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念尔祖 聿修厥德；二· 现在就开始回忆吧
-----作者：郭宇宽
一·无念尔祖 聿修厥德
深夜了，坐在他宽旷的办公室里，张大中的情绪还是有些激动。改革开放之后，从最初的个体户，一步一个脚印地成为有数十亿资产的成功企业家，他的名字常常在商业杂志上出现。他给很多人的印象都是乐观随和的，脸上总挂着笑容。在赫赫有名的大中电器公司里，很多人都知道张大中给自己的定位是“首席店小二”。我和他见面源于查建英的介绍。这些年来，我陆陆续续在业余时间做了一些记录民间口述史的工作，建英告诉我：“你应该见见张大中，他家的故事你应该会感兴趣的。”
“你看看这个”，张大中递过来一份复印的判决书。抬头一段“最高指示”“坚决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里面记录着一个叫王佩英的女人“系地主分子”，罪行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自1964年至1968年十月……
深夜了，坐在他宽旷的办公室里，张大中的情绪还是有些激动。改革开放之后，从最初的个体户，一步一个脚印地成为有数十亿资产的成功企业家，他的名字常常在商业杂志上出现。他给很多人的印象都是乐观随和的，脸上总挂着笑容。在赫赫有名的大中电器公司里，很多人都知道张大中给自己的定位是“首席店小二”。我和他见面源于查建英的介绍。这些年来，我陆陆续续在业余时间做了一些记录民间口述史的工作，建英告诉我：“你应该见见张大中，他家的故事你应该会感兴趣的。”
“你看看这个”，张大中递过来一份复印的判决书。抬头一段“最高指示”“坚决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里面记录着一个叫王佩英的女人“系地主分子”，罪行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自1964年至1968年十月，书写反革命标语一千九百余张，反动诗词三十余首，公开散发到天安门、西单商场等公共场所，并多次当众呼喊反革命口号，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到她在押期间还“疯狂地咒骂我党，气焰嚣张到极点……民愤极大。”结论是“依法判决现行反革命犯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这份判决最后还注明“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不过落款的盖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七零年一月二十七日”[1]。
“她是我的母亲”，张大中说。母亲生前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工作，父亲1960年因肝病去世，家里有七个孩子，他排行老三。母亲成为现行反革命给他们全家带来灾难性的打击，直到1980年母亲平反后，才不再受到政治上的歧视，他最初创业的钱就来自于母亲的一千元抚恤金。“没有母亲就没有我的今天！”张大中觉得，在家里他和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因为六十年代他留在北京和母亲接触最多。他并不知道其他兄弟和妹妹对这件事的态度，“弟弟妹妹当时年纪都小，他们不大懂。我哥是特别老实的人，对政治不敏感。”并且多年来，家里关于母亲的话题始终是一个沉重的禁忌，在各种家庭聚会中也有意回避。“对母亲的事儿，估计他们也不大了解什么。”张大中认为。
张大中又递给我一份“再审判决书”，这是1980年的。政治气氛好转后，在他的反复上访下，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王佩英从一九六三年开始患精神病。原判认定王的罪行是在其精神病状态下的胡言乱语，不应负刑事责任。”[2]
“她对我们这些孩子都很好，没有什么不正常啊！”张大中怎么想都觉得母亲不是精神病，他认为母亲其实是明辨是非、有正义感的英雄。“当时就听说她的所谓反革命言论是：批评毛泽东、让毛泽东退出历史舞台，说刘少奇、朱德、彭德怀是我党的杰出领导人……，文革的时候，国家被搞成那样，今天看来，她说的都没有错啊！”
但是张大中自己也想不通。在他眼中，母亲很平凡，就在铁道设计院当一个清洁工，既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搞政治的，在家里她也从来不跟孩子谈政治。他记得在母亲被判刑之前，曾有一次对他说：“孩子，妈妈做的事情可能要连累你们，妈妈对不住你们啊！”说明她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很难理解，如果母亲确实是一个捍卫真理的烈士，她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拜托你帮我搞清楚，我母亲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张大中诚恳地说。
本小节注释：
[1] （70）刑字第19号
[2] （80）中刑监字第295号
二· 现在就开始回忆吧
一个女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精神病、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气焰嚣张、坚决镇压……。几个关键词在我脑海中串联起来，就立刻让我想到一个故事的梗概。从1949年之后到1978年之前，中国大陆出现过多次以各种名义而发动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所有和最高当权者有不同政治意见的人，稍有表露，必受迫害，更不要说被捕在押期间还坚持不改自己观点的人。几乎根据经验判断，我就可以断定王佩英是一名烈士。
今天已经很难考证总共有多少人被卷进了那个年代的政治绞肉机。国内涉及那段历史的很多档案依然被封存，年轻人只是模模糊糊的知道有一个“十年浩劫”。以致于今天还不乏有一些“新左派”、“老左派”公开的歌颂文化大革命。德国二战之后，到现在每年都要纪念奥斯威辛，并且让下一代参观，以牢记历史教训，而中国某种力量似乎有意识地要让人民遗忘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我们好像只有在教训邻国的时候才会理直气壮地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我们的主流社会对文革的认识依然是肤浅的。希特勒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目的是净化社会，理由是犹太人擅长从事商业金融行业，属于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萨达姆用毒气对付库尔德人的时候，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理由是他们为叛国者。我们假如批判他们，不会说希特勒犯了“反犹太人罪”、萨达姆犯了“反库尔德人罪”，我说他们犯了反人类罪。同样，当毛泽东夺取天下，自己已经成为“红太阳”之后，对手无寸铁的本国国民同胞发动一次又一次、从精神到肉体加以摧毁的政治运动，毛泽东不是在“反地主”、“反右派”、“反党内走资派”，而是在反人类。
一个尊重人的社会才会有人的尊严。在孟子看来人和动物的差别其实并不大，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关键就是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而这些人性最光彩的东西在“红太阳照耀”的年代，似乎都被摧毁了。在那个年代除了伟大领袖，生命的个体就像野草一样低贱。不要说持不同政见者，就连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基石的贫下中农们也没有生存的保障。在1959年到1961年大饥荒中，杨继绳寻访了作为粮食主产区的信阳。当时河南省委书记杨蔚屏的调查是“槐店公社大梨树大队死亡60%以上，潢川县双柳公社新华大队死亡65％以上”。而更令人吃惊的是，杨继绳采访的见证者告诉他“饿死这么多人，没有人哭。”尸体也没人管，“冬天没处理。一直到春节发粮食，公社出面组织人，一人发一副手套往土井（1958 年挖了不少这样的井）里拖，尸体都变形了也分不清谁是谁，拖到一个土井里集体埋了，一般是一个土井埋100 多人。”[1]绝大多数老百姓就像蝼蚁一样死去，没有名字留下来。他们不会反抗，甚至不会哭泣。更极端的有些人在被洗脑之后，枪毙的时候还高呼毛主席万岁，留下的遗书还是要子子孙孙“听毛主席的话”。你甚至怀疑这些人是否还有神经的痛感。
但是，有一些人选择了反抗。他们的反抗其实只是勇敢地对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荒谬加以质疑。加缪1951在他的《反抗者》一书中说： “在荒谬经验中，痛苦是个体性的，一有反抗活动，人就意识到痛苦是集体性的，是大家的共同遭遇。”因此，这样的反抗者也是极权体制最恐惧的敌人，那个政权对他们的折磨也最为残酷。张志新是1975年被枪毙的，行刑前怕她喊口号而割断喉管。而且经过多日“小号”，一种只能坐、不能躺卧的特小牢笼的折磨，已经被逼疯。用馒头蘸着经血吃，坐在大小便里。[2]林昭是1968年被枪毙的，她在狱中时“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不仅从来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除掉一副……”[3]这些人在历史上真实的存在，使我们有自信说，中华民族并不都是软骨头，即使在最极端的暴政下，也依然有人延续良知和勇气的血脉。王佩英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位英雄。
但真正了解一个人和其对于生命道路的选择，绝不仅仅是判定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烈士或是叛徒那么简单。有时候你听中央台新闻联播里面用统一的慢三分之一拍的语调，读某位领导人的悼词，即使用一大串排比，也听起来更像是表态，而无助于你理解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对王佩英的好奇就在于，她除了是一位英雄、一个烈士，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一个怎样的女人、母亲和妻子？就像张大中做为她最亲近的儿子也都不好理解：他的母亲只是一个普通清洁工，那些当时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观念究竟是什么时候在母亲的头脑里开始出现的？是从哪里来的？
在法院的判决书、公安局的档案里，留下的也只是她没有上下文的片言只语。都是像口号一样、很激烈的表态，如果抽离上下文单独的拿出一句话看，你会觉得匪夷所思。甚至真的怀疑这个人是不是精神受到刺激，有些不正常。于是你会产生一种困惑：她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以考据学孤证不立的原则，要真正理解王佩英的选择和心路历程、并给出对所有按照逻辑思考问题的人都有说服力的结论，在我看来需要同时理清三条线索,一是王佩英个人的信息。她的成长经历，一切有可能塑造影响她人格的背景因素；二是王佩英的遭遇。尤其是在1949年之后，她的家庭，她的工作，她的友人都发生了什么；三是那个年代国家的命运。把这和前两条线索对照起来，就可以勾勒出王佩英比较清晰的形象，进而可以找出一个在别人看来身份职业都非常普通的女性思想的脉络。是什么使一位七个孩子的母亲，对一个时代的最高权力发出最坚决的异议。
王佩英并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反抗者，没有留下对她自己观念系统的叙述。假如是哈维尔，索尔仁尼琴，甚至巴金，都会留下很多流传的文字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她也不是地位很高的人物，被许多人关注，有很多门生故旧，比如刘少奇、彭德怀甚至林彪，即使他们自己没有留下什么，也总有人会追忆。
而要追寻王佩英的足迹，就必须主动去敲开一扇扇沉默的记忆之门。尽管张大中一开始觉得他的弟妹不见得对母亲了解什么，我还是坚持要采访老张家每一个家庭成员。多年来母亲的死是全家心头的创伤和巨石，即使在文革结束后，张家的家庭聚会中兄妹们也会小心地避开关于母亲的话题。王佩英一共有过八个孩子，头生女儿很小就夭折了，接下来六个都是男孩：老大张运生、老二张贵生、老三张大中、老四张大江、老五张大路、老六张大圃。最后一个小女儿，是她最疼爱的。因为一直想有个女儿，因此对朋友们都说“这下可是可了我的心了！”于是就叫张可心。
张家老二、老五都已经因病去世了，我只能采访其遗孀。大哥张运生前些年中风了，丧失了语言能力，走路也需要人搀扶，所以张家往事只能由其夫人扬永茹女士讲述。怕触动悲伤的记忆，以往杨永茹并没有系统地向张运生了解过张家发生的事情，只能根据长期共同生活中偶尔的只言片语，还原一些片断。
杨永茹被采访的过程中，张运生坐在旁边。他不能说话，但提到很多事却显得非常激动和悲伤，时常掩面而泣、老泪纵横。有些地方似乎想补充什么，却只能发出含混的音节。采访结束的时候我和他告别，张运生不能起身，坐在沙发上挥手，于是我上前和他握手。他捏住我的手非常用力，还一边在点头。我想把手抽出来都没能做到。当时我还开玩笑说：“老先生力气不小啊！”回家以后，再想起张运生当时盯着我的眼神，应该是有所托付的意思。
张家的几个孩子每人性格都不一样，对那段历史的体验也不一样。回忆母亲是残酷的，就像撕开早已结痂的伤口。但也是必须的，因为他们对母亲的回忆都有不同的独特视角。老四张大江是个活生生王朔笔下的“北京顽主”一样的人物。对政治毫不关心，说到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都来一句“挺好玩儿的”。但对朋友非常仗义，似乎在街坊的年轻人、甚至小混混中颇有威望。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母亲被关押期间和枪毙之后，张家并没有受到红卫兵冲击的原因。老六张大圃当年是个积极的红小兵。在学校是班长，文革一开始就跟着一些大人到处去“抓反革命”，母亲一出事，他班长就被免了。大圃含着泪叙述说，当时，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的批判大会。他想能不能主动要求在大会上发言，站出来批判母亲、和她划清界线，这样就可以得到组织的认可。回家和大哥讲了这个想法，大哥脸色非常难看，但也不说他错了，就是不让他去。大圃说：“假如那次我去了，以后我这一辈子都会活在羞愧之中。”
我采访王佩英子女们的时候，就在想：丈夫去世后，这样一群孩子要让她操多少心？！
更难采访的是其他旁观者和当事人。王佩英的友人大多数已经过世，健在的也都八十多岁了。而且即便是王佩英的友人，往往直到现在也为她在六十年代的政治立场感到恐惧，或者说他们很难理解王佩英为什么要批评毛主席，那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有人留着眼泪回忆说：“王佩英居然连毛主席都骂，真的是疯了！”。可想而知，王佩英在她失去自由前的最后时光，是“多病故人疏”了。除了那些为之惋惜、伤感的友人，更多的是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同事。他们中不少人或多或少的对王佩英的死负有责任：有的检举了王佩英的反动言论，有些人甚至直接就是打手。采访这些人是最困难的，大多数都拒绝接受采访，有的接受采访也在问及关键问题时反复说：“老了，糊涂了，想不起来了。”但从这些人的其它表现包括表情来看，他们并不糊涂。这样的采访是难得的观察人性的机会，大多数人是没有勇气面对自己不光彩的经历的，而掩饰的方法则各不相同。有一次我和张大中聊起这个的现象，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很感动。张大中说：“就算那几个当时主动参与迫害了我母亲的人，我今天也不会记恨他们，而且想劝他们别太过意不去。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都只是被利用的老百姓。”
但是我很怀疑：有些人真的会为他们做过的事情，感到哪怕一丝的自责。
还能做什么呢？现在就开始回忆吧。
本节注释：
[1]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2] 王友琴: Memorial for Victim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3] 载于《中国青年报》 林昭：有的人永远不会被历史忘记， 她的故事被纪录片导演胡杰拍成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
三·王佩英的闺秀时光
王佩英一九一五年出生在河南开封。这是一座历史名城， 曾被称为大梁、汴梁、东京、汴京。古人曾有“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的诗句。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北宋开封的繁华。直到1954年10月河南省省会迁往郑州，开封变为省辖市，与往日的辉煌相比才逐渐的衰落了。
有两位在中国历史上备受推崇和敬仰的人物与开封都有深厚的渊源：一位是在戏剧里常被表现为黑脸的包公。在豫剧中包公戏尤其多，其实他是安徽人，但一出《铡美案》太有名，“包龙图打坐开封府”的唱词几乎妇孺皆知。北宋时期，他在开封担任过类似今天纪委书记、开封市委书记之类的官职，以至于很多人觉得包拯就是开封人，现在开封还有包公祠。千百年来包公形象受到老百姓的传颂和戏剧的不断演绎，寄托着民间的正义感。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与今天类似三权分立的制衡体系，皇权是一切的中心，以儒家思想为背景的“以道事君”甚至“以道抗政”是对皇权几乎唯一的制约。例如在《打龙袍》戏中包公批评宋仁宗赵禛不孝。因为前面还有一出著名的戏《狸猫换太子》，讲皇帝的亲娘李妃受到迫害避难民间。在儒家的传统下，说一个人不孝几乎是最严厉的批评，而且是当着群臣的面批评皇帝。皇帝狂怒，几乎要斩他，但他坚持说皇帝错了。最后皇帝在事实面前悔悟，不仅认错，还脱下龙袍让他打，以作为象征性的责罚。包公戏广为流传，在我看来，其实体现了中国老百姓委婉表达的是非观——皇帝也是可以批评的，而且即使他是皇帝，他错了就该认错。[1]
另一位是明末的史忠毅公——史可法。他常常被当作是江苏人，他的祠墓在扬州，其实他是开封人，和包拯一样都是进士出身。在大明朝江河日下的时候，他一个书生起兵勤王。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很有军事才能的人，夏完淳说他：“史道邻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用兵将略非道邻所长”他守扬州城只守了一天就被多铎攻破了。清军占领扬州后，为威慑江南汉族人民，对扬州展开了屠城。杀人、纵火、强奸、抢劫，暴行一直持续了六天，多铎才下令封刀。扬州一直是运河上的交通枢纽，是人口稠密而重要的商业中心，加上战前逃入城内的人，这场大屠杀遇难人数之多，当时估计有80万人，有的保守估计也为30万，其惨烈胜过四百年后的南京大屠杀。有人或许会说：史可法怎么这么傻啊？扬州外围的明军当时都投降了，扬州一座孤城，外无援军内无粮草，从军事上讲是守不住的。如果他不抵抗就不会激怒清军，也许就不会有大屠杀了。这种逻辑是冷酷而又怯懦自私的，怎么能怪史可法呢？其实在多铎劝降时他就表示过：“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怡，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举起屠刀的人才有罪，而不是坚守自己信念的人。中国的文化有两个层面：一方面父母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是为了保护他们，常常会告诉他们要识实务者为俊杰；但另一方面我们向往的理想人格，我们视为文化标杆的先贤，必然有着坚守信念毫不退让的决绝，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
我列举这两个人物，是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人在深思熟虑之后做出某种旁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的选择，一定有其思想的资源。这种思想资源不见得一定如学者那样坐在书斋里，从故纸堆里获得。可能来自于童年他成长环境中的耳濡目染，比如听说书、听唱戏所获得的熏陶，浸润在其潜意识中的善恶是非观念等。一位西方传教士曾观察中国人的性格，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具有强烈演戏本能的种族，戏剧几乎是惟一的全民娱乐方式。并得出带有调侃的结论：“中国人之热衷于看戏，就如同英国人喜爱运动、西班牙人喜爱斗牛一样。任何一个轻微的刺激，都会使任何一个中国人把自己当做戏剧中的一个角色”。[2]往更深层次说，历史是中国人内心最隐秘的信仰。一个基督教背景下的人在考虑自己的选择时，也许会想到自己要在上帝面前接受的末日审判，而一个中国人终极的敬畏是历史。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中国人对死后的灵魂往往采取不可知论的态度，但历史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大人物会在史书上留下评价，遗臭万年或留取丹心照汗青，一个小人物也会在祠堂和家谱里有他的位置，甚至有些人如果参与了一些历史事件，会在未来的戏剧中被描成红脸或白脸。外国传教士很难理解，儒家文化背景下，一个中国人扮演的似乎戏剧中的角色，其实是他心目中自己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
王佩英的父亲是一个商人，她是家里的独女。她的童年应该是被视为掌上明珠的。据文革前外调材料中提到的王佩英童年生活，语气不无夸张，刻意强调她的“剥削阶级生活”，但也反映出一些真实情况：“家里两个保姆对我非常好……冬天吃一碗剩一碗，夏天吃一碗晾一碗，夏天有人给我打扇子”。她７岁那年生母去世，父亲续娶了继母。12岁时父亲也过世了，留下的遗产有部分房产[3]和地产[4]，应该还有少量的钱和其他家当[5]。14岁继母也病故了，不知道家里还有没有其他的佣人，但可以确认的是一直有一个老妇人在全方面的照顾王佩英的生活。
在16岁那年，王佩英考进了静宜女子中学[6]。这所学校在中国的教育史上赫赫有名，是天主教开封主顾修女会会长盖夏于1932年创办。盖夏嬷嬷是一位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着强烈热爱的传奇人物，出生于美国，1920年就来到开封传教。[7]在日军占领河南期间，她和其他修女在保护、救助难民方面有很多英勇的行为。1948年，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军在中原溃败，盖夏嬷嬷选择了迁校去台湾[8]，重建静宜，就是今天的静宜女子大学。她的后半生都在中国度过，直到1989年95岁的时候逝世于台湾。顺带一提的是，开封在上世纪整个三四十年代都是中国天主教发展的重镇，今天开封城东还有1932年修建的规模宏大的天主教河南总修院遗址。
王佩英是静宜女子学校的第一届学生。她当时父母均已去世，照顾她的老妇人文化程度也不高，静宜又是新办的学校。因此可以推测，报考这样一所教会学校是王佩英自己做的主张，也可以看出在那个年纪她已经有相当的主见了。
当时开封社会上常说“静宜是贵族学校”，其中有一些国民党高官的女儿，更多的是一些富裕中产家庭的子弟[9]。
据一些校友回忆，双龙巷校址是购买清末官吏林家的花园，教师大多是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的校友，学生必须食宿在校。学校重视英文教育、体育教育、科学教育。在1933年的《训育规程总纲》中，即提出一些现在看来都颇为先进的教育理念，比如教育目标是“以期养成忠实健全之公民”，教育要目有“训练意志、期能刚健笃实、见义勇为”；“启发思想、期能遇事反省、破除盲从”等。大多数学生并不是来自天主教家庭，但校内还是修有可容纳百人的小型教堂，可主持弥撒。虽然王佩英1949年后并没有过多提及她的这段教育经历，但一些来自宗教的普世价值观念，对她应该有潜移默化影响的。
基督教强调人是有罪的，所以要向更高的存在保持谦卑并勇于通过忏悔寻找救赎，这种思想资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稀缺的。而这对于我们到后面要理解王佩英自蹈死地的一些言行，会有所启发。[10]
本节注释：
[1] 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并写了《海瑞罢官》的剧本，这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可见毛泽东的时代，提倡的讲真话，主要是为了批判刘少奇和其他对他的权力有威胁的人，对于真正的皇帝，也就是他自己，是不能批评的。在文革中包公戏也被“样板戏”所取代。
[2] 作者： （美）明恩溥 著，刘文飞，刘晓旸 译 三联书店出版 作者原名Arthur Henderson Smith1872年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华在山东西北部传教，熟悉中国民间的生活。
[3] 二十几间房产的说法，来自王佩英１９５０年的入党汇报材料，考虑到共产党有推崇无产的传统，实际情况比这个数字只可能多，不可能少。还有一种说法根据河南一些生前好友的描述是宅子占地十几亩。后在王佩英被捕前的外调材料中说，王佩英继承的遗产共房屋四十三间，土地四十三亩。有“老裁缝”回忆，王家的房子非常气派，“在开封北道门街数一数二”。
[4] 这说明王家已经很多代生活在开封。
[5] 王佩英和张以成结婚后,张以成长期没有工作和稳定收入,都靠变卖家产维持。
[6] 这段教育经历，是在王佩英的档案中查到的，包括张大中在内的子女均不知道母亲曾在教会学校上过学，可以理解的原因是49之后，外国教会在中国的办学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7] 据总部美国印地安娜州的天主教修女会The Sisters of Providence of Saint Mary-of-the-Woods的网站材料“The remarkable life of Mother Marie Gratia Luking”
[8] 从中能看出学校创办者的理念和政治立场。
[9] 高德惠写的回忆“高永昌与静宜女中”，高永昌37年之后任静宜女中校长。
[10] 无独有偶林昭也有基督教背景，曾就读于美国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景海女子中学，她曾经离开教会加入共产党，后来重归基督信仰，她说她所做的一切是出于“迷途重归的基督徒的良心”。
四·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静宜女子学校有很扎实的教育基础，很多毕业生可以进入大学甚至到美国深造。但王佩英的求学之路到初中毕业就终止了，以至于后来王佩英的子女都不大知道母亲的这段教育经历。至于王佩英为什么没有再继续学业，一是从常规角度看，在上世纪30年代，一个女孩子能够读到初中毕业已经算是相当有文化了。另一个重要的插曲是，她在这个时期恋爱了，一个叫张以成的儒雅幽默的大学毕业生走进了他的生活。按照王佩英档案的记录，她是在刚毕业的当年，即1934年就与张以成结婚了。而且在当年离开家乡、抛下家里的产业，陪张以成来到北京发展。
今天可以在文字上找到的只有很简单的一句话，在王佩英1950年入党申请汇报时的自述中说：“毕业后经同学介绍与张以成同志结婚了”。但经过走访和一些生前好友的叙述[1]，这里面我梳理出了一个浪漫而又曲折的故事。
张以成，一九一一年出生，河北人，是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今天大多数人已经不知道这所学校了，但在民国时期这是一所在法学专业方面赫赫有名的学校，今天的中国政法大学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建立的。当时朝阳大学的法科非常出名，有“南东吴、北朝阳”的说法，也有“无朝（阳）不成院（法院）”的美誉。张以成毕业后，通过校友的关系到开封来找工作、做律师。此时，张以成是法律系大学毕业生，还会德语。假设王佩英与他1933年认识，那时他也只有23岁，想必是非常的意气风发。
王佩英和张以成最初是什么“同学介绍”已无从考证，但可以确认的是，王佩英的家里当时出现了一场纠纷。继母去世后，据说是远房亲戚[2]，也许是看王佩英幼小，想来争夺她父亲的遗产。王佩英是家里唯一的继承人，却只是一个初中的小女生，孤立无援。但她并没有一味退让，而是坚决的找律师和远房亲戚打官司。在这种情况下，大概是通过同学介绍找到了年轻的律师张以成，他对这个案子尽心尽力，最后官司打赢了，帮王佩英保住了大部分父亲留下的家产。
两人也炙热地恋爱了。他们的恋爱肯定是在王佩英从初中没毕业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个照顾王佩英的老妇人并不是简单的老妈子，王佩英的父母大概对她是有所托付的，就像《乱世佳人》里思嘉丽的黑人奶妈，不仅在生活上照顾大小姐，作为成年妇女，还有督导、看护年轻女孩举止交往符合淑女规范的责任，保护涉世不深的女孩不受浮浪子弟的引诱。王佩英虽然父母双亡，在婚姻大事上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方面也表现了她强烈的主见。但一开始，那个老妇人显然是不允许她谈恋爱的。
田贵勤向笔者介绍了一段王佩英告诉她的私房话：王佩英和张以成谈恋爱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瞒着别人的。每次见面张以成就化妆成女人，装成是王佩英的女同学到她家来一起温习功课。这听上去像小说里公子小姐后花园私订终身的传奇经历是比较可信的。因为张以成有个特点，五官不是很有棱角。从照片上看显然中年以后也没有很多胡子，可以想象年轻时面孔红润白皙，确实有装扮成女性的条件。老妇人老眼昏花，大概是可以蒙混过关的。
从这个情节中可以推测出两个事实，第一：王佩英和张以成是自由恋爱，感情非常炙烈；第二：张以成当时的经济条件显然并不理想，大概也不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律师，甚至可能连自己独立的住房都没有。
但王佩英爱的一往情深，就像琼瑶小说里,富家千金爱上了一个穷小子,愿意追随他到天涯海角。婚后几年，王佩英的生活是颠沛流离的，她非但没有跟着张以成过上一天好日子，还在用自己的私房钱和积蓄补贴他。根据张以成自己的档案记载[3]，原来生活困顿，在结婚后王佩英“对我生活稍有帮助”，每个月仅出租一些空闲房屋就是稳定的二十多元收入。
但大约是年轻的张以成心高气傲，也许是当时周围的人有很多闲言碎语，比如会议论张以成是贪图王家的财产云云。他不甘于靠老婆生活，决心到北京谋求发展，王佩英也义无反顾地跟随着他。但到了北京一切都很不顺利，张以成自己的纪录是“谋事未成……回到家乡”。这期间，王佩英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这个孩子11岁就早逝了，现在只知道她叫“玲玲”。
张以成老家在保定的安国县，家中还有一个老母亲，以几十元的本钱卖些小杂货，纸烟、火柴一类，每月将本求利，不过几元钱收入。王佩英到婆婆家的时候，还给每一个亲戚准备了一份礼物。一个会外文的大学毕业生，沦落到这个地步，张以成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王佩英从一个大小姐到现在过苦日子，下要照顾孩子关心丈夫，上要孝敬婆婆，虽然没有一句怨言，但生活上难免还是有磕磕绊绊。张大中的大表姐刘英回忆说，有一次大概是张以成和王佩英小两口拌嘴，看见王佩英哭了，张以成母亲在后房听见就问她：“到底什么事儿啊？”王佩英赶紧抹了抹眼泪，换了一副笑脸说“妈，没事儿”。
这样一直到了1937年，张以成下决心再到北京找工作，投靠大姐夫。大姐夫也只不过在北平救济院女妇院当巡官而已，过了一个多月还是找不到工作。好在这次张以成有了二手准备。安国县自北宋始即为中国药材集散地和药材加工中心之一，有“药州”之称。他从家乡带来按方子自制的“吹喉开关散”，通过一个在纪生局做事的商小同学帮助办了许可证，到处兜售这副药“每月收入数元钱”。这个阶段，怕被北平的熟人认出他一个大学生做小贩，抹不开面子，张以成改名为“路平”。这些内容都在张以成的自述中原原本本的记录下来了。
这个名字让人可以联想到李白的《行路难》，表现了李白当时“拔剑四顾心茫然”的人生困境，到处的路都走不通，“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但他又没有完全灰心丧气，总想有一天还能干一番事业，“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大概也是张以成此时心境的写照。
假设张以成和王佩英是三七年的春节后来到北平的，只隔了几个月，即同年七月初“七七事变”就爆发了，日本揭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北平更加凋敝，张以成的制药生意也收入微薄。一个在北海公园当扫地工的表兄“每月帮助我三四元”，一开始还靠当王佩英衣物来补贴家用，后来就从“当”变成“卖”，几年之内，王佩英从开封带来的值钱的衣物都当卖一空了。
另外，从侧面体现小夫妻生活艰辛的是，大女儿出世后的几年间他们都没有再要孩子。到了1940年，也许是意外，王佩英又怀孕了，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张家的老大——张运生。取这个名字大概也是期望家里能够时来运转。平常人家生一个儿子该有多么高兴，可对当时的张以成、王佩英夫妻俩来说，却只会雪上加霜。据张以成记载，那时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了，“穷的住在北城边板桥三条12号半间小土棚子里，每天只有一两顿窝窝头或小米稀粥”。可想而知，王佩英自己都吃不饱，还要给新出生的儿子喂奶，有多么艰难。
本节注释：
[1] 其中曾洁光的妻子田贵勤的讲述是最关键的信息，曾洁光是张以成在开封地下党时上级，两家关系非常紧密，田贵勤回忆在王佩英被捕之前，找她聊了很长一次，那次王佩英似乎有很强的叙述欲望，讲了过去她都不知道的王佩英和张以成的恋爱经历。田贵勤有些犹豫，“把王佩英的这些私房话告诉你们这些晚辈合适么？”我劝她这对全面理解王佩英的性格非常关键，做严肃的传记求证不能遗漏任何可能的细节。因此田贵勤的讲述有较强的可信性。
[2] 推测也许是王佩英继母那一方的亲戚可能性比较大。
[3] 在王佩英的档案中发现张以成档案摘录，其中涉及关于王佩英的部分，大概是当时为了调查王佩英的背景。
五 “我们回开封吧”
苦撑到了这一年的冬天，王佩英追随张以成离开家乡已经六年了，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她肯定从小到大都没有受过这么多的苦。不过就像天仙配里的唱词“寒窑随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她跟定了自己爱的男人，哪怕受到再大的挫折也不离不弃，而且一直鼓励他。最难的是还要保护丈夫的自尊心，这六年间王佩英没有回过开封一次，设想这几年中她只要稍微抱怨一句“我过去在开封过得日子多好，现在跟着你苦成这样。”张以成一定会感到很大压力的。
愁苦到了极点的时候，王佩英终于劝她的丈夫：“我们回开封吧”。其实这话应该早就在王佩英心底，只是没有说出来。现在对张以成来说，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除了去开封确实也没有别的选择。在开封，王佩英至少还有很大的宅子、还有房租的收入，一家人的温饱就可以维持了。
1940年的冬天,王佩英和丈夫、大女儿玲玲,还在怀中的儿子运生，回到了阔别的家乡。家里的老宅子还在，由那位老妇人看管着。此时的开封也已经被日军占领，但总算一家子的生活安定下来了。
张以成也不会像过去那样穷酸落魄，大概衣着也能显得光鲜体面一些。到了1941年的秋天，他终于谋到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在中华通讯社当明码译电员。这也是第一份和他大学生身份相配的工作，全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但就在这年冬天，出了一场无妄之灾。一群日本宪兵把张以成抓走了，说他开枪打死了日本人。严刑拷打之后又被押解到了北京宪兵队，关在监狱里。其实这件事的起因是，他那个当巡官的大姐夫有一把德国造的盒子枪，离开北平时存在了张以成处，张以成离京时又保存在了一个舅父那里。日本宪兵搜出了这把枪，他舅父大概吓慌了，就说是张以成的。[1]
这段时间里，王佩英一定是担惊受怕，甚至变卖家产托人疏通，想了不少办法。对张以成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很快真正打死日本人的人被捕了，于是在过年前被放回了家。1949年以后王佩英也还会和孩子们说起张以成被日本宪兵抓起来，严刑拷打坐老虎凳的事情。在她的描述中，孩子们的父亲显然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不过在当时，张以成的被捕经历显然只是一次意外，他确实没有杀日本人。
被捕事件之后，一家子的生活重归平静。而张以成的心里肯定对此留下了阴影，在自己的国土上做二等公民，生活上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还是有一种失落感。有时候和好朋友一起吃饭聊天时，会感慨“报国无门啊！”、“男子汉大丈夫真该马革裹尸还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被十八集团军总部情报处开封情报站的地下党注意到了。一个有文化的青年，有强烈的爱国心，又在敌人的通讯社当译电员，这难道不是最值得发展的对象么？张以成应该是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王佩英也很支持他。那时，张以成和王佩英应该并没有什么党派观念，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合作。1937年后，共产党的军队接受中央政府改编为十八路军，名义上接受蒋委员长的中央领导。如果是国民党方面的军统早接触到张以成，他大概也会加入的。因为当时他的主要动机大概是为国家做事、打击侵略者。
就在这个阶段，根据各方的介绍张以成不再使用“路平”这个化名，而恢复了自己的本名。这也许可以说明，张以成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方向。
本节注释：
[1] 张以成恰好在那时离开了北平，也许就是因此成为了重点被怀疑的对象。在张以成的档案中出现这一段的详细叙述，也符合那个年代的特点，对于所有有过监狱经历的人，都是被调查的重点对象，害怕那是变节分子。
六·地下工作岁月
张以成最早开始地下工作的时间已不可考,比较大的可能是在1942年下半年。这一年是抗战非常艰难的僵持期，日军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整个岛国的战争机器已处在超负荷运转状态，而国民党方面也极为吃力。
河南属国民党军第一战区，是必守之地。豫北、豫南、豫东均已沦陷，国民党军三面受敌，坚苦支撑。而此时平汉铁路、陇海铁路基本已瘫痪，几十万抗日军队，主要依靠当地国统区征兵征粮，更增加了河南百姓的负担。而战争的拉锯中，国民党军和日军往往都会在撤退时烧庄稼，避免资敌，最后都是农民受苦。驻守的汤恩伯部虽在台儿庄大战中立过大功，却军纪极差，时常侵扰百姓。加上1942年旱灾和蝗灾又肆虐中原，以至于当时的民谣都说“河南四荒，水旱蝗汤”[1]。到了1942年秋季，虽已显出饥荒景象，但蒋介石正为正面战场焦头烂额，他的主要考虑是如何保障军队的供给，无暇顾及民众，甚至采取掩耳盗铃的态度，征调军粮对百姓而言就成为横征暴敛了。
当时没有互联网，通讯不发达，只有大量河南灾民，四处流散，到了1943年，河南境内已是饿殍遍野，后来的估计有300万人饿死。在美国《時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看來，这是他“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他曾经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把他视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而在河南国统区却目睹了人民的苦难和国民党一些官员的贪腐无能。让白修德无可容忍的是，1943年3月底，当他向蒋介石陈述灾情时，蒋还矢口否认、故作惊讶。其实，有证据表明，蒋介石对于河南的灾荒早已知情。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就遭到了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2]
白修德曾在采访河南一位国军军官十，指责他们横征暴敛。而这位军官却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大概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蒋介石的心思。在这位正直的美国记者心目中，蒋介石已经从圣坛坠落，“开始我尊重他，以后我又为他惋惜，最后我鄙视他。” 1943年，宋美龄访问美国，争取援助。就在此时，白修德在《时代》上发表了关于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宋美龄甚至要求《时代》周刊的出版人开除白修德。
就这样,一个正直的美国记者和国民党统治者彻底分道扬镳，转而痛恨，他看到“这个‘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官员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白修德之后在1946年和另一位记者贾安娜(ANNALEE JACOBY)出版《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这本书也在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出版，其中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腐朽无能，而对共产党怀有好感甚至赞赏。[3]
之所以在这个里用比较大的篇幅介绍这位美国记者的见闻和心路历程，并不是因为他和张以成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而是因为我相信，那时民间的疾苦和由此产生的一触即燃的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在河南地区尤为浓厚,这种时代情绪氛围，张以成作为就生活在此时此地，有着爱国心的年轻知识分子，一定也是感同身受的。就在白修德痛斥国民党的1943年，张以成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于此同时的延安，则是一颗红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刻。1942年开始，整风运动拉开序幕，清算“左倾”和“右倾”。现在来看要整的人主要是三种人：一类是以张闻天、王明、周恩来、王稼祥为代表的喝洋墨水的国际派，树立毛泽东的政治权威；一类是以彭德怀、刘伯承、陈毅为代表的地方诸侯、手握重兵前线大将，目的也是使得毛泽东在军事上树立权威地位；再一类是以王实味、丁玲、萧军、艾青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人对延安歌舞升平的风气、对老干部与青年知识分子之间供给等级制不满，写了很多文章，虽然出于对共产党的爱护和理想主义，但威胁了纯洁的延安圣地形象，所以也要被打击，树立毛泽东文化上的权威。整风运动最积极的主力是康生和刘少奇。
这样，蒋介石之后，又一个领袖的权威被树立了起来，而且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在前述几类势力对象被打击之后，除了少数人如王实味和王明，其他都彻底的服从了毛泽东的权威，形成了空前的党内团结的局面。 [4]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在礼节上表示服从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但至少在毛泽东心中已经有了天下三分有其一的气概。
在笔者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曾经一度感到惊讶：张以成最初因为爱国而加入八路军情报部，但无论在张以成的自述中，还是他早期战友的回忆里，都没有发现他针对日军的谍报活动。即使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前，张以成和他战友的主要工作都是刺探国民党方面的情报,并向国民党军组织作渗透。十八路军在1943年开封情报站建立之初的指示方针就是“长期潜伏、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依靠下层、分化上层”。对在沦陷区搞谍报的国民党人上级的指示是，不允许接触，相反可以接近亲日派，争取他们为党工作。而“敌占区的地主、资产阶级人物，由于共产党的威望和统战政策的正确，许多倾向我们，也正是我们争取的主要对象。”[5]
当时张以成有一个对的外身份是中国记者协会理事[6]。家里有三个孩子，平时外出穿着非常体面[7]。但所谓记者身份虽然是打探消息最好的掩护，却应该并无什么实际收入。张以成这时外出交际应酬的开销，都依靠王佩英家产的支持。
有两个细节可以印证，八路军的情报站并无常规经费支持，非常清贫。张立奎记得1947年张以成负责郑州情报站，非常困难。派他去豫西地区找一位王政委，给郑州情报站解决一些生活困难。这位王政委给了两口袋麦子，运回来换成钱，才有饭吃。还有田贵勤的回忆，应该也是在1947年的郑州，原本全靠王佩英炒瓜子、做小买卖维持生计。后来佩英怀着老三，正要临产，而家里已经无米下锅了。曾洁光从一个小商贩处借了5元钱，托另一个地下党员给张以成送去，以解燃眉之急。
另一段辅助材料是在冀鲁豫区党委城工部副部长曹志真的文章《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河南部分城市工作的回忆》中提到，开封情报站建站时，“吴芝圃决定给开封工委30斤特货，换成法币解决地下活动经费问题”。[8]
从中可以发现几个问题：一是和以前一样，只要一离开开封，张以成就立刻出现经济危机。而为了帮助他，连作为情报站负责人的曾洁光都要向别人借钱。可想而知，情报站平时并没有自己稳定的经费来源，也就是说，支持张以成几年来从事情报工作的几乎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王佩英在老家开封的房产收入。
张以成常常在外工作,王佩英带着孩子，让丈夫免除后顾之忧，除了支持掩护自己的丈夫[9]，有时还需要帮助传递情报。在地下党碰头的时候，她还承担放哨的任务[10]。在这个过程中，王佩英和曾洁光、郭鸿文、胡俊三、周舟等战友及他们的家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王佩英对于共产党最初的印象，大概就是通过这些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们建立起来的。
陈克强记得一个细节，可以了解王佩英那时的政治立场。他是1945年认识王佩英的，他的父亲陈振洲后来也成为八路军的外围情报员，是张以成的下线。而陈振洲是先认识王佩英，再由王佩英介绍给张以成的。1948年，陈克强中学毕业，病了躺在床上，正为前途发愁。王佩英刚生下老三，还把孩子抱在怀里，来到他床头跟他讲八路军的故事，告诉他“八路军是真心为了穷苦人的队伍”，介绍他去解放区八路军办的“中原大学”。还给这所她从来没听说过的大学做招生宣传，说去了那里“不要钱，管吃，管住”，并且给陈克强准备了介绍信，[11]还是写给应该和张立奎提到的同一位“王政委”。查阅那段历史，在豫西地区活动的确有一位王其梅政委[12]。
后来王佩英在入党申请的自我介绍中也说“那时我的精神和我的思想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早有信仰。”
此时张以成的正式身份已是郑州地下党的负责人，他建立了由郭宏文为组长的工人党小组、和以周舟为组长的技术人员党小组，发展了一批候补党员[13]。在情报工作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张以成和他领导的战友们给共产党军队送去了郑州的城防图[14]；瓦解国民党军方士气，通过外围组织策划、发动罢工和学生运动[15]；保护包括电信局设备、铁路甚至美孚大楼，使重要的生产、通讯和交通物资被转移到共产党手中。[16]
就在这一年王佩英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7]
在此时的王佩英心中，共产党就代表着解放和人民的福祉。
本节注释：
[1] 见刘震云的《温故1942》
[2] 白修德：《探索历史》，马清槐、方生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3] 《新闻与幻想——白修德传》新华出版社
[4] 见高华的作品《红太阳是怎么升起来的？》
[5] 据当时的开封工委书记 郭有义的文章“ 回忆集总开封情报站和晋冀鲁豫开封工委”
[6] 查阅在冀鲁豫区党委城工部通联科长孟起的 回忆中“解放战争时期的冀鲁豫开封工委”，提到当时开封的《中国时报》社，已经被共产党基本渗透和掌握，发展了几个地下党员，社长郭海长就是地下党员。有很大的可能张以成是通过这个途径获得的记者协会理事身份。另据冀鲁豫区党委城工部副部长曹志真的文章“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河南部分城市工作的回忆”曾给《中国时报》，“几十两黄金”作为经费。
[7] 这是据张以成河北安国县老乡张立奎的回忆。
[8] 吴芝圃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中共豫西特委书记，河南省委组织部长，中共豫东特委书记，豫东游击第3支队司令员，中共豫皖苏区委书记等职，他49年之后曾任河南省省长，第一书记。共产党内部早在延安时期，到后来的缅共都把鸦片称为“特货”。
[9] 1958年7月张以成以张翼的笔名介绍敌后工作策反国军保五团的经历，发表自《红旗飘飘》。其中提到46年之前张以成曾一度在解放区工作，46年被派回，同过策反一个当旅长的表兄，为共产党服务，并在暴露身份的危险中，死里逃生的经历。其中也提到了妻子“佩英”，沉着机智地与敌特周旋。
[10] 郭秀华 是郭鸿文的女儿，写了“忆张以成叔叔和他爱人王佩英婶婶”
[11] 中原大学设立在中原军区的司令部宝丰县，1948年8月1日成立，其实是八路军培养知识青年的干训班，也就是说王佩英推荐他是去做第一届学员。陈克强回忆“说是大学，也并没有什么文化课，就是教育大家国民党有多么坏，让大家谈认识，晚上还看白毛女。”陈克强毕业后参军。
31 后在曾洁光的回忆中也查到了这个人，应该就是这一位“王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豫东特委书记，新四军第4师33团政治委员，河南军区第4军分区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豫西军区桐柏军分区政治委员，49年后授少将军衔。在1967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32 张以成 “深入敌人心脏 迎接郑州解放”
[15]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周进 2009年07月08日 北京晨报 忆"郑州解放" 毛泽东亲手拟定电稿发布消息
[16] 林可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决战开封——解放战争档案(百城百战解放战争系列)
[17] 应该就是张以成发展的，因为比如包括黄毅民在内，当时郑州发展青年团员，都是经过张以成。这个青年团就是共青团的前身，它的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教育青年，把广大青年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为全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到底。”这也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
七· 解放了
到了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共产党的军队战胜国民党几乎已毫无悬念。
共产党夺取政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民心所向，尤其是一个新政权建立时的朝气蓬勃的景象。王佩英回忆说“有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区处处都是黑暗并有不平等的事情太多了，如果和共产党的政策来对比相差天地之远。”
这时，王佩英的第一个举动是投身工作。王佩英多年来在家是大小姐，嫁给张以成后心甘情愿做家庭妇女。除了为贴补家用去做小买卖外，她身上应该是有着比较强烈的传统观念，认为女性的主要职责就是相夫教子，即使张以成穷困潦倒的时候，她也没有自己出去工作过，大概是要考虑丈夫的面子问题。
1949年之后，大概受到新政权意识形态“劳动最光荣，妇女也能顶半边天，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的影响，认为做家庭妇女是封建落后的表现。王佩英在自述中说她“离开家庭”，参加郑州邮局的工作。王佩英做工作非常认真,她说自己“业务不熟悉只有埋头苦干，有时带病亦上班，处处愿做一个模范”。她还参加了邮务培训班，“毕业成绩是85分”，应该是比较好的。
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在邮局工作期间，张以成不支持王佩英入党。她在1950年的自述中说“局长和同志们口头奖励并且还争取我入党成为一个正式的共产党员，但以成对我不大关心，所以不向邮局做证明，以致我至今尚未入党”。
在所有朋友们的回忆中，都说王佩英和张以成夫妻感情非常深。可为什么这个阶段王佩英要说张以成对她“不大关心”呢？笔者推测，这说明王佩英的转变之大，让张以成一开始很不适应。多少年都是围着丈夫孩子转的家庭妇女，即使她支持地下党的工作也都是一切以张以成为中心。1949年之后，一下子受“新中国”的鼓舞成了工作狂和积极分子，整天想着工作和学习，张以成大概是猛然之间有一种男人的失落感。他们夫妻之间也许就是因为这个也产生了一些小矛盾。
其实王佩英依然是很顾家的。这段时期，张以成的母亲搬来郑州同住，大约是张以成想尽孝心。张以成外甥女刘英回忆，每次吃饭王佩英都是尽着婆婆、丈夫和孩子先吃，自己甚至饿肚子。刘英当时全家还没租到房子，5口人都住在王佩英家。王佩英家里租的房子也并不宽敞，但她作为主妇对丈夫家的这些亲戚毫无怨言，而且热心帮助。
但这只是一段小插曲，到了1950，即王佩英提出入党申请的当年，就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宣誓“我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培养教育下使我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并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已超过七千二百万，在1950年却只有500万，确实有很强的“先锋队”色彩。王佩英这一长串不加标点、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宣誓，代表着她当时很虔诚的心愿。
有一段旁证是，在入党之后，就再也没有听说关于王佩英祖传宅子的事情。到了文革中，单位派人去开封外调，这时王佩英祖传的宅子已经在别人的名下。[1]张家孩子当时都年幼，不大记得宅子是怎么处理的。大嫂杨永茹回忆说，大哥张运生曾跟她讲过一个版本的故事：王佩英入党后就“把房子捐给组织了”，原因是她认为“共产党员不能有私产”。[2]以王佩英的房子在三十年代出租每间每月可获得20元租金计算，如果连同主人自住的房子大概每月租金不会少于25元。以房子的价格等于5年的房租计，这个房产大概在当时能卖1500元。考虑急于出手等原因，大概最起码也可卖出千元。有几个理由是可能让王佩英这么做的，一是那个老妇人也许已经过世了，王佩英大概觉得再也不会回开封了；二是自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组织的人”了；三是共产党实行配给制，倡导的理念又是组织管生老病死。她当时对共产党满怀信心，没有留着老宅子的必要。这符合王佩英一贯的性格，认准的事情，九头牛拉不回。她爱上了张以成，就把自己全豁出去了，跟他再苦也心甘情愿。她加入共产党也有这样一种托付终身、以身相许的坚决。
另一个版本的介绍，在后来对王佩英的外调材料中可以找到。这份材料中说，王佩英在1953年为了躲避土改，把20多间房卖了2000元，用于“自己享受”，还在后面下结论说这是“剥削阶级的本质，唯利是图”。这份材料出于构陷王佩英的“剥削阶级出身”，所以有很多不可信的地方。比如评估1942年-1948年之间，房租收入每月“折合面粉约480斤，现金约84元”。这结合这段时期对王佩英夫妇生活水平的评估，显然是过于夸张了，有刻意要把王佩描绘成剥削阶级的倾向。但其中提到1953年卖了一批房，有一定的可信度。
可以确信的是，到了1953年，按外调的说法，王佩英父亲遗留给她的房屋四十多间，土地四十三亩，只剩下二十多间房子，土地都没了。也就是说1949年前的这几年中，王佩英当卖房产土地，支持张以成和地下党的工作是可信的。
另外，王佩英卖了开封的祖宅之后，都是单位分配住房或者租房子，并没听说在郑州或武汉买房子。从其他亲友的回忆中也表现出这段时期生活清贫，没有挥霍的迹象。那么她卖了最后老宅子的一大笔钱，是在她正式入党后的头一年。她至少把一部分或一大部分捐给党组织交党费，作为一个当时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王佩英入党转正本应该是在1951年5月，田贵勤回忆是在汉口铁路分局办的。不过在她档案中查到另一条记录“因候补期间对党认识模糊，立场不坚定，在某些方面群众影响很不好，还表现虚荣，爱面子，接受意见不虚心等”，候补延期一年，到1952年5月才正式入党。还有一条组织意见，是说她“斗争性不强”。这种评价显然是严厉地批评，但从王佩英的性格而言，她并没有错。“对党认识模糊，立场不坚定”和“斗争性不强”都反映出，从一开始王佩英就没有赞同共产党内部一些极左倾向的作风。王佩英入党申请中表达对入党的理解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体现的恰是王佩英天性中的与人为善。共产党中左的思想一直是强调“斗争哲学”，有些人参加革命是出于仇恨和报复的欲望，在斗倒了外部敌人之后还不过瘾，人民内部又要分出三六九等，相互斗得你死我活，这种哲学和王佩英的天性是不吻合的，这是王佩英所理解不了的，自然就是“认识模糊”。王佩英对革命的理解是爱和同情，是为人民服务，是保护被侮辱和践踏的人。这对于理解为什么当文革把中国变成一架绞肉机时，王佩英会站出来做最坚决的抵制有很大的意义。那时候的王佩英，就已经很有自己的立场了。
“虚荣，爱面子，接受意见不虚心等”也很好理解，王佩英的出身和她的教育背景，使她和一些以“大老粗”为标榜的革命者很不一样。注重仪容、穿着干净整洁，这在一些“无产阶级”眼里自然是虚荣的表现。所谓“爱面子”，换个角度说就是有尊严、有荣誉感。只有有尊严和荣誉感的人，文革时看到人们早请示、晚汇报，相互检举揭发的丑态才会感到强烈的恶心。而“接受意见不虚心”关键要看什么样的意见。对于自己内心不能认同的意见一定要做出虚心接受的样子，那不叫“虚心”叫“虚伪”。
从整风运动以后，“批评与自我批评”实际上成为一种政治运动的动员仪式，甚至是整人工具。掌权者想整谁就可以批评谁，同时被整者必须低头认罪，也就是自我批评。这背后是一套权力秩序和意志，越在权力系统底层的人越没有尊严。而比如毛泽东，他可以批评别人，偶尔也会轻描淡写地自我批评，但没有人可以批评他。
王佩英当时在理论上大概并没有什么深入的想法，但她在天性上和这一套组织文化有些格格不入。当然她是热爱共产党的，她对党的理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本节注释：
[1] 根据韩景淑的外调材料
[2] 张运生是长子，大概对他母亲是比较了解的，而且他在50年已经10岁可以记事，应该有较大的可信度。笔者向田贵勤求证此事，她表示并不知情，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以王佩英的性格也不奇怪。
八· 幸福安定的生活
1949年之后，王佩英家庭的生活也像新中国一样蒸蒸日上。在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苦楚和出生入死的考验之后，她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了。全家团圆，自己工作也受到领导和同事的好评。虽然物质生活还是清贫的，但应该说，这个时期的王佩英对生活有很强的满足感，除了工作上尽心尽力，守着一个家她也觉得很幸福。
1955年，王佩英跟随丈夫，带着全家从郑州搬到了北京,由郑州铁路局调到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工作。在郑州局的时候，王佩英因为深受同志们的信任，保管局里的印章和文件，类似机要秘书的工作。到了铁道部，大概是没有类似的工作安排，让王佩英到机关幼儿园当保育员。这通常是一个单位安排家属的地方，整个幼儿园都是婆婆妈妈、没有文化的妇女，而只有她一个是党员[1]。按道理对王佩英来说这样的工作是有些委屈，但那个时代的文化强调的是“服从组织安排”。她一去接受的就是最困难的工作，担任哺乳班组长。因为那时候按照共产主义理念，单位的职工都是“公家的人”，56天以上的小孩就送托儿所。这个岗位非常辛苦，值夜班是经常的事。
不过，这阶段家庭的经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夫妻两人的工资相对过去宽裕了。张以成的工资有138元,王佩英有约50元左右的工资[2]。还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住房，经济条件可以让家里请一个保姆。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即根据张大中的回忆是在到北京的幼儿园工作以后，母亲买了一件毛皮大衣，价格在一百块钱以上。这在那个年代还是个大件消费，所以张大中会记得这么清楚。或许此时，张以成也想慰劳一下跟着自己吃了很多年苦的妻子。
据张家孩子们的回忆，这个阶段家庭气氛非常欢乐，每个星期天全家都会出去游玩、野餐。天坛、地坛、动物园、北海公园这些地方都逛遍了。当王佩英和张以成带着孩子们无忧无虑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也许会想到当年夫妻流落北平落魄光景，也肯定会对生活充满感恩，对新旧社会的对比也会有很多的感慨。
1949年之后，生活是安定幸福的。王佩英平均每隔两年就会有一个孩子诞生，虽然大女儿玲玲很小就夭折了，但这时家里已经有了6个孩子。老大运生已是出落得一表人才的大小伙子，其他一顺溜的也在茁壮成长，作为母亲，王佩英非常的自豪。张大中记得，有一次王佩英和老大在里屋聊天，运生以大哥的口吻安排老二、老三、一直排下去，以后都让他们学什么、干什么，好像已经想到了这些孩子长大以后的样子，王佩英笑得非常开心。
但王佩英的心头还有一个痛处，就是当她想起早逝的头生女儿。那是她和张以成生活最艰难时爱的结晶，这个乖巧懂事的孩子，从小就跟着父母受苦，却一天好日子没有过到就去了。如今看到眼前这些调皮捣蛋的儿子们，用她的话说“一帮秃小子”，她只盼能再有个女儿。
真是天随人愿，到了1956年底，新年即将到来的12月31日，王佩英又生了一个孩子，这次终于是一个女儿。孩子的名字是王佩英自己取的，叫可心。她高兴的把孩子抱到单位给同事看，并且一遇到朋友就说，这可真是可了我的心了！
这个幸福的女人，当时除了感恩，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她的人生已经太圆满了。
1957年 4 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王佩英作为党员肯定也接受了指示传达，不过她没有对党提出任何建议[3]。
据说“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针对这种情况，1957年 5 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毛泽东把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到后来整右派，称作“阳谋”和“引蛇出洞”。
那个时期的王佩英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就是照顾好孩子和丈夫，基本上不关心政治。
本节注释：
[1] 据王学联回忆，她56年到幼儿园担任副院长。
[2] 王冠云回忆，她当时是设计院的团总支书记。
[3] 王学联回忆王佩英没有提任何意见，也没有对领导提意见，这表明她坚定地站在党一边。
九· 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大约是1958年以后，张以成的身体就越来越不好，后来知道大概是肝硬化一类的疾病，时常看病吃药，有时还要疗养。
与此同时，反右之后国内政治上的狂热性也暴露出来了。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政治运动显示出非常荒唐的一面，各个单位都大炼钢铁，连铁道部专业设计院也不干正经事，架起了土高炉，王佩英把家里的大铁锅捐出去给单位炼钢铁了。
不知张以成的肝病有没有转化成肝癌，但即使是在现在，肝硬化也是很难治的病。丈夫住院王佩英要去照顾，单位又经常值夜班，还整天搞政治学习，压力一定非常之大。以入党时组织对她的评价“斗争性不强”来看，王佩英对这种政治运动是有心理距离的。据一些同事回忆，那时候就象幼儿园这样的一个小单位也开始搞派性，几个党员搞成小团伙。可以想象，本来有些婆婆妈妈的人，脑子没地方用爱搬弄是非，这是很好理解的办公室政治。但当时的大政治气氛给这种猥琐的文化披上了崇高的外衣，一个小幼儿园也要斗争来斗争去。王佩英自然不会参与这些事情，可她又是个党员，所有组织活动都要参加，于是便显得与环境格格不入，有些独来独往。有同事回忆说，那时的王佩英就是埋头干自己的工作，在单位不爱多说话[1]。相信当时有一些人一定看她很不顺眼。
大约在1959年初的时候，有一件本来很小的事落到了王佩英头上，让她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有一天白天，小孩们被带到户外活动，王佩英和高淑琴打扫室内卫生。王佩英烧了一锅热水，大概是为了擦卧具或者消毒。当她端着一脸盆热水，经过一个光线幽暗的过道到另一个房间去的时候，一个小孩突然冲了进来。王佩英毫无准备，避让不及，结果有一些水泼到了孩子身上。据高淑琴讲，小孩并没有受伤多严重，衣服脱下来，肚皮上烫了一小块红的。
这件事说来责任并不在王佩英，但对一些人来说却是整人的借口，一件小事按照“狠挖思想根源”的逻辑就可以上纲上线。据说在会上有人反复责问王佩英“你脑子到底在想什么啊？”，同时也有人开始挖王佩英的出身问题，说她是“地主丫头”。对这些欲加之罪，王佩英都没有辩解，只是保持沉默。
这些情况，放在1949年后的政治形式大背景下来看是毫不奇怪的。毛泽东在得天下之前为了赢得更多的同盟者，作为纲领和承诺，他提出了“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感。但当毛泽东的政权逐步稳固的时候，昔日的盟友就又成了要被铲除的对象。而这些昔日的同盟者或已经臣服者并没有行动对于政权的威胁可怕到足以发动社会运动的程度。这时“出身”，就成了动员群众斗群众的最有效意识形态武器。这就像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可以使一部分人永远成为一个社会的贱民，甚至转移社会矛盾和泄愤的对象。在59年之后，即使在一个幼儿园里这样的气氛也非常的浓重，王佩英一个意外的事故，居然和她的出身联系在了一起，加以发挥。
在此事发生之后不久，王佩英被调离托儿所，转而到单身宿舍当清洁工。这显然是在政治上被打击的表现：从一个干部身份，到被安排去当清洁工。此时，以她要强的性格大概也不会去跟别人诉苦。张以成身体很不好，如果跟他说这些委屈，只怕会增加丈夫的压力。她只有一个人默默承担。
此时张以成的病情也在恶化，到了1960年就完全住院了。王佩英除了平时上班空闲的时候去陪伴丈夫，每个周末还轮流把几个孩子带去探望父亲。
1960年下半年，张以成已经出现肝腹水的症状。王佩英找了能找的关系，求医问药都不见实际的效果，只能暂时缓解张以成的一些痛苦。11月的一天，王佩英在医院陪伴丈夫。深夜孩子们都睡着了，大概凌晨的样子，张大中朦朦胧胧的醒了，感觉母亲坐在他床头哭。第二天全家都知道，父亲去世了。
很长一段时间，王佩英都有些回不过神儿来。她和张以成是自由恋爱，一路坎坎坷坷，什么样的危险都经过了，正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时候。结果病魔让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没了，可想而知对她打击之大。有一段事，记在她的档案里。那是1961年的一天，王佩英到商场向售货员要了10朵白色的绢花。应该是想祭奠爱人，结果她把绢花包起来，没付钱转身就走了。售货员追出后把她送进了派出所，单位派人将她领了回来。显然，王佩英无论如何不可能光天化日之下到百货商店抢东西。可以理解的理由是，王佩英沉浸在对张以成的思念中，已经有些神情恍惚了。
张以成去世后家庭经济也非常困难。王佩英每月工资是48.5元，好在大儿子运生已经在政治学校工作，每月有37元可以贴补家用。但家里毕竟是有7个孩子的，生活非常拮据。几个月后，不得已把家里的保姆送回原籍。接下来，为了孩子上学、自己上班方便，调换了一处小一些、两居室的住房。
地下党时期张以成的上级、老战友曾洁光当时是北京铁路分局的党委书记。很同情她家里的遭遇，专门找到专业设计院的工会干部，请他们关心王佩英的生活。这样，组织决定每个月给王佩英额外补助30元，直到几个孩子成年。比起一般的家庭，城市的干部家庭还是相对优越的。不过王佩英因为疼爱孩子，在管理家庭支出方面不太算计。有一次领了补助后，她就去黑市全买了鸡蛋给孩子们吃。这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属于铺张浪费或者乱花钱的举动。
张以成病重到去世的阶段，也是大跃进灾难性后果开始爆发的时候。国家经济体系完全混乱，一方面农村生产被人民公社的瞎指挥和浮夸风搞得一塌糊涂；另一方面放卫星又带来高指标的“征余粮”。对城市的基本供应还是保障的，但在农村饿死人的情况却已经相当普遍。当时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互联网，报纸上的宣传还是形势一片大好。
党内其实已经有了分歧。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耿直的彭大将军给毛泽东写信提出意见。这本是一封私下的信件，出于耿耿忠心，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却龙颜震怒，利用党内的派系力量的矛盾，挑动对彭德怀的批斗。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将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免去国防部长职务。彭德怀提出意见，原本是一次纠正党内错误的良好机会，但当时的党内风气已经发展到了唯毛独尊，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地步。那时刘少奇等高级干部并没有站在彭德怀一边，甚至说了落井下石的话。
大多数老百姓并不知道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王佩英也同样不了解。张以成去世后不久，她还去买了一尊毛主席的白瓷像放在家里。文革前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氛围还没那么浓厚，买毛主席像的家庭还是比较少的。这也说明了王佩英在那个时候的思想认识。张大中还记得，母亲刚买了这尊像后对孩子们说：“毛主席可是我们的恩人啊。”
同时，王佩英对刘少奇也非常的崇敬。王冠云回忆说，在1959年单位办的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的庆祝会上，王佩英不叫刘主席而叫少奇同志，非常有感情的样子。孩子们比如大圃曾回忆，母亲在家里常爱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即后来被称为“黑修养”的。王佩英有时在家里会一边带孩子们洗脚，一边捧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读出声来。
本节注释：
[1] 高树琴等幼儿园同事回忆
十 讲真话的“疯子”
无从考证王佩英最初开始对毛泽东的政策提出意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她第一次1963年3月被单位送去精神病院开始，往前倒推，1961年家里还供着“毛泽东像”来看，这应该是在大约1962年。
是什么造成了这期间王佩英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从把毛泽东视为恩人到直接批评毛泽东，成为让人困惑的最关键问题。
第一能够想到的原因自然是被称作“三年自然灾难”的大饥荒。虽然当时新闻高度封锁，可毕竟会有一些亲友、关系之间分享信息。当然后来经过反右的“无产阶级专政”后，社会才有了那种噤若寒蝉的肃杀气氛。王学联回忆说，她在天津的亲戚都饿死了，只是私下说了一声，立刻遭到党支书的警告，强调这是党性立场问题。而王佩英的家乡开封和张以成的家乡保定地区都是饥荒的重灾区。农村的亲友为了生存，即使不敢透露饥荒的真相和批评人民公社政策，也一定会想尽办法与城里任何能攀得上关系的亲友寻求联系。因为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干部家庭还是可以保障基本供应的。
应该也有亲友找到王佩英“借粮食”。后来总结王佩英罪状的材料中有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现在老百姓非常困难，我也困难”，应该就是她在这个情况下说的。
铁路设计院有一个年轻的技术员暴天成也是开封人，和王佩英是老乡。他们之间用暴天成的话说是“不外气”。
暴天成叙述了老家农村的情况“搞大食堂，尽是吃粮食啊。做饭的人都是所谓的积极分子才能到食堂去，一般老实的社员庄稼户，根本沾不上食堂的光，就吃大锅里边的稀汤。真正吃好的是在村里有点儿权的，就是村里的干部，他们每人都红光满面，老百姓都是蜡黄蜡黄的脸，三个月把全年的粮食都糟蹋光了。在家里至亲的朋友在一起都是摇头啊，没办法，谁也不敢说……”暴天成因为出身不好，父亲是个旧职员，所以受了很多整，被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暴说在农村看到有个书记“成分好就当上书记，让农村的女同志都拿着锄头排成一排退着锄地……，他叫这些女同志把上衣都脱了，露着乳房来锄地”他还介绍那时的河南农村“成分好，就可以强奸地富家里面的妇女，完了以后没事，犯法无所谓。只要成分不好，你就算倒霉了。”[1]
按照暴天成的说法，王佩英这个人“胆子大，别人不敢说的她都敢说，一点儿都不避讳什么”。但问到他王佩英到底说了些什么，比如有哪些评价毛泽东的话，暴却说不出来。可以理解和想象的情景是，暴天成是个受了打击、非常谨小慎微的人。平时两人拉家常是可以的，但王佩英直率地议论到领袖的时候，他听都不敢听。按照档案材料中对这个阶段的调查结果显示“王佩英时有反党的话，总是先找群众，荣胜男，灵雪露（此人是1958年在职工人，对党不满），刘辉，现在经常找的徐金琛（国民党骨干干部）。”这些被提到的人都是王佩英被捕期间的调查对象，其中有些人显然为保护自己检举揭发了王佩英。比如在档案材料中就写有荣胜男检举王佩英的言行，表示和她划清界限，并斥责王佩英“你胡说”。
从这些信息中可以看出，针对中央政策在基层造成的悲剧，王佩英是相当不满的，而且有话就直说。有些人也许出于自保和恐惧，检举了她。
但这还不足以解释，王佩英为什么直接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毛泽东。那个时代大多数老百姓就像今天一样，也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策略需要，即使遭受切身苦难，也会说中央政策是好的，就是到了下面走了样。即使是全社会的大灾难，很多受害者也不敢想，中央的政策有什么问题？即使大家想到中央的政策有问题，也不敢追究最高领袖有什么问题，只敢想是他身边的人蒙蔽了领袖。比如王学联就说“王佩英真了不起。我们当时谁都觉得社会不对劲，可我直到文革后期都只是恨江青，觉得她太不是东西了。现在稍微用脑子想想，没有她男人给她撑腰，她能这么嚣张么？王佩英看问题深得很，一开始就没有绕弯子，直接奔毛主席去了。”
从另一角度来理解，即同时期的历史背景中找答案，对于大跃进的政策其实中央高层一直是有分歧的。在毛泽东的高压下，除了庐山会议上整倒了彭德怀，并没有在社会上公开化。但毛泽东肯定已经感受到了党内一股力量对他的不满，同时也感到了大跃进局面失控带来的执政危机，这时候在政治上他把刘少奇推到了前台。当然这也有政治交易的含义，在毛泽东的棋局里，打倒彭德怀之后必然需要一个人出来收拾局面，安抚人心。
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会谈时，蒙哥马利曾问道：“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很多人解读，这是毛泽东再一次向中国、向世界公开宣告，他的接班人就是刘少奇。也许刘少奇也曾经这么理解。但另一方面毛泽东的话其实也隐含着另一层意思，宣示他并不准备放弃权力，一直到死，他都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对于他主导的中央路线，他是不愿意承认有错误的。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 “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以毛泽东的聪明和他的威望，确实在党内足以压服不同意见。刘少奇、周恩来们出于各种考虑，在庐山会议时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彭德怀成了党内的出头椽子。
到了1961年底和1962年，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也逐渐公开化。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61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7000人大会”。这么大规模的会议，本来就显得很不正常。原因就是，在党内高层，倾向于刘少奇所代表的较为务实的路线的干部，已经超出了毛泽东的控制。于是他以扩大民主的形式，把一批不了解内情，同时又对毛盲目崇拜的基层代表拉进来支持自己。这种做法，和后来把不懂事的小孩子拉进来当红卫兵，逻辑是完全一样的。
在“7000人大会”上，刘少奇突破了毛泽东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话。公开说“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从历史上看，对向来不能容忍别人一句批评的毛泽东而言，这恐怕已经是公开挑战其权威的表示了。因为当时国民经济还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毛泽东强压下了怒火。
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斥责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通过“7000人大会”，党内最高层的分歧，也就是所谓的“路线斗争”，稍微敏感些的人都能感觉到了。但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这是上面的事情，轮不到老百姓来插嘴。对一些更高层的干部，他们的感受是焦虑。一方面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另一方面毛泽东却掌握更大的政治资源，包括军队的效忠。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在中共党史上，站错队的下场是非常残酷的。
而王佩英在了解了分歧实质之后，鲜明地表达了她的判断。她认为刘少奇是对的，她认为毛泽东应该引咎辞职，让干得好的人上去。这样的语言被记录下来了“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
另一条线索是王佩英被关押期间说过“毛泽东就是个托派分子”、“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泽东，赫鲁晓夫说得对。”她的狱友齐克琦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奇怪，齐自己曾经进修过俄语，陪同过苏联专家工作，在她眼里王佩英就是一个普通工人，托洛斯基和赫鲁晓夫的事情她是怎么知道的？后来查到王佩英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是地下党年代张以成牺牲战友胡俊三的遗孀马志新。胡俊三同时也是张以成朝阳大学的同学，共同的经历让她们两人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而此人（马志新）曾去苏联留学。张大中回忆说，她们两人经常关着门，在屋里一谈就是半天，她们谈的内容并不让孩子们知道。
马志新应该知道国内一般百姓不了解的、推翻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报告的内容。
这个报告揭露了一些长期被掩盖的斯大林统治下的罪行“斯大林根本不允许实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专横，连被他看成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以后的这个时期内，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许许多多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卓越活动家和党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斯大林专横的牺牲品。”
“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这一名词可以使犯了思想错误或只卷入争论的人毋须证明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它可以自动给这些人加上这个罪名，可以破坏革 命法制的一切准则，对他们实施最残酷的迫害，以对付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对付那些只是被怀疑有敌意的人，对付那些受到诬陷的人。「人民敌人」这个概念，实质上已经排除了任何思想斗争和就某些问题那怕是实际问题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据，实质上唯一的证据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这 种「自供」后来经查明，乃是对被告施行肉刑逼出来的，这种做法与现代法学的一切标准是完全违背的。于是就导致明目张胆地破坏革命法制，使许许多多过去维护党的路线的无辜的人成了牺牲品。”
“斯大林背离了列宁这些直接明了的纲领性指示。在我国国内一切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采用非常办法实行大规模恐怖已失去任何重要依据的时候，斯大林却要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去实行大规模恐怖。
这种恐怖手段事实上不只用来反对被击败的剥削阶级残余，而是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正直干部。他们被加上了虚假、诬陷、荒唐的「两面派」、「特务分子」、「破坏分子」等帽子，说他们策划某种臆想的「阴谋」活动。”
这份秘密报告被传到西方时，引起整个世界对被铁幕掩盖下的惨剧的关注。而在中国，当斯大林的罪行被揭露的时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毛泽东。包括毛泽东自己也明白，他干的事情和斯大林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分别。很自然的也会想到要警惕“党内的赫鲁晓夫”，并在后来把刘少奇称作“中国的赫鲁晓夫”。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王佩英的罪行档案中，有这样一句言论“赫鲁晓夫说得对。”
对于态度如此坚决的王佩英，最尴尬的大概就是她单位的领导。从事实和道理上讲，王佩英都没有说错什么，但她鲜明的立场又让人觉非常恐惧。当时刘少奇毕竟还是国家主席，毛刘对立的形势还不明朗。如果处罚王佩英，万一刘少奇胜利了怎么办？可想而知，对各方来说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宣布：王佩英疯了。
最早是1963年3月，王佩英被送去精神病院看病。是用单位的车送去的，但并没有看出什么病来。
爱人去世后，家里的经济条件也越发困难。这段时间家里一些值钱的呢子大衣、古玩之类，都被陆续送进了典当行。王佩英很要强，不肯向朋友伸手，但最小的孩子可心和大圃也都在此时曾被送到别的亲友和同事家寄养。曾洁光和爱人曾想抱养可心，他们家的生活条件比较好，王佩英反复思考还是舍不得孩子。这阶段王佩英的工资还是照发，委托一个单位的阿姨帮着管账。好在此时家里老大、老二都已成年，也可以照顾弟妹了。
以毛泽东的历史一贯逻辑来看，他在7000人大会的暂时低调之后，总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一方面7000人大会后，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处在行政管理第一线。而在另一盘更大的棋局上，毛泽东正在做布局，一场要最后摊牌的风暴也在酝酿之中。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如果说在7000人大会上，毛、刘还只是表述方式不同。那么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已经和刘少奇发展到当面抬扛。之后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2]在今天，从细节推想当时的场景，当年政治高层的斗争，哪里还像是伟大领袖，简直像是流氓团伙。排座次不合，老大之间斗气要火拼。
当时的社会氛围肯定是非常压抑的，一场暴风雨就要到了。一般的老百姓要么小心谨慎，避免殃及池鱼。如果从选择站队的角度讲，这时候在明眼人看来，毛泽东已经占据明显的优势，甚至是胜券在握。刘少奇渐渐处于被动、朝不保夕的境地。而毛泽东也并不理会刘少奇的示弱，甚至检讨，已经摆出了要把斗争进行到底，置刘少奇于死地的架势。
而此时，王佩英在单位里依然坚决地表达对刘少奇的支持，这更给让单位领导带来恐惧。在1962年，讲支持刘少奇的话还算不上什么罪行，但到了1965年，还不识时务地支持刘少奇，就危险了。
王佩英应该也察觉到了这种国家政治气氛的不正常。这段时期，她的言论更加激烈了。根据档案材料记载：1965年以来“多次疯狂攻击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还写了13条反动口号恶毒的攻击我们伟大领袖……”、“吹捧世界上最大的叛徒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及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3]
此时在单位已经没有人敢和王佩英讲话，她更加激烈地到天安门、灵镜胡同去散发传单。灵镜胡同是中组部所在地，王佩英大概还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程序，能够纠正这种不正常的政治走向。但是毛泽东此时连刘少奇都要消灭，组织部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到了1965年的4月份，她做出了今天看来都惊世骇俗的举动——要求退党。
根据赵文新在文革期间所写的“揭发信”可以知道，王佩英在1965年5月初找到他和王世彦，并谈了自己的想法：
“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停滞不前了，已经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了。”
“共产党员都有特殊待遇，过去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是为了解放人类，而现在共产党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
“我再不退党，我的罪就更大了[4]，我坚决退党，从现在起我不参加你们的会了，不交党费，你们也管不了我了。”
“共产党官越大，越骑在人民头上，那些坐小汽车的都够劲……，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主席，赫鲁晓夫说得对。”[5]
这些应该都是王佩英非常坦诚的心里话。但此时单位的领导必须做出坚决的措施，以表明立场。可刘少奇当时毕竟还没有彻底被打倒，也不能说王佩英支持刘少奇就是反革命，同时，也有一部分保护王佩英的含义。王佩英被当做“精神病”送进了北京安定医院。
张大中回忆说，1965年大约是五、六月份的样子，应该就是在王佩英要求退党之后，单位书记王世彦通知他去办公室谈话。张大中一去就感觉气氛不对，以往王世彦对于他们家都表现出比较关心的态度，而这次说话口气非常严肃，还关上了房门。王世彦问大中，你母亲有反动言论，你们家属知不知道？大中并不知道，就如实回答。他回忆说：“完了也没有人再提这方面的事情了。”
可能是因为得不到答复，大约在7月份，王佩英又提出书面的退党申请。里面讲的退党理由是“申请退党，理由如下，因无意义，又无目的。自我受罪，何苦而为，因此因此，坚决退党，速办手续。”还有“誓死不信不信，一定坚决不信仰共产党，速办退党手续交我本人。”；“一人做事一人当，甘心情愿，愿为六亿人民利益出发，绝不改变自己，绝不顾惜自己的一切。”
没多久王佩英就被单位强制性的送去了安定精神病院，几个月后就被转到了回龙观的分院。
大多数友人对王佩英还是非常同情的，但很少有人能理解她的思想。曾洁光听说她住院了，买了蛋糕去看望。据说那天王佩英非常清醒，显然是动了感情，回忆起很多当年在开封地下党战斗的情景。很多曾洁光都忘了的细节，王佩英都记得一清二楚。但讲到当下，她开始批评毛泽东，曾洁光就不敢接话了，只有匆匆告辞。回到家里，曾洁光难过得留下了眼泪，对妻子说“王佩英真的是疯了，她连毛主席都敢骂。”
多年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成为一种弥漫的社会氛围。对于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毛泽东是不能被质疑的神。王佩英连毛主席都骂，可不是疯了么？
当一个社会失去最基本的理性能力的时候，那些坚持清醒思考问题的人，就会被当成是疯子。
本节注释：
[1] 暴天成介绍这些的时候，泪流满面。
[2] 见薄一波和安子文的回忆。
[3] 铁路专业设计院的革委员起草“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佩英的主要罪行”
[4] 这里认为自己要赎罪的态度，有很鲜明的基督教文化风格。
[5] 据赵文新的检举，当王佩英说到“坐小汽车的都够劲”，往下不敢说了，停顿了一会儿才讲出最后的话。
十一· “反动立场”与舐犊之情
王佩英在这个阶段的很多言论，包括散发的纸条、传单，都成为后来宣判她的罪证。
从这些言论结合的情形来看，绝不是头脑不清楚的人所能说出来的话。
有批评共产党作风变质的。
“共产党员不管老百姓饥与渴，共产党员把人名利益放脑后边。”
“共党居世，铁打江山。共产党员，着上马衣。升官发财、耀武扬威、骑在民身，作威作福。只顾自己，不顾人民”
“共产党啊！共产党！毛泽东啊！毛泽东！”
“四大家族都逃走。五大家族毛泽东，人民财产归你手。”
如果说这些内容还有些比较激动、情绪化的色彩，则王佩英对高层政治的评价，就显示出她非常清醒的判断了。
“陈独秀是好人，应该永远纪念他。”
“彭德怀、刘少奇都是我党的优秀领导。”
“敬爱的周总理，千辛万苦作外交，一心一意为人民”[1]
但很难让人理解的是，王佩英一个带着7个孩子的单身母亲，为什么要对肉食者谋之的高层政治表达这么坚定的异议。连他的家属对这都不能理解，张大中回忆说，那时候他并不觉得母亲有什么反动思想，但是怪母亲多管闲事，“把咱们家搞好就行了，操那些心干嘛呀？”大嫂杨永茹说到现在都不能理解，她婆婆一个妇道人家，就算为了这么些孩子，有再大的想不通“忍一忍还不行么？说两句违心的话又怎么样呢？”这可以代表那个年代善良老百姓最真诚的想法了。
不过这个选择对王佩英来说也是很艰难的。据张大中的回忆，那段时期王佩英曾一度染上了抽烟的习惯，可想而知她的内心非常受煎熬。但她最后还是走上了一条绝然的道路。
不过把各方的细节和信息凑到一起发现，她对孩子的保护和爱也已经尽心尽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长久以来，张家的孩子们没有一个知道母亲当时是怎么想的。也就是说，王佩英在看透了高层政治的丑陋之后，在单位和社会上挺身而出，在家里却从来不跟孩子们提过这方面的问题，也没表露过这方面的想法。这应该是王佩英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也是对孩子最大的保护。可以想象，如果家里的孩子受到母亲思想的影响，以孩子的单纯和直率，哪怕在学校和单位说了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危险就会落到孩子们的头上。所以，王佩英在单位里坚决的要求退党的时候，她的孩子们都还在积极的向党组织靠拢。大圃还是学校的红小兵头头，王佩英对他也并没有说什么。这也表明她并不是一味地率真鲁莽，她知道自己言行的后果，在挺身而出的同时，她已经和自己的家庭“划清了界限”，这也是为什么她在反复地强调“一人承担”。而事实表明，也恰恰是母亲的爱才保护了这些孩子。在王佩英遇害以后，虽然政治上受到牵连，但毕竟还是被当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劫后余生。张家子女也在渡尽劫波之后，有了今天对母亲的缅怀。
母亲去世以后，因为心底的阴影，张家的子女多年来在家里从来避忌谈论关于母亲的话题。但在笔者采访之后发现，王佩英在意识到危险后，几乎对各个孩子都做过交待，并且都是结合不同孩子的性格分别私下交待的，很有一些因材施教的意味。
张大江，就是前面提到的像王朔笔下顽主一样的老四，记得母亲那段时期曾给他讲了一个很多人可能都知道的故事：一个国王临死前把孩子们召集到床前，发给每人一杆箭，让他们掰断。儿子们轻轻松松就掰断了，老国王又拿出一把箭让他们掰，他们用尽力气也掰不断。故事的道理很明显，就是讲兄弟一定要团结，这样才不会受别人欺负。有趣的是，张家其他子女却并没印象母亲曾跟他们讲过这样的故事，也就是说王佩英对大江是特别用心的。大江的性格大大咧咧、对政治毫不关心但是对朋友很讲义气，在街坊小混混中也颇有些威信。这也是为什么王佩英被宣判后，张家的孩子们作为黑五类子女，却没有受到过什么红卫兵欺负的原因。
最小的可心记得，1965年前后，大概是在春夏之交。晚饭后，王佩英专门拉着她一个人出去散步，别的孩子都没带。走到大约靠近军事博物馆的地方，王佩英搂着可心很认真地说：“妈以后要是不在了，你一定要懂事，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可心当时就哭了，搂着母亲说：“妈妈别瞎说，不会的。”当时，王佩英应该也哭了。这段经历张可心直到笔者采访才吐露，在此之前和亲人们也没有交流过。
以此推测，对老大、老二王佩英应该也有相应的交代，让他们挑起生活的担子，照顾弟妹之类。在她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个还未成年的孩子的生活，都由已经工作的老大和老二承担。
老六大圃，当时是个非常积极的红小兵，班上的班长。文革一开始就跟着大人们一起去“抓反革命”，热爱毛主席最积极。王佩英大概对他这样的状态反而是最放心的，因此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对大圃并没有什么交代。
而老三大中是兄弟中间比较能干的，也和母亲比较亲近。王佩英住在精神病院的那几年，几乎都是他每隔一段时间在周末去探望一下。其他孩子都没有去过，只是张大江回忆说去过一次回龙观。我想，这种安排也透露出王佩英的苦心：其他孩子还小，当时的交通条件又不好，让他们到回龙观来做母亲的舍不得。而老大、老二都已工作，即使周末有时间，在盛行检举揭发的年代，让他们来探望有“反动思想”的母亲，可能会更影响他们在单位的发展，甚至受到牵连。如果老大万一再因此丢了工作，恐怕全家弟妹都要饿死了。只有老三张大中的身份最合适，和其他小孩子比他最懂事，并且当时还没工作。
大中去看母亲的时候，每次带大约1元钱的营养品，比如藕粉之类。王佩英和他也从不谈自己政治观点，只问一些最普通的家常，母子常常是相对无语。这种儿子的陪伴会给王佩英带来很大的安慰，但她并不过多地表露出这种牵挂。我想她是有意识地克制自己，怕表露出来孩子们会难过。非常有趣的是，老四张大江，那个顽主，唯一的一次去看望母亲，他的印象是“我妈挺好的，挺乐观的。”笔者追问“她有没有表达什么，比如想念你们啊。”张大江想了想回答“我妈挺好的，也没怎么想我们。”
其实，王佩英怎么会不想呢？有一次张大中去医院看望后要走的时候，一个洗衣房的工友拦住他问，你是王佩英的儿子吧？大中说，是啊。那个中年妇女说，你妈平时可想你们了，整天念叨你们，特别是你们的小妹妹可心，你还不回去拍张合影，让你妈能看到你们。于是1967年的夏天，张家兄妹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最小的三个孩子扎着红领巾，在前排，脸上的笑容是纯真灿烂的。身后是四个大哥哥，表情都很严肃。这张合影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是张家兄妹仅有的两张合影之一，另一张1960年父亲病危时，母亲让他们照给父亲看的。
当王佩英拿到这张照片时，她一定已经想到了生离死别。这张照片也一定是被她终日端详，捧在手里、压在枕下的。对着这张照片，她一定流了很多眼泪。
之后有一次张大中去看望母亲。时间到了，在他准备告辞的时候，王佩英突然说了一句让他当时毫无思想准备、终身刻骨铭心的话：“孩子,妈做的事可能会拖累你们，妈对不住你们啊。”
本节注释：
[1] 以上言论都被视为是王佩英的反动罪行。
十二· 邦无道，至死不变
1966年，毛泽东终于在充分酝酿之后，全面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此时像一只被粘在蜘蛛网上的蜻蜓，完全无还手之力了。他甚至向毛泽东提出，一切责任自己承担。辞去一切职务，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种田。这可以看作是向政治对手认输臣服，甚至求饶的表示。但作为一个从延安时期就一路走来的毛泽东的左膀右臂，他这样的举动又显得何其幼稚？他对这位“亲密战友”难道还没有一点最基本的了解么？如果是蒋介石，对那些曾反对过他甚至发动政变的人，以中庸之道宽待之，也不奇怪。而毛泽东已经运筹了这么久，就是要置他于死地。而且不是简单的弄死，是要杀鸡儆猴、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昭示胆敢不臣者的下场，以此来进一步巩固他的威严。怎么能让他解甲归田”呢？
很长时间以来，有一个叫陈少敏的女干部被称作“刘少奇冤假错案中惟一的良心”[1]，原因是她是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中，唯一一个拒绝为开除刘少奇党籍举手的人。在所有人齐刷刷举手表态的时候，她伏案不理会。后来遭到打击也坚持认为“刘少奇没有反毛主席”，“刘少奇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其实，长久以来并不被中国人所熟知的王佩英的信念比陈少敏更加透彻，甚至比刘少奇本人更加坚定！她的完整逻辑是：“就是要反对毛主席”，因为他已经成了和斯大林一样独裁的暴君。刘少奇就算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又怎么样呢？在反斯大林的问题上，“赫鲁晓夫并没有错”。
被关在精神病院中的王佩英，每天都被喂服或注射大量镇静药物。据张大中回忆，有时候去看望母亲，会发现母亲有反映迟缓甚至流口水的症状，那应该就是药物的作用。但即使这样，王佩英对她最基本的信念始终非常清晰。在病历中可以找出这样的医生诊断，1965年12月20日的记载中写到“治疗已达五个月，病情不见好转，若令其出院对社会影响不好”[2]这里体现的信息是，之所以把王佩英收进精神病院，关键是其言行“对社会影响不好”。
随着文革的展开，到了1967年的7月，北京已经组织了公开批斗刘少奇的批判大会。1967年1月13日，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颁布了“公安六条”，用专政机器为文革保驾护航。“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保护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而地富反坏右“不准串连，不得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自己建立组织”、“不得利用大民主或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其中第二条又特别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到了1968年，已经没有理由再把王佩英作为精神病人看管了。于是6月6日，主治医师吴志长写了对王佩英的诊断意见，要求单位接回。病历上是这样写的：“出院诊断证明：经过住院期间观察，除高血压病外，目前生活自理如常人，无精神异常，在住院期间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经过思想教育仍不改，故由机关接出处理。——医师：吴志长”。
那是初夏的一天，张大中正好在家，书记王世彦在楼下喊：“王佩英的孩子快下来”。那天，王世彦的态度非常严厉，是公事公办的表情，告诉张大中说：“你准备一个洗脸盆、一块肥皂、一个毛巾，拿点儿你母亲的衣服送来。”张大中感觉可能是母亲给送回来了，王世彦的态度让他感到脊背发凉。或许出于潜意识中的恐惧，收拾好了这几样东西，他自己却不敢去，叫了小妹妹可心给送去了。
此时的王佩英，已经被从精神病院押送回专业设计院，接受更残酷的“群众专政”。她被关押的地方离家并不远，同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大院里，是宿舍楼第100栋的“牛棚”。由一些表现积极的所谓“革命群众”来看押、管教被“专政”的对象。
下午时分，懵懵懂懂的小可心，拎着给母亲准备的换洗物品，按照别人告诉她的门牌号，来到了关押母亲的地方。敲门，开门的是一个凶狠、面无表情的男人。可心说“给母亲送东西”，那个人接了过去，门就“砰”的关上了。就在这大概只有几秒钟的光景里，一幕景象永远地印进了张可心的脑海。
房间里，对着门有一张桌子。一个人坐在桌后，一个背影像是母亲的女人，手被绑在身后，双膝跪在桌前，身后还站着人。也许是听见了可心的声音，这个女人挣扎着扭过身来。在她侧脸时，可心看清了，她嘴上戴了一副像是口罩的东西，这个女人应该就是王佩英。她应该也听见了可心的声音，也许只要再有电光火石的一刹那时间，她就可以扭过头来，和她朝思暮想的可心见上最后一面。门却无情的关上了。
那副口罩一样的东西是中国人最有想象力的发明。“革命者们”在林昭身上也用了，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她说话，更不让她喊出口号来。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讲过一个故事“屠者许方，其屠驴，先凿地为堑，置板其上，穴板四角为四孔，陷驴足其中。有买肉者，随所买多少，以壶注沸汤沃驴身，使毛脱肉熟，乃刳而取之。云必如是始脆美。越一两日，肉尽乃死。”他描述那头驴“当未死时，箝其口不能作声，目光怒突，炯炯如两炬，惨不可视。”看到这里，我总是觉得毛骨悚然。人怎么能残酷到如此地步，你要杀人家，你要吃人家的肉也就罢了。还要捂住人家的嘴，剥夺其呼喊的权力，就连豺狼虎豹也不会这么恶毒。当遭受凌虐而又箝口不能作声时，一头驴尚且“目光怒突，炯炯如两炬，”何况是万灵之长的人呢？
纪晓岚写这个故事是为了宣传因果报应。他笔下那个屠夫“后患病，遍身溃烂无完肤，形状一如所屠之驴。宛转茵褥，求死不得，哀号四五十日乃绝，”，并且断子绝孙。据说毛泽东也很爱看《阅微草堂笔记》。在他统治下，哪怕是那些曾为他打天下出生入死的骨鲠忠臣，也都被他折磨到生不如死，他有没有想到过一点点报应？对比来说，蒋介石对政治对手要宽容得多。即使这样，他晚年皈依基督，在士林官邸边上修了一个家庭小教堂，每日祈祷忏悔。而毛泽东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似乎至死对他做的事没有一点点惭愧的表示。今天在一个叫“乌有之乡”的网站上，居然还有人还在歌颂文化大革命搞得好，赤裸裸的说“林昭活该”。也许毛泽东和他的崇拜者们真的是彻底的无神论者。
王佩英受到的待遇除了毒打，还包括饿饭、手反绑，上厕所都需要狱友协助。所以有人记得王佩英在被关押期间，说过这样的话：“你们还不如国民党呢。”
王佩英和几位一同被监管的“现行反革命”、“走资派”每天除了时不时遭受讯问和虐待，还要被“劳教”。王佩英当时的状态是“脸色蜡黄，被折磨得瘦弱不堪”。可劳动的时候，却一点儿不偷懒，甚至常常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
难友回忆，一连几天倒腾久存仓库并已开始腐烂的大白菜。偌大的仓库里，许多菜叶烂得黏呼呼的，散发出一股股刺鼻的臭味。“只见她麻利地捧起一棵棵大白菜，掰掉四周腐烂的帮子，迅速地码到另一个干燥的墙角，平平整整的，她又找来长长的木棒，横在平整的菜上，再把第二层大白菜码在横棒上，好让空气流通。她码得又多又好。”。再比如清理炉渣“她把已烧过的煤渣扒开，挑拣出那些略微透黑还没烧尽的煤块，堆在一旁，送进炉膛再次燃烧。一上午她不喝一口水，不歇一次工，下午也照干。歇工的时候几乎都在拣未烧尽的煤渣。”而且，甚至没任何人要求她，她默默无声闷头干着，别人并没有一直盯着她，王佩英完全可以偷偷懒。[3]
这时，王佩英的选择很像基督徒的宽恕精神，你打我的左脸，我就把右脸也给你打。又像佛家的以忍辱为修行，逆来顺受，毫无怨瞋。你让我劳动我就加倍的劳动，但前提是我不能作恶，不能撒谎，不能违背良心。当造反派逼她认罪的时候，她就表现出金刚石一般的坚硬。
非但遭到什么样的折磨都不认罪，而且依然试图在各种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用造反派的话来说就是“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变本加厉”。
她的难友们都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藏了笔和纸，写了很多小纸条，都是类似前面提到的那些口号。当她们被看押一起去食堂的时候，王佩英就偷偷把这些纸条塞到有人能看到的地方，甚至在1968年的9月9日，9月30日、10月4日，在食堂“高喊反动口号，疯狂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攻击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这几个日子王佩英应该是有所选择的。“更可恶的是，她于9月29日写了大量反动传单预谋在国庆节散发，真是狗胆包天，猖狂之极。”[4]
而据难友的回忆，王佩英在食堂的时候态度非常的镇静。当食堂人最多的时候她起身大声说：“同志们，我有几句话要说……”。接下来的遭遇，就是她被造反派七手八脚的堵着嘴拖回去，然后被饿饭、被毒打。有几次打得太狠了，几乎是往死里打，王佩英的难友都哭了。齐克琦鼓起勇气抗议说“你们别打了，她是个病人，打死她也没有用啊！”
最后一次大概就在10月4日。此时，她已经没有可能慢条斯理的说话了，王佩英直接在食堂喊出口号“刘少奇万岁，打倒毛泽东”。这个口号今天看来是偏激的，但在那个全国上下一片高喊“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的疯狂时刻，王佩英却表达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反潮流勇气。她就是要和这个癫狂的时代唱对台戏，你们越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她越是要说“刘少奇万岁”。
齐克琦、刘克英等牛棚难友们都曾劝她，你鸡蛋和石头碰，这是何苦呢？王佩英说“刘少奇是吃人民饭的，毛泽东也是吃人民饭的，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我想不通。”她还说“刘少奇犯了什么错？要把刘少奇整成这样。这么害好人的人能是好人吗？”
据所有人的回忆，在王佩英被打的时候，都是紧咬牙关一声不吭，从不求饶，甚至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人家让她承认刘少奇是叛徒，她顶回去“谁是叛徒，谁心里清楚”。有人威胁她要坐牢，她就说“我愿意把牢底坐穿”。人家说，你不怕死？她答“到这个时候我还怕死么？我不会屈服，你们想好吧！”。
但最后有一次，只有这一次，在审讯人员面前，她哭了。那一次，王佩英大概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时间不长了。审讯人员威胁她，给她最后一次认罪的机会，否则她就再也见不到她的儿女了。这时，王佩英哭了，哭得很伤心。可她擦干眼泪，还是坚持说“刘少奇不是叛徒”[5]
这时候极权体制在王佩英面前已经展现出最邪恶的面目。一个号称是在革命的政权已经没有道义和是非可言，强权可以赤裸裸的以人伦情感来胁迫一个女人放弃她的信念。
但王佩英不吃那一套。
本节注释：
[1] 见凤凰卫视的“风范大国民”
[2] 有很多研究表明包括在如前苏联的极权体制国家，精神病院实际成为惩罚异议者的制度性犯罪，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极权的意志。比如贺子珍在被毛泽东抛弃以后，大概有些想不通的情绪，也是被送进精神病院。
[3] 以上主要是监友齐克琦的回忆
[4] 均摘自铁道部专业设计院革委会整理的王佩英罪行材料。
[5] 这一段为王冠云回忆，她文革期间是专业设计院留守处负责人。
十三. 最后的审判
1969年的11月份,刘少奇即将走到他生命的尽头，他被囚禁的地方就是王佩英的家乡开封。一个国家主席，此时已没有任何尊严可言。据说他被运到开封时，直到他死都一直躺在一张小床上。“没有穿衣服，甚至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只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的棉被裹着，外边还罩上了一条白床单”。[1]在高墙电网下，对一个垂死的老人重兵看押，而刘少奇所住的小屋窗户上连玻璃都没有。
这时的毛泽东，正在武汉的东湖宾馆，住在东湖梅岭—号。这里据说是毛泽东除了中南海待得时间最长的地方。这座专为毛泽东修建的行宫式别墅，建于大饥荒的1960年，是为了无产阶级领袖能够更好的休息和思考。毛泽东常常在这里一待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每次来，除了张玉凤们，他会随身带来两位厨师，—位负责中餐，—位是西餐师傅。另外东湖宾馆还专门为毛主席配备了—名厨师，负责烹饪本地菜肴。[2]这样他可以“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全国的政治此时都在围绕着毛泽东一个人转。毛并不愿意总待在枯燥的北京中南海里，他到哪里，哪里就成为中南海。如果他需要，可以叫全国各地的大员们来觐见他。毛很多时候会做出一些出乎人们预料的安排，或许他需要以此来保持他神秘的、让人捉摸不透的形象。
此时毛泽东关心的重点已经不是刘少奇了，他在盘算的是如何控制住另一个“亲密战友”林彪。中国是他玩弄于股掌之下的一盘棋，而刘少奇甚至林彪都只是他的棋子。他曾经借助刘少奇等人的力量，打倒了彭德怀；又借助了林彪等人的力量打倒了刘少奇，现在他又在寻找下一个对手了。中苏交恶之后，1969年10月10日，在苏州的林副统帅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了一个“关于加强备战、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这是个被视作“接班人”冒犯领袖的事件，因此下一个要被修理的就轮到林彪了。[3]
这时的毛泽东确实在权力上已远远超过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毛泽东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物。不知道他有没有受到德国纳粹党群众集会的启发，至少在中国，毛是原创性的发明了一套仪式化的全民动员手段。
在一些纪录片中还能看到当年这样的景象：人们胸前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围成一个象征“忠心”的圆圈，一边唱着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一边反复转圈。同时做出与歌词相仿的舞步、手势、表情等简单动作。例如，唱“敬爱的毛主席啊”要手举《毛主席语录》本，右腿半蹲、左腿半跪，抬头眼望语录上的毛泽东像；唱“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要把语录本收回到自己的胸口处紧贴，象征着“在我心中”，然后两手分开，有节奏地来回高举摆动，抬头仰望天上的太阳，表情幸福，作接受阳光照射状…… [4]
今天看这些影像，会觉得全国人民像都吃了摇头丸，那种癫狂而又虔诚的表情绝对会让人感受到邪教的力量。但确实人性就具有天然的弱点，会在这种狂热的群体中找到一种幸福感。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是不需要思考的，因为毛泽东一个人的大脑就代替了全中国的大脑。直到今天，很多人依然非常怀念那种令人陶醉的纯美情绪。对他们来说，还有比不需要动脑子更幸福的事情么？
更具有裹挟性的全民仪式，就是批斗大会，创造性的把杀鸡儆猴的把戏变得富有剧场效应。
这种手段是古代帝王们所想不出来的，当年司马氏夺权后，要铲除曹氏势力中的不服从者，大有清望的嵇康首当其冲。《晋书·嵇康传》记载“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刽子手能让一个囚徒在刑场上手挥五弦，赴死是可以如此高贵和优雅的。在“万恶的旧社会”，政治斗争虽然也血腥，可有不胜枚举的例子说明，对于超越政治的人格尊严，不论哪一方的政治阵营都是有基本的尊重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讲，对嵇康、文天祥，对史可法、谭嗣同，“刑于市”除了惩罚也是对其节操、求仁得仁的一种成全。
而对于毛泽东这样的“无产阶级领袖”和他的爪牙们，对想铲除的对象是不会有这种仁慈的。让一个人死，太容易了。这远没有达到领袖的目的，必须把一个反对者作为道具，从肉体到精神进行全面的羞辱，要胁迫他的“人民”都参与这一仪式，成为他的共谋。对待彭德怀是这样，对待刘少奇也是这样，更不要说对待像王佩英这样的民间反抗者。
但王佩英并不配合。
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在文革中，许多曾在过去革命中出生入死的高级党员干部，被毛泽东亲自打倒时，大都是非常的顺服。至多只是辩解，自己是冤枉的、自己并不反对毛主席。甚至毫无尊严地被折磨致死，也少有象王佩英一样坚持“我就是反对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不对”。他们难道是胆小鬼么？他们当年在国共战场上的勇气到哪里去了？
我后来想明白了。这些地位都很高的干部，和王佩英的差距不在知识和阅历，甚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勇气，而是独立人格。彭德怀难道贪生怕死么？周恩来难道贪生怕死么？他们怕的不是死，而是体制，是被“组织”所抛弃。当“组织”被一个人所操纵时，他们就完全丧失了反抗的能力，甚至没有勇气去质疑“组织”也会是错误的。在组织中，他们是勇敢的，他们可以为“组织”而牺牲。离开了“组织”，他们甚至不敢相信自己。而王佩英和那个时代大多数人都不同的地方，只是她坚持了一个基于常识和逻辑的基本是非判断。即便“组织”胁迫，也不能让她哪怕是装作认可，她以为是错误的事情。
集中在1969年的下半年，王佩英参加了无从统计次数的批斗会，被拉到北京的各个区和农村的大队去游街批斗。这样的会上，除了有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还要有一些地、富、反、坏家庭的代表“陪斗”。被批斗的人要被革命群众以“喷气式”的方式做低头认罪状，而“人民群众”也有角色要扮演，要在带领下歇斯底里地高喊口号，以示立场坚定。
王佩英每一次都反抗。当大家喊口号的时候，王佩英会挣扎着扬起头来，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她喊“打倒毛泽东”。
一开始一些造反派没有准备，只有拳打脚踢，情急之下会用抹布甚至泥巴来堵她的嘴。王佩英骂他们“你们真不如国民党”。到后来，干脆批斗的时候就拿类似“嚼子”的东西勒住王佩英的嘴。一个有力的年轻人在后面牵着，使她不能发声。即使这样，王佩英依然反抗。“叫她跪，她不跪，就用脚踢她”，扭着她手的时候“她头发一甩一甩”，很激烈的挣扎，要好几个人才能按得住。[5]曾有一次，在57中操场上举行的，包括周边中小学生和居民参加的批斗会上，当王佩英被从囚车上押下来的时候，要三个人才能摁住她。因为剧烈的挣扎，脚上的一只鞋袜都掉了[6]。
批斗大会要达到的效果，是反革命分子低头认罪、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给更多的百姓带来杀鸡儆猴的震慑。而王佩英的不配合自然是“反革命气焰嚣张”的表现，在“广大革命群众”中“影响极为恶劣”。
张家大嫂扬永茹的一个舅舅和舅妈在海淀的四季青大队，因为出生不好，经常在批斗中被拉去“陪斗”。有一次就是“陪斗”王佩英的批斗会。杨永茹文革后期嫁入张家时，与娘家人一提婆婆王佩英的名字，他们立刻就想起来“这个女人可真厉害啊，跟造反派对着干。别人喊口号，她就对着喊，搞得批斗会进行不下去。”
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横扫全国，却不能让一个女子顺服。王佩英当然不可能比那些按着她的年轻人力气大。在很多人看来，她简直小胳膊拧大腿，自讨苦吃。但王佩英的挣扎却是在万人面前一种鲜明的姿态，完全是在蔑视这种红色恐怖。你们可以靠几个人的力气让我低下头，但我不服！你们还有什么本事？我不怕你们！
当局显然不可能让这样的“反革命分子”继续嚣张下去。1970年1月18日，由谢富治等向中共中央请示[7]，1970年1月22日得到批复，由文革司法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达了“判决书”。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进行“公审”，判处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
1970年1月27日，离这一年的除夕夜只有九天了。这本该是筹备年货、全家团圆的时刻。全北京市包括中小学生在内的、号称十万“人民群众”被召集到工人体育场。[8]北京工人体育场是1959年全国总工会建造的，是当时国内最好的体育场，能够容纳的观众也是最多的。当年第一届全运会就在这里举行，那时，刘少奇还坐在主席台上。到了文革中，它承担的主要职责成了“反革命分子”的示众场，彭德怀、彭真都是在这里被批斗后，再被囚禁的。
在那个年代没有大屏幕投影。大多数后排的人民群众，看不清那些“反革命分子”的面目是不是真的很邪恶。他们只是被教育：这些人是异教徒、是魔鬼，伟大领袖是他们的救星，是他们的神。而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些魔鬼搞破坏造成的。
鲁迅在日本学医的时候，看到一张幻灯片：日俄战争中，有一个中国人据说是为沙皇的军队当侦察员，被日军捉住杀头。周围站着看热闹的，同样是一群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这个场面改变了鲁迅一生的轨迹，他发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在鲁迅死后，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民党被打跑了，三座大山被推翻了，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而鲁迅不会想的是，日俄战争之后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人，在同胞要被杀害的时候，非但必须旁观，而且十万人都要整齐划一地挥舞拳头、声嘶力竭地呼喊口号，为惨剧喝彩，以表示自己的忠诚。
王佩英对这一天是有准备的。她曾说过，自己是有罪的。王佩英也许会想起张以成第一次向她介绍共产主义时，她的激动和紧张；会想起象胡俊三这样出生入死的地下党战友，他们当年的信念和理想；还有她1949年之后和张以成来到北京，看到焕然一新的天安门城楼和五星红旗的喜悦和憧憬。难道她所热爱和献身的革命，就是要把国家和人民变成现在这样么？！
在会场中央，王佩英还在挣扎。她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她用全身的力气，想把头扬起来，又被按下去。
大概是既怕她喊出口号，又怕带着嚼子或拿抹布堵住嘴太明显，显出“无产阶级专政”原来如此孱弱，连一个女人讲几句心里话都承受不了。所以，在最后的公审大会上，他们挖空心思用了一根比较细的绳子勒住王佩英的咽喉。后面让人拽着，这样既能使她发不出声来，绳子陷进肉里，远处的“人民群众”也看不到。
后来有专案组的人说，王佩英在公审后，被押往卢沟桥枪决的囚车上被发现已经给勒死了。[9]
在这么多年无休止的凌虐折磨中，王佩英没有放弃，没有被击垮，仿佛立于磐石之上。
终于，为她所看见和相信的，王佩英做到了，完成了，见证了。
这一天，到了傍晚时分，张家的孩子们全都知道，母亲走了。从今往后，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永远再也见不到她了。但他们又得小心地、不能让别人看出自己的悲伤。他们是王佩英在尘世的念想，生活还要继续。
今天，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是王佩英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并不后悔。
本节注释：
[1]吴志菲 刘少奇囚禁开封的最后日子 2008年4月《党史纵横》
[2] 长江日报 记者蒋太旭通讯员杨文 “1969年，毛泽东在武汉过76岁生日”
[3] 汪东兴 1969-10-17 “毛主席烧了林彪的第一号令”
[4] 中国青年 八亿人民共跳“忠字舞”
[5] 王冠云曹桂芬等目击者回忆
[6] 据张大圃的班主任杨老师讲述
[7] 现在即使王佩英已被正式平反，并被称作优秀的共产党员，但关于她被迫害的关键档案，依然是机密，即使家属也无法看到。
[8] 工人体育场在足球赛的时候，有观众席八万多，办批斗会时，球场外围也坐上观众，大概10万人是其极限容量。
[9] 这个说法，张大中和专业设计院的很多人当时都听说过，都印象深刻，张可心在母亲平反的时候，作为家属代表的发言也提到了这一细节，应该有很高的可信度，可惜的是，今天大中和可心包括当年平反王佩英专案组的成员都不记得准确的信息来源，在没有找到行刑人员的情况下，当时的具体情形，今天已无法对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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