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時代玄機十八大搭建政改平台 ．江迅
習近平即將接班，是中國當代政治版圖的一個轉折點，更是執政黨是否深化改革與能否自我完善的接力點。中共十八大報告的最大亮點，是報告的第五章有關「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部分，佔了全文十分之一篇幅，為習近平未來的政改搭建平台；報告是胡錦濤與習近平妥協的結果。中國政治學者認為習近平有可能會力推政改，因為他的父親習仲勳是胡耀邦、趙紫陽的戰友，而且是「靈魂伴侶」。
判斷中國未來走向，中共十八大（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無疑是至關重要的觀察窗口。在中國政治生活中，執政的中共代表大會總是為未來設計發展藍圖。中共十八大十一月十四日落幕，翌日，十八屆一中全會，經歷多番折騰而終於形成的中南海新一屆政治局團隊集體亮相。這是二零一二年中國政治社會的重要事件，將深刻影響今後的中國社會。中共十八大是中國當代政治版圖的一個轉折點，更是一次執政黨是否深化改革與能否自我完善的接力點。中共十八大報告的最大亮色，無疑是佔了報告全文十分之一篇幅的政治體制改革部分。自中共十三大以來，政改內容首度被單列章節。政改的平台搭建了，這場大戲就看新任總書記習近平如何演繹了。
被視為中共「政治宣言」的前總書記胡錦濤在十八大所作的報告，是否會勇闖「改革深水區」，成為人們熱點期待。中共十八大前夕，許多關於政治改革的風向球不時若隱若現呈現，不僅成為輿論討論、政策決策的重點，也成為中國不得不理性而科學面對的關鍵問題，各類思潮的碰撞和交鋒以此為基礎展開。中共三十多年政治改革風雨路，道路並不平坦，歷經艱難和曲折，在不同階段，改革的深度廣度時有調整，改革的重點難點不時翻新，改革的強度力度張弛不一。「改革有風險，但風險可控」，「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這是當下中國的主流聲音。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始終是媒體和理論界的話題，特別是十八大後，中共將如何推行政改，已被海內外重點關注並寄予厚望。正如全國政協常委、前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認為，改革不可廢，承諾不可棄。當下中共面臨兩個最基本課題：下決心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包括經濟體制的進一步改革，以及政治體制改革；如何進一步落實社會主義憲法政治，依憲依法執政治國。
「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是十八大報告主調。全文近三萬字的報告，被各方譽為是「大雜燴」。中共十三大報告起草人之一吳稼祥認為，總體上看，十八大報告主色調是平和的，沒有讓人覺得驚訝的東西。這個報告是擬任總書記習近平為組長起草的，由離任總書記胡錦濤在大會上宣讀，這就決定了這個報告的品格，即不能說前任總書記不能接受的東西，也不能說新任總書記不能接受的東西。要雙方都能夠接受，是兩任總書記對接的結果。「報告沒有說新任總書記不能接受的，比如重慶模式、打黑唱紅、反對西方普世價值、反對民主和自由化、反對三權分立，只是籠統提不走『邪路』，但也不能說離任總書記無法接受的東西，所以只能概括說不走『老路』，這個不走『老路』和不走『邪路』，是雙方妥協的結果。我認為這個報告的一個亮色就是沒有寫什麼。」
釋放政改的積極信號
不過，吳稼祥卻認為，這個報告有一大亮點。報告中有一章節很重要，顯得格外特別，不能忽略，即把政治體制改革作為單獨一個部分來寫，這是中央極其重要的信號、極其積極的信號。他說：「這一段話，雖然也四平八穩，不要看它寫了什麼，這不重要，單列一個章節寫政治體制改革，這很重要，表示開了綠色信號燈，車可以通過，過了綠燈，車往哪兒開，走什麼路，怎麼走，是你習近平的事了，開綠燈表示這條路可以走了，這很重要。十八大報告最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就在此。中共十三大以來，第一次出現將政治體制改革作為獨立部分闡述，不是以往那樣一兩句話帶過，而是整整一大章節，更是提前到第五部分，不是以往那樣拖在整個報告的最後，放在意識形態那一段內容裏一筆帶過。這是一大信號，需要雄才大略，這是不簡單的事，能這樣就是對中共十三大的映照。」
他強調說：「就是說政治體制改革可以名正言順推進了，而且地位極其重要，至於怎麼搞，那是新總書記上台後的事，這個報告出於平衡，不可能告訴你怎麼搞，所以只能寫一大堆廢話填充在此，就像一個稻草人放在那一樣，以後再把稻草人換成真人。」
「改革」是報告中最重要的關鍵詞之一，全文出現八十六次。相對於十四大一百二十四次，十五大九十三次，十六大八十八次，十七大一百零一次要少，但報告全文近三萬字，卻以近三千字篇幅，對「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作了闡述。那是報告的第五章，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第一節，支持和保證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第二節，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第三節，完善基層民主制度；第四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第五節，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第六節，建立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第七節，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
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陳寶生認為，要理直氣壯地談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還面臨很多挑戰，「這是躲不過的。你不闖關，不往前推是不行的。所以我希望十八大後能在這些方面做出新的部署」。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鄧聿文也認為，民主與開發是一個現代政黨的根本標誌，也是保障執政黨程序合法性的主要方面。一個政黨即使透過革命取得政權，在其執政後，若要得到人民長期認同，需要做到公開透明，讓黨員參與黨內事務重大決策。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執政合法性，並非經濟發展了，執政合法性就自然到來。
期望政改能中步前進
《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杜導正說，這次十八大是個標誌性的重要大會，因為有新班子亮相，它將會比較長期影響黨的方針大政。「我對新班子仍抱有高期望。但我更看重十八大後國家大政方針的走向。我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大踏步前進不可能，倒退更不可能，一定會小步前進，大家希望它中步前進。不過，我認為新的領導班子有整固問題，一兩年後，希望會有重大進步措施。如果十八大後，連小幅度的進步都沒有，那麼，不少人說對了，目前這個政局很難維持下去了。」
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認為，十八大報告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有三大亮點。其中，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在以往的一段時間裏可能重心更放在經濟體制改革，十八大報告旗幟鮮明地提出政治體制改革，這是非常重要的標誌。不僅明確了要改，還明確了改的原則，也就是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其次規劃了改革的路徑，不是只有號召，從哪裏做起、能做到什麼、怎麼做，報告都講得非常充分。比如加強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權和監督權；比如政治協商要制度化，特別是政治問題的協商；比如在基層民主的範圍途徑上實現突破，保證人民群眾享有更多的民主權利；比如推進司法制度改革，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凌駕於法律之上，避免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告訴了原則，還告訴了突破口和路徑。
《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周瑞金，二十一年前與友人以「皇甫平」筆名發表《改革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評論，引發一場思想交鋒，六年前發表《改革不可動搖》的評論，引發關於改革的新一輪激辯。他說，六年前，社會焦點是「是否繼續改革」，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推進改革」，改革決心已形成共識，如何推進，有待達成新共識。政改由政府推動，政改對象又是政府，所以難，阻力大。今天改革似乎又面臨一個類似於二十年前的改革向何處去的十字路口，市場化改革積累了一堆新矛盾、新問題，群體性事件頻發。要重視這些矛盾衝突，應透過社會管理創新，透過有步驟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社會體制改革，逐步解決這些問題，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加快城鎮化形成穩定合理的社會結構，以及政府擺脫全能主義、社會組織充分發育。中國全面改革的路徑，先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繼而以社會體制改革為重點，最後才以政治體制改革為重點，這是三步走的改革路線圖。
政治體制改革關乎改革發展的全局，是深化各項改革的制度基礎。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劉日說，報告中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各項具體部署，體現了近年來政治體制改革的成果。其中要求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制思維和法制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的表述，具有指導意義。
中共十八大搭建了政改的平台，不少人對新上任的習近平、李克強寄予熱望，卻也有不少人仍在觀望，十年前胡錦濤接任總書記時，人們也給予厚望，結果卻失望連連。不過，吳稼祥卻認為習近平有可能會力推政改。他說，習近平父親習仲勳，於二零零二年去世，國務院原副總理，中共十一屆、十二屆書記處書記，十二屆政治局委員，他是胡耀邦、趙紫陽的戰友，而且是靈魂伴侶，他們互相靈魂感應，互相欣賞的，尤其是從某種意義上說，習仲勳是「崇拜」趙紫陽、胡耀邦的，如果說胡耀邦有什麼問題，那習仲勳的問題要佔百分之六十，因為習仲勳是書記處書記主持工作的，為什麼當年要將胡耀邦拉下台時，習仲勳不同意？現在習近平要恢復父親的光榮，選擇習近平的人也是這麼想的。
吳稼祥說：「選擇習近平的就是曾慶紅（前國家副主席）。只有他能做這樣的事。中國共產黨要自救的話，現在他找到這幫人是最理想的人選了，不可能有比他更理想的人選了，換任何人都不行，習近平是唯一人選。所以曾慶紅是個偉人，確實了不起，他給共產黨注入了新鮮的道德血液。習近平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是有自己的概念的。為他服務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務副主任何毅亭，早年曾是我的部下，是十八大代表，當時有個政治改革領導小組，我是副組長，整理了一百萬字資料，拿出過五套文件，胡耀邦下台後，任務又交給了趙紫陽，才有鮑彤領導的那個小組。所以因歷史積澱的原因習近平並非不熟悉政改，現在為他服務的人，是曾經參加整個研討過程的人。為什麼溫家寶整天呼籲政改，當年我們的研討政改，主要由他負責。」
中共正在推動新一輪改革，必須先從源頭上增加動力和凝聚共識。十八大會場內外普遍認為，政治體制改革事關全局，需綜合兼顧、交互推進，但在一些民意高度關切而已具備現實條件的改革，如擴大黨內民主、削減副職官員人數、降低黨政領導幹部人大代表比例、提高行政透明、官員財產申報、政府全口徑預算決算公開等，可以率先實施。隨著十八大閉幕，如何進一步落實政治體制改革，而不是僅僅停留在是與非的爭論上，要應對社會大轉型大發展期的各類挑戰和矛盾，唯有推展政治體制改革，方可有效紓解當下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環境等領域諸多長期積累且日益尖銳化的問題。政治體制改革，當有「壯士斷腕」的勇氣與魄力。■
大會堂的掌聲涵意
有代表在會場為了數總書記報告時的掌聲而不敢喝水、不敢上廁所。
要讀懂中國，就在十八大現場。十一月八日上午，十八大開幕式上，總書記胡錦濤唸十八大報告，全文近三萬字，從頭唸到尾，估計至少三四小時。如此之長，以往從未有過。他站到講台，說只唸摘要。他唸了一個多小時，語句的輕重緩急是內心的表述。全場幾千人跟著總書記翻動紙頁，一片唰聲。主席台上稍有特別動靜，比如兩位高官挪側身子交頭接耳，二樓攝影記者席旋即噴出一陣閃光喀嚓聲。這都是電視直播中看不到的。每當胡錦濤認為需要台下鼓掌時，他就抬高而拉長音調，由頓挫而變成抑揚，台下代表就主動配合熱烈鼓掌。
黨代表陳葉翠說，聽報告總共鼓掌三十五次，久久不停，手都拍麻了。她是山東第一位直選產生的「小巷總理」，是濟南曆下區甸柳新村街道第一社區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陳葉翠說：「總書記把老百姓要說的話、想要辦的事，全都說出來了。會場裏，每次鼓掌我都標記在報告裏，手掌都拍麻了，發自內心的。」八十六歲的湖南代表熊清泉是第七次參加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在湖南團，他是參會次數最多而年齡最大的黨代表。他說：「有人問我十八大開得怎麼樣？我連說三個好。一是報告寫得好，二是報告讀得好，三是代表聽得好。我數了下，三十八次掌聲，這是破紀錄的啊。」同在一個場合，代表數掌聲竟然不一樣。
網民說：「關於鼓掌，大家都不鼓，就你一個在鼓，很傻；大家都在鼓，就你一個不鼓，很吊；大家都用力鼓，就你一個不用力，你想怎樣？」，「關於有代表數鼓掌、流熱淚等報道，其實是負面現象，說明代表履職本末倒置。這些代表也不容易，怕數錯而不敢喝水，更不敢上廁所。」（江迅）■
專訪：中國體制改革研究專家吳稼祥
政改已開綠燈關鍵是民主選舉 ．江迅
胡錦濤十八大報告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把政治體制改革單獨成章，這是十三大以來首次，表示政改已開了綠燈，可以往前走了，至於下一步怎麼走，就是習近平的事了。政改關鍵是民主選舉，但先搞黨內民主是偽命題。
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部研究員吳稼祥，是中共十三大報告起草人之一，他長期關注中共政治體制改革進程。十一月九日，中共十八大召開翌日，他在北京接受亞洲週刊訪問。他說，胡錦濤所作的十八大報告，主色調是平和的，沒讓你覺得驚訝的東西，似乎沒有什麼很重要的東西。不過，報告中有一個章節很重要，即把政治體制改革作為單獨一個部分來寫，自中共十三大以來，從未如此。這是極其重要的信號、極其積極的信號。不要看它寫了什麼，這不重要，單列一個章節寫政治體制改革，這很重要，表示開了綠燈，可以往前走了，下一步路怎麼走，是你習近平的事了，十八大報告最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就在此。以下是專訪內容：
你總體上怎麼評估胡錦濤所作的近三萬字的十八大報告？
黨的報告是一個大雜燴，其實每一次黨的報告都這樣。不管哪個政治局常委提出的意見，應該說都必須吸納。當然，強人時代就不一樣，比如鄧小平時代，別的常委提出的意見，他可以否決，其他人就沒有這權力。可以說，這樣的報告是高度談判的結果。每個人都想加入自己的東西，但每個人都不希望對方加一些完全否定自己的東西。十八大報告按應有程序，半年前就給所有的部級以上官員看了。
在大會上讀報告的是即將離任總書記的胡錦濤，而出任報告起草小組組長的是擬任總書記的習近平，為什麼有如此安排？
這就決定了這份報告的品格，即承前啟後。承接的是胡錦濤十年所做的，寫出來的是大家可以接受的；習近平未來要開啟的，也是上一屆領導人胡錦濤以及與胡思想一致的人不會反對的。起草小組組長是下一任總書記，這就確保報告不會出現下一屆領導人絕對不能接受的東西，你胡錦濤可以要求寫上你認為必須堅持的，但你不能堅持我習近平認為不能接受的東西。承前是可以的，但不能承前那個「唱紅打黑」和文革那一套，承前那個「五不搞」（吳邦國所提的五個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
胡錦濤報告中說，「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你怎麼理解？
不走邪路，就是不走西方道路。但僅僅用了四個字「改旗易幟」，習近平不允許把話講清楚，只能含糊寫，這就是雙方妥協的結果。至於說，如果把走邪路說得很具體，以後他們就會質問你，明明說這不能搞，你偏偏搞。你會說，不走邪路，我搞的算邪路嗎？什麼是邪路，這是定義問題。「唱紅打黑」是「老路」，在胡錦濤看來，「唱紅打黑」卻是正路，但在習近平看來是「老路」，這路不能走，於是雙方妥協了，我既不能走重慶的「老路」，你也不能走那條改旗易幟的西方「邪路」。十八大報告起草小組組長堅持的是不能搞重慶、文革的那一套，上屆報告起草小組老組長堅持的是，你不能搞西方普世價值那一套。
你強調的是這樣重要的報告，其實是各方觀點的妥協結果？
對。正是如此，我們不能對十八大報告有太多指望，重要的不是報告寫了什麼，關鍵的是這報告沒寫什麼。它沒有明確寫胡錦濤這些年來堅持的反對普世價值，沒有明確寫不搞西方議會政治、聯邦制，沒有明確寫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沒有明確寫國有制的主導地位，這就是積極信號，關鍵是什麼沒有寫，而不是寫了什麼。寫的那些是老的總書記幹的，沒有寫的是可能要限制下任總書記要幹的。
以往的黨代表大會的報告都是妥協的結果嗎？
毛澤東、鄧小平這樣的強人時代，就不用妥協，他們說了算。二零零一年十月成立十六大報告起草小組，胡錦濤任組長。當時提出精神文明決議時，每一次胡耀邦都將鄧力群加上的以共產主義核心的一大段刪除，鄧力群拿到徵求意見稿，又添加上去，胡耀邦又刪除，鄧力群再加上，先後五次。
你認為推動政改，關鍵是什麼內容？
政治體制改革實質就是民主制度化，就是民主化，離開了民主就沒有意義，談民主不談選舉沒有意義。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就是怎麼把民主選舉落實了，說其他的話，那是環顧左右而言他，就是在迴避問題。我說個小故事，第一次對你公開。那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宣布戒嚴）晚上，我從中南海到政治改革研究室見鮑彤，他說我一旦死了，這就是我的遺囑：我們現在感到後悔，動作太慢，不能按照我們（指他和趙紫陽）的想法，準備用五年時間，把民主直選村一級推到地市一級。這就是當年趙紫陽和鮑彤的設想，如果按照他們的設想，現在已經民主化了。所以你看溫家寶每次到地方講話，說的話都是當年趙紫陽的想法，他說人民可以管好一個村，就可以管好一個鄉，也能管好一個縣。為什麼這麼說，這就是說直選可以推到縣，可以推到地、市，這都是趙紫陽的想法，在溫家寶的心目中是很清楚的。兩邊的政改他都很清楚的，一個是我們這邊，一個是趙紫陽那邊的政改小組，報告要交給總書記，都經過溫家寶，他是中辦主任。
你認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民主選舉，是直選？
對。所謂政改，除此以外，沒有政改。現在談什麼行政機構改革、大部制、省直管縣，都沒有意義，那都是在一個艾滋病人身上治療潰瘍瘡疤。當然可以治療，也應該治療，但無法解決根本問題。政改在我看只有一個東西是有意義的，就是把人民直選從村一級逐漸往上推。政改內容就是把直選由下到上、從點到面、從少到多，逐步推行。
據你分析，這個十八大後能解決嗎？
我不思考十八大後可能不可能這麼做。只能這麼說，不這麼做，就亡黨，共產黨已經進入讀秒階段，改革是自救，不改就是自戧？你看這次政治局常委名單，你想再有一次換屆嗎？這一次都搞成什麼樣子了，差點發生內戰。我同意杜導正的說法，中共還有十年時間自救。這樣下去，不可能還有下一個十年，我們兒女不可能生活在那樣的環境中。明年他不改革，我都會成為革命派。這些年來，我一直在維穩，如今就看習近平怎麼幹了，給共產黨一個機會。中國不可能再這樣下去，拿人民血汗錢到處招降納叛，這是些小人，是宮廷太監，把中國搞成這樣。
你對十八大後的發展態勢還是有信心？
我沒這麼說，我只是說有了信號，今後會怎麼做，我不知道，它不這麼做，就自取滅亡。
中共多次提出黨內民主問題，你對黨內民主怎麼看？
民主從黨內民主開始，沒有意義，這是個偽命題，黨內民主從來都是個偽命題。研究台灣情況就知道了，台灣社會民主化後國民黨才開始民主化，如果說國民黨沒有社會民主化而先自己民主化，這個黨就崩潰了。
民主化是指制度化，任何人都不能改變，這叫民主化。聽別人意見，是民主作風，跟個人的品格有關。真要搞民主化，黨內要直選，所謂民主一定要直選，要投票，必須要有競選，候選人多於當選者。民主的三個精義，一是選票、二是競選、三是候選人多於當選者。不可能先有黨內民主，社會民主化之後才能有真正的黨內民主。民主和分權結合起來，權分到哪，民主跟到哪，所以說村級選舉搞不好的都是不想搞好。
說中國特殊，社會承受不了直選，這種觀點就像說孩子游泳，你把他們趕到海裏，不管了，死了好幾個，你說孩子不該游泳，全世界的孩子都在游泳，就中國的孩子不能游泳。這不是笑話嗎？■
吳稼祥小檔案
新權威主義首倡者之一，推動國有企業股份化改造。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基金會副理事長、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部研究員，1982年2月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1988年11月被中共中央辦公廳高級研究編輯職務評審委員會評為副研究員；1982年—1989年，曾就職於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領導過書記處辦公室政改研討小組，2000年3月赴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三年。主要著作有：《中南海日記》、《智慧算術——加減謀略論》、《頭對著牆——大國的民主化》、《果殼裏的帝國：洲級國家時代的中國戰略》等。
國民收入倍增里程碑背後 ．江迅
胡錦濤政治報告提到國民收入倍增，被譽具有里程碑意義。但即使達到目標，中國未必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須從就業質量、最低工資、社會保險、職業福利等方面入手，切實提升勞動者偏低報酬。
北京昌平區是有城有鄉的發展新區，區域收入差距主要表現在平原與山區。二零一一年，昌平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萬七千元人民幣（約四千三百美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僅僅一萬三千元，相差一倍多。這一差距，在中國大陸全範圍看，還算小的。
昌平中共區委書記侯君舒是中共十八大代表，他接受採訪時說，當前必須盡快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讓百姓能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這必然要求政府部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更注重民生投入。為提高收入，緩解收入差距，昌平已完成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農村集體經濟實力有望壯大，下一步要推動百合、草莓、蘋果等花果經濟和山區特色旅遊，增加農民收入；幫助農村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幫助他們就業。侯君舒認為，十八大提出的「國民收入倍增」目標，從昌平的發展看，完成目標沒有問題，焦點主要在解決收入差距。
「國民收入倍增」，是中共十八大上，總書記胡錦濤近三萬言報告的亮點，被譽為「具有里程碑意義」。胡錦濤說，在十六大、十七大確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基礎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在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二零一零年翻一番。「實現國內生產總值比二零一零年翻一番」是早已有的目標，「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如此量化指標，卻是首次提出，在十八大會場內外備受關注，引發社會議論，被視為中國版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收入倍增」指全體人民人均收入翻一番，難點在於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據北京統計局發布的二零一一年數據顯示，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萬二千九百零三元，扣除價格因素後實際增長百分之七點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一萬四千七百三十六元，實際增長百分之七點六。二零一二年前三季度，全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價格因素，同比增長百分之七點九，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百分之八點六。北京統計局副局長于秀琴接受採訪時說，近年，農村居民收入同比增速都高於城鎮居民，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開始出現縮小趨勢。
提高扶貧救助標準
在中國，對農民扶持的標誌性政策就是提高貧困救助標準，二零一一年當局決定將農民人均純收入二千三百元作為國家新的扶貧標準，這比零九年的一千一百九十六元，提高九成二，對應的扶貧對象規模，到二零一一年是一點三億人，佔農村戶籍人口總數的一成三，即中國大陸有十分之一人口在接受政府救助，其中農民佔了大比例，因此，解決農民問題是民生問題的重點。
日本曾展開為期十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那是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一九六七年，日本提前達到目標，國民實際收入增加一倍。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研究員張茉楠說，日本在實行收入倍增計劃前，經濟總量已相當可觀，但中國目前並沒達到這樣水準。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基礎。
中國學界普遍認為，屆時中國無論是經濟總量的翻番，還是居民人均收入的翻番，都不會有太大問題。十一月九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秘書長安赫爾?古里亞在發布《展望二零六零：長期增長的全球視野》報告時說，中國經濟已恢復穩定增長並保持較好勢頭，他預測二零一二年中國經濟增長在百分之七點五至七點七之間，二零一四年將達百分之八，今後五十年將保持穩定增長。經合組織總部設在法國巴黎，已有五十一年歷史。這份報告稱，中國最早可於二零一六年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到二零六零年，中國和印度的經濟總量，將超過經合組織目前擁有的美國、日本和多數歐元區所有成員國總和。
收入倍增的難點
不過，「國民收入倍增」的真正內涵是「人均增長」，收入倍增的難點在於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發展戰略處長高輝清認為，要實現居民收入倍增，除了中國經濟要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長外，收入分配改革措施要更多向提高百姓收入傾斜，要避免出現居民收入增長而差距不斷被拉大的局面，縮小收入差距的關鍵是加強法制建設，政府運作要透明，官員財產要透明，不斷改革令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更穩定，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收入分配改革是必須盡快突破的改革，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需要適當調整，當下，勞動報酬比例下降，應適當提升；居民收入比重偏低，國家分配格局需適當調整。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教授青連斌認為，要有效遏制當前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勢頭，逐步縮小過大的收入差距，必須「規範收入分配秩序，保護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青連斌說，縮小收入差距，須大力調整財政、稅收、社保三大宏觀政策，充分發揮對收入再分配的重大調節作用，「解決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所佔比重偏低的問題，必須採取一系列綜合措施，要從就業質量、最低工資、社會保險、職業福利等方面入手，切實扭轉勞動者報酬偏低?初次分配關係失衡的格局」。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博士馬光遠認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要有含金量，要考慮通脹因素，扣除價格因素。要真正實現國民收入倍增，需要產業結構、社會結構、分配結構大調整，這種調整本身的完成，在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中國社會轉型期的結束，進入現代社會的產業基礎、社會基礎和分配基礎已經完成。「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其內涵絕非簡單的居民收入提高所能涵蓋。十八大報告在提及國民收入倍增目標時，特別提到，國民收入的倍增，建立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在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即不同於以前國民經濟的發展目標，更不同於歷史上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中國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增長指標，而是「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平衡、穩定、協調發展的綜合計劃。
國際經驗表明，不少中等收入的經濟體，在經歷「快速起飛階段」後，由於無法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經濟增長回落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據亞洲開發銀行的一份研究顯示，目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八個國家中，十二個在拉美，三個在東南亞，它們處在中等收入水平有四五十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用了三四十年完成由低收入向高收入經濟體的過渡。中國到時即使完成翻番，中國經濟總量在二零二零年仍只是美國的八成，城鎮居民收入只是六千至八千美元，農民人均收入僅超過二千美元，中國仍處於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如到那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調整沒完成，則即使實現國民收入倍增，也未必可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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