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日�- ��《我是歌手》 我的新店溪 你的�浦江 - �荃

評論《我是歌手》　我的新店溪　你的黃浦江 - 賈荃

最近在地鐵裏，發現乘客在手機上看的視頻，大陸的節目越來越多。不僅是電視劇，也包括選秀節目、真人秀節目……本土朋友也常常說起《我是歌手》、《中國好聲音》、《爸爸去哪兒》，並認真討論這些節目究竟好在哪裏，香港為甚麽做不出這樣質素的節目等等問題。不知道當年大陸的電視台，是不是也如是總結過香港的電視節目？但現實是，今天香港的電視節目已經全面被攻陷。

《我是歌手》這樣的電視節目，成了港人新寵。應該說，雖然不至於像傳說的那樣好，但至少也不難看。初看決賽，甚至被嚇了一跳，大陸歌手周筆暢和台灣歌手信，不僅合唱吳念真和羅大佑作詞的《一樣的月光》，還將歌詞改為「我的新店溪，你的黃浦江。」還以為這節目是要馬上宣佈「起義」了。

周筆暢是和李宇春一起參加《超級女聲》出名的，那是2005年。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就快10年，來到《我是歌手》的時代。 猶記得，《超級女聲》推出的那年，兩岸三地掀起一陣瘋狂熱議。

有評論家將這檔節目稱為「中國娛樂圈的民主實驗」，由觀眾「一人一票」選出的冠軍，類似民主投票。也有人說，只要會選「超女」，就會選國家主席。所以，「中國人不適合西方民主」的謊言不攻自破。但，真的嗎？

10年下來，我們似乎沒有看到中國的民主事業有甚麽進步。原來冀望民眾將選「超女」的精神，投射到選國家主席的希望，到頭來只是奢望。

社會學家認為，民主意識可以伴隨着消費意識崛起：既然在超市裏，我有權選擇這個，不選那個；那麼在政治領域，我也要用同樣的邏輯套入──我要選擇。於是，在消費主義的引導下，民眾很自然而然會去爭取民主，西方民主國家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不過，這樣的「慣例」在中國被打破。

中國人似乎真的有與生俱來的本領，將兩件事情完全分開。《超級女聲》、《我是歌手》是一個世界，關閉電視，回到現實，則是另一個世界。

也有人對「粉絲文化」寄予厚望，認為在消費世界裏，粉絲可以改變世界。持這種觀點中最著名的是美國傳播學者John Fiske。

Fiske說，粉絲不僅僅在消費，並且是具有創造力的。他有個經典例子：雖然大多數消費者能夠買到的，都是流水線上生產出來千篇一律的牛仔褲，但是在被買回家之後，很多人都會對牛仔褲進行改造，要麼挖個洞，要麼畫些花紋。Fiske認為，粉絲的這些動作，其實是一種反抗。基於此，後來台灣學者張嬙寫了一本《粉絲力量大》。

粉絲或許真的改變了大陸的電視節目生態，這從《我是歌手》中可以看出來。過去，只有明星需要討好粉絲，因為他們靠粉絲的消費維生。但是今天，你會發現《我是歌手》中從主持人到經理人到點評嘉賓，幾乎所有人，全都變成了好好先生。在整個節目中，幾乎聽不到對參賽歌手的任何一句批評。

這樣的現象，在《中國好聲音》亦不例外。你何時聽到過有導師，疾聲厲色地指出參賽選手的硬傷？即便選手失敗離場，所有人也是好聲好氣，生怕觸怒了任何人。

許多年前，當大陸還沒有流行起選秀節目的時候，最多人看的音樂節目是《全國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這比賽從1984年第一屆以來，一直到去年還在舉辦。還記得，在參賽歌手演唱完後，有個「綜合素質」的考察環節。

1990年代，最著名的「綜合素質」評委，是大陸散文家余秋雨。「綜合素質」的題目，一般是最基本的歷史、文學、常識題。你會看到，無論歌手的演唱技巧多麼好，但是在面對「四大名著」層次的題目時，答不出來的那種尷尬與難堪表情。而余秋雨也會毫不避諱地指出，該名歌手的基本修養需要提高。回看當年，目睹粉絲對電視產業的改變，「粉絲力量大」竟然成了一句多麼諷刺的話。

究竟甚麼樣的人才有資格被稱為「歌手」？抑或「藝人」？甚或「藝術家」？前不久，奧斯卡影帝Anthony Hopkins創作一曲華爾滋，由荷蘭小提琴家Andr𥌎 Rieu在維也納奏響，驚艷世界。這是Hopkins 20多歲時的作品，塵封了整整50年。原來，在從事演員生涯之前，Hopkins曾經是一名音樂家。為甚麽人家的藝人，總是能把我們的拋離十萬八千里？

歸根到柢，香港的問題是，香港人總是在跟大陸比。比它好的時候，沾沾自喜；比它壞的時候，妄自菲薄。

在電視這件事上，《我是歌手》這類節目，其實不值得拿來做參照。根據中國廣電總局2013年中期發佈的《中國視聽新媒體發展報告》，北京地區的電視機開機率已下降至30%，上海則跌至27%以下。

也就是說，整個大陸的電視產業根本是在走下坡路。所以應該說，不是大陸電視做得越來越好，香港電視越來越差，而是大家在一起墮落。只不過，大陸電視墮落得沒有我們這麼快罷了。

賈荃
傳媒人

发自我的 iPad

“打黑功臣”自杀为何搅动舆论_新浪新闻

 

“打黑功臣”自杀为何搅动舆论

2014年04月09日02:39 新京报 我有话说(1人参与) 收藏本文

　　■ 观察家

　　“打黑功臣”的意外死亡，让很多人联系起了目前尚未明朗的“打黑”善后工作。这再次提醒：“打黑”善后要在法律框架之内开展，要经得起阳光曝晒。

　　4月8日，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在其官博中证实：本月4日晚，重庆渝中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支队长周渝，被发现在渝中区一宾馆死亡，经现场勘查，周渝系自杀。渝中警方称：周渝患糖尿病多年，长期注射胰岛素并引发心脏病等多种并发症，近期又查出患有重度肝硬化，情绪低落，曾向同事流露出悲观厌世。

　　据报道，周渝曾任重庆希尔顿酒店董事长彭治民涉黑案专案组副组长，是打黑二等功荣立者。昔日“打黑功臣”的意外自杀，让人唏嘘，注定再次搅动起了重庆“打黑”的往事，引发了舆论种种的好奇。在薄熙来、王立军案尘埃落定多时之后，重庆方面能否借此机会，及时公布“打黑”案件遗留问题的处置进展，以缓解公众的信息焦虑呢？

　　以这次自杀的周渝当年所办理的彭治民涉黑案来说，早在前年，彭治民就开始提出申诉，同时提起申诉的还有同样“涉黑”的陈明亮案、李俊案的当事人。在去年“两会”的重庆团开放日上，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曾承诺：对“打黑”案件“依法办理，对的就坚持，错的就纠正。总之都是按照法律要求，依法按程序处理”。

　　但让人遗憾的是，之后似乎就进入了尴尬的信息空窗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重庆方面并没有主动披露过“扫黑”的善后进程，让公众无从得知“打黑”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是冤案正在得到纠正，哪些是铁案，不会因相关官员的落马而发生案情翻转。

　　当然，重庆市并非没有作为，据2013年10月12日的《中国经营报》报道，去年6月8日，重庆市政府就解除了重庆国际信托，对彭治民名下的庆隆屋业、众诚物业等8家公司经营权及股权的托管，这意味着希尔顿酒店等资产已归还彭治民。

　　这是重庆对当年“打黑”中的“打黑专户”等制度的纠正。当时在相关案件终审前，重庆警方就将“涉黑”商人的钱款直接扣入政府账户中。而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在案件侦查期间，只能查封、冻结财产；没收财产属于法院判决的刑罚内容。

　　我们看到重庆在努力稳妥解决“打黑”的遗留问题。但正义能否以更公开的方式运行呢？需知道，司法的形式要件在于公开，在于正大光明，这是法律许诺给每个公民的。

　　周渝这位昔日“打黑功臣”的意外死亡，让很多人联系起了目前尚未明朗的“打黑”善后工作。政府的信息发布要直面民间关切，司法进展也应阳光公开，重庆市宜借这一突发事件，及时主动公布善后进展，澄清事实，宣示“打黑”善后是在法律框架之内开展，是经得起阳光曝晒的。

　　□徐明轩（法律工作者）

“打黑功臣”自杀为何搅动舆论_新浪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