愉快地「冇啖好食」
背景主要是左派出版界的「出版學會」邀我去擔任25週年會慶的主講嘉賓，我的本能反應就是要婉拒，一來我年事已高，近年已極少接受演講邀請，二來我當年離開左派出版界，雖已是陳年往事，但始終心存芥蒂，何必大家尷尬。不過隨後就想到：既然我可以面對過去，怕什麼把自己的經驗告訴左派出版人？而且他們今天是什麼想法，也可以說說吧。於是我答應去了。
晚宴在前晚舉行。我想好了一段開場白：
「我知道出版學會的背景。邀請我來演講的朋友說，演講後晚宴。我問她：如果我不講，可不可以吃呢？她面有難色，說這樣怕不太好吧。但我今天站在這個講台上，想到的是：會不會我講完後不給我吃，或者沒有講完就把我請走呢？」
輕鬆開場後，我開始講當年被「請走」的約略情況，按我在中央文化部當過藝術局局長的叔叔的說法，其實算是「掃地出門」了，而關鍵就在於我主編的《七十年代》發過一篇文章《中共的特權階層》，這篇文章揭露了當年主管港澳事務的廖承志帶團訪問日本大收禮品的事。這種事在今天看來自是小兒科了。但當年也引起中共內部的哄動。於是廖說我們的雜誌「打着紅旗反紅旗」，就這樣被「請走」也。
說了這段往事，我沒有被再請走。但講完有沒有得吃呢？結局是我想不到的，竟然是一大群人拿着我的書，排隊要我的簽名。時間花了近半個小時，結果我是愉快地「冇啖好食」。
時代變了。人的想法也變了。儘管今天仍有左報稱我是「反共文人」，但晚年回顧一生，總算是做了一個忠於自己的編輯人和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