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韩寒看法的转变
李钟琴
一
在“韩三篇”发出之前，我只看过一些韩寒的时评，非常欣赏他的机智与敢言，曾在博文中表示过对他的赞赏。即使在批驳“韩三篇”时，也对他抱有希望，我说：“韩寒的三篇系列文章，其实反映了韩寒思想的困惑和迷失。我认为这是由于韩寒思想的不成熟，而不相信这代表着一代青年才俊向犬儒的堕落。毕竟，韩寒的名言曾让我视作知识分子的良知底线：‘可以不为自由而战，但不能为高墙添砖！’愿韩寒能够遵守自己的这句名言。”
始料不及的是，麦田的质疑，方舟子的加入，使围绕“韩三篇”的争论迅速变为对韩寒真伪的质疑。我在博文中说：一开始我不以为然。我认为，需要澄清的是“韩寒”文章中的错误观点，作者只是一个符号，并不太重要。批驳其观点，可以澄清模糊认识，可以宣传普适价值，有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而去讨论很难举证的是否代笔问题，有避重就轻、转移方向之嫌。
二
但是，方舟子和网友们对真相的探求错了吗？仔细想来，并没有错。真善美，是以真为基础的。如果不是真的，善是伪善，美是假美。
况且，在假货泛滥的中国，代笔算不了什么大错。现在各级领导的“重要讲话”，以及署着领导大名的长篇大论，有多少是领导亲自写的？这也没见谁出来质疑过嘛。
大问题有争论的必要，小问题同样也有辩明的价值。看了方舟子的几篇博文，我认为其质疑是有道理的，论据是确凿的，论证是严谨的。他采用的，都是韩氏父子公开发表的作品以及媒体访谈里的说法，抓住其中的矛盾进行质疑。质疑公众人物，这是公民的权利；作为公众人物，要有接受公众的质疑的度量。当然，韩寒没有必须回答的义务，他要么保持沉默、不予理睬；要么认真答辩、以消众疑。
三
一般来说，对任何事情、任何谎言都可以狡辩，关键是如何令人信服。
韩寒的答辩令我失望。比如其文章中的“45岁头发就秃了”、“证明你精子活力比较差”、“你老婆必然偷人”、“你他妈的”之类，就令人失望。即使这只是用了设喻的手法，或者意在调侃，我认为作为一个名作家、青年偶像，是不应该在文中出现这类污言秽语的，这有损其风度。
韩寒正儿八经的解释，也不尽如人意。比如，针对他不知道自己的成名作《三重门》书名含义（韩父在《儿子韩寒》一书中解释得倒是头头是道）的质疑，韩寒说：“而那次采访，我完全是不想搭理一帮笨蛋，就像我这次打心底不想搭理另一帮笨蛋一样。”针对父子两人自相矛盾的说法，韩寒解释说：“至于有几次我前后供述对不上，我和我父亲供述对不上，这些都是无关大局的小问题……”
父子两人的说法前后矛盾，对他们父子来说可能是“无关大局的小问题”，但对读者则会在心中留下很大的疑窦，难道就不允许别人问一问？
再比如，关于韩寒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问题，针对“我们做过试验，杯子里放上水，一个小时以内，纸团是不可能沉到底的。而当时是纸团，你为什么要写成布？”的质疑，韩寒解释道：“当时我构思的就是一个人的人生被水（社会）浸透，慢慢沉到杯底的过程。至于为什么要写成布，从当年手稿里，我看到我先写了一个干（因为要对应浸到水里以后的湿），然后后面那个字涂改掉了，改成了布，我猜测我当时的心情，可能是‘干纸’不太顺口，‘干纸团’又比较奇怪，因为几乎没有这么说的，所以改成了‘干布’比较顺口。而且仔细回忆，我隐约记得我当时的心态，可能‘布’字和‘不’谐音，还可以发挥一些关于人生被浸染但人性中又有天然的反抗之类的一个伏笔，结果写到最后给忘记了。”
参赛学生敢篡改考官的题目吗？韩寒倒不如说误把纸看成布了。令人更加生疑的解释，还不如不解释。
四
今天看到韩寒的新博文《我写下的这些都可以成为呈堂证供》，得知韩寒要与方舟子对簿公堂。看来，韩寒要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方舟会因韩寒而沉吗？
先看韩寒要以什么罪名起诉方舟子。
韩寒用的是自问自答的形式，问：“既然你一直觉得对方是在诽谤你，他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仅通过猜测就认定了你的文章是有人代笔的，而且大肆传播，为什么不上直接去法院起诉他们呢？”
看来韩寒要以“诽谤”罪起诉方舟子了。
查《刑法》，“诽谤罪（刑法第246条），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在诽谤罪认定时专门有这么一条司法解释：“诽谤罪散布的必须是捏造的虚假的事实。如果散布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虽然有损于他人人格、名誉，但不构成诽谤罪。”
方舟子捏造事实了吗？我所看到的质疑文章，采用的都是韩氏父子的一些自相矛盾的作品和说辞，虽然“散布”这些有损韩氏父子的“人格、名誉”，但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不构成诽谤罪。
方舟子还有一些依据事实作出的推测，大都是合乎常理的推测。比如说，普通中学生根本看不懂《管锥编》、一般人无法在一年内阅读“二十四史”。当然，人们也可以说，对普通人适用的，对神童不见得适用。不过疑问又来了，如果前提是神童，那么，一个神童为什么高一就七门课不及格呢？为什么连自己成名作的书名含义、作品中的情节都忘了呢？——抱歉，我又以常理来质疑了。
五
韩寒起诉方舟子有多少胜算？我看微乎其微。
围绕文学作品真伪的争论，一直属于文艺批评的范畴。且不说历史上围绕《古文尚书》、《鬼谷子》、《六韬》等作品的真伪争论了上千年，即使当代，也不乏有对名人及其作品的质疑。如2009年李辉对文怀沙年龄、水平的质疑，同样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文怀沙只是作了短短的回应，之后风平浪静。
韩寒声称要起诉，说明他既不懂法，也不懂什么是文艺批评、言论自由。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有担当的公众人物，既有质疑的精神和勇气，也经得起别人的质疑，对舆论监督可能对其名誉造成的损害应当予以包容，绝不会运用法律打压批评和质疑之声。
面对韩寒对簿公堂的威胁，久经战阵的方舟子故作委屈地回答：“你重金悬赏2000万寻找代笔，我才介入帮你们找，怎么现在我倒成了加害者了？你重金悬赏别人加害你啊？现在还要去起诉帮你找代笔的人，你真好意思啊？”
既然悬赏两千万向网友寻找代笔证据，人家看在两千万的份上真来了，你韩寒又怕了，反而要告人家。即使人家找到的证据不足信，顶多人家拿不到你的两千万，但也不是你告人家的理由啊！
韩寒放出“韩三篇”变脸的时候，我仍对“一代青年才俊”抱有幻想，至此，我对韩寒是彻底失望了。
不管怎么说，我倒是希望韩寒起诉。起诉了，是真是假，公诸天下，岂不更好？起码不会像李辉质疑文“大师”那样，闹腾了半天，最终不了了之。
我对韩寒看法的转变-一家村-我的搜狐
韩寒，还是认错道歉吧！
李钟琴
2011年12月26日，就在韩寒放出《要自由》的那天，我写了篇《三篇文章看完，我才看清韩寒》，对韩寒在三文的观点进行了驳斥。声称“看清”，其实只是看清了其思想观点，对韩寒这个人，我不仅没有看清，反而越来越糊涂了。因为随着网友们的不断爆料，我知道了，韩寒父亲的笔名也叫韩寒，署名“韩寒”的作品，到底是父亲写的还是儿子写的，仍是一本糊涂账。
对于麦田的质疑，一开始我不以为然。我认为，需要澄清的是“韩寒”文章中的错误观点，作者只是一个符号，并不太重要。批驳其观点，可以澄清模糊认识，可以宣传普适价值，有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而去讨论很难举证的是否代笔问题，有避重就轻、转移方向之嫌。
况且，在假货泛滥的中国，代笔从来就不是新闻，也不是过错。毛泽东的许多文章，就是别人代笔的。最近我还在猫眼看人看到一篇乔冠华之子的回忆文章，说收录进“毛选”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一文，是乔冠华用了一夜时间写出来的，毛泽东只在稿子上签了“同意”二字。远的不说，现在各级领导的“重要讲话”，以及署着领导大名的长篇大论，有多少是领导亲自写的？这也没见谁出来质疑过。
尽管我对韩寒是否有人代笔一事未置一词，但我打心底里赞同网友们追求真相。我以前在一个回帖中曾说：真善美，是以真为基础的。如果不是真的，善是伪善，美是假美。
我感到失望的，是韩氏父子的不诚实。面对麦田、方舟子以及网友们的质疑，“韩寒”（指的是博文署名）不是实话实说，而是百般狡辩，污言秽语，如同街痞子一般撒泼耍赖，好像通过捣浆糊、搅混水，就可以杜天下悠悠之口。韩粉们也在帮倒忙，对问题避重就轻，对质疑者大肆谩骂。这有什么用呢？这只能激发网友们继续扒皮的兴趣。这不，现在网友们已经不是在质疑了，而是转向搜集“人造韩寒”的证据，材料都是来自韩氏父子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及媒体的访谈，列举韩氏父子自相矛盾的文字和谈话，让大家围观“父子互搏”的闹剧。
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采访时，主持人问韩寒的成名作《三重门》书名有什么含义，韩寒的问答是“忘了”。在最近的文章中，韩寒解释说：“而那次采访，我完全是不想搭理一帮笨蛋，就像我这次打心底不想搭理另一帮笨蛋一样。”看来，在韩寒的眼中，对其作品感兴趣的人都是笨蛋。联系到韩寒在“韩三篇”中认为民众素质低，在《我的2011》中又表示要“杀戮群众”，我仿佛看到韩寒的志得意满和不可一世状。这也难怪，造假居然欺骗世人十几年，骗子难免要视上当者为笨蛋、难免认为民众素质低了。如果民众素质高，如果韩粉们不是笨蛋， 韩寒能辉煌十几年吗？
而韩寒还是低估了民众。他想“杀戮群众”，反遭群众“杀戮”，怪谁？
易中天先生在韩寒被质疑前写过一文，内容是挺韩的，题目却颇耐人寻味：《韩寒的新衣》。现在看来，易中天先生仿佛早就知道韩寒就是那个没穿衣服招摇过市的皇帝；麦田，则是那个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方舟子和众网友，则从各个角度用事实论证了皇帝没穿衣服。
事已至此，我看，韩寒的最佳选择，是公开认错，并向公众道歉。只有认错道歉，才会让质疑者、批评者、扒皮者偃旗息鼓，才会得到公众的原谅。毕竟，代笔、说谎，也不是什么作奸犯科、祸国殃民的大罪。克林顿贵为美国总统都敢于向全国人民道歉，道歉后不就没事了吗？知耻近乎勇嘛！
而越是嘴硬，越是狡辩，只会使丑闻持续发酵，出丑就越大。韩寒的脑袋又没像司马南那样被电梯门夹过，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坐而论道是知识分子的本分
李钟琴
知识分子，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经常就当前的思想理论问题和公共事件发表言论，也经常受到以下种种嘲讽和非难：
“坐而论道，只尚空谈。”
“清谈误国，实干兴邦。”
“自命清高，脱离实际。”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
“坐而论道易，身体力行难。”
“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
总之，在某些人看来，知识分子坐而论道是不切实际的，是令人厌恶的。
而我认为，知行合一，固然可贵，但坐而论道，恰恰是知识分子的本分，无可厚非。
2011年末刚刚去世的捷克作家、前总统哈维尔，在其《知识分子的责任》一文中指出：“他们（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民发表演说。”
哈维尔无疑是个既能“坐而论道”又能“起而行之”的人，他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简言之，即坐而论道。
作为知识分子，能够为公众传道解惑，就算是守住了自己的本分。如果进而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能够为民众代言，这样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
而在中国，“坐而论道”常常用来讥讽、指责公共知识分子，好像“坐而论道”成了公共知识分子莫大的罪责，还不如效仿金人三缄其口，做“沉默的大多数”。于是，一些知识分子渐渐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对人类心灰意冷，或成为隐士，或变作犬儒，甚至堕落为文伥、五毛。
有人说，公共知识分子的短板是只会空言，缺少普通民众所有的行动力。普通民众也许不会坐而论道，但他们的行动力，往往是在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之时，才会奋起反抗。这并不说明奋起抗争者比坐而论道者更高尚。之所以奋起抗争，是因为他们是当事者，对于与之无关的不平之事，就未必会有行动力了。而公共知识分子更加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他们有一颗正义之心，在事不关己的情况下，仍会仗义执言。由于不是利益攸关的当事者，他们的言论更公正客观，所以能影响舆论，明辨是非，推动问题的解决。
能够为民众发出自己的呐喊，无论喊声强弱，就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我们不能既要求诸葛亮运筹帷幄，又要求他上阵大战吕布。
言论也是一种力量，声援也是一种援助。千千万万的呐喊，一定会汇成排山倒海的巨浪。
当然，坐而论道，关键要看所论之道是否公正客观，是否符合普适价值，是否代表了人类良知，是否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对于这样的“道”，无论是坐着论、站着论、喝着茶论、散着步论，都是无可指责的。
三篇文章看完，我才看清韩寒
李钟琴
一
2011年岁末，韩寒以《谈革命》、《说民主》两篇博文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韩寒被收买了，变成犬儒了，彻底堕落了，网上一片口诛笔伐之声。对于韩寒的两篇博文，我也有不同观点，但一直没形成文字。因为，我感觉韩寒这个系列文章起码是个“三部曲”，应该还要写篇《论自由》。
果然，今天在韩寒的博客上看到了他的新作，只是题目不是《论自由》，而是《要自由》。
三篇文章联系起来看，其思想脉络就很清晰了：反对革命，担忧民主，讨要自由。
二
韩寒反对革命理由，是因为他认定和平演变式的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中国发生。如果中国发生革命，必然是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的破坏性以及后果的不确定性，令人担忧。那么，韩寒凭什么说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中国出现呢？韩寒的论据是：“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
原来如此！韩寒反对革命的理由，源于对中国人素质的极端绝望。他的各种推论也就顺理成章了：劣等民族如果革命必然是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革命的果实必然被心狠手辣者窃取；低素质的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如果实行民主，也必然是多数人的暴政。
这些论点其实并不新鲜。关于是革命还是改良的争论，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发生过，最后还是革命取代了改良。在内忧外患频仍的清末，一开始谁都不愿流血革命，谁都希望渐进式的改良，谁都知道这样代价最小。最坚定的革命派孙中山最初也是个改良派，他曾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在吃了闭门羹后才立志推翻清朝的。
然而俗话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专制体制之所以具有刚性和隋性，是因为这种体制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官为本。掌权者充分体会到了权力的好处，又怎么会有革掉自己权力的动力？再说了，独裁者必然作恶多端，作恶越多，越需要紧握权杖来保护自己。历史和现实中虽然也有独裁者主动还权于民的特例，但更多的例子是紧握大权到最后一刻，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就不用列举了吧？
三
革命也好，民主也罢，其实都是手段，而非目的。革命或民主的目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发展，正义的阳光普照，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所以，韩寒的第三篇博文主旨是“要自由”。韩寒说：“民主，法制，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要自由）了。”
革命，是逼迫独裁者交出权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民主，是通过人民的选举权、舆论监督权等等来限制政府权力滥用的必由之路。如果没有实现目的的有效手段，又如何能得到你渴望的自由呢？须知，讨价还价，是要以双方实力相差不多为基础的。一方独大，你凭什么与人家讨价还价？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下令镇压，武汉革命军苦守弹丸之地，除了誓死抵抗，并没有与清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本。直到十八省陆续宣布反清或独立，清政府在袁世凯的要胁下，才不得不与南方谈判，才不得不宣布退位。我们都知道，在戊戌变法之前，大家就寄望于清政府改良，改了二十多年，只不过是在这也绝不那也绝不的前提下弄出个皇族内阁来愚弄国人。事实证明，统治者往往只听得懂枪声，而听不见乞求。
与虎谋皮可以，前提是你有了把老虎打死的能力。
四
说到民主，韩寒又唱起了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的老调。
这里，韩寒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悖论。试问韩寒：您是中国人吗？如果您是中国人中的一员，那么您的素质是高还是低？如果您认为自己素质高而别的中国人素质低，那么您应该特别说明：中国人并不包括我韩寒；或者应该特别说明：除韩寒之外的中国人素质低。如果您与普通中国人一样素质低，那么您也不配享有民主和自由。那么，您凭什么“要自由”呢？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明白，所谓国民素质低，不是不能实行民主的理由，而恰恰是不民主的结果。如果说人民的素质低就不能有民主，那么不民主将导致人民的素质更低。难道指望专制制度和愚民政策来提高人民的素质吗？
五
韩寒想要的自由并不过分，甚至有些卑微——“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顺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看完他的第三篇文章，我不禁哑然失笑。韩寒其实并没有“堕落”，但也没有成熟。他的乞求有些幼稚，有些搞笑。
韩寒写道：“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我忽然想起了被西门庆差点踹死的武大郎。武大伤重卧床，对潘金莲道：“我死自不妨，和你们争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须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归来，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怜我，早早服侍我好了，他归来时，我都不提！”
瞧瞧，武大郎在向潘金莲承诺“不清算，向前看”时，尚且知道抬出武松。如果没有武松的武力作后盾，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武大郎有资格向潘金莲、西门庆承诺“不清算，向前看”吗？
而韩寒先否定武松，即而开始乞求，居然又以胜利者的姿态作出了宽容大度的承诺，却不知这乞求是何等的卑微无力，这承诺又是何等的滑稽可笑！
六
最可笑的，是韩寒捣起了“党即人民”、“人民就是体制”的浆糊。
他说：“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
乍看貌似有理，其实大谬不然。这就如同将政府、国家、祖国混为一谈一样，很容易混淆视听。
且不说八千万党员和三亿党员亲属是否能代表十几亿中国人，即使是全民皆党，人民与党也不能混为一谈。
其实，从来就没有哪个党员认为自己代表党、自己就是党。中国人都有自谦的传统，只有在吹捧别人时才谀词如潮。如果哪个人时时处处吹捧自己“伟大光荣正确”，高呼自己“万岁”，不被人视为精神病才怪。文革之时，全国人民都胸戴毛像章、手挥毛语录、高呼毛万岁，唯独毛自己不戴自己的像章、不举自己的语录、不喊自己万岁。大概毛也知道，肉麻地自吹自擂是可耻的。而党员可以毫不脸红地赞颂党，说明大家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就是党，所以也歌颂起来就不以为耻。韩寒却说党“就是人民本身”，恐怕认可的人不多吧？
不用说人民不能代表党，就连党的总书记，也代表不了党。那么，党到底是什么？
在我看来，党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躯壳。谁能掌握这个工具，谁能操控这个躯壳，谁就能代表党。而普通党员，什么都不是！
如果把体制比作一条大船，那么入党就相当于拿到了一张挤进体制的船票。有了船票的乘客，不见得就能代表这条大船，不见得能够左右大船的航向。掌握航向的是船长以及掌控关键部位的少数人。如果大船偏离了航向，或撞到了冰山，那么，乘客也是受害者，对事故或沉船是没有责任的。而韩寒的逻辑是，既然人人有船票、人人在船上，那么人人都是船本身，船的缺点就是乘客的缺点，船出了事故，乘客都有责任。这不是捣浆糊是什么？当你认为“船的缺点就是乘客的缺点”的时候，胡作非为的船长们正在偷着乐呢！
七
当然，韩寒的文章绝非一无是处。我也不愿意看到暴力革命，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改良实现人的自由。我更认同韩寒所说的“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但是，我并不一味地反对革命，也并不痴心寄希望于改良。如果改良能够进行，那么根本就不可能出现革命。革命从来都是逼出来的。所以，当人们开始谈论革命的时候，往往是改良无望之时。时机不到，早来也会夭折；时机成熟，该来的总会到来！
那么，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办？韩寒大概把知识分子定位为“文人”了，他说：“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这番高论，更是莫名其妙！“文人”既然有自己的正义，当然要有自己的立场。既不能做依附强权的墙头草，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做“反向墙头草”，“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难道眼看卡扎菲不行了，就必须转头倒向卡扎菲么？
韩寒的三篇系列文章，其实反映了韩寒思想的困惑和迷失。我认为这是由于韩寒思想的不成熟，而不相信这代表着一代青年才俊向犬儒的堕落。毕竟，韩寒的名言曾让我视作知识分子的良知底线：“可以不为自由而战，但不能为高墙添砖！”愿韩寒能够遵守自己的这句名言。
（2011年12月26日）
补充几句：
我也不愿出现暴力革命，改良是最佳路径。但这不是愿不愿的问题，只有在改良之路不通的时候，才会出现革命。革命历来都是当权者逼出来的，不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所能奏效的。
我感到乐观的是，每一个时代的革命，总带有时代特色。
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全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打江山坐江山；
苏联带动下的“无产阶段革命”，是挂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
我们也应看到，还有一种革命，是民主革命，通过暴力或非暴力革命实现了民主转型。
以天鹅绒革命为代表的东欧革命，以及今天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民主革命，才代表了今天的时代特色。
我想，无论哪个国家发生革命，不太可能出现洪秀全式的革命了，也不太可能出现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了。毕竟，民主革命是当代的浩荡洪流。
认为今天如果发生革命就是流血暴政，就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实是以僵化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来预测未来。我们对革命没有必要过于恐惧。
韩寒要的是自由还是枷锁？
李钟琴
12月26日，就在韩寒发出《要自由》的那天，我写了篇《三篇文章看完，我才看清韩寒》。如今仍意犹未尽，想再说几句。
韩寒反对暴力革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毕竟中国人的观念是“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人之常情，情有可原。但是，韩寒忽略了一点，就是各个时期的革命，都带有时代特色。当代革命的主流，是推翻专制的民主革命，这是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看不清这一点，说明他的思想还停留在洪秀全时代。
至于韩寒认为中国人素质低的问题，我在前文中已作了辩驳，在此不赘。
在此想重点说说他的第三篇博文。因为他大大方方地向官方要起了“自由”，所以迷惑了很多人，网上有篇文章的的题目竟是：《要自由》奠定韩寒必将镌刻在争取自由的丰碑上。
韩寒要的自由，只是创作自由，而且善心大发——“顺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
韩寒表示，如果能得到他要的“自由”，那么，他将承诺：“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
我发现，韩寒要的所谓“自由”，只是一个空泛的名词，他并没有说出实实在在内容。比如说，他要的创作自由包含哪些方面，如何来保证这些自由，等等。
而他作出的承诺，倒是很具体。虽然只有两句话，内容却极为丰富。
一是“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什么事件敏感什么事件不敏感呢？这当然得由执政者说了算。人家感到敏感，那你就不能写！记得韩寒有言：“这个国家浑身都是G点。”也就是说，你们搞创作的，只要涉及近百年来的历史，就极有可能犯忌。
二是“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前一条承诺是历史的，这一条则是现实的。也就是说，凡涉及高层及其家族利益的，一律不能写！多高的层是高层？对生活在一个县城的作家来说，县里的书记副书记县长副县长就是高层；对生活在农村的乡土作家来说，镇上书记副书记镇长副镇长，甚至村书记村主任就是高层。韩寒还不如说：凡涉及上上下下官员以及有损其家族利益的题材都不能写！
请问，作家们还能写什么？写童话？写童话也有可能犯忌，君不见《皇帝的新衣》，分明涉及了“高层”。
所要的“自由”空而又空，给自己戴上的枷锁却是结结实实！这是在“要自由”吗？分明是在代表作家们（包括媒体的朋友）表决心嘛！只不过这决心表得非常巧妙，乍看像是讨价还价，再看有点像撒娇，其实是在主动自阉。
官方不便于明令禁止的，韩寒凭借其巨大的影响力出来禁止了。不知文艺界、新闻界的朋友响应否？
左：方舟子 右：韩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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