,應該像希特拉當年攻打史太林的蘇聯「以毒攻毒」吧?法國警方當然愛理不理,邀請大陸公安前來巴黎「執法」。論幽默感,法國人原來不在英國之下。
近年英國和歐洲,極度錯誤的移民政策,終於自食其果。英國最近三十五名本土出生的巴基斯坦裔伊斯蘭青年移民,離開英國,前往敍利亞,協助阿撒德政權使用化武。英國最近終於遣返全國厭惡的「獨眼鐵鈎船長」——恐怖分子阿布哈姆薩( Abu Hamza)。這個首領瞎了一隻眼,炸掉了兩隻手,但卻是倫敦一家清真寺的教長。哈姆薩長期在清真寺以英語宣講阿蓋達的仇恨理論,主張在英國本土發動聖戰。講到像維園阿伯一樣的激情處,揮動雙「手」,但卻又忘記那對手已經炸飛了,終是一明晃晃的鐵鈎在英國記者的鏡頭前揮舞,加上瞎掉一隻的死魚眼睛,英國報紙喜歡捕捉此一神情,放大刊登,讓英國人看看,這就是所謂「包容」之下、恐怖主義仇恨的面孔。
但英國政府受制於歐盟人權法,無法將哈姆薩拘捕。哈姆薩一九七九年移民來英國,在一家理工學院讀工程,他很喜歡英國的「自由」,指英國像天堂,可以為所欲為。「九一一恐怖事件」哈姆薩領導激進教徒歡呼,倫敦街頭時有激進分子示威,要求將全國伊斯蘭化。
哈姆薩在英國的活動,得到左膠把持的社工和人權團體庇護,有一段時間,並得到英國用納稅人的錢資助,以「包容」多元文化。後來政府見到此人已入魔道,愈來愈不像話,才勉強成立一個「慈善委員會」,對哈姆薩這類仇恨基地,予以規管。哈姆薩被逐出清真寺,在街頭組織演說,不只「得個講字」,而且與也們恐怖組織建立關係,參與綁架一名紐西蘭科學家,並在混戰中在當地殺死六人。哈姆薩全過程在英國做參謀,十年前因「煽動種族仇恨」被捕,判入獄七年,兩年前釋放。
哈姆薩曾與英國婦人結婚,其妻婚後入伊斯蘭教,生了三個兒子後離婚,又與中東婦女結婚,再生了七個。英國社會福利好,無論生幾多子女,都有免費教育、房屋、醫療,然後這張單,又由納稅人找數。
哈姆薩一個兒子在倫敦行騙並偷車,被判入獄兩年。另一個兒子又在一場反以色列示威中製造騷亂,被判入獄六月。前年又有一個兒子持械行劫珠寶商,真是虎父無犬子兼英雄出少年。

英國政府對「鐵鈎」極為頭痛,但受制於講人權的歐盟——然而很奇怪,歐盟中的德國和奧地利,卻又比英國排外——美國向英國要求引渡,因為鐵鈎與阿蓋達有往來。英國內政部長想把他踢走,但歐盟國內的左膠社工律師拼命反對,說哈姆薩到了美國,會受到「不人道對待」。哈姆薩也捶胸頓足,指摘英國壓迫他的「人權」。
今年四月是世界和平一個勝利的日子,哈姆薩在美國被判罪名成立,面臨終身監禁。哈姆薩餘生將會在一個窗口封閉的囚室內度過,一生將不會再見到陽光,只有水泥天花板的一個燈泡。
西方最大的敵人不是哈姆薩。「鐵鈎」在英國橫行二十年,納稅人和政府輸送養料。西方最大的敵人是國內的所謂新左派,以及為殺人屠夫講「人權」的偽知識分子。他們「包容」滋長罪惡。這些人罔視常識,且以為全人類都是白痴。於是法國愛國之父勒龐——有人說他是「極右」,但請問大陸前年反日燒車,砸日本商店的暴力遊行,到底是「愛國」,還是「極右」呢?——終於發話了。世界愈來愈像三十年代的德國:一邊是共產黨和極端的無政府主義,另一邊是納粹勢力的抬頭。這樣下去,怎會沒有大戰?

市場最大

電視播映由大陸買來的特技劇集「西遊記」,其水準遭到全民聲討。我看過幾集,發現以中國市場的大角度而言,這套劇集,沒有問題,因為十分適合十四億中國人觀看。

適合中國人看的,不等同我本人喜歡,但我會尊重十四億中國人的市場意願——中國人的感情很脆弱,時時會覺得受迫害,所以對他們你要時時記得「尊重」兩字——而今日香港,有大量中國新移民。自一九九七年以來,每日一百五十名配額,香港已經多了八十萬大陸新移民,連同十六年來他們生殖的子女,加上一些老人和本地師奶,「西遊記」收視約二十點上下,即一百三十萬人左右,剛好折射了香港的中國人品味。
「品味」這回事,如果你站在英法和歐洲的文明角度,遙望遠東:莫扎特的二十一號交響曲和「費加羅婚禮」,品味當然優越過印尼的鬼面舞和中國延安的扭秧歌。但是一旦加入了「市場」,就是另一套遊戲:「市場」無所謂優劣:五十年代台灣的潮閩歌仔戲,是給台灣四百年前渡海至此的漁民看的,六十年代香港的陳寶珠呂奇,是給香港製造業興旺時的工廠妹看的。七十年代台灣的「包青天」劇集,是給戒嚴時期蔣介石逝世後大陸省籍之國軍眷屬及其子女看的。不同的時期,這些不同玩藝,一以貫之,都是為小農性格的腦袋製作的——亞洲人的小農性格,是缺乏進取、並無激情的,只甘於一生一世各守住自己門前一塊可耕作的土地,對遠山外的世界缺乏興趣,並無遠征探險的好奇心,於極權逆來順受。
文化性格決定了市場取向,於是今日荷李活的編導終於明白了:打入中國市場,要與中國「合作」,製作的電影,以特技硬件取勝,如「變形金剛」之類。將來「西遊記」也會有荷李活版,像日本的「哥斯拉」一樣,當然由美國人來「做莊」,主掌創作權,再迎合中國人口味,只要計算在大陸可以收幾多,加一點北美洲低知識階層或墨西哥黑人移民市場,有合理的利潤,自然會有新作。
中國電影市場也在轉型,因為用美國 iPhone一代的中國九十後漸漸長大,而用 WhatsApp的「○○後」亦將加入消費市場。這個世代的中國人,親美崇洋固不待言,還加上是韓劇殖民地的忠實子民。由於美國高科技和中共的聯合洗腦: iPhone令這一代中國人缺乏思維的推理組織力,而共產黨教育令這一代中國人失去記憶。美中聯手洗腦,令中國人沒有靈魂,乃至沒有感性。
中國的影視產品,亦必追隨此一市場轉型。譬如張藝謀的「歸來」,還講文革時代中國讀書人的辛酸,是「活着」的遙距續集,但可以肯定,也是年逾花甲的張藝謀最後一齣講那個時代的「人文電影」,因為十年之內,「○○後」長大,他們的父母像香港六十年代的工廠妹一樣,一一老死,變成「九十後」成為父母,這二十年的中國 iPhone小農觀眾,將會主導中國的影視產品,而「西遊記」正是此一轉折現象。

香港年輕一代厭惡大陸版「西遊記」,也很自然。現代中國的一切,他們認同而接受幾多樣?律政司前司長梁愛詩惱羞成怒,大罵香港人受英國「洗腦」,兼而一九六七年所謂「反英抗暴」和後來的「六四」造成隔閡——梁愛詩在跺腳之餘,倒也沒有說錯:戰後七十年,所謂「港英」,一直代表人類文化自由、進步、正確、光明的一方:英國人沒有製造大量五花大綁的浮屍,英國人沒有對南來的上海商人沒收財產而批鬥,即使在一九六七年,可能包括著白衫藍褲的梁愛詩在內的「愛國同胞」去港督府前集會叫罵,英國人沒有動用坦克清場:今日中國由農村來的上訪賤民,去新華門前像六七左仔一樣貼大字報試試看?英國人不必為香港人「洗腦」,反而馬列和蘇聯為梁愛詩一早洗清腦了。
退一萬步,或許這真是一個洗腦的時代。美國人洗腦,中國也在洗。但香港人硬是接受西方的洗腦,不接受梁愛詩和張志剛的嘮叨,這就是市場。與大陸人民擁抱「西遊記」一樣,梁前司長即使恨得銀牙咬碎又如何呢?


(陶傑)

一滴血

藍田家庭小風波,釀成大命案。二十一歲已婚港男,遭友人之妻踢爆其風流史,「外面大把女友」,還有「在外欠債一千餘元」,其同歲之妻子,怒帶八個月大幼嬰離家出走,去了藍田投靠死黨。

港青氣極,與一幫「朋友」踩上大廈逐戶拍鐵閘踢門尋妻。保安下逐客令,同時報警。港青在電梯大堂喧譟大罵,並在保安崗位奪刀,挾持保安員,聲稱「將件事搞大,老婆至現身」。後來的事廣為報導,警察到場將港青兩槍爆頭擊斃。
香港傳媒和輿論,只集中爭論警方有無使用「過分武力」,而無人剖析此案經過之荒謬。
首先,二十歲已經結婚,生了個八個月大幼嬰。脾氣火躁,這是當代許多九十後港青的共同特點。缺乏獨立能力或家庭收入未足以成家,在這個時候應該殷勤工作。但當前九十港青時興「生個 B出來玩吓」。許多人生育嬰兒當做養一條小狗寵物。
死者已矣,其父母傷心一世,當然令人同情。香港半自閉式青年,並非「孤立事件」,我認識或見過的,至少類似有三五個,脾氣暴躁,隨時是計時的人肉炸彈。
在狂躁之時,凌晨三點,竟有一批「朋友」陪同他踩上大廈。這些是什麼「朋友」呢?二十歲出頭,應該心智成熟,如果真是朋友,應該叫他回家冷靜,萬事明晨再理論。看來這批「朋友」應是推波助瀾之徒。至於死者欠下友人一千多元,並不是欠大耳窿數十萬,區區小數,有何值得大吵呢?
警察有沒有過分暴力,難以評論,如此處境,警察拔槍亦不無道理。但香港九十後有一個普遍的階層,缺乏獨立經濟和人格成熟的能力,這一點與英美吸毒和打機的一代,十六七歲,許多單親媽媽,推着一架嬰兒車,在超級市場用政府派的綜援金購買食品,也算「地球一體化」大一統的現象。

英國和歐洲有這種人,尚有豐厚社會福利網,但香港沒有。近年經濟學家有所謂「人口紅利」( Population Dividend)之說:譬如中國大陸九十年代十三億人口,大量勞工湧入城市謀生,有令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全球獨有的人口紅利——你叫英國的十七八歲單親媽媽到工廠去車衣,她們會以「人權」來抵制,還有許多社工教她們如何上街示威——但中國好在獨裁,人民如奴隸,甘心做牛做馬者甚眾, Made In China即基於龐大的人口紅利。到了今日,勞工成本逐漸增加,農民的知識水準上升,獨生子的生命比二十年前珍貴,有論者指出中國的「人口紅利」優勢逐漸消失,正轉化為「人口包袱」( Population Hangover)。
香港六十年代擁有人口紅利。陳寶珠的工廠妹即為其中之表表者。一九六九年,香港的製造業人口為整個勞工人口的六成半,服務業人口佔三成半。電子業、玩具、膠花、假髮,剛好消耗了大量翻山越嶺逃避共產饑荒的新移民人口紅利,香港經濟得以起飛。
今日香港的人口紅利早不復再。雖然各區九十後躁狂閉青為數甚眾,香港的經濟結構,再無與這類年輕工作人口對得上號的工種。已經沒有製造業,地產經濟,造就大量建築工人職位,修橋開路,但這些工人,你開車經過,就見到是南亞入境的廉價勞工。至於服務業,大量非知識、無技術的勞工人口,則為每日一百五十名配額放進來的新移民大量掃光。
今日香港,除了五星外資大酒店,接待的櫃枱必請英文流利的港女,酒店執房阿嬸、食肆女侍應,全部是平均年齡四十歲的大陸新移民。香港從前的人口紅利,今日變成了人口負擔。經濟只靠建造和消費服務型兩條支柱撐着。九十後港青,前不巴村,後不着店,這兩大經濟體系都不會加入,除了在街頭做電腦或手機的營業推銷員,如果父母不是億萬富翁,可謂前路茫茫。
一葉知秋,一宗藍田血案,像醫生為病人檢驗身體。抽一滴血,就驗出糖尿、肝炎、膽固醇等叢生的百病。七十年代,香港年輕的人口紅利,即使在油尖旺加入黑社會,還有泊車、睇場、夜總會保鏢等勞力大軍。今日,黑社會和製造業一齊絕跡,人口紅利不再,中國和特區政府背上了香港這個人口包袱。
二○一七年,香港要普選,九十後更是滿腔躁憤,有許多話要說。他們要投票實踐自己的權利,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罷,他們已經二十一歲,不要逼他們拿出刀,然後由解放軍出來「協助」港警,向他們的頭逐一開槍。

壹週刊 - 1269 - 專欄 黃河決堤

 

黃河決堤

中國總理李克強訪問英國,帶去三百五十億美元合同。英國政府宣布放寬中國遊客簽證,由從前的諸多刁難,改為二十四小時特快通道。

英國二十年來缺乏龐大的出口,不像德國和法國,有汽車、電子、紅酒、時裝手袋的設計名牌。英國的出口能量在德法之下,卻又在西班牙和希臘之上。西班牙的時裝,只有一家 Zara。去香港中環的 ifc商場走一轉,那三層的商鋪已經是全球出口品牌實力的最精確的地圖。
英國沒有什麼貨買,只有吸引中資前來投資,賣水、賣電、賣曼徹斯特和機場希斯羅的股份。面對英中貿易大增,香港投資者最宜購入英鎊,即使現在英鎊價格已經在十三元多的高水位。每年到了這個時候,英鎊必升,因為大量家長送子女去寄宿學校,到了兌換英鎊交學費、買機票、付各項雜費的時候。
三百五十億美元的中國熱資湧入英國,其中有許多是國企。國企大員也由中國飛去倫敦長駐,把他們的子女帶來,子女要上寄宿學校,中國資金的高層要坐公司車、住房子,他們的太太要買名牌,這樣一來英鎊還會上漲幾多,令人不敢想像。長遠而言,英國的房價也會因為中資來臨而再漲。
歐元有負利率,英鎊卻加息,中國資金掩至,目前的百分之二通脹會加劇,英鎊加息將會持續一段時日了。
讓法國和德國飲了「頭啖湯」,英國並無太大損失,因為中國十四億人口,最多人會說的西方語言還是英語。
倫敦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熱資黑金泊車場,幾乎僅次於瑞士。僅倫敦最著名富豪大道「主教路」( The Bishop Avenue),冷戰以來就窩藏了許多國際黑金和隱形富豪。
早在七十年代,當土耳其出兵攻打塞浦路斯,塞浦路斯雞飛狗走,熱資湧入在主教路買了許多豪宅。侯賽因打科威特,海灣和沙地的油王也捲錢逃避,在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三年之間,沙地阿拉伯皇室,在短短的主教路,共六十六間獨立豪宅,就一口氣買下了十間。

主教路的豪宅,許多有落地長窗,讓人駕車展覽,由地堂到三樓,宏偉的迴旋樓梯,一道豪華水晶燈貫穿三層,當真珠光寶氣,像一條銀河。二○○八年,哈撒克最富有的女人貝拉瑪,買下了一間,入伙喜慶,還請來戈巴卓夫做貴賓。巴基斯坦一名政客,用貪來的錢也買了兩座,但後來獲罪入獄,由巴基斯坦政府出錢收回。
主教路的豪宅,地產代理商百方注意,有些空置的大屋,內設豪華酒吧,但酒瓶裡裝的是礦泉水,因為英國地產商怕得罪何拉伯國家信回教的大豪客。這條銀河街很快就會落入中國富豪之手。倫敦比起柏林和巴黎,是真正的十字路口。在這個城市擁有豪宅,不在於投資價值,而在於身份地位。

寄宿學校和大學,尤其是「泰晤士報」排名前十大或二十家之類,更將如 Chanel、 LV一樣,成為中國人的搶手貨。許多寄宿學校近年都接待中國的富裕家長,組團入校園,像睇樓揀地一樣,吱吱喳喳,評頭品足,還用手機隨意拍攝。許多寄宿學校門禁森嚴,像倫敦的伊頓和哈勞,不論有多少錢,都有嚴格的校規,現在大陸的熱資淹沒過來,全世界都看着英國人見錢下跪至什麼程度,他們的人文原則會不會貧賤不能移。
倫敦的牛津街也將會成為拖喼自由行的天下。這條街多中上價產品,很適合中等富豪。但酒店客房將會嚴重短缺,許多三四百年的老牌大酒店,像 Claridge's、 Hyde Park Corner、 The Langham,水晶燈、厚地氈、戴高帽、著燕尾服、金鈕釦的大門侍衞,香港的半島酒店便是這類仿製品。大陸豪客大鬧香港,在倫敦也喧嘩咆哮。古老酒店裡有雪茄房、閱讀室、酒吧和咖啡室,崇尚寧靜,未來十年,將會處處有好戲可看。
大陸客殺入倫敦,香港人又要警惕,以後返回祖家,要穿得樸實一點,街上不要著名牌,帶太多現金炫耀。讓大陸人爭着威水好了。英國人歡迎中國資金和遊客,多於伊斯蘭世界,因為中國人至少不會到處放炸彈,英國人明白中國人崇洋。曼徹斯特和利物浦,因為足球著名,也將是中國客追捧的兩大城市,利物浦建築物像上海外灘,會令上海人有「回歸」的親切感。


(陶傑)

壹週刊 - 1269 - 專欄 黃河決堤

2014年5月23日星期五

壹週刊 - 1263 - 專欄 Tragic

 

坐看雲起時

Tragic

美國東岸一位年輕的漢學家打電話來,說正在寫一篇關於中國文人心理處境的碩士論文,剛巧問可否來香港訪問羅孚,我在手機上回答:「此君上週不巧剛已逝世。」

對方留下一個英文: Tragic。
確實,中國文人的一生用這個阿里士多德就出現了的形容詞來總結,確實非常貼切。
但美國的這位知識分子,始終對中國文化,了解得不太深層。美國人立國二百年,他們的文化由馬克吐溫到福克納,由詩人惠特曼到海明威,除了科學家受尊重,社會更有地位的,就是作家,但他們是作家不是所謂文人。美國的作家非常幸運,他們的言論和創作自由,像嬰兒張口呼吸一樣,一生都理所當然。他們的基本權利有美國憲法的強力保障,而且二百多年以來,從未發生過「文化大革命」。向美國朋友解釋中國的「文人」與西方的 Writer、 Scholar、 Intellectual、或者有俄國色彩的 Intelligentsia,他們很難明白。主要是因為中國的「文人」,活在一個儒家傳統裡。儒家傳統就湊成一組「心理範式」,英文叫做 Mindset。
令西方人明白中國文人的 Mindset,是不可能的。因為西方人雖然對孔子孟子最多懂得幾句語錄,對於中國文人「忠君愛國」的心理深層無法明白。
中國文人沒有一個真正「愛國」的,雖然一百幾十年來很多文化人將「愛國」兩字常掛在嘴邊,天天像和尚唸經一樣。如果不幸出生在香港,成長在華文世界,日日受到「愛國」這個名詞,像一個長舌的八婆一樣,在耳邊嘮嘮叨叨。中國的文人,「愛國」有一個大前提,就是要「忠君」。「忠君愛國」,此「君」即是皇帝一人,及其家族子孫。既然「忠君」,那應跟你家的菲傭打工盡責,甚至「拼死護主」,沒有分別。如果你擁有這樣一個模範菲傭,是你幸運,但,你家的這位好菲傭是「愛國」嗎?所以文人在中國,可以說自從屈原投江成立了這個 Mindset以來,沒有一個是真正愛國的。
「愛國」如果以「忠君」為前提,還愛什麼屁國?當一個國家成為朱元璋及其子孫的家族生意,中國文人方孝孺,看見朱元璋明明立旨叫孫子惠帝繼承,哪知道朱元璋一死,兒子朱棣即刻在北京城起兵造反。對於一個現代人來說,朱元璋的孫子做皇帝也好,兒子做皇帝也好,「國家」都只是個人遺產、不關你文人方孝孺半點屁事。但該文人卻對朱元璋懷有白痴性的愚忠,覺得兒子朱棣篡位,天公地道應由孫子做皇帝。燕王朱棣本來「禮賢下士」請方孝孺寫聖旨宣告自己的地位「合法」。方孝孺破口大罵,結果十族皆誅,死人兩三萬。

屈原的「愛國」是對楚懷王的基情。諸葛亮的「愛國」,是對劉備一人的愚忠…… By The Way,諸葛亮的時代,中國總共有三個,不愛劉備的蜀國有什麼問題?曹操的魏國和孫權的吳國也都在向諸葛亮招手——中國文人兩千多年是一個連綿不斷的血淚笑話。
這個問題,我省了口水,不想向美國人解釋。二十多年前,我或許會與他們一起研究。今天我沒有這種勁頭了:中國是中國,西方是西方,兩者絕不可能了解,中西文化亦無可交集。在文革最黑暗的歲月,香港的左派文人,尚有良心者,一度都覺得疑惑:他們「愛」的這個「國」實在瘋了。但他們尊崇暴君「毛主席」。到一九七五年毛皇帝的變態登峰造極,他們又指望毛澤東身邊的「周總理」會取而代之,成為另一個明君。
在那個年代,我目睹許多左派「愛國」文人,看着電視新聞,見到江青出場,破口大罵,見到周恩來即開顏歡笑,然後又憂心忡忡:「不行了,周總理又瘦了。怎麼鬥得過江青呀?」
那時我方十多歲,看見此景,心中冷笑。兩年前,中國和香港的「文人」,「愛國愛港」,差點還「愛」錯了薄熙來。所以薄總倒台,令人惋惜,他大哥如果當了皇帝,再命令中港的愛國文人,在「七一慶祝回歸」時,一齊加演「薄熙來之歌」的大合唱,這才精彩。
順帶一提,羅孚公子羅海雷君說,父親並無遺言,只在幾個月前對一訪客,很吃力地表態:「反對佔中。」


(陶傑)

壹週刊 - 1263 - 專欄 Tragic

2014年5月15日星期四

壹週刊 - 1262 - 專欄 一滴血

 

坐看雲起時

一滴血

藍田家庭小風波,釀成大命案。二十一歲已婚港男,遭友人之妻踢爆其風流史,「外面大把女友」,還有「在外欠債一千餘元」,其同歲之妻子,怒帶八個月大幼嬰離家出走,去了藍田投靠死黨。

港青氣極,與一幫「朋友」踩上大廈逐戶拍鐵閘踢門尋妻。保安下逐客令,同時報警。港青在電梯大堂喧譟大罵,並在保安崗位奪刀,挾持保安員,聲稱「將件事搞大,老婆至現身」。後來的事廣為報導,警察到場將港青兩槍爆頭擊斃。
香港傳媒和輿論,只集中爭論警方有無使用「過分武力」,而無人剖析此案經過之荒謬。
首先,二十歲已經結婚,生了個八個月大幼嬰。脾氣火躁,這是當代許多九十後港青的共同特點。缺乏獨立能力或家庭收入未足以成家,在這個時候應該殷勤工作。但當前九十港青時興「生個 B出來玩吓」。許多人生育嬰兒當做養一條小狗寵物。
死者已矣,其父母傷心一世,當然令人同情。香港半自閉式青年,並非「孤立事件」,我認識或見過的,至少類似有三五個,脾氣暴躁,隨時是計時的人肉炸彈。
在狂躁之時,凌晨三點,竟有一批「朋友」陪同他踩上大廈。這些是什麼「朋友」呢?二十歲出頭,應該心智成熟,如果真是朋友,應該叫他回家冷靜,萬事明晨再理論。看來這批「朋友」應是推波助瀾之徒。至於死者欠下友人一千多元,並不是欠大耳窿數十萬,區區小數,有何值得大吵呢?
警察有沒有過分暴力,難以評論,如此處境,警察拔槍亦不無道理。但香港九十後有一個普遍的階層,缺乏獨立經濟和人格成熟的能力,這一點與英美吸毒和打機的一代,十六七歲,許多單親媽媽,推着一架嬰兒車,在超級市場用政府派的綜援金購買食品,也算「地球一體化」大一統的現象。

英國和歐洲有這種人,尚有豐厚社會福利網,但香港沒有。近年經濟學家有所謂「人口紅利」( Population Dividend)之說:譬如中國大陸九十年代十三億人口,大量勞工湧入城市謀生,有令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全球獨有的人口紅利——你叫英國的十七八歲單親媽媽到工廠去車衣,她們會以「人權」來抵制,還有許多社工教她們如何上街示威——但中國好在獨裁,人民如奴隸,甘心做牛做馬者甚眾, Made In China即基於龐大的人口紅利。到了今日,勞工成本逐漸增加,農民的知識水準上升,獨生子的生命比二十年前珍貴,有論者指出中國的「人口紅利」優勢逐漸消失,正轉化為「人口包袱」( Population Hangover)。
香港六十年代擁有人口紅利。陳寶珠的工廠妹即為其中之表表者。一九六九年,香港的製造業人口為整個勞工人口的六成半,服務業人口佔三成半。電子業、玩具、膠花、假髮,剛好消耗了大量翻山越嶺逃避共產饑荒的新移民人口紅利,香港經濟得以起飛。
今日香港的人口紅利早不復再。雖然各區九十後躁狂閉青為數甚眾,香港的經濟結構,再無與這類年輕工作人口對得上號的工種。已經沒有製造業,地產經濟,造就大量建築工人職位,修橋開路,但這些工人,你開車經過,就見到是南亞入境的廉價勞工。至於服務業,大量非知識、無技術的勞工人口,則為每日一百五十名配額放進來的新移民大量掃光。
今日香港,除了五星外資大酒店,接待的櫃枱必請英文流利的港女,酒店執房阿嬸、食肆女侍應,全部是平均年齡四十歲的大陸新移民。香港從前的人口紅利,今日變成了人口負擔。經濟只靠建造和消費服務型兩條支柱撐着。九十後港青,前不巴村,後不着店,這兩大經濟體系都不會加入,除了在街頭做電腦或手機的營業推銷員,如果父母不是億萬富翁,可謂前路茫茫。
一葉知秋,一宗藍田血案,像醫生為病人檢驗身體。抽一滴血,就驗出糖尿、肝炎、膽固醇等叢生的百病。七十年代,香港年輕的人口紅利,即使在油尖旺加入黑社會,還有泊車、睇場、夜總會保鏢等勞力大軍。今日,黑社會和製造業一齊絕跡,人口紅利不再,中國和特區政府背上了香港這個人口包袱。
二○一七年,香港要普選,九十後更是滿腔躁憤,有許多話要說。他們要投票實踐自己的權利,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罷,他們已經二十一歲,不要逼他們拿出刀,然後由解放軍出來「協助」港警,向他們的頭逐一開槍。


(陶傑)

壹週刊 - 1262 - 專欄 一滴血

2014年4月18日星期五

坐看雲起時/ 洛克的哲學 / 曖昧之美 / 拍電影 / 門檻翻不過 / 黃河水患 / 四萬八地獄 / 三分天下 / 說南蠻

 

洛克的哲學

馬航失蹤事件,亞洲反應無能。馬來西亞政府不都最終還要英國的情報部門、美國的波音公司、五角大樓來提供權威的資訊。當然「西方先進國家」如 CNN告訴你,飛機在印度洋墜毀,還是在北極圈失蹤,並非百分之百的準確。然而「兩害相權取其輕」,正如當初香港小圈子「選」特首,在唐唐和梁振英之間選擇,馬航事件權威地證實,在亞洲國家和所稱西方之間,帝國主義耀武揚威的「西方」,新聞資訊比亞洲可信。

無論亞洲人平時多有「自信」,嘴巴多硬,到災難關頭,還是要擁有高科技和人權的歐洲來救命。世界沒有「亞洲價值觀」,本來不必一架馬航加二百多條人命來證明,是和尚頭上釘着的蒼蠅——明擺着的事,但沒有辦法,世界是愚頑的人太眾,時時要以生命的代價才認識常識的真相。
世上只有歐美的西方價值觀,沒有所謂亞洲價值觀,因為西方有哲學家和思想家,但亞洲只有大把的獨裁政府和「企業家」,思想家一個也沒有。
西方價值觀以英美為主。十七世紀,英國著名的哲學家洛克,為西方價值觀打下基礎。
十七世紀英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在文藝復興和中世紀之後開始萌芽。有了資本就有商人,商人崛起就要國王與貴族的利益發生衝突。此一背景與二十世紀末的亞洲類似:當歐美生產線搬遷東來、利用廉價勞工生產之後,也出現大量買辦型的二毛子企業家。但亞洲與英國最大的分別,是資本聚積之後,英國有思想家的湧現,而崇拜工具和腸胃、輕視大腦的亞洲人沒有。
洛克的哲學思想,由經濟開始,先研究個人財產權利如何得到保障。西方沒有洛克,也就沒有後來的海耶克經濟自由主義,也無法區分國家與市場。一天國家和市場無法區分,則一天衍生無窮的貪污和腐敗。今日英國和英語國家,是世界貪污指數最低的體系,比起法國和意大利,英國人最不貪,所以倫敦和紐約是理所當然的國際公信的金融中心,因為四百年前出過洛克的緣故。
洛克最早提出「個人財產」的觀念,指出財產之所以重要,是由人用勞力來合法換取。當人在土地耕作,人的勞力,即令這塊土地,成為耕作者的財產。天地萬物有了人,令任何事物脫離自然狀態,因其勞動而增值,此一事物,即理所當然成為他的財產。
這是資本主義制度衍生出人權的最早發現。洛克以研究經濟與利潤為先,卻結論人權與自由在後。國王和貴族未經勞動,卻由祖先承襲土地,對於新興的商人,形成了你死我活的衝突。
換了在頭腦簡單的三流國家,此一衝突即會產生偏激的暴民共產思想。但是英國沒有,一二一五年,英王約翰早與地主簽署了大憲章,化暴力革命為理性妥協。此一基因定下來,英國人的國民性格從此遠離暴力和偏激。洛克對管轄土地的皇室,一直心懷疑慮,主張人民在私有財產權利受侵害時,即有權反抗政府。
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利益關係,在於徵稅。在徵庫房稅如未取得人民同意,則是侵犯財產。因此任何叛亂罪,責任先在於政府而不是人民。人民(當時以小商人為精英)對政府有了監察,洛克最早疾呼,很偉大。
勿忘記此一理論產生在十七世紀,當時是中國的明末清初。李自成張獻忠四處屠殺,滿洲韃子大兵入關,朱姓皇帝腐朽潰崩。但是在英國,「君權臣授」的皇室與地主貴族已經聽懂了洛克代表公民的呼聲。
洛克就是以英語世界為主的西方價值觀的先驅。洛克之後,還有蘇格蘭啟蒙運動雙傑:阿當史密和休謨,進一步提出自由市場經濟與貨幣率。洛克只是建構了骨骼,阿當史密和休謨增添了血脈和肌體。英國出現商人萌芽、催化、貿易成長的人文幸福,從此人的潛力釋放了,政府的權力制衡了,而王權的獨裁一去不復返了,而英語國家,也成為中國人轉移財產和子女國籍的理想國了。

這就是世上絕對沒有什麼「亞洲價值觀」的理由。日本有很優秀的人才和信仰,但日本不屬亞洲。亞洲的泰王行君主立憲,是從英國抄襲來的。印度以四千年的宗教立國,至今還維持階級種姓順民制度。台灣、菲律賓更不必說,也抄襲了美國的共和制,有其形而未得其神。亞洲只有市場、老闆、官商勾結的三流獨裁者。亞洲從來沒有出過洛克,除了一條洛克道上幾家食肆,除了廉價勞工堆成的 GDP, Asia has nothing,亞洲是空洞的。
這就是馬航失蹤之後,機上一百多名中國公民的家屬,向亞洲政府嚎啕呼號而一無所得,最後還要由美國、澳洲、英國來「主持公道」的理由。


(陶傑)

壹週刊 - 1258 - 專欄 洛克的哲學

坐看雲起時

曖昧之美

有人問:拍電影跟寫專欄不同之處,個個都知道,其中有何相似之處?
相似的是創作的道理。一個專欄,就像一家戲院,每天上映不同的影畫。寫好一篇所謂文章,跟拍好一齣電影一樣:文字要淺白,內容交代清楚,而且最好第一段,甚至第一句,就有點布局,吸引人看下去。

在這方面,電影的要求更嚴,因為電影是要至少幾百萬成本寫成的一個聲色綜合的專欄。淺白是首要的:對白要淺,人物要通俗,但淺白不等於膚淺,通俗也不等同粗俗,要在淺俗之中,經營深刻的感受和豐富的聯想。
我認為好看的電影都令觀眾有聯想,在淺白之中有一點點的留白。留白的地方,讓觀眾自己來填色,編導都不要替觀眾來定義。
「愛尋迷」裡的三個男角,來自三個不同的香港社會階層:馬華英籍演員吳國耀演的阿當,是蘭桂坊的國際精英一族;關楚耀的阿星,是旺角的洗頭髮型師;徐天佑演的家樂,是知識分子。三個層面的人生,有不一樣的追求,有一個追求社會公義,另一個尋找個人身份的,這些都是抽象的價值觀。只有關楚耀演的髮型師傅,追求的是物質財富和舒適的經濟生活。
徐天佑演的大學講師,患有抑鬱症,固然難演,關楚耀這個髮型師也很難,因為他是「世界仔」一名,但又有複雜的層次。為了錢,他可以做富婆的小白臉,又可以當富婆的同性戀兒子的秘密情人。

在浸會大學試映的一場,有學生問:這個角色有點不清楚,他究竟性傾向如何?
我說:一齣戲要有曖昧之處。關楚耀這角色,我故意寫得曖昧一點。這一代人,性變成了工具,愛可有可無,而錢財才是最終的目的。為了達至目的,阿星這個角色的嗜好是同性、異性、雙性,可以隨時轉換,甚至也可以是一個完全沒有「性」的人。但阿星不是機械人,終究是活人,人性是複雜的,對於富婆,他也有情感。他知道上位之道,有一位恩主。當恩主死於「意外」——這場意外,到底是失足,還是阿星在有意無意之間推了她一把,也很曖昧——之後,他主持追思會,也不純粹是演戲。到底其中有幾多分真,幾多分假,由觀眾自己來領略。

因為我相信「互動」這個濫用了的詞彙。不要以為看電影不須大腦,看「潛行凶間」的幾層夢境時,觀眾不是跟着用大腦嗎?看「達文西密碼」之類的偵探片,觀眾不是也要跟着查案嗎?如果觀眾新一代走進電影院,只帶一對眼睛和小腦的條件反射,只會永遠沉溺於 3D和特技產品。當然,「哈比人」和「加勒比海盜」也很好看。正如廣東道上,如果全部是 LV和香奈兒連鎖店,香港人和台灣人也會疾呼:「文化多元」何在,小店鋪的雞蛋仔和雲吞麵又有無生存的權利?
港產片不能齣齣都大成本大堆頭,這個理論,多年都有人講,但是市場潮流,尤其當「大中華」電影在硬件製作方面,都想模仿美國,跟「美帝」攀比,香港電影遲早會萎縮。

電影講含蓄之處,不是賣弄高深。即使罵人,有一千種不同的方式,不一定都要「指着和尚罵禿驢」。小說三國演義,作者通本都在罵曹操這個人物,但一開口就烏龜王八蛋的直罵的,只有在「彌衡擊鼓罵曹」時藉彌衡這個三流人物的嘴巴,其他回目,都以委婉的曲筆,或客觀排場的描寫,表達同一樣的意思。
然而在一個快餐時代,樣樣要「即食」,人的要求是不是愈來愈簡單,而且拒絕黑白之間的色彩?即使水墨畫的黑白,也有「墨分七色」之說,因為正如在正邪之間,有不同層次衝突的纏鬥。有時候,一個創作人不一定認同這些色彩,但必須確實反映,對於色彩的接收、分析、批判,應該是觀眾,這就是為何在這個 3D「盛世」,七十元一張戲票,小品的電影仍然應該生存的價值,因為一個字:人。


(陶傑)

拍電影

我編劇導演了一齣電影,最多朋友問有何動機,「點解你要拍電影?」

一百年前,英國的登山專家梅樂里,迷上了登喜馬拉雅山。他決心想登上無人去過的額菲爾士峰。許多人問他:你在英國放着舒適的生活不過,登山有風險:酷寒、雪崩,皆足以致命,為什麼非要冒險?
梅樂里一面整頓裝束,一面看着眼前的雪山,說出一句名言:「因為它在那裡。」( Because it's there.)
拍戲是很艱辛的事,但風險終究比攀額菲爾士峰低。一個最早做新聞,然後寫作的播音出身的人,拍電影,並不是「撈過界」,因為報紙、電台、電視、電影,全部都屬「傳媒業」( Media)——就像一個醫生,內外全科畢業,他想再讀一個「泌尿科」( Urology),就到倫敦進修。於是本來醫治感冒的他,多了一張證書,掛在醫務所,從此他也可以用微創激光技術,叫病人脫褲子,醫治肥大的前列腺。
這不算「撈過界」吧?但不知何故,從事人文學科工作的人,時時遭到很多成見,好像「不安本分」。電影的敍事技巧,今天都說「講一個古仔」;而新聞,英文叫 News Story。編劇和導演將一個故事講好,本質上跟一個記者寫好一段大火新聞稿、一個說書人憑一張嘴做好一個電台節目,性質完全一樣。
但是,一個專欄作家,一支筆、一張紙,完全能控制寫作的內容。拍電影,由編劇的紙上故事,到現場的光影拍攝,最後在剪接間裡的刪增潤飾,從演員、攝影到幕後,卻要由至少一百人與自己一起「寫」,這就是另一回事。
因為好電影,我永遠相信,在娛樂性之外,要講一點人文的主題——不是「藝術」,這個詞令人卻步——電影不只是讓人眼睛吃冰淇淋,或者什麼色彩的盛宴,只接收銀幕上的色彩、武打動作、色情,令感官( Senses)受刺激。我認為好電影還會令觀眾心靈經受震盪,甚而阿里士多德說的「洗滌」( Catharsis)。
七十元一張票,我的戲成本只有五百多萬,不可能有「哈比人」的綠布合成風景,或者「大鬧天宮」的特技。我時時想:要令觀眾付出七十元,得到何等回報。

小本製作,不是色彩盛宴的滿漢全席,或九大簋。小本製作是一碗湯、一碟小菜、一碗白飯。小菜的排場,怎樣跟「盛宴」相比?但是小菜可以追求細節,以及多層次的雋永味道,如揚州炒飯,要有葱花、青豆、肉碎的細節,有乾爽的米飯;而一碗老火湯,要熬出「嗒落有味」的含蓄感。
一百年來,好戲永遠貴在含蓄——「北非諜影」是一個愛情故事,但男女主角沒有一句對白說「我愛你」,一切在眼神、表情、甚或服裝和一個點煙的手勢裡。兩人是一對舊愛,以前相好,同遊巴黎,卻全片無一場床戲,倒敍回憶,只一兩個開篷車駛過鐵塔的場景交代。「北非諜影」卻成為史上最偉大作品之一。
有人即刻會反駁:但今日潮流不同了,今天觀眾追求官能視覺的刺激。但我會說:電影視覺無疑最重要,所以才有 3D,但不要「畫公仔畫出腸」,卻是人類有創作以來,不可改變的金科玉律:留白、曖昧、含蓄之處,比把一切都攤開、逐件在眼前細數,還嫌你不明白而用一張嘴再解畫,更為高明。這是我的信仰( Faith);讀文學出身的人,我無可救藥地堅信,同屬風月寶鑑,「紅樓夢」寫得比「二世祖手記」好,因細膩、細節、細心。如果你說:不,這個年代,一切只求「講清楚」,粗疏、膚淺,那麼我投降,而且退場。
淺白不是膚淺,而深刻也不是深奧。我相信,好的電影用眼睛從銀幕「收貨」,只是基本;好電影除了用眼睛,還要用一顆心來感賞,就像進食,經過口腔腸胃,口腹之慾滿足以後,就是營養,由血液隱隱輸送全身。
電影能表達的事情,往往無法以文字完全來表達,正如詩畫雖亦同源,不錯,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但是畢竟詩和畫,是不同的創作形式,不一樣的。我嘗試拍戲,並無野心,只是到了一個階段,有一天,忽然覺得:有一些事,已經無法在報紙雜誌的專欄裡,用一張紙和文字來表達了,於是想到將紙化為銀幕,文字化為光影。
動機就是如此簡單。當然,眼高手低與否,是另一回事。當然,我希望有很多資金,我不揮霍,我是窮人,也不是法國藝術家,我有將每一分本錢,對效果最大收益的計算之癖,所以,最後我對得起老闆,而且我認為,不能說所有香港人都喜歡——看慣了 3D特技千軍萬馬就不一定了,長期追求「啖啖肉」和非「畫公仔畫出腸」才明白的,也不一定了;但除此之外,我隱約覺得,這齣戲應該不至於見不得人。
就是這樣了。對,我不自量力,我撈過界,我貪心……但是,我翻過了一座山。為什麼不乘車,要步行,還要登山之辛苦?因為山在那裡,因為,一張人間的大銀幕,在那裡。


(陶傑)

財政戰爭

香港自開埠以來,第一次出現幾乎公開分裂的兩個政府:以特首梁振英為首的「派錢一派」,和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的「反派錢派」。
曾財長堅持穩健理財原則,遵守基本法「量入為出」的決定,而且因為並非梁班子核心人員,據說遭受歧視和邊緣化,慘遭梁特的私人金主和左派心腹,點名叫罵。

堂堂財政司司長殖民地時代如彭勵治、夏鼎基、麥高樂,皆德高望重之人,從未曾與港督布政司出現公開的「撕裂」。要問梁班子為何威信低落,香港人為何懷念殖民地時代,中方不妨睜眼看看他所籌組架接的一個雞尾酒式的班子,因為不信任他一夥全權「揸鎖匙」,要由更信得過的曾俊華來做掌櫃,自己種下的原因,苦果香港人來收割。
梁振英當初組班時,不是口口聲聲說要找「理念與我合拍」的人嗎?看來曾財爺的理念是不太「合拍」了。不過不要緊,語言藝術之下另有過骨之道:「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梁特與曾俊華之間真的只是「不同意見」嗎?如此一來海恩斯和海耶克也只是一點「不同意見」了?如果是這樣,又豈會在二十世紀變成兩大流派?
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之一點「不同意見」,卻造成幾千萬中國人在內戰做了寃鬼。毛澤東與劉少奇今日看來,不也該只是治國方向「不同意見」?但你看看十多年前的人民日報,卻是你死我活的兩個「司令部」。中國人言詞狡辯的藝術非常高超,要對抗詭異言詞,定力低一點的,都會做了蠢蛋。
一個要派錢,一個要緊縮,這是水火不容的兩種理財概念。香港經濟只靠房地產和自由行消費。十六年來,當初阿董宣揚的「經濟轉型」,什麼高科技港之類,通通化為泡沫。據說董伯很不滿香港經濟只倚賴房地產和高地價,但是董伯下台,上海那幾塊他家族企業的土地,不是漲價可觀嗎?這時未見我們前特首說貴地價會增加成本。今日上海的成本有些已經高過香港。地產泡沫的毒品,你既然上了癮就戒不掉。曾財長看得長遠,他對香港的感情,也從緊縮和不亂派錢之中看到較為真誠。
濫開社會福利,不但走上一條自殺之路,而且危害世界和平,促進暴戾。二十年來,英美歐洲許多左派政府上台,為了替十九世紀的所謂白人殖民主義「贖罪」,紛紛大手筆向非洲第三世界提供金錢援助。但是西方世界的援助,卻造就一個個軍事獨裁政府,錢都中飽到這些非洲民族新皇帝家族的口袋,轉一個彎,回流瑞士銀行私人戶口或化為倫敦房地產。當然西方不全是傻瓜,但他們也要向選民中的左膠交代。睜一眼閉一眼,派錢變成最大的偽善。
非洲的烏干達,前年由英國政府手上得到九千五百萬鎊派錢援助,但烏干達總統穆塞韋尼最近簽署法令,將同性戀刑事化,判處鞭打重刑。前英國殖民地肯雅,與英國有血緣之親,但肯雅的「國會」議員,年薪十萬鎊,則超過一百二十萬港幣。肯雅的平民年入少於一千英鎊。英國對肯雅前年派錢超過一億鎊。
西方國家向非洲經濟援助,此路不通。當初以為派錢會落實在醫療和教育之上,但非洲卻缺乏這方面的人力資源:教師不足,醫生和護士不夠,收了「善款」,非洲國家又有自己的「民族自主權」,你不得干預他們花錢的「內政」。政權與軍方勾結貪污,將援助的錢用在撐場面、鬥面子的公路基建,從中又是姨媽內姪裙帶網絡的工程公司和主攬建築器材,耳熟能詳,不在話下。
烏干達收了英國人的錢,不會用來體現西方的人權價值觀。獨裁者更獨裁,人民的權利比殖民地時代更退步。可憐英國平民和中產,年年加稅,錢都倒進鹹水海。

僅此「外國先例」,也怎能怪我們財長不想派錢?譬如梁班子向基層多撥資源,改善什麼醫療教育,但另一方面,香港的醫生專業團體卻例行保護主義,英國祖家的醫科證書竟在香港不獲承認,要重新再考題目艱深的「專業試」。真是笑話:香港的西醫學院,教出了孫中山,是英國最早設立的。所謂西醫源自西方,以英國為主,香港的黃面孔「當家作主」,倒過來考回前祖家的文明知識來。豈不是今日如果肥彭在英國失業,回來香港想教英文,要由吳克儉的教育局設一張英文卷要先考考肥彭的英語文法和口語?
這就是第三世界之鄙厭之處。不要看這些國家口口聲聲如何以前被「列強」欺負。錢鍾書說得好:凡可憐人,必有可恨之處。胡濫派錢等同作孽,英國已經檢討對第三世界的派錢援助了,香港幾時?


(陶傑)

大馬證偽

大馬航機在越南與大馬交界海域神秘失蹤,有傳是恐怖襲擊,也有傳是高空解體爆炸。不論解體也好,爆炸也好,大馬航機之謎,引爆了全球的一團垃圾的爆炸,這團垃圾,就叫「政治正確」,英文所謂 Political Correctness。

「政治正確」潮流是八十年代開始美國的左派學者帶頭興起的。「政治正確」是百分之百白人社會吃飽飯閒來無事的消遣,旨在消除社會的「歧視」。這些西左認為:世界上之所以有歧視,來自英語詞彙有大量含有歧視意識的語言,譬如聖經裡對上帝的稱謂 He,就是彰顯了「男性霸權」。「政正」主義者肆虐之下,這也「歧視黑人」,那也「有辱伊斯蘭教」,搞得好好的文化生活,充滿了許多語言禁區。三十年來,西方電視的喜劇少了,尤其英國的喜劇沒落,因為喜劇嘲笑的,正是觀眾以高高在上自居,比一般人傻而且蠢的人,而傻和蠢,政正主義者認為,不應受到嘲笑,他們也有做人的尊嚴。
譬如,「政治正確」者長久禁止英美的新聞報導疑犯的膚色。一名黑人搶劫被捕,報紙不可以說「疑兇是黑人」,或「警方拘獲一名黑人疑兇」,因為即使「客觀報導」其膚色,讀者觀眾耳濡目染,長期會潛移默化,加深對黑人的歧視。
但是,警方抓到人犯,還可以自欺欺人遮遮掩掩,但當疑犯潛逃,須要通緝了,不講明「逃犯是黑人」,請問大眾又往哪裡去抓?逃犯是黑人,只是一項客觀事實,如逃犯大眼睛、頭髮鬈曲、面有刀疤、臂有刺青一樣,本身很科學,並無歧視,報導出來,為了可早日緝拿歸案。不准表述其膚色,豈不浪費時間?然而「政正」主義的西左霸權「夠惡」,長久之下,西方新聞媒體自我審查,疑犯是何人種,公眾早已剝奪了知情權。
現在大馬航機爆炸,生死大事,東亞亂作一團。大馬和國際媒體公布的資訊,都顧不得「政治正確」了——機上兩名乘客,持他人早已報失的護照上機,一時之間,恐怖分子疑雲滿天。傳媒突然紛紛「突破禁區」,大事報導了兩名怪客的族裔膚色:兩人不是「亞洲裔」,而一名是「黑人」——「政治正確」的「反歧視」原則,報導到這件事的時候,全球傳媒,都拋到九霄雲外,原因很簡單:在人命關天的當頭,「政治正確」是幼稚的、偽善的,而且,是「不可持續」( Unsustainable)的。

第二項被炸散了的「政治正確」,就是所謂「美國不應重返亞太」。大馬航機事件之前,全球華文傳媒,除了壹系,或遭洗腦,或被收買,都在進行「美國重返亞太的狼子野心」的中國民族主義大合唱。但是當大馬飛機「解體」之後,跟着也神秘「解體」的,正是以華文傳媒為首的「反對美國干涉亞太內政論」,這些本來對「美帝霸權」齜牙咧嘴的尾巴輿論,忽然對美國的驅逐艦進入越馬海域參加「搜救工作」,紛紛搖了起來,許之為「國際合作」。
美國不但派出第三艦隊來援救,美國還對這架大馬航機「說三道四」,最先指出有恐襲嫌疑。很奇怪,華文傳媒沒有一篇評論大罵美國,反而心甘情願,歡呼美國協助撈救。
按道理,機上絕大多數是中國人,飛機失事之處,又是「南中國海」——大馬事件之後,「南中國海是中國的內海」之說,是「政治正確」的第三隻倒下的骨牌。如果「南中國海」是中國的內海和「核心利益」,美國戰艦開進來,應該申請才對。但美國應「馬來西亞和越南之邀」,竟然趁火打劫,「發死人財」,視「南中國海」為百分之百的公海。
此例一開,恐怕美國戰艦,不由得遠東國家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了。你墜了機,要乞求美國人來幫忙,付美國政府多少海上救援費?美國戰艦的燃油成本和海軍薪津,是不是由馬、越、中三國,或按機上死難者的國籍比例,由各國政府攤分?即使是世界警察,一國的警察是納稅人養的。美國人沒有像大陸醫院的外科醫生一樣,跟你先收手術費另加紅包,再醫治,而是跡近見義勇為,無私無償,施展人道服務。軍艦救完了人,美國當然在亞太這件「百慕達海域」長期穿梭了——不是說這裡有一條時空隧道嗎?或者外星人綁擄了飛機?不管喜歡與否,世上只有美國有足夠的高科技來做巡警,美國警察「救災」之後,留下不走,天下沒有慈善虧本的生意,你又吹咩?
「政治正確」之虛假與膚淺,本來不須證明,因為西方左膠,是一群不學無術之徒。但是這伙西左白人的「論述」,在遠東教出了一批子孫,平時在華文傳媒和華人學院僭佔席位混飯吃。大馬航機,為什麼美國要「干預亞太事務」?很簡單,因為機上有兩名美國乘客。飛機的炎黃子孫,關人叉事,美國第七艦隊,只為美國的昂貴人命而來,其他平時反美的「政正分子」,此時厚顏無恥地趕擠美國的順風車。二十一世紀,這個世界不由美國繼續做警察,抗外星人、尋找時空秘道,而且倚重美國平時全球監聽的手機電話搜尋恐怖分子的蹤跡,靠誰?靠史諾登,或第三世界一眾死剩把口、但又爭相將子女送英美的民族躝疸乎?


(陶傑)

門檻翻不過

二○一七年普選達成協議機會渺茫。中方官員呼籲要有「共識」——一聽到「共識」這兩個字,就知道二○一七年特首普選不會成事。香港絕大多數人,包括年輕一代要求真正的普選,即每一個香港公民有成為候選人的機會。但中方堅持的「篩選」,人人都知道有一個名單,上面的若干人不准入閘。這一點違反「基本法」規定香港公民有平等的「被選舉權」。但中方顧慮一旦選出了長毛或余若薇,中國對於香港就像俄國對新的烏克蘭政府失去了控制,尤其當香港「烏克蘭化」,倒向西方。

既然如此,中方怎能不控制普選,或牢牢掌握「入閘權」?但今日的香港已經不是一九八四年。世界風氣所及,年輕一代需要更大的發言權。如果一九八八年衞奕信做總督的香港,能得到當時相對還「開明」的胡耀邦和趙紫陽批准,這一次邁步實施普選,香港人今天民主已經上軌道。
真正的普選與共產黨的「原則」水火不容,無疑是與虎謀皮。更不要說還有功能組別的工商和各界的既得利益者,長期得到政治經濟「蛇齋餅糉」的餵養。一旦普選,所有走捷徑的種種優惠,幾十年來消失於一旦。工商界還沒有準備好普選,因為三十年來商界不需要與香港平民的代表直接電視辯論。平民的一方有口才利落、雄辯滔滔的選舉專家,但工商界這邊乏善可陳。
幾十年來,工商界被寵壞,中方從來沒有誠意讓香港實現英美般共和黨和民主黨、工黨和保守黨的選舉對決。於是工商界已經到了富二代,他們的許多子女雖然也在英美頂級大學擁有工商管理學位,但工商界的富二代,無一人有電視政治辯論的口才,更遑論魅力。
如果香港三十年來工商界沒有浪費時間,他們的下一代讀哈佛牛津之餘,也能夠沾染英美精英大學生的政治幹練,十年八載下來,應該有一個辯才如長毛瘋狗、講話理據清晰如李柱銘這樣旗鼓相當的人。美國的甘迺迪不就是生意人富二代的精英代表嗎?二十年代甘迺迪的父親在禁酒令中致富,可刻意培養幾個子女。甘迺迪富二代經過民選洗禮,反而沾染了同情平民的均富思想,成為民主黨左派的普選對象。

如果三十年前香港普選即有序起步,不必等到今日,香港的長毛與余若薇已在民主麻疹之中成熟。愈遲開展普選,問題積壓愈多。當然,剛開始普選的國家和社會,頭一兩屆不一定能保證選出優秀的人才。像台灣的陳水扁,普選高票誕生卻淪為貪官。但陳水扁現象對於台灣的民主,就像三歲小孩及時的麻疹——麻疹是一定會生的,愈早生愈好,正如學游泳,一定會嗆喝兩口水的,六、七歲時學過,十二、三歲就可以成為校隊健將。香港的所謂民主,被中國層層阻撓,到現在還沒有起步,就像三、四十歲的成年人,對麻疹缺乏免疫力,或開始學游泳,又怎能不異相而令人發笑?
至於保留功能組別這個英國人發明的權宜之計,證明中國的「政治智慧」極為有限,到今日還倚賴英國人的早期發明。功能組別是參考法國大革命前三級會議:貴族和僧侶是兩級的功能組別,各佔一票,平民被當做另一個功能組別,也佔一票。難怪一切改革,譬如向貴族加稅,每次都在二比一的投票之下,令平民絕望。於是平民代表毅然宣布退出三級會議,在網球場發表「人人生而平等」的宣言,堅持要求一人一票,不實現不散去。國民議會由此誕生,一個新時代開始了。
二○一七年特首即使有普選,二○二○年的立法會怎麼辦?中方已經露出了「保留功能組別」的底牌,最多抄襲彭定康的政改,功能議席的選票基礎擴大一點。這就奇怪了,彭定康不是「千古罪人」嗎?他的唾液為何過了十多年,還是梁愛詩之流的小政客「參考」的依據?既然認為彭定康當年「新九組」方法可取,當年為什麼又潑婦罵街?
這些問題,中國一概不答你,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二○一七年嚴格篩選,二○二○年絕不會有全面普選,泛民手上只剩下「原地踏步」這張王牌。與其實現假普選,看來有人會堅持不如要真小人,拉倒而原地踏步,變成承襲一千二百人小圈子繼續小圈子遊戲,那時誰還會當什麼「特首候選人」呢?


(陶傑)

黃河水患

香港街頭爆發驅蝗運動,暴發的大陸自由行掃貨客,遭到香港下一代在街頭公開教訓,朗聲指摘。另一方面,加拿大這個「法西斯」國家則毅然對大陸投資移民關上大門。最近有朋友由紐西蘭來,我問這位早已找到天堂新家鄉的幸福香港人:連加拿大的房子都給中國人炒到天價,紐西蘭樓價如何?對方笑答:紐西蘭早已取消中國人的「投資移民」了,加拿大是在後追隨的。聽了之後,我放心了。

朋友說在紐西蘭奧克蘭的郊區,有一個中國人,以十三萬買了一座洋房,兩三年之後以九十萬紐幣脫售。中國人炒貴房價,早已令紐西蘭朝野感到厭煩。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與歐洲的白人一樣,喜歡過簡樸寧靜的生活。他們買一所房子自住,為的是一生穩定的高質素生活,前後花園種花植草,賞藍天、觀日落,這是兩千年前老莊的最高天人合一境界。
澳加紐的白人不需要兩千年燦爛文化,他們也不需要什麼莊子、孔子的書本理論。誠實、助人、親近自然,在他們二三百年短短的歷史裡,早已化為每一個國民、不論老幼的生活實踐。所謂文化,如果只在一個吹水的民族的嘴頭和他們的教科書上,這個民族無人實踐,甚至追求的剛好相反:豪車、暴發、污染、欺詐,這樣的文化,包括什麼孔子老莊,通通是垃圾。
加拿大和紐西蘭拒絕中國的投資移民,完全是「嫌錢腥」。香港的左膠和特首官員,大概又要呱呱叫,說這兩大白人國家不知好歹,拒絕中國「恩主」,是在經濟上自挖墳墓的行為。不錯,當溫哥華的樓市被中國人炒成泡沫,多年來溫哥華的房地產市場一定吸引了大量經紀。加拿大把門一關,大量經紀失業,但是奇怪了,這些經紀沒有在街頭遊行,抗議加拿大政府的「反華政策」,令他們失業。中國駐溫哥華的領事館是不是該做點事情呢?還是溫哥華的經紀,以愛加拿大的原則先行,不受蠱惑煽動,他們多年來雖然從中國移民身上發了點財,但尚有良心,知道這是不義之財,只會令加拿大本地公民的生活成本更困頓,所以加拿大政府一向中國富戶關門,地產經紀也就悄然轉業?
我預言:在西方文明國家向中國房地產移民關上門後,下一個「市場」將會是西方國家的大學。
據統計,美國的名牌大學,中國留學生的退學率高達四分一。這些長春藤大學,考進去的中國人,無論從北京天津還是四川,惡補入學試 SAT,曾經過一天八小時的苦戰,英文詞彙靠啃記詞典而全部「掌握」。在本國大學,如果文憑是真的,也是第一流的「尖子」成績,但是去到美國功課跟不上,也有偷偷打工或走私販毒被大學很禮貌地請走。
因為中國留學生不適應美國的教育文化。他們的英語無論在大陸考多高分,因缺乏文化修養,開口難言。偏偏大學的導修課,要學生自己圍成圈子討論。中國留學生被要求在課前自己搜集資料,上課時發表演講,或與同小組內的白人同學合作,備課時中國人十之八九就出現困難。

中國的教育並不鼓勵人格獨立,只是單方灌輸。中國留學生難以融入英美大學的主流。慢慢,大學的導修課小組,中國人獲得教授分配非洲、中東等同學自成一國。因為教授不想白人子弟與一個思想動作笨拙的中國同學編在同一小組,浪費時間,扯低學術水準。中國留學生缺乏大學文化生活,窩在宿舍裡上網看「環球時報」。他們不會參加大學的冰上曲棍球、辯論會社、天文學會,相反自己組織中國學生會,然後又讓學生分裂成幾派,大陸留學生忙於討伐台灣同學的「台獨思想」,又看不起少數香港人,於是在美國的名牌大學,走進校舍一看,就發現中國人忙於自相殘殺,多於真正學習美國的文化生活。
而留學,課室上課其次,文化生活居首。連胡適當年在康乃爾大學讀書,也結識了一個美國鬼妹情人。胡適溫文爾雅,體育並非強項,而鬼妹對能打籃球、昂藏七尺的男人特別傾心。有點靦覥的胡適如何吸引到鬼妹的歡心,是一個謎。但是胡適如果沒有與美國當地人親密的交流,對美國人的民主思想了解也不會如此透徹。
相反當年留學芝加哥,讀美術史的聞一多,由登洋輪開始,就不想接受美國文化。去到美國繼續「心懷祖國」,完全沒有與同學的交流。結果胡適回國,成為中國民主思想之父,民國的首席幕僚,而聞一多回中國後,思想左傾,在昆明發表煽動演說,遭暗殺而下場悽慘。
今天的西方大學,與房地產一樣,變成另一個「中國市場」。悲劇和鬧劇時時發生。許多教授也知道教育資源短絀,對中國學生網開一面,功課差的但求早日讓他畢業,領一張美國證書回中國大陸,在農民人口面前炫耀,也當做送瘟神。至於中國留學生想行賄美國教授則時有所聞。
但留學生確是進步了。一九九一年,愛奧華大學的博士生盧剛,槍殺其博士導師兩名、又槍殺女副校長,最後飲彈自殺。這位叫盧剛的民族大英雄,因為不服「美帝」教授「剝削」他的研究成果,伸張愛國大義,殺死了五個白人知識分子,隨後自轟而壯烈犧牲。此事後來荷李活還搬上銀幕。今天的中國留學生,知道萬事可以用錢解決,而不是「槍桿子裡出證書」,時代是進步的,畢竟不必太悲觀。


(陶傑)

四萬八地獄

今年施政報告,梁特仿效他信向基層派錢,增加社會福利,希望為二○一七普選連任,打下一點基礎。
亞洲人對於口舌腸胃、溫飽住行一類的優惠,需求最實際。中國人更是其中的表表者。「溫飽權是最大的人權」,既然將人視同為豬牛一類的畜生層次,針對這種選民,用社會福利的飲食券,直接交易,化為選票,倒也不失為其中可行的辦法。

中國統戰台灣的民進黨,也就是向台灣南部民進黨的票倉着手,大手筆購買台灣農民的水果與農作物,令台灣的農業倚賴於中國大陸。另一方面,以台北為中心的商貿企業,則開放大陸市場,讓「娃哈哈」一類台灣飲品登陸,這樣就可以上扼咽喉、下抓腸胃,以收復台灣的「民心」。
梁特施政報告,故意忽略中產,向低下層市民派福利,這是毛澤東當年「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基因遺傳所致,共產黨相信「無糧則亂」。在中國至今從來沒有「中產階層」的觀念……中產階級像大嶼山的綠色郊野公園一樣,純粹是西洋的社會文化產物。當年馬克思預言:曼徹斯特的英國工業社會,由於大資本家持續剝削勞工階層,沒有好日子過,因此無產階級革命必然發生在英國。
但三流的社會學家馬克思跌了眼鏡:資本家要進一步「剝削」工人,要掌控所謂「生產工具」。資本家只是投資者,生產工具如蒸氣機、滑輪、電腦,不可能由資本家發明,而是科學技術專家。科學家沒有資本,他們憑努力而學得知識就是中產階層的基本。生產工具不斷更新,又衍生了銀行金融業和創意設計業,他們形成龐大的知識階層,在貧富之間,富有人道精神,愛護動物,鍾愛自然。中產階級先在英國湧現,繼而輻射西方文明國家。馬克思學說之破產,就是完全不能預言中產階級的湧現。

從此之後,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對中產階級不是繞過不提,就是懷有心結。馬克思的信徒無法解釋,他們信奉的上帝,寫的那本「資本論」的聖經,承諾將來實現的「共產天堂」,為何一直未能兌現。因此,沾有共產馬克思思想的人,對中產階級不是心懷仇恨,就是有意漠視。梁班子裡的毛派極左文膽,這一點心理折射在施政報告,完全漠視中產,顯而易見。
一九六七年港共暴亂之後,麥理浩看到問題所在,大力扶掖的正是中產階級。中小企進一步蓬勃,教育和文化產業茂盛,雖然英國殖民政府對中國的詩詞文藝毫無興趣,但影視事業發達,導演、編劇、明星,甚至連龍虎武師也進身為創作業的中產階級。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也是香港的中產階級震撼最大。他們不像資本階層手上有幾百億的流動財產,隨時可以遷走,比下有餘,卻不甘淪為「貧賤不能移」的貨櫃車司機和清潔阿嬸。共產黨一來,毛澤東如何對待當年上海中小企和知識分子?一九八九年香港中產階級雖然不讀歷史,但天安門清場的實地 TVB新聞廣播,他們看到了,於是雞飛狗走。

梁特班子一年半,毫不理會中產階級,也就有了歷史根源。施政報告對中產一字不提。今日香港比起董建華「八萬五」當年陷經濟於地獄,也有一個「四萬八」的地獄階層。月入四萬八千元,年齡在三十出頭,擁有一點知識技術的夫婦,老公約賺三萬,妻子賺一萬八,放在歐洲和日本,都是生活得不錯的中產階層。然而在香港,收入四萬八的這個小家庭,卻身陷地獄。
且不說這小兩口各自的父母有無能力為他們提供置業首期。假設這「四萬八」的男女主角皆出身公屋,努力考進了港大或中大,投身社會,從事編輯、電腦、銀行之類的知識技術型工作,因此他們的收入平均只有四萬八。
沒有物業,先假設租金開支約一萬八千,租一個四百呎的小單位。這對小夫婦的工作應該是在港島,他們總不成住天水圍,多負擔兩三千元一位的交通開支。剩下三萬元,衣食所需……三十出頭的少婦,總要打扮吧?她的朋友喜歡講遊日本飲食購物,她總要跟老公仔一年遊一次日本吧。「四萬八」的中產小夫婦總不成每頓飯都是到茶餐廳吧?加上港女不善下廚,香港大量食肆,顧客就是這個階層,每月兩人衣食開支總要一萬二三千元。

剩下的一萬七八千可慘了。結婚的目的以中國倫理,是傳宗接代。他們敢不敢有子女?生下第一個小孩,即是噩夢開始:要不要搬去名校網,找一個好點的單位租住?小孩生下來要不要讀國際學校,還是接受愚蠢的中國人教育?學費若干?既為中產階級,就有「親子」開支:將來讓小孩兩歲就學英文、三歲學鋼琴、四歲學普通話以便北望神州,另請一名菲傭,這四萬八千如何夠找數?
「四萬八」的夫妻,貧賤不足,卻百事堪哀。從此他們永遠不必奢望置業,而且租約兩年為期,業主隨時加租一兩成,而這對夫婦的薪金,看看過往十年走勢,又會加多少?
「八萬五」噩夢殘跡未了,「四萬八」的悲慘世界又降臨。曼谷為何出現黃衫軍?就是中產階級忍無可忍,向蛇齋餅糉的他信問責。西方的普選移植亞洲,與亞洲土壤的毒質結合,出現變種。可以預見,二○一七年不論有無普選,有無篩選,都是另一卷風雲世紀的序曲。


(陶傑)

三分天下

英國首相金馬倫孤注一擲,九月舉行全國公投,決定蘇格蘭獨立。
金馬倫此舉是文明世界的典範。「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國演義」開首第一句,作者羅貫中並不是在鼓吹中國「應該」分裂,只是指陳一項客觀事實:一個大一統的中國,時間久了,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必然」分裂。

今日的英國統一於一七○七年,米字旗從此形成,英國變成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四大部族,合併成 Great Britain。今日,一個英國公民,不論種族膚色,只要尊皇室為國體,信奉民主、自由、人權、欣賞英國文化(除了食物),都可以自稱為「英國人」( British)。
蘇格蘭雖然也說英文,但有不一樣的文化:蘇格蘭英文的詞彙有所區別。例如英格蘭人講 Girl,蘇格蘭人說 Lass;英格蘭人說 Boy,蘇格蘭人講 Lad。還有尼斯湖,蘇格蘭人叫 Loch Ness。威爾斯更有自己一套文字。歷代英國政府與皇室,從來沒有以暴力和「行政手段」取替這樣,規範那樣,因為英國不是一個野蠻國家,所以英語世界今日仍是中國人夢想移民的天堂。
金馬倫開始為公投造勢,發表情感豐富的演說,指出英國既然為品牌,則蘇格蘭一旦獨立,品牌受損,是典型的「裂則兩弊,合則兩利」的理論。
金馬倫說得對,蘇格蘭沒有必然獨立的理由,倫敦中央政府沒有排擠蘇格蘭。英格蘭人最多在笑話中以愛爾蘭人為嘲笑對象,從來不敢輕視蘇格蘭人。地理形勢方面,蘇格蘭多山,養成民族驍勇善戰、堅毅冒險的性格。英格蘭多平原,英格蘭人精於心思計算,文化也更精緻而不如蘇格蘭之豪放。地理形勢決定民族差異,這一點千百年來沒得好講。中國在文化上跟英國一樣,有南北兩支。黃河與長江決定了中國有兩個: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北國人,情感熱烈,而且應對黃河時時氾濫決堤,脾氣較為火爆,精神狀態緊張,有一股莫名的衝動,慷慨激昂、憤怒不平,所謂「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即是此意。
相反長江流域以南的中國,南方人敏感而溫和,情感含蓄,做事不衝動,多愁善感,流連哀思,有幽怨色彩。南方的中國人情感深藏於厭世棄俗的舉止之中,有時顯示出「萬事不關心」的冷漠,但都有平靜的反省能力。
北京的的士司機好論政事,口沫橫飛,由中南海內幕說到中日是否開戰,都是「環球時報」的憤怒中人,這就是北方中國人的民族性。相反上海人滑頭,對政治麻木,而且因百年前有幸得英法租界的開化,具有國際視野,知道西洋文化年輕而有活力,一般都不會是民族主義的狂熱分子。上海女人喜歡扮靚、賺錢、談論找個老外如何移民歐美,對國家大事漠不關心,什麼民主自由一概不知,這就是長江黃河南北民族性的分別。
但是南方中國之複雜,又因平白多了一條珠江。連南方也有「北方」與「南蠻」之分。戰國之前的南方中國,南方最多只及湖南,古典的南方,指蘇浙、湖南、江西,加上點點福建。南宋之後,南方還包羅了兩廣,再加上民國三十八年,中國正式分裂,北人南遷。英國人高超的政治智慧,幾十年維持「和而不同」的平穩局面,殖民地政府是公正的球證,除了兩場政治癲狂的暴動,一直相安無事。
林語堂論「中國人」有獨到的觀察:「南方與北方的中國人,雖為一個民族,但在性格、體魄、習俗上區別之大,不下於地中海人與北歐日耳曼人。北方的中國人,習慣於簡單質樸的思維和艱苦的生活,更像蒙古人。與上海浙江一帶的相比更為保守,他們令中國產生了一代代的地方割據王國。東南邊疆是另一種人:習慣於安逸、勤於修養、老於世故、頭腦發達、喜歡舒適。他們吃燕窩湯、吃蓮子、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學家、戰場上的膽小鬼,隨時準備在拳頭落在自己頭上之前就翻滾在地,哭爹喊娘。」

林語堂指的南方人是江浙人,在大南方之中,林語堂又細分:
「在中國正南的廣東,又遇到另一種中國人。他們充滿種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漢,吃飯工作都是男子漢風格。他們有事業心、無憂無慮、好鬥、好冒險、圖進取、脾氣急躁。」
中國南北文化之複雜,就是在大南方之中:廣東人和上海人互相看不起。因此,毛澤東在詩詞中早有遠見:「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毛澤東說,中國應分裂為三塊,大概就是黃河中國的北佬、長江中國的上海人,以及珠江中國的嶺南廣東。中國文化一點也不複雜,以這三條河流為指標,就像攤大手掌,只看三條主紋,這個國家的鬥爭和衝突,一目了然。


(陶傑)

說南蠻

特府吳克儉無端端宣布中小學應推廣所謂普通話教學,又引起一場風波。

吳局長只是奉上命做傳聲筒。「上面」一貫排擠粵語,視廣東與福建為心腹大患。因為最早是陝北的政權,對於閩粵兩省因言語不通,天性疑忌,加上歷史心理陰影,覺得這兩個省有如異國,隨時會作反,排斥粵語尤為或隱或現的政治任務之一。
說廣府話是「方言」,其實不確。粵處中國之南方,語言與各省不通。確實,中華民族起源於黃河流域,黃帝與蚩尤大戰之時,五嶺以南的廣東,還是一片鱷魚虎豹出沒之地,雜居着猺、獞、苗等茹毛飲血的生番,所以稱為「南蠻」。
中國的南北戰爭,由秦始皇三十三年開始。秦始皇置郡,決定遷徙五十萬人去南方,與當時還叫「百越」的各部落雜處。所以粵人與中原在春秋戰國之時本屬一家,今日粵音保留許多字眼,在詩經和楚詞中都用過,便是明證。
以後,五胡亂華,北方各省流民更四處逃竄,北宋遷都杭州,中國文化面對匈奴及金人入侵,且戰且退,到宋帝昺南渡,朝臣多名家族從長江進入嶺南,又有幾萬家戶。在歷史上,宋帝昺和陸丞相一起南逃到九龍,是一件大事,今日九龍城的宋王台紀念的,當年不只是一個孤王,還有數十萬兵,皆來自中原,因此今天許多廣東俗語,保留了宋朝的俗話,如「莫理頭尻」,在「水滸傳」裡出現過,「尻」不是生殖器,是尾巴,「莫理頭尻」是指人首尾不顧,演變為今日,叫「無厘頭」。因此,廣府話嚴格來說,並非方語,是中土正音。

人類文明先有聲音,後有語言,有語言之後,而有文字。因此「語文」兩字,以「語」先行。廣東話到今天還稱為「頸」、「喉」、「大髀」,與北方話所稱的「腦袋」、「臉」、「嗓子」、「腿」已經是不同的路數。廣東話說「日頭」,普通話稱「太陽」。廣東話稱「月光」,北方普通話稱「月亮」。廣東話叫「粥」,而北方這個古字早已流失,稱之為「稀飯」。由此可知,南北分道揚鑣,南方的廣府話保留了許多中國古語的化石。
但粵語為何又被北方人視為「方言」?因為粵語雖然有大量語彙是古正之字,但也有許多字的發音,只知其聲,其字已死,考究而無字。輕重清濁之間,發音時有變異。譬如「冇」是「無」的變音。「冚家」是「合家」的變音。「番屋企」是「返屋企」的變音。還有一句「千祈咪亂嚟」,那個「嚟」字是「來」的變音。凡此種種,都讓北方人振振有詞,指粵語不入流,其實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偏見。「千祈咪亂嚟」的「千祈」古雅得不得了,「咪」是「勿」的變音,凡此種種,尋音者無從下筆,因此流傳到今日,出現大量生按白造的誤字。
譬如「大石砸死蟹」,那個「砸」字借用的是「窄」音,應作「拃」,還有「雞春咁大都哺得出雞仔」,那個「春」字與四季無關,實是「卵」字的變音。為何「卵」與「春」的讀音十萬八千里,有此誤讀,我估計可能許多廣東人受過教育,為了避粗口的諧音,一個「卵」字與廣州話男性生殖器發音相似。還有「褲浪」那個「浪」,不是大浪灣的浪,而是褲「襠」,褲襠是指衣服的中襬,也就是腰下的部分,這個「襠」字與「浪」的發音也搭不着邊,為何有此轉誤?則遙不可考。相信這是因為早年粵省文人秀才與農夫俗人混雜,因此今天的粵語,雖然許多有兩千多年的來歷,卻又沙石夾雜,許多音正字誤讀,約定俗成,令北方人一頭霧水,其中並無規律可尋,有點像英文的不規則動詞: Go, Went, Gone。北方人學廣東話沒有這等耐性,因此一概斥為異端。

今天香港許多地名如紅磡、深水埗、鰂魚涌,「磡」、「埗」、「涌」都是廣東話特有地理語彙。地岩突出來的一塊為之「磡」,是小型的岩崖。深水而無淺灘的海灣為之「埗」,因此深水埗這個地名完全正確。至於「涌」,是阡陌交匯成的淺河道,南方的漁村獨有這種河道和大海交匯而成的地域,如今日的大澳就有二涌,都是至少五百年的稱呼了。今日特區政府指廣東話為方言,惡紫奪朱,又何其淺薄無知乃爾?
今天說「篤背脊」的那個「篤」字,也是誤寫。粵語之中分得仔細,凡以器械或尖針刺人的動作,叫做「」。唐朝以前,以器械橫擊為打,直擊則為「」。所以說「背脊」,到今日仍有活力,中國的奴才,不限於廣東人。
廣東話之豐富,其中一個原因,與廣東飲食多樣有關。譬如「鹵水鵝」,這個「鹵」便是北方佬投胎三輩子也不能理解。鹵水指以香料和鹽一起醃,所以這個「鹵」字,象形與一個「鹽」字相通。中國菜式中只有福建、潮州、廣州有「鹵水」,北方沒有,因為香料最早從印度和南洋傳來,只及華南海岸,北方只有辣椒,所以做不出「鹵水」來。
至於「九大簋」的那個「簋」字,則是春秋時代的金屬器皿,今人擺酒席,稱有「九大簋」也是兩千年前的習俗。今日北方人排斥廣東話,一半出於無知,另一半出於眼紅;北方說南方是蠻?未見得,廣東與蘇浙皆有文化,古有齊楚黃河流域的暴秦發源之地,方才野蠻,北方才蠻呢。


(陶傑)

2014年4月1日星期二

瑞士人 | 蘋果日報 | 副刊 | 名采 | 20140401

 

世界越紛亂,民怨亢進,越穩坐而冷靜的國家,越令人崇敬,譬如瑞士。
瑞士富甲全球,但從來不必申辦什麼奧運會來提高「國際地位」。瑞士政府一度想主辦冬季奧運,但全民一致拒絕。瑞士人絕不好客,不需要外面的閒雜人來旅遊、購物,催谷就業和GDP。來看冬季奧運會的各地觀眾,不會是第三世界,而是加拿大、日本、瑞典這等優秀國家,但瑞士人也一概謝絕。錢我們已經夠了,我們只要清靜。阿爾卑斯山和日內瓦湖,不容雜音褻瀆,外面的人再高尚,瑞士不想接待。
瑞士的國際地位全在外面。不錯,瑞士人排外,而且有很深隱的種族歧視,但瑞士人不歧視錢。蘇黎世銀行歡迎非洲原始部落的酋長或亞洲的暴君將貪污的錢寄存至此。一個銀行家終身侍候兩三個客,他跟你可以很親熱:你太太生日他記得,早就告訴你他會趁遠東公幹之便,開一個Side Trip,順道飛來上海,在威斯汀酒店頂樓包了廂房,夜瞰黃浦江夜景,為你們夫婦慶祝。生日蛋糕端進來,他還用德文唱一首生日歌送給你老婆,讓她笑得拭抹眼眶。
瑞士人的身段,有需要時可以柔軟得你不相信,但內心的尊傲卻高於白朗峯。瑞士東南是高山,西北相對平原,如果外敵入侵,瑞士人隨時上山,居高臨下打游擊戰,所以三分之二家庭藏有卡賓鎗,卻從來不暴力。瑞士人睥睨世界,包括時有校園槍擊案的美國在內,又豈是排外之簡單呢?
瑞士的衛兵一度輸出,可靠而忠誠。法國大革命時巴黎暴民攻入梵爾賽宮,國王的瑞士御林軍英勇抵抗,全部殉難,巴黎至今還有一座紀念碑。瑞士人是行動派,他們多半不擅口才,不信所謂Sound bite和金句,他們的專業是保守秘密,所以瑞士人連他們的沉默,也是世界上很值錢的一種產品。
所謂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當一個民族以沉默而不是喧嘩來確定其地位,這種沉默擁有巨大的聲威。瑞士不必再證明自己,全世界天天在證明着瑞士。做人之道,處世之智,瑞士是一大典範。
為什麼瑞士人拒絕主辦冬季奧運,因為全民都是滑雪專家。你會在家裏舉辦一場呼吸比賽否?


陶傑

瑞士人 | 蘋果日報 | 副刊 | 名采 | 20140401

2014年3月30日星期日

經濟大戰 | 蘋果日報 | 副刊 | 名采 | 20140327

普京吞併克里米亞,奧巴馬很軟弱,只能發揮「Sound-bite天才」,靠一張嘴「譴責」。
奧巴馬的言論很可笑:「你俄國只是地區強權,我美國才是全世界強權」。奧巴馬又說:「不要以為武力吞併一個地方,就表示你很強大。」
這種Sound-bite,像小學生打架之後的哭訴。一個肥仔給一個很兇的小同學打了一巴掌,肥仔不敢還手,捧着臉,哭喊:「你以為你好叻咩?你以為這樣欺負人,你就是全球的老大了耶?不,我才是真正的老大。」
奧巴馬的服軟,一露無遺。自從叙利亞內戰,奧巴馬初初揚言出兵,普京一聲怒喝,即刻縮手,普京已經看穿了奧巴馬的底牌。鬥嘴皮沒意思。然後,看看「制裁」如何。
俄國不是伊朗。俄國每天向歐洲輸出二百萬桶石油,「制裁」之後,歐洲每天需要的七百萬桶石油入口,少了三分一,汽車燃油即刻漲價。
「金融時報」算帳:歐美一制裁俄國,德國手上跟俄國簽的訂單馬上報廢:汽車和電子用品不准銷出俄國,德國製造業馬上少了三萬個職位。
還有,俄國的大企業,多年向歐洲的銀行貸款。兩年來,俄國借了一千六百億美元。你制裁我,我可以不還錢。借了錢給俄國企業的歐洲銀行:法國最多,五百億美元,英國也是二百億的債主。銀行信貸評級,會下降多少?基金會損失幾多?
俄國人在美國,有七百五十億美元股票證券,奧巴馬宣佈,一個月內必須拋貨,到期全部是廢紙?
俄國也會報復。法國向俄國賣軍火,德國也在傾銷平治和寶馬,英國的金融服務業,全部停下來,歐洲的經濟,準備好另一波衰退了沒有?
唯一可以得益的,是早就「脫亞入歐」,但現在又可以自稱為歐美之外的日本。向歐洲的訂單,如果俄國轉過來,日本能接多少,就接多少好了,日本沒有參加制裁的義務,因為我想造核彈,你美國不讓我擴軍。日本可以乘機談判北方四島主權,中國在一旁,靜悄悄看着。
美國的經濟「全球一體化」,此時弱點都暴露。不錯,所謂Globalization,二十年來下面好多人賺了大錢,但是,最終你的意志沒有了,公義也蒸發了;而且,一時贏得了世界,卻失去了靈魂,你要跟撒旦對決時,你連自己,也失去了。
(訂正:昨日本欄,中國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誤植為錢戈平。謹此致歉。)

經濟大戰 | 蘋果日報 | 副刊 | 名采 | 20140327

2014年2月23日星期日

巴黎淪陷 | 蘋果日報 | 副刊 | 名采 | 20130324

 

巴黎淪陷

中國遊客廿餘人在巴黎遭黑人匪幫動刀子搶劫,因為中國人愛購物而張揚,身懷大量現金,而法國又收留太多非洲移民。巴黎治安差劣,據說令人對巴黎的「美好印象」大為失色。
巴黎「美好印象」的時代,是嘉芙蓮丹露、伊芙蒙丹、杜魯福鏡頭下的巴黎。本來法國人如果自己能守護着巴黎的「美學防線」,巴黎不會淪陷。
三十年前我初去巴黎,蒙馬特山的空氣,還滲着巴爾扎克的筆墨餘韻,塞納河左岸的咖啡店,有海明威的雪茄絲味,在巴黎聖母院的燭光裏,只要凝神片刻,即在朦朧中見到雨果的鐘樓怪人,而在香榭麗舍大街,加利格蘭和柯德莉夏萍的電影「花都奇遇結良緣」,拍攝剛剛收隊,花街上殘留着一衣沾襟的香水。
幾年前我重上蒙馬特山,在南坡上路,看見半山的黑人,無所事事,三五成羣,目露兇光,我一路上山,慶幸自己穿着簡樸,我着一條燈芯絨褲子,一件普通蘇格蘭Shetland毛衣,一對舊鞋,我心中暗自祈禱──我來自香港,我沒錢,不要搶我──兩旁的黑人,目光閃閃,暗自私語一番,我好像聽見其中一個說:「他不是中國人」(Il n'est pas chinois),我鬆口氣,心中充滿感激之情,三步併兩腳,方到了蒙馬特山頂,為脫險而感到慶幸。
上山之後,我驚魂甫定,我想下山對那幾十位從沒去過遠東的黑大哥非洲羅賓漢說:亞洲人分許多種,暴發張揚的你們搶他,劫富濟貧,像馬克思說的實現財富的武力再分配,我不反對。但亞洲人之中有教養的,都不愛炫耀而喧嘩,請你們高抬貴手,帶眼搶人。
後來想想,這只是片刻的精神勝利法,我不應該有這等思想。從此,我不想再去巴黎。
中國遊客被搶,大陸的網絡投訴,呼籲法國警方「加強打擊搶劫犯」,以免影響巴黎形象。法國警方不會理的,他們說不定在縱容,讓黑人多搶中國人,那樣中國遊客少來些,巴黎靜一點,而黑人多搶點中國錢,富起來了,向法國政府伸手也少領點綜援。這是以毒攻毒的法子。無論如何,我希望巴黎有一天能重光,再成為一個可愛的地方。


陶傑

巴黎淪陷 | 蘋果日報 | 副刊 | 名采 | 20130324

兵不厭詐 | 蘋果日報 | 副刊 | 名采 | 20100419

 

總統歐巴馬宣布,遇上還沒有核武器的國家襲擊,不會用核武器報復,即使對方向美國孝敬的是細菌彈,但是,北韓和伊朗除外。
像公布菜單一樣,把底牌一一亮出來,不是玩政治的料子。
強人領袖在戰爭時固然要兵不厭詐,尚未打仗時,更要隱藏底牌,永遠讓敵人猜。
小黑子說:即使你用細菌彈突襲我,我也不會用原子彈報復你。在地鐵站一顆炭疽彈,隨時可殺十萬人,不用原子彈報復,難道派兵慢慢打磨?對付偷襲,必以突襲回報。一旦紐約中央公園爆了一個細菌彈,遍地屍骸,民意和國會也會迫使總統向敵國發動核報復,如果沒有這點牛 B氣,如何能當世界警察,還配得上稱為美國?
奧利花史東的電影《驚世謊言》,講尼克遜的一生。其中一場:尼克遜當了總統,一改前任甘迺迪和詹森的軟弱,要轟炸柬埔寨,因為越共躲進了越柬邊境,一條胡志明小徑,與柬共暗通,在柬埔寨境內私藏軍火。
戲中的國務卿基辛格不同意,說開闢新戰場太犯險了,尼克遜咆哮:轟炸柬埔寨,是出其不意。在戰爭裏,「不可預知,是最好的武器。」( Unpredictability is the best weapon)
一時基辛格語塞。尼克遜決定轟炸河內和柬埔寨,以戰爭升級,增加與蘇中兩國談判的籌碼。狂炸一通之後,終於毛澤東向尼克遜伸手了,邀請訪問中國,越共也答應巴黎和談,美國就可以從越南撤軍了。
炸柬埔寨的後果,是施漢諾親王流亡中國,赤柬的極端勢力增長,導致日後赤柬奪政,屠殺了二百萬人。但對於美國的總統,還可以趁勢向國內的左派交代,不必管那麼多,這一切是柬埔寨的內政,最緊要是能從越南有尊嚴地脫身。
奧利花史東的尼克遜傳記,是氣勢磅礡的巨鑄,只是政壇的典故太多,羅斯福、胡佛、華萊士、麥高文,新世代的觀眾看來覺得太隔,「不可預知,是最好的武器」,是從政的名言。永遠不露底牌,必要時還可以學孔明擺空城計。小黑子當總統,太單薄了,叫人不放心,就是少了這一點點根底。


陶傑

兵不厭詐 | 蘋果日報 | 副刊 | 名采 | 20100419

Facebook的女人 | 蘋果日報 | 副刊 | 名采 | 20120529

 

Facebook的女人

美國 Facebook教主朱克博迎娶華裔的 Priscilla Chan,像林書豪一樣,令中國人白歡喜一場。
原來又是 False Alarm: Priscilla Chan是越南華人,不是中國人。連個中文名字都沒公佈,不知是不是刻意與十三億渴求着等她「回歸懷抱」的政治血緣市場保持一點點距離,則不得而知。
看樣貌氣質, Priscilla Chan和林書豪一樣,在美國長大的華裔,由於沒有某種污染,就是有一股清純、開朗、自信,是不一樣的。
Priscilla Chan成為全球網民帝國的天后,壓力也很大。因為她在婚禮之日,或許要發表講話,美國人一登台領獎,就要感謝這個、感謝那個:父親、母親、配偶。中國億萬毛愛憤青(「毛愛」是「毛澤東粉絲和愛國」之合稱),一定盯着她,看她會不會飲水思源、認祖歸宗,感謝祖國,以及宣佈回家鄉祭祖的日期,若是拉漏了這條,震天撼地的怒吼和詛咒,清純的 Priscilla Chan,噢,我真擔心,她受不了。
確實,如果她婚禮時的致謝詞──即 I-Wish, To-Thank Speech,──她應該這樣說:「首先,我感謝美國,給我一片自由的藍天,讓我進了哈佛讀書,認識了我的美國天才老公。
其次,我要感謝香港人,我家父母,本來是越南難民,在香港的難民營住過。那時我父母本想留在香港,但香港的輿論,卻強烈要把我們遣走,美國這才收留了我們。如果我們在香港定居,今天,我只是一名港女。
第三,我要感謝越共政權。沒有胡志明、黎德壽,出兵侵略南越,趕跑了阮文紹,我們不會乘船出海的。父母會留在越南,我最多只是一名工廠女工,等待台灣男人網購新娘。
胡志明和黎德壽是哪裏來的?當然不必多講,最後,我一定要感謝中國的毛主席和援助越共的全體中國人民了,沒有他們的努力,我不會山長水遠,繞過太平洋,在美國找到我的朱克博。謝謝,感謝您們,也感謝上帝,真是太謝謝了……」


陶傑

Facebook的女人 | 蘋果日報 | 副刊 | 名采 | 20120529

樓上的人 | 蘋果日報 | 副刊 | 名采 | 20110104

 

樓上的人

聖誕前探望他的時候,氣色尚好,論中國的前景,一股剛誠之氣,讓人感到他血猶赤,心仍熱。我與他談到許多往事,我告訴他,去過他的家鄉,看見綠色的田野,絢麗的落日,與夕陽中矗立的許多碉樓。我告訴他,我代他登臨了抗戰末期他氏族的十六位子弟死守抗敵的一座炮樓,在牆上,我在殘留的血跡上按下了掌印,向一個英雄的姓氏致敬。
司徒華先生是嶺南的一腔血氣,香江的一條脊樑,中國珠江海岸外的一點燭光。在病房裏,我告訴他我曾經是他主編的「兒童報」的小讀者,最喜歡看每期封底六張漫畫一連戲的孫悟空和豬八戒的故事。他笑了,告訴我那個漫畫故事是他的構思。總算來得及向他奉獻這一點小小的敬意,我感到很幸福。
他是教育家,民國走過來的一位正直的人。他不追求名利,終身不娶,從羅伯斯庇爾到胡志明,這是天意選擇要改變世界的人物。那天他說到少年時住在油麻地的唐樓,幾兄弟擠在一張牀,他的憶述猶帶着黃谷柳的「蝦球傳」裏的半海淒迷的燈火,以及舒巷城的詩句裏的一地赤貧的嗟傷。司徒華先生的一生,就是香港故事的一頁長卷,他是很特別的一位人物,燃燒生命,奉獻群德,最初是為了教育,然後是為了他熱愛的中國,他為你和我、為香港每一個市民的尊嚴和權利而力爭,他的要求本是如此的卑微──他所吶喊的,只是為了中國好,為了那一點點的正義和公平,但他的身影越來越龐大,從一個小學教師,他手持一點燭光孤身上路,漸漸滙聚了時代的能量和呼聲。
因有說不完的掌故和軼聞,他的晚膳時間到了,臨別的時候我答應再來,但走下醫院的小山崗,我不知道能否如願。開平的日落,維港的煙波,我想起一位悲劇人物的詩句:「欄干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他摘取頭一句成為他的書名,以誌心境。日暮人遠,孤城樓高處,欄干已無人,他下樓去了,手上的燭光化成天邊的一顆幽明的藍星。


陶傑

樓上的人 | 蘋果日報 | 副刊 | 名采 | 20110104

紅五月人 | 蘋果日報 | 副刊 | 名采 | 20080513

 

紅五月人

法國的紅五月學生運動,今年四十周年。在中國和香港,「左派」是一個長期受到褻瀆的名詞,今日變成一個笑話。正如有偽冒的法國 LV,要見識甚麼是真正的左派,還是要回到法國。
當今法國外長,名叫高舒納,他是著名的「紅五月人」。「紅五月人」,法文有一個專門名詞,叫做 Soixante-huitard,變成了一種佳釀,指一九六八年五月上過街頭、對抗過戴高樂政府軍警的左派理想青年。
像所有紅五月人一樣,高舒納年輕時也崇拜過胡志明,法國人天性浪漫,在他們的眼中,就像齊瓦哥醫生這類小資產階級份子,易信謊言,把這個世界看得太簡單。法國的紅五月像一場麻疹,發了一場燒之後,高舒納加入了紅十字會,到非洲的尼日利亞,協助內戰的傷者。
這時,他開始見識真正的世界。一九七九年,越共把大量船民驅趕出海。高舒納如夢初醒,很震撼──一九六八年他所崇拜的胡志明伯伯及其子孫,得到權力之後,為甚麼會比所謂帝國主義更殘暴?
高舒納用自己的錢,包了一艘船,親自到南中國海,把越南船民一批批救上船。這件事引起很大爭議──法國的右派恥笑他,喝令他不要把一群髒亂的難民帶到西方,左派指摘他干預了「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內政。高舒納自己也搞不清楚:他是法國人,皮膚是白色的,他一個人包了一艘船來到遠東救船民,是一種國際主義的左派人道精神嗎?如果是,他在與一個共黨政權對抗,怎會是左派?
但他像印第安納鍾斯的《奪寶奇兵》一樣,勇闖異域蠻荒,拯救弱小為名,實際上是一個慈善的帝國主義者,他是左仔,還是右派?
高舒納澈悟了,他看穿了西方左派的淺薄和天真。薩科齊上台,喜歡這樣的人,任用高舒納為外長。緬甸暴風災,高舒納是第一個向聯合國要求發放軍事物資的歐洲官員。
「左派」這個名詞,源自法國大革命前的三級會議:當時法國國王坐中間,在國王右邊的是僧侶和貴族,左邊的是平民。想找尋真正的左派,如同想買真的 LV,一定要去法國找原裝版,其他地方,尤其是慣於偽冒造假的遠東,甚麼紅 衞兵,火紅年代,還有新冒起的糞青一族,加了一層染料,有的還摻有甲醇,全是冒牌貨。
「紅五月人」是一群善良的人,是真正的知識份子,像上佳的紅酒一樣,甚麼水土出甚麼貨色,認明真上品的左派,必是一九六八年紅五月法國正宗。喝紅酒,你也會煞有介事的到普旺斯去入貨,不會喝烏魯木齊出產的次品吧?


陶傑

紅五月人 | 蘋果日報 | 副刊 | 名采 | 20080513

安南風情 | 蘋果日報 | 副刊 | 名采 | 20070320

 

歐美廠商紛紛搬去越南,河內和西貢,經濟前景看好。
去過越南的人,心中都有一個謎:這個國家魚米豐盛,好好的怎會變成共產國家?越南的男子陰氣很重,女人嬌柔艷麗。河內的街頭,一對越南姊妹騎摩托車,妹妹抱姐姐的纖腰,烏黑的長髮在空中飛揚,襯一身湖水藍的貼身長衫,雨後的榕葉,拌和鮮花市場的玫瑰香,該是世上最悅目的景致。
或許是法國的殖民地管治有點殘酷,才激起胡志明之流知識分子的反抗。河內的前法國監獄,今日成為博物館,面有一間囚室,天花板與地板只有三呎距離,平放一排腳鐐,反抗殖民地管治的志士,像牲畜一樣並銬成一列,監獄的院子,放一具殺頭的機器,胡志明的許多「戰友」,當年魂斷於此地。
河內有許多法國的房子,有一座劇院參照巴黎國家歌劇院的建築,法國人佔領越南,為了美食和悠閒的享受,多於資源的掠奪,雨季的驚雷,榕蔭的晚風,與法國人細膩的感性糅合在一起。連法文 Indochine這個地名的發音,鼻音很重,萬般風情,像打油紙傘的嘉芙蓮丹露。
越南陷共,卻又擁有一個胡志明。胡志明有點像香港的司徒華,是一個獨身的理想主義者。胡志明跟他北面鄰國的那位領袖不一樣,他本人是師,是知識分子,熱愛中國文化。胡志明統治的越南不會掀起一場「文化大革命」,他把明清以來的舊建築悉心保存。
河內今日有一座文廟,內有碑林,上面刻的全是越南四五百年前向中國考取的進士的華文姓名。順化還有一座仿紫禁城的舊帝苑,在越戰中炸壞了一點,今日野草蕪生,沒有「黃金周」之類人山人海的遊客。一個舊中國,春秋戰國的精華保留在日本和韓國,明清的餘風,保留在越南,峴港和西貢,還有三十年代廣州西關的街巷,楷書的雜貨舖招牌,穿唐裝的老掌櫃,大紅袍和放爆竹的明朝婚禮。他們的老領袖,人民可以直呼為「胡伯伯」。
越南有沒有前途?應該是肯定的,因為基因不算太壞,因為一層春風化雨的法國管治。今天的越南,多畫家、多攝影家,水田漠漠,山嶺青青,歐美的廠家一窩蜂搬了去,只望湄公河二十年後,不要變成另一個珠三角,在風中,永遠留下一綹飛揚的黑髮和長衫的蔚藍。


陶傑

安南風情 | 蘋果日報 | 副刊 | 名采 | 2007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