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8日星期五

土地多的是 - 陶傑

土地多的是 - 陶傑

特首施政報告,又引起不滿。不是沒有建屋大計,而是沒有顛覆型的新意思。

譬如,土地短缺,有大把可以開拓。首先,將香港的各大監獄:赤柱、石壁、芝麻灣什麼的,北遷到廣東腹地,監獄用地即刻可以騰出來建住宅。

犯刑事,一聽說要去大陸服刑,即刻魂飛魄散,信不信由你:一舉兩得,香港的罪案也會少許多。

從前英國的囚犯流放澳洲,新加坡馬來亞的囚犯放逐婆羅乃,法國有一個圭亞那,在加勒比海,還上演過一齣「巴比龍」呢。誰說監獄一定要在本土?不錯,台北有一座土城監獄,但孤懸太平洋,也有一座火燒島。

赤柱監獄一搬遷,「保育」也可以有一部份。譬如從前「三狼案」執行死刑密室,就不必拆,原樣保留在中間,四周夷為平地,建成屋邨,讓父母帶着孩子走過時訓誡:長大了,不要做壞事,不然你看,就是這等下場。

中國的「解放軍營」也不必要這許多,駐紮在深圳東莞,效果一樣。加起來,土地夠多的,一點也不用再去新界徵收農地。

還有哥爾夫球場、木球會、草地滾球會,從清水灣到九龍的佐敦鬧市,此等場所,純粹是殖民地時代特權產物。有幾個香港人會打草地滾球?土地收回來,也建居屋公屋,香港人口再多兩百萬,也夠地方。

人家英國殖民地政府,本來在遮打道有一個木球場,洋人在打球,黃包車夫在外面拉車,又是「華人與狗」的特權禁地。但七十年代末期,英國人眼見時勢變了,不必你來要求,也不必諮詢,主動把地交出來,這點洞燭先機的智慧,後來「當家作主」的人,再投胎十次,也學不到。

特區的「施政報告」,是模仿殖民地總督的「承傳」動作,喜歡東一句「高瞻遠矚」,西一句「長遠規劃」,中環人也時時學着洋人說「在盒子以外思考」,全是泡沫口號,怎怪得香港人覺得殖民地好?最怕貨比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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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在中国不曾消失的义和团

http://wap.vivame.cn/u.ashx?i=fenxiang;12982;145
张鸣:在中国不曾消失的义和团
多少年来,义和团作为戊戌维新反动的一面,长期被刻意遮蔽,教科书甚至会把这两个原本对立的运动,说成差不多一回事。其实,在义和团运动中,不仅康梁和光绪是绝对的反面角色,连那些洋务派的官僚,也都是敌对势力,只要有可能,都会被杀掉。
毕竟,教案冲突的这些年,也是中国一点点现代化的过程。洋务搞了几十年,义和团发生的当口,中国不仅有了轮船,还有了火车和洋机器的工厂,军队也装备上了洋枪。义和团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戊戌维新失败后的一种"反动"。我们这个民族,顺理成章的自救与反抗,应该是维新变法。
19和20世纪之交,中国出了大名。一时间,成为各国媒体每日关注的头版头条。可惜,国人的出名,不是因为好事,而是由于滥杀教民和传教士以及围攻各国的使馆。19到20世纪,中国人给西方最大的刺激,就数"拳乱"。
从文化的角度,义和团运动应该算是一个古老民族,在面对西方侵略和文化冲击之后的一种基于传统力量的反弹。但是,这种反弹,其实也有可能采取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形式。
毕竟,教案冲突的这些年,也是中国一点点现代化的过程。洋务搞了几十年,义和团发生的当口,中国不仅有了轮船,还有了火车和洋机器的工厂,军队也装备上了洋枪。义和团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戊戌维新失败后的一种"反动"。我们这个民族,顺理成章的自救与反抗,应该是维新变法。
甲午战争,中国这个学习西方的中等生败给了优等生日本,亡国灭种的危机最大限度地激发了这个古老民族的觉悟。在变法的问题上,其实无论西太后还是光绪帝,都是一致的。但是,现实存在的帝后二元权力结构,却阴差阳错地在变法过程中,使得帝后成为势不两立的"政敌"。
不甘退出权力舞台的西太后在保守派的拥戴下,发动政变,尽废新法。但是,此举不仅伤及清朝与西方列强的关系,而且形成了一个政治上无解的尴尬--变法是为了应付亡国危机,不变法,但危机却仍在,政治上向后转的清政府,将如何应付呢?似乎唯一的选择是,向后转,从传统中寻求抵御西方的武器。
大传统武器库里已经没有了,只好面向小传统,眼睛向下,从民间文化,民间信仰里寻求出路。这个时候,愈演愈烈的民教冲突,使得跟西太后有同样焦虑的地方官们,有了一种新的发现--民气可用。不仅民气可用,而昂扬的民气中,民众还有一个法宝,那就是刀枪不入的法术。
这个法术,在西太后派出可靠的大臣现场查看之后,居然确定是真的。这个信息,给了这个一向谨慎的女强人一种从未有过的底气。特别是当保守派刻意激化西太后跟列强矛盾,制造假照会让西太后交权之后,西太后终于不肯再忍,破釜沉舟,支持义和团,跟列强决裂,发布了清朝历史上唯一的一份宣战诏书,对西方十一国宣战。
被视为朝廷救星的义和团,其实是一大群分布甚广的乌合之众。所有义和团的领袖,无论是朱红灯、本明和尚还是赵三多,甚至于后来的曹福田,都算不上是义和团领袖,他们顶多是一个部分团民的头儿。刀枪不入的法术,是义和团的标记,但这个标记,却是由一群具有相差无几的气功本领的老师,走街串村传授的。这些法术经过无所不在的民间教门改造,流传民间,就变成了救世的法宝。
他们的法术,对于应付枪炮没有任何用处,但有时却可以蒙人,动员很多人加入。需要澄清的是,当时并没有所谓红灯照这种妇女组织。所谓的红灯照,只存在于某些富于幻觉的人们的传说中,一些人甚至幻想她们可以飞到外国,用红灯把俄国和日本的首都给烧了。厉行禁欲主义的义和团里,的确存在若干女人,男人簇拥的女人,比如黄连圣母。
为了让人们相信自己的法术和神通,义和团把自己可怜的知识储备中的所有都倾囊倒出,有八卦的名号,有符咒的使用,还有来自戏剧小说里的神仙和英雄,从关羽张飞到悟空八戒,应有尽有。
当然,这样的义和团和他们的法术,对于抵御八国联军基本没有什么用处。几万团民,甚至几个月都打不下由30个洋兵把守的西什库教堂。众多义和团研究列举的义和团战绩,绝大多数都是清朝正规军的。建立在虚幻的法术上的勇敢,是靠不住的。
尽管他们的确进行了抵抗,也牺牲了很多人,但却没有对八国联军造成太大的威胁。他们实际上是被清政府利用了,确切地说是被保守派利用,当了替罪羊。而且当逃亡到西安的西太后决心讨好列强之后,义和团被无情抛弃,遭到了清军和八国联军携手的镇压。这种镇压,消灭了义和团,但也从此最大限度地消减了清政府的合法性。
义和团运动过后,从晚清到民国,义和团都是一个国人最不愿意提起的话题。"拳乱"已经成了野蛮的象征,而知识界一直在追求文明。但是,义和团的阴影却从来没有真正褪去。即使在刻意讲究文明的"五四运动"中,依然有洋人下毒这种义和团式的谣传。现代革命在中国兴起之后,义和团逐渐获得"平反",知识界的非基督教甚至反基督教倾向,再次浮现。
再后来,在一轮又一轮的革命浪潮中,所有当年教案的流行说法,就都变成了课堂上的历史讲述。也许由于这种革命传统的历史观,在涉及西方的事项上,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一有风吹草动,义和团的情结马上就会冒头。多年教科书的教化,以及教科书精心选择的几张义和团的照片,已经形成了一个刻板印象,刻板的道德化印象。
更糟的是,这种刻板印象使得某些人相信,只要爱国,义和团就是榜样,至少是榜样的一种。凡是否定义和团,就有汉奸的嫌疑。多少年来,义和团作为戊戌维新反动的一面,长期被刻意遮蔽,教科书甚至会把这两个原本对立的运动,说成差不多一回事。其实,在义和团运动中,不仅康梁和光绪是绝对的反面角色,连那些洋务派的官僚,也都是敌对势力,只要有可能,都会被杀掉。
这样一个连人们持有一支外国铅笔都可能因此而掉脑袋的运动,在今天满大街追求洋名牌的社会里,居然还有市场。一些浑身洋名牌,满口英文的大学生,在民族主义热血沸腾的时候,脑子里居然义和团的阴魂不散,即使留学到了美国,义和团阴魂还是不散。
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没有认真清理过义和团的"遗产",1949年之前羞于谈,1949年之后兴奋谈,改革开放之后,含糊谈,或者回避谈。这样的话,人们心里的那个义和团阴魂,无论如何都去不掉。因为,这个阴魂,跟我们的传统,跟我们民族古老文化心理,息息相关,跟我们后来的革命传统,也息息相关。
一百多年过去,义和团的阴影仍在,话题也时不时冒出来,无论是否定还是肯定,赞扬还是咒骂,其实,真正了解这个运动的人,并不多。(完)
文章来源:9个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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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压力最小的工作

2013年压力最小的工作
美国Careercast.com网站近期发布了2013年压力最小工作排行榜,这个排行榜源于《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从1995年开始评选的年度最佳工作和最差工作排行榜。但在2009年,《华尔街日报》不再评选这个榜单了,于是这项工作转交给了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卡尔斯巴德的美国职业和工作排名网站CareerCast.com。每年4月,这家网站根据100多项标准,从200种工作中评选出最佳工作和最差工作排行榜。今年是CareerCast网站评选压力最大和压力最小工作排行榜的第三个年头。为了衡量压力最小的工作,CareerCast 分析了数据库中的200种职业,评估了可能引发压力的11种不同的工作要求,包括出差、成长潜力、竞争力、体力要求、危险性、环境条件和危及自身及他人生命的风险。
最终,2013年登上压力最小排行榜首位的是大学教授。教授们比我们大多数人的工作压力小得多(但也有不少教授看到榜单后反驳这种说法)。除非他们在暑期学校授课,否则大学教授会在5月到9月间放假,他们会在每个学年期间享受漫长的假期。即使在学校授课期间,他们也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在课堂上。
对于终身教授来说,他们在出版着作和发表文章方面有些压力,但是这些工作很少有截止日期。大学教授的工作环境通常舒适而文明,他们很少需要出差,也许会参加一两次会议,但是并无强制要求。在薪酬方面,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数据显示,大学教授的年薪中位数是6.2万美元,这笔钱并不多,但是足够维持生计,尤其是在大学城里。另一个好消息是: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各所美国大学预计会在2020年前增加305,700名兼职教授和终身教授的职位,这让未来有机会加入这一职业的人数变得更多。
据CareerCast的发布人托尼・李(Tony Lee)称,榜单中这些压力最小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点:自主性。他说,"在这些工作中,往往没有人追着你、迫使你完成任务。"他指出,大学教授只需要完成自己的工作,"他们基本上就在自己封邑内为王。"在压力最小的工作排行榜上,其他的工作也是同样如此,包括排名第二的裁缝。托尼・李补充说,"在这些职业中,你在从事自己完全能够胜任的工作,你是这方面的专家,知道如何把工作做好。"
对于医疗记录技术员和医疗实验室技术员来说也是如此,这两种工作在排行榜上分别名列第三位和第五位。这些工作必须精益求精,从事这些职业的员工通常独立工作,不用接受太多的监督。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榜单上排名第四位的珠宝匠,以及听觉病矫治专家、营养师和发型师。
大多数压力最小的工作还有另一个共同点:在每天结束的时候,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士可以抛开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时间通常是传统的朝九晚五。
所有这些职业的薪酬都没有超过10万美元,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字显示,有些职业的薪酬非常低,比如裁缝的年薪中位数只有2.6万美元,发型师的年薪中位数为2.25万美元。但是薪酬因素只是CareerCast网站衡量工作的一个方面。
托尼・李表示,尽管发型师是排行榜上薪酬最低的职业,但是他们的生活最为快乐。发型师的同事和客户往往会成为朋友,他们得到了很多积极的反馈和对他们工作的感谢。托尼・李说,"许许多多这样的工作内容,会让你在不断的工作中渐渐感受到温暖的人情味。"
但自从榜单发布之后,不少教授发表评论进行反驳。有些教授表示,他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尽管榜单将他们的工作特点概括为完全不受时间的限制、少有截止日期、常有长期休假,但是这些评论者坚持认为,大多数教授每周的工作时间高达60个小时,他们要准备讲课、批改试卷、为完成规定的期刊论文和着作发表任务而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大多数教授都表示,他们从来没有休过暑假,几乎没有因圣诞节或新年休息过一天,几乎每晚都要工作到凌晨。
许多评论都有详尽的细节,这些评论者通过时间表清楚地阐明他们的工作究竟花了多少时间。有位评论者乔纳森・雷诺兹(Jonathan Reynolds)发来了他从12月9日以来完成的详细任务清单,包括撰写12,600字的图书章节和1,000字的书评、为一位编辑评估手稿,以及为一家专业期刊和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审查手稿。他还编写了一份带注释的参考书目,帮助那些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这听起来不像是轻松的日程表。
有位名叫格温・舒格(Gwen Schug)的评论者发来了一篇写得很好的文章链接,回应了这项研究,详细介绍了一位教授完成各个方面的工作所花费的时间,包括每次讲课需要准备三个小时,大多数教授要指导多达55名学生,每个学生每学期至少要花一个小时进行指导,批改每份作业需要半小时。这篇文章也表示,大学教授预计每年参加两到四次会议,而且指出大学很少支付他们的全部差旅费用。
显然,CareerCast网站的排行榜具有存在的价值,但却并不能准确的反应每一个人的工作状态。不过最让人欣慰的是,虽然很多人认为自己的工作非常紧张,但是他们依然在工作中感到非常满意和快乐。大卫・佩里(David Perry)的这段评论非常典型:"我热爱我的工作。这项工作绝对很有意义。不过工作压力很大,工作负担永无止境。(文章有改动)(具体榜单转下一页)
文章来源:福布斯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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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有“特供”,人民知不知?

空气有"特供",人民知不知?
2013年1月10日晚间开始笼罩京城的雾霾仍在继续,12日北京PM2.5指数濒临"爆表",空气质量持续六级严重污染。这场和PM2.5的持久战中,我们能在倒下之前,找到解决之道吗?许多网友想到了"空气特供"。
正值北京被雾霾天气笼罩,而环保部一则"空气净化器采购项目竞价公告"被不少网友调侃,网友认为,环保部在雾霾到来之前的1月10就开始采购空气净化器,实在是有"先见之明"。
由于中国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现象严重,"空气特供"这一创造词汇把空气净化器已经早就进入政府高级干部的办公室、会议室、高级商务写字楼的情况说成是仅为特定人群定制的特殊商品,而各种不同的"特供品"也的确在各级政府部门以不同方式的存在,这是特权阶层(先别用阶级一词)的专属权。
"整个北京城看上去就像机场里的吸烟区。"昨天,一家美国主流媒体用这样的话形容中国首都上周六令全世界吃惊的"疯狂"雾霾天,它们惊讶于北京当日的空气污染指数竟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导标准"的35倍,惊讶于人们不借助工具,就能在空气中嗅出尾气与煤尘。
加拿大和美国科学家在对50万人,追踪了长达16年后发现,长期暴露于PM2.5之下,会增加肺癌的发病率,PM2.5的浓度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肺癌死亡率增加8%。研究人员猜测,一方面PM2.5作为载体将有毒物带入下呼吸道,直接或间接地引起支气管黏膜及肺上皮细胞突变,另一方面是其颗粒性引起的免疫反应,增加人群对肺癌的易感性。
这场和PM2.5的持久战中,我们能在倒下之前,找到解决之道吗?许多网友想到了"空气特供"。
中国的"特供"现象
先前有网友爆料称,中南海常委会议室,书记处会议室,华仁堂,办公厅会议室都摆上了远大净化机。越来越多的国家机关、政府机构主动联系购买,《新闻联播》等报道中也经常能看到远大净化机的身影。远大的内刊曾这样写道:"当远大净化机摆放在高层的办公室,当远大净化机为国家领导人创造健康洁净的办公环境,当远大净化机伴随领导出访各国,每个远大人心中感受到了无比的自豪和鼓舞。"
在当今贫富差距拉大、官民关系紧张,民众对政府官员的公信力普遍质疑的情况下,公民对此事的关注就不仅是社会观感不佳、公众心理失衡的问题了,它又牵扯出了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话题―――中国的"特供"现象。
国人素有崇尚权贵、皇权至尊的历史传承,凡是"宫廷特供"、"皇家专用"、"领导专用"等都必定是品质优异。君不见在古玩市场上,官窑瓷器比起民窑的来身价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许多公司宣传其产品的卖点时惯用如"人民大会堂特供用品"、"国宴用酒"等手法,远大集团也是如此,在其官方网站中宣传中央国家机关许多高级官员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都配备了他们的空气净化器设备,中央领导"非常满意"之类。
由于中国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现象严重,"空气特供"这一创造词汇把空气净化器已经早就进入政府高级干部的办公室、会议室、高级商务写字楼的情况说成是仅为特定人群定制的特殊商品,而各种不同的"特供品"也的确在各级政府部门以不同方式的存在,这是特权阶层(先别用阶级一词)的专属权。
执政党在其还是革命党时,一直是以"消灭不平等"为旗号之一的,一直是宣称"没有私利"的,但却总是难以脱离历史的局限性,在革不平等的命的同时又不断造出了许多的不平等现象,甚至还把这些不平等制度化了、固定化了。如城乡户籍的不平等、国营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不平等。
中国的"特供"制度在执政党建国前后就久已有之。建国前不说,建国后国人都知道中南海特供的"熊猫牌"香烟是什么人才能享用的,国酒茅台每年的政府采购量都大得惊人,"三年困难时期"不同级别的领导干部都能凭其身份得到不同品种和数量的营养品、特供品(普通百姓则连看都看不到,只能忍饥挨饿)。至于其他形形色色专门提供给各级官员的特供品(远远不仅限于进来媒体披露的特供蔬菜、特供肉等),那恐怕更是一般人难以窥知的了。
未来十年怎么办?
在未来十年内,中国人恐怕都要与高浓度PM2.5共存。这些含有多种酸性氧化物、重金属的空气将围绕在我们周围。
贝志城为了对抗室外糟糕的空气,他这一年内花了三四万添置了新风系统、空气净化器和监测仪器。在一年前搬进新家后,他添置了三套新风系统,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但当他把新风系统的过滤板拆下来清洗时,发现三四毫米厚的滤板,从里到外都是泥,一块白色的石棉板变成了黑色的泥板。
忍无可忍的贝志城一口气买了7台空气净化器,起居室、卧室、办公室、汽车里全副武装起来。全副武装之后,他要测试花大价钱添置的设备是不是有效:空气测试仪显示,在室外的PM2.5浓度高达300时,他起居室的数值是50左右。
这让他松了一口气,总算有点用了,但这个酷爱数据的理科宅男又发现了另一个问题,虽然空气净化器能部分缓解PM2.5的问题,但又带来了一个新的污染源――臭氧,这些空气净化器工作时释放的臭氧又高出标准3倍。
刘昌峰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他并不打算购买空气净化器,他觉得人不可能活在罩子里,他带上从环保NGO借来的空气测试仪,分别比较了地铁、出租车、公交车、骑车的四种交通方式后发现:地铁上没有二手烟的危害,没有地面上汽车尾气的排放,因而PM2.5数值最低。于是他放弃了每年春秋两季的骑行,尽量乘地铁。他发现封闭的写字楼里PM2.5的数值尚可,午餐时放弃外出吃饭,就在写字楼的地下二层用餐。他还给自己的家里种了27盆绿色植物,虽然他心里清楚,这也没有多大用处。
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防护措施,而让人沮丧的是,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都表示,个人能做的防护措施并不多,最多就是在灰霾天气关紧门窗或是少出门而已。(完)
文章来源:九个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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