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峯: 打壓傳媒 刁難議會 目中無人

 

2012年5月23日星期三

盧峯: 打壓傳媒　刁難議會　目中無人

還有近四十天才正式上任，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已急不及待擺出一副唯我獨尊，目空一切，大權在握的姿態，不斷向持不同意見的人施壓，不斷把魔掌怪手伸向社會不同角落，務求所有人都按他的意思辦事，做他的「 Yes man」。近幾天他連獨立自由的傳媒也不放過，連負責監察政府的立法會也不放在眼裏，肆意向它們指指點點，粗暴無理的干預它們的運作。

前天，候任特首辦突然透過政府新聞處發表聲明，批評本報有關陳啟宗可能出任港大校委會主席的報道缺乏根據，又指本報「一周內三次刊載內容不實的人事任命報道，影響人心，本辦深表遺憾。」我們對候任特首辦這種無理、毫無根據的指控深感遺憾，認為有關聲明不但是在蓄意抹黑本報，更是在威嚇所有獨立敢言的傳媒，要大家乖乖聽話。

正如本報總編輯張劍虹先生在手記所言，本報有關報道都來自可靠消息，並經記者多方求證後才刊登，絕非毫無根據，更不是輕率作出報道的。更何況陳啟宗先生是梁振英的重要支持者，又有教育方面的經驗，梁先生或梁營核心人物考慮委任他擔任重要公職是大有可能的事，候任特首辦憑甚麼批評本報的報道毫無根據呢？

此外，現時正值政權交接的敏感時刻，人事佈局將出現重大調整，各種消息滿天飛，有放風試水溫的，有爭取支持的，也有想力挽狂瀾的。為了讓讀者及市民及時了解最新的人事佈局，傳媒從不同渠道採訪、打聽有關消息是應有之義，是該盡的責任。此所以近期各大報章對下屆主要官員人選報道極多，而且不乏前後不一的情況。例如政務司司長林瑞麟就從下屆司長大熱變成棄將，無緣留下。既然不同報章在下屆政府人事任命上都有大量報道，為何候任特首辦單單苛責《蘋果》呢？這不是別有用心嗎？而且，反口覆舌，朝令夕改是政治人物的慣技，梁先生在人事任命上又受制於北京及西環中聯辦，傳媒報道的人選最終不能出線可能是梁振英敵不過西環壓力而已，根本不是甚麼報章失實或錯誤。

我們當然不怕梁振英或候任特首辦的無理指控，我們當然會繼續盡好本份，堅持如實報道，堅持為市民發聲。但是，我們對梁振英在近期一連串事物展現的霸道專橫作風難以接受，更擔心七月一日後情況變本加厲，令持不同意見的傳媒、團體、政黨、市民更難以發聲，更難有生存及發展的空間。試想想，獨立傳媒是監督政府管治施政的第四權力，立法會則是憲制內監察政府施政財政的最重要機構；可梁振英還未上任已不把它們放在眼內，已在用種種手段向它們施壓，對它們肆意指手劃腳，要它們變成只懂配合政府的傀儡或橡皮圖章。到七月一日他正式上任，梁振英及他的政府肯定會進一步施壓，肯定會變本加厲的批評批判敢言的傳媒、議員、政黨。對香港來說，這實在是個嚴重的警號！

李怡: 不知言論自由為何物

上世紀六十年代，《紐約時報》報道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對當地黑人施暴，其中有些敍述與事實不符，蒙市警察局長對《紐時》提出控告，結果最高法院判《紐時》無罪，理由是：一、對公眾關心的事情作報道和批評，是民主政治的根本，是言論自由的主要精神；二、在報道批評中，錯誤難免，要有言論自由就應留下允許搞錯的「呼吸空間」；三、如果要求言論必須與事實相符的話，很可能使原來想說話的人嚇得不敢說了，這將堵塞了人民的知情權，也縱容政府肆無忌憚地濫權。

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沒有人會否定，即使中共政府也說大陸有言論自由。但掌權者遇到對自己不利的報道批評，就要看他的胸襟和對言論自由的認識了。從候任特首辦就《蘋果日報》所作的聲明來看，梁振英根本不知言論自由為何物，同中共領導人一樣，眼中只有權力。

2012年5月23日星期三

金針集 : 撰文反拉布 CY計錯數

梁振英昨天「一稿六投」，六份本港報章同時刊登他的文章，質疑立法會「另類拉布」，事關立法會除 政制事務委員會外，房屋、民政和資訊科技及廣播等四個事務委員會，都要開會討論有關政府架構重組事宜。梁振英重申，有關改動不如07年曾班子的架構重組，又指當時重組涉及八個政策局。

既然梁在文中強調把事實說一遍，筆者也分析這些「事實」。

文中對增加副司長一職只以一句帶過， 「我們的改組除增設副司長的職位分擔政務司長和財政司長的工作，以強化跨政策範疇的統籌工作」，但那實是牽涉憲制慣例及體制記憶，其中尤以把以往的三層政治架構改為四層，最為茲事體大。而對於新增副司長，梁及其團隊至今解釋不多，由副司長和司長的從屬關係，到副政務司司長為何會主管教育局、文化局和勞工及福利局，副財政司司長為何會主管工商及產業局和科技及通訊局，梁振英和候特辦主管羅范椒芬都未曾公開向公眾交代。

CY又提及2007年7月落實的政府架構重組，指影響涉及八個政策局，和他現時「只涉及四個決策局」，明顯較07年建議小，但反被立法會「拉布」阻礙，彷彿於理不合。

問題是，當年架構重組是由「三司十一局」變成「三司十二局」，增加局長只是一名；但CY的建議卻是「三司二副司十四局」，單計局長已多兩人。而他計及的所謂影響涉及八個政策局，事實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和民政事務局，純粹是職責上小幅增加，說是「影響」未免言重；而實則是把當時五個政策局重組為六個（所以是加一局長）。

所以，如果以同樣計算方法，即把現有政策局改組而成新政策局，CY的建議是由四個政策局重組為六個新政策局，所以他文中的「曾八梁四」算式，實為「曾五梁六」，哪個建議改動更大，一目瞭然。更重要的是，政策局的分工，本身就是縱橫交錯，莫講話改動牽涉到增加的政策局達六個，更牽涉到兩位司長和下屬各政府部門，當中可謂大有文章。

例如CY指「以房屋政策為例，也僅是把房屋規劃地政局還原而已」，但事實上，現時運輸及房屋局是由政務司司長管轄，重組後運輸政策和房屋政策各歸不同政策局，卻同時成為財政司司長工作。就算房屋政策和財政司司長工作有關，但運輸政策又是否適合由財政司司長管理？筆者舉例，的士、小巴業界對石油氣價問題一直有意見，小巴的士業界屬運輸範疇，但石油氣價卻屬能源政策，又歸環境局負責。

更何況，今時今日，已經沒有幾個有板有眼的中環CEO會採用「org-chart管理法」，他們大多改行綜合彈性管理（integrated methodology），這個方法要求管理階層擁有上佳領導力，能同時達成兩個互相拮抗的目標，至於改不改組，根本是餘事；由此路進，CY懂得的管理知識，恐怕屬於咸豐年代的出土文物。

梁振英一方一直堅持只是仿效07年曾蔭權做法，但正如立法會議員吳靄儀昨天駁斥羅范椒芬，07年並不是換屆，當時無論社會和立法會都有較多時間消化新架構，例如集規管地政、規劃和保育的發展局，最早見於07年2月時，曾蔭權已有提及，而且曾蔭權在當屆「連 任」時，也確有就新架構，例如是否分拆當時衞生及福利局，徵詢不同選委意見。何況，07年的立法會用一種方式去處理架構重組，不等於現屆立法會也須採用同 樣方法，就以現時批評新政府架構最烈的兩位議員，陳淑莊和黃毓民為例，07年時都未加入立法會。政治形勢已改，CY和羅范以07年立法會比擬，無疑「用明 朝官審清朝法」。

陳景輝: 民粹威權梁振英

歷任行政長官之中，梁振英大概是將「香港七百萬人」掛在嘴邊掛得最多的特首。明明是小圈子的產物，他卻臉不紅耳不赤的宣稱要做「七百萬人的特首」。最近一次，針對「拉布」，他說「立法會並非屬於那六十個議員，而是香港七百萬市民。不滿的話，大家一定要出聲」，又語帶威嚇說「拉布癱瘓香港」。這裏，什麼三權分立或議會內少數派多數派互相制衡的原則，他都隱去不說了，而是像青蛙跳般，一下子跳躍到直接發動人民討伐議會的立場。這種「以人民之名行威權之實」的新統治趨勢，可歸類為「民粹主義式威權」。

首先，和其他威權一樣，它的本質是非民主和缺乏權力制約的，但跟別的不同在於，它號稱自身的權力基於民眾的集體意願。弔詭而重要的是，這一權力的本質雖然是自上而下，但它的正當性來源，竟是建基於號稱的「民眾」。「民粹式威權」的出現，跟香港社會的轉變有關。近年，社會上瀰漫對財團富商的不滿情緒，八十年代確立「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各階層聯合政府」的港人治港模式（引述自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已隨唐英年敗選而宣告死亡。新上陣的梁振英，至少在口頭上，不再把管治的正當性基礎，建基於財團和精英的認同和合作，而是面無懼色地訴諸人民。所以，「民粹式威權」也是幹部治港的一項特色。

跟其他地方民選的民粹領袖有別，特首並非民主產生，因而梁振英所訴諸的「港人集體意願」，並沒有人民實質的授權和支撐，反過來說，它更多是依賴一種時而取態清晰、時而虛無飄渺的民情民意。例如，強推「五司十四局」改組之際，他不停呼籲「香港急須改革」、「不好蹉跎歲月」，這既對準經濟城市中「發展壓倒一切」的慣性期待，也抓緊近年盛行的「香港被邊緣化」的焦慮。「反拉布」一役，他更順水推舟，呼召港人「厭惡政治」的文化基因，渲染「香港被政客癱瘓」的驚險圖像，引發恐慌。這些民粹召喚不見得全然奏效，但它所捕捉的往往是人民的本能、恐懼和期待，而現實上，梁振英的民望從無到有，也是這般民粹操作的結果。

也許你會問，重視人民的期待有何不可？這不是民主的精粹嗎？首先，民粹煽動家不一定反映民意，但就算他們真的抓住了人民的本能和恐懼，也不等如實現了民主。必須說明，所謂民主，是相比「少數服從多數」更為複雜的追求。以政策局改組為例，無論我們多麼渴望「改革」，也不能跳過充分公眾諮詢的程序要求，又或，不管我們多麼厭惡政客，也得尊重分權制衡的原則和少數派的表達權利。也就是說，「多數決」以外，民主還是一套包括公共理性、權力制衡、尊重多元和保障人權的社會組織方式。

可是，近三十年香港的民主化進程，強調較多的是選舉民主，即「多數決」的原理，這導致好一部分港人對於司法覆核、拉布、社會運動，以致任何逆反輿情的事物完全缺乏耐性，而這更為「民粹式威權」的滋長留下了肥沃的土壤。也許，在那個舊特區政府還會說「民意於我如浮雲」的年頭，反對運動以「多數決」的民主原理來論述已經足夠，但在今天的民粹時代，情況便不一樣了。

作者簡介：社運人、文化人和時評員。作品散見報章雜誌；曾任編輯、香港數碼廣播電台節目《八十後，今晚起義》主持。

2012年5月23日星期三

鍾倫納：從拉布看香港目前的民主運作

「拉布」是一種大部分會議規則手冊都接受的拖延策略。這個中文名稱未必帶有貶義，近來卻因香港立法會的 運作受阻，而被頗多港人視作一種弊端，有人謾罵拉布者、要求取消拉布的規例，甚或提出要解散立法會。平情而論，拖延策略可以是議會運作的一種自動調節步驟，就像所有工具一樣，能被不同人士採用，善用者易遂己意，不善用者和不懂者吃虧。贊成民主化者必須認真認識這種議會策略。本文簡單介紹「拉布」的作用和 精神、可用的「招數」和化解的方法，希望大家不因個別事例而否定這種民主操作。

拉布策略早見諸古羅馬，英文filibuster一字本來指16世紀活躍在加勒比海的西班牙海盜，沿用於西歐幾國語文，原意都是「劫奪」。這個帶上明顯貶義的字眼、這種不時被人詬病的策略，為什麼在歐美這些較早踏入現代化的國家歷行不衰呢？

在會議中拖延時間的方式不少，有人發表似是而非的論調，有人鑽牛角尖地逐點放大細節，有人提出大量跟原案直接或間接有關的問題，有人不斷修正原案、 要求資訊、提出種種程序議案（請閱拙著《民主議決和組織策略》，三聯，2008），甚至宣讀憲法、聖經，或可能有關的文獻！一般來說，採用這些策略者多屬少數派，目的在於拖延時間，等待反對者離場或支持者趕到，以爭取足夠票數，也有人用來癱瘓會議的進行、加強抗議的效果，或喚起會場外的注意。

在各地生根

拉布策略不斷受到困惱者指摘，但經過無數論爭之後，仍能在各地生根，基本原因，是民主制度希望把不同想法的人士包容在共議平台內，透過理性、論據和 對各方利害的理解，求取彼此可以接受的最佳決定。是以民主決定雖然以大多數派為依歸，卻也尊重少數派的發言權。大量事後發展的例子證明，少數派的意見可以是正確的，會議規則因而也配備多種方法來覆審議決，以及鼓勵異見的發表。讓異見者在遵守共同規則的場合裏發表異見，會減低在場外不依規則行事，或搞地下活 動的機會。在社會漸趨複雜的情況下，議員面對多種議案，在討論某些議案時是多數派中的一員，討論別些議案則可能屬於少數派，也可利用拉布策略。目前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以往在別的場合也曾施展過拉布這一招。

拉布並非唯一的拖延策略。拒絕出席，令對方無法達到法定出席人數或票決人數也屢見不鮮。歐美一些地方法例可命令警察把議員捉進會場，近年仍間中出現少數派議員在開會當天，聯袂跑到別區邊界外去聊天的情況。

拉布的持續性，雖受發起者的主觀意願和策略催生，也受當事團體所採用的會議規則、主席的引導、與會者的態度、法庭的裁決，以及外界氣氛影響。

會議規則中有不少可以避免一些有意或無意的拖延舉動。常見的化解方法是限制發言次數和時間、要求擱置討論、交付委員會處理、要求分案表決或立即表 決、指出發言者離題或涉及不當內容（如人身攻擊或涉及機密）而拒絕討論等，主席和一些敏捷的議員可以按情擇規來處理，這當然需熟悉各種議案的性質和可以通過的人數。

對於這些限制發言的策略，拉布者或其他反對者也可提出幾種程序議案來抵消，例如要求澄清程序、抗議主席對當時議案的裁決、不信任主席等。抗議主席對 當時議案的處理必須在討論該案時提出，過半數票便可通過，不信任案可以隨時提出，一般要求三分之二票數才能通過，但通過後並不影響以前議案的表決。

主席若因處理議程運作不當，須改變對當時議案的處理，或在是次會議中讓位，但仍可主持下次會議，因為他／她並沒「違憲」。「會議規則」 （parliamentary procedures）只屬技術性操作，許多「會章」（by-laws）只提及採用哪一套會議規則（一般相差不大），或抽取個別重要的規則編進會章裏。較大的或較複雜的團體，會把較具原則性的和較高穩定性的章程撥往「憲章」（constitution，中文也常譯作「會章」）。在小團體裏，通常一份會章便包含這三層規則。在立法會這種複雜機構裏，不同意主席對某項議程的處理，有上述的抗議步驟可循，斥為「違憲」，不止小題大做，還會混淆視聽。法院不受理， 固然有不輕易涉及分權獨立的考慮，亦未嘗不是對提案者概念不清的提示。

香港民主化 牙牙學語階段

立法會這趟會議受到拖延，除了少數派借題發揮，也是多數派不願意或未能純熟運用會議規則的結果。多數派議員經常缺席和早退，成了反對者的藉口和反對 的動源。主席一再提醒議員勿重複發言，反映出立法會成員對議會運作的生疏或輕視。不同意拉布的議員其實有不少方法可以協助在場內進行化解，反對拉布的聲浪不足，主席只能首當其衝，進而導致對整個體制的衝擊。

香港傳媒對拉布作了不少報道和評論，但由於山頭太多（國內外很多地區都只有一兩份日報），影響很散漫。網民的意見則以情緒化反應居多，對人的謾罵多於對事的細心陳述，香港的民主化，目前仍在牙牙學語階段。

作者現居於美國俄亥俄州，曾任教授、研究員和行政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