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 莫言式的生存智慧 - 許紀霖

莫言式的生存智慧 - 許紀霖

時光倒退二十年，沒有誰能夠想到，從膠東半島的高粱地裏，會走出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是當今中國文壇的怪才、鬼才，他的中國式魔幻現實主義，像江南style一樣，讓洋人見識了東方文學的「他者」。他的得獎，在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
諾獎宣佈的那個不眠之夜，有多少國人歡呼，又有多少國人不服：為甚麼偏偏是莫言，而不是村上春樹？拿莫言與村上相比，如果僅僅以文學的理由，或許見仁見智，然而，爭論的焦點，不在文學，而是文學之外的處世。

村上春樹有一段膾炙人口的名言：「假如這裏有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是的，無論高牆多麼正確和雞蛋多麼錯誤，我也還是站在雞蛋一邊」。村上所說的高牆，指的是體制。莫言固然是體制內作家，且身居高位，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重要的不是身體在高牆之內抑或之外，而是心靈究竟屬於高牆還是雞蛋？有些人，在體制外討生活，卻無所不嚮往體制，以體制化方式思維；而有些人在體制內生存，卻盡其所能地翻越高牆，從內部顛覆這個體制。


嚴格說起來，無論在高牆內外，我們都在體制內生存，籠罩着體制的陰影，高牆無所不在，體制內化為日常生活本身。於是，真正的雞蛋，只是一種抵抗意識而已。這種抵抗，不一定在政治的關鍵時刻，更多地在於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莫言有抵抗嗎？當然有。他的小說，字裏行間隱藏着極大的顛覆性，以土地的原始力量和農民的生存欲望不斷挑戰人間的既存秩序。這是「自然」向「名教」的討伐，欲望對文明的反抗，從《紅高粱》一路走來，直至驚心動魄的《蛙》。小說家的莫言是文學的巨人，當世的異端，是一枚充滿着倔強泥土氣的重磅雞蛋。


然而，日常生活中的莫言，猶如他的筆名一般，卻是另一重形象。最讓人詬病的，是去年薄熙來最炙手可熱之際，在騰訊微博發表打油詩，歡呼「唱紅打黑聲勢隆，舉國翹首望重慶」。在今年，又與百位中國作家「共襄盛舉」，手錄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而且抄寫的又是最強調黨性、強調文學的政治立場那一段。

作為小說家的莫言與作為知識分子的莫言，讓人感覺彷彿今年誕生了兩個人格迥異的諾獎得主。如此分裂的雙重人格，究竟從何索解？莫言曾經以經典的莫氏風格作過一幅自畫像：「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孫子、懦夫，是可憐蟲，但在寫小說時，我是賊膽包天、色膽包天、狗膽包天。」


這是莫言式的生存智慧嗎，在這一威權主宰下假話遍地的土地？假如莫言只是個案，人們大可原諒其人性中的怯弱，而不必對他窮追猛打。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都是莫言，只是病態的程度不同而已，誰都沒有資格向他丟石頭。即便是孫子、懦夫、可憐蟲，首先有錯的不是莫言，而是讓他人格分裂的體制本身。然而，莫言式的生存智慧，不幸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犬儒哲學的氾濫成災，且自以為是，才需要我們認真對待與反思，不僅為了莫言，也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


世人皆說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但合理的東西未必在價值上都是正當的、值得追求的。因為這個理，乃世俗之理、生存之理、高牆之理，而非向善之理、雞蛋之理、自我超越之理。如今大學裏的研究生，經常關起門來，彼此切磋生存競爭的技藝，他們在價值上痛恨這個體制，比誰都痛恨，恨到咬牙切齒，但在處世上比誰都更體制，按照體制的規則生存，成為錢理群所痛斥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樣的分裂人格，不僅瀰漫於中國的官僚階層和文化精英，而且也成為日常生活中芸芸眾生的常態。

在這個有各種壓力的社會裏面，很多人都活得很無奈，難免有違心之舉。然而，國家畢竟在進步，體制也比過去鬆動許多。雖然我們無法在許多公共正義的問題上挺身而出，「有所作為」，但低調的「有所不為」不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每個人內心都有一條價值底線，守住了這條底線，不與邪惡與無聊為伍，其實不要求你付出多大的代價，但守住的卻是自己的人格尊嚴。假如有更多的人自覺地守護一己之價值底線，那麼我們這個國家就有些微希望，邪惡就不會如此猖獗，文革的復辟也就失去了社會基礎。


無論是歌頌重慶還是手錄《講話》，對於文學家莫言來說，都屬於起碼的「有所不為」，做了頗為無聊，不做也未必招來麻煩。同為中國作協副主席的王安憶就低調地抵制了無聊，她所做到了的，其實絕大部份知識分子都能做到，只是沒有像王安憶那樣認真，「自覺地與主流價值保持距離，在相對的孤獨中完善自我」而已。然而，莫言為世俗所驅，識時務、隨大流，雖然不算甚麼作惡，卻是一種「平庸的鄉願」。而「平庸的鄉願」，在日常生活當中，往往是「平庸的惡」之幫閑。


在二○○九年法蘭克福論壇的主題演講中，莫言說了一段故事：「歌德和貝多芬在路上並肩行走，對面來了國王的儀仗。貝多芬在國王的儀仗隊面前挺身而過。歌德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在儀仗隊面前恭敬肅立……像貝多芬那樣做也許並不困難。但像歌德那樣退到路邊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對着國王的儀仗恭敬地行禮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是否對國王的儀仗行禮，那是個人意願之選擇，但行禮的理由倘若僅僅因為「尊重世俗」，那個被體制嚴重污染的世俗，倒是令人擔憂的。


就在同一年，村上春樹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的時候，說了另一段話：「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活的靈魂，體制則沒有。不能讓體制利用我們，不能讓體制自行其是。不是體制創造了我們，而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反思莫言式的生存智慧，也是對我們自身靈魂的拷問。一個國家的崛起，最重要的標誌是國民的人格獨立和尊嚴的崛起，而不是某種渴望被西方承認的扭曲心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僅取決於體制的改變，也有待於每一個人力所能及的「堅守底線」和「點滴抵抗」。

蘋果日報- 中文文學的勝利 - 陳安娜

中文文學的勝利 - 陳安娜

二○一二年十月十一日下午一點，瑞典學院宣佈將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文作家莫言，我們為他感到高興，更為中文文學感到高興。這是中文文學又一次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在瑞典學院舉行諾貝爾文學獎演說的大廳裏，將第二次響起我們感到親切的中文演講聲。我們同意莫言的說法，這是文學的勝利，不是政治的勝利。更明確地說，這是中文文學的勝利。

中文文學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上，一向微不足道。比如，瑞典二○一一年出版圖書一萬零六百五十種，其中外文繙譯過來的譯作圖書是二千九百零七種，而中文繙譯過來的圖書只有兩種。可以說，連千分之一都不到。而且這僅有的兩本印數也非常少。在瑞典書店裏，很難找到中文文學作品，即使有幾本也是在最不顯眼的角落裏。


必須說明，我們特指以中文為原文寫作的文學作品，而不包括用其他語言寫成而有關中國的作品，那些作品只是和中國有關的圖書而已，而和中文文學無關。


這種可憐的情況，還是發生在世界公認的國民文化素質很高、圖書銷售量和圖書館出借率按全國人口平均計算居於世界前列的瑞典（全國人口九百多萬），那麼在其他北歐和歐美國家情況也不會更好。


而且這還是在近年來被繙譯成外語的中文作家已經大大增多的背景之下，在二○○○年已有第一位中文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背景之下。走進書店，你往往還是只能在偏僻角落裏看到寥寥幾本中文譯作而已。簡言之，中文文學還是屬於世界文學中非常邊緣化的語言文學。這個世界上大部份人還不了解中文文學。莫言獲獎的消息公佈之後，瑞典國家電視台在斯德哥爾摩的大街上做了現場採訪，幾乎百分之百的受訪者都說不知道莫言，也沒有讀過莫言的作品。


但諾貝爾文學獎會對改變這種可憐狀態有所幫助，雖然一時還不可能有比較大的改變，但肯定有所改變。在斯德哥爾摩的大街上，大部份受訪者現在會說，他們將會買或者借莫言的作品來讀。出版莫言作品的「鶴」出版社現在既高興又尷尬，高興的是自己出版的書得了獎，這下能賣書賺錢了；尷尬的是他們的庫存本來就很少，一會兒功夫就連一本莫言的書都拿不出來了。瑞典是個小國，又是高稅收國家，繙譯和印刷費用都很昂貴，一本書開印兩千本賣不掉就要賠本，所以「鶴」出版社五月份剛出版的《生死疲勞》也只印刷了一千本（還是因為譯者獲得了一項瑞典文學獎金而願意主動放棄繙譯費的情況下才開印）。但是，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開印上萬都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這就是諾貝爾文學獎百年來建立的威信、魅力和信譽。讀者基本相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寫出的文學作品，一般來說肯定是值得閱讀的好作品。這種信任諾貝爾文學獎的情況在其他國家也一樣，各種語言文字的出版社都會爭相購買諾貝爾文學獎作品的版權來繙譯出版。


我們不是語言上的沙文主義者，更不是政治上的狹隘民族主義者，別種語言文學的優秀作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們也會感到高興。但中文已經和我們的個人認同緊密相關，我們熱愛自己的中文，那麼中文文學獲得這樣的殊榮，自然是我們最高興的事情，為之歡呼理所當然。而且在我們看來，中文文學在近年來確實有了長足的進步，越來越成熟，不論在大陸、台灣、香港還是海外，都有一批我們欣賞的相當優秀的中文作家和詩人，他們摘取的國際文學獎項也越來越多了。很多位中文作家都有資格得諾貝爾文學獎，莫言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後一位。我們很高興，瑞典學院也注意到了中文文學的這些成就，而且給以獎掖，這本來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公平的。

莫言獲獎之後，全世界的媒體特別是中文媒體有不同的反應和爭論，我們認為這很正常。歷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結果都出現分歧意見。但我們不同意今年是一次政治性頒獎的說法，不同意任何毫無事實根據的猜測甚至編造。大多數非議是無聊的政治攻訐。而我們有理由相信，瑞典學院一直是根據他們對某位作家的文學創作的長期關注和考察來評選決定的。文學品質的考量始終是最重要的決定性的因素。這也是我們前面說的那種諾貝爾文學獎的信譽和魅力所在。


無知者無畏，這真是句被事實證明了無數次的實話。有些人自己不知道莫言，就覺得出乎意料。更有人信口開河，說莫言是當局捧出來的黑馬。其實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早在一九九四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他來瑞典學院做諾貝爾演講的時候，就當着所有院士的面讚賞推薦過莫言。他的原話是這樣的：「如果有可能讓我來選出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那就是莫言。在我知道的中國作家中，莫言是最出色的。」


也就是說，十八年前，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級別的亞洲作家，就鄭重地向瑞典學院推薦了另一位亞洲作家莫言，認為莫言也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莫言的名字那時已經和諾貝爾文學獎聯繫在一起，在諾貝爾文學殿堂裏響起過，給瑞典學院的院士們可能還不深但非常清晰的印象。大江健三郎的諾貝爾演講，至今還在瑞典學院的網頁上刊登着。

其實這也是一九九六年陳安娜繙譯出版《紅高粱》瑞典文版的背景。大江健三郎的這句話那時就印在《紅高粱》的封底，後來又印在二○○一繙譯出版的《天堂蒜苔之歌》和二○一二年繙譯出版的《生死疲勞》的封底，成為譯者和出版社最有力量的推薦語。這不僅僅是向瑞典讀者推薦，向瑞典文學界推薦，也是向瑞典學院推薦。這是一種不斷的提醒，讓院士們記住大江健三郎的這句話。只不過，大江健三郎的話要等待十八年才終於成為現實，需要等那麼久，那倒才是出人意料的。那可不是十月懷胎，那是十八年修煉，才有了不朽之身。


我們一直期待着大江健三郎的話能成為現實，期待瑞典學院常務秘書每年打開那扇舉世聞名的大門說出當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時候是中文作家莫言的名字。這不僅是為了莫言，也是為了中文文學。但我們不知道需要等多久，知道的是瑞典學院院士們當然需要時間，需要自己來評估莫言的文學作品。而且我們也曾經有過疑問，是不是《紅高粱》和《天堂蒜苔之歌》這些作品還不足以說服院士？他們還需要更有力量的作品？

二○○六年我們收到了《生死疲勞》，讀第一遍就感到欣喜。和前面的作品比較起來，莫言的這部作品確實在藝術上更臻於完美了，而且躍上了一個新的台階。這個台階，簡明地說，就是他終於完全走出了過去受西方文學影響的陰影，來到了一個完全由他自己的也是本土的風格打造的小說世界。莫言的小說藝術毫無疑問受到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特別是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前期作品有模仿和追隨他人創作方法的明顯痕迹。比如他在多部作品中營造的「高密東北鄉」就被一些批評家指為模仿福克納在作品中營造的「約克納帕塔法縣」，還讓人聯想到一九八二年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莫言是意識到這種陰影的，而且一直努力在尋求走出這種陰影，尋求自己個人的、民族的、鄉土的小說形式和小說語言，比如在《檀香刑》中融入本地說唱藝術「貓腔」的形式，明清小說章回的結構等等。《生死疲勞》是這種努力的延續，既保持了過去作品的很多藝術特色，並不擺脫魔幻現實主義，但融合更多本土元素，特別是運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命「輪迴」觀念，讓一個人物演變出七條不同的生命，從這七個不同角度透視和展現當代中國的歷史，這種結構真是世界小說中前所未有，非常奇特。這就是瑞典文學院後來的頒獎詞所說的，能將「魔幻現實主義和民間故事、歷史記載及當代社會現實融合在一起」。


這正是我們最期待的作品，但也是最難繙譯、工作量非常大的作品，所以這部作品從動手繙譯到出版整整用了六年，一直拖延到二○一二年五月才終於出版，但是出版正好趕上了瑞典人開始度假的夏季，這也是瑞典學院院士們通常用來讀候選作家作品的時間。


這一年，我們期待着《生死疲勞》最後能打動院士們。


而這年我們看到了隧道盡頭的光明！

陳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本姓Gustafsson，因嫁給寓居瑞典的中國作家、繙譯家萬之而加夫姓為陳。莫言作品瑞典文譯者。一九六五年生於瑞典北方小城皮提沃。先在斯德哥爾摩大學從師馬悅然學習中文及中國歷史，後成為瑞典隆德大學首批中文博士生，一九九七年獲博士學位。陳安娜是圖書館管理員，工作出色而獲得過瑞典學院（諾貝爾文學獎頒獎機構）授予最佳圖書館管理員獎。陳安娜繙譯過蘇童、莫言、余華、韓少功、虹影、馬建、陳染等中文文學及裘小龍、哈金的英文作品，至今已出版譯著三十多種。因譯筆優美，還獲得過瑞典學院授予的文學繙譯獎。

萬之為長期居住瑞典的中文作家、繙譯家，《今天》前任社長。著有小說集《十三歲的足球》、文學評論集《諾貝爾文學獎傳奇》及譯著多種。

瑞典學院共設十八名院士，為終身制。此外從十八名院士中再產生不同的工作委員會，包括五位院士擔任的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該評委每年從多至數百位被提名的作家中逐步篩選，最後選出三五名，由全體院士投票决定得獎者，因此評委會對候選名單的篩選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埃斯普馬克（左二）是這五名評委會成員之一。

陳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