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重慶事變」看中共
陳 跡
薄熙來免職是事變而非政變
從王立軍出走美國領事館到薄熙來、王立軍雙雙免職，重慶事變鬧得沸沸揚揚。中國共產黨剛剛慶祝了它的九十周年，自詡如何先進，一下子，顯出了它在現代政黨發展中遠遠落後的原形。
薄熙來被中共中央免職，本來沒什麼不正常，因為他是中共中央派到重慶去擔任書記，其權力來自任命而非選舉。然而，中共在各地部署軍警，防範不測，顯出此次事變本身的政變性質。同時，國內有孔慶東聲稱薄熙來免職是「發動反革命政變」，國外有王希哲破口大罵，直斥「胡錦濤溫家寶寡頭右派黨中央」實行「白色恐怖」，隨後又有北京發生政變的傳言，看上去大有重慶事變發展為北京事變之勢。
其實，中共用政變手段解決其自身的問題，是它的歷史傳統。當中共認定「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它就自覺地轉型為依恃刺刀的政治軍事集團，打AB團是早期的突出表現，延安整風時似乎成熟了許多，以思想理論路線的鬥爭為主，而發展到「搶救運動」，又露出原形。掌握政權以後，毛澤東打倒劉少奇和林彪，華國鋒和葉劍英打倒「四人幫」，鄧小平逼退華國鋒、罷黜胡耀邦和趙紫陽，江澤民和曾慶紅擊敗楊氏兄弟，都程度不同地運用政變手段。相比較而言，陳希同、陳良宇垮台，算不上什麼政變，而薄熙來被免職本身也還算不上政變，但此次事變看來牽一髮動全身，是否觸發政變，尚待觀察。
今日中國「黨軍」統領一切
中共的一位大使厚著臉皮聲稱中國不是「共產黨國家」，據說就像英國不是「保守黨國家」一樣。英國當然不是保守黨國家，保守黨要同工黨及其它政黨競爭，才能得到執政地位。中國則不同，中國共產黨發誓要永遠執政，將「共產黨的領導」作為國家的基本原則，不僅不准其它政黨爭取執政，甚至不准人們組建新的政黨，只因為那在它看來「沒有必要」。這樣的國家，當然是共產黨國家，而這樣的國家既然缺乏基本的權力制衡，國家化的中共本身，也就根本難以實行民主。
這樣，即使中共已經執政，它還是自覺地保持它作為政治軍事集團的本色，習慣於運用政變手段解決它自身的政治矛盾。中共咬牙切齒地反對「軍隊國家化」，將「人民軍隊」據為其一黨之私產，作為「黨軍」保護它的永久的執政地位。然而，即使它發誓不允許「槍指揮黨」，而事物的辯證法卻表明，非「國軍」的「黨軍」既然是黨派之軍，也就注定會被用於黨派之爭，成為政變的工具。毛澤東以林彪取代彭德懷，使軍隊成為「毛家軍」，軍人要作「毛主席的好戰士」，並依靠這支軍隊的支持打倒劉鄧官僚集團。但是，林彪掌握著軍隊，依然是毛澤東的心腹之患。他處心積慮，挑起爭論，發起運動，還風塵僕僕走遍全國，形成對林彪不利的局勢，迫使林彪走向失敗。
鄧小平清除了胡耀邦、趙紫陽等開明的政治家，黨內矛盾看上去大為減弱；於是，經過持續的努力，中共權力的「一代兩任十年」格局基本成型，龐大的黨政官僚機器臻於完善。然而，毛澤東當年發現所謂「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以及更早年間托洛茨基的類似論述，都是基於共產黨國家的現實，即共產黨專政之下，政治變化與政治矛盾，都必然集中出現在共產黨內部。中共塑造出一黨專政的新秩序，終究無法避免政治矛盾在這一新秩序下仍然存在與發展。
薄熙來獨樹一幟失勢
薄熙來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他的標新立異，意味著他不甘心聽從最高層的政治安排，試圖自己闖出一條進入最高層的路來。他的「重慶模式」之突出地方自主創新、關注民生之類，實乃順應時勢之舉。而他要從實用性、投機性明顯的政客，成長為有獨特政治綱領與執政風格的政治家，本來也不無可能。然而，他在緊要關頭只顧自己的利益，無情拋棄為自己立下汗馬功勞的下屬，結果遭遇反擊而陷入被動。
這一來，卻牽動了中共權力的格局。
「文革」失敗後，毛澤東式的政治家成為昨日黃花，中共由黨政官僚主導。而「六四」之後，胡趙為代表的開明政治家失勢，中共的官僚氣更為濃重。鄧小平本為講究實用主義的官僚，這時勉為其難，以政治家姿態作最後一搏，推動中共接受市場經濟，此後，中共之派系格局更為明顯，與此前大為不同。
中共三大派系瓜分權力
大體而言，中共有三大派系，即團派官僚、非團派官僚，以及太子黨。江澤民較為特殊，他本人與鄧胡趙等同屬中共第二代，身為地方官僚，且多少有些太子黨血脈，一旦晉身最高層，即依靠太子黨支持而施展權力。他在鄧小平逼迫下走向市場經濟，逐漸地自己也主動起來，不僅維持改革開放之勢，而且為權貴集團開闢出相當廣闊的空間。
平民出身的團派官僚因胡錦濤掌權而起，溫家寶本身為黨機構官僚，也因團派崛起而得勢。他們本來易於得到民眾支持。但他們的習慣於守成，使他們比江澤民輩更傾向於權力交接新秩序較規範運行。同時，他們對黨國大局則缺乏政治家視野。偏偏中國處在改革開放、亟需根本轉型的年代，團派官僚便逐漸以平庸而著稱。
新秩序在形成之時，就受到江澤民挑戰。繼而，薄熙來不甘寂寞，在西南弄出大動作。同時，改革停滯，社會各階層對胡溫執政日益不滿，官民矛盾逐漸尖銳化。團派習慣性地以維穩為重，太子黨則對於危機逼近較為敏感，許多人顯示出以變革救黨的雄心。
當此之時，即使薄熙來及其「重慶模式」有仿效毛澤東的「改造」與「革命」宏圖之嫌，即使薄熙來被免職實乃咎由自取，但胡溫處置重慶事變，終究觸動其它兩派。要恢復權力平衡，須經複雜的博弈，特別是，政變之勢一旦出現、形成，要走出來並不容易。
迷霧籠罩下的局勢將如何發展，還很難判斷。現在能夠肯定的是，試圖以中共黨內民主而求中國民主，此路不通。「國際大循環」乃求助於國際市場，加入世貿組織則是求助於國際規範。顯然，只有國際通行的民主可以救中國，而中共仍拒絕民主，則只能與政變相伴。
薄熙來罷官的意義何在
（大陸）楊 光
中央昏憒，薄熙來猖狂
薄熙來罷官，是胡溫任上難得一見的大好事。雖然薄熙來的政治局委員頭銜還保留著，接下來是像王樂泉一樣淡出政壇，還是步陳希同、陳良宇後塵進秦城監獄，目前尚有變數，但無論如何，薄熙來不是鄧小平，他大概沒有機會「以觀後效」以至「輝煌復出」的了──即使孔慶東、司馬南這些極左派的朋友們天天揣著薄熙來復出的美夢上街唱紅歌也無濟於事。薄熙來的「政治生命」已經完結，「重慶模式」已成昨日之星，這確鑿無疑，正如溫家寶所言，「這個道理全國人民都懂得」。
說實話，薄熙來早就該下台了。讓這樣一個雖精明強悍卻品行惡劣的「文革三種人」平步青雲做到政治局委員，讓他由著性子獨斷專行折騰什麼「唱紅打黑」、「重慶模式」，江、胡兩任中共當局顯然是「用人失察」，已經愧對黨國愧對人民了。薄熙來是一個典型的政治賭徒，敢隨手花掉幾千個億的公帑、強迫幾百萬人上街大唱頌毛愛黨的所謂「紅歌」，把這無聊無恥之事當成頭等正事來辦；敢藉「打黑」之名打富豪、分浮財，大張旗鼓清洗警隊、震懾官場，整人揚名、殺人立威，堂而皇之把個重慶市變成了一人拍板千人拍馬、一人定調萬人同聲的薄氏獨裁天下；敢動輒對文人學士耍橫動粗，嚇記者、囚律師、整媒體、搞「雙起」……。如果不是胡溫過於軟弱、中央一向昏憒，何以放任薄熙來鬧出這些個不著調的事情？何以讓旁門左道之徒做夠了壞事還作出「共同富裕」的好名聲？差一點就把重慶變成延安，要以新科「紅太陽」的架勢「進京趕考」，成功挺進中南海？
野心勃勃的薄熙來終於功虧一簣，但把薄拉下馬來，卻不是黨中央的功勞。這得感謝作法自斃的薄本人，更得感謝那位一鳴驚人的酷吏、「英雄」、薄熙來麾下能人王立軍副市長，還得感謝給萬念俱灰的王副市長點燃了求生希望的美國領事館。美領館幫了王立軍大忙，王立軍幫了胡溫大忙，也幫了下任元首習近平的大忙。多虧了王立軍的「彪子」性格，帶著大批的機密資料，懷著對主公的滿腔憤怒、對未來的無限恐懼夜奔美領館。若無此事發生，還真不知道薄氏橫行到幾時，薄發動的重慶「唱紅打黑」運動，是否將在十八大後席捲全中國。
人民早就盼中共出大事
王立軍事件、薄熙來事件所引發的社會震動、所獲得的輿情關注，已經遠遠超過了當年的陳希同、陳良宇案件。與薄王有關的小道消息、政治謠言的生產數量和傳播速度也幾乎達到了一九七六年以來的最高峰。雖然重慶在中國的政治版圖上遠不如當年「二陳」主政的北京、上海那麼重要，二○一二也未必趕得上一九七六那麼可觀，那麼多變。
街談巷議的火爆輿情，竊竊私語的致命謠言，這些都不是偶然產生的。王立軍出走、薄熙來罷官何以格外引人注目？難道全都因為這一事件所特有的戲劇性和荒誕性：以整人為業的「打黑英雄」出人意料地變成了被後台老闆往死裡整的對象，反美愛國的副省級高官出人意料地變成了漏夜投奔美國領事館的叛逃者；或者，是因為王薄二人非凡的個人魅力和特立獨行、劍走偏鋒的行事風格？當然，肯定有這兩方面的因素，但這不會是主要原因。
薄王事件引人注目的主要原因其實在事件之外，是因為中國人心思變，人民群眾尤其是有識之士等待政治改革已經等到不耐煩了。所以，人們才以如此急切的心情盼望著中共高層「出事」，盼望著有足夠份量的人物、足夠衝擊力的事件爆出來，以便一舉打破沉悶已久的政治僵局。真的出事了，事情出在人氣很旺的王立軍身上，是非很多的薄熙來身上，而且事情還出得那麼突然，那麼滑稽，實在是再好不過了。重慶的內訌都已經鬧到了「叛逃」的份上，人們有理由料想：胡溫就是再糊塗，再窩囊，也不可能繼續裝聾作啞下去，不得不對重慶的薄氏小文革有所作為了。出於厭棄文革、期盼政改的良好願望，好事之徒們即使為此造點謠、信點謠、傳點謠，不也是人之常情，情有可原嗎？
薄熙來是左派共主、毛派領袖
有人說，薄熙來罷官說明十八大前「團派」勝了「太子黨」。也有人說，這是「江胡鬥」，「胡系」勝「江系」。此類以派系為視角的政治解讀，似乎不得要領。但有一點是對的，薄熙來不是孤立的個人，他是當今中共高層派系色彩最濃的人。薄熙來是什麼派系，「太子黨」？「江系」？「太子黨」其實不成「黨」，這一名稱本不該拿來命名黨內派系，而應該專指中共內部的權力血統主義現象、高層職務集體世襲化傾向。中共政權以高官厚祿供養一群專食父輩餘蔭的家族子弟，過著世襲貴族式的生活方式，這是人人可見，客觀存在的事實，但這些紅色後代並未組成一個情投意合、政見相近的整體，實際上也組不成。努爾哈赤的直系後裔在清王朝生死關頭還在互相拆台呢，何況中共幾十個顯貴家族之間怨多恩少仇深情薄的幾百個後代，哪能那麼容易就混出「鐵板一塊」？換言之，作為血統主義政治現象的「太子黨」是存在的，作為黨內派系的「太子黨」則大概子虛烏有，並不存在。至於「江系」，薄熙來充其量只是個邊緣人物，「江系」不必由薄熙來出頭，薄熙來也未必肯替「江系」賣命，所謂「薄熙來敗於江胡鬥」這種說法沒有意義。
薄熙來為人所公認、又自我感覺良好的派系身份，當然是左派共主、毛派領袖、隔代的「毛主席接班人」。在中共，儘管人事複雜，利益交錯，但最基本的政治基因只有兩種，真正打得出手的旗號、敢於公開喊口號拉人馬的派別，其實也只有兩個：或毛派，或鄧派，其餘的派別，大都屬於這兩大派的支系或側翼。薄氏一家雖然吃盡了毛澤東統治的苦頭，薄一波在文革中被打斷了肋骨，薄熙來的母親被逼自盡，但薄熙來卻抱定了「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邪惡信念，表現出一位堅定不移、忠貞不二的毛粉形像：一到重慶就樹起十層樓高的毛像，背毛語錄，唱崇毛「紅歌」，一門心思發動毛式群眾運動，邀毛派理論家做智囊，高調接見烏有之鄉毛派網友，與著名毛派學者相互呼應，欣然接受毛派人士的獻媚和擁戴，儼然一副當今毛派最高首領的架勢，儼然以復辟毛式極權政體為己任。
所以，對薄熙來罷官最為貼切的派系鬥爭解讀是：黨內佔主流的鄧派阻止了以薄熙來為首的毛派復辟。在這場鬥爭中，西裝革履、講一口流利英語的薄熙來，其角色好比一九一七年的辮帥張勳，而倒薄成功的胡溫習，卻比不上九十五年前攻打張勳的討逆軍總司令段祺瑞。段祺瑞反復辟理直氣壯、義正詞嚴。而中共中央以張德江代薄熙來，卻至今沒有個正式說法，可謂師出無名。溫家寶雖暗指重慶走文革路線，但畢竟，藉以扳倒薄熙來的理由並不是「唱紅打黑」的無法無天，而是王立軍的投奔他國。
毛派、鄧派鬥爭揭開序幕
薄熙來罷官是王立軍事件的終結，還是薄熙來事件的開始？目前未可知。是否還有更高級別的人和事涉入，亦未可知。這件事情窮追深究，可能是個無底洞，在十八大之前的敏感時期，一旦端出左轉與右傾、毛派與鄧派、改革與復辟、極權與憲政、民粹與民主等等帶有全局性、宏觀性的敏感議題，事情就會越來越複雜，就不排除會有一系列的鬥爭事件陸續冒出來，會牽扯出越來越多的人與人、派與派，令軟弱者望而生畏。毛澤東思想的僵屍之所以一直無人敢碰，不是因為毛思想很正確、毛派很強大，而是因為黨中央心虛膽怯，害怕被從此拖入一場理論上、人事上、路線上、政策上的大糾結、難以應付的大變局。
然而，該來的遲早要來，不是順著來，就是倒著來，躲是躲不過去的。如今，胡錦濤壓根兒不想碰的幾個大題目，左與右，「唱紅打黑」與政治改革，薄熙來逼著他去面對，越不敢往前走，就越難免往後退，越不敢政治改革，就越難免文革再現。王立軍事件送給中共一個改革契機，若不趁此良機把事實攤開，把道理說透，徹底清除毛左政治病毒，一舉突破政治僵局，將來的事情只會更困難，更複雜。所以，薄熙來罷官之後，如果不再逃避現實，胡溫習李應該還有一篇大文章要作。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重慶森林
（大陸）余 地
王立軍事件只掀起黑幕一角
三月十四日，面對全世界的攝像機，溫家寶一改往日溫溫水的形象，猛烈批評重慶：「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十五日，薄熙來被免去重慶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因王立軍叛逃美領館事件引發的政壇地震餘震不止，「重慶森林」的厚重黑幕只不過掀了一角。
二○○九年七月重慶掀起聲勢浩大的打黑行動。十月十二日，中紀委副書記、團派大將劉峰岩率中央巡視組赴重慶，監督檢查重慶市級領導班子及其成員「貫徹執行黨的維護穩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情況」，「執行民主集中制的情況，執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和自身廉政勤政的情況」，意在給打黑風暴降溫。不料，自恃有強大的民意和江澤民支持的薄熙來，根本就沒把「自身廉政」這一警告放在眼裡，利用媒體宣傳其被迫打黑的苦衷，不但變本加厲地黑打，「唱紅」運動也四下蔓延，一路唱進北京、香港。
甚至，王立軍叛逃事件發生後的兩會期間，薄熙來談及打黑，居然公開向中央叫板：「敢同惡鬼爭高下，不向霸王讓寸分」。文革期間一本紅衛兵小冊子的書名就叫《敢同惡鬼爭高下，不向霸王讓寸分──記同劉少奇叛徒集團英勇鬥爭三十年的韓培義同志》。薄熙來數十年都沒忘，不愧老紅衛兵的本色，似乎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結，薄熙來擺出一副站著死的架勢。
薄熙來急功近利，野心破產
重慶與中央的矛盾，不僅是瞎折騰和不折騰的分歧，也是極左與較為開明和保守（希望和諧穩定地腐敗下去）勢力的較量，是牽涉到十八大權力分配的殊死搏鬥。表面上，薄熙來輸在缺乏「人格魅力」，王立軍不願做替罪羊，以薄熙來心腹、打黑大將的身份叛逃美領館要求避難的決絕宣告重慶模式的破產；實質上，這是「唱紅打黑」嚴重變調、變質，天怒人怨的必然結果。就像林彪出逃，王立軍叛逃何嘗不是萬般無奈下的自保選擇？從客觀效果看，前者事實上宣判了文革的死刑，後者終結了「唱紅打黑」，也算是功德一件。
以薄熙來的能力、資源和膽色，要想樹立政績在十八大更上一層樓，其實有多種選擇，比如用民生工程、推行基層選舉來博取民望；何以劍出偏鋒，去搞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唱紅打黑」呢？
這就不得不從具有中共特色的「政治正確」說起。中共鼓動民眾革命的理論就是消滅剝削、開創人人平等的共產主義社會。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鄧小平等黨內較為務實的健康力量，一旦威脅到毛澤東的權威，後者就念階級鬥爭的緊箍咒，前者根本無從反駁。中蘇論戰，「九評」祭出解放全人類的原教旨馬克思主義，赫魯曉夫照樣潰不成軍。
後毛澤東時代，鄧小平也無法與中共特色的「政治正確」相爭論，一九九二年南巡只好說「不爭論」。這個「不爭論」與胡錦濤的「不折騰」是一個道理，就是「打左燈向右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改革開放和提高民眾生活水平來換取執政的合法性。
有鑒於此，既然經濟上無法超越團派大將汪洋領導的廣東，重慶能搞點什麼特色呢？入黨誓詞不是至今還有「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嗎？以中共的「政治正確」而言，誰敢反對「唱紅打黑」？這其實是個投機取巧的餿主意，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薄熙來「聰明反被聰明誤」，以立竿見影的方式建立非常事功，垮台的方式自然也就摧枯拉朽。
薄另立司令部，壞在王手上
幕後力量對薄熙來的支持，以及薄熙來對民意的利用、操弄都只能是有限的，而不可能是無限的。刑訊逼供、匿名羈押、在押人員非正常死亡、拒絕律師會見和閱卷、實行公檢法流水線式辦案等黑打方式，以「李莊案」表現得最為明顯，「眨眼」竟然也成了罪狀，真是曠古奇聞！一時間，律師人人自危，法學界群情洶湧！
什麼叫「眾怒難犯」？網名為「燕七」的重慶警察說得中肯：「李莊案透視出一條政治鐵律：一隅不可以敵全國，無論在哪一方面（尤其是意識形態），針對哪一個群體。不厚（薄熙來）有個講話，或許自己不這樣想，但其實已經把整個律師界作為自己整治的對象了，以他的資源，對付重慶律師界沒問題，對付李莊也沒問題，然而，對付整個中國律師界，就顯得力不從心了。這不是因為律師太狡猾，不信換個對手試試，學生？教師？醫生？農民？工人？莫不如此！」
二○一○年王立軍在重慶市公安局黨委會議上發表講話：「凡是報紙歪曲事實真相攻擊我市公安機關和民警的，就以單位起訴當事報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個人，且造成後果的，民警拿著證據到法院起訴記者，相關部門和民警所在單位要支持和協助。這就叫『雙起』，公安機關起訴報社，民警起訴記者。」王立軍成了媒體公敵。
倒薄從倒王入手
四面樹敵的結果往往是四面楚歌。中央確實無法公開反對「唱紅打黑」，但對不聽話的封疆大吏留有一道招牌菜：反腐敗。何謂「自身廉政」？你薄熙來、王立軍的屁股就那麼乾淨？王立軍曾長期擔任領導的遼寧鐵嶺公安局，二○一○、二○一一年窩案全面爆發，鐵嶺市公安局副局長富曉東、鐵嶺市公安局局長、鐵嶺市副市長谷鳳杰等官員相繼落馬，遼寧省委書記王珉當時此地無銀三百両地宣稱：「純屬孤立事件，絕對與王立軍無關。」
針對鐵嶺公安局窩案的調查很快涉及到王立軍，反腐同樣是絕對的「政治正確」，來自中央的壓力很大，薄熙來決定丟車保帥。意識到面臨西漢酷吏下場的王立軍，決定叛逃美領館拼他個魚死網破，一舉結束了薄熙來的政治生命和冤獄無數的重慶模式。
隨著薄熙來的倒掉，中國左派網站和極左人士風聲鶴唳、一派肅殺。應該說，這不完全是自由和法治的勝利，更多的還是權力鬥爭中對極左勢力的短暫壓制。要揭開「重慶森林」的層層面紗，要還重慶、還中國一個自由民主的晴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溫家寶所言：政治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人民的支持」。
薄敗汪勝，此消彼長
段羅綾
今春兩會的特別景觀就是重慶和廣東代表團的映襯對照，由此生出的一個看點，就是薄熙來和汪洋的氣數消長。記得去年兩會，唱紅打黑的薄熙來意氣風發，「重慶模式」一時間成為傳媒大熱詞彙；而汪洋並無出彩之處。孰料風水輪流轉，踏入龍年，這兩位封疆大吏的運程發生異變，薄熙來夕陽西下，汪洋儼然日出東海。難怪有堪輿學家說，薄熙來當初辭別京師西行赴任，已然犯了大忌，姓薄的向西就是方向性錯誤，豈不聞「日薄西山」乎？
「兩會」是薄熙來的「麥城」
就本次兩會，重慶代表團和廣東代表團受到傳媒關注的程度與方式，有著鮮明的差別。鑒於王立軍闖館事件的發酵效應，大會對重慶代表團的住處都要做出特別安排，讓重慶兩會代表處於半隔離狀態，以避開傳媒。而廣東代表團因為烏坎村事件，反倒如沐春風，到處青眼有加。前後相隔一年，「重慶模式」已成廢棄詞彙，「烏坎模式」登場。
中共政壇雲譎波詭，王立軍事件已令薄熙來的政治生涯畫上句號。薄熙來在兩會上對傳媒提問的回應還另外犯了大忌，第一，怒斥外間對他的家人「潑髒水」；第二，高調自我頌揚重慶打黑的豐功偉績；第三，答覆為何胡錦濤溫家寶從來沒有去過重慶視察，他用挾持式口吻說「相信胡錦濤同志會去重慶的」。這幾條所產生的效果，只能讓胡溫加緊對他採取斷然的組織措施。至於薄強詞為家眷辯駁，這使得九常委也都對薄避之則吉，因為扯到這筆賬，誰個乾淨？
溫家寶在兩會記者招待會上嚴詞抨擊「文革那一套和封建主義殘餘」，更就王立軍事件表態，稱重慶市委、市政府要「反省」。這種話語性質之嚴重，令薄與一眾重慶班底不寒而慄。溫此說絕非記者會的即興措辭，也絕非他一己之見，其實中央已經作出定性。重慶代表團前腳才離京，中央一紙命令已馳電重慶，薄熙來被免職，並留京聽候組織處理。而且可以預見，不須等到對王立軍的秘密審訊有終極結論，中央就會向重慶派出工作組作掘地三尺的調查。現在中央已委派副總理張德江整頓重慶班子，薄熙來眾叛親離，對他的揭發材料如雪片般飛往中紀委。
「烏坎模式」為汪洋加分
和兩會上灰敗的薄熙來形成鮮明對照，春風得意的汪洋面對記者侃侃而談，特別樂於回答海外傳媒的敏感提問。汪洋這樣回答：「這次在處理烏坎事件上，我們一個重要的立足點就是判斷烏坎群眾所反映的訴求是不是合理合法。經過初步瞭解後認為烏坎群眾在土地等問題上的訴求既是合理的又是合法的，因此就是要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而不是代表那個村子裡面村支書所實際代表的小圈子的利益，這是我們妥善解決烏坎問題的一個立足的基本判斷或者是基本點。」
眾所周知，去年烏坎村民用近乎和平起義的方式，推翻和驅逐了佔據村官位置四十幾年的黨總支書記，並提出一系列有理有節的訴求。廣東省委如何應對？以中共一貫的維穩模式，武力清場在所難免。但在最後一刻，官方接受了村民全部條件，舉國矚目的烏坎事件得到和平解決，成為了屢戰屢敗，屢伏屢起的維權運動罕見的成功範例。在胡錦濤死氣沉沉的維穩治國模式之外，能夠見到這一番新氣象，烏坎事件這就成了劃分第四代和第五代政治能力的分水嶺。
但烏坎事件並沒有劃上句號，因為村民要求實行一人一票選舉村領導。誰都曉得，這種民主直選在城鄉任何一個角落都未曾真正發生過，但在廣東潮汕平原果真發生了。在剛剛結束的烏坎村委會選舉中，村民代表林祖鑾經過普選當選村主任，在維權抗爭中曾被捕的三位村民代表亦成功當選進入村委會。儘管其間也有波折和干擾，比如在抗爭中不幸身亡的村民代表薛錦波的女兒薛健婉競選村委會副主任，但她被無理剝奪學校教職，她的孩子申請助學金也被拒絕，最後薛健婉被迫退出競選。但是總體而言，烏坎村委會的民主選舉是成功的，與專制體制一貫的做法迥然不同，這次選舉基本向媒體開放，連美國駐廣州領事館的副領事前來觀摩選舉，雖然曾遭到留難，卻還是得以進村。
「烏坎模式」是民權和正義
所以說，民主選舉是烏坎抗爭的延續，而且是這一里程碑事件更重要的組成部分。汪洋的處理方式得到海內外不少好評。
汪洋在這次兩會上回答日本記者提問時說：「烏坎的民主選舉是按照村民委員會的《組織法》和《廣東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進行的，沒有任何創新，只不過我們把選舉法和組織法的落實過程做得非常扎實，讓這個村子在過去選舉中走過場的形式做了糾正，如此而已。」汪洋話雖如此，然而中共訂立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過去從未落實過，日本記者說烏坎開了民主選舉的先河，這句話沒有錯。更重要的是汪洋下一句話，他說：「我們從烏坎村這個問題中間也有很多啟示，我也說句老實話，當時決定省委工作組到這個村裡去，省委副書記當組長，副省長任副組長，並不是因為這個村子本身的矛盾已經複雜到要出動這個陣容，而是我們有這個想法要解剖麻雀，而且要取得經驗，推動村級組織的建設，改進我們村這個執政的基層單位能夠更好地體現我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這一理念。」
剔除汪洋話中夾雜的黨八股語言，畢竟也泄露了他執政理念中很有雄心和抱負的部分，就是力求走出一條新路子。說白了，其實這就是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政改思想，就是不改變共產黨執政地位，但要切實改變執政方式。
一黨獨裁使「烏坎」不能成為模式
然而不管怎樣，汪洋在烏坎事件上的種種舉措，在胡溫治國沉悶壓抑的十年裡，都是別開生面。難怪汪洋在兩會上春風得意，當記者問到王立軍事件時，他忍不住調侃了一句，說記者提這個問題是「找錯了對象」。汪洋在十八大晉升的政治前景，已經沒有疑問了。然而以汪洋為代表的第五代改革派「新思維」，到底能走多遠，甚為可疑。就在這次兩會上，大會發言人李肇星就村民選舉一事，再次老調重彈，稱中國幅員廣闊，地區差別懸殊，不能到處都實行民主選舉云云。豈不知問題卻在於中國「到處」都不實行民主選舉，要再拿人民素質低來說事，烏坎村一萬幾千鄉民的素質高於全國各地？他們的主體無非是漁民和耕田農民。但李肇星的說詞至今仍是金科玉律。
汪洋自己有多大決心向前開拓，也屬疑問。畢竟烏坎風波揭開的貪腐黑幕，何止一個小小的村黨總支書記？汪洋衡量利害，採取當下的決策，也無非因為烏坎風波捅破的背後利益網絡，涉及的是潮汕一批貪官污吏，修理他們一下，正好剪除官場盤根錯節的潮汕幫。況且烏坎失地村民維權，涉及到的圈地徵地發展商只是港商，觸動他們的利益沒有什麼特別嚴重的政治後果。相比之下，烏坎鄰近的海門鎮也掀起了大規模的維權抗爭，但海門民眾抵制的發電廠屬於華能集團，誰都曉得這是李鵬家族的地盤，涉及到中共的超級權貴，情況就不一樣了。廣東省委對海門事件的處理，要比烏坎嚴厲百倍，風波被彈壓下去還要秋後算帳，上綱上線。這令人對汪洋的第五代「新思維」生出諸多疑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