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1日星期五

倫敦書展欲為北京「大外宣」搭台?

 

倫敦書展欲為北京「大外宣」搭台?

(英國)邵 江

  中共利用書展提升軟實力

  今年的倫敦書展在四月十六日至十八日舉行。中國是這次書展作為「市場焦點」的主賓國。代表團的高級官員包括製造文字獄的主管、體現黨國一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體現權力世襲特色的國務委員劉延東,執行文字獄、體現黨國傳播和鎮壓一體的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傑。他們將率領一百八十個官方出版商、二十一名欽點作家、眾多的官媒記者和錦衣衛,來到倫敦,「組織三百多場活動」,「掀起強勁的『中國風』」,同時開通官方網站和微博。

  中共利用書展提升軟實力不是第一次,二○○九年法蘭克福書展也曾派出這種高級別的代表團。法蘭克福書展主辦方全面接受中共旨意,同時為了應對輿論壓力,也邀請了兩名異議作家──來自大陸的戴晴和流亡海外的貝嶺,書展期間,他們兩位成為有批評意識的媒體關注的焦點。戴晴和貝嶺受邀參加開幕式,中共代表團不滿而退場,甚至取消了剪綵儀式,中共駐德大使在會議廳訓斥主辦方半小時,延緩了大會議程。

  本屆倫敦書展的主辦方從一開始就避免邀請中國大陸的異議作家。在英文媒體發表了貝嶺批評書展沒有異議聲音的文章後,英國文化協會回覆貝嶺,說明邀請了兩名居住在英國的中文作家參加書展的文化活動。英國文化協會對媒體和部分公眾質疑為何不邀請劉曉波和其他獄中作家、為何不設立這些作家作品展位,不予理睬,只是說明書展僅僅是文化貿易。但是倫敦書展是何種文化貿易?

  倫敦書展的主辦商勵展博覽集團(Reed Exhibitions)早已進入中國發展,以勵展博覽集團大中華區的名銜主辦廣泛的會展活動,包括航天與航空、博彩與地產等行業的展覽會。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五年前成為倫敦書展「市場焦點」項目的戰略夥伴,理所當然成為本屆書展文化項目的合作方。雙方的合作,和應了中國所謂的「文化搭台,經濟唱戲」。主辦方號稱要把今年的「市場焦點」辦成該項目自二○○四年啟動以來最大的一次。

  中共封殺異議圖謀不得逞

  這次書展將是自從二○一○年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中共第一次以這種高級別參加對外文化活動。有英國文化界的朋友說,他們受到來自中國駐英使館、中方記者和學者的極大壓力,反復企圖迫使他們參加書展開幕式。開幕式在四月十六日舉行。這是一個有象徵意義的日子。二十三年前的同一天,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周圍開始出現自發聚集的人群,悼念剛逝世的胡耀邦。次日起,北京高校學生開始遊行至天安門廣場,靜坐並提出《遊行請願七條》,包括要求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允許民間辦報。當時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研究的文學博士劉曉波隨即響應,參與海外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的聲援活動,並於四月二十六日中斷研究計劃,回到中國參加民主運動。

  而今因言獲罪正在服長期徒刑的劉賢斌、楊天水、朱虞夫、譚作人、陳衛、陳西、許萬平、師濤等都是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全程參與者。朱虞夫去年因上網發表《是時候了》,獲刑七年。這首同名詩最早出現在一九五七年,作者沈澤宜和張元勳聯合其他學生以大字報為媒介推動了五一九民主運動。其後大字報和油印刊物又進一步助推了民間運動網絡的形成。由於中共對民間傳媒網絡的鎮壓,數萬涉入者被投入勞改營長達二十餘年,上千人死於非命。不過這種民間傳媒和民權運動的結合真正挑戰了黨國集權體制。民權運動經常始於個體的公民借助傳媒形成多維度的網絡以抵抗強權。中共可以鎮壓一場運動,但不可能根除民間傳媒。數碼時代的自媒體與民間紙媒形成互補,與民權運動結合,形成公民抵抗的網絡。阿拉伯之春證實了這種網絡瓦解強權的力量。虛擬空間和物理空間的結合,民間傳媒和民權運動的結合,國際民間組織的聯合,必將創造公民抵抗的多元共振模式,挑戰專制制度和國際資本對民主制度的侵蝕,在全球範圍內結束專制、鞏固民主,並為以國家為共同體的民主制度的局限尋找出路。

動向雜誌第320期

薄熙來和他中南海裡的「紅衛兵戰友們」

 

薄熙來和他中南海裡的「紅衛兵戰友們」

(美國)宋永毅

  馬克思曾經斷言:歷史經常重演,第一次出現是悲劇,而第二次模仿和重複就會成為鬧劇。從這一視角來看薄熙來的文革經歷和他今天的政治興衰,真覺得有一語中的之感。

  「紅色恐怖」和「唱紅打黑」

  曾經有網友把文革初期的薄熙來描寫成「受害者」和「狗崽子」,其實是對他經歷和整個文革史的極大誤讀。正式宣佈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政治死刑的中央一九六七中發(六七)九六號,題名為《中共中央關於印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出獄問題材料的批示》是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才頒佈的。也就是說,在整個文革初期,薄熙來還是響噹噹的、風風光光的「紅五類」,更是血統特別高貴的革命接班人。

  一九六六年六──八月,北京中學裡的一批高幹子女成立了第一批紅衛兵(後稱為「老紅衛兵」)。薄熙來當時是北京高幹子女雲集的四中的高中生,自然也是該校老紅衛兵和後來「西糾」的重要骨幹。如果用今天的政治術語來描繪一下這些老紅衛兵當年的主要「革命活動」,會吃驚地發現:正是被薄熙來在今天重複的重慶模式──「唱紅打黑」而已。「唱紅」──老紅衛兵們高唱著《毛主席語錄歌》、《革命造反歌》、《老子英雄兒好漢》等狂熱的「紅歌」,又用毛的畫像、語錄把北京搞成一片「紅海洋」。「打黑」──他們的主要攻擊對象是「黑幫」(基層學校幹部和教師)、「黑五類」及其狗崽子(他們的子女)。僅北京一地,在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間就被這些老紅衛兵在「打黑」中打死一千七百七十二人之多。另外,整個北京沉浸在一片紅色恐怖之中,共有十一萬四千戶被抄家,七萬七千所謂的「黑五類」及子女(佔整個北京人口的百分之一點七)被趕出北京。價值四千四百八十萬元的私人外幣、黃金等被搜出來「共產」。薄熙來們當年的「唱紅打黑」活動一開始得到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堅決支持。毛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親自寫信表示「熱烈的支持」,江青熱情地稱他們為「中國的小太陽」。整個中共官方的媒體和「廣大工農兵」更是一片叫好聲……。

  如同今天重慶的「打黑」一樣,當年老紅衛兵的「打黑」也完全是一種「黑打」。且不說當年他們欠下的無數無辜的人命債,就是被他們毆打的對象都不全是「黑五類」。一位現在定居美國的當年薄熙來的同班同學就告訴過我:當年他因為不贊成薄熙來在班上竭力鼓吹的血統論,被薄熙來打了兩個耳光,罵成是「狗崽子」。而其實薄熙來完全知道他也出身於一個黨員職員家庭,並非「黑五類」子女。可見,薄熙來的「黑打」也是有文革淵源的。

  只要稍稍比較一下五十年前老紅衛兵的「唱紅打黑」和今天老紅衛兵出身的薄熙來倡導的「重慶模式」,不僅會發現其中清晰的歷史淵源,並驚歎當年文革經歷對今天第四、第五代中國領導人打下的政治烙印之深,同時會悲哀地感歎:薄熙來五十年來在政治上的進步實在不大。他搞來搞去還是脫不了他年輕時老紅衛兵那極端偏激、深患「左派幼稚病」的一套。

  兩種「唱紅打黑」的要害都是搶班奪權

  現在對薄熙來的倒台原因有一種流行的分析,認為是他的極左所致。其實這也是一種誤解。就意識形態而論,胡錦濤何嘗不是一個比薄更「左」的極左派?他在剛上台的時候興沖沖地跑去西柏坡「朝聖」,還提出過要向古巴和北韓學習的口號呢!在中共內部,永遠是「左」比「右」好。極左永遠有極大的發展空間(如薄熙來的「重慶模式」不也崛起了好幾年嗎?),而「右」──民主自由派的改革、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卻常常被「秒殺」(如胡耀邦和趙紫陽)。因而,把薄熙來的倒台歸結於他在意識形態上的極左是短視的。

  如果我們進一步探討一下為什麼當年的老紅衛兵會突然失寵於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從紅色的「小太陽」變成了黑色的「階下囚」,倒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薄熙來必然倒台的原因。當年的老紅衛兵在得到毛澤東的大力支持後,也自我膨脹,以為憑藉他們在紅色恐怖的鮮血和屍骨中建立的一時權威,便可以搶班奪權,進而影響毛的決策和路線了。尤其是當毛把大清洗鋒芒對準他們的父母後,他們即刻成了與毛對抗的「保爹保娘派」。於是,毛在一九六六年底借「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名,發動了對他們的批判。而毛發動的打倒他們的力量,卻正是在中學裡被他們迫害的「狗崽子」們和大學裡的造反派紅衛兵。

  五十年後的薄熙來還是極端自我膨脹,犯下半個世紀前的老紅衛兵們的同樣錯誤:他誤以為憑藉他在重慶「唱紅打黑」中建立的一時的地方性威權,便可以挾持中共中央這個官僚機器,進一步搶班奪權了。這裡,薄熙來犯了兩個常識性的政治錯誤。其一,革命中風行一時的紅色恐怖常常是為了樹立中央集權的需要,雖然「唱紅打黑」的直接製造者也會取得一時的話語權和領導權,但是他們畢竟是樹立共產黨中央的最高權力的工具。如果那些直接製造者們產生錯覺,本末倒置地以為他們憑籍一時取得的話語權和領導權便可以取代中央集權,就必然在政治上栽一個大跟斗。其二,隨著中共第一、第二代打江山的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等人的死去,已經很難在中共的中央集權內建立毛式的一人獨裁了。薄熙來和其他所有的第四、第五代領導人一樣,在資歷上根本沒有任何「打江山」的驕傲可言。因而,以「一班人」中央集權代替一個人的獨裁已是歷史的大勢所趨。而薄卻還抱殘守缺,因為自己深入骨髓的「太子黨」的特權等級思想,還以為當年老紅衛兵的「老子打江山、兒子坐江山」的血統論可以在二十一世紀通過新的「唱紅打黑」的包裝,使得他成功地廢除目下的集體領導的格局,進而成為駕馭群雄的新一代的「薄澤東」,這實在是逆潮流而動了。

  被中南海「紅衛兵戰友」打倒

  廣義來說,現在中共在位政治局委員都是紅衛兵,胡錦濤和溫家寶是「大學紅衛兵」,薄熙來和習近平那些人是「中學紅衛兵」或「老紅衛兵」,李克強是「文革後期紅衛兵」即「紅小兵」。所以,現在中共是由紅衛兵掌權。目下的學界把中共第四、第五代領導人戲稱為「紅衛兵一代」是不無道理的,因為他們人生最主要的青少年時期,無不在文化大革命中渡過。借用毛澤東著名的語錄來說,文革一定在他們今天的執政傾向中打下深刻的「階級的烙印」。從好的方面來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文革中都下過鄉、當過兵、吃過苦,甚至坐過牢,有著長達十年乃至二十多年的基層工作的經驗,對社會民生有深切的體察。然而,消極的方面、乃至完全的負面影響可能更大。比如,他們目睹了甚至參與了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在文革中血腥骯髒的權力鬥爭,因而都具有一身早熟的政治權術,兼有「小毛澤東」的稟賦。

  平心而論,在現今的中共領導人裡,薄熙來在政治能力上是一個異數。他激進奮發的「革命幹勁」和獨闢蹊徑的「創新」能力都大大超越平庸的胡錦濤和守成的習近平。但是,正是因為他太有「革命幹勁」了,太鋒芒畢露、咄咄逼人,在權力這個底線上,中南海裡的「紅衛兵戰友們」是絕對不會讓步的,他的搶班奪權的企圖是遲早會遭到他們的反擊的。而王立軍和薄熙來的內訌,又把事情鬧入了美領館,正給了他們一個聯合反擊的天賜良機。從現在網上流傳的消息來看,胡錦濤很早就開始整薄熙來的材料;習近平是這次整倒薄熙來的最重要的推手;連「紅小兵」李克強都很早開始了對薄熙來在遼寧胡作非為的暗中調查……。凡此種種,把薄熙來的中南海裡的「紅衛兵戰友們」對他的鬥爭比喻為一場新世紀的「紅衛兵內鬥」,也是不無道理的。

  當然,我們不能據此就說這一次的「紅衛兵內鬥」沒有正面的影響。相反,它至少給了正在和中共作艱苦鬥爭的民間力量一個借批薄熙來重慶模式而批判整個專制制度的機會;它還給了中共黨內的民主派借整倒薄熙來而倡導政治改革的契機;它還給了下一代的中共領導人,如習近平等人,一個良性的警示:千萬不能走薄熙來的「唱紅打黑」的文革老路。

動向雜誌第3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