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IT杂志《Computerworld》专栏作家迈克·埃尔根(Mike Elgan)今天发表评论文章称，诺基亚与微软结盟，其结果只会使业务已经混乱的诺基亚变得更为无序，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诺基亚联手谷歌，并采用后者Android手机平台。以下为埃尔根文章摘要：
诺基亚选择与微软结盟（图片来自互联网）
不少人可能已经忘记，芬兰曾有一段时间是全球手机产业的中心。在手机取代寻呼机、智能手机取代普通手机的过程中，诺基亚都是最受到业界关注的手机制造商。然 而时至今日，诺基亚已不再享受这种“高待遇”。诺基亚CEO史蒂芬·埃洛普(Stephen Elop)近日表示，前诺基亚正面临着诸多挑战，应该赶紧逃离“着火的平台”，从而使诺基亚摆脱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上的困境。
全球手机产业的中心已经转向美国硅谷，相应厂商代表自然是苹果和谷歌。苹果和谷歌手机之所以能够受到市场追捧，原因就是两家公司都制定了适应市场发展的战略。诺基亚之所以失利，原因就是没有适应市场发展潮流。事情就这么简单。
结盟微软
诺基亚和微软周五共同宣布，两家公司将建立深度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此次合作，诺基亚智能手机将采用性能更强的Windows Phone 7(WP7)手机操作系统，从而逐步放弃功能已老化的Symbian平台。目前Symbian手机约占诺基亚总营收的30%。
两家公司的合作还涉及微软地图、诺基亚应用程序商店Ovi以及市场营销等。对于微软而言，此次合作无疑将有利于提高WP7手机的影响力和销量，毕竟诺基亚在 全球范围内有着庞大的用户群。诺基亚周五宣布与微软结盟的消息后，前者股价当天大跌14%。数百名诺基亚员工公开抗议公司与微软结盟。埃洛普周五表示，与 微软结盟后，诺基亚将采取包括裁员在内的压缩开支方式。
诺基亚宣布同微软结盟后，也 引发了业界人士对于该合作是否会有好结果的讨论。力挺诺基亚此次决定的人士认为，诺基亚迫切需要微软的软件和相关开发工具。而看衰该合作的人士却表示，诺 基亚和微软在移动市场都不占据优势，两家弱势企业捆绑到一起后，并不会打造出实力强大的联盟。谷歌副总裁维克·冈朵特拉(Vic Gundotra)甚至对此嘲讽道：“两只火鸡变不成雄鹰。”
尽管微软WP7手机平台性能可能稍好于Symbian，但诺基亚当前的问题并不是因为Symbian性能不佳，而是其他深层次的原因。因此WP7并不是解救诺基亚的万能良药。
问题所在
那么诺基亚的问题出在哪里？业界人士已经指出，诺基亚感受到了来自苹果和谷歌的巨大压力，而后两家公司能够取得市场成功，主要是因为制定了符合市场发展潮流的战略。
苹果的手机战略相对比较简单：通过自家控制硬件、软件质量方式来推出智能手机iPhone，该产品特别注重外观设计。而谷歌则采取了更为开放的途径，即允许外部手机厂商对Android手机平台加以修订，然后推出各自Android手机硬件。
无论是苹果还是谷歌，两家公司的手机产品都已经拥有数百万用户，同时都能够向用户提供大量手机应用程序。而诺基亚之所以处于不利境地，主要原因是其市场战略未能适应市场发展潮流。
虽然诺基亚拥有数款性能很好的手机，但大多数产品外观设计缺乏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外观出众的诺基亚手机，也淹没在该公司一大堆外观平庸的手机当中。 此外，诺基亚手机型号太多，导致消费者难以作出选择。诺基亚应该记住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说过的话：“坏的全扔掉，好的才留下。”
另一方面，诺基亚手机已经日用品化，多数产品之间的区别只是编号不同，其他并无本质区别。不仅如此，诺基亚产品设计无法做到简洁。而微软WP7无助于解决诺基亚面临的这些难题。
以诺基亚官方网站为例，该网站看上去更像一家政府机构采购站点，因此对用户缺乏吸引力。消费者进入诺基亚官方网站后，所获得的服务较为有限，如无法比较不同款式手机之间的性能差异等。
再以日本市场为例。虽然诺基亚试图进入该市场，但相应市场份额一直没有超过2%，并于2008年正式退出日本市场。诺基亚当时表示，之所以无法在日本市场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是该市场手机用户已经饱和，且日本消费者更偏爱本国手机品牌。
然而就在诺基亚退出日本市场后的一年半之内，苹果iPhone却占据了日本智能手机市场的72%份额。诺基亚在日本市场失利，而苹果却能取得成功，其根本原因就是苹果iPhone在产品设计上更满足了消费者需求。
正确方案
诺基亚本来应该选择同谷歌合作，并采用后者Android手机平台。诺基亚应该与谷歌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Android已拥有大量应用程序。当然，由于诺基亚结盟微软“木已成舟”，则诺基亚今后应该采取的有效措施是：只销售两款手机。
在全球公众中，大量潜在用户购买手机后，只使用手机的通话功能。针对这部分人群，诺基亚应该推出一款设计精巧、功能超级稳定、无需具备互联网接入功能的普通 手机。该产品一定要保证最好的通话质量、尽量延长电池续航时间。对于这部分目标用户而言，他们根本不在意手机使用了什么样的操作系统。
其次，诺基亚应该利用微软WP7平台设计出一款高端智能手机。该产品应该在通话质量上超过iPhone，配备性能更强的摄像头和显示屏。总之要在硬件配置上超过当前已上市的所有智能手机。另一方面，诺基亚今后应该抛弃以数字来命名不同型号产品的做法。
总而言之，诺基亚应该重视产品外观设计，并加强市场营销活动。这才是适应市场发展潮流的解决方案。■
2011年7月1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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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谷歌正式推出了其酝酿已久的Google+社交网络服务，作为和Facebook抗衡的重要社交产品之一，Google+的推出给目前的社交网站的格局带来一定的变数。
早先Google+内测并没有大规模开放，从今天早上开始，Google+突然向普通用户大规模发送邀请测试，并且用户注册后可以大量邀请自己的好友，让这个服务突然火爆了起来，我也因此早早注册了Google+，并进去一睹这个传说中的Google+网站。
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使用Google帐号登录，登录进去后会要求用户上传头像、填写生日、昵称等信息，有意思的是，性别选择是“男、女、其他”，很好玩。
之后还会要求用户将 Google+ 与 Picasa 网络相册相关联，以便当做用户的贴图相册。
顺便提一句，当用户关联了Picasa相册后，其相册空间会发生巨变，所有2048 x 2048像素以下的照片，以及15分钟内的视频都不计算容量了，我原先在Picasa相册里上传了600多M的照片，现在看我的Picasa相册的已用空间变成0了，实际上相当于这个相册无限容量了，这种策略明显针对Facebook的无限容量相册，需要注意的是，Facebook里的照片尺寸会受到720像素限制。
之后即可进入Google+的首页面。在欢迎页面，Google隆重推荐了Google+的几个重要功能：“圈子”、“视频群聊”和“灵感话题”。
圈子
Google+通过“圈子”来实现Facebook的群组功能，用户可以将自己的好友进行分类，划分为不同的“圈子”，然后可以将不同内容的信息发布到不同的圈子里，以避免将信息公开给所有人，导致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圈子”的设定需要手动一个一个操作处理，不能将Gmail通讯里里的分组设置复制过来，而GTalk一个很要命的缺点是没有用户分组，而这些在MSN和QQ里都有，这导致在Gtalk、Gmail、Google+三个不同的系统里，好友分组要操作三次，很麻烦。
视频群聊
Google+左侧集成了Gtalk，用户可以和自己的Gtalk好友发起视频群聊，允许多达10人加入并参与聊天。对于Chrome用户来说，视频聊天前需要安装一个插件。由于其iPhone应用还没有发布，因此目前还无法获知其是否支持iPhone用户与电脑用户之间能否视频聊天。
隐私保护
和Buzz不同的是，Google+为了保护用户Gmail地址，所有用户名链接地址都是Google ID的一长串数字。不过，使用Google+之后，和当初使用Buzz一样，Gmail收到了N多邮件通知，这些邮件通知可以在Google+设置里取消掉。
用户如果不喜欢这个服务，可以随时关闭Google+而不丢失任何数据，和Facebook一样，Google+一开始就提供了完善的数据备份功能，用户可以将自己发布的所有数据进行完整地备份，包括：照片、个人资料信息、联系人、圈子、信息流中的信息以及 Buzz 信息等，以防丢失。
邀请机制
Google+的邀请机制比较变态，一个人可以无限制大量邀请用户，导致Google+的访问出现瓶颈，可能因为新用户增加过快，谷歌屏蔽了原有的邀请链接，早先可以在右下角看到Goolge+的邀请链接，从中午之后就无法看到原有的邀请界面了。
谷歌社交服务主管维克。刚多特拉（Vic Gundotra）表示：“我们在晚上关闭了邀请机制，因为需求太大了。我们需要以可控的方式谨慎行事”。
导航条
Google+的那个顶部黑色导航条（Sandbar）让很多人感到不爽，这个导航条在Gmail里是白色的，但在Google Reader里是黑色的，实际上，在Google的大部分服务里，使用白色的背景会比黑色的背景要好一些。
这个顶部导航条可以让用户在Google及其相关网站里（例如Gmail、Google Reader、Google Maps等）获得Google+的通知消息，是底层消息机制的基础，此外还可以快速分享发布信息。上次Google发布Buzz不惜改变Gmail，这次发布Google+不惜改变Google的整体风格，可见谷歌对Google+的重视程度。
快速发布
消息机制
手机端
目前Google+仅仅上线了Android客户端，还不支持中国商店，其iPhone客户端也正在上线过程中，估计不就即可使用，心急的用户可以先使用iPhone的Safari浏览器访问 plus.google.com ，也可以看到其界面，总的来看google+的手机端效果不错，还支持签到功能，希望能早日在苹果商店上架。
最后，我的Google+地址是 https://plus.google.com/112646999948608559077 欢迎加我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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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睿谈「让子弹飞」：被唤醒的多数人
被唤醒的多数人
文=林沛理 _ 文化评论人，牛津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政治科学有所谓“多数暴政”（tyrannyof the majority）的概念，指在民主制度下，多数人践踏少数人的权益，并以高压手段强迫服从，与独裁者的统治无异。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团结与释放的人民力量，还未造成广泛、大规模的“多数统治”的局面，更遑论“多数暴政”；但在政治与文化层面已经导致了影响深远的模式转移。
以创下大陆史上最高票房的《让子弹飞》为例，若视之为一个社会和文化现象，它的重大意义，在于标志着文化精英主义在中国的寿终正寝。艺术经典形成的过程，牵涉种种权力的运作。艺术作品作为市场经济的文化商品，受制于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体制化游戏规则。作品能否顺利完成，继而得到评论界的青睐、画廊、博物馆或者电影节的赏识，以致引起观众的消费意欲和投资者的搜集兴趣，甚至流传后世，并不单单取决于美学标准和作品的艺术成就。
何为艺术，何谓杰作，往往是少数人决定了之后向大多数人宣布的“裁决”，这些少数人包括媒体工作者、学术界、充当品位判官的意见领袖和评论界。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是一种从上而下、由精英（强）加于庸众身上的东西。在传统社会，文化资本分配的不均，跟金融资本一样贫富悬殊。
可是，互联网的出现却打破了这种文化影响力被少数人垄断的局面。在美国，影评方面的意见领袖早已不是《综艺》（Variety）或《纽约时报》等传统媒体，而是《烂西红柿》（Rotten Tomatoes）Ain't It Cool News等骂人不留情、遇佛杀佛的电影信息和评论网站。
在中国大陆，文化影响力民主化的过程更迅速、更炽烈和更精彩，因为表达渠道不畅通所积压的不满和唤醒的创造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释放和发泄。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在中国大陆释放的，是一种没有组织、没有预谋的人民力量，从一开始它就有强烈的反建制、反偶像倾向。它先发制人，能够对具有争议性的人或事做出实时回应，又被赋予一种制订议程、建构讨论的能力。故此互联网对传统媒体构成重大威胁，不时扮演着“监察犬的监察犬”的角色，直接挑战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义愤填膺的大陆网民几年前挑战张艺谋的“影视文化霸权”和“创意霸权”，嘲笑他的《十面埋伏》和痛骂他的经典《北京八分钟》，其后又恶搞陈凯歌的《无极》，使他恼羞成怒，都是鲜明的例子。
一本正经、故弄玄虚的《十面埋伏》、《北京八分钟》和《无极》被网民骂到体无完肤，嬉笑怒骂，但连姜文也不把自己当回事的《让子弹飞》却被网民解释、解读和解构为“大众的经典”，这是一次中国网民展示其人民力量的精彩示范。他们告诉全世界，他们不仅彻底推翻了精英统治文化的暴政（the tyranny of the elitists），并且已经取而代之，成为今日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品位判官，告诉电影观众应该“看什么”和“怎么看”。所以《让子弹飞》的卖座以及所引发的讨论，有其不可低估的文化、社会甚至政治意义。它是一场人民革命的胜利，难怪在中国网上对这套电影的解读热潮有如此浓厚的嘉年华色彩网民在热烈庆祝的，是他们紧紧握在手里面、无坚不摧的话语权。
在政治层面，最近被西方知识界和外交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是社交网站是否已经成为推翻独裁和反抗暴政的犀利武器。一方认为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打破时空的限制，将人与人、思想与行动，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不管是用来政治动员、互通消息，还是拆穿政府的谎言，皆无往而不利。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身边的一班年轻智囊甚至认为，应该把界定得更清晰、符合更严格标准的所谓“互联网自由”，确立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也有人觉得这是一种对新科技和新发明的盲目乐观主义。他们认为，由于Facebook和Twitter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国的外交官和情报人员不自觉地夸大了它们在政治和社会改革所发挥的作用，反而同样重要的工会组织，其功能与影响力却被大大低估。新书《网络妄想》（The Net Delusion）的作者Evgeny Morozov更将那些对网络通讯的解放潜力深信不疑的人，称之为网络乌托邦（cyber - utopianism）的信徒。他指出，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所有通讯技术可以用来行善，亦可以用来作恶，本身并无反强权和反暴政的亲民本质。他强调，越来越多威权型政府已经熟能生巧，懂得像监管现实社会那样操控网络世界。
其实作为一种通讯技术，互联网远较电报、电台广播、电视、传真机、固网和流动电话优胜，因为它以多人对多人，而非一人对多人的几何结构运作。至于由互联网衍生出来的Facebook、Twitter一类的社交网站，所使用的更是一种崭新的联系技术，大大提升了个人与群体互动的质量，以及他们参与和影响社会事务的能力。如此大规模、跨阶层，以及每日都在进行的“授权运动”（empowerment movement），必然会产生深远的政治后果。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权者当然会千方百计要将互联网变成管治工具，但若要比聪明，拼创意，只懂得自保和用人唯亲的当权者，最后又怎会敌得过集体智慧被互联网释放了出来的广大人民？
我自己绝少上社交网站，但无可否认，社交网站为用户所提供的互动，已经成为21世纪至为关键的公共空间，其重要性一如几百年前供市民议政和决策的公众广场。在这个意义上，社交网站堪称改革的使者，彻底改变了现代人参与政治的方式。
在一个没有Facebook、Twitter或者微博的世界，市民要影响政府的政策，就别无选择地必须参与成为利益团体的成员，因为只有利益团体才可以构成重要的政治势力，亦只有它们无孔不入的活动和操作，才可以左右，甚至主宰政府的决策和行为。
可是社交网站的面世和迅即普及到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却使没有参与利益团体的普通市民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凝聚成一股枕戈待旦的政治力量。只需一个奋斗的目标，或者一个政策的失误，或者有人振臂一呼，他们就可以马上行动起来，一次次显示实力和凸显自己的力量。社交就是从政，世界从此再无顺民，这不就是互联网所带来的社会进步吗？
文=林沛理 _ 文化评论人，牛津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政治科学有所谓“多数暴政”（tyrannyof the majority）的概念，指在民主制度下，多数人践踏少数人的权益，并以高压手段强迫服从，与独裁者的统治无异。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团结与释放的人民力量，还未造成广泛、大规模的“多数统治”的局面，更遑论“多数暴政”；但在政治与文化层面已经导致了影响深远的模式转移。
以创下大陆史上最高票房的《让子弹飞》为例，若视之为一个社会和文化现象，它的重大意义，在于标志着文化精英主义在中国的寿终正寝。艺术经典形成的过程，牵涉种种权力的运作。艺术作品作为市场经济的文化商品，受制于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体制化游戏规则。作品能否顺利完成，继而得到评论界的青睐、画廊、博物馆或者电影节的赏识，以致引起观众的消费意欲和投资者的搜集兴趣，甚至流传后世，并不单单取决于美学标准和作品的艺术成就。
何为艺术，何谓杰作，往往是少数人决定了之后向大多数人宣布的“裁决”，这些少数人包括媒体工作者、学术界、充当品位判官的意见领袖和评论界。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是一种从上而下、由精英（强）加于庸众身上的东西。在传统社会，文化资本分配的不均，跟金融资本一样贫富悬殊。
可是，互联网的出现却打破了这种文化影响力被少数人垄断的局面。在美国，影评方面的意见领袖早已不是《综艺》（Variety）或《纽约时报》等传统媒体，而是《烂西红柿》（Rotten Tomatoes）Ain't It Cool News等骂人不留情、遇佛杀佛的电影信息和评论网站。
在中国大陆，文化影响力民主化的过程更迅速、更炽烈和更精彩，因为表达渠道不畅通所积压的不满和唤醒的创造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释放和发泄。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在中国大陆释放的，是一种没有组织、没有预谋的人民力量，从一开始它就有强烈的反建制、反偶像倾向。它先发制人，能够对具有争议性的人或事做出实时回应，又被赋予一种制订议程、建构讨论的能力。故此互联网对传统媒体构成重大威胁，不时扮演着“监察犬的监察犬”的角色，直接挑战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义愤填膺的大陆网民几年前挑战张艺谋的“影视文化霸权”和“创意霸权”，嘲笑他的《十面埋伏》和痛骂他的经典《北京八分钟》，其后又恶搞陈凯歌的《无极》，使他恼羞成怒，都是鲜明的例子。
一本正经、故弄玄虚的《十面埋伏》、《北京八分钟》和《无极》被网民骂到体无完肤，嬉笑怒骂，但连姜文也不把自己当回事的《让子弹飞》却被网民解释、解读和解构为“大众的经典”，这是一次中国网民展示其人民力量的精彩示范。他们告诉全世界，他们不仅彻底推翻了精英统治文化的暴政（the tyranny of the elitists），并且已经取而代之，成为今日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品位判官，告诉电影观众应该“看什么”和“怎么看”。所以《让子弹飞》的卖座以及所引发的讨论，有其不可低估的文化、社会甚至政治意义。它是一场人民革命的胜利，难怪在中国网上对这套电影的解读热潮有如此浓厚的嘉年华色彩网民在热烈庆祝的，是他们紧紧握在手里面、无坚不摧的话语权。
在政治层面，最近被西方知识界和外交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是社交网站是否已经成为推翻独裁和反抗暴政的犀利武器。一方认为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打破时空的限制，将人与人、思想与行动，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不管是用来政治动员、互通消息，还是拆穿政府的谎言，皆无往而不利。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身边的一班年轻智囊甚至认为，应该把界定得更清晰、符合更严格标准的所谓“互联网自由”，确立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也有人觉得这是一种对新科技和新发明的盲目乐观主义。他们认为，由于Facebook和Twitter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国的外交官和情报人员不自觉地夸大了它们在政治和社会改革所发挥的作用，反而同样重要的工会组织，其功能与影响力却被大大低估。新书《网络妄想》（The Net Delusion）的作者Evgeny Morozov更将那些对网络通讯的解放潜力深信不疑的人，称之为网络乌托邦（cyber - utopianism）的信徒。他指出，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所有通讯技术可以用来行善，亦可以用来作恶，本身并无反强权和反暴政的亲民本质。他强调，越来越多威权型政府已经熟能生巧，懂得像监管现实社会那样操控网络世界。
其实作为一种通讯技术，互联网远较电报、电台广播、电视、传真机、固网和流动电话优胜，因为它以多人对多人，而非一人对多人的几何结构运作。至于由互联网衍生出来的Facebook、Twitter一类的社交网站，所使用的更是一种崭新的联系技术，大大提升了个人与群体互动的质量，以及他们参与和影响社会事务的能力。如此大规模、跨阶层，以及每日都在进行的“授权运动”（empowerment movement），必然会产生深远的政治后果。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权者当然会千方百计要将互联网变成管治工具，但若要比聪明，拼创意，只懂得自保和用人唯亲的当权者，最后又怎会敌得过集体智慧被互联网释放了出来的广大人民？
我自己绝少上社交网站，但无可否认，社交网站为用户所提供的互动，已经成为21世纪至为关键的公共空间，其重要性一如几百年前供市民议政和决策的公众广场。在这个意义上，社交网站堪称改革的使者，彻底改变了现代人参与政治的方式。
在一个没有Facebook、Twitter或者微博的世界，市民要影响政府的政策，就别无选择地必须参与成为利益团体的成员，因为只有利益团体才可以构成重要的政治势力，亦只有它们无孔不入的活动和操作，才可以左右，甚至主宰政府的决策和行为。
可是社交网站的面世和迅即普及到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却使没有参与利益团体的普通市民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凝聚成一股枕戈待旦的政治力量。只需一个奋斗的目标，或者一个政策的失误，或者有人振臂一呼，他们就可以马上行动起来，一次次显示实力和凸显自己的力量。社交就是从政，世界从此再无顺民，这不就是互联网所带来的社会进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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