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國沒有變 - 林道群
（左起）張允和、周有光、沈從文和沈妻張兆和。
幾年前《蘋果》還有副刊「蘋果樹下」的時候，董橋先生好像喜歡約一些年紀大一點的作者寫文章，羅孚先生、鮑耀明先生、呂恩女士、丁聰夫人沈峻女士，但在這些老作者當中，沒人比周有光先生年紀更大、寫得更勤的，當時是機緣巧合，筆者穿針引線代董先生約周先生寫稿，記得是五年前的二○一二年年初，陸陸續續的，寫了二十篇左右，那時候，周先生已時年一百○五歲了。後來在北京時，還專門去後拐棒胡同看望過周先生，一見面，周先生如很多人說過的那樣，遞來一小本子，說：「你好，我是聾子。你寫個名字，寫個電話，單位。」看了本子，周先生就會說，原來你就是誰誰誰。我當時在編他有份寫作的辛亥百年訪談錄《沒有皇帝的中國》一書，音容神意，記憶仍在。寫着寫着，副刊「蘋果樹下」沒有了，這些老作者先先後後也都走了。
記得周先生為《蘋果》寫的第一篇文章，談的是他改行後的本行──漢語拼音（他本行經濟學），需要說明的是，周先生從來不接受把「漢語拼音之父」這頂帽子戴到他頭上來的。當時他正在整理他寫過的五十篇有關漢語拼音的文章，結集出版紀念漢語拼音五十年。他說《漢語拼音方案》是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提出的。一九五五至五八年修訂了好幾次才最後拍板的，經無數人的努力，這歷史有厚八百頁的《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記錄在案，周先生說他個人怎麼能稱「父」呢。倒是後來有人跟他開玩笑說，你們幾個字母搞了三年，太笨了！周先生認為花何止三年啊，然而，漢語拼音終於成了最平凡也是最有用的文化工具，他認為非常值得。
周先生對漢語拼音的貢獻，不同凡響之處在於，他總是非常清醒並不斷強調，漢語拼音只是一種有用的工具，不是漢字本身。記得他後來又在《蘋果》撰文說，簡化漢字，制訂拼音方案，推廣普通話等等，識字率從人口極少數增加為人口大多數，這是腳踏實地的發展漢字，跟孔子學院無關，不要胡吹成漢字的「偉大復興」！
周先生看得比別人多，又看得比別人透，他的長壽，多年來為人津津樂道。記得哲學家李澤厚也去看望他，他們倆的對話還公開發表了出來，那是一篇長者的智慧對談。周先生說，抗日戰爭他生死交關，日本人一個炸彈炸下來，他炸到陰溝裏去了，旁邊的人都死了，他沒有死。後來人家問他為什麼沒有死。有人說他命大。他說他還有另一次「命大」。指的是四九年後，他從美國回復旦大學教經濟學，不久調到北京搞文字，逃過一個反右運動。他說不然就沒有命了。因為上海美國回來的經濟學家一個個都是大右派，最起碼坐牢二十年，復旦大學他一個非常好的博士生也自殺了。
周先生總說他是見過辛亥革命的人，這兩次「命大」又讓他看足了一百年，看到一百年最後只就剩三個社會主義國家了。連才八十多歲的李澤厚也無不感嘆接話：「你是看到這一百年了，變化好大啊，就中國沒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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