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31日星期日

爭鳴雜誌第460期


爭鳴雜誌第460期

  香港銅鑼灣書店負責人綁架事件,即使因為紅色恐怖的籠罩令港人寒心,但是還是一場使人目不暇給的連續劇,其中真真假假所構成的情節,更是引人入勝。

  綁架事件是否中共官方所指使,如果是的話,層級有多高?各界有不同的看法。建制派多為北京辯解,不相信官方搞的會如此「低莊」。這種認識,如果不是有意拍馬屁,就是對中共根本缺乏認識。即使自由派人士,也有人以為這是黑道出手,中共假裝不知情以維護自己的形象。

  哪裡知道,黨的喉舌《環球時報》很快承認這是他們做的,還強調必須這樣做的理由。《環球時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旗下的報章,自有消息來源及其權威性。香港支聯會則透露此舉乃因為該書店老闆要出版《習近平情史》之故,那麼這個做法是習近平親自下的御旨,還是部下拍馬屁所為,也是一個謎。

  文革期間,有關江青一九三○年代在上海的情史,雖然在國內嚴加取締,連趙丹都被連累,但是在香港並沒有採取任何措施,連當時江青前夫唐納都可以在法國壽終正寢。可是這次倒有點像一九八四年江南(劉宜良)因為出版《蔣經國傳》而在三藩市被國民黨軍情部門派人刺殺那樣。不過那一場刺殺刺激了蔣經國的改革,也宣示蔣家人不再接班,把兒子蔣孝武外放新加坡而難插手國內事務。中共領導人可有蔣經國那樣的眼光與胸懷?

  由於事件鬧得很大,尤其桂民海的瑞典國籍與李波從香港被綁架回深圳,成為國際事件,北京與特區政府被迫要找下台階。但是因為要顧及「面子」,編出不少劇本。由於遠離事實真相,所以即使沒有笑話百出,也毫無公信力。例如桂敏(民)海的自首,李波與綁匪結成朋友等等。

  根據香港傳媒的最新報道,為了給事件解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法委書記孟建柱親自南下廣州與深圳「協調」。為了給中共面子,還聲稱綁架並非官方所為,事後官方才插手。但如果不是官方所為,為何不一舉逮捕全部綁匪而須「協調」?可見再怎樣辯解,還是脫不了官方的身影。

  然而經過孟建柱的「協調」,「肉參」仍然未能得到釋放,可見綁匪背後人士的層級高過孟建柱,也就是高過政治局委員這個層級,那就是政治局常委那一級了。

  輿論猜測有兩個可能:一個,綁架是習近平親自下的命令。另一個可能,是主管宣傳部門的劉雲山,因為「禁書」是他的管轄範圍,其他常委不易插手;何況作為中共中央最高執行部門的中央書記處是由劉雲山領導。

  只是劉雲山此舉是奉習近平的命令,還是為了拍習近平馬屁?或者從「陰謀論」出發,他有意出習近平的洋相,不但踐踏「一國兩制」的底線來香港綁架,令香港人人自危,還讓所謂的「習近平情史」上了國際層級。傳說劉雲山的兒子涉及金融弊案,可能隨時鋃鐺入獄。

  綁架案對香港的言論自由起寒蟬效應自不待言,這也是劉雲山可以向習近平報功的理由,但是對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會引發什麼效應,或者會是香港「禁書」的未來內容。




蘋果日報- 拆招牌 - 李純恩

蘋果日報- 拆招牌 - 李純恩

拆招牌 - 李純恩

俄羅斯總統普金最近兩次大罵蘇聯開山祖師列寧,力陳列寧的不是,很有數典忘祖的氣勢。

共產黨的祖師爺如果是馬克思的話,那麼列寧就是二世祖。所以共產黨員一開口,就會說自己是「馬列主義」信徒。馬、列分不開,地位崇高,直到今天,中國有什麼喜事要慶祝,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就會出現這兩個人的畫像(其他還有幾個人的畫像,地位都不如他倆)。「毛澤東思想」在中國最英明神武的年代,也不敢僭越,排資論輩,一定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前後秩序不能搞錯的,搞錯就顯得大不敬了。

儘管中國今天其實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但共產主義的舊招牌是不可以換的,一換就會黨、國分家,大大的不好。今日中國共產黨內即使有人不信共產主義了,也不會公然說的,所以,「嚴重違紀」的貪官們也都是共產黨員,他們身在黨內心在錢,哪裏還想什麼共產主義?但招牌要扛着,扛着好行事,結果成也招牌,敗也招牌。因此之故,無論心中多麼不屑,也不敢像普金這樣公然罵列寧的,罵了列寧便動了根基,怎麼了得?

普金則沒有這種根基顧忌,雖然他在罵完列寧之後說自己還保留着共產黨員證,但那意思,只不過是留個紀念而已,共產主義在他心中,已經是過去式,他不介意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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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告別名采 - 李怡

蘋果日報- 告別名采 - 李怡

告別名采 - 李怡

這是我在「名采」的告別之作。有點難捨難離:這是我愛讀的小品園地,上下左右為文的大都是我老友,我參與其中,雖每週一篇,也像與老友聊天般愉悅。讀友留言更像直接交談了。不過,我不是離開《蘋果》,也不是離開小塊文章類的寫作,只不過搬了地盤。所以,大家都毋須傷感。

我今年八十了,不年輕了吧?是不是該封筆休息了?月中去台灣觀選時,堅哥賞飯,席間他問我繼續寫累不累,友人代答說最辛苦怕是寫「蘋論」了。我說不錯。歲數大了,反應、記憶與文思都不比從前,以前寫「蘋論」只需兩小時,現在包括查資料、構思到寫,總要五六小時,還要緊貼時事,精神壓力不小。回港後堅哥找我商定,原有的「蘋論」、「小評」和「小塊文章」都停寫,另闢一個千字專欄,週一至五刊登,可以繼續評論時政,也可以寫生活感觸。我思考幾天,決定專欄名為「世道人生」。後與美女老總飯聚,暫敲定在「隔牆有耳」版刊登。

我非常樂意並感謝堅哥的安排。在這安排下,我不須每週用三副腦袋去思考三種體裁的文字,而仍然可以寫原來想寫的東西。我仍然可以寫「蘋論」那樣的長槍和「小評」那樣的匕首,也仍然可以寫「小塊文章」那樣的生活和人生話題。而且,寫「蘋論」多少要考慮《蘋果》的立場,寫個人專欄就純然是個人意見了。一定更能夠直抒胸臆。想看我文章的,不須在各版尋找;討厭看的,不會在不同版面碰到。

停寫「名采」和「蘋論」傳出,陰謀論又出現了。拜托,這百分百是我的選擇。而且類似「名采」的文章,在新專欄每週會有一篇。在此拜謝「名采」小編讀友。

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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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爆竊符號之謎 - 馮睎乾

蘋果日報- 爆竊符號之謎 - 馮睎乾

爆竊符號之謎 - 馮睎乾


圖片來源:John Camden Hotten:A Dictionary of Modern Slang,Cant,and Vulgar Words(1859)

香港出現神秘符號,都說是竊賊的踩線標記,弄得人心惶惶。家母向來是驚弓之鳥,看了這些駭人耳目的新聞,就時刻留神門外有否蛛絲馬跡,還喋喋不休勸我提防竊賊,最後更在WhatsApp煞有介事傳來那張「踩線密碼圖」。我只好向她曉以大義。

「第一,呢啲唔係新聞,係舊聞,」我說,「二○一四年就有報道:十四鄉村屋爆竊案倍增,有人話見過一男一女扮地產經紀同買家,成日喺村屋外面用粉筆畫圈。嗰度二○一二年有十宗爆竊案,一三年升到廿二宗,犯案者全部係本地人。阿媽,你驚唔係問題,問題係你會唔會驚得太遲呢?」

我繼而問她:若發現門外有神秘符號,應該擔心抑或高興?她罵:「儍咗呀?有咩值得高興?」我說:「根據警方數字,舊年爆竊案有二千五百幾宗,我假設全部都係入屋爆格,而香港有大約二百五十萬個家庭,咁即係話,你屋企俾人爆嘅機會最多只有千分之一,係唔係?但我查舊年新聞,搵唔到一單爆竊案係確認事前俾人做咗記號嘅。即使大前年十四鄉嗰廿二宗,都冇話過幾多宗有符號。當然啦,你可以話新聞冇報道,唔代表冇。但如果真係冇,咁即係話根據過去紀錄,啲賊其實唔會爆自己mark咗嘅屋,反而專爆嗰啲冇記號嘅,呢啲神秘符號嘅功用,分分鐘好似《聖經》記載嗰啲門楣上面嘅羊血,可以幫你消災解難,仲唔值得高興?」

她滿臉困惑:「咩話?」

我接着說:「冇錯,啲賊的確會踩線,亦會留低標記,但係咪留低標記就一定爆你先?如果係,呢啲笨賊應該一早俾人拉清光。𠵱家全港有千幾間屋俾人mark咗,但暫時一間都冇俾人爆。好,我哋假設啲賊每mark一百間屋,真係會爆其中一間,即係話另外九十九間都仲好安全。即使你屋企有標記,你唔會俾人爆嘅機會依然好高,有幾高?0.99乘以0.999,即係0.98901咁高。」

她反駁:「你講咁多做咩?即係都有機會啦。」

我說:「係,我只係話,冇必要太驚啫。另外,呢啲新聞唔單止香港有,外國成日有。例如今個月德國城市Heilbronn,同香港一樣出現咗好多神秘符號,德國人叫做Gaunerzinken,當地市民又懷疑同爆竊有關。但當地警方話,舊年有六十一宗呢類案,大部分同爆竊無關,有啲只係細路仔塗鴉,當中只有兩宗比較可疑。一宗係有人發現門口渠蓋俾人畫咗個好大嘅D字,佢哋估呢個係法文dimanche──即星期日──縮寫,但呢家人冇俾人爆;另外一宗真係爆竊,附近亦發現畫咗三條線,但證明唔到同件案有咩關係。其實幾十年前開始,英國、法國、意大利都成日有呢啲符號,但從來無一處證明到同爆竊有關係。最好笑係一九八二年法國Bordeaux出現大量神秘標記,個個以為有賊,查一大輪先發現係推銷員留低嘅記號。仲有嗰張所謂密碼圖,其實唔同地方都有唔同版本,根本係假嘢。根據法國學者Jean-Bruno Renard所講,呢啲符號可以上溯到十五世紀,係當時縱火賊用嘅符號,十九世紀末嘅賊都仲會用嚟同隊友溝通,但𠵱家只係都市傳說。爆過伊莉莎伯泰萊間屋嘅英國神偷Peter Scott亦話,從來冇聽過現代嘅賊要用呢啲符號溝通。我自己查過,有本十九世紀嘅舊書叫A Dictionary of Modern Slang, Cant, and Vulgar Words,入面有張圖解釋英國有乞兒或小販,都係四處留低類似符號,話俾同行知邊家人慷慨、邊家人孤寒,令同行搵食可以更有效率。睇番歷史同過往新聞,用呢啲符號嘅人仲有推銷員、乞兒同流浪漢,唔見得一定係賊。」

「原來係咁!但係我覺得你始終都係要小心爆竊囉。」這就是家母的結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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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將普京當偶像 - 陶傑

蘋果日報- 將普京當偶像 - 陶傑

將普京當偶像 - 陶傑

大陸網民奉普京為偶像。民意如此,中國國家主席訪問莫斯科時對普京說:我覺得我很像你。

中國人尤其上一代崇洋而戀慕蘇聯,由列寧開始,本來沒有問題。但戀蘇情結延伸而折射在普京身上,就產生新問題,因為普京不是蘇聯領袖,普京還反蘇聯的列寧,普京熱愛的是沙皇。

沙皇的帝俄時代,確實是很偉大的國家,除了擁有偉大的文學,早就懂得向東方和東南方,「一帶一路」,除了奪得西伯利亞、遠至海參崴,還獲得中亞的哈薩克、烏茲別克,將蒙古種裔的遊牧民族,納入版圖。

帝俄的「一帶」,遇上中國人認為很偉大、其實不怎麼樣的康熙,「帶」走了烏蘇里江以東的一片;「一路」,卻遇上了盤踞印度的英國,手風開始不太順了。

英國在中國展開鴉片的貿易戰爭的同時,也跟俄國展開爭奪阿富汗之戰。並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後,與俄國爭奪伊犁。英國據有印度,必須在印度北面鞏固阿富汗、西藏、東突厥斯坦,以防沙皇進犯印度。

而東突厥斯坦,亦即所謂新疆,本來就是康熙的大清帝國主義用武力佔奪回來的。所以,歷史學家要超然而客觀,十九世紀末葉,英國、沙俄、大清國,在這片中亞地域鬼打鬼,其實跟一早被征服了、叫做滿奴的漢人,亦即「中國人」,半點關係也沒有。

英國在山形崎嶇的阿富汗打不過俄國,因為沙俄的軍隊佔有地利。在黑海邊的克里米亞平原,就打得贏了。克里米亞戰爭出了現代醫院制度的偉大的女設計師南丁格爾,今日香港之所以有QE、瑪麗醫院,因為南丁格爾的餘澤。

所以香港人親英,很自然。但今日的大陸中國人親普京,在歷史的邏輯上就有問題──沙皇是列寧的敵人,而普京又敬仰沙皇,而且自己要做新沙皇。如果中國人戀慕普京,則必須跟隨普京反列寧,而且最好將「新疆」送還俄羅斯。

這樣一來,思維就大混亂了。戀慕普京,是對自己智商的又一挑戰。中國人的思想已經夠混亂了,列寧已經上了你一次,還讓普京大哥再殖民一回,可真亂上加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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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旅遊禮儀】去旅行要得體 貼士應該要點畀?

蘋果日報- 【旅遊禮儀】去旅行要得體 貼士應該要點畀?

【旅遊禮儀】去旅行要得體 貼士應該要點畀?

新正頭是不少香港人去外地旅遊兼食好東西的時間。不過,食完好東西之後,要怎樣付貼士大家又知不知?

在香港,相信大家都習慣了隨心畀貼士,多少無拘,乃至不付也沒關係。但去到外地,當然最好先暸解當地習俗,不要學「鄰近經濟強國」的人一般見識,失禮了還在大嚷「我們在強國都是乜乜乜的」。

先來看看貼士界中的矛盾對決:

‧日本 一蚊都唔收

如果在非遊客區,你付款時又給了小費,店員大多會不明所以,再很禮貌地把小費還給你。事關在日本文化裏沒有小費這回事。而且若果你土豪上身,堅持要給小費,還眾目睽睽之下直接掏錢塞給店員,更會被視為在侮辱店家和店員。


在美國,就算餐廳服務不算太好,食客一般都照付10%的小費

‧美國 畀少咗都嬲

雖然並無明文規定,但絕大部份的美國人都一定會給小費,而且縱使服務不算太好,都會付賬單的10%作小費,過得去的則付15%,好到冇得彈的更是由20%起跳。這麼闊綽?其實這都是關乎人工問題。以紐約為例,最低工資為時薪9美元,但餐飲業的從業員卻例外,可以低至時薪5美元,而且是法例所允許的。因為當地早已把小費當成侍應薪金金的一部份,所以老闆們只需付較低的薪金,而食客亦習慣給予較多小費當成集體付人工給侍應,除非是極惡劣才不給小費。所以若果吃完飯,給少了小費,甚至乎完全不給,變相是減了侍應的人工,當然會不滿啦。

兩個極端的例子,其實都是在說明打賞貼士與否,打賞多或少,其實是建基於當地的文化和習俗,再來看看其他地方:


在美國,餐廳服務十分好的話,食客起碼會付20%的小費

‧中國、台灣、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

這些香港人常去的地方,文化上都沒有特別注重小費這回事,但有小費可收的話,侍應都會歡迎的,所以大家可以隨心就可以了。反而,若果有人打開手掌,在等收小費的話,就絕不是有禮的行為。

‧法國、澳洲、英國、德國、西班牙

這些地方基本上的餐飲基本上都已經有收取服務費,法國更是規定要收取賬單的15%,所以理論上是不需再付小費。不過若果欣賞餐廳服務的話,一般都會再加上10%的小費。

而餐飲以外,去旅行當然會住酒店啦,那小費又要怎麼算,基本上可以算是有通例的:

門僮:

如果有人替你拿行李,給小費時其實應該逐件計算,一件行李一元美金,如此類推。

房間服務員:

最好每日都給一次,每次約兩元美金。因為每日替你打掃房間的,很可能都是不同的服務員,如果只在離開酒店才一次過付小費,就只有那天當值的人才受惠得了。

另外,很多人都說這份小費在離開房間時,都應該放在枕頭上,又或者放在電視機上,以讓服務員明白這是給他們的小費。其實更好的做法,是把小費放到信封(酒店房多數都有提供,不然可在酒店禮賓處向職員詢問),再在其上寫上Thank You,這就清晰得多,避免誤會。部份酒店集團更會在房間中放置專用信封,鼓勵大家給予小費。

記者: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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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30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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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最美的风景只能是人,因为……

宋鲁郑
旅法学者,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十二年间,虽然笔者已经七到台湾,但每次都有不同的角度和新的收获,"2016大选"之行自然也不例外。

1月20日,观选活动结束,桃园机场一号航站楼应该10点45的飞机却晚点一个多小时。台湾政治和经济边缘化的国际现实以及大选期间一半以上大陆游客配额被减少,按理说应该没那么多人等飞机,正当我不解为何仍会晚点时,空姐的道歉通知却给了一个非常意外的答案:由于只有一条跑道!

台湾最重要、全岛最具国际性城市台北的机场竟然只有一个跑道,实在令人匪夷所思。难怪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曾说,看台北机场就如同第三世界。

台湾基础设施落后是大陆游客普遍的感觉,就是自由派人士到了台湾也只能说"台湾最美的是人"。其实放眼全球,基础设施落后是西方的共性。美国今天的基础设施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的,当时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但现在却已经三亿多人了,早就无法满足需求。张维为老师曾拿纽约与上海相比,发现纽约只有公厕一项胜过上海。

至于我本人所在的法国,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在巴黎乘地铁,因故障而误点几乎天天上演,破旧的地铁设施实在无法和发达国家划上等号。至于第七大城市南特为了修建新机场居然争论了五十多年,到现在还没有共识。

再看看台湾,仅仅51.3公里的桃园机场捷运建了二十年仍未通车,大巨蛋棒球场也是二十多年还未完工,这个效率恰和台湾民主化同步。而同一时期,大陆已经建成全球第一大高铁网——超出全球各国总和,这可和美国军费超出大多数国家总和一拼。可以说台湾民主化多长时间,整个台湾就停滞多长时间。昔日的台湾曾是四小龙之首,现在是之尾。所以2016年1月17日出版的《亚洲周刊》封面就是醒目的"台湾失去的20年",这是对台湾民主最恰当的评价。任何对台湾民主的赞美,在这个评价面前都会黯然失色,丧失说服力。我实在想不出,一个令台湾失去20年的制度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肯定的。如果从阴谋论的角度,恐怕这也是西方希望中国民主化的动机。我们不妨想一下,假如大陆也停滞二十年会是什么后果?13亿人将是什么命运?


需要说的是,香港回归后一直被海内外自由派否定和批判,但香港的人均GDP仅次于新加坡,位居四小龙第二。请问,被批评的难道不应该是台湾?需要引为榜样的难道不应该是香港?

就在此一刻,我的家乡山东省正在开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提出未来五年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五年完成180万棚户区改造、新建改扩建2000所幼儿园,2016年改扩建1500所学校。

山东不过是整个大陆的缩影。两岸对比,世人看到的是一个已经失去行动能力的台湾和一个高速前行、活力四射的大陆。

说句很坦率的话,台湾的民主之所以还能玩得下去,还能这样原地折腾,完全是要拜威权时代的经济发展所赐。我们不敢想像,假如民主早搞二十年,今天的台湾会是什么样子?只是很令人难解的是,各界对威权时代口诛笔伐,对今天的台湾却百般呵护。好在大陆民众已经觉醒,台湾"选举"时,美国多家媒体采访大陆游客,结果却听到这样的回答:"也许台湾更自由,但是没有经济基础的自由我不在乎。"(在法国,回答则是没有安全的自由毫无意义)。

台湾、西方都出现共同的停滞,原因并不复杂。一人一票时代,百姓只想分蛋糕,政客也故意迎合。印度虽然有世界上最多的耕地,还是土地私有制,但却是世界上饥饿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客热衷于选举前给农民送钱、送礼品,效果立竿见影,却不愿意投资长远的水利设施。当主要资源用于分配而不是建设的时候,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有发展?

另外西方发展到今天,利益集团已经十分庞大,足以决定国家的经济政策。想建高铁,航空公司和高速公路集团就不答应。民众要么是狮子大开口,要么就是钉子户。谁都知道要想工业化必须先修路,可是印度就只有一条高速公路。所以只要印度有民主,就很难赶上中国。而西方只要民主不发生质的变化,不用十年,中国就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最后自然是政治内耗。这就是福山所说的否决政治,极化政治。政党之间互不妥协,从理性的反对党蜕变成为反对而反对。台湾虽然是后来者,但却在这一点上丝毫不落后。国民党在野,凭借在"立法院"的多数,杯葛民进党。民进党在野,虽然"立法院"是少数,但凭借"暴力不合作运动",成功杯葛国民党。还洋洋自得"击垮了国民党",其实击垮的是整个台湾。所以我不只一次听到出租车司机这样的话:台湾的百姓还都是很善良,坏的只有政客,官商勾结。可是百姓能选择的就是这些政客。

曾力推马英九主导的经济示范区的"国发会"主委、中研院院士管中闵面对民进党恶意阻挠之后而愤而辞职。他辞职后找出一篇自己十多年前发表在《中国时报》上的文章,有如下的文字:"此刻的台湾,内部鏖战不休,无暇他顾,以致对外一片沉寂,但只怕内斗结束,推门一看,那个世界已经不是我们原先认识的世界了"。只是直到今天,台湾的内斗还没有结束,尽管世界已经不是原先认识的世界了。今天的台湾已是六缺社会:缺工、缺电、缺水、缺地、缺人才、缺德(台湾工业总会理事长许胜雄)。

如果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否能够发展作为标准,西方这一套制度虽然号称民主,但却徙具虚名而已,其早期曾经具有的活力已经丧失殆尽。我们完全可以自信地讲,大陆的制度才是今天最不坏的制度。只是今天的许多学人丧失了最基本的常识事实理性。两岸如此悬殊的对比,却竟然还要把台湾当作大陆学习的榜样。

台湾内生性的制度问题也是理解这一次"选举"何以如此冷清的切入点。

1月16日是"大选"的投票日。尽管一周以来的阴雨天气终于被明媚的阳光所取代,但仍旧没有改变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为冷清的"选举"。

过去很多人来台湾观选,未必对选举结果多么再意,他们最关注的还是颇有华人热闹特色的选举造势。敲锣打鼓、旌旗飘扬的选举车队、"候选人"声嘶力竭一遍又一遍似乎永不休止的拜票。真是你方唱罢我方登场。支持者认为是人民的节日,反对者则直斥闹剧。然而,今年的"大选",尽管可能要政党轮替,份量不同2012年,但冷清却成为岛内外一致的感受。

不仅"选举"过程冷清,根据我本人、其他团友以及其他观选团的团友与台湾社会各界打交道的感受也基本一致:表态不投票的人相当多,甚至有人去投票也只是为了投废票。16日当天在投票所参观时,也明显感觉投票的人并不踊跃。而"选举"后"中选会"的初步估计投票率仅66.2%,是1996年选举以来的最低点。

"选举"如此冷清,以致成为"候选人"之外另一个令人关注的特点。从积极正面的角度看,认为这是台湾民主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一个新兴民主社会走向更为成熟的阶段。确实,今天欧洲和美国,投票率都不高,而新兴民主社会或国家往往存在政治热情过度释放现象导致的高投票率。在经历一定阶段的发展后,选民的新鲜感逐渐丧失,政治热情也随之减退,投票率自然走低。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台湾民主是否走向欧美成熟阶段还言之过早,冷清的原因还是在民主制度本身。

从大的背景来看,台湾已经经历过两度政党轮替,但一个贪腐,一个无能,都令台湾民众极为失望。对民主失去信心的也越来越多。在台湾,也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谁上台都一样,反正解决不了问题。

第二个原因则是选情十分明朗,没有多少悬念。民进党蔡英文遥遥领先的态势一直都没有遇到挑战,选举的结果早已人人皆知。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和国民党都没有多大动力去造势,支持者参与的积极性同样不高。

第三个原因则是所有的候选人都是老面孔,蔡英文是第三次参加选举,第二次参加"总统"大选,国民党的朱立伦虽然是第一次竞选大位,但却是政坛老将。当过"立法委员",担任过两届桃园县长、"行政院"副院长以及新北市市长和现任国民党主席。亲民党的宋楚瑜则自从2000年以来几乎"每次都有他"。这些老面孔自然无法激发选民的热情。

第四个原因则是国民党内部的严重分裂,尤其是换柱风波,极大地挫伤和分裂了蓝营支持者。

本来,朱立伦担任国民党主席以来,最大的突破和成就就是首次以党内民主的方式产生大选候选人,结果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而这个失败竟然也是朱立伦一手制造的:他召开非常党代会以征召的方式,自己取代了洪秀柱。

这样的事例,可谓西方民主出现以来从未有过的。且不说朱立伦此前已经多次庄重声明要把新北市市长的任期做满,绝不参选"总统",他出来选举本来就缺乏正当性,更关键的是,不管有什么理由,换柱本身就没有合法性。

虽然洪秀柱没有退党,声明"党可以放弃我,我绝不会放弃党",但却无法对选民产生有效的影响。对蓝营的选民而言,他们不可能转投民进党,但又无法接受朱立伦,于是便消极以对。实际上,蓝营的支持者在台湾是大于绿营——这也是为什么尽管蔡英文一直领先,但却从没有超过45%,还没有超出自己的基本盘。一个过半政治力量的消极,台湾的选情不冷也难。

所以台湾此次"大选"的冷清,并不是什么民主走向成熟,台湾民众对民主的失望、对各政党的失望、一边倒的选情、蓝营支持者的心灰意冷才是根本的原因。

理解台湾的现状,还有一个细节不得不谈。

1月18日,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举办了三场研讨会。分别邀请国内知名学者萧功秦老师、我以及上海的两位教授。台湾政大长期关注两岸,但在台湾却是冷门,每次活动参与的人都不多。这次又恰逢假期,参与的人更是不多。尤其是第三场活动,是临时追加,网站上都没有预告。所以前来参加的一定是非常非常关心的群体。然而,就是这三场活动,却来了一位神秘人士,澳大利亚驻台北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从头到尾一语不发听到底,记录到底。

何以澳大利亚对两岸如此的感兴趣?原因不外两个。一是澳大利亚对大陆的经济发展过于依赖,两岸关系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二是澳大利亚和美国互享信息。

我一个是惊叹西方对信息的收集不留死角,一个是感叹台湾身处大国之间的艰难境地。台独人士整天叫嚷台湾的命运要由2300万人民决定,整个台湾岛都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人民还想决定台湾的命运。台湾要想真的能够在国际上有尊严,有地位,无人敢欺负,除了统一还有别的路吗?其实百姓还是很务实,谁上台并不重要,只要生活好,如果统一也能提高生活水平,他们也同样支持。

最后要谈的一件事是台湾方面对我们观选团的限制:不能开记者会,不能在"选举"场上登台,不能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一句话,不能参与任何政治性的活动。否则就会被驱逐。应该说,大陆人或者其他国籍的人,在台湾确实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资格。不仅在台湾,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是如此,这应该是常识规则。可是为什么常识规则到了中国大陆就会出现双重标准?比如香港"占中",许多组织者都没有香港身份,持有澳大利亚或者其他国家护照,但却照样组织政治性的抗议活动,甚至是非法的"占中"。而香港政府也不对之进行驱逐——就这样还批评香港自由在退步。更为奇怪的是,没有一个自诩是法治国家的谴责和反对,一向把法治挂在嘴上的自由派人士更是视为天经地义。看来法治也不是真空中的法治,更不是学理问题,而是现实政治。

最后自然是结论。在大国夹缝中的台湾,在经济困境中竭力挣扎的台湾,在民主政治死胡同徘徊的台湾,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统一。到今天为止,台湾民主的历史性试验作用已经接近完成,台湾也到了走向统一结束历史使命的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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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歷史的因果全相 - 陶傑

蘋果日報- 歷史的因果全相 - 陶傑

歷史的因果全相 - 陶傑

說香港大學生像吸了毒,這種話雖然坦率得可愛,卻是幾個有錢佬在飯局討論時局時的小圈子社交語言,如此權貴階級,在權力分佈懸殊的公眾之間這樣講,就像大陸人講的「任性」,即是公然挑釁了。

中國歷史的教科書,教到現代這部份,都很遮掩,偷天換日,譬如,一味講「列強」如何欺凌積弱的清廷中國,從來不講欺凌中國的原因,往往是清廷很愚蠢地先行挑釁。

首先,十九世紀的中國,並非一味的「積弱」,也是帝國主義。朝鮮、越南、緬甸,全部是向你進貢的藩屬,不是帝國主義又是什麼?

清廷的中國,最帝國主義的行為,是李鴻章指令袁世凱,派兵到朝鮮,公然干預朝鮮王國的宮廷鬥爭,將朝鮮的太上皇大院君綁架回中國囚禁。今天大罵美國綁架拉丁美洲的販毒總統回美國審訊是「帝國主義」,一聽到這種五毛論,我就想笑。

清國在鴉片戰爭之後,自己缺乏更新改革的能力,但此時英、法、俄,加上維新成功的日本,開始挑戰帝國主義的大清國了。這完全是達爾文弱肉強食的森林定律,鬼打鬼,讀到大清在十九世紀遭到「列強」宰割,切忌動感情,當做看好戲。

一八六〇年的火燒圓明園,是因為清廷虐殺英法的外交領事代表團,像伊朗火燒美國使館。一九〇〇年的庚子賠款,是義和拳恐怖份子在河北殘殺教士和中國天主教徒,像今日的伊斯蘭國。八國聯軍其實是當時的聯合國決議案,結盟攻打慈禧太后可以客觀公正而大膽地說:完全是替天行道,打得好。

當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看見德國和奧匈帝國聯手攻擊腐朽反動的帝俄,也大叫打得好。這就是進步而革命的世界觀。列寧是中國人民的祖宗牌位,身為中國人,讀十九世紀的中國現代史,你要向列寧學習。

香港即使恢復什麼中國歷史課,也沒有用。一八四〇年之後的中國歷史,無論哪個政權寫的,都是經篡改、刪節、顛倒的歪書。用邏輯常識、追着教師層層問下去,教師一定答不上來。

在這方面,一點也沒有錯,豈止大學生,中學生確實都給餵用了毒品。若想停止吸毒,像薄瓜瓜和許多中國官三代,快點想辦法去牛津劍橋吧,英文不夠好,捐款也可以。

沒有錢的話,或你爺爺不是殖民地時代的銀行家?那麼Sorry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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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29日星期五

环球时报:86岁的索罗斯开始危言耸听博眼球了

86岁的索罗斯开始危言耸听博眼球了
2016-01-27
       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日前在达沃斯论坛期间宣称,中国经济正在硬着陆,他已经做空了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他将要做空亚洲货币。从他说话的上下文看,人们自然认为他要做空的包括人民币。
       索罗斯对中国并非很了解,虽然他的儿子经常跑香港,但他本人很少来中国。与其他著名经济及金融人士比起来,他同中国经济界打交道也不多。这可能与他年迈有关,他今年已是86岁高龄。
       然而索罗斯说起中国来却一副很在行的样子。西方媒体界确有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心,彭博社因此问他是否正在期待它的发生。索的回答是"已经开始发生了,我不是期待硬着陆,我是在观察"。
       "硬着陆"这个词有多个含义,金融界谈论它与舆论界使用它,所指未必是一样的。公众理解"硬着陆"往往是指重大经济危机,金融界可能会用一些量化标准界定是不是它在发生,比如经济增长率一年下降1到2个百分点。
       然而即使按照金融圈子里的定义,中国经济也归不到硬着陆一类。2015年中国的GDP年增长率6.9%,比上一年下降0.5个百分点。关于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几乎看不到它会继续下降1个百分点以上、将中国带入"5时代"的预测。
       现在有两种可能,一是索罗斯年事过高,有点"糊涂"了。加上他的确不了解中国,不知经济新常态有我们主动调结构、去产能的因素,他还在"唯GDP主义",以为中国增长率低一些就"真的垮了"。此外也许他愿意在达沃斯出出风头,因而要说些惊人之语,于是就信口开河博注意力,重温自己巅峰时期的"中心感"。去年5月,索罗斯还危言耸听称,如果中国经济失败,可能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二是这个人就是老谋深算,真打算做空人民币,于是借达沃斯这个场合向外放风,争取在全球金融界中制造"中国不行了"的恐慌,推动"羊群效应"的形成。光靠索罗斯手里的那点资金来给中国捣乱,只相当于餐桌上飞来一只苍蝇。索罗斯要想从"做空中国"牟利,就必须把大家都忽悠起来,形成"踩踏",他作为最有准备、也最善于只踩别人而自己不被踩着的"做空老猎手"大赚一笔。
       然而索罗斯有可能犯一个很多西方人已经犯过的错误:完全以西方的那一套测量中国。西方经济体比中国先行一步甚至几步,因而有一份独到见识。但是有一个关键问题那些西方人都没搞懂,也很可能就是搞不懂,那就是中国社会的巨大体量、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对经济的重大影响。
       中国社会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极强,公众信心的深层要素十分稳固。中国人清楚感觉到这个国家在"主动调整",我们有很多难题需要克服,局面确有几分艰难,但这一切同整个国家的经济"失控了"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国的经济潜力和政治潜力都很雄厚,人们对未来满怀憧憬,要说国家经济的列车马上就要熄火了、甚至要倒着往下溜,刹都刹不住,从此人们的日子将一天不如一天,在中国几乎没有人相信。
       中国经济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但我们自己的主导权已越来越多。中国的消费形势逐年看好,大量服务业来到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大萧条"与正奔向全面小康的中国不会有缘。
       本来索罗斯说几句唱衰中国的话,不值得我们重视。他年岁那么大了,强求他搞懂中国太难了。只因他的论调有可能被扩散开来影响国际金融界的看法,我们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说话,做必要的"消毒"。欢迎索罗斯来中国接触几个喜欢发牢骚的网站小编吧,他们算得上是中国社会的"基层代表"了,听听他们如何说国家的未来,怎样谋划自己的生活。索罗斯"不接地气"太久了。▲

环球时报:海外追赃,为何成功率超低

海外追赃,为何成功率超低
2016-01-27

  追逃追赃是国际反腐运动的一个热点。按照俄罗斯总统普京26日在俄反腐会议上的说法,俄已追回的赃款连总额的4%都不到,他敦促官员完善反腐机制,加大追讨力度。同一日,法国《新观察家》发表文章爆料说,"埃及革命后5年,穆巴拉克在瑞士的巨款依然存在"。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东南亚国家到现在的俄罗斯、埃及、突尼斯等国,回顾全球的追赃史,多少有点"雷声大雨点小"的无奈。笔者多次参加国际追逃追赃的研讨会,深感一些国家要追回被贪官转移到国外的不义之财难度极大,过程复杂。从这些国际案例中,重拳反腐、正在建立国际追逃追赃常态化机制的中国也可找寻经验,避免遭遇同样陷阱。
  追赃成果3.6%,普京很着急
  美财政部高官25日罕见发声说"普京腐败"后,俄方26日对相关指责一一驳斥。同日,普京在莫斯科主持反腐工作会议,要求有关部门采取更严厉措施,严打各类贪官,全力追逃追赃,挽回国家遭受的损失。普京罗列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只追回3.6%的外逃资产。笔者多次到俄罗斯,所见政府官员,没有不抱怨英国当年给别列佐夫斯基等金融寡头提供政治避难、西方对待俄反腐持双重标准的。2013年3月23日,逃到英国十几年的别列佐夫斯基离奇死在居所浴室里,别氏这么一走,其卷走的巨额财富俄当局已很难追回。别氏为隐匿财产,光在荷兰就注册成立600多家公司,并在其他避税天堂或严守银行秘密的国家开立几百个空壳公司和名义银行账户。此外,英国出于两国关系冷淡以及西方对俄制裁等原因,不愿向俄罗斯遣返被通缉的寡头和返还赃款。
  "阿拉伯之春"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4国追逃追赃也不顺畅。据美国非营利组织"全球金融廉洁机构"2014年的统计,这4个国家的贪官藏匿在西方国家的财富约为1650亿美元。尽管许多贪官资产已被冻结,但迄今为止突尼斯等国追回来的赃款只有区区不到10亿美元,仅占总数的0.6%,其中又以豪宅、房地产以及游艇等奢侈品为主。这4个中东国家中,只有突尼斯政治过渡基本符合西方的期待,在中东建立民主样板,是扶植"公民社会推动国家和平转型"的典型,西方国家乐得给突尼斯新政权一个人情。对于突尼斯的追赃要求,西方国家还算大力协助,但值得一提的是,突尼斯外逃资金规模在这几个国家中也是最小的。
  2010年和2012年,笔者参加在巴西和马来西亚举办的国际反腐大会,在追逃追赃的专场讨论中,听到埃及的政府官员介绍,穆巴拉克把大约700亿美元资产分散到在苏格兰和瑞士的多个银行秘密账户中,并在伦敦、纽约、洛杉矶投资房地产,因此如何证明这些是他的财产,而且是腐败所得很难。至于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有多少财产根本就是个谜,各种猜测从300亿美元直到2000亿美元,相差悬殊。"全球金融廉洁机构"估算,卡扎菲的资产应在600亿美元左右。因此有人质疑,中间这么大的"缩水",是不是被西方国家银行和相关部门中饱私囊了。还有的人说:"法国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卡扎菲是一个专制的独裁者,但萨科齐2007年竞选总统时,卡扎菲却提供了5000万欧元的政治献金。这样的资金来往,能通过正常的银行交易吗?"
  根据世界银行所属的"返还被盗资产倡议"的统计,从1999年到2014年的15年间,全世界各国追讨回来的资产不足50亿美元。另据经合组织统计,2010年至2012年,经合组织成员国冻结的"被盗资产"约14亿美元,但被返还的只有大约1/10。
  菲律宾和乌克兰幸运拿到赃款信息
  这些年,笔者在马尼拉参观过菲律宾前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的"鞋屋"、在基辅到访过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住过的豪宅,在这样的"腐败博物馆"走一走,对腐败给一个国家的重创会更有感触。上世纪70年代,菲律宾还是亚洲最富国家之一,超过新加坡、韩国,那时的伊梅尔达呼朋唤友"打飞的"到纽约第五大道购物,穷奢极欲,恐怕她自己都想不到国家几年后就因腐败等原因开始衰落。
  2003年,笔者曾在柏林和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有过一番详谈,了解菲当年是如何向瑞士银行追讨马科斯非法财产的。在众多海外追逃追赃中,菲律宾相对来说是成功的,根据阿基诺夫人的说法,他们"也是运气好",当年马科斯总统仓皇出逃时,大批日记和文件没有带走,上边详细记载了他们家庭在瑞士和其他金融中心的账户和交易信息。另外一些被马科斯带走的重要文件也在夏威夷机场被美国海关扣留。这些清晰、完整的记录让菲律宾政府在海外追赃时事半功倍。2014年,亚努科维奇出逃时也是慌不择路,没有来得及销毁所有的重要文件和档案,留下众多罪证。
  菲律宾和乌克兰能第一时间掌握腐败领导人的财产状况可以说很幸运。海外追赃,首先就要确定资产的数额、确定它们是否跟腐败犯罪活动有关。媒体要的是煽情,法庭讲的则是证据。对提出追赃要求的国家来说,最困难的就是确定那些独裁者和贪官把多少资金隐匿在哪个国家、存放在哪个名下的账户、购置了哪里的房地产,在哪些项目上进行了投资——客观说,掌握这些证据有一定难度。这一步做到后,才能要求资产接收国冻结相关赃款,然后,才能谈没收和遣返。如果追赃国无法掌握贪官卷走的资产数额、藏匿地点等准确信息,那么,接收国更不会主动提供。
  按照世界银行的说法,发展中国家贪官腐败导致国家贫困落后——每年可造成损失达200亿到400亿美元之巨,如果这些钱能够用来投资教育、医疗,会使贫困人口受益。但西方媒体很少提到每年全球的逃税,特别是跨国公司从发展中国家巧取豪夺的财富,就达9000亿美元!全球投资的30%也是通过海外避税天堂进行。这些"非正常资金流动"被排除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打击范畴之外。这套地下金融体系和机制是国家经济治理体系之外的替代,它们极大地扭曲金融运作,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在要求接收国冻结赃款前,追讨国家法院还必须做出判决,要求赃款接收国法院执行冻结请求。据阿基诺夫人的介绍,她刚就任总统时,其第一号总统令就是成立"总统良治委员会",专门追查马科斯及其亲信的全部非法所得。第二号总统令是授权该委员会向外国提出冻结、没收和返还上述资产。这些总统令赋予追逃追赃以法律的权威和代表国家的意志,对西方一些国家的法院也能产生一定作用。
  追讨国可对外逃贪官提民事诉讼
  从菲律宾等国的经验看,一个国家追逃追赃一般有三种方法:第一,在刑事判决之后没收财产,按照司法互助协议要求外国执行。这是中国现在所用的方式。第二,由法律执行机关在没有刑事判决的情况下,通过法定民事追回程序,把腐败资产作为犯罪所得予以没收,并按照国际合作公约,要求外国执行。第三,私人民事诉讼,由国家或其中一个机构(如腐败分子所在机构或单位)提出,要求就某人腐败所造成损失提起"追缴其腐败资产,用于赔偿债权人损失"。这个方法,很多国家并不了解,原因是缺少熟悉不同法系的专家,更怕实施有难度。西方对突尼斯的大力支持就包括帮助它先制定一个《国有法》,据此再以民事判决的形式,向资产接收国法院请求执行,这样,就可以绕开许多刑事判决取证困难的技术障碍。
  别列佐夫斯基案就可以采取这样的民事诉讼。但俄罗斯法院对别氏提出的是刑事判决,它不可能为普通法系的英国法庭所接受,相反,西方国家一直认为俄罗斯是在打击政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俄罗斯改从民法入手,以民事判决形式向英国法庭送达,并鼓励相关当事人向英国及其他别氏隐匿赃款的国家提起民事诉讼,就有很大机会要求英国和这些国家执行,让俄罗斯债权人得到部分赔偿。
  卡扎菲的例子也是最适合"非经判决的返还请求"的。据德国专家介绍,卡扎菲光是在德国中央银行就有19.6亿欧元,他在德国其他银行里还有200多个账户,分别以他本人和家人的名字开立,还有以利比亚中央银行和外国银行名义开立。2011年德国当局已冻结卡扎菲的巨额资产,但由于利比亚内乱不断,如何返还这些赃款至今还没有提上议程。
  追逃追赃是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其困难和阻力都不会小。对于中国和很多追逃追赃国家来说,最难的是缺少相关法律专家,要做到熟悉不同国家和不同司法制度下的银行运营和金融操作业务。另外,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中国国内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不易为某些西方国家的法院接受,因此难以执行。如果中国能对贪官提起民事诉讼,把民事诉讼送达外国,接受和执行的难度相对要小很多。如何在离岸金融中心、秘密账户和最终受益所有权人等金融管理的死角,引进公开和透明也是中国追逃追赃努力的方向。▲(作者为旅居挪威的华人政治学者)


蘋果日報- 家長出城謀生子女難同行 留守兒童「有父母的孤兒」

蘋果日報- 家長出城謀生子女難同行 留守兒童「有父母的孤兒」

家長出城謀生子女難同行 留守兒童「有父母的孤兒」

【《蘋果》記者謝榮耀、彭志行、黃兆康、蘇汝卿貴州報道】

中國貴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原來有四分一的兒童人口,仍然是被忽視的一群,他們被稱為「留守兒童」。留守兒童缺乏大人照顧,問題頻發,被殺、自殺、性侵不計其數。《蘋果》記者日前深入問題重災區貴州畢節市山區,當地極為貧乏,父母為了生計,不得不離開孩子到城市打工,亦令這些小孩儼如「有父母的孤兒」。有學者指,留守兒童成因是中共當初為了維穩,實施「將農民綁在黃土地」的戶籍制度,活活將多個家庭拆散,無數兒童自小活在沒有父母愛護的世界。

「好像是兩年前、還是三年前,不知道!」在畢節山區居住的楊賢樂今年11歲,父母及姐姐在上海打工多年,幾年才會回來一次,他已忘了他們上次回來是甚麼時候。他們離家這麼久,賢樂只記得父母打過兩、三次電話回來。賢樂現在和只有8歲的妹妹,及已年過七旬的祖母居住在山上一間木屋。在這個山區,冬天的氣溫徘徊0℃以下,冷風從門縫吹入,簡陋的木屋根本難擋寒風刺骨,賢樂只好跟妹妹和祖母三人一起圍爐取暖。


■只有11歲的楊賢樂父母離家打工多年,他和妹妹與嫲嫲一起在貴州山上的木屋居住。謝榮耀攝


■ 貴州山區終日被霧籠罩,不見天日,冬天更見寒冷。 謝榮耀攝


■楊賢樂要負責農務,餵豬已是比較輕鬆的工作。


■山區的留守兒童天未亮就要走山路回校上課。

全國近7,000萬留守兒童每日賢樂都要和妹妹走陡峭的山路到學校,花上近兩個小時,離家時天未亮,回家時天快黑。家中只留下老人及小孩,賢樂就算覺得累也要負起照顧妹妹及祖母的責任,下課幫手耕種、餵豬,夏天時更要揹上十餘斤農作物來回山間。自覺要堅強的賢樂,就算想念爸媽也不能讓人看見:「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哭。」也許是把自己的身世投射到流浪動物身上,賢樂在外撿了一隻捱冷捱餓小貓回家照顧,「因為我覺得牠太可憐了,在外面找不到吃的,很冷」。賢樂表示,就算有機會到上海跟爸媽一起生活,他也不會丟下一直相依為命的妹妹:「要去,全家一起去。」

像賢樂這些從小就沒有父母照顧的小朋友並不只是貴州畢節的問題,在中國,這樣的小朋友有近7,000萬,以中國有近2.8億兒童計算,即每4個小孩,就有一個是留守兒童。

一直關注留守兒童問題的時事評論員劉銳紹稱,戶籍制度上世紀50年代開始實行,把人民劃分為二元戶籍,即農村人口及城鎮人口,意圖將「農民綁在黃土地」,不能讓農民知道城鎮在剝削自己,「原來城市咁好,佢(農民)感覺得城市人剝削緊農村,可能會唔聽話,會作反」。


■寒風從破爛的窗戶吹進課室,小朋友只能夠默默忍受。


■小朋友在願望樹寫下心願,希望爸爸媽媽早日回家。


■留守兒童是被忽視的一群,在山區缺乏大人照料。

農民工城市辦學被逐直到1990年代城鎮與農村的經濟差距拉闊,農村的勞動力要到城鎮打工,但孩童因沒當地戶籍不能得到政府入學資助,又付不起私校高昂的學費,他們只能留在農村當留守兒童。劉又指,農民工曾在城市合辦學校給子女就讀,但地方政府覺得他們在佔用社會資源,最後將孩子趕回農村,只留下勞動力。

留守兒童問題發展至少20年,近年中共政府才意識到事態嚴重,去年提出戶籍改革,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前日亦稱:「決不能讓留守兒童成為家庭之痛、社會之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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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與父母少溝通 易受朋輩影響

蘋果日報- 與父母少溝通 易受朋輩影響

與父母少溝通 易受朋輩影響


■一名涉事少年隨警員到警署助查。

【本報訊】去年首10個月,全港共有3,702名失蹤人口,當中不少是離家出走的青少年。香港遊樂場協會油尖旺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主任李德惠表示,青少年離家出走大都因貪玩及受朋輩影響,曾有個案有青少年一年出走多次,令父母身心俱疲,最終需向法庭申請保護令。

李德惠稱,在她接觸的青少年個案當中,有不少曾不止一次離家出走,大都只限一至兩日左右,之後就會歸家。她指出,離家出走的青少年,大都與父母甚少溝通,他們深受朋輩影響較深,有人起哄說要玩,他們難抵誘惑一窩蜂追隨。李德惠建議家長應多點與子女溝通,要清晰讓子女知道父母並非剝奪他們去玩的權益,只是擔心其安全,最好雙方約法三章,建基於互信關係上,令他們外出玩得開心,父母又放心,子女明白父母用心後,大都願意接受合理管束。

■記者曾海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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